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不难理解。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简单来说，就是时间紧，任务繁多，这就必然会造成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问题；利益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普遍化、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比较充分地释放出来；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尚不够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于是，社会能量的释放有时容易演化成某种负面的力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普遍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某种放大、膨胀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矛盾问题无疑会迅速积累和扩张。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阶段“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呈现以下趋向，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一，社会矛盾问题呈现出一种“并发症”的状态。别的国家和地区同等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在中国几乎一应俱全，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不少别的国家和地区同等发展阶段所不曾有或不多见的矛盾问题，如强行征地拆迁问题、“农民工”问题、买断工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等等。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波及面十分广泛。这些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叠加，从而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某个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其三，特别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虽说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种类全、数量大，但这些社会矛盾问题各自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度及影响面是不一样的。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比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其四，劳资纠纷和矛盾的迅速上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农业人口比重迅速降低，被劳动关系覆盖的人口在迅速增多，于是，劳动关系所影响的社会面也越来越大。同时由于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劳动关系双方在解决相互间矛盾时，往往是无章可循，“强资本弱劳工”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就必然地会引发种种劳动纠纷和矛盾。从1997—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社会矛盾问题如若解决得不好，则会对中国发展的全局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社会的矛盾问题越多，社会就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严重者，甚至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倾覆的可能性，从而使发展失去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就会发现，凡是基尼系数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情状。其二，使发展进程变形走样。社会矛盾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化解，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必然会产生大量隔阂和不信任的因素，进而影响到社会共识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形下，各种目标迥异的行为取向不可避免地会曲解误读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愈演愈烈，民生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势必会使为数众多的贫困者和少数富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难以形成共识，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陷入某种“夹生饭”的状态。
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问题。就此而言，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提及的那样，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