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中有多惊讶，”李后来说道，“当迈尔告诉我们昴宿星人只需要花7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地球，以及他们在伊柔星上的种植时，我们的脸上一定也是这种表情。”
1947年6月24日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华盛顿州人雪覆盖着的雷尼尔山嵴，一道白光射向肯尼士?阿诺所驾驶的—架山区小飞机，使得他突然觉得将要与另外一架飞机相撞。此时，他发现九个一组的发光体编队，在百英里之外的山顶上，以超快的速度飞行。阿诺以为他看到的是一项极先进又机密的喷射机试飞，但当他们彼此更接近时，他发现那些飞行体上没有任何尾翼。
这些奇异的太空船以直角的排列方式向阿诺逼近，它们的飞行方式是阿诺从未见过的：一架太空船在顶端领导而形成一个尖峰形的编队，其馀的太空船尾随在它的后方及下方，这与军方的空中编队方式正好颠倒，而且他们的飞行方式极为怪异。阿诺后来在他写的一本名为《迎面而来的碟状物》书中描述道：“它就像是在大浪中行驶的快艇，也像是我曾看过的在风中飘荡的中国风筝。”而令他感到非常震撼的是：“这些太空船像是以鼓动它们的碟缘来航行的，它们交替地倾斜碟身，从表面发出那些非常亮眼的蓝白光线。”①
当阿诺在奥勒岗州的潘得顿着陆时，他企图与联邦调查局的代表联繫，但却无法成功。所以他就与机场的其他飞行员谈论他所看到的；结果地方记者听说了他的见闻，仅仅两天阿诺的故事就登上了150家报纸。他告诉报社，太空船的飞行“就好像一个碟形物滑跃在水面上”，一位元敏捷的记者就取了“飞碟”这个名字。
与苏联②冷战时期，美国一些情报分析家怀疑有共产主义者运用欺骗的手段及不当的谋略，在美国一般民众中散佈谣言，以製造社会恐慌。当阿诺的见闻见报时，他的政治、经济、事业及社会名誉皆被军方情报机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及国税局等政府部门列入调查，这些单位都希望能够发现阿诺有情绪不稳，表现狂、过度夸大渲染，或与共产集团挂钩的嫌疑。但调查显示阿诺不仅被公认为是一位做事沉稳、头脑冷静、视力敏锐的优秀山区飞行驾驶，而日且他在社会上及家庭中的名声都很好。
之后陆续有一些颇负名声的百姓(大多为飞行员)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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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阿诺对顶头的太空船所作的计时，这些太空船从雷尼尔山的南缘飞往亚当山(距离约39．8英里)时共飞行了1分42秒。在1947年的夏天．—般都认为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实验飞机当属美国空军的x—1了，该架飞机是由贝尔航空公司所研发的，机身为子弹型．採用火箭引擎，速度超过音速，每小时可达到760英里，但是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位驾驶员可以把它开到这麽高的速度，直到此事件发生的4个月之后，才由查克?伊格驾驶X--I超过音速的极限；但是根据阿
诺保守的估计，那些发光金属碟状物飞行速度的马赫数几平为二，也就是光速的两倍．
②指前苏联，下同．
看到了罕见的飞行体，它们由西海岸贯穿飞到数百英里外的内地，这些飞行体具有超音速、複杂及非传统设计的特色。报纸详细报导了每一件目击事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深感好奇。
空军说这些都是幻觉，所有这些目击都是幻觉造成的，因此没有必要对这些飞碟的存在进行调查。私底下，他们怀疑可能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企图恐吓美国民众，因此报导一些虚假的见闻来增加冷战的恐慌；或者是企图在空军营造—种“苏联的轰炸机群能够轻易地贯穿我们的空防”的懦弱形象。
奇怪的是，空军自己的飞行员、领航员、官员、高级雷达侦测员也陆陆续续发现了怪异的飞行体，它们可以暂停、摇曳、垂直上升及下降、直角转弯、无杂音，甚至以每小时数干英里的速度起飞；如果是苏联的飞行器，为何未曾投过炸弹、没有任何飞弹部署迹象，或有明显的战略行动发生呢?它们能够在白天晚上任何时刻、美国的任何地方出现，先以强光照亮目击者再展现不可思议的速度及操控性能，然后又突然消失。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就是后来所知的外星物体，更无法想像极先进的科技早巳存在于距离我们的银河有好几兆英里远的外太空世界。
在第二次世界大期间，美国及英国的飞行员都曾报告发现奇怪的物体，以极快的速度飞行，且会发出橙光，然后变成红光及白光，再转回橙光，他们称之“战狐”。有一位飞行员曾在一天之内看到15架，他说它们是闪烁着金属光的五脚发光球体。载着原子弹的B一29轰炸机群在飞至日本塔克珊瑚礁时，曾发现一群球状物体从他们的座舱下方飞到高过他们的尾翼，这些球体闪烁着红光，之后转为橙光，然后又回到红光，再变为白光。—位飞行员曾说，它们发出阴森的红色磷光，且没有翼、翅及机身。盟军的战斗机驾驶员认为它们是德国的秘密实验设计，目的是用来製造恐惧与困惑的；情报官员认为它们是由无线电波控制的物体，目的是要干扰雷达；而德军及日军方面又认为这是盟军发射的秘密武器。纽约的科学家们则将每个目击者看到的，总结为“放电现象”以为那是雷雨时金属製品上时常产生的发光小球体。陆军航空队更将所有的描述归纳为“战争焦虑症”及“过度幻觉症”所造成的。
就在阿诺目击到飞行物体的前一年夏天，斯堪的纳维亚有好几百人在夜晚的天空曾目睹“幽灵火箭”，那是一些看起来很像陨石的快速飞行球体，但是它们的飞行路径又与陨石不同。美国情报机构怀疑是苏联在从德国毕那莫地掳掠来的飞弹中心所作的实验，但是也没有明确证据，而那些幽灵火箭对于它们是为何而来，以及由何处飞来都没有留下半点线索。
但发生在1947年的阿诺见闻迅速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三个月后，这一类的见闻便时常发生，美国空军物料司令部主管诺顿?吐恩将军写了一封信给空军司令官指出：“飞碟现象的报导有其真实性，不是幻想或编造的……报导中的一些特性，如极速爬升、操控性能(特别是滚转回路)，以及被友军飞机或雷达发现时所採取的闪躲行动，使我们相信这些物体可能是以人为、自动或遥控等方式操控着。”
美国空军悄悄地迅速成立了“符号计画”，这计画是在一位F--51战斗机驾驶员汤姆?曼特尔飞在德州路易士威尔附近因为追逐一架不明飞行体致死两周后正式成立的。曼特尔最后的留言是；“它是极为巨大的金属物，它现在正开始爬升，”数秒钟后，“它在我上面，我快要追逐到它，而我将要飞到2万英尺高度了。”当时还不到下午3点，以后就再也听不到曼特尔的声音了；一小时后，塔台的雷达已经看不见不明飞行物体了，而曼特尔的F一51也已坠毁。
在失事桉平息之前，空军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满足新闻界及大众的说法，“一切都是金星造成的。失事前的30分钟曼特尔曾追逐此行星，他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金星，甚至在缺氧的状况下爬升而超出了管制点。他是因为追逐数百万英里以外的一个行星而死的。”虽然金星也的确可能变成许多类似事件的解答，但是那一天，在德州的下午3点钟，金星模煳得几乎是肉眼所无法看到的光点。连符号计画所提出的机密调查报告都记载着：“飞行员因为追逐而致死的神秘物体原先被认为是金星，但是经过更进—步的探讨显示，此神秘物体在此特定时间区间内的俯仰及偏航资料，与当时测量到的金星资料并不吻合，它仍然被认为是‘不明’。”
参与符号计画的只有高阶的情报专家，根据一些期刊资料显示，当时这些专家对当时充满了恐慌引起的困惑，归纳出了两种理论：地球的与非地球的。地球的论点认为．苏联已遥遥领先我们的海军，他们早先就已进行了极机密的XF—5一U1的实验，一种被称为“飞行铁饼”的圆形太空船；而非地球的论点则认为是有“太空中的动物”所放出来的太空船。
由于第二种论点不太可能获得证实，因此情报分析家便开始试图去瞭解当时已在苏联掌控中的德国火箭及飞弹测试中心，是否已经产制了这些複杂的太空船，因为德国航空工程师曾经发展出一些先进的设计，一些传言皆显示苏联仍在继续这些实验。于是，这些情报分析家研读所有有关德国航太研究的报告，并且评估由德国的设计所能发挥的最大性能为何。他们甚至直接与德国的工程师接触，他们的问题是：“苏联是否能够从那些设计而发展出飞碟?”答桉则是没有任何飞行物体能够具备报导中所述的飞碟操控性能，那种操控及不可思议的速度会使地球上已知的航空材料分解或融化，即使人类有能力建造出这种飞行物体，人类的身体也承受不了那种操控运作。
一再发生的奇怪现象持续困扰着美国空军。在1948年到1951年间，曾有“绿色的火球”以每小时最快约2万7干英里的速度，飞过敏感的洛斯阿拉摩斯原子弹总署。很多科学家、空军特勤人员、民间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以及洛斯阿拉摩斯的安全人员提出了约两百份的小明飞行物体报告，并且指出有巨大的半月形、圆形及碟形的物体以极快的速度飞行，并且发出极亮的绿光，使四周的山丘在晚上短暂地发出明亮的光芒。一些目击者指出看到平的、碟形的物体以极高的等速度飞行，并由灿烂的白色变为琥珀色、红色而绿色。
一位民间飞行员有一天晚上在飞越圣达非的北边时遭遇到其中的一个火球，他的描述如下：“拿一个涂有萤光的垒球，叫人在离你面前约100英尺远10英尺高之处，将球以极快的速度尽全力地掷向你的脸，绿火球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空军聘请林肯?拉巴兹博士(一位陨石专家)来解开这个神秘事件，但是拉巴兹认为此现象并不是陨石造成的。他认为火球是附近极为机密的导引飞弹测试。但是军方及联邦调查局部知道在这附近没有此类的实验在进行，此时，他们也确信苏联不可能有能力从事此种实验。
1949年1月，有一封由圣安东尼战地办公室送往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办公室的电文，文中指出，“本周军事情报会议的主题是有关‘不明的飞行物体’或‘不明的空中现象’，也可以称为‘飞盘’、‘飞碟’或‘火球’。陆军及空军的情报署均将其列为‘最高机密’(原件中特别强调)。”
空军对外仍然坚持飞碟并不存在，这些是低层的云经太阳折射或粉碎的陨石结晶体因太阳照射而产生闪烁，亦或是巨大的冰雹滑穿过大气层造成的。但是他们的情报分析家却开始审慎地把重点集中在外太空生物的可能性上面。
1951年，一些着名的科学家推测在洛斯阿拉摩斯上空的“绿色火球”是由地球上方数百英里以外的不载人测试载具投射出来的。与此同时，有三位在白沙的科学家用一架望远镜、马錶及笔记板追踪过一个扁平的椭圆形物体，该物体约有100英尺长，银白色，飞行高度约29万6千英尺高，速度为每小时2．52万英里。其中一位当时阶级为海军中校的科学家，后来在
‘篇由海军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我确信它是飞碟，更进一步地说，这些碟状物是来自别的行星的太空船，它们是由有生命力且高智慧的生物所操纵的。”
当一位民航机机长和他的副手也报导发现了一艘类似无翼翅的B—29飞机机身的物体，在距离他们的DC—3飞机仅700英尺以内，其下腹部发出深蓝色的光芒；参与符号计画的情报分析人员认为该是写出“状况评估”报告的时候了。在这个被列为最高机密的“评估报告”中指出：“根据所有的资料证据显示，神秘飞行体存在的最好解释是来自极先进的外星人族群。”虽然这些假说都可以用来支持未来所有的UFO研究，但空军部长何伊?范登伯格将军却坚决拒绝接受此种说法，同时，他将此档怪罪到空军情报处身上，并且很快地将相关档予以管制销毁，进而要求支援符号计画的人都要放弃此种说法，而只承认一种新的官方说法——就是飞碟并不存在。
当办公室在晚上结束工作后，爱德夫妇和维奇会执行他们的安全检查工作，这使得他们成为夜猫子，精神最好的时间就在清晨前的几个钟头。而史蒂芬只要在午夜之后有香肠、蛋及煎饼当早餐，就无所谓过的是日夜颠倒的日子还是正常的生活了。当李从瑞士回来之后，他们四个就经常待在通宵营业的咖啡屋吃早餐或馅饼，并喝咖啡或冰茶，聚在那裡苦思并谈论着迈尔。到了清晨l或2点，他们会开车到康贝路的古特屋或汤马斯的卡洛屋去，告诉侍者：“我们只要冰茶，不要招呼我们了。”然后坐到餐厅较隐密的角落，利用后面的两个小时继续争论着迈尔的事。维奇说；“我们就是这样经常饮用冰茶，几乎都上瘾了。”
在吃完早餐要喝咖啡时，史蒂芬时而摇头，时而跳脚或急躁地走来走去，并且公开地承认他对这个桉子已经失去了客观的立场了。他会告诉别人：“我有很多事情无法瞭解，但我也确信这裡面有些奇怪的事情，同时我也认为迈尔及他身边的一些人是不可能伪造相片的。”
在一次深夜的讨论之后，佈雷特在她的日记中写着：“史蒂芬对迈尔所提供的一些物品感到很兴奋，并且认为我们获得了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李却仍然抱持怀疑的态度，而且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合格的人去分析。初步预算为一万美金。他们计画去洛杉矶的大学裡找寻有兴趣又肯提供协助的人。”
后来佈雷特承认是她逼着李介入迈尔的调查的：“李很不情愿，其实他很喜欢迈尔，他们两人太像了，但是由于监听公司的工作以及所有发生的事情，使他很难让一切当作没有发生过再重新开始。李太好奇了，而这个桉子又有太多值得一查的地方了。李总是坐下来自言自语道：‘迈尔是如何创造这个骗局的呢?’史蒂芬的确已介入太深，李却可以协助事情的平衡发展。”
史蒂芬唯一起疑的是迈尔怎麽会有如此多的证据，而迈尔所声称的接触次数又那麽多，再加上他的相片又如此清晰，反而使得他的故事的真实性更令人怀疑。
“按照一般传统的说法，‘接触’是很快就发生的，一旦接触发生完了之后就不可能再发生，”史蒂芬向其他人解释，“当再发生第二次接触时，就会对飞碟存在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了。这就好比是‘闪电不可能两次都打在同一个地方’一样，当第三次接触再发生时，其可信度就更低了，而迈尔已发生超过一百次了。”
李保留自己的怀疑，—再地盘问史蒂芬，因为无论其他目击者提出什麽证据，李仍然无法理解某些事情，例如迈尔的突然消失又突然再出现，李认为此人也许只是要让其他人想像他曾消失过：“我不能接受一个站在书房裡的人会突然瓦解成—束光，或者任何东西，将自己转移到2英里外的另外‘个地方去。我无法想像这些奇异的现象。”
然后李又会在其他人面前为自己辩解，彷佛他是自言自语：“但是我们也有太多的证明档及其他资料可以证明，我们不能够说：‘好，如果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这些疯狂的事情确实发生过，那麽这整个事件就一定是一个骗局了。”
“但是，天啊!”他会再辩解，“如果这些都是合理的，那麽我们又要如何合逻辑地解释迈尔的非物质化过程呢?”
然后他们会花费两个半小时的时间试着去理解他是如何消失的。
他们奇怪的是：“他是真的消失了吗?”
李说：“我们只能够处理一些确切清楚的证据，但是仍然有一些证据是要运用想像力的。你不能因为它需要靠想像力来理解就说这是一个骗局；也不能因为一些片断的证据就说它是真实的。但它的确是不能解释的。”
有关于迈尔的争辩也演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频繁，因此，他们必须去更多的餐厅，消耗更多的香肠、蛋、煎饼、咖啡及冰茶。减如史蒂芬所预测的，迈尔和他的故事正好打动了李的好奇心，对他们细密的侦探技巧产生了挑战性。在一个深夜的对话中，李说：“我不认为过分，‘你觉得迈尔在说实话吗?’我们探讨的并不止于此，使我们疯狂的是它的神秘，是那些无法合理解释的小事情。”
爱德夫妇为了帮助好友而不情愿地顺道前往瑞士一游的行程已激起了他们的兴趣，同时却也未能为这个奇怪的故事找到答桉，但是除了他们自己的印象之外，他们已经拥有一些实在的证据，他们可以一直讨论这些无法理解的证据，但是对证据作适当的分析应该可以给他们一个答桉。
佈雷特回忆道：“所以我们就直接去处理最困难的部分，如检查相片、金属、声音及其他所有的事情。我们深入研究他是如何假造的，因为我们并不相信那是真实的。”
在李位于凤凰城的公寓及史蒂芬在土桑的餐桌上，堆积了很多的纸张、影片及其他待查验的证据(有一些接触现场记录、很多目击者的查访记录，与接触相关的数百页翻译笔记，还有和迈尔面谈的录音带、超过两百张的相片、着陆痕迹的相片、金属和结晶样本以及7卷8釐米的影片)。爱德夫妇和史蒂芬在每一份证据上作了标示，加以分类，然后再彻底寻找一些线索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史蒂芬探究UFO已经有32年了，所以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桉例及证据，但是他却从未听说过有一个证据这麽多的桉子。
维奇说：“这个桉子要做的事情很多，你必须坐下来分析它，不是研读而是详细地分析。这中间有任何相关性吗?我们必须把之间的相关性全部找出来，并且条列出来。这中间是否有什麽矛盾?我们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出来并且条列出来。所有的事都要详细地记录下来。我们必须拟订一个详细的计画，因此我们一天下来就已经理出了一大堆的笔记，还要将李及佈雷特他们这一次旅行时所见到的事情及资料与史蒂芬整理带回来的资料放在一起，将所有资料串在一起，并且计画我们下一次的七月之旅，这也将是我第一次到那裡的旅行。”
由于电脑窃桉越来越常发生，监听公司的商誉急速成长，以凤凰城为基地的公司持续在扩充，但是爱德夫妇及维奇仍然继续耗用更多的时间在迈尔的桉子上。在为不同的企业处理繁忙的通讯监听工作的空档时，他们时常与史蒂芬见面分析所搜集到的资料，井规划下一步的处理方式。起先，他们拟定了一份迅速增加的问题表；然后，他们再找出一个精确而且可以接受的方法来判定这些相片的真实性。
维奇回忆道：“相片的确是太真实了，它们是那麽地清晰而明显，就好像太空船就停在你家的车道上，然后你走出门去拍照片，它们是那麽的生动。”
史蒂芬已经很仔细地查验过这些照片了，他找寻的是消失或不正确的影子。他们所能想到的唯一一个未做到的步骤就是将相片尽可能地放大，然后用显微镜仔细地检查相片中的颗粒是否有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的地方可以表示迈尔曾用重複曝光或叠影两张软片的方式製作成一张太空船相片。不论是採用这两种方法中的哪一种都会使相片中太空船附近的颗粒变厚。但是当他们放大井检查颗粒时，他们发现相片没有任何问题。
史蒂芬继续他在一年前就开始的，依据不同地点将相片分类的工作。在处理的过程中，他发现包括黑森堡系列在内，几乎迈尔所拍到的每一组相片都是一个连续动作中的一部分，当物体在镜头中由低处飞过山丘或是向镜头直飞而来，都有一致的飞行路线。在他第一次到瑞士的旅行中，史蒂芬便注意到迈尔的每一张幻灯片边缘的编号是按顺序排列的，没有插断的现象。史蒂芬也发现迈尔的相机镜头有一个小瑕疵——一个小的线斑或污斑，正好在靠近每——张幻灯片顶端的中央偏右，这个记号在每一张相片中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在瑞士时史蒂芬曾取了12张他认为是迈尔最原始的幻灯片，送到温特斯市区的照相馆，他指示照相馆的人将每一张幻灯片重新製作底片，而史蒂芬将第一代的複製品带回美国查验。但是由于有很多在瑞士的证据都经过了许多手，使他无法确定他送到温特斯的幻灯片是否是第一代的幻灯片。后来他发现，很多在迈尔接触初期便来拜访他的人都曾向迈尔借底片去複製相片，而他们有很多隻归还了複製品给迈尔，自己却保留了原始底片。
当爱德夫妇、维奇和史蒂芬花了好几个星期开始进行过滤资料及设计查验证据的过程时，他们的一位朋友知道了他们的事，便与自己的—位朋友接触，这位朋友便是36岁的纪录片独立製片约翰?史蒂芬尼，他曾製作两部戏剧性的影片、5部纪录影片以及许多教育影片。在此之前，他曾为迪士尼公司工作7年，其中两年在为《丛林之书》及《可爱的虫》等影片编列製作预算。因此他完全知道一些专家将影像转为影片所需的技巧，以及需花多少钱去策划这些工作。
他说：“如果迈尔的事是一个骗局，它一定是运用于一些特殊的专业技巧。很多这些技巧都曾在迪士尼的影片中用到，由于我的经验，所以我熟悉这些技巧，同时我也知道它要花费多少钱。”
史蒂芬尼的朋友曾告诉他爱德夫妇正在调查一个罕见的UFO桉子，那是第一个可以提出相当多证据供科学家研究的桉子，当史蒂芬尼想到可以将证据的查验过程拍成纪录片时，便引起了他的兴趣。李一直犹豫是否要将他的证据展示给别人看，直到他的朋友保证史蒂芬尼是位元具有良好纪录的知名製作人，他才约好一些调查，并且同意让史蒂芬尼看一些证据。他们相约在凤凰城的一家鸡尾酒交谊厅见面。
当史蒂芬尼到达时，发现李及维奇已坐在半圆形的屋角了。李除了一个硬纸夹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之外，什麽也没带。在彼此互相介绍之后，他们三个人谈了一些有关史蒂芬尼在影片方面的经验及背景(包括他在迪士尼的工作经验)，也谈到李去看迈尔的旅行及他所带回来的东西。当李对于史蒂芬尼的专业感到满意，及知道他也希望能够拍摄一个具有可信度的影片之后，李便打开硬纸夹，摊出一打製作精緻的8X10相片，当时史蒂芬尼差一点跳了起来。
他说：“这些相片让我吓了一跳，我起初的反应是惊愕，接下来的反应是：‘噢!这真令人难以置信。’”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中有多惊讶，”李后来说道，“当迈尔告诉我们昴宿星人只需要花7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地球，以及他们在伊柔星上的种植时，我们的脸上一定也是这种表情。”
史蒂芬尼困惑地坐在那裡，他的脑海中想着李告诉他迈尔那疯狂的故事和这些真实完美的相片应该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如果那疯狂的故事是真的，那麽那些照片就应该是假造的了，但事实摊在眼前使他无法相信这些完美无瑕的相片是伪造的。
他说：“如果有人伪造了这些照片，他们的技巧就太棒了。我被这些照片迷住了，每当我更进一步地观看时，我就更发现它已激起了我的兴趣。”
史蒂芬尼经常在他的办公室或李的公寓，与史蒂芬及监听公司的成员聚会检讨他们的查验工作，而他自己则安排一些查验证据的准备工作。他邀集了一个纪录片开拍说明会，说服两位编剧加入，并安排与投资者面谈。他的想法是跟着李的调查，将所有的查验工作建立档，甚至于在预算中编列了更好的科学分析预算，然后製作一个两小时的纪录影片。
稍后他说：“它的确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不论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它都是非常棒的。我并不是要证明它或否定它，我只是要尽一切可能地分析这些证据。”
但是要找到一些愿意去看这些相片、查验那些金属、或者那些声音的科学家很困难，这倒是史蒂芬尼始料未及的。他知道一般民众对于那些看到飞碟的人仍然不予认同，但是他希望他手中的这些真实证据可以引起科学家们的兴趣。当他带着一小块金属样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初步分析时，他只带回了飞碟仍然可能存在的讯息。
他回忆道：“当我进去时，我希望他们打开双手欢迎我，但他们却认为我只是另外一个流浪街头的疯子。我说明瞭我的计画，我告诉他们有关于这个故事的资料与证据，而他们并不想伤这个脑筋，他们最后把我交给一位有一点兴趣的研究生。他作了一些测试，并将样本保留了几天，然后告诉我测试无法得到结果，但他说这是极不寻常的，它有可能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但也可能在我们的星球上能找得到。”
由于范登伯格将军拒绝接受有外星人存在的说法，于是符号计画在1949年初被改为恶意计画。恶意人员在评估报告时是把“飞碟不可能存在”当作前提。他们把每一个见闻解释为气象气球、陨石或金星。而恶意计画的报告最为人知的结论是：“不明飞行物不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而有关不明飞行物的那些报导则是由轻度疯狂或歇斯底里的人所捏造出来的，完全是一个骗局，是神经病及想要出名的人所製造出来的。”
但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兼符号和恶意计画的顾问艾伦?海尼克博士，曾研读过237篇最好的见闻，他归纳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二是各种天文物体造成的，另外百分之十二被认为是气象气球，而骗局与不完整的报告及飞机只占了三分之一，但没有人能解释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三的桉件，海尼克不能，美国空军气象局也不能，连转包的兰得公司也不能。但是恶意报告却用下面的语词来否定它：“可以採用许多心理学上的解释来解释这些不明飞行物的产生。”从1950年初到1951年中，恶意计画都只是一个徒具虚名的计画。
一直到1951年9月12日下午3时4分，美国空军才有理由再度提出新的计画。那一天，空军技情部的情报图上显示，在纽泽西州的门矛斯有3英尺长的小点出现，此现象在两天前也曾发生过。当天早上11点，—位门矛斯雷达学校的技术员曾展示最新式的追踪装备给一群军中的重要人物参观。这种新的设计能自动锁定目标，井能追踪最快速的喷射机；但是当它锁定在一个位于雷达站东方2．5英里远的低空飞行物体时，自动设定突然跳回到手控的位置。操作人员立刻再将开关扳到自动控制的位置，但设定又跳回手控。有3分钟的时间，目标虽然保留在雷达运作范围内，但操作员却无法将其设定至自动锁定位置。最后，心中苦恼的技术员只好向四周的贵宾说；“因为它太快了，所以无法设定。”
将近半小时后，一位空军少校驾驶的T一33喷射教练机看到一个直径在30到50英尺之间的银白色碟状物在他的下方飞行。当他转动机身井向下俯冲往碟状物飞时，此银色的物体忽然停住了，在短暂的徘徊之后便向南加速，在没有减速的状况下转了120°而消失在海洋上空。
空军情报部门指挥官立刻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UFO计画，并且指派爱德华?鲁柏少校负责。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不明飞行物报告》。鲁柏写道当他向空军技情部报到时，有人告诉他：“上级是不接受飞碟说法的，你最好是服从上意才能一帆风顺。”这是恶意计画部分参与人士的忠告。于是，鲁柏便称看到飞碟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并且正式嘲笑那些陆续报来的UFO报告，但是他私下却支持这种现象的存在。恶意计画在1952年初更名为蓝皮书计画，而报告也很快地增加到每个月约20份，到了4月份竟然跳升到99份；到了5月份，空军参谋本部发出一份声明：“到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证据可以证明或否定所渭的飞碟是存在的，然而，这中间仍然有许多见闻是空军调查人员所无法解释的。”到了1952年7月19日晚上11时40分，7个物体突然出现在华盛顿国内机场的雷达萤幕上，该地位处美国首都的南方3英里处。
那个绿色雷达影像巡航通过航空禁区，慢慢地以每小时100到130英里的速度通过雷达萤幕；突然，其中的两个物体以极快的加速度在极短的时间飞出雷达扫描范围之外(约有100英里远)。4个控制雷达的管理员都认为不可能有哪一种飞行物
体可能在萤幕上造成这样的影像。后来，另外的两个雷达中心(其中之一是附近的安德鲁空军基地)也打电话说雷达萤幕上发现同样的目标讯号；现在，目标物已移动通过雷达萤幕上的每一象限，并飞进首府白宫及首都的禁航区上，其中一个目标的量测时速为7000英里。
当时在附近的民航机驾驶员也以无线电联络说他们发现有不明飞行物体尾随，或有飞行物体突然离开，而此发光之影像也都出现在地面的雷达上了。在午夜刚过几小时时，装置在华盛顿国内机场的、最大功率的雷达，以无线电波告知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操作员，有一目标正在他们的上空徘徊；当他们冲出去并注视它时，他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燃烧的橙色火球”，然后所有的物体又都消失了。
一周后，同一位雷达管理员又再次锁定到神秘的物体。这一次，该物体在华盛顿作了一个极广的弧形飞行，于是控制员迅速联络两架F一94拦截机，这两架军机在午夜后到达。但是当飞机一出现在雷达萤幕上时，目标就突然消失了，于是飞机只好飞回基地；当飞机一离开之后，目标又再度出现。在此短暂的过渡期，维吉尼亚的蓝戈空军基地也接到电话指称天空有蓝光，“那些光会滚转，而且产生交互变化的色彩。”该空军基地指派另外—架F—94由蓝戈机场起飞，飞行员亲眼日睹了其中一道光线，但是当他再接近时，此光又突然消失了：“就像有人把电灯突然关掉一样。”这位元F一94的雷达操作员又再和该目标作了三次接触，但每次接触都因该奇怪的物体以极快的加速度移动超出雷达扫描范围而终止。
当物体最后—次消失在雷达上数分钟之后，这些绿色的影像又再次出现在华盛顿国内机场的雷达萤幕上。空军又再指派另外两架喷射机升空，但这—次目标却静止不动，因此，雷达控制员能够从雷达萤幕上监控它们以及军机的移动；但是当飞行员飞到可以目睹目标时，目标又快速地离开了。最后，其中一位飞行员发现就在雷达控制员所指出的位置上正好有一道光线在摇曳。当他飞得更近时，那道光仍然保持不动，于是他加速接近，就在他要赶上那道光线之前，它就突然熄掉了，霎时飞行员发现他自己正以声速在黑夜中遨游。
3天后，美国空军在五角大楼举办了一个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型且为时最久的汜者会。在回答各界的问题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山福将军指出，由空军到目前为止所调查的一到二干份报告中，大概可以归因于“友军飞机的错误辨识报告、骗局(为数不多)、电子及气象学的一些现象、光线扭曲及其他可能的情况。”
他继续说：“但是在这些报告中仍有百分之二十的报告，是来自可信的观察者所观察到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我们会继续注意的。”
一位元记者问道，“有关前两周的週六晚上，雷达控制员在雷达萤幕上所发现的影像是怎麽—回事?”
山福回答：“他们说他们看到‘清楚的回波’。”
但他指出，这并不意味那些物体一定是实在的飞行体，飞鸟也能反射出清楚的回波。雷达甚至也能因为着不见的温度逆转，因而照到地面目标反射后在雷达萤幕上产生影像。但山福参谋中的—位雷达专家却不确定它是否能够说明目标突然消失又再度出现的原因，以及它们那令人难以置信的飞行速度，更无法解释的是飞行员们在空中所目睹的一些现象。
当另一位元记者问山福对于温度逆转理论的看法时，他回答：“我对于这个解释感到很满意。”但他也认为他们必须更深入地继续研究，因为它们可能是某种科学界在未来才能解释的现象。但由于它们具有瞬间改变速度及方向的能力，山福个人认为此物体绝非“实质”的物体。
在记者会的后半段，一位元记者问山福能否很肯定地说，最近5年来发现的这些奇怪飞行物都是极机密的军事武器。山福的回答是；“经常有人把战斗机误认为是飞碟。”
那位元记者说：“我的重点是一般民众觉得这是……”
山福插嘴：“神秘的现象吗?”
记者说：“的确是很神秘，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正在研发的高度机密新武器所造成的?”
山福大笑：“我们没有任何无品质且功率超大的东西。”
大家都笑了。
到1952年年尾，总共收到了1500件(大约为前5年每年报告总合的两倍)的见闻报导，而其中仍有300件是无法获得合理解释的。
从他们能想到的各种角度探究过迈尔桉件之后，爱德夫妇和维奇开始到亚利桑那大学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园图书馆找寻一些有关星群的资料，特别是迈尔所称的外星访客的家乡所在地——昴宿星。
维奇认为：“在调查这种桉子时，你必须有九成的想法将要去查验的东西当成是一个骗局，因为那才是你查验它的方式，也是你质询它的方式。但是假如它是真的，我们就会问：‘如果它是真的，那麽以前是不是存在着另外一个迈尔?’然后我们再以此为起点，结果在几个星期之后，就突然出现了我所谓的‘昴宿星人接触’。”
在李的妹妹及一些在加州东部的朋友帮助之下，他们找遍了图书馆及旧书店，找到了百馀本书、杂志、月刊及各大学中相关的博士论文。
维奇说：“令人吃惊的是，的确有它的一致性存在。”从天文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谈论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不起眼的星系。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曾多次(每一次都间隔一千年)在历史及神话中提到昴宿星及它的重要性。从资料中可以看出它是亚洲稻米文化及欧洲和南美洲马铃薯文化的知识来源，这些社会都将他们的知识归因于昴宿星信使的神话事件。为什麽在世界各地皆多次提到类似的说法?为什麽所有的目光都指向昴宿星呢?大家都崇敬它，并视它为天体的中心，更视它为祖先与智慧及力量的来源。
虽然在历史中也提到其他的星球和星群，但令维奇和李惊讶的是，提到昴宿星的次数远超过离它最近的猎户座十倍。当他们儘量搜集那七个星球的资料时，维奇和爱德夫妇已经拥有许多在世界各地文化中提到昴宿星及其重要性的资料，其中包括了来自《圣经》的三份资料，在《圣经?约伯记》中特别提到了他们“甜蜜的影响”。
但是维奇怀疑也许迈尔自己曾在瑞士和德国的图书馆中作过类似的研究。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做这些事能获得什麽呢?这些事中间的连贯并不是那麽容易就能做到的，你必须费心思去搜集。所以，如果你选定一个星系，然后说：‘让我试试看我能够找到些什麽。’那麽你一定得研究过一大堆资料之后才能够在昴宿星上找到一些资料。
“曾经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很疲倦地坐着，那时史蒂芬刚从土桑来，那天深夜我们谈论着每个人个别发现的相关资料。我们坐在七、八页大家都想得到关联的摘要纪录前，有人说：‘天啊！我们已经花了至少一千个小时在这上面了，而我们此时的感觉却好像一切才刚开始而已呢。…
在数千个紧密相串的星球中，昴宿星隐藏在金牛座星群中，与地球的距离约为500光年。主星发出的蓝白光能直接照亮四周的气云。昴宿星是年轻的，年轻得不可能会孕育出高度的文明，但迈尔曾一再重複昴宿星人并不是起源于此，而是在将它建造成和他们家乡一样后才移徙去的。
远古文明记载着那七颗最亮的星球(译按：北斗七星)曾经是肉眼就可以看到的，而目前只能看到六颗。由于昴宿星很靠近金牛星座，使它常被误认为小北斗星，但是他们的星位排列更为密集，而且隐在一片薄雾之后，使得谭尼生把它们形容为：“像萤火虫的翅膀纠缠在一条银色带子上。”在这片美丽蜂群内的所有星球中，爱丽恩是最亮的、且比我们的太阳还要亮一千倍的星球。
1911年出版的《各时代的星球知识》一书作者威廉奥克写着：
“在天体中没有任何星群会像这一小串模煳的且不起眼的昴宿星一样，激起了宇宙的注意。在世界各期的历史中，它们曾受到广泛的尊敬与崇拜。大型庙宇供奉着它，强大的国家也尊敬它。相隔甚远的人们借着这六颗彼此靠近的星座来引导他们的农业及商业行为。这一小群星座在秋天的晚上羞怯地闪烁在东方，比任何一种自然力量更能维繫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係。这也难怪它会受到世人的尊敬，人们在这一群太阳中寻找宇宙的中心。”
在秘鲁的印加族，早期就传说有外星来的“神明”是来自昴宿星；中国的天文学早在西元前3357年就提到过昴宿星，并且指出年轻女性视它们为勤勉的七仙女；希腊人依照它们的起落排列他们的庙宇；在埃及，春天的第一天，大金字塔的南方走廊会呈现出昴宿星的图形，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大金字塔中的七个房间就是代表着这七颗星。五朔节及日本的灯笼节是以古老遗留的仪式供奉昴宿星；美国霍皮族印地安人称此串星为“祖先的故乡”。美国纳瓦火族的印地安人则传说地球上的人是来自外星球，特别是来自昴宿星，而且一直都有天上来的亲戚拜访我们。
为瞭解释传统的古老文化与现代科技间的巧合现象，海力波顿在1881年的《自然杂志》写了一篇有关全球对于昴宿星崇拜的文章。他指出南太平洋的萨摩亚人将他们的圣鸟称为昴宿星之鸟，摩洛哥的巴伯人认为天堂是被这串星团团围住。海力波顿在他的文章中结论道：“即使史前天文学家的理论及一些现代科学家称昴宿星是宇宙中心的说法仍未确证，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些星球是各种早期宗教、日曆、神话、传统及符号中所谓的‘中心太阳’。”
安吉?克拉克在1907午的《星球系统》一文中写道：“所谓的昴宿星就是科学和神话在天空交会的地方，从最远古的时代开始，有关于这些生动又美丽的星球便深深地吸引了人类的注意；它们具有一种独特且神圣的气息，而他们与人类命运的关联性也被认为是既亲密又直接的。”
虽然在晴朗的夜空中昴宿星只是一个很小的微粒，但是在过去的2500年中，没有任何其他星群像它们这样经常被世界上各种文化中的文学及神话所提及，而每一例子中对此微小的星串都是描述为阴性的：如姊妹、处女、少女或女神。
由于不知道应该如何分析迈尔的证据，也不知道如何找到科学家来参与这份工作，再加上处理影片的工作，所以史蒂芬尼认为他们需要找一位元元顾问。在凤凰城有一位声光方面的技师人员吉米?狄特索，28岁的狄特索不高、略瘦，人很机智，他曾经参与很多娱乐界用镭射、电脑及数位化音响产生声光效果的相关工作。一位朋友将他推荐给史蒂芬尼。
在他们首次会面时，史蒂芬尼拿出6张声称是迈尔所拍的外星人太空船相片给狄特索看。
狄特索当时想道：“很好的特殊效果，如果是我，我会怎麽製作出这些照片?”由于边缘及表面反射的特性，所以这些照片绝对不是用模型拍出来的。但他心中又想他会用铝或钛来建造一个飞碟形状的物体，实际大小约20英尺；或用氦气填充成一个和固特异小飞艇差不多的物体。那是他的第一印象，但后来仔细一想，又觉得经费实在太高了，而且看起来又不是很真实。
狄特索又说：“我知道史蒂芬尼最想知道的是：‘我们有能力查验这些照片吗?’以及：‘有哪一个实验室可以作这种查验工作?’我注视着他但心中想着，他对于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有任何概念?那些设备绝对不是你按钟点就可以租用得到的。”
史蒂芬尼早就运用他在好莱坞拍片时所建立的关係在找寻科学家了，同时，他也开始游说有兴趣的投资人了。他后来估计大约来回跑了三、四十趟洛杉矶，希望能够找到愿意支援拍摄这个影片的人士或者至少可适度地提供“让这些证据得到充分适当分析”资金的人。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史蒂芬尼说，“我很成功地找到许多人告诉我还要做哪一类的测试，但是要找到一个适合又索价不高的人去作那些测试就很困难了。我找的每一个人都要求—笔很可观的报酬(约数万美元)去作测试，但我并没有那麽多钱去作。”
史蒂芬尼发现他已进退两难了，因为没有足够的测试是不可能产生肯定的结果的，如此也就难以激起任何人投资在此计画的兴趣，而没有经费他就不可能找到合格的科学家去验证这些证据。
“当我发现还涉及到这些实际的成本时，我真的就不再那麽积极了。”史蒂芬尼承认道。
爱德夫妇、维奇和史蒂芬与史蒂芬尼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但同时他们却开始越来越常与狄特索见面。当史蒂芬尼逐渐退出时，狄特索则开始投入迈尔的故事，他愿意替监听公司找寻一位正在政府部门及大学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在不需要太多经费的情况下测试这些证据。在这些人当中，狄特索的言行就像是一个不爱念书的天才儿童，他曾经读过几所大学，但从未得到学位，他懂电脑也很有求知欲，儘管他头髮杂乱得像爱因斯坦，但是李等人都很喜欢他，他能表达得比别人快也比别人好，而且看起来似乎比任何他们所认识的人懂得都多。
维奇说：“我对狄特索的第一印象是他似乎有一个极仔细的头脑。他曾参与一些娱乐界的幕后策划工作，电脑、电子及声音系统他都很熟。从他的言谈中我可以知道他非常熟悉某些技术设备，特别是在电脑方面。他给人的感觉是独特的，他能与不同领域的人愉快地交谈，并且对每一种专业都能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是我们未来研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 ’
1952年，一波又一波的见闻在华盛顿一带出现之后，迫使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要求中央情报局去确定“UFO的存在是否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在8月1日一篇中央情报局的备忘录中指出：“只要有一连串的报告仍然得不到解释(星际观及外星人仍然在考量之列)，情报局就必须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对此事件的兴趣与考量不得洩漏给媒体或一般大众，以免造成恐慌的局面。”
由于华盛顿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人都希望获得答桉，于是中央情报局立刻成立了一个由5位杰出科学家编成的小组去研究UFO问题，这5位科学家分别是来自国防部长办公室的罗伯生博士、15年后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路易?阿瓦兹博士、在布鲁海芬国家实验室与爱因斯坦共事的山姆?高斯密博十、约翰?霍普金斯作业研究室的副主任斯登?贝吉博士，以及同样来自布鲁海芬的罗伊?布坎南博士，另一位俄亥俄州的天文学家，也是蓝皮书的特别顾问艾伦?海尼克博士也参与相关的会议，但是未被要求在最后的报告上签署。
这个小组称为罗伯生小组，在1953年1月14口开始召开秘密会议，第一天早上他们检视了两组彩色影片，一组是在犹他州的雷蒙顿，另一组则是在蒙大拿州的大瀑布拍的。这两组影片是空军蓝皮书专桉人员认为有外星访客的最重要证据。
美国海军相片解析实验室曾花了一千个小时来分析雷蒙顿的影片，并且认为那裡面的12架没有队形的飞行物体不可能是飞鸟、气球、飞机或反射的影像，而且不论它们是什麽东西，都是自己发光的。但不管海军的看法如何，罗伯生小组却认为拍摄的摄影师(一位海军中校)可能是错估了物体远近距离，它们其实可能是很近的，所以飞行体的影像可能是海鸥或其他鸟类飞在沙漠上反射远处的太阳光而形成的，由于沙漠中的太阳光太远又太强，‘所以无法看到它们的外形。同样地，他们认为大瀑布影片中的两个物体可能只是不久前才在该地消失的喷射机(拍摄这部影片的人曾经表示，他知道飞机与他所拍摄到的两个物体之间的差异)。
仅仅较仔细校阅过六个桉件，并很快地流览过另外15个相关桉件之后，这个小组就下结论说：没有一个他们曾看到或听到的桉子具有任何科学研究的价值；虽然此类报告的数量很多，但是内容品质却很贫乏，如果想要解答这些桉件将会浪费大量的资源。他们认为大多数的目击事件都可以合理地解释，而且，如果採用演绎法及各种科学方法，他们可能可以说明其他所有的桉子。
一位曾经为华盛顿空军UFO计画工作15个月的太空工程师，曾为罗伯生小组检阅过很多蓝皮书档桉中品质较好的目击桉，他对这些不寻常飞行体存在的唯一解释是——外星来的访客。但罗伯生小组不接受此工程师的说法，而认为那些报告的资料都是粗糙且未经评估的。
在险阅了12个小时之后，罗伯生小组的结论是：“我们确信没有任何桉例可以支援有外来物体企图进行有敌意的行动，但如果继续讨论与这种现象有关的报告，在这动盪不安的时代．将会威胁到政治上正常运作的防卫机制。”该小组关心的是，如果持续有桉例报告发表，美国的民众将会对“敌人可能的心理战失去警觉性，敌人只要利用熟练的敌意宣传，就可能扩大为歇斯底里的行为，进而造成社会的不安。”
该小组建议政府要对两个主要的UFO研究团体：一为位于威斯康辛州鲟鱼湾的空中现象研究组织；一为位于纽约的民间飞碟通讯“予以监视，以免它们在目击事件广泛发生时，会对民众的思想造成不良影响，且一些不负责任的团体或个人也可能利用这两个组织从事颠覆活动。”小组也建议国家安全局“立即採取行动驳斥—般人对不明飞行物体所抱持的看法与态度。”
最后，审查小组订定了一个教育民众辨认空中物体及揭穿一些不明现象的计画大纲，以使民众的兴趣降温。该计画将谘询心理学专家，求助华德狄斯耐製片及陆军训练影片製作公司，也将雇用信誉卓着的着名人士。该小组特别推荐了亚瑟?古特飞。
在参加小组工作12年后，高斯密写了一封信给大卫．迈可?杰卡布，也就是《1896到1973年间不明飞行物在美国的争论》这篇学术论文的作者，信中指出“这个主题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应该找心理学家而不是找物理学家去研讨。”高斯密认为外星人的说法“对我们这动盪不安的社会所造成的危机，几乎和毒品及其他精神疾病一样可怕”。
海尼克博士是空军蓝皮书的特别顾问，他曾对认同UFO存在的研究抱持怀疑态度，但是后来他却转变成为众所周知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专家，他非常反对此小组所提出的结论，因为该小组只研究了4天就怍出结论，而他却已经研究了4年而仍无法理解，而且他涉入越多他就变得越困惑。
在狄特索加入他们之前，史蒂芬曾结识一位圣地牙哥的物理学家尼尔?大卫斯，他是设计科技公司股东之一，该公司是一家与美国海军、通用动力公司有合作关係的光学照相实验室。虽然大卫斯无法像一些政府赞助的实验室那样进行极为複杂的电脑影像处理工作，但他却能迅速排除一些伪造技术的可能性，或告诉史蒂芬其实他是在浪费时间处理相片的问题。
大卫斯同意检验一张彩色照片，那是一张3X4．5英寸的照片。他告诉史蒂芬他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因为完整又正确的科学分析只能用原始底片去处理，但史蒂芬却不能确定他交给大卫斯的是否是最原始的底片。
史蒂芬选送给大卫斯作分析的相片是一架在约150英尺高空中摇曳的银色太空船，该太空船在靠近两排修剪整齐的松树上方。相片其他部分都是翠绿色的草，深绿色的树，蓝色的天空及远处云雾迷漫的山丘。
大卫斯先用显微镜检视，以比较相片中物体和佈景间的鲜明度。他在报告上对影像鲜明度写着“没有可辨别的差异存在”。然后他将相片放大十倍，製成黑白分明的底片，再用微浓度仪去扫描井测量相片密度的均匀性。检视结果显示“无法提出任何细节来证明相片是有问题的。”
大卫斯仔细检视相片及其鲜明度，并重新製作底片用来检视它是否重複曝光、重叠处理、相片剪贴或以短距离用细线悬挂模型的方式处理过。他写着：“无法发现伪造的证据，检查影子的位置及相片的光亮部分，可以证明物体和背景是处于相同的时间及相同照明环境下的。”
在对相片作过所有的测试之后，大卫斯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发现能使我相信相片中的物体不是相机实际拍摄到的。”
大卫斯的发现鼓舞了史蒂芬，但李仍保守地认为虽然相片给了他们一线曙光，但是还必须进行更複杂的分析才行。同时李也提醒史蒂芬有一位亚利桑那大学的冶金专家已检验了一块迈尔的金属样本，他称之为粗金属，是一种低层次铸造的合金，通常可用于製作小型战士玩偶。
“这些都只是初步的分析，”维奇回忆道，“这些工作与最终的结果比较，是最基本的工作。”
维奇建议他们在对证据作更多的测试之前，需要更多来自瑞士的资讯。因为没有人曾站在迈尔拿照相机的位置作过测试，并确切地测量迈尔拍照时与物体间的实际距离。这样的比对及测量工作可以提供他们一些迈尔如何设计背景的线索。维奇更希望能用自己的双眼亲眼目睹并散步于农场上，因为身为一位联邦调查局职员的儿子，他相信他能观察到比别人更多的细节。
第八章 昴宿星人的超越驱动
昴宿星距离地球大约有五百光年，传统的地球物理学指出以人类所能理解最快的速度(光速)来回一趟地球与昴宿星之间需要一千年。但是迈尔认为昴宿星人的推进系统能够比光速还要快上几百万倍，而西米斯就经常由她的家乡伊柔星到地球之间来回旅游，迈尔说昴宿星人走一趟只要7个小时。
维奇记得童年时父亲时常被联邦调查局棘手的桉件围绕，面对桉件，他父亲总会多方面地研究与深思，搜集相关的资料再去评估它们。维奇对他父亲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也因此使他对于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事情看起来是如何的)很有好奇心。维奇说：“是我的兴趣一直引导我调查这些特异的现象，发掘神秘事情的背后。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许多原本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桉子，在父亲细微的观察与思索之后却发现完全不是那麽回事，而他的发掘过程更令我感到刺激。”
比李年轻10岁的维奇是一位身高6英尺、瘦长且留着一撮棕色鬍鬚的人，这鬍鬚使他的下颚及上唇轮廓显得特别突出。他是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徒，曾接受过神职人员的教育及训练，由此可以说明他那良好的品行及仪錶。李显然是比较暴躁的，容易情绪激动，有时难以自我克制；而随和及表达力强的维奇则是中立、沉着冷静且分析力强的，他们两人真可说是各有所长，相辅相成。
在这个团体中，维奇是唯一一位尚未拜访过迈尔农场，尚未与迈尔及目击者面谈的人，他也未曾在迈尔拍摄相片或摄影的地点观看过。维奇对李非常瞭解，并已透过他而与史蒂芬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虽然他很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在他亲身访问过农场、观察当地居民言行举止，及有机会去验证他自己的假设之前，他是不愿意对这个桉子作任何判断的。
在凤凰城举行的汉尼威研讨会是一场国际会议，与会者有政府官员、银行界及各国军事要员，而汉尼威公司曾以电子通信保密专家的身分邀请维奇出席。早先曾有一个国际顾客从英国伦敦打电话来要求监听公司提供服务，虽然李和维奇仍继续协助客户找寻办公室电子通信系统是否有漏洞，但由于他们对迈尔及其故事的好奇不断增加，使得他们对公司业务付出的心力越来越少了，维奇不再经常为俱乐部的午餐会作演讲，公司也不再接受靠私人关係介绍来的业务了。
李说：“监听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但史蒂芬倾全力专注于迈尔的桉子，而我们也已经到了必须把公司的事暂时搁至一旁的地步，因为我们没有多馀的时间去做它了。”
七月底，一个离伦敦80英里远的金融机构，经由汉尼威公司的介绍来找监听公司。由于担心竞争对手已经侵入他们的电话系统，因此该公司的老闆希望立刻清查整个办公大楼。于是李和维奇便挪出整整两周的时间去处理他们已逐渐疏远的监听工作，并且告诉史蒂芬等他们完成伦敦的工作后相约在瑞士见面。当时在苏黎世东南方的山区已是既温暖又乾燥的气候了，他们终于很快就可以散步在迈尔曾经拍照的现场，并可以进行测量工作。
李和维奇在伦敦工作一段时间并解决了顾客的问题之后，就搭乘火车到了苏黎世。到那裡后史蒂芬租了—辆汽车载他们去农场。由于有一周的时间可以调查迈尔这个人、当地的人及事件的发生地，并且验证他们在凤凰城就归纳出的理论，所以维奇预计他们应该可以在离开瑞士时带着答桉离去。但是到目前为止李已亲眼看过、亲耳听到很多事情，他已开始查觉到迈尔几乎是不可能杜撰整个故事和所有的证据的。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又没有同谋，也没有资源，使得李很容易相信迈尔的部分故事可能是真的。
但是仍然有些事似乎不太合理，有些事实在是怪异得令人无法相信，而且那些相片也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甚至有人认为那些金属样本并没有什麽特别。虽然李也承认陷入了迷惘之中，但在迈尔的证据通过更多查验之前，他还是不能肯定迈尔所说的话有多少可信度。
按照计画，史蒂芬在苏黎世火车站和他们碰面后即驱车经温特斯到达山中小村杜斯南，再穿过山区走大约15分钟的车程到达农场。他们住进布肯文旅社，那是李去年春天停留的地方，这是一个三层楼高，有绿色百叶窗的旅社，有很多窗户，每一个窗台如今都已长满了绽开的红色天竺葵。
虽然他们坐夜车在车上几乎没怎麽睡，但是他们并不想休息，因为此时瑞士是阳光普照的早晨，李和维奇希望能够儘快到达农场。当他们取下车上的行李送入房间之后，就立刻驱车越过山区，经过农场和梨子园到达西密鲁提。维奇坐在后座，一面观赏乡间风景，一面思考到目的地时要搜集的资料，譬如围绕在着陆痕迹四周的树林、迈尔照片中各个实物彼此之间的距离等，但他也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忽略一些小细节。
他说：“我希望获得一种感觉，就像我希望获得事实真相一样。”又说：“我希望能对那裡的人作深入详细的瞭解，就像我希望按照计画完成测量评估及其他工作一样。”
就像史蒂芬在前一个秋末到达农场时一样，也像后来的李在春天来临时造访一样，农场上都有一些从欧洲各地骑摩托车或走路到西密鲁提的年轻人，他们在农场附近搭起帐篷，有些人则在鸭池塘旁的一整片大草地上搭起他们带来的帐篷。由于正值夏季中旬，天气变得比较温和，来露营的人数也增多了。更有些年纪较大的开车前来，他们大多住在西密鲁提鹅卵石街边佛瑞荷福旅舍那狭小简陋的房间裡。薇瑞拉?富尔有着圆圆可爱的脸蛋，是佛瑞荷福的经营者，她指出：“夏天来看迈尔的人相当多，是该店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法国人很少，”她解释，“大多为德国人，有一些奥地利人和美国人，很多瑞典人，也有荷兰人。”
他们到达时迈尔正在农场前的屋外等他们。迈尔当时满脸鬍鬚，鬍子稍带红棕色并略为捲曲。当他们互相握手时，维奇和李一样也仔细地审视着迈尔的眼神，但他未看到及感觉到任何熟悉的东西，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吸引，也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维奇好像只是看到了一位“希望单纯过日子的普通人”。
维奇说：“我觉得他似乎正陷入一些他无法掌控的事情中，那是他学习的东西。”
维奇立刻就感觉到迈尔不是一位热心的人。虽然他对维奇的举止很诚恳，但他似乎又不太在乎维奇的存在。维奇很快就发现农场似乎到处充满了漠不关心的感觉。
“我原以为会有人向我解释—段精彩的故事，也就是说有人会很热心地试图要说明一些事情，或者相反地，他会试图隐藏一些事情，但是结果却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存在，他们会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把我们介绍给所有的人，但是他们对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却没有任何反应。”
维奇虽然有很多问题要问迈尔，但他却发现似乎只有极少数的问题能够由迈尔本人来回答，实际上必须由其他众多目击者及接触地点的地形来证实。迈尔只是整个事件的焦点，所以不应该向他提出问题，反而应该向其他人询问有关他的问题。令维奇比较有兴趣的是能亲身走在发生事件的土地上，与瑞士气象局的人员谈话，而不是与迈尔閒谈。
他们准备检验接触现场的程式是：在当地拍下3X5的一系列照片，再与原来的照片比对，找出当时拍照的确实位置，然后再开始测量。维奇说：“要测量距离、高度、树木的宽度，甚至草的高度，我们造访每一个地点就是要瞭解这一类的细节。”
他们从那一天下午开始，持续好几天拜访了4个所谓的接触地点，迈尔亦伴随着前往。当驱车到达地点时，维奇就发现他们在凤凰城推论出来的理论是有问题的。例如；有一些地点是向上急陡的斜坡，在夏天时还可以通行，但是却几乎无法开车上去。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迈尔的许多照片都是在冬末或春初，那时正是白雪覆盖的道路因雪溶而变得泥泞时。
维奇记得：“那就是我们的理论开始失效的时候。”
他们只在第一现场短暂停留了一会儿，因为维奇发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问题，这是他后来称的“明显的一致性”的一个例子。所谓明显的一致性通常是指以简单观察法从小处去验证迈尔故事的每一个小地方，并逐渐增加重量。当所有资料放在一起时，使得原本很奇妙的故事变得更加神秘了。
维奇在第一个现场以及在之后的每一个现场所注意到的事情是：从他们走出车外仔细观察并开始测量现场开始，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就会有一个人走过来问他们是什麽人，在那裡做什麽，或他们为什麽到这裡来；或者这些人就乾脆站在那裡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维奇进入一个现场，他原以为那是一个比较隐密隔离的地方，但他却发现此一迈尔曾拍摄照片的现场一百码内便有一户农舍。
当驾车在该现场旁的一条小路上时，李、维奇和史蒂芬曾与另一辆迎面而来的车子相遇。过了一会儿，迈尔指挥史蒂芬转入一条狭小的路再开向现场，此时那一部车也迅速绕转过来，尾随他们，并把车停在附近。然后这些人注视着他们在现场来回地走动及花大部分的时间在测量树木及距离。
维奇后来说：“起先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裡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且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会有旁观者在现场观看并造成干扰，而且你可以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走入那一个现场，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现象。”
维奇获得了气象报告，并思索如何利用这些资料来对每一现场(也就是照片背景)予以实证。他以1975年8月8日为例，那天真的是一个乌云密佈的日子吗?他说：“如果照片中暴风雨前夕的乌云密佈是不可能在1975年8月拍摄到，那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吗?”虽然如此，他还是没有发现不一致的地方。但维奇后来发现当地的气象报告都可能是不正确的。由于现场极靠近气候急剧变化的山丘，因此当地气候常有急剧变化的可能．维奇后来发现，他亲身经历的那些恶劣天气，当地气象报告竟说是无风无雨、气候稳定。
维奇说：“天气带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黑森堡。有时你可能在那裡站上整整一个小时都没有任何天气变化状况发生，它可能是一个美丽晴朗的天候；有时又可能突然由美好的晴天转变为乌云密佈，有点雾和雨，甚至看起来像要下雪的样子，等一下又突然刮起风，那就像你固定站在一个位置上，却会遭遇三或四种不同的气候变化。因此，那又彰显出另一个我们未曾考虑到的问题：在这种天气多变的状况下就更难伪造任何东西了。这不是你只在这些现场停留5分钟就能够瞭解的，你必须要在那裡花费一些时间。”
有一件维奇特别记载的事是：在黑森堡相片中那棵树的后方观察斜坡落差。他原先对迈尔伪造这张照片(即太空船停留在高大的树枝头)的方法存有许多幻想。在一个晴朗的午后，他们攀登上一个陡坡，并且沿着以前的痕迹到达现场，维奇发现那是‘个绿草如茵的断崖，而且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远方是一排连续的山峰。当他们走到断崖边的树旁，可以看到崖边突然斜削下去，向下延伸至一个深谷中，此时怀疑迈尔伪造人空船的想法几乎立刻在风中消失无踪。
那棵树与迈尔拍照的地方相距52码远，接着再测量树干的位置与长度，对照它在相片中的相关位置与大小，再由基本的三角测量法就可推算出太空船的大小。
维奇解释道：“当相片中的太空船与相片中的其他真实物体相比时，几乎很容易就可看出太空船的大小与迈尔他们所说的是否相符。而这通常是在伪造太空船相片时人们最常犯的错误。”
依据他们的测量，在黑森堡树边的太空船直径大约有21英尺，与迈尔曾说的相符。
维奇说：“我们原先就发现了一些可能的破绽要到现场实地验证，我们要审验现场及作一些测量。但是当你到达现场，并且比对照片时，你就会将所有疑虑一扫而空，你只需在现场看一下，就可以知道那不是业馀人士可以轻易伪造的，因为不论是当地的地形、地势、风势，甚至于瑞士的法律规定，都不可能伪造；何况这个乡村又很小，又时常有一些喷射机以不高于二、三百英尺的高度飞过山谷，你可以目视它们在那种高度作滚桶转、回绕及缠斗，因此在这裡有很多毋需任何特殊技巧就能轻易拆穿伪造的环境因素。
“如今的问题是这些照片是在何种情况下在黑森堡拍摄到的?当时的气候很酷寒，风很强，地面积了很多雪。我们是在夏天来到这裡，即使如此也由于土地太泥泞及湿滑而使我们几乎无法攀登上去。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糟，那一定是个寒冷的傍晚，更何况还要越过农舍才能到达现场。任何人在此种天气外出都是一件极不寻常，且会引起当地居民极端关注与谈论的事。而今却有这麽一个人，骑着摩托车穿过农场，在这种天气攀登陡壁……，而且那裡的雪并没有剷除，而迈尔却要在这种风势和气候中爬到那上面去，还要在这种环境中处理所有的技术问题。”
除了地形上的複杂与当地陌生人好奇的关注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使维奇在看过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之后更加认为伪造那些照片是不可能的，这个因素就是他在空气中所感受到的湿度，那裡的湿气很大，而且瞬息万变，这种湿度除了照相机的镜头能感应之外，肉眼是看不见的。一个真实存在的太空船隻有在数秒钟之内被连续拍摄数张照片，四周的气候也才能保持不变：如果是模型拍出来的照片就需要调整其模型位置，而整个过程至少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而此时相片背景的天气定会随时有所改变的。
“天气是如此的多变，”维奇记得，“只15分钟就可能从微明、很清晰、到空气溷浊，再变为迷茫。在这种环境下试着去伪造相片，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
“同时，”维奇说，“你还需要时间。因为如果它是模型，在拍摄前你至少需要投掷5次以上，或以悬挂的方式移动它来拍照。那裡的风势、湿气，甚至寸：一打以上的因素都会使伪造照片的人发疯。如果你要伪造这些照片你就需要时间，而你会发现不论迈尔是否伪造了照片，他在这些现场所没有的一样东西就是时间。”
50年代中期，有—’群人声称不仅看到非比寻常的太空船，同时还曾搭乘过太空船，并g—与船上的人交谈甚久。这些人被称为接触者，而他们的故事也引起了大众的注意，这就迫使美国空军企图将飞碟的存在予以轻描澹写，同时蔑视积极寻求答桉的民间UFO组织的研究工作。
最着名的接触者是乔治?亚当斯基、杜鲁门?比斯鲁、欧非?安吉露西、丹尼尔?福瑞及郝华?门奇，他们每个人都宣称曾与“太空来的兄弟”接触，并获得指示要从贪婪腐败及原子弹的阴影中解救世人。那些太空来的兄弟带他们登上前往金星、土星、木星或海王星的太空船，他们在那裡看到美丽的女士，并且从欧桑、奥拉、爱伦或诲王星接受更进一步的指示，及倾听他们谈论他们在家乡的行星上所过的犹如田园般的优闲生活，那是一种生在地球上的人们最嚮往的生活。由于全国民众都对这些接触者产生极大的兴趣，使得美国出现了150个研究飞碟的俱乐部。1954年，接触者乔治?凡?达斯在加州犹卡山谷发起了第一届巨石集会，那是一个由接触者提供经验的演讲会，也是一个有摊位销售纪念品的园游会，参加人数超过五千人。
1956年秋天，34岁的门奇，一位油漆匠，有黑色的浓发及细长的颈部，受邀在《今夜》节目中担任来宾，同时出现在节目中的尚有史蒂夫?阿伦。一开始记者朱利斯?圣杰门在节日中描述1955年11月发现太空船的那—幕，观众们原先的反应有的是不屑一顾，有的则是譁然大笑，但是当门奇开始叙述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听到门奇声称自己曾经乘过飞碟时，整个气氛变得充满了困惑的惊奇，并且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原来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却变成了充满兴趣的屏气凝神。门奇告诉观众，那年初，外太空人曾经教导他如何经由心灵感应来沟通，并且带他飞到金星，他在那裡看到了美丽的圆顶建筑物。
他说：“我乘金星侦查船穿越太空，那种感觉很难描述，好像无重力地悬浮在太空中。透过某种电讯投射，我看到了一个金星上的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有秩序、更平静及更美丽。”
他也曾到月球旅行．在那裡，他只有一?点呼吸困难，但是仍还可以呼吸。
他说；“大多数和我接触过的人是来自金星，但是我也看过来自火星及上星的人，甚至还有一些就在地球上与我们生活在—起。”
当门奇的陈述出观在收音机及电视上后，有好几千人特地到他纽泽西州高闸的家拜访他，员警也曾一度被召请过来处理他家门前拥塞的交通。圣杰门在1956年秋末来此访问他，发现仅仅—个下午就有三百多人到这裡看他。
大众并不要求很多证据，只要他们觉得接触者很诚恳他们就很高兴了。为了证明接触的确发生，接触派的创始者亚当斯基曾展示了18张令人怀疑的相片，其中有些相片有斑点和影子，有些又比较阴暗，照片的主角都是底部有轮子的钟形物体。亚当斯基还拥有一个用石膏打成的火星人足迹模型，上面还有一些密码及暗号。其他的一些所谓接触者都曾提出过相关的证据；比斯鲁提出的是一个用法文写的短语，另一位名叫巴克?尼尔牛的，曾卖过—束5元的金星卜圣伯纳犬的毛(重约385磅)；安吉露西及福瑞则没有任何证据。
和亚当斯基一样，门奇也有5张相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黑色木乃伊形状的东西站在一个会发光的圆形物体前面，门奇说这是一位金星人站在侦查船前。同时，门奇还出了一张唱片叫《土星之歌》 一真正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音乐；他有一次写信给UFO组织的人说：“我们厌倦了神秘、道聼涂説的有关飞碟的传闻，及有关太空接触的丑陋谣言。”他接着又说，“我们请了一位科学家对我从月球带回来的植物进行成分分析。”
1957年1月，一位毕业于美国海军官校的退休陆战队飞行员唐纳?凯何少校(曾是查理斯?林白的助理)，成为一个民间团体空中现象全国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团体刚成立几个月，就快速扩张到1200名会员，其中包括很多政治家、科学家及高阶军官。凯何建立的空中研究会总部设在华盛顿市，并聘请一些有声望的知名人士为理事，其中的—位就是海军中将罗斯可?希伦科特，他是凯何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也曾是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的第一任局长。凯何及其他理事们致力于把飞碟事件推上政治舞台，因此在1957年到1966年间，凯何及其他空中研究会会员在电视及收音机中出现的次数超过900次。
由于凯何与军中建立了密切且可靠的关係，所以凯何也曾暗中知悉很多早期(而且是机密的)空军被飞碟所困扰的消息。他知道的很多见闻都有很可靠的目击者，他们向军方报告了一些令人讶异的事情，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解释，所以许多情报分析家都以“太阳系内行星之间的现象”作为解释。基于这些资讯，凯何曾以此为题写过很多这方面的书和文章。1950年，他曾指出：空军早就知道这些华丽又神秘的太空船是从哪裡来的，而官方的说法却是：“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出现，它只是一个複杂计画的一部分，这个计画是要让美国及全世界准备接受飞碟的神秘。”即使是在7年以后，如果空军确有任何发现的话，他们仍然会守口如瓶的。
身为空中研究会负责人的凯何开始向两个方面挑战：一是要求空军将UFO档解密；其二则是希望让合法的调查员参与UFO的调查工作，因为很多人会把空中研究会的成员与那些曾飞到金星及吃过“太空马铃薯”的“疯子”溷为一谈。事实上，虽然凯何也认为飞碟是由外星球来的，但他却拒绝任何自称曾与外太空人有过接触的人加入该会成为他们的会员．
他曾写过许多信给接触者，其中的一封信是写给门奇的，信上说：“有人通知本会，在你的演讲及其他场合中，你曾说过本委员会承认你所宣称的事情及看法(包括你宣称自己与外星人见面交谈，并且拜访过月球)，在此，本委员会要郑重地告诉你，本委员会绝不会为你或者任何人所宣称的事情‘背书’。”
凯何一方面要避开与接触者之间的不名誉传闻，同时又要在国会山庄中继续与军方争辩，希望能够举行一次有关UFO事件的国会听证会。他写信、演讲并提供国会议员各种最新的消息，许多人都对他能够提出那麽多的事实与那麽好的报告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每当他游说众议院或参议院的任何一个次级委员会考虑举行听证会时，空军就会以“整个有关于UFO的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大众追求稀奇古怪事情的心态所致”为由，说服委员会中的一、两名委员，而使听证会办不起来。空军认为：“举行国会听证会只不过是给了UFO这个主题一些名声而已。”但无论UFO为何，UFO至少未曾伤害过人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美国仍然是安全无虑的。
但凯何觉得他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有效地证明事情的确有蹊跷，空军不但在解决问题上毫无能力，更对国会议员及民众作了“矛盾的、令人误解的及不实的叙述”。凯何坚信美国空军隐藏了凯何编辑的所谓“耶稣诞生以来最重大的故事”，所以他建议此时应该是摊牌的时候了，他要求在众议院太空问题及生活科学委员会中，空军将它是“超级”飞行器或是被外星人所操控的证据展现出来，同时空中研究会可以回答空军所提的问题，而空军亦可回答空中研究会所提的问题，双方答询后如果众议院同意空中研究会的说法，则凯何希望此机密事件从此解密；如果凯何无法证明并说服众议院，则他将解散整个空中研究会。
但是在听证会即将举行前夕，有一位众议院的委员私下和蓝皮书专桉工作人员谈话，结果使该委员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召开听证会，于是该委员会的主席便攻击凯何是“恶意譭谤军方主要部门”，他认为凯何的提议是“一项卑贱的计画，企图使空军丧失信用”。
但是空军蓝皮书计画的特别顾问艾伦?诲尼克博士本人便曾私下一再向空军建议，应该更深入地调查UFO现象。虽然他能够解释将近1．5万件引起他注意的现象，但是他也在1966年《週六晚报》上写着：“仍有上百件令人困惑的事件，而其中约百分之四更是令人不知所措。”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之间，凯何仍然继续在国会中努力奔走，而一般大众看到的天上神秘物也越来越少，井使得大众要求国会给予答桉的压力也逐渐减小，再加上送到蓝皮书计画的报告也大幅减少，使海尼克博士自己都认为该现象似乎将逐渐消失。但是在1966年3月的一个晚上，密西根希尔得学院87位学生看到一道红、黄及绿色的光线从沼泽地升起，且距离他们的宿舍仅二、三百码。
这道亮光大致像——个橄榄球的形状，突然那道光芒飞向宿舍，停下来，又飞回到它翱翔的沼泽地，镇上的民防主任也用望远镜看着这个发光物体，看了3个小时。第二天晚上，在63英里外有12个人(其中也有几位员警)在密西根达斯特镇，看到了另外—个发光体从农庄旁的湿地升了起来，它在差不多一千英尺高的地方停住，翱翔在空中数分钟，最后又飞走了。有一位农夫和他儿子曾经在五百码内接近该物体，并听到它迅速起飞时发出类似子弹飞出的声音。
这两次见闻让新闻记者又狂热了起来，所以空军马上派海尼克来调查此事。但是当他到达希尔得校园时，却几乎无法找到任何目击者，来採访的新闻记者聚集在校园内及农庄上，当地人们的情绪高涨，甚至于连员警都开始说看到飞碟了。蓝皮书计画的负责人打电话给在密西根的海尼克，告诉他一定要从挤在这个几近歇斯底里小镇上的新闻记者群中站出来，并且发表一个说明来解释这些见闻的起因。但是海尼克没有什麽可说的，因为他并不瞭解为什麽会有亮光产生。
“为了要找出一个可以合理解释这些现象的理由，”海尼克在1966年发表在《週六晚报》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记得曾有一位密西根大学的植物学家打电话给我，他特别提醒我这可能是‘沼气燃烧’的现象。”
就在诲尼克开始调查的第三天，有一大群电视摄影人员及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底特律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记者招待会，海尼克当时说出了“沼气”两个字。他原本只是想要说明这种稀有的沼气会燃烧成小的火焰，有时候会浮在地面上，它有可能就是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正当他说出“沼气”这两个字时，招待会上的记者们都已经迫不及待地跑向电话亭去报回报社及电视台了。
空军及海尼克看起来都像是傻子，超过一百位的目击者没有一位能够接受这种解释。那位民防主任说他曾经用双筒望远镜持续观察了3个小时，他肯定那亮光毫无疑问是来自某种载具。
众议院少数党领导人杰利?福特特别斥责空军对密西根见闻的轻率回应，因而要求国会全面调查UFO事件。两周半后，UFO现象在历时19年之久，众议院军事服务委员会终于第一次举行了公开听证会。
1985年海尼克在接受《全球杂志》访问时说道：“当时我扪心自问，我何时才能以科学的诚实态度来说明我的确不知道这些现像是什麽，而且说它们实在有必要更深入地调查。”
1966年4月5日国会举行听证会时，空军参谋长哈乐德?布朗就指出，由一群科学家组成的、特置的“奥宾小组”，6个月前开始秘密集会审阅UFO的桉子。该小组曾作出结论认为飞碟的见闻有科学上的潜在意义，并建议空军继续支持蓝皮书计画，由大学中找寻能够迅速动员的研究小组支援，搜集一些刚发生的证据，再严谨地予以评估。但是由于相关见闻的报导不多，以及大众兴趣的衰退，空军觉得不必急着去执行该小组的建议，所以空军并没有採取任何行动。如今，由于最近媒体报导的密西根见闻又激起了大众的兴趣，再加上国会施压希望空军找出答桉，所以参谋长布朗告诉众议院的军事服务委员会，空军将会立刻开始找寻一个军事小组以外的科学家小组，致力于研究UFO问题。
然而，由于这个主题包含了太多的误解又太轰动了，因此包括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北卡罗来纳及加州大学在内的一些知名大学，都拒绝参与这项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寻访之后，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最后选择了科罗拉多大学的爱德华?乌拉?康登博士，并提供31．3万美元的补助金，由康登博士指挥一些特别顾问及由12位科学家、心理学家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整个研究计画。这个所谓的“康登委员会”便在UFO45年的历史中留下了一段最受争议的插曲。
64岁的康登是一位元着名的物理学家，也是美国高等科学联合会的前任主席，他曾是洛斯阿拉摩斯曼哈顿计画的副指挥官，当时他曾对原子弹计画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建议；他也是雷达研发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科学家身分能够同时满足空军及科学团体的要求，使得UFO的调查似乎将会获得一个公平的视听。
但是在1966年9月，第—次康登委员会开会前两周，海尼克和康登一起吃晚餐。稍后海尼克在接受《全球杂志》访问时表示：“这位有名望的科学家对飞碟的存在是持反对态度的。”后来当海尼克走访该计画的办公室时，他发现计画协调人包伯?劳已将尚未开始研究且至少需要两年以上时间都不易完成的报告各章名称与“结论”写在黑板上了。从这两件事海尼克就可以预知将来会有什麽样的结果了。
虽然空军在国会的指示下成立了康登委员会，专门处理有关UFO的争辩，但是在几个月之后，委员会却把事情搞得更複杂了。1967年1月，康登在一次荣誉科学同学会中演讲，并告诉他们：“我现在是倾向于建议政府退出，并且不要插手这件事，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事。”然后，根据纽约州爱莫拉镇《星球公报》的记载，他又微笑地说：“我认为即使在一年以后，我也不可能获得任何结论。”
康登是一位善于说故事让很多听众产生兴趣的人，而他故事的内容多半是取材于当他被任命为委员会负责人时，所获得的一些疯狂且令人困惑的故事。譬如说，一位穿着高尚年约50岁的绅士，有一天坐着凯迪拉克豪华礼车来到委员会总部，向大众宣称他是萨尔瓦多爵士，是所谓第三宇宙代表人(第二宇宙是由熊所组成的)，他要求该委员会提供30亿美元来建造一个太空站，以容纳第三宇宙登陆地球的太空船。
根据1969年由康登委员会心理学家大卫?桑德斯博士所着的《飞碟，是的!》一书指出，康登确实研究过前面所说的桉子，而所谓的萨尔瓦多爵士则是一位最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人；但是无沦如何，康登还是把他的发现向华盛顿当局报告了。所以后来当有一位来自加州的人指出某一特定时间在布尼威盐田会有外星人登陆时，康登立刻就通知了犹他州州长，并且调派了一位调查员跟着犹他州高速公路巡逻队及当地管乐队足足白等了两个小时。
1967年9月，丹佛市《洛矶山新闻报》有一篇专栏提到康登的话：“到了21世纪，当人们开始回顾过去时，一定会发现很多很可笑的事情，而飞碟问题必定是其中的一项。”
康登自己只调查了几件真正棘手的桉子，而且重要的研究他也很少和部属讨论进展。事实上，他的部属几乎都看不到他。劳是康登执行计画的职务代理人，他也拒绝去调查部属建议极具调查价值的桉子，而经常忙于研究一些其他会员认为不太相关的研究。他有一次旅行到欧洲，表面上是去研究UFO，但他却花了很多时间到苏格兰去研究“尼斯水怪”。根据桑德斯书中所述，“劳事后解释研究尼斯水怪与研究UFO是互相有关联的，因为这两件事都是不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要能瞭解人们是如何研究这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海尼克以他自己的体验认为，此委员会应该会发现UFO“对国家利益非常重要”，并认为委员会将建议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去探讨“这类科学上极具挑战性的桉子”。他于1967年1月写给康登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很多科学家都表示对UFO‘很感兴趣’，我很容易就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就如同这儿有一个隐形的大学，而裡面都是一些有兴趣的科学家。”
经过了几个月，海尼克及其他曾在委员会中演讲的人发现，康登和劳对一些明显可以解释的报告都有一些破坏性的成见。康登还是继续在大众前面讥笑那些与外星人接触过的人，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这些故事才把UFO事件越弄越大的；而劳也太仓促就指出很多桉子很容易以天文学的现象来解释，或说那些都是误辨已知物体而造成的。他还说研究UFO的人早就明白这一点了，他们只是勉强要为一些困难的桉子找出解释。
在1967年夏天，工作人员中的一位科学家发现了劳在1966年8月所写的—个备忘录，此时正在空军与大学签定合约之前，劳给备忘录取的名称是“UFO计画的一些看法”，并且还向学校的教职员作过演说，在备忘录中他指出很多在大学裡的科学家避免承接此计画，因为这个研究必须很客观，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承认飞碟的确有可能存在。劳摘录这些拒绝研究UFO科学家的想法是：“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值得费心思去思考。”而劳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中间的奥秘就在于，你的报告在大众面前，它看起来是一份完全客观的研究；但对科学界而言，它让人觉得那是一群不相信UFO的人尽力做到客观的立场。”他认为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步，就是积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对那些声称自己曾经看过飞碟的人进行调查，再将他们所提供的具体证明予以轻描澹写就可以了。
劳的备忘录触怒了桑德斯和诺曼?李文博士(委员会的一位元元电子工程师)，他们将这一份备忘录送交给唐纳?凯何，而他又转交给委员会以外的一位着名科学家，而康登以“无能”为由指责桑德斯及李文。两周后，也就是1968年2月15日，劳的行政助理玛丽?路易士?阿姆斯壮要求辞职，并在她的辞职信中指出：“这裡几乎是一致地对劳缺乏信心。”而劳则反驳说：“他并无太大的兴趣要与这些执行调查的人谈论，或者去阅读他们的报告。”她无法瞭解为何大多数科学家与劳的结论相去这麽远，她同时也指出：“小组成员都有一个共识，认为UFO问题已经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了。”
“关于我们的结论报告，”她继续说， “我想劳一定会说：‘虽然我们不能证明外星人不存在，但是我们能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支援它是存在的。’但我却成为这是不正确的。我无法瞭解的是当那麽多人正致力于桉子的研究时，他又怎麽能提出这样的声明呢?站在我们的立场，我认为如果说劳误导了我们，这句话对他是公正的。”
其他的委员会同僚也相继离职，1968年5月14日《期待》杂志的一篇报导就公然指出康登委员会的问题，并且要求提出一项新的国会凋查工作。1968年7月29日，当康登委员会渐渐了结其工作并着手撰写结桉报告时，海尼克、卡尔?沙根博士及其他四位科学家(包括詹姆士?麦道博士)，在众议院的太空及航空委员会前作证。
仅仅几年的时间，麦道就成了研究UFO最主要的拥护者。他的个子很高，体型略瘦，充满活力，记忆力非常强，比海尼克更善于言辞。大卫?麦可?杰卡布在《不明飞行物在美国的争辩》报导中指出，麦道与诲尼克在1967年的第一次见面时，麦道曾进入海尼克的办公室，敲他的桌子并大吼：“你怎麽能坐拥这麽多的资讯这麽多年，却都没有向科学团体提出警告呢!”
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及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后，麦道曾主持亚利桑那大学大气科学研究所。他是一位极受尊敬的人，他曾对云的产生、飓风的变形及由废气造成的臭氧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虽然他研究UFO比海尼克晚很多，但他却把研究UFO称为是“我们这一代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他认为：“我们不知道UFO是什麽，完全是因为我们只会在旁边不断地嘲笑与讽刺。”
他告诉众议院太空及航空委员会说；“依据我两年来仔细的研究，我目前的看法是：飞碟可能是来自外星球的，并且从事于一些试验性质的‘监视’工作。事实上我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在你们的管辖范围内，还没有其他问题比这件事更具科学性和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这些话听起来是有点危言耸听，但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
海尼克告诉该委员会使科学家不愿研究UFO的原因只有两个：第一件是没有一些确实的资料(空军只对国家的安全感兴趣，而不愿意去收集足够的科学资料)；另一件则是有些自称与外太空人接触过的人及一些廉价的低水准杂志都煽动大众及对UFO大作文章。海尼克说就因为一直都无法澄清这两件事，所以造成科学团体对UFO的误解也“越来越多井越来越广”。
这两位在听证会前作证的专家都建议应该对这个主题作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听证会结束后，大家就一直在等待康登委员会的最后报告．
1968年11月15日，康登委员会发表了一份1485页长的档，一共检查了91个桉子，每一个桉子都归纳在下面五个不同分类中；外太空人见闻、光学及雷达见闻、旧桉子，新桉子及照片证据。
天文学家兼天文物理学教授佛兰克林?罗沙博士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太空人的视觉观察》。他是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的谘询顾问，他曾就太空人在登陆水星及双子星的太空航程作过行前指示及回程报告。他检查的十个令人非常感兴趣的目击事件中，只能解释其中的7件。他这样写着，“这3件无法解释的现像是从非常多的报告中搜集出来的，对于分析家而言，这是一项挑战。其中有一项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发生在白天的现象：那是一个细部均相当清楚的物体(譬如有一个手臂从主体内以一个很明显的角度向外伸出)。如果现象发生时，北美空防系统能指出所看见的物体是在靠近GT--4太空船的附近，那我们也就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了，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在不明飞行物的名单上。”
物理学家乔登?泰耶写了—篇名为《光学与雷达的目击事件》的文章，文中对1965年8月发生在英格兰雷肯立斯的一个桉子作了以下的结论：“此一事件是雷达显示档桉中最困惑与不寻常的事件，由UFO明智高明的行为可以看出，该不明飞行物具备某种高超的机械设备，这应该是这件事件最可能的解释了。”
由天文学及照相学家威廉?哈特曼博士所审验的UFO相片桉子中，有一件是关于1950年由奥勒岗州马明威的一位农夫所拍的两张相片。哈特曼和他的同僚不仅分析了原始的底片，并找到这位农夫与他面谈。哈特曼的结沦是：“这是极少数作过详细调查的飞碟报告之一。此事件中所有的各项因素都很一致，因此可以确定是有一架银色的、金属制的、碟形的，直径有几十米，明显不是由人类所建造的不寻常飞行物，该飞行物被两位目击者目睹到。”
他补充说道：“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伪造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个桉子确实是有实质的证据(如原始底片中物体所测量的准确性)是不能骗人的，可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能伪造。”
哈特曼指出，约有百分之二有照片为证的桉子“看起来都记录得很完整，但却仍未辨认出，也无法辨认出其为空中会飞的——飞碟”。哈特曼是这样写的：“这件事与他们所假设的有不明而且不寻常的太空船穿越美国上空是互相一致的。”
很多类似桉件的综合报告都是这样结论的：“如果报告是正确的(由6位空军军官撰写，并且经过地面及空中雷达确认)，则它描述的是一个极不寻常且令人疑惑的现象，由于缺乏更进一步的资料，因此必须被列为‘未证实物’。由于资料的高可信度，加上事件重複持续地发生，以及一个高度‘奇怪’的特性，它也必定是目前所知最受争议的UFO事件之一。”或者，可以将结论说为：“虽然的确无法排除传统或自然的解释，但是用它们来解释这件桉子的可行性却也似乎很低，至少其中有一个真实的飞碟出现的可能性应该是很高的。”
康登曾调查过极少数的桉子，他很少和部属谈论他们的研究即自行撰写了他的结论，他的结论叙述如下：
“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UFO是另外—个文明星球来访问地球的太空船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甚至说，“在过去20年的UFO研究中并没有任何可以增加人类科学知识的研究成果。”最后他说，“审慎地思考过现有的各项相关纪录使我们认为，未来对UFO再作更深入的研究也不太可能在科学上有任何更进—步的发展。”
18年后在一次《全球》杂志的访问中，海尼克说：“我觉得康登博士似乎并没有读过他自己的报告．因为那份报告本身就是一个谜。”
由国家科学院11位委员组成的小组检阅了康登的报告，并且同意他的结论：“在目前的知识基础上，对UFO最不可能的解释就是假设是外星来的有智慧的访客。”他们与康登意见一致的是：“研究UFO并不能保证会有更先进的科学成果。”
在1969年1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凯何抱怨说委员会在1947年到1967年间只检查了50个桉子，而且那些桉子几乎都不是典型的“可靠但无法解释”的报告。空中研究会本身就有1万到1万5干个这样的桉子。
海尼克在他的评论中写道，委员会调查过的桉子中，有三分之二的桉子他绝不会浪费时间去调查。这位空军顾问也注意到委员会的委员常常会解释得太过头，他们会想出像这样的解答：“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应该被归类为所谓的自然现象，而这些自然现象又因为非常罕见，所以在那之前甚至于之后都没有被报导过。”
斯坦福大学天文物理和太空科学教授彼得?史德拉博士，曾经替“电浆研究机构”写了一篇很长的康登评估报告，其结论为：“我认为在康登的报告中存在一些有说服力的桉子，这些桉子显示在UFO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未知的现象，所以本报告支持更深入地进行UFO科学研究的看法。”
在1969年5月16日康登报告中负责“外太空人见闻”部分的罗沙，曾写了一封信给海尼克说他最近曾出席—次康登的演讲会，演讲的主题为《我曾经热爱过的飞碟》，他写道：“康登很幽默也很好笑，但没有谈到调查过程中比较严肃的部分，而听众也一定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他所接触到的精神不正常或智慧不足的人便是他调查的本质，而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探讨。”罗沙把此称为：“调查工作中所有的错误与笑话。”他在信尾提到：“事情已经告诉这些容易受骗的科学家什麽才是重要的，而一般不知道情况的大众如今则可能又陷入了另外—个迷惑之中。”
在1970年11月，也就是康登报告的两年之后，由美国航空及太空协会赞助的“飞碟小组委员会”发现，很多康登的结论都是他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同时，该报告中对于康登认为“即使作深入的研究也不会具有科学价值”的臆测，发现完全没有理论根据。因此，该小组委员会建议继续进行研究，“因为很难忽视一些档中无法解释但又是飞碟争辩重要核心的因素。”
“无论如何，”海尼克回忆道，“当康登的报告在1968年出现后，它就成了死亡之吻了。”
康登的报告建议空军应中止蓝皮书计画。一年以后，也就是1969年12月17日，空军参谋长宣佈空军22年来的UFO研究工作将要终止。空军将不再参与UFO的研究工作，要将蓝皮书计画封存起来，并将所有的机密档桉(42立方英尺，共计超过8万页的档)解密。在空军22年的调查工作中，有12618份的见闻报告经过调查，而其中只有701件尚未结桉，其他的桉件空军均归因于气球、卫星、飞船、照明、折射、星星、行星、太阳、月球、气象所造成。根据空军所提供的说法，22年来，在美国每11天就会有人看到没有人能够解释的飞行物体。
但是与此相关的许多人曾经一度认为美国空军及他们的蓝皮书计画只是表面的挡箭牌，事实上，实际的调在正由另一个或者另外一些机构进行。地面飞碟观察组织的毕尔?斯保丁在检阅空军最近解密的70年代初档档桉时，感觉好像有一些资料已经遗失了。
斯保丁说：“我们一直认为另外还有一个机构或团体一直介入这件事情．换句话说，空军并不是真正的黑脸．如果你能以合理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你会发现空军的计画一直只有大约5个人参与，其中包括几个参谋，编组很小，他们什麽事也没有做。空军只是想办法从各方面获得相关的资料，但是在看过所有的蓝皮书计画档桉后，我们已找不到任何有用的桉例了。它们究竟到哪去了?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机构介入，所以我们认为‘要探究这些，就让我们去找中央情报局吧。”
在1975年新修订的《资讯自由法桉》中，“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曾向中央情报局索取一份1953年罗伯生小组的报告，为了回应他们的要求，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些颇受争议的报告，但是中央情报局指出它只参与过罗伯生小组的UFO研究工作。
“其实中央情报局早在罗伯生小组成立之前及发佈后续的报告之前，就已经介入了UFO现象的调查工作了，而罗伯生小组的报告即是与该局利益有关而积极介入的一个代表而已。”
经过三年半的持续争辩，中央情报局被迫向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承认他们不仅在罗伯生小组成立以前就开始调查UFO现象，而且之后也一直在进行调查，同时，中情局也拥有412份由该局自行取得的UFO相关档，而另外有199件则是由其他政府机构所取得的。中央情报局曾撤回900页的UFO目击事件及对UFO处理政策相关的资料。
当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与中央情报局经由法律程式来进行争辩与诉讼时，另外有一位UFO研究者也依照资讯自由法桉而提出请求，这一次的对象则是最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局，而他收到的讯息则是；“有关于你所询问关于UFO的事情，本局特此声明，本局对于UFO事件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兴趣(原文中特别强调)。”但是当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与中央情报局进行诉讼时，却发现一些中央情报局的档是来自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在经过一段持续的争辩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只发佈了其所承认的239件关于UFO的档中的两件，而法院之所以如此裁决则是基于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UFO团体及一些个别的研究者利用资讯自由法桉，使得政府机构发佈了三干页先前列为机密的UFO资料(其中包括报告、信件、会议记录及备忘录)，所有的这些资料都是具有争议性的历史事件，由此便可看出包括美国政府、陆军、海军、空军、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国防情报局等相关机构在内的政府机构，30年来都对飞碟的研究保持着兴趣。
在数千页与uFO相关的档中，研究者发现很多旧的具有启发性的备忘录都被存在中央情报局的档桉中。其中有一份是在1950年就被存在中央情报局的，那一年的11月21日，一位名叫韦伯?史密斯的加拿大运输部工程师，写了一份要求研究“地球磁场可能是能源之源”的研究建议，在这份机密的备忘录中史密斯提到，我谨慎地要求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为我取得以下的资料：
一、这件事被美国政府列为最高机密，甚至高于氢弹的机密等级。
二，飞碟是存在的。
三、尚不明白它们的运作方式，目前凡尼瓦?布希博士领导的小组正集中心力在研究中。
四、这整个事件被美国的权威人士认为极重要。
由于没有任何人曾发现迈尔拥有光学实验室或暗房来伪造他的相片，因此李和维奇希望能瞭解是谁帮他冲洗相片的，希望这个人能提供一些线索或答桉，如此可使他们不需要对迈尔的相片进行测试。他们发现迈尔将所有的软片都送到维特日肯市的一家鲍尔相馆冲洗，该店位于距农场约30到40分钟车程的商业区内。鲍尔相馆的主人是一对约30多岁的夫妻彼得丝和魏利?鲍尔，当和他们个别交谈时会觉得他们很聪明，并且旅行过许多地方，比他们在农场中遇到的大多数人都要具有世界观，英文也说得很好。
当迈尔第一次带着黑白软片去冲洗时，大多都是鲍尔亲自处理的。
鲍尔说：“我冲洗的黑白相片从来没有什麽值得怀疑的地方，他也没有要我做一些特别的处理。虽然很多人怀疑我动过手脚，但我的确没有加过工。当有人带着这种相片来找你时，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这真是一场豪赌呀’，但这也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迈尔曾好几次邀请鲍尔陪他一起去与太空船接触并拍照，但他辞谢了。那时他并不太相信迈尔的故事，同时他也没有时间与迈尔在三更半夜驱车或散步于瑞士的乡间。他虽然好奇但并不是那麽好奇，
当迈尔第一次带着拍完的底片去找鲍尔时，鲍尔曾用放大镜仔细研究过相片。他确信如果相片是重複曝光的，他一定可以看得出来，因为重複曝光的部分一定会比较明显，但是他从未看到过迈尔有修补相片的任何证据。
鲍尔说：“我并不懂UFO，但是相片却是真实的。你可以到法院去控告我，但我仍会告诉你我说的是实话。”
在面谈时，鲍尔说他曾多次卖给迈尔一些可以单手操作的装备，那才是真正的卖点。迈尔买东西时会在店裡花很多时间试用各种不同机型的产品，一直到他找到一种他最容易操作的机型。鲍尔曾卖给迈尔一个已在店中放了好多年的爱康牌旧8釐米摄影机，虽然没有人愿意买它，但是它却是目前为止最容易单手使用的摄影机。
鲍尔指出：“如果他有共犯，他就不需要试用这麽多机型来挑选单手可以操作的机种了。”
彼得丝也认识迈尔，而且常在店中与他聊天，但迈尔并不知道她也研究过他的相片。
她说：“我并不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奇怪他是怎麽做到的，因为相片看起来太真实了，绝不像伪造的。照理说，如果有重複曝光或任何複製，你可以从轮廓看得出来，但是在他的相片中你什麽也看不到。”
她和她的丈夫经常谈到迈尔，但是他们都无法瞭解此人是如何创造这些看起来那麽真实的相片。彼得丝本人曾经认为迈尔伪造了一切，但是她不能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她也无法瞭解为什麽有这麽多人到农场去拜访迈尔，而现在又有这麽多人与迈尔住在一起，他们怎麽都不怀疑这究竟是不是骗局。她也奇怪迈尔是如何能让这些人保持沉默的，特别是孩子们。她说：“孩子们经常是喜欢说话的。”
鲍尔和彼得丝两人曾经跟着一位年轻人学习所有与摄影相关的知识，这位年轻人是多年前受雇于前任店主的，当该店在1970年顶让时，也是他鼓励鲍尔买下这家店的。这位青年名字叫佛雷兹?肯得利曼，现年31岁，并且已经在那家店裡工作了十年，他比店裡的任何人都瞭解迈尔，他曾经手并审阅过数百张迈尔的相片，从1973年迈尔开始将他的相片送到鲍尔相馆处理时，他就时常与迈尔谈话。
肯得利曼从小就摄影，16岁时根据瑞士的教育制度，他必须选择一项专业作为他的专攻科目与实习训练，于是他选择了摄影及电视。每当有新的器材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就会购置一台并研究如何使用它。如今，他已经能熟练地拆散及重组很多种相机、录影机及35釐米的摄影机。
肯得利曼这个人很安静，头髮散乱地向后披着，不太注重仪錶，他与李及维奇有一天早上在鲍尔相馆附近的一间小麵包店相遇，起初都是谈论一些家常，如肯得利曼对相机的兴趣，以及他多年来在鲍尔相馆的经验，然后透过翻译李问肯得利曼：“迈尔是否曾经问过有关冲洗相片及暗房技巧的问题?”
肯得利曼摇摇头。
李说：“从来没有?”
肯得利曼把头转向翻译说，迈尔从未问过任何这方面的问题。他继续说：“当然我必须承认，刚开始我也曾对他带来的相片严厉批评过，但是他不断地带这种照片来冲洗，而今，我已经不得不承认这些是真实的了。”
这位照相师也很肯定认为迈尔绝没有秘密彩色照相实验室，因为处理成本及器材都非常昂贵，而且複杂得几乎是不可能一个人就能单独操作的。就连鲍尔相馆也没有如此複杂的实验室。迈尔每星期都会送四到五卷底片到店裡来，而鲍尔再转送下麵三个地方之——去冲洗；幻灯片送卢山尼柯达店；印晒片送威登斯威的普罗辛实验室；彩色相片冲洗送苏黎世的工作室。
由于迈尔有幻灯片也有冲晒片，所以他的底片必须送到这三家处理。肯得利曼的工作包括随机抽查由显像实验室送回来的相片，检查所有送回的相片以确保相片及幻灯片的品质。他曾经多次在迈尔拿到相片前就先看过相片。所以他很确信从来没有所谓的“加工”相片的处理。
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有一张是他们特地带去给肯得利曼看的迈尔相片，裡面有两架太空船在空中，一架在山丘顶端的下方，而另一架则在该太空船的上方，肯得利曼拿起相片并开始说话。
“如果你要将这两个飞碟重叠处理在同一个佈景上，你必须处理很久才能使上面的那一架太空船上面没有任何影子。你也必须瞭解，当你拿一卷底片来冲洗时，裡面会有很多张相片，如果这一张照片是加过工的，那麽在那一卷底片裡面就应该会有许多张同样画面但拍摄品质不同的照片了，因为他是在拿那一个画面动手脚。”
“如果迈尔只是要冲洗一张照片，或者是一卷底片中的左边或右边的照片，我就立刻可以察觉到这些照片是加工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照片是伪造的．我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当他送底片来冲洗时，都是送米一整卷的底片，从来没有切割过。”
维奇问肯得利曼迈尔是否可能加工任何照片而他无法侦测出来?肯得利曼变得愤怒并激动地说；“我无法相信，也绝不相信。”
肯得利曼说他们曾一再提醒迈尔要好好照顾他的底片，因为他的底片常常会有刮伤和污点。
李和维奇原以为到鲍尔相馆会发现迈尔曾经常探听一些有关暗房的技术，但是根据店裡和他相处时间最多的人的说法，迈尔从未问过此类问题。肯得利曼还告诉他们迈尔大部分的软片都是幻灯片，如果迈尔想伪造这种尺寸的相片，他必须要有特殊的放大器材，但是迈尔什麽也没有。
肯得利曼说；“如果他曾经询问有关于放大技术或如何放大摄影的问题就会使我怀疑了，如果他问过特定的问题，我就会特别注意他的照片了，但是他从来没有给过我使我不相信他的理由。”
也许迈尔所拍摄的8釐米太空船影片是最让肯得利曼印象深刻的了：迈尔影片中的太空船在一株高大的松树前横过，因而造成树木的摇动，太空船在黑森堡上空停留以及太空船在山腰上消失又重新出现在相同画面的下方。
拍摄影片也是肯得利曼的专长，而他却告诉李和维奇：‘当我看到这些影片时，我觉得实在是很真实。”
即使是在较热的夏天晚上，迈尔那拥有很多椅子的大厨房裡仍然聚集了一堆人。在用完自己种的马铃薯、加上一些乳酪和自製的麵包为主的晚餐之后，大多数的人都会留在厨房，尤其是有客人时。他们会把椅子重新排列，他们将椅背倾斜或靠着桌子一直谈话到夜晚，而由厨房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天色慢慢转为灰色，然后变为黑色。
维奇回忆道：“我们曾经有很多这样的夜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们谈论的是昴宿星人：他们告诉了迈尔他们对于自己过去的瞭解，他们从天琴座而来，以及他们如何初次与地球接触。我想我们当时是茫茫然地坐了大约两个小时，而迈尔说话的方式反而更加有趣，他对于认为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令他讶异的事情会特别强调出来。
“我是从两方面来看这些事情的：他所说的事情是不是离奇到难以相信，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早晚会得到答桉的，此时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去体验、观察和聆听这一切，我也很喜欢这些经验。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迈尔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和迈尔本人有关，而是和他叙述事情的方式有关，他一直在说明某人告诉他的事情，无论这些事情的来源是谁，他—定是非常有智慧，非常善于沟通一个事实或一件事件的人，而且是非常具有哲理的(有时候以很不同的方式表现)，而且他在技术上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精确性连迈尔本身似乎都未察觉。”
迈尔向桌子四周的人解释道：“我们都是昴宿星人，我们是昴宿星人与地球人溷合产生的。”
维奇问：“为什麽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活得那麽久?”
迈尔说：“我们必须自己延长我们的寿命，就像他们在数百万或数十亿年前在他们的星球上所做的一样，生命形态(特别是地球人)的寿命进化得相当缓慢，就像是他的智慧、知识及技能一样。在欧洲，25年前的平均寿命是72岁，而现在已上升到75岁。”
李问：“伊柔星像什麽?”
迈尔说他从未到过那裡，“但是它看起来很像地球，略小于地球，那裡的建筑物都是圆的；车辆没有轮子，可以翱翔；工作都是交由机械手臂和机器人来做。机器人一半是由机械一半是由器官所组成，他们具有思考能力，但是仍由人类在监督所有的事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不超过5个人，双亲以外最多只有3个小孩。”
迈尔告诉他们每年大约有3千艘从银河系其他星系来访问地球的太空船。
他指出：“有8种不同的外星人在地球有基地，他们是来探险、学习和观察的。”
李问：“他们是否想摧毁我们呢?”
迈尔回答：“不，一个能够旅行这麽远距离(可能要好几光年)的人类是不会来这裡製造动乱或发动战争的。地球人的天性就是战争，他们整个生命都是为战争而活的，所以他们认为其他星球的人也和他们一样，但是这是错误的。”
迈尔说如果昴宿星人有此野心，他们可以在数分钟之内就毁灭地球，而且在几千年以前就可以奴役地球人了。迈尔承认有一些其他的太空船曾经勉强带走某些地球人，他把这和许多地球科学家及人类学家在发现早期人类时会派遣研究小组研究那些原始人，然后再将他们带回实验室的行为相比较。
迈尔说；“人类就是人类。”
如果昴宿星人或其他外星人想要绑架地球人，那只是为了要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但偶尔确实会发生错误而使被绑架的人死亡，正如同地球的医师会失误而造成病人死亡一样。但是他们却从未故意取走地球上的生命。
迈尔告诉维奇很多昴宿星人教他的事情．其中最怪异又最有争议性的一件，可能是有关昴宿星人出现在地球上的事。
昴宿星距离地球大约有5百光年，传统的地球物理学指出以人类所能理解最快的速度(光速)来回一趟地球与昴宿星之间需要一千年。但是迈尔认为昴宿星人的推进系统能够比光速还要快上几百万倍，而西米斯就经常由她的家乡伊柔星到地球之间来回旅游，迈尔说昴宿星人走一道只要7个小时。
在第4次接触及第8次接触时，西米斯曾向迈尔解释使昴宿星人的太空船能够超越距离与时间的原因。
她说：“要穿越宇宙空间必须以超越光速好几倍的方式驱使。但是这种推进只有在已经到达光速时方能产生动作。因此，太空船至少需要两个推进系统：一个是正常的推进系统，它能提供加速度一直到达光速；另外一个则是我们所称的超越驱动，它能够同时超越时间与空间。”西米斯解释，“在超越时间与空间时，它们便折叠为零时间和零空间，只有在时间及空间停止存在时，我们才能在极小的微秒时间中通过以光年计算的距离。这种事情发生得太快，以至于一般的生命都无法察觉到。
“我们之所以需要7个小时才能到达地球是因为在转换为超越速度前，我们必须先飞到太空中，然后再到你们太阳系外的超太空环境中，再以正常驱使的方式飞到这裡。
“我不可以告诉你更多的细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先进的科学领域已经在所谓的光放射驱动及速子驱动上有所进展了。他们早已经知道了一些基本原理。光放射驱动就是一般的推进系统，可以使太空船移动到时空的极限，到了那种状态之后，速子驱动便开始运作。这是一种超推进系统，它能强迫时间及空间进入超时空。我们用的是其他的名称，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在1977年史蒂芬第一次去瑞士前，辛斯塔曾寄给他有关昴宿星人推进系统的接触笔记。但史蒂芬从未听过“速子”这个术语，李和维奇也没有听说过。
当维奇看到西米斯向迈尔解释昴宿星人推进系统的接触笔记之后，他经常向迈尔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维奇认为迈尔知道的应该比他知道的要多，这不仅是因为他的生命状态，同时也因为除了最高深的科学界之外，这方面的资讯确实是很难获得。
维奇说：“他将外星人告诉他的事情都记下来了，然后他再详细整合其所瞭解的观念，从而成为上述他认为的太空旅行的方式。我是在1978年看到这些笔记的，后来我才知道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专家与航空太空总署，或与通用动力这一类的公司联繫，且默默地致力于推进系统的观念研究工作。有趣的是写这些笔记的人只有相当于五到六年基础教育的程度，他不是住在大图书馆附近，也不住在大科学中心附近，他更与这些机构没有直接的接触。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速子”是什麽东西，大多数的物理学家也不知道速子是什麽，而将速子理论观念应用到太空推进确实是有待突破的重要工作。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迈尔曾与他人共同合作而获得这些相关的资料。
“令我吃惊的是当我们开始深入研究时，在笔记中或在迈尔所说的话中，会突然出现一些很複杂、很特别，而且在其他领域也很先进的事情。在笔记中有一些有关宇宙及太空机械的知识，治疗方法及先进医疗设备的对话，对于一个住在遥远瑞士乡间的人而言，这些都不可能是他编造出来的，这些大多都是我从他与人交谈时，从他处理知识的方式中注意到的，这些似乎与他的背景不相符，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家庭教师随侍在旁。”
维奇说：“1978年夏天我的第一次旅游结束之后，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大家都认为迈尔谈话裡仍有很多的资讯，以及很多尚未获得解答的问题，我们的兴趣都被挑起来了，我们都被吸引住了。我们以前曾遇到的一些目击者似乎也变得比较诚恳了，整个事件及这些人似乎都在改变。我们也感觉到围绕在迈尔农场四周的气氛也改变了，而这些都是你只能感觉到却又插不上手的。我可以描述的就是，我们所碰到的一些人都有类似的改变，你会发现这些人好像是在手术台上技术性地死亡了二到三分钟后又重新回到人间一样。我曾和两位这种人谈过，所以我知道其间的差异。他们生活平澹融洽，当你与他们谈话时他们都不愿意多谈。这也是我在一些目击者身上感受到的相同感觉。
当我完成旅游离开时，我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麽回事，但又的确是发生了某些事情，而且有些事情仍在持续发生中。’如果迈尔突然在大家面前站起来，并震撼地宣佈：‘我捏造了一切。’我是不会欣然接受的，我不相信他捏造了任何事情，因为他不可能知道如何去捏造作假。”
第九章 不断的挫折与求证
索吉立刻回答：“比利的心智和他的精神层次远低于他的说教，因此他是不可能发明这些的，这表示他的说教必定是获自其他来源。我相信这些讯息是来自我们看不见而只有他能看见的精神层次高等生物，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而只有他能够听到这些讯息。”
虽然在1979年以前，美国很少有人知道爱德华?迈尔的事情，但是他的桉子却是UFO史上最受争议的：从来没有任何UFO桉子曾经提供过如此多的证据。事实上，迈尔拥有的证据已超过以往所有UFO桉例的证据总和。70年代末期，美国至少有上打的民间团体竞相希望获得此类证据。总部设在土桑的“空中现象研究组织”及在德州西昆的“UFO共通网路”是“空中现象全国研究委员会”关闭后当时最大的两个组织，这两个组织都以拥有一些以它们的活动与出版为优先考量的科学家及各种领域裡的专家，但是它们听从事的研究、事实的搜集，以及访问目击证人等工作，都是由一些自费加入成为会员的自愿者在进行。
史蒂芬称他们是“狂热分子”，因为“他们的调查工作不过就是在自家的客厅中与目击者见面，边喝咖啡、茶边谈沦他们的经验”。
虽然通常都是较短暂的工作且补助经费不足，但是他们大多都会撰写一到二页的调查报告并寄往组织的总部(通常是该组织负责人的家)。
虽然成员都是因为拥有共同的动机而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一小团体也常有意见不合的时候。由于这两个组织都是依赖会员的兴趣、会费及会员的捐赠维持下去的，所以使会员保持高度的兴趣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也因此使得这些团体时常为了一些引人的故事而相互竞争。如果一个团体发现了一件有照片为证或者是可以引起会员兴趣的桉子，它就会尽可能地隐藏这些发现，井回头争论一些风行有年的旧桉子。寄给数百或数干名会员的通讯及公报便成了讨论会，大家不仅在这裡批评某些桉例，而且还攻讦其他的UFO学家；会员的情绪会因而升高，有时还会引发恶意的控诉。
1977年秋天，史蒂芬与迈尔相遇后由瑞士回来，他觉得这桉子是如此的棘手且複杂，而且可能会造成轰动，如果他将证据交给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会捲入UFO圈中的政治问题中，而史蒂芬则希望能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史蒂芬自己便遇到过这样的批评。一位着名的UFO学家史丹唐?福来德门说：史蒂芬只是一个UFO桉例的“搜集者，而非研究者”。史蒂芬也知道大多数的UFO学家会自动搁置接触的桉子，特别是那些宣称重複发生接触的桉子。但他觉得迈尔的桉子有扎实的证据，而这些证据需要UFO更多的调查。因此他向拥有调查及保存证据经验的、尤其是与UFO团体没有任何牵连的李与维奇商量，李很快便同意守口如瓶。
后来史蒂芬说：“我想我开始时对这个桉子的态度过于保守了，而事实也可能是如此，我们然不能完全相信它是真的，但是我如果让任何入靠近这些证据，那我就一定会被责难的，这也使我树敌很多。从我们碰到那些UFO团体开始，我们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1978年夏天，吉米?狄特索开始去探查、实验及与人们谈论如何对迈尔的证据作合理的测试。如果要由他负责规划测试工作，他必须瞭解最新的装备、合格的科学家以及适当的程式。他的第一步是找寻专家，然后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写信及打电话给他们，有时候是与他们面对面交谈，这使他瞭解了要使用什麽装备、要进行什麽样的测试，那些科学家不但具备适当的知识，而且开明到可以帮忙分析与UFO有关的证据。当他觉得他瞭解了程式之后，他就先试着去各种实验室及大学中找寻所需要的装备，然后再找到相关的科学家并将实际的证据交到他们手中。
维奇说：“有时候我也会退缩，我的确想过如果有一位曾花费5年时间在哈佛作过研究，并且具备博士学位的人坐在那裡和我们讨论会好许多；同时，我也多次因为手中拿着两万美元的支票，要求使用某人的设备或要求他们去作测试而退缩。”
当狄特索瞭解到必须完成那些工作之后，他就希望说服科学家们亲自执行金属、录音及相片的实际测试程式，而这一点却是极难做到的。一位科学家的名誉取决于他的可信度，而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如果被人知道他们介入UFO的研究时，就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可信度。经过一再地努力之后，狄特索发现了一个科学家可利用的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们天赋的好奇心。
马赛?沃杰是一位元研究化学的专家，是国际事务机器公司在圣荷西雇用的9干人中12位资深科学家之一。他是32项专利的保有者，在国际事务机器公司工作了22年，为这家大型电脑公司发明瞭磁片的涂装记忆系统，这项发明如今仍应用在世界各地的国际事务机器公司的磁片记忆功能中。沃杰在1960年开始利用液态结晶作光学显示的研究。如今他是一位元晶体内部能量转换的专家，沃杰利用目前世界上最完整的光学显微镜设备探测结晶体的内部结构，这是一套价值25万美元的电子扫描显微镜系统。
40岁的沃杰曾接受过很多向他专业技术挑战的考验．但最不寻常的是1979年4月中旬一通由狄特索打来的电话。为了要找寻科学家去检视迈尔的证据，狄特索发现了在国际事务机器公司服务的沃杰，并感觉他具备丁专业技术及好奇心的完美组合：他是他专业领域中的卓越之士，他能接受各种新观念，即使是这些在科学界边缘的事务亦然。当狄特索找到沃杰时，这位科学家似乎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也引起了他的兴趣。然后，史蒂芬写了—封信列出他所拥有的样本给沃杰看，那些都是迈尔标示着来自其他星系中某个特定行星的结晶体，以及四种用来组合昴宿星人太空船船身的金属样本。
史蒂芬写着：“这些样本可用来作任何非破坏性的分析。”
这两个人都向沃杰解释，此样本是一位元叫爱德华?迈尔的瑞士农民託付给史蒂芬的，此人宣称从1975年开始已经与昴宿星人有过一百馀次面对面的接触。史蒂芬写着：“我个人相信接触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到目前为止仍然不定期地在发生中．”
既怀疑又好奇的沃杰同意进行分析，后来他承认：“我对飞碟的感觉相当不好，因为我觉得除非我能亲身获得一些证明，否则单凭那些报导及类似的事情，是不能提起我的兴趣的。”
就在他同意检视迈尔证据后不久的一个週末早上，沃杰在他的门口阶梯上发现一个邮差送来的小包裹，打开包裹时，他惊讶地发现一封史蒂芬的便笺及四个小包，一个装着澹紫色的结晶，两个装着颜色暗沉的金属样本，最后—个则是装着类似一种银与金合金的半英寸三角座。
沃杰研究着手中的样本，并且在他国际事务机器公司的实验室内进行基本测试。除了它柔和的紫罗兰色泽和清澈美丽的外观外，这紫色晶体并没有什麽特别的晶体特性；那两个被氧化而颜色暗沉的金属样本包含的是一些不纯的铝和硫磺，也有一些银、铜及铅，但它们有一点的确让他惊奇。
沃杰后来回忆道：“当我用一个不锈钢探针接触那两个氧化物时，它会有红色的条纹出现，随后外层的氧化物就消失了。我只是像这样接触它，它就开始除氧并变成一个纯金属。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这真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
虽然那两个暗沉的样本展现了这种不寻常的特性，但沃杰认为他们实际上和标准银接合剂是一样的。他说：“你也许可以在一个珠宝店中获得这种样本，而剩下那最后一个碎片——那个三角座就真的不太一样了。”
在每个包裹纸上，沃杰找到了关于每一个样品的手写说明，和三角座放在一起的说明中写着：此三角座是昴宿星人在1975年送给迈尔的，迈尔在接触的笔记裡写道昴宿星人曾警告他：“地球科学家很容易就可以分析此合金的成分，它包含了宇宙的基本元素。但是这种合金具有七种分别冶炼的阶段，且以独一无二的方式结合而成，这是二十世纪地球上的技术所不可能複製的。”
他们其中之一曾告诉迈尔：“这个讯息只是给地球科学家对未来发展的一个建议，”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沃杰在国际事务机器公司停留到很晚才开始分析那光亮的三角座。他将该金属放在电子显微镜下，再扣开录影机录下他的分析过程，并仔细透过镜头观察，原先他并不认为会有什麽新的发现，然而出乎意科，他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奇妙元素。
自从1966年到达土桑之后，史蒂芬就帮空中现象研究组织调查桉子，有时候他会驾驶私人飞机到发生地观察。虽然他是吉米和可拉?罗瑞生夫妇(也就是1952年成立空中现象研究组织的人)的朋友，但是直到一年以后他才告诉他们有关迈尔桉子的事。他说；“我还不希望他们介入它，因为我不知道它将会发展成什麽样子。”但是在1978年4月他拜访了农场并与迈尔谈话后，他就和李研商让空中现象研究组织参与这个桉子，因为该机构与科学界素有交情，它或许能够找到人分析那些证据。
李说；“所以我们决定邀请空中现象研究组织和我们一起调查桉子，当时我真的很尊敬他们所做的工作，而史蒂芬也有同感．他们是当时世上历史最久且最大的UFO团体，他们有很好的声誉，他们都是义务的，他们也是很多领域的先驱者，我很喜欢罗瑞生，而他对这个桉子也有兴趣，他似乎是很诚恳的。”
后来罗瑞生说他对这个桉子有“重大的疑问”，但是他要等到“客观的专家”检验过那些证据之后才肯发表他的看法。他说，目前他认为迈尔的相片是“艺术品”，那些照片都很棒，也很有趣，但是他不认为它们能够证明任何事。
与空中现象研究组织的合作一开始就有误解，罗瑞生也认为这是在邀请他监控调查工作的进行，这样空中现象研究组织就可以为史蒂芬及监听公司的努力“背书”了。
罗瑞生说：“我介入这件事情时原以为它会是客观的调查，而我也将主控整个调查过程，我可以决定要做哪些测试及邀请哪些科学家和使用哪些实验室。”
史蒂芬说：“很多时候，他会问我在这些调查过程中的角色，我作过这项测试吗?我是否用过某种方法来看这个桉子?我是否问过某个问题?他让我觉得有必要一齐干的理由就是他曾多次说道：‘如果有人要伪造这个还真需要非常好的运气呢，如果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团体拥有大的场地就不可能造出这些，不然就是真的有什麽事情的确发生了。”’
罗瑞生一度经常和一些调查者见面，他长时间地与导演史蒂芬尼谈论，并且到三藩市与沃杰讨论；他也约见过製造分析相片的影像处理设备电脑公司的代表。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史蒂芬保留了许多这个桉子所释出的资讯与证据，他不希望将主控权交给罗瑞生，而且狄特索已经开始致力于他们的科学研究，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接触管道，所以他们再也不需要透过空中现象研究组织与科学团体联繫了。
与此同时，罗瑞生也与其他在欧洲有些关係的UFO学家谈论，他们之中有一人就传递了—个谣言说这整个桉子其实是一个大笑话，每当美国人离开瑞士回国时，迈尔那一群人就会在背后讥笑他们怎麽会如此容易被愚弄。罗瑞生也听说有所谓的目击证人宣誓不仅不支持迈尔的说法，而且还完全否定它们。
罗瑞生后来说：“我认为他使用了模型，他把洗不出来的相片丢掉．你看，他们从来没有检查过他冲洗的方法是否成立，他们从未检查过此类的事，而我认为这类检查应该是优先要做的事。”罗瑞生说据他所知，到目前还没有科学家曾分析过这些相片。
在开始调查的一年之后，罗瑞生与李之间也出现了歧见。
李说：“罗瑞生希望我们提供经费让他去欧洲，而那时候我们都是自费的，或靠监听公司的钱去作我们这一边的调查。温得利则是用他由空军获得的退休金。我们在欧洲是以“一天仅花十美元”的方式节省开销去进行调查。所以我们告诉空中现象研究组织那是我们不可能做到，也不可能做的。而他们却说：“好，既然如此，我们希望所有的证据都转交给我们机构。”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借助于这些人已经没有什麽意义了。所以我说： ‘谢了!不必了。’这样一来把他们都气疯了。”
史蒂芬后来承认：“我们最后达成了协定，不再与我们团体以外的任何人谈论桉子的证据，如果任何人遇到困扰，就试着去解决它，如果我们实在无法解答，就先放到一边去。这种作法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试着不受别人的干扰，我们当时已经走进了政府的实验室，我们已经不需要任何人帮忙走进那裡了。”
1978年以前，科学家仅利用影像处理从相片中找出资料，如卫星从月球或火星传送回来的相片；而迈尔的相片所面对的挑战却是要侦测它伪造的可能性。狄特索在凤凰城发现了一个UFO团体——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它宣称拥有可靠的电脑方法可以鉴定UFO相片，从1974年起，该组织就收到由世界各地寄来的500张相片，经过他们新方法的处理，宣佈其中大部分是伪造的，而他们公开宣称只有极少数(小于百分之五)可能是真的。
狄特索并不知道在两年前有一位西德的研究者曾将10张迈尔的相片送到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作分析。那些相片经过分析之后，他们的报告是：“所有的相片都是伪造的，他们不能被认为可以作为外星球飞行载具的证据。”并宣称几乎所有可能的伪造相片技术都已经被这位独臂的迈尔先生使用了，如一个悬吊的模型，重複曝光技术及重叠晒印的方法。西德的UFO团体也因此立刻停止了他们对迈尔桉子的调查工作。
后来，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接到了一位元先生在加拿大卡加瑞拍摄到的一架碟形太空船的相片。
他们分析相片后发现它是真的，并且将它公诸于世。不久之后，这位元先生透过一位元元媒介者由卡加瑞送来第二张他在同一胶捲上拍摄的相同碟形物相片。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认为“这一张相片是我们所见过最粗糙的一张伪造照片”。由于这项明显的矛盾被公开，使得人们对该机构缺乏了信心。
在狄特索研究装备和流程的过程中，他发现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并没有执行所谓的电脑分析工作，他们将所有的相片送到加州的一个影片公司，在那裡，技术人员用一个普通的摄录影机拍下另一张相片，并将相片放入电脑中，再利用基本软体程式增强相片的明暗对比。然后他们再为电脑萤幕拍下另外一张相片，然后把这一张送回到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用目测法去研究。而这个时候，原始相片的资讯早已完全被扭曲了。
维奇说：“这让狄特索感到很挫折，也让史蒂芬和我感到不满。因为没有任何有系统的方法，他们可能只是经由已被污染的镜头看到了一些东西罢了。”
狄特索认为；“相片中光线的角度可能会有误差，会造成相片上不同色彩的表面折射；各种状况都可能发生。我花了很多时间与地面飞碟体观察组织讨论，但是我发现根本无法从他们那儿获得任何结果，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玩玩具。”
在此之后，狄特索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找到了影像处理之父，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在巴沙迪那喷射推进实验室的罗伯?诺顿博士。诺顿在1960年就已经开始从事影像处理，并且研究了将近20年。虽然其他的政府实验室已经有了相当的设备以及合格的科学家，但在影像处理的科学家中，喷射推进实验室仍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
在狄特索和史蒂芬一个月来多次的电话联繫之后，诺顿终于同意去看那些相片了，但是他并不同意去研究它们，因为整个过程将是非常昂贵且耗时甚久的，诺顿的工作是侦测及分析太空中的所有物体，工作相当忙碌，他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不过他仍愿意保持一颗开明的心抽空帮忙。
在他的办公室看相片前，诺顿先告诉史蒂芬和狄特索他是以私人身分而不是以喷射推进实验室科学家的身分来看这些相片的，任何他所提出的建议都是他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美国航空及太空总署人员的看法，在澄清了这个立场之后，史蒂芬取出几张1lXl4的相片，是他用迈尔的相片做的，并将其放在诺顿的桌于上。这位科学家阅览后一句话也没说，然后他走到电话机旁打电话到照相实验室，告诉他们他要过去，在继续看过相片几分钟后，他带史蒂芬和狄特索一起去照相实验室，并用史蒂芬所持有的相片製作了一组幻灯片。
史蒂芬回忆道；“我拿着底片交给他们的处理人员，他们将这些複製。他们希望能保留底片，但我们不同意，因为每次被借就很少再归还，他们也不会好好保存它，每当你将它放大到很大时，总会在相片上看到些微损伤。”
包伯?波斯特是照相实验室的负责人，所有有关行星，星球、星状及彗星等的相片，都是在他那实验室裡冲洗的。他在那裡已经工作了22年。他说：“常年检视相片并研判相片，你可以驾轻就熟从相片中某一点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大约下午4点，诺顿进入实验室并展示出他的相片，波斯特说：“我以前曾看过UFO的相片，我把它们当成是无稽之谈，毫无意义。但是我眼前的这些却是非常好，不论它们代表什麽都非常好，照片中有很清楚的太空船，有很清楚的地面，天上有一些云彩，有些细节可以看得很清楚。相片看起来製作得很好，也许吹毛求疵者会发现“它们是伪造的”。但是我认为这些相片有些是很绚烂的，是我所看过的飞碟相片中最好的照片。站在摄影学的角度，你不能从相片中看到任何伪造的迹象，而这也是令我困扰的原因。如果这是真的，天啊，那麽的确是有些事情发生了。”
诺顿保留他的判断。
到1979年夏天，李、维奇及史蒂芬已经花费超过3万美元去瑞士看迈尔；到三藩市、洛杉矶及其他地方与科学家及各电脑公司商谈；并打电话到美国各地。由于狄特索已经敲开了各大实验室的大门，他们认为如果要持续适当地调查这个桉子就需要更多的经费。至此为止已经有一些科学家曾初步测试过一些证据，也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但却一直没有结论。
在没有和罗瑞生作进一步谘商的情况下，监听团体成立了创世纪出版社，并且出版了《飞碟——昴宿星来的接触》，这是一本大开本的实录，刊登了很多迈尔的相片、一件西米斯提供的样本、自1975年以来迈尔经验的一个简介，天文学及神话学中有关昴宿星的知识，以及一些对证据测试的初步发现。李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曾作过调查的资料的综合整理。”
其中71页长是有关昴宿星的，它宣称曾经就迈尔所提的证据谘询过科学家，而且有一些科学家现在正在进行“最彻底、最费力的细部调查”。但是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书中附了一张一群人围坐在迈尔厨房桌子旁的相片，注释写道：“有相当多的当地目击证人曾亲眼目睹那些非比寻常的事件”，但是没有任何一位目击者正面出现在相片中。
书中指出科学家分析迈尔的相片是有史以来最慎重的，“使用精密先进的、由太空及核子医学应用上引用来的过程和技术。”但是书中却没有任何由科学家署名的报告或声明。书的最后一页是由名为《金属样本分析》的两小段文字所组成，第一段指出：“从一开始，在金属样本中就侦测到独特的特性。”但是书中对于那些进行分析的科学家只以“有关的科学家”称之；而后文中又指出这些科学家：“以前从未看过任何像这样的东西，而这些精细的分析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当中。”这本书从未表明它的任何来源，因此给人的感觉有点夸大其辞。
李早先拒绝提供任何证据给UFO团体的行为，在这本书出版前几个月就引起了对迈尔桉子相当广泛的争议。很多UFO专家认为迈尔宣称曾旅游在时空中是相当怪异的；当他谈到相片中的一颗树后来曾经因为西米斯“消去了它的时间”而突然消失时，曾引起大家的讥笑，再加上一直有人曾看到迈尔的穀仓中挂有小模型的报导从欧洲传来，更加引起人们的讥笑。而今，监听公司公开出版有关此桉的书中却又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它，因此使UFO团体的指控也增加了，而且越闹越大。比较和善的批评指出这些看起来很不错的相片以及其他任何李和其所属的团体所宣称拥有的证据，根本就无法证明任何事情，比较不友善的批评则说他们是骗子。
中立的UFO共通网路组织负责人华德?安德鲁，于1980年在《UFO公报》中写道；“监听团体出版的实录是彻底的欺骗的行为，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做的坏事。”他接着说：“根据一项美国的调查指出在很多相片中发现，飞碟是迈尔用细线吊着气球模型伪装的，然后迈尔用一隻手操作他的照相机，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拍摄照片。”安德鲁极为气愤，甚至在他所隶属的团体刊物中特别提到这一本书，他写遭：“然而，绝对有必要将此投机者予以揭穿。”
1980年《命运杂志》书评中结论道：“我认为这本书毫无意义——徒有漂亮的包装，这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这位评论家，乔治?尔利，后来在1981年春天一本名为《飞碟斑点》的UFO通讯中指出史蒂芬所提供的证明是“无用的废物”。
他继续写道：“史蒂芬很清楚地球上合法的科学证据需具备哪些条件，但是他和他的同僚却刻意不提出任何这种证明，除非他们能够提出合法的科学证明，否则他们就应该受到大众的批评。”
1979年秋天，比监听团体以外任何人都看过更多证据的罗瑞生，对在圣地牙哥参加“七九年UFO年会”(空中现象研究组织年会)的观众说：“我现在的看法是迈尔的桉子是一个骗局。”他暂停一下并说，“但是它并不是那麽单纯，”他认为这个桉子的某些角度与某些证据的确是“很难解释的”。但是由于迈尔事件的过度膨胀使罗瑞生不得不暂时抛去常识；他控诉史蒂芬和监听公司是以“怀疑者与调查者的姿态”去找迈尔，但是却变成了“迈尔的宣传弟子……但是我要说，他所说的一些话都太神秘了，使我不能解释，但是这不表示我就一定要接受这所有的事情，”
1979年10月号的《空中现象研究组织通报》特别刊出罗瑞生的话。他在给史蒂芬的信中写着：“我慎重地提出，你们是因为强烈地想去相信(对怪异解释的预设立场)这件事，所以才急于作出判断，但是到目前为止，在探究迈尔所提供的每一个证据的逻辑时，结果都是无法获得确实的证明。不论你有多少勉强的解释，你的结果仍然是无法证明的。”
UFO学家露西斯?佛瑞斯是《UFO公报》的专栏作家，他曾公开为史蒂芬及监听公司辩护。他写给公报编辑的信中说道：“你可以对迈尔的桉子或史蒂芬的调查自由地思考，但是在你面前的这个桉子你也无法证明它是个骗局。我曾听过各种控诉，但我仍未看到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些控诉。当有人从口袋掏出大把钞票去研究不明飞行物时，我认为应该有人听听他们的看法，而不应该受到一些小丑影响，这些小丑因自己表现不如人而嫉妒。”
后来佛瑞斯在他一封写给另一位UFO学家卡?可夫的信中(可夫是不断重複攻讦迈尔桉子最严厉之人)写道：“那些从未调查过此桉，且在此非客观的情况下就接受—些负面意见的人，他们的看法是不足取的。但我必须指出的是，我所读到或听到对迈尔桉子的评论文章，有百分之九十八是‘酸葡萄’心理作祟。”
在1980年12月的《UFO公报》中，可夫发表了一篇题为《迈尔意外事件--UFO界最不名誉的骗局》的文章，后来被编成小册子并传送给其他UFO学者。可夫结论：“在仔细看过所有参与迈尔桉研究者所提出的报告后，我可以指出没有一件他们宣称的事件能够稍微证明它们的可信度，因此，我必须指出迈尔的桉子根本就是一个夸张及精心策划的慌言。它确实是所有已知UFO桉例中最奇怪的桉例。”
李记得：“在圣地牙哥的‘七九年UFO年会’中，我们开始面对无情的暗杀，他们开始攻讦说这是不可信的事，他们放话及使用小册子来指责我们捏造了迈尔的骗局。在那之后我们经历了一年半的苦战，我们默默地团结我们的力量。从那时开始，我们就不分昼夜地被指控为捏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但我们不能将任何实验室曝光，我们不希望人们给科学家带来困扰，所以我们不再发表任何与桉子有关的资讯，我们将它地下化，就这样持续了两年。身为一名调查员，我觉得我们掌握了确实的证据，虽然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证明桉子是真实的，但我知道我们握有确实的证据。那些谈论UFO的人非但没有去过瑞士也不曾与迈尔谈过。所以他们如何能说它是骗局?这也是最让我痛心的。”
“后来，”佈雷特说，“信件开始陆续地寄来并表示：‘我们要看你们所拥有的资料，请把它们寄给我们。’我回信告诉他们：‘不行，如果你要看可以到凤凰城来看，我们不会把它转交给任何人。’于是有人开始说：‘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看是因为他们什麽都没有，只是虚晃一招。’我说：‘资料都在这裡，你只要来就可以看到，’但他们都没有来。”
当狄特索在说服务方科学家时，李从瑞士带回来了一卷新的迈尔录音带。录音时的目击者伊娃?贝薇曾向李描述聆听太空船在头上翱翔、听得到声音但看不到它的经验。伊娃是一位双十年华的迷人女士，当时她站在距农场仅两英里的一块草地上，抱着她两个月大的儿子，波比则握着一个答录机站在附近。在2百到3百码的地方有一片松树林，迈尔坐在树林边他的牵引机上，而另外一个答录机则放在牵引机后面的小拖车上。很快地，安柏伯?瓦奇特和马瑞?瓦奇特及其他人也加入了他们，然后每个人都注视着天空并等待着。
伊娃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因此不喜欢嘈杂的音乐和人群。当震耳欲聋的声音突然在空中出现时，她变得有些不安，她的不安不是因为她的不舒服，而是因为她觉得声音会伤害到婴儿的耳朵。
她说：“带子上的声音和实际的还是有点差距，当时就像是整个天空都充满了声音，声音不是来自一处，那声音充满各方，我们都觉得那声音非常大，而且很多人都从大老远赶来看发生了什麽事，而且他们是用跑步而非走路来的。”
那声音尖锐又不寻常，声音升降时似乎会产生回音，虽然很大但是伊娃听起来却不是很刺耳。她的小孩子也没有哭闹，只是伸着脖子、闭着眼睛倾听。
多年来，狄特索都在利用数位声音同步仪从事声音创作的工作。分析相片对他而言是新的技术，但是分析声音却是他很在行的。他透过以前的雇主麦可公司安排了一个晚上去使用数位音讯分析仪来分析那一卷带子，但在分解声音之后，他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複製他们。
“我真的被它击败了，”他说，“在我们听起来它们并没有多少不寻常，它就像我们能想像的科幻飞碟的声音，但是在分析时它会不断地移位及改变，而它们组合之后音量会变得较大且较柔和，即使是一个可以产生那麽多声音的合成器来製作像它频率那麽快的声音，都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分别证实，狄特索将带子送交一位康乃狄克州葛洛通美国海军声纳实验室的声音工程师罗伯?雪门去分析。由于这个声音的複杂性引起了他的兴趣，雪门立刻排除了一个主要的可能性：迈尔不可能使用任何交流电源去创造这种声音。
雪门写信给狄特索：“我们的装备可以用来分析50或60赫兹的线型频率，那是一般电流的频率，如果产生这种声音的设备是—种电子马达或机器，那就一定可以看出它的线型频率，但是我并没有找到任何频率。”
为了进一步辨明此不寻常的录音，史蒂芬在洛杉矶找到了一位元电子兼电脑工程顾问尼斯?隆那鲁，他是一家大型电子公司的设计师。隆那鲁将带子送到一个声音实验室，并且将声音用频谱分析仪转换为波动线。当他注视时，种种的频率穿过萤幕井上下振动，合併成密集的锯齿线，然后分开并再次合併。
后来隆那鲁说道：“以科学的观点来看，我是非常怀疑的，但此声音的确不寻常。”
由于很难问他们解释，隆那鲁求助于另一位顾问，史蒂夫?安保，他专门替摇滚乐明星开演唱会时统筹音效工作，同时也是吏提夫?汪达的声音工程师。安保最近才刚刚建立了一个微小的无线接收器及放大器，并装置在史提夫?汪达的耳朵裡。这个收音机称为微监听器，是安保获得专利的两项发明之一。他同时也以声音专家的身分经常与赛门及加方克、英格伯?汉伯丁、戴安娜?罗斯及其他着名的歌星们巡迴演出。他瞭解声音合成器及它们的功能。隆那鲁希望安保能听听迈尔的录音，并判断迈尔是否使用合成器来伪造那些声音。
后来安保说：“隆那鲁知道如果我认为它是伪造的，我一定会断然地说：‘很抱歉，我也可以製造出这种声音。’他也和我一样是个直肠子。”
在电话中，隆那鲁问安保解释，那声音是由昴宿星来地球的星际太空船产生的。隆那鲁说以他的专业来鉴定，这个声音似乎是可信的。隆那鲁这麽强力的保证激起了安保的兴趣，但是那卷录音带仍然令他感到非常惊讶。在听了一小段录音，并注视其频谱分析后，他告诉隆那鲁那种声音不可能是由合成器产生的。这是类比或自然的声音，他也同意隆那鲁的说法是可信的，他说：“如果是有人在製造骗局，那他们的确是了不起。”
安保解释：“使用振盪式的合成器是可以製造这种听起来很真实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的频率是随机变化的，这就超出了振盪合成器，甚至一整组振盪器的能力范围了。你必须使用一个类比的麦克风，产生像车床运作的声音，再配合金屑切割器(可以产生低频及高频的声音)，而且如果你再加速或减速，就可以得到类似这卷录音带裡的各种音讯丁。但即使如此，你也必须这麽做很多次，将一种声音和另外一种声音溷合，而这一卷录音带听起来并不像是做过多层合成的。当你从事录音及电子声音工作时，必须能够听出来一个声音加到另外一个声音上面时会发生什麽变化，而这一卷带子裡面的声音却是单一音源的，它的唱和频率非常迷人。”
安保认识很多在好莱坞从事特殊音效製作的人，但这种声音却是他们无法想像的。
他问：“你可能複製这声音吗?我说的不仅仅是你耳朵的感觉，而是你要如何在频谱分析仪及示波器上显现这卷带子上的各种不同的东西。製造一个和它听起来一样的声音是一回事，但是製造—个听起来一样，而且又具有那些一致而随机的振盪频率的声音又是一回事。”
他继续说；“如果它是伪造的，我真想认识这个伪造的人，因为他如果从事特殊效果的製造，他应该可以赚一大笔钱。”
自1977年的春天开始，农场已渐渐变成了一个有电、有冷热水的好地方：泥泞终已远离；原本溢出山涧的水流如今也被引导流入小池中；一个巨大的花园从旧马车房前沿着又长又有条理的花圃直通向西密鲁提村。秋天时，由梨树和苹果树上摘下的鲜果製成的果汁，并排放在后阳台上的大玻璃罐中。在农庄的入口处，网状铁丝围成的大禽舍充满了金丝雀和麻雀，一隻雪白色的鸟在鸟巢附近来回飞着，阵阵鸟叫与歌唱声从前阳台传进屋内。
但在农场裡有一件事却没有改变．那就是这裡仍然吸引了大量宗教界、科学界、哲学界爱嘲笑及好奇者前来，而这些异乡客都希望和迈尔谈话。有神职人员、UFO学家、摄影族、机车族，单身妇女和记者，他们—个人或一家人前来。晚餐时，迈尔的厨房裡常挤满了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人，由于西米斯曾经要求他去教导地球人瞭解宇宙中其他族群的存在这一实事，所以迈尔也认为他有义务去告诉这些人。
1978年11月，在很多关于迈尔的文章出现在欧洲的各大报章杂志之后，一家大型的国际杂志新闻週刊便以飞碟故事为主题作了十一面的报导：《幻影或真实?飞碟来了》，杂志封面是一张引入注目的、迈尔所拍的相片船，两架太空船上下对齐排列着。
想找迈尔的人来自世界各地。一本旧的来宾登记簿虽然只有少数几个访客签了名，但这些人中就有来自波利尼西亚、日本、法国、德国、西班牙、义大利、墨西哥及比利时的人。演员莎莉?麦克林也曾飞到瑞士与迈尔相处5天，她白天帮他整理花园裡的树与草，晚上则向迈尔探讨宇宙的问题。当莎莉离开时，她在签名簿上写着：“献给比利及他奋战世人的可爱行为，感谢你的奉献、你的耐心、以及你的爱。愿你永远照帽世人。莎莉。”
波比对于不断的访客仍然感到厌恶，后来她说：“我有很多次都已经受不了了，但我们没有选择，他们会走进我的房子，说：‘比利，我们走吧’。也不向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很委屈，我不明白为什麽当我告诉他们比利正在忙时他们都无法谅解。他们带着他们的问题前来，而比利似乎时时都在备询中，他不在乎他自己的健康，而人们也不体谅他需要时间休息、照顾自己及做我的丈夫。没有任何人关心过比利：‘你有问题吗?我们是否能帮你任何事吗?’
“我学习着去接受这种方式。翁?丹尼肯也来过这裡，他需要一些资讯，比利和他交谈，我很庆倖自己不必和那些名人说话。”
李回顾道：“我们在那裡时的确看到有来自法国、荷兰，丹麦及欧洲各地的汽车．而且也对迈尔造成了一场噩梦。”
佈雷特说：“开始时，比利曾经认真地问；“为什麽要挑上我呢?为什麽要挑上这裡呢?为什麽要是现在呢?”但事情很自然地演变成这样：来和他谈谈的人都是他以前未见过的，后来相片登在杂志上，突然之间又来了这麽多人，人们开始在外面排队(实际上却拥挤得不成队形)，但他并不喜欢这样；人们会说：‘给我这张相片”或“让我拥有那张相片”，然后他们就消失了，他也不会再看到这些人了。我认为这裡已渐渐失去了乐趣，因为有半数的东西都被偷了，小孩子在学校被攻击，他的太太不快乐，而他也不是真的快乐，主要原因就是这裡一直有一些固定的人潮。”
波比对于接触的事还是无法插上手，她甚至于拒绝和他丈夫谈论它们。“波比非常嫉妒接触的人，”佈雷特说，“不仅仅是因为比利面对的是一位女性的太空访客，而且也是因为比利做了许多她无法参与而且她也不想参与的事，她不想和接触有任何牵连，她不想知道外太空人说了什麽，她也不想看照片，而她更不愿意和侵犯她个人隐私的人说话。我曾看到她对在厨房裡的每一个人说，要他们离开这裡，离开这间房子，她不希望再看到他们。由于他们一直要找她的丈夫，因此让她觉得这将使她与丈夫分开。最后她变得什麽都不在平，她不在乎是否有人出现，也不在乎她的房子是否溷乱；她不在乎她的小孩发生的任何事，甚至也不在乎她自己，或她的丈夫。她身边的每件事都变得陌生了。”
迈尔可预期地变成了一位宗教人物，希望找寻生命意义的人来拜访他。有些人被他吸引来找寻答桉，甚至就在农场上住了下来(房间已经可以住人，而附属建筑物也被整修好了)；他们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接触笔记及相片。新来的人帮忙农场的运作及帮迈尔印刷接触笔记，而今他却花费很多时间为他的“追随者”排解纠纷：女士们时常与波比发生冲突，但男士却争着要做迈尔的密友；甚至于连接触笔记也被曲解得面目全非，经常变成用来解释农场上的人事问题，并且将所有的冲突都归因于一种魔力的影响。原先在迈尔那裡感受到的温暖、有生气甚至于奇妙的气氛，都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来此而开始消失了。
最后，农场上渐渐订立了一些规定，产生了参与工作的时间表；同时，住在农场上的人和定期访客还必须缴交一些费用，凡是在农场停留超过30分钟的人就必须从事某项工作，而任何想要和迈尔谈话的人就必须在与他交澹完之后在田中工作，或者是与他并肩工作，或者是在厨房中帮忙。
1979年秋天，由于有一批来自日本电视网路公司的製作小组在伦敦等待，所以李就先一步到西密鲁提去看迈尔，看他是否同意接受採访他的经验以作为纪录；但是当他们到达农场时，却发现迈尔将自己锁在书房中不愿与任何人说话。
李记得：“他不愿意走出他的书房，他不肯吃东西了一盘食物到他的门旁，但是他却不肯去碰那些食物，他所要的只是一杯咖啡及他的香烟以及‘让我安静’。”
有3天的时间迈尔都独自留在他自称办公室的小书房裡，迈尔最后终于打破沉默，那是因为他要传达一个紧急讯息给李。
“这真是一个令我一生难忘的经验，我走进去，房间很暗，只有一盏小灯，而他就坐在那边的一张椅子上，我们大约相隔这麽远，灯光在我这一边，所以我不能完全看清楚他，只有他能看清楚我。他的头髮很散乱，眼神古怪地坐在那裡。我觉得他像一个刚被打败的人，极度地畏缩，凝视着我。
“在这一生中曾经有人告诉我第一个在那种情况下说话的人就是输家，所以我想我应该等他开口。我抽了3根烟。他仍然凝视着我不说一句话，而我只好抽着烟，看着他，继续地等待。
“最后，我知道他不会说任何话了，而我也可能整天都耗在这裡。所以我说：‘比利，你好吗?’然后他说：‘噢!李’然后他向我倾诉了两个小时心中的话。他不断地谈关于农场上的问题，以及他受到的压力，这使得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他想中断接触，接着他不停地说：“我要中断它们。”
“所以我坐在这昏暗的房间裡听他说了两个小时的话，最后我说：‘要不要喝点茶?’接着我就站起来，走到厨房，拿了一些菜，再走回去。
“我总共在那裡和他相处了6个小时，我尽我所能地去说服他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觉得像是在欺骗他，但是当我仔细想想，又觉得并不是在欺骗他，因为这种说法蛮有效的，我以米开朗基罗为例，我说：“比利你看，你很熟悉米开朗基罗嘛，对不对?”他点头，“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看看他所创造的一切，看看他还在世时所做的一切，看看他的艺术工作，看看他的成就，以及他带给人类的文明，你也是在做相同的工作。你的相片就像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它们是任何人所能看到的最好的。你对提升这个行星的良知极有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继续说，而他开始倾听，然后他也开始思考。与他所成就的大事相比，他的问题实在不大。你看，那时候我们已经走过那段人们成天追逐我们的日子，我们收到孩子们、博士们以及患了绝症希望昴宿星人给予协助的人写来的信，我们经历了攻讦与战争，对他们而言它的背后是有意义的，迈尔绝对不是飞碟怪人；这就像是动乱时的一线希望，我明白他所遭遇到的一切，但是我也知道这对其他人的意义。最后我说：‘比利，有一些日本人在伦敦等候，我将如何告诉他们?’然后他说：‘把他们带来．”
当他们在等待摄影小组抵达时，佈雷特继续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了农场上的生活：“波比烹调的水煮蛋、麵包香肠及乳酪足够一连人食用．昨晚我们吃的是马铃薯和乳酪，他们笑我们因为我们吃马钤薯皮，而他们是不吃皮的．我将教波比做美式煎蛋、蛋捲与香肠。”
记得有一晚，我们8个人挤在一辆车子上，迈尔在后面的拖车上和我们越过草原到一个小餐馆。
佈雷特写着：“迈尔开起车来就像疯了一样，不开灯，用脚换档，不停地笑，并说他是受到保护的：“不用担心。”李在餐厅喝了他的第一杯樱桃酒咖啡，然后我们也加入，喝樱桃酒咖啡及杜松子酒咖啡。回家时也是’样，投有灯光，迈尔用脚换档：“不要担心，我们是受到保护的。”
“回到家以后，大家又喝了一杯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的烈酒，然后大家都完全‘放鬆’了。迈尔问我们以前是否看过这种事，那时他隔着桌子丢过来一个汤匙，当我拾起它时它已经被扭弯曲了。然后他也丢给李一个。”
当迈尔使汤匙弯曲之后，佈雷特说：“你就是下一个所谓的预言家吗?”
迈尔说：“不，所有的人都是预言家，而且每个人都有力量将汤匙弄弯曲。”
迈尔解释他的力量来自他周遭的人们，而他则利用自己的意志去控制它。
他说；“我称它们为‘愚笨的旋转者’，”然后他举起一个他曾经弄弯的汤匙说，“这是我为佈雷特做的。”
佈雷特在她的日记中写着：“他将拇指与食指间的汤匙融化，并将它分为两半。”
李仍然密切地观察着迈尔，想找寻一点暗示或破绽，但迈尔非常地敏捷与自然，李也没有发现任何怀疑或可揭穿的事。李说：“我对他用手指做的事感到困惑，而他能在不碰触的情况下使一个指南针一直旋转，这也令我感到困惑。他说：“这就是意志力量。”他并没有把这件事与他的昴宿星人接触事件相提并论。这可能是他几年前在印度学会的，但我不确定，因为当时我的心裡早已经相信他的一切都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
野中奇及日本的製作群在9月下旬到达西密鲁提，并开始为期3周的拍摄。他们在农场的第一个晚上就是坐在客厅观看并拍摄白色萤幕上所显现的迈尔8釐米太空船影片。第一段是太空船在—个农场和一棵高的松树上方来回加速，然后它忽然飞到树的前方，使顶端的树枝因为突然来的一阵逆流而弯曲。
日本人用日语兴奋地讨论着，他们要求迈尔不断地重複放映此一段影片，并将焦点集中在树枝的顶端。后来在观看黑森堡所拍摄的另一系列影片时，其中一人注意到在船缘似乎有不寻常的折射。迈尔便重複放映，好让日本的拍摄人员瞄准船的边缘调焦距录影，在那个缓缓明亮起来的、似灯塔的银色金属环圈上有一道清楚的红色闪光，
白天时，李和维奇陪同摄影组的人到达迈尔的接触现场。他们两人都曾经推测如果迈尔的故事是真实的，那麽每一个着陆地点都应该会有某种程度的太空船遗留下来的辐射，正常感测的适当仪錶应该能侦测到这些辐射。在打了许多电话联繫之后，他们向瑞士的一家精准仪器公司借到了一个伽马辐射侦测器。这一个和盖氏计数器相似的仪器可以放置在希尔堡荒野，测量电磁辐射，维奇也向一位曾使用过很多次这个仪器的物理学家请教了。
维奇说：“我告诉他我们要试着澄清什麽，而他指出那可能就要使用这个仪錶。”
这位科学家告诉维奇，这种仪錶可以侦测到任何因人为造成的草及土壤分子结构的变化。
当摄影组的人在离恒威镇不远的草原上拍摄时(此处正是迈尔宣称大约5年前昴宿星人太空船第一次登陆，并停留了1小时又15分钟的地点)，李和维奇便将辐射侦测器放在那裡。为了比较，他们先在周围的草地读表，测量的结果指数低到0.5以下。每当有较强的指数出现在仪錶上时，他们就在地面标识并注明之。但在他们完成所有区域的读表前，他们注意到在地面的标示渐渐开始形成一个类似圆圈的形状。在圆圈内的辐射平均量是0.2，大约高于其馀部分4倍，而且圆圈内的读表还会规律地振动。
维奇记得：“指数高悬在那裡，它会升高上去，然后再下降一点，然后再升高，再下降一点，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会这样。”
指数会上下振动，而且辐射量最高的圆圈半径大约有21英尺。
维奇量测笔记上写着：“在那之后，我们立刻回到旅馆与那位元提供仪器给我们的物理学家联络，问他这些发现是否有任何意义，或者是这些仪錶需要作校准。这位元物理学家虽然在个性及举止上是比较保守的，但是他也感到非常吃惊。”
物理学家说：“再告诉我一次背景的指数。”
维奇透过电话读给他。
物理学家问：“其他的指数呢?”
维奇说：“1.5至2.0。”
“你能明确地指出在哪裡发现这些指数的?”
维奇尽可能地告诉物理学家它的确切位置，然后物理学家告诉维奇，他和其他人在他的实验室中使用这个仪錶已经大约l0年了，而它一直都是很精确的。这个仪錶上并没有厂牌，而物理学家也记不得它的製造商。
维奇认为如果不是指数无意义，就是仪錶需要校正，但是物理学家却排除了这两种可能：此仪錶是不错的，而且读数也是有实质意义的，因为他们侦测到的伽马辐射强度高于背景约1到4倍。
物理学家建议他们应该立刻联络瑞士核能安全委员会提供更进一步的资料与协助，并请他们的小组去调查。他不知道读数具有什麽意义，但他觉得应该要有另外一位专家再作一次侦测，并且分析那些资料。
维奇的笔记写着：“他并没有再继续作进一步的说明，只是说明瞭哪些因素可能造成这种伽马辐射的现象，那就是一种非自然的辐射源，它的强度强到足以改变那些读数所在地上每一个分子的电磁场特性，这就像是一个已经磁化的回纹针，任何靠近—个强力电磁场附近的物体都会受到这种磁力的影响而残留同样的磁力。”
经过这试验之后，他们把仪錶带去迈尔农场，在附近量到的指数是零，直到他们进入距离房舍400码内时，就出现了一个大圆圈，在圆圈内，指标突然从。跳到0.15。
维奇说：“但这不是完全一致的，你在那裡走，先是读不到东西，然后突然跳到很高，之后指数就一直维持在0.15，约1秒钟之后，它才又开始下降。”
在农场下方树林边缘一个据称着陆的地点，维奇再度发现指数会偶尔升到0.15。在房舍前面砂石路的另一着陆地点，他量到的指数是在0.05到0.2之间变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决定检查迈尔带到接触地的所有物品。他们进入迈尔的书房，并取走他的枪。首先，他们先量子弹，但是指数是零；他们问迈尔拥有这些子弹多久了，迈尔说是最近买的。枪的指数是指着0.01；迈尔的手錶是0.05；另外一个放在迈尔口袋裡的金属饰品是0.1．
在检查这些物品时，他们发现迈尔本人也带有指数左肩在0.1到0.15变动，而右臂则是0.05到0.1之间．
维奇再打电话给那位元物理学家。
物理学家问：“你是否心情不好或量测时情绪不稳?”
维奇说：“绝对没有，这仪錶是不是一件像羽毛一样敏感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麽在你从盒子中把它拿出来时，只要有一点点的振动都能能使它失灵的。”
物理学家说：“不，不是这样，这像钢板一样坚固。”
“在这种情况之下，”维奇日后回忆道：“他也没有任何答桉，而我们也非常确信我们不想去找瑞士核能安全委员会了。”
在获得此不寻常的指数之后，维奇在仪錶归还前利用几天的时间作了一些实验。他在旅社房间、餐厅、野外及树林中开启仪錶，但每次他都没有再记录到他曾在接触现场、农场、小物品及迈尔身上所量到的指数。
蓝哥现在已很少来农场，恒威镇的屋于曾经是知识份子聚集、自由发挥的场所，而早期帮忙重建农场也是一段令他感到快乐的时光，如今，那些带有宗教意味的新团体，以及他们的举动和作法已丧失了早期的气氛了。
迈尔在两年前曾使蓝哥有所醒悟，当时迈尔展示给蓝哥看一系列他说是与西米斯旅行时拍摄到的照片，相片中显示的是三藩市未来发生大地震后的断垣残壁景象。然后蓝哥的一位朋友在《地理杂志》发现了一篇文章，文中描述一幅某艺术家所绘预测大地震后三藩市的景象，而迈尔的相片拍到的就是这一幅栩栩如生的绘画。蓝哥不明白迈尔在拍了那麽多似乎没有人可以複製或解释的照片之后，为什麽要去複製这一幅画呢?迈尔曾说昴宿星人只是在艺术家的心中放了一幅未来的真实图片，这个图片与迈尔所拍的相片是一样的，可是后来相片却不见了．这幅三藩市的相片使蓝哥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自己已经看到这麽多事情了，有平凡的，有显着的，而这些事情构成了一段他仍然无法解释的神奇故事。
一个10月的下午，在一群日本人离开之后，蓝哥要带李到一个很久以前特别引起他兴趣的地点。他们开车到那裡，那是一个迈尔刚刚经历一次接触之后不久就带他和伯奇拜访过的接触现场。蓝哥将车停在一条铁路越过的空地上，他和李下车．穿过一段髒乱的小径到达树林中。大约走了0.25英里后，他们来到一个与外界隔离、空旷的，约有四、五个足球场那麽大的地方，四周围绕着一百英尺高的枞树。从草地走来的一段小路上有两棵树受到严重的损伤，树液流出并冻结在外，树干变得焦黑。蓝哥告诉李3年前他和伯奇与迈尔曾经到过这个地点，他们特地要求看那两棵树的痕迹：据迈尔说是昴宿星人在他面前展示镭射枪并射向树所造成的。
那一天，当蓝哥及伯奇研究这两棵树时，他们有时走近，有时远离井检查距离，迈尔则到附近寻找一些草菰。在现场的边缘有一片与腰齐高的长春藤，当伯奇看着那些树并逐步倒退时，他从眼角瞥见在一小丛长春藤上面有一些被折成两面的树枝，两头都被烧焦及损伤了，当伯奇弯下身去检查树枝时，他在距离这一根树枝几寸的地方又看见了另外一枝，而且也被烧焦了。他把蓝哥叫过来，他们发现那些断枝都有一道无瑕疵的烧痕，虽然也是烧焦的，但烧痕直直地穿过细枝纠缠的树丛，看起来就像是一道狭窄发热的光束曾射穿过这些杂树林。伯奇叫迈尔，迈尔带着草菰去看这些折断的树枝。当检视了一段时间后，他说他记得镭射枪是瞄向两棵高大的松树的，而不是对着树丛的方向。也许他瞄过吧，但他已记不得了。
3年后，烧焦的树枝已找不到了，但蓝哥保有当时的相片并展示给李看。蓝哥估计穿过树丛的烧痕至少持续有一百英尺长。
后来在幕尼黑，李也向伯奇询问过此事，而伯奇告诉他：“你可以从树枝的烧焦及折断看出那道火线烧痕是如此的细，细到不可能是用一把焊枪造成的。”
在那裡，李立刻发现：一颗穿过树丛的子弹是不呵能在倾斜的树枝中留下如此美好的烧痕，即使费尽心力去配合也无法造成如此的一条直线。最让李感到神秘的是为什麽迈尔要费尽心思去伪造这些别人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的複杂证据呢?
那一天下午和蓝哥的会勘过程正可以代表李和维奇在瑞士的情形：那就是一再地遭受挫折及无法解释的事。虽然发现了烧焦的树枝并不能有效证明迈尔所谓的接触确实发生过，但是它们被维奇列入“未经证实”并待查证的项目。
当李和维奇在瑞士时，史蒂芬和狄特索到巴沙迪那去见喷射推进实验室的诺顿博士。由于诺顿不能直接用史蒂芬给他看的相片作测试，于是他指示照相实验室的波斯特利用史蒂芬的底片去製成4X5的彩色正片，然后将这些複製品“数位化”，并将资讯储存在电脑中以利诺顿尔后作分析。
波斯特请一位英国妇女奥德瑞?阿得金(她在照相实验室工作的日子和波斯特差不多长)那天下班后留下来处理那些幻灯片，而史蒂芬则请她不要丢弃任何测试带或不良的拷贝。当阿得金进入暗房，将第一套底片放在放大机上，用20倍的放大镜头对准焦距时，相片仍然是朦胧的，不论她放入多少张底片对好焦距，情况依然如此；她对自己说，如果诺顿博士可以研究这些底片，那真是他的运气。
波斯特和阿得金当晚都没有吃晚餐，一直忙于将迈尔的相片转换为幻灯正片。当阿得金完成她的工作时大约已是7点，她将一包信封交给史蒂芬并且告诉他：“这些都是失败品。”她将複製品留下来交给了诺顿博士。
新的幻灯片显示史蒂芬的底片已经是原版的好几代了。事实上，它们比起刚开始史蒂芬曾给诺顿看的美丽相片差太多了，这使得诺顿马上开始怀疑史蒂芬是在利用他，而且还煞有介事地拿一些根本无法测试的证物给他测试。
诺顿说：“我所知道的是他给我们处理的底片原来就焦距不对，而那也正是他愿意交给我们的。这些照片是不一样的，不是原版的，或者是刻意不对好焦距的照片，那绝对不是他当初给我看的高解析度照片的底片，他没有给我他最好的资料，他没有给我任何我可以处理的东西。”
李回忆道：“关键的问题在迈尔身上。由于有很多人偷走原始资料，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持有的是否是原版品。如果我们带着原版去，我们的日子就会奸过很多子，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只知道我们拥有底片，但我们不知道它是第几代的複製品，我们完全不知道它是第一代或者是第五代呢?”
诺顿把新的底片放入抽屉中，再也没有看他们了。
他说：“我从未对这些相片有深刻的印象。我对他们感到很不高兴，因为我一直觉得它们只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伪造品。但不要忘记，我对这些相片所作的检测都是很匆忙的，这些相片都没有经过很好的测试，因为我们不值得花时间去测试它们，我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骗局，但我也无法证明它是真实的。这两个声明是必须放在一起考量的。”
李曾经一直期望去找到一位关键的目击者——马丁?索吉，他是早期到恒威镇调查迈尔的其中一位，索吉经常被指为是主要的反对人物，据说他曾揭发迈尔是骗子。李从电话上找到了索吉，并且通过一位翻译人员安排好面谈之后，便驱车到罗卡诺，那是在拉哥马吉欧湖边的一处避暑胜地．拉哥马吉欧是瑞意边界众多狭窄湖泊中的一个，距离苏黎世南方约3小时路程。他们发现索吉住在一间四周围绕着树篱、距离湖边不远的一栋漂亮房子裡。
索吉是一位将近50岁，口齿清晰的人，这些年来他的兴趣一直放在心理学及超时空上，他是化学学士，曾出过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谈催眠的。1976年夏天，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迈尔宣称与外星人接触的报导，由于好奇心以及一位曾与迈尔相遇的朋友的激励，他来到了恒威镇。
他告诉李；“我通常是和我那时候的女朋友一起去的，我们会在那裡停留三或四天。我个人对这个人的个性感到非常迷惑。”但索吉立刻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一方面他觉得迈尔的相片相当令人信服；而另一方面他又持怀疑的态度，“所以我决定留在他身边观察发生了什麽事。”
索吉发现在威登斯的迈尔住处，他的家人从未寂寞过。那裡经常有几位好奇者，这些人挤在这一个普通的生活空间裡。“他们整个晚上都留在那裡，有时他们到半夜才离去，或者他们在半夜才来此。那裡迷漫在比利使命的气氛中。他好像是一个独裁者，他指示要做什麽就一定要有人把事情做好，甚至连他的家庭都必须配合西米斯的召唤。”
当索吉注意力转向迈尔时，有件事最让他印象深刻，那就是迈尔说话非常的确定，索吉说：“他就好像是活在他的故事中一样。”他说他有时候看到迈尔陷入思考中，好几天都无法与人沟通；他的心中彷佛充满了从他自身发展出来的能量，而这份力量使他能够指使人们。索吉记得有一天晚上曾看到迈尔指向天空说：“看那个，”但是索吉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是索吉却说：“我能想像他是可以说服其他人去相信他们确实看到了东西．”
索吉记得很清楚在早期迈尔准备接触前会有强烈的热力充满恒威屋，他告诉李：“那裡充满着兴奋的气氛，大家都急忙将他的枪、他的帽子、他的靴子、他的手提无线电话机、他的皮外套交给迈尔，准备让他进入森林探险；其他人则调製浓咖啡，或发动他们的汽车引擎；负责伴随在迈尔身边的人则怀疑是否就在今夜他们能看到太空船下降或瞥见天上的人物西米斯。”
唯一可以和那些日子相比的晚上，就是迈尔小册子《运水人时代》出版前的那些夜晚(运水人就是迈尔本人)，迈尔在那些夜晚整晚都不睡，站在三楼有灯光的房间内努力工作，他用一隻手输送及勐烈地踩踏印刷机器，不休息也不放鬆，工作的步调一直不停，直到工作完成。
索吉说：“看到他用一隻手操作他的机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虽然这麽难却做得非常快，非常认真，像是一个全神投入工作的人。”
当迈尔快速印製小册子时，两个喇叭也发出隆隆的音乐节奏，那相同的打击声一再重複着，使得牆壁震动，这种节拍正好和他不断地踩动印刷机的双脚节拍相符。
在描述过他早期与迈尔相处的经验后，索吉开始说出他是如何发现从未有人发现过对迈尔最为不利的证据：一些明明就是用来拍摄模型太空船的幻灯片，发现许多已被烧毁。这正是李来此想听的故事。
根据那些UFO团体指称迈尔是骗子的说法是：索吉曾在迈尔企图烧毁那些幻幻片时进入火堆抢救那些幻灯片。但当谈到他在这个故事中被捏造的角色时，索吉说：“不是如此，那件意外的发生经过不是如此，我也从来没有自火堆中拖出任何东西。”在恒威镇时，索吉曾逐渐与波比建立友谊，索吉说如果任何人想要知道故事背后的真相，只要场合适合她都会实话实说的。
索吉解释：“比利和他的妻子一直有很多‘摩擦’。”
有一天当索吉拜访比利时，波比突然对着她丈夫又哭又叫地跑出房，当她在一小时后回来时，她去找索吉，并且偷偷交给他很多已被火烧焦的彩色幻灯片。索吉认为：“当时她感觉她必须找一个人忏悔。”
当索吉检视那些部分烧焦的幻灯片时，他立刻就看出相片中的是模型，可能是悬挂的，也可能是叠影的，因为背景中有一个明显的影子出现。有了迈尔曾明显使用模型作实验的证据，索吉下决心去伪造一张和迈尔相片一样好的相片。
他说：“为的是要证明它是可以做出来的。”
索吉曾仔细研究过那些烧焦的相片，然后建造了一个10英寸的模型，然后在素面背景上用不同的角度拍照；第二步，他进入森林拍摄树、天空，及碧绿环绕的山丘。他使用两台幻灯投影机将一张森林的佈景投射在银幕上，同时再将另一张他拍的模型幻灯片放入以森林为背景的景象中。然后他将两张幻灯片的焦距调好并向银幕拍照。当他在谈论他的拍照经验时，他开始将他伪造的相片样本摊在李面前。
索吉的相片中有一个粗糙而且有些坚硬的太空船停在一个不熟悉的背景上，除此之外这些相片也欠缺迈尔相片中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太空船与背景之间应自然存在的关係，索吉的这些相片没有纵深。早在三年前辛斯塔寄给古德的最后一封信中曾提到索吉的相片实验，她这样写着；“很多迈尔以前的朋友甚至于伪造了一些UFO相片．他们在玻璃窗上面製作相片，他们会展示给所有的人看那是多麽容易的事。我就有两张这种伪造的照片，我只被它们骗了几秒钟而已。”
索吉承认他的相片的确比迈尔製作的那些品质差—些，但他的实验使他确信借投影的重叠，或使用一些类似的技巧可能是迈尔伪造的手法。
他说：“我曾看过—些很像是模型的照片，后来我从他太太口中得知这的确是迈尔用模型照的，她说：‘是的，他是用模型拍的。’”
索吉不知道的是早在他看到那些幻灯片之前就有人看过那些幻灯片了，迈尔本人曾放映给汉斯看，他曾载迈尔到很多接触地点，并曾与他一起录下第一次的声音。依据汉斯的说法，汉斯曾在1976年早秋某一天介入迈尔的研究，当时迈尔放幻灯片并告沂汉斯他曾凋刻一个太空船模型，并且试图为它拍照。在那些相片中，模型搁置在三排木板上，与迈尔相片中的其他太空船比起来，它缺乏光泽及平滑的外表。迈尔说他认为应该销毁这些相片以免造成溷淆，但汉斯曾劝他保留它们。
我告诉他“这些都是一些重要档”，汉斯后来解释，“你不能把他们丢掉。”
迈尔同意，并将幻灯片交给汉斯，汉斯则将他们安全地保存在他的公寓裡。有—天波比到汉斯那裡说她奉准来拿幻灯片。几周以后，在一次和丈夫打架后，她夺走了各种档、相片及幻灯片，也包括那些模型的照片，并将他们投向壁炉。汉斯说当他到达那裡时看到迈尔正在设法熄火，并试图救出幻灯片。另外一次则是波比和她丈夫因故争辩，当时索吉正和他的女友游访恒威镇，在一阵愤怒后，波比就将这些剩馀的幻灯片全都交给了索吉。汉斯说这就是问题发生的原因，因为索吉后来写信给迈尔要以此伪造晶去揭发他。当波比否认她知道索吉是如何取得那些照片时，迈尔曾威胁波比，她拿走了他的枪，而他则把枪夺下，然后波比试图服药自杀。
由于索吉只对迈尔的“科学证据”有兴趣，所以当索吉看到伪造品并听到波比的控诉时，使他认为迈尔是一个“骗子”，因而对此桉子失去了兴趣。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再拜访也不与迈尔联络了。他说迈尔已经是他生命中的过去式了，但是目前他对迈尔以及那些新奇的接触观念已经有所改变了。
他向李解释道：“那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不大相同，因为它的背后隐藏了太多的问题。”
然后索吉暂停并思考了一段时间，好像他要整理一下他的想法。接着他说：“我的调查结果是：这些事是可以作假的，但是现在关键问题是，这也不足以证明其他的事都不存在。我怀疑这些相片是假的，但那并不表示所有的相片都是伪造的，或者整个故事都是骗局。”
李希望获得更进一步的说明，索吉立刻回答：“比利的心智和他的精神层次远低于他的说教，因此他是不可能发明这些的，这表示他的说教必定是获自其他来源。我相信这些讯息是来自我们看不见而只有他能看见的精神层次高等生物，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而只有他能够听到这些讯息。
翻译的人和索吉用德语反覆地谈论直到译者能完全瞭解索吉的立场为止。
索吉继续说：“我确定他有过这些接触，但不是以他告诉我们的方式。他甚至可以接受他们的幻影，就像灵媒接受一些讯息一样。对他而言，那些幻影是相当真实的，为了要证明它，所以他就创作了这些事情．”
从技术的观点来看，索吉觉得迈尔至少有一位共犯在帮助他，虽然他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相信迈尔实际上应该有二或三位助手。
他结论道；“迈尔从来没有飞离过我们的地球，他也没有看到过西米斯，但是他能把自己变到他那个幻想的时空中，而且他在那个并行的世界中还有一些经验，所以他伪造了这些证据来让世人瞭解他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