爱华网●亚当-斯维汀/王丹青译
在埃莱娜.格里莫无数与众不同的特征中，其中有一个就是她非常乐于接受采访。记者们往往是绞尽脑汁才能从那些傲慢的乐队指挥口中套出些东西，或是鼓足勇气才敢和那些神经质的、守口如瓶的独奏者交谈，对他们来说，埃莱娜的这一特征简直和中彩票一样令人欣喜若狂。
“有时候我会听同事说，‘我已经把我的一切给了音乐，观众可能理解或者不理解，这都与我无关——一旦我做了，我就不想再去谈论它’。”格里莫说，“那种态度完全不对。你为什么要演奏呢？演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和别人分享。我觉得只有通过和人分享你才能出类拔萃，那可能也是我从来不单独录音的原因。我的音乐演奏中不能缺少旁人。对我来说，和别人谈论自己的演奏是一种拓展交流的方式，同时也无形中为我赢得了更多可以联系的人。”[星夜钢琴教育网]
她停下来喝了口药茶，接着说：“更重要的是，我一直很喜欢和人见面并交谈。我从来不会觉得‘天哪，怎么又有一个采访！’对我来说接受采访更像是一场偶遇，每次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很令人愉快。”
格里莫是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家旅馆的休息室里接受我的采访的，那时候已过午夜。按行程安排，她第二天晚上要在布鲁塞尔市举行一场独奏会，那是她这次短期欧洲巡演的一部分。大多数被访者选择在早餐和晚餐之间接受采访，但格里莫建议我们在她把自己关起来进行几个小时的练习之后见面。她来的时候打扮得很时髦，生气勃勃，非常清醒地走进屋里。你会不自觉地被她探照灯般的眼睛吸引，那双眼睛就像红外线光束扫描条码那样打量你，从你身上获取信息。我们滔滔不绝地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这期间她不停地提问，她提的问题至少和她回答的一样多。一直到她想起来她必须睡一会儿来迎接第二天上午一个长时间的电视专访，我们这才作罢。要不然她可能会一直谈到服务员开始把面包和橙汁放到桌上准备早餐的时候。
格里莫决定在布鲁塞尔的独奏会上弹两首她为DG公司录制的第一张CD专辑里的曲目：贝多芬的“暴风雨”和约翰.科里利亚诺(John Corigliano)的《固定音型狂想曲》(Fantasia on an Ostinato)，另外还有一首勃拉姆斯的《第三钢琴奏鸣曲》。但她解释说，她的练习没有固定程序，虽然她在录制CD之前只练习了三遍贝多芬和科里利亚诺，她这次在排演的时候也没花很多时间去深究演奏曲目的细节。
“我每次练习都不一样。很多练习是在乐器之外的。我想说大多数时候我只是在享受……那个词英语怎么说来着?对了，叫触觉快感，就是声音和触摸带给你的快乐感觉。其余的时间我则在分析，我分解一段音乐，慢慢地弹，重新审视每样东西，然后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有时候是新的，有时候是和以前一样的。但即使它们和以前一样，因为被重新选择过，它们也会因此而变得不同，这就是另外一种练习。今天晚上我只是沉浸在弹奏的快感中，没有分析，这可能对明天就要进行独奏演出的我来说并不是件好事，但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
格里莫是个思想缜密同时又拥有赌徒般直觉的人。她喜欢胸有成竹地去独奏，同时又期待着自己的演出能超越肉体与钢琴键盘和脚踏板的撞击，把她自己和观众带向某种超自然的境界。不管事先经过多少次排练，她总相信正式演出时最后的那点灵感在上帝手中，也正是那最后的灵感，给予演出令人着迷的魅力。
“通过事先练习，你增加了某种‘天赐灵感’降临的机会。”她说，“这很有意思，因为如果演出中间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我通常会觉得那不是我的责任。我是做别的事情的。但如果演出没有像我想像的那样进行，我就觉得我要负全部责任，所以这很难处理。但话说回来，如果现场音乐要生存，它听起来就应该像它是在你听到的那一刻刚被写出来一样。”
像爵士乐那样吗？
“是的。如果现场音乐没有新意，没有自发性，那谁会去听它呢？还不如回家去听CD呢。音乐里必须要有情感，那是演出的最终目标。而这，我认为，也正是音乐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广为传播的艺术形式的原因。你还必须乐于放弃你的控制，乐于冒险。当你全身心投入，不试图去保护自己，不去顾及自己的脸面，不试图去做人们通常做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内心更加活跃。理想的状态是你应该‘忘我’，要不然演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样，你的音乐就只能在博物馆里或在书架上被尘封。”
可能只有最具天赋的音乐天才才能把俄罗斯轮盘赌的元素融入到钢琴演奏中。然而格里莫的音乐天赋并没在她小时候显露出来，她后来成为职业钢琴演奏家也似乎不太合逻辑。她1970年出生于普罗旺斯的艾克斯(Aix-en-Provence)，父母身上有德国、科西嘉、摩洛哥和意大利血统，关于父母格里莫有些反常地只字不提。她从来没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她说，“我最早的朋友是书本，那比音乐要早很长时间。”她最初很迷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她喜欢冗长、抽象的关于“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论述，诺法利斯(Novalis)(弗利德里希.凡.哈登伯格的笔名，Friedrich bon Hardenberg)曾形容“普世主义”为“18世纪晚期文化和政治的融合”，诺法利斯自己本人则是个才华横溢但薄命的诗人和小说家，他在28岁的时候英年早逝。
“在我看来，普世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精华所在。”格里莫解释说，“它认为所有的学科，不管是科学、宗教、艺术、人文，还是法律，都植根于一种普遍性的直觉体验。普世主义还是一项探求万事万物之关联的运动。我觉得那非常现代。那是今天我们要想在不失掉人性的情况下求得进步的惟一希望所在。”
这个话题眼看着就要使这个外行陷入对哲学的沉思，但埃莱娜似乎着迷于对凡.哈登伯格“宁肯燃烧不愿凋谢”的人生的探讨，而她自己，这个上学时被认为有多动症的人，则是个天生的叛逆者。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法国姑娘深深爱上德国文学呢？
她耸耸肩说：“我的父母都是多面体，文学是他们的至爱。小时候我经常从父母房间里抢书看，今天的我和那些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书只是碰巧是一些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书籍。很多时候，你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并不会影响你和其他地方的人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她到8岁的时候才开始弹钢琴，这对任何一个胸怀独奏梦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晚的起点。但格里莫一旦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就不遗余力地付出。在12岁的时候她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分别在巴黎向雅克.鲁维耶(Jacques Rouvier)和马赛的皮埃尔.巴比耶(Pierre Barbizet)学习。1985年，她获得巴黎音乐学院钢琴比赛第一名，同年夏天，她在一个专门的拉赫玛尼诺夫录音项目中进行了首次录音。1986年，她不顾巴黎音乐学院“法西斯主义”的严厉批评，参加了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进入半决赛。1987年以前她一直在丹尼尔.巴伦伯伊姆担纲指挥的巴黎管弦乐团弹奏李斯特的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几年以后她就出现在郑明勋(Myung-Whun Chung)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LSO)和萨瓦利施领导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里，同时她还和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小提琴家吉东.克莱默和钢琴家玛尔塔.阿格里奇保持着密切联系。
她列举了一些自己景仰的钢琴家的名字：“比如格伦.古尔德、鲁道夫.塞尔金、吉列尔斯、里希特等等。很多不同的人。我从来没有奉谁为偶像，对我来说，他们不是像灯塔一样去照亮整个世界，而更像是符合自己个性特征的不同艺术个体。就像塞尔金，他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如此感人、如此清晰、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你怎么可能不为他所倾倒呢？”
格里莫是在华纳古典(Warner Classics)内部发生剧变以后和DG公司签约的。在那之前，她已经为华纳的Teldec和Erato录制了一系列核心曲目，包括勃拉姆斯、贝多芬、舒曼、拉威尔等，这些曲目为她赢得了目标清晰、不矫揉造作的好名声。如果不是环球古典与爵士公司(Universal Classics & Jazz)总裁克莱斯.罗伯茨(Chris Roberts)的适时干预，格里莫可能现在还在华纳。
“华纳关闭那两家古典音乐品牌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们想保留几个艺人，希望我留下。他们说我可以接着和以前的录制组一起录音，我觉得不错啊，我也很想留下。一个月以后，可能是2001年的4月份吧，我在纽约碰到了克莱斯.罗伯茨。那个时候可能华纳旗下的其他品牌也得到了消息，开始互相联系。克莱斯真是个不错的人，我觉得他热爱音乐，懂得很多，很有音乐修养而且见解深刻。他还很喜欢自己干的事情，乐于创新，是个思想很开明的人。我很喜欢他。”
罗伯茨显然更有吸引力，几个月过后，环球公司的新生活开始显得比华纳公司那种不确定的气氛迷人多了。格里莫决定跳槽。经过一番和华纳公司对其余几项合同的讨价还价，格里莫终于成功签约了。但她坚持要求加入一条：保证她有权利选择录制的作品。
“那可以被成为附录A或别的什么名称，我相信没有人会真的去遵循。”她吃吃地笑着，稍稍有点跑题了。“我那个时候只是想保证我的演出曲目将是切实可行的。在签合同之前我只是想确认他们知道我将要去哪儿，而且，我在未来的五到七年内演奏那些作品也是很通情达理的一件事。”
那将是些什么作品？
“是很多人认为我应该弹奏的作品，很多德国浪漫主义的曲子。比如我会弹更多的勃拉姆斯、舒曼、李斯特，会弹贝多芬、莫扎特的协奏曲，还有一些雅纳切克的小协奏曲(Concertino)和室内音乐。都是些主题独奏的CD和类似的东西。这些就是我想尝试的东西。”
但她也计划录制一些当代曲目，比如她的新CD《信经》(Credo)就在一定程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