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纯芳 史宣
核心提示：耿飚1955年未参加授衔，是一位“没有授衔的将军”。1960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1971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起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部长。
1980年5月25日，由国防部长耿飚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美国的五角大楼。“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飚之女耿莹说。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耿飚在两栖登陆舰“塔拉瓦”号上参观设备
耿飚（1909～2000），湖南醴陵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浏（阳）醴（陵）游击支队小队长、红三军九师参谋、干部教导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第一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政委、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通讯处处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后，先后任驻瑞典、丹麦、芬兰、巴基斯坦等国大使。1955年未参加授衔，是一位“没有授衔的将军”。1960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1971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是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兼国防部部长。1982年任国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常委。
四平打赌
1946年4月的四平保卫战期间，耿飚所在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第28小组，被派往四平进行调停工作。但停战小组刚到达铁岭，就被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部队给软禁了起来。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不准许离开，还控制了中共方面的电台。
这样一来，耿飚他们不但无法到四平前线去调停，就连与北平军事调处我方代表团联系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耿飚等人在铁岭被软禁了十几日后，国民党方面终于允许他们去了四平。到了四平，耿飚才知道，原来，就在他们被软禁期间，四平经历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恶战。国民党军动用了10个整师的精锐部队，分几路疯狂进攻四平这个战略要地。坚守四平的我东北民主联军将士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抗击，打了一个漂亮的保卫战，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完成了预期任务后，已经主动撤出了四平。国民党军队在此战中损失惨重，却装出一副胜利者的样子进入了四平。
这次，国民党一位将领盛情地为耿飚等人举办了欢迎宴会。晚宴结束后，该将领以聊天为由，硬要拉着耿飚这位湖南老乡与他同榻而眠。谈话中，他极力吹捧国民党的生活条件好，说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精良，飞机、坦克、大炮应有尽有，国民党的前途才是“光明”的，并夸下海口：“两年以后，不到三年，国民党一定会消灭共产党。”
耿飚则不服气地反驳道：“你们背信弃义，与人民为敌，还向我们进行突然袭击，结果到处碰得鼻青脸肿的。我敢保证，不出两年，国民党就会走向失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就这样，两人为此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唇枪舌剑地打了一夜的嘴仗，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后来，这位将领提出了打赌定输赢的建议，耿飚欣然接受。
历史的结局对两位将军的输赢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两年后，东北全境解放。随后，全国获得解放。
后来，耿飚与这位将领会面了，宴席中这位将领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和耿飚曾在四平为内战的前途打过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他赢了，我输了。”耿飚随后也站起身来，说：“我们打赌的输赢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取得了胜利。”（《湖南日报》2011年8月22日）
附：新中国历任国防部长一览
1、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4年任国防部长。
2、林彪（1906～1971），湖北黄冈县人，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9年任国防部长。
3、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5年任国防部长。
4、徐向前（1901～1990），山西省五台县人，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8年至1980年任国防部长。
5、耿飚（1909～2000）湖南醴陵人，1981年任国防部长。
6、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2年任国防部长。
7、秦基伟（1914～1996）湖北黄安人，1955年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任国防部长。
8、迟浩田（1929～）山东招远人，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任国防部长。
9、曹刚川（1935～）河南舞钢人，1998年被子授予上将军衔。2003年任国防部长。
10、现任国防部长梁光烈（1940～），四川三台人，上将军衔。2008年任国防部长。
新中国第一代将军大使
王建柱
核心提示：使馆工作人员在打字时一时疏忽大意，漏打了一个字母，竟然将“沉痛地”打成了“荣幸地”，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却截然相反。耿飚闻讯后，立即从丹麦返回瑞典重新打印吊唁函，并亲自送到瑞典外长的手中。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诞生了。随着与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加，向建交国派驻大使便成了当时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件大事。中央决定以军队干部为骨干组建外交队伍，选调了一批兵团级干部出任大使。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们脱去戎装穿上西装，被人们亲昵地称为“将军大使”，由此也书写了我国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
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时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接到调令赶到北京后，周总理问他有何想法时，耿飚直率地回答：“坚决服从命令，不过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其实，这是耿飚的谦虚。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军调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的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国代表一同坐到了谈判席上。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将军大使”学习班
赴任前，为让这些转行从事外交工作的将军们更快适应“大使”这一新角色，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举办了短期培训班，地址设在北京前门外的新华饭店。
住饭店原本是件享受的事，可却让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躺门板、住窑洞日子的他们，突然要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一下子还真是难以适应。
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
初次穿上中山装的将军们，都感到很不习惯，觉得这种外交服装束手束脚，不像粗布军装那样随意自在。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称呼，习惯被人称呼为某某将军突然变为某某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这些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们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十分重视。学习班期间，周总理多次来看望，并把“外交”和“军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了将军们的兴趣。按照周总理的话讲，他们只是从一个阵地转移到了另一个阵地上，同样是在为新中国战斗。周总理还说，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武打”变成“文打”而已。他鼓励将军们把在战场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武打”经验，灵活地运用到外交场合的“文打”之中去。一说到打仗，将军们都来了精神，对外交工作也开始有了兴趣。
每天天不亮，院子里就会传来朗朗读书声，将军们埋头苦读的身影随处可见。在日常学习中，年纪稍长的袁仲贤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应注意的事项一字不落地记在本上，经常阅读，反复翻看，笑称自己这是“笨鸟先飞早入林”。袁仲贤的精神鼓舞着身边的每一位战友。黄镇暗下决心，要像当年打碉堡一样，努力攻克外交上的每一道难题。
在学习班上，外交部先后请来了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讲课。学者、专家们分别讲述了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书、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等等。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出了国书、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各式各样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军们谁也没有见过，看后都觉大开眼界。他们对这些即将使用的文件看得格外仔细，逐字逐句地琢磨。黄镇大使的夫人朱霖突然冒出一句：“这国书不就是介绍信嘛！”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室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这期间，学习班还请了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驻华大使介绍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苏联和东欧各国大使作报告时，都是由毛岸英当翻译。
脱我战时袍，还我女红妆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写过中国战场上的“娘子军”：女人不穿裙子不涂口红，与男人一样舞刀弄枪。在新中国第一批大使夫人中，这样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也不在少数。当时摆在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如何适应她们此前并不认同的所谓“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烫发、抹粉、涂口红，还要学习如何着装和西餐礼仪。在她们看来，如今革命胜利了，正是为建设新中国发挥才干的时候，自己怎能描眉画眼地出国去当“官太太”？有人抱怨当初不该来北京，有的吵着要回部队，更有人说宁可离婚也不出国当“夫人”。在会上，黄镇的妻子朱霖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翻身解放。进城后我们应该为国家出力，而现在却让我们去当夫人，去当附属品，这简直是对我们的罪恶和污辱！”
眼看工作上的分歧就要演化成大使夫妇之间的矛盾，周总理闻讯后，立即派邓颖超来解决此事。邓大姐的“现身说法”，让女同志们对大使夫人的身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就这样，为了国家的需要，这些从没穿过裙子、对梳妆打扮一窍不通的女战士们第一次坐在了梳妆台前，耐着性子学习对镜梳妆，描眉点唇。此时，应付这些繁文缛节已经成为组织上交给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而她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认真去完成。
为了尽快适应大使夫人的角色，夫人们一有空就穿上旗袍和高跟鞋，不厌其烦地反复练习，脚上很快就磨出了茧子，还要忍着疼痛继续坚持。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早日成为合格的大使夫人，向组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隔着窗户看递交国书，“以小见大”
1950年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没几天，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要递交国书了。经周总理同意，将军大使们被安排在勤政殿旁边的小屋里，透过窗户纸的小窟窿，观看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仪式开始前，周总理前来检查，要求不能将窗户纸窟窿捅得太大，只准每人用铅笔戳个小洞，以免让外国人看见殿堂里一排排大窟窿不雅观。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大使们：“洞虽小，但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啊。”
仪式刚一结束，大家就热烈地议论起来。有的嘟囔道：话那么多，咋记得住呀？有的不以为然地说：反正事先写好，到时背下来就行了。最后，大家得出了两点共识：一是致辞应有充分准备，预先有个腹稿；二是首次递交之前，多预习几次，比如走步、站立、呈递的姿势等等。有人还建议趁热打铁，当场练习。于是，他们就在勤政殿的小屋中，你当元首、我呈国书地轮流练习起来。
就这样，将军大使们透过屏风上微小的缝隙，观看到了递交国书的全过程，也在实践中明白了“以小见大”所蕴含的深意。
递交国书的仪式刚结束不久，周恩来便领着大家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跟大家逐一握手，并问黄镇：“你原来那个黄士元的名字，不是很好吗，改了做什么？”黄镇说：“我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时刻保持‘镇静’。”毛主席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改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
有的同志向毛主席提出：我们不懂外语，有困难，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代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吗？但他们出使西域，不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他又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毛主席说“不会跑掉”的话，是因为当时新闻刚报道了某国驻外使节叛逃。周总理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接见中，毛主席还很认真地说：“你们这些将军出国当大使，不算转业，可以保留军籍。”
“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1950年，外交部对各大使的任命书开始分批下发，首批驻外大使即将启程赴任了。作为新中国派到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耿飚在兴奋之余又有些莫名的忐忑，而他的妻子赵兰香当年是甘肃庆阳第一个独自骑马出远门的女子，这一次就走得更远了，一直走出了国门。
跻身外交舞台的新中国将军大使，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外报纸刊出这样的评论：“在珍珠宝石成河的外交界，中国大使夫妇，男不戴勋章，女不戴首饰，表现出了新中国外交家的风格。他们代表着一个古老而甫告诞生的社会主义大国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已豪迈地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并以一种全新的外交风范展现于世人面前。”
1950年10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最大的饭店里，500多位来自瑞典社会各界的贵宾欢聚一堂，庆祝新中国的周岁华诞。这是中国驻瑞使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庆招待会，赴任还不到两个月的耿飚大使穿梭于觥筹交错、衣香鬓影之间，身旁的赵兰香身着一袭传统丝绸旗袍，令众多宾客眼前一亮。
席间，有人问耿飚：“你是将军，曾经带过多少兵？”耿飚笑笑说：“我的那个兵，也就10多万人吧。”瑞典皇家海军最高司令听后肃然起敬，“啪”地一个敬礼，说道：“真了不起，您所率领的军队比我们全国的军队还要多。”这时，旁边的几位贵宾也主动凑过来与耿飚碰杯，称赞他是“伟大国家派来的伟大的大使”。
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耿飚就这样凭借着将军的风度和大使的谋略巧妙地回应，他说：“比起我们伟大的国家，我只不过是一个兵、一个战士。我愿意做一架两国之间发展友谊的桥梁……”招待会后，当地报纸纷纷撰文：“社会主义大使首次亮相资本主义国家，驳壳枪换成了香槟酒。”
外交无小事，一个字母重千斤
耿飚刚到任后不久，便赶上了瑞典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病故。当时耿飚正在丹麦筹备建馆事宜，就嘱咐驻瑞使馆写一封吊唁信函给瑞典外交部送去，表示对国王去世的沉痛悼念。那时候，中国驻瑞使馆还没有人懂得法文，于是就写成了英文，请使馆雇佣的一个法语顾问将其翻译成法文，再由工作人员照着翻译好的内容一字一句地用打字机打印。吊唁函打好后，使馆秘书立即送往瑞典外交部。
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一看吊唁函，立刻大皱眉头。使馆秘书感到很奇怪，就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位工作人员指着吊唁函说：“这个字不能这样写！”使馆秘书返回去，找到法语顾问一看，顿时冷汗涔涔，这下可闯大祸了。原来，使馆工作人员在打字时一时疏忽大意，漏打了一个字母，竟然将“沉痛地”打成了“荣幸地”，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含义却截然相反。耿飚闻讯后，立即从丹麦返回瑞典重新打印吊唁函，并亲自送到瑞典外长的手中。瑞典外交部表示，他们认真地分析了吊唁函上下文的意思，确认这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且大使本人亲自来道歉，重新吊唁，让人深深感到中国是一个礼仪之国。
一个小失误险些酿成大祸，耿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外交无小事”这句话的分量。
关键时刻用生命保卫周总理
1955年4月16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机场，很多民众早早就等候在这里，迎接前来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一行。当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缓缓走出机舱的那一刻，整个机场沸腾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个身影始终寸步不离地跟在周总理身边，凝重而紧张的面孔与周总理从容淡定的神情形成了强烈反差，此人就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
1954年初，在印尼召开了“万隆会议”。然而，在会议召开前夕，发生了国民党当局在印度尼西亚企图暗杀周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虽然周总理一行临时改变了路线而幸免于难，但此次暗杀事件的矛头直指周总理，让黄镇大使不能不感到忧心忡忡。
雅加达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此前，黄镇已经安排好了一些会武术、身强力壮的华侨分散在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中。大使馆成员更是全体出动，筑起层层人墙，用身体保卫周总理的安全。尽管安保工作布置得如此周密，但黄镇依然不敢丝毫懈怠。
为转移视线，使馆共派出3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欢迎仪式后，按原计划周总理应乘坐第一辆车，黄镇和夫人乘坐第二辆车紧随其后，可是就在临上车前，黄镇突然临时改变了计划，他朝妻子朱霖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她坐上周总理的车做掩护。
看到丈夫出人意料的举动，朱霖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了，迅速和一名翻译钻进了第一辆车。机场外，大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因为车上挂了窗帘，人们都以为车里面坐的只是周总理。而此时，坐在车内的朱霖感慨万千，她心里说：如果真出了事，我们能代替总理也是值得的。
在万隆会议期间，黄镇凭借超常胆识与谋略，保卫了周总理的安全，展示了将军外交家的一片赤诚。
新中国第一代将军大使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新中国外交官的风采，赢得了驻在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第一任期届满后，除个别返回部队外，多数同志继续战斗在外交第一线。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在11位将军大使中，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20位将军出任大使。1984年底，最后一位在任的将军大使丁国珏离任回国。至此，将军大使全部退出了中国外交舞台。
时光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将军大使们如今大多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独有的魅力与时代传奇将永久地流传下去。（四川党史党建网）
耿飚笔下的“风流”长征
刘明钢
核心提示：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耿飚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功勋卓著的战将。在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先后任红四团团长和第一师参谋长，率部斩关夺隘、所向披靡、屡建战功、声威显赫。在他的回忆录中，第四章写的就是长征。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而《耿飚回忆录》所展现的长征则与现在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书中的一个小标题就是：雪山草地苦难风流。
苏区姑娘把绣好的荷包往战士手里塞
1934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两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耿飚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月亮又大又圆，正是阴历的月半。
秋风吹动着于都河水，吹动着指战员们身上的单衣。耿飚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中充满着依依别情。
对于群众送别的情景，耿飚回忆道：作为“万里长征第一步”，现在想想真是平淡无奇。我和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像往常出发那样，到各单位驻地检查了群众纪律，还与当地苏维埃的同志们谈了些天气、收成等家常话。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意味着将有多少夫妻生离死别，多少战士离乡背井；但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考虑到病情严重，上级领导曾准备将他留在地方养病。耿飚十分着急，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怎么能留在后方?他“软缠硬磨”，终于得到批准，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这位老郎中十分和善，看到红军战士忍着病痛还坚持行军打仗，又是惊讶又是敬佩。当天晚上，他请耿飚住到自己的家里，细细地为之切脉配药，又亲自煎了汤药，让他服下。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每每回想此事，耿飚感慨无限：我们革命事业的胜利，有着多少人民群众的心血啊！
“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如果说,长征是震惊寰宇的壮举,那么,湘江之战则是这一壮举中最惨烈、最悲壮的一幕。
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决定在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当晚,刘亚楼率领的红一军团二师抵达湘江后发现，此段防线并无敌人主力，全州空虚。但由于李德指挥延误，扼守湘桂走廊的全州古城被先到一步的敌军占领。
红军陷入绝境，一场惨烈的血战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当时，耿飚的疟疾刚发作一次，一阵猛烈的高烧和寒颤过后，他的双腿虚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蹲也不能蹲，只好坐在地上指挥。上级通报对面敌人兵力是9个团；而战后才知道，实际是15个团。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15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政委杨成武当时年仅20岁,在恶战中身负重伤。后来,杨成武在《忆长征》中描述这场惊心动魄的血战：“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
耿飚身为团长，也挥舞马刀与敌混战，以一当十，如入无人之境。青少年时的他曾跟父亲习武数年，体格健壮，身手不凡。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一身功夫帮助耿飚屡建战功。升任团长后，耿飚仍然习惯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可谓是现代战争中的奇才。湘江之役，情况万分危急，耿飚拖着病痛的身体，又一次与敌人展开肉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尖峰岭失守，我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敌人直接从我侧翼的公路上，以宽大正面展开突击。我团一营与敌人撕杀成一团，本来正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七八个敌兵利用一道土坎做掩体，直接窜到了指挥所前面，我组织团部人员猛甩手榴弹，打退一批又钻出一批。警卫员杨力一边用身体护住我，一边向敌人射击，连声叫我快走。我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他们扑过去格斗。收拾完这股敌人（约一个排）后，我的全身完全成了血浆，血腥味使我不停地干呕。
“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消息传来，耿飚兴奋不已，说：“还是毛主席出来领导好哇！我们红军又要打胜仗了！”果然，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时，耿飚已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参与了两次战斗的指挥。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大烟枪和步枪——编者注）战斗力软弱，因此，俘获极多。耿飚回忆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分散逃来，连累带饿，散在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就昏头昏脑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红军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耿飚还写道：我们就这样一路追下去，沿途到处是疲惫不堪的敌兵，“双枪将”成了“单枪将”——大部分敌兵的步枪都丢了。俘虏多得没法收拾，也来不及往回押，我们就沿途留下一些战士，看押这些俘虏。看守俘虏的战士都会一手“绝招”：一律收了他们的大烟枪。这些烟鬼们烟瘾发作，无论军官或士兵，全都没羞没臊地向我们的战士磕头求情，要求让他们抽一口提提精神。我们的战士就说：“那可不行，有了精神你们就逃了。”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到，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边：“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子就吓瘫了。我们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我们就这样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看来，王家烈这支部队有个特点，越是机关大，逃得越快越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们追上敌人一个师部时，前面已经没有什么敌军了。
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
1935年6、7月间，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就在红军整装待发的时候，耿飚的那匹从瑞金骑来的骡子突然走失了。这匹骡子，对耿飚来说可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战友”。耿飚当即带警卫班四处寻找，却一直没有找到。后来，他一想，各部队马匹甚多，可能是牲口“恋群”，与别的马匹混在一起了，但不管在哪里，反正都是为革命服务，于是决定不找了。但是征途遥远，还要过水草地，没有坐骑怎么行呢?耿飚便带上几个战士，到附近找马。
翻过几座山，他们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发现了好几个马群。一问当地群众，才知道是“汉人”寄养在这里的，有的都好多年无人问津了。草原上水草丰美，这些马膘肥体壮，很适合做战马。
耿飚看中了一匹遍体雪白，四蹄黑色，很像《三国》里所说的“的卢”的骏马，就决定驯服它。但是这些马在草原上放任惯了，不好靠近，又没有套马工具，要想降服它是很困难的。耿飚徒手穷追，好不容易追上那匹马，抓住它的尾巴；马儿负痛，后半部下沉，耿飚乘势飞身骑了上去；那马则毫不客气地把他甩了下来。耿飚的倔脾气上来了，又继续追赶，追到了再上马背。折腾了一天，滚成了泥人，那匹马终于被治服了。
于是，这种抓住尾巴上马的技巧就成了耿飚的绝招。后来抵达陕北后，在部队举行的体育运动会上，耿飚还多次表演过。耿飚练过轻功，身轻如燕，因此能有此绝技，他人很难效仿。
这匹被驯服的马是匹领头马，耿飚骑着它回到驻地，后面就跟来十几匹。战士们给这些马配上鞍子，正巧朱德要到四方面军去，路过这里。他也没有马，只有一头小骡子。耿飚问：“总司令，这小骡子能骑吗？”朱德苦笑一下：“哪里是骑呀?我不过用它驮驮东西。”
耿飚说：“送你一匹马，你来挑吧。”
一看有那么多好马，朱德高兴地摸摸这匹，拍拍那匹，然后把耿飚拉到一边：
“你有这么多，干脆给我两匹吧。”
“行！”耿飚满口答应。
于是，朱德把小骡子上的驮子卸下来，放到一匹马上，自己又骑了一匹，高高兴兴地走了。耿飚有马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第二天，林彪和聂荣臻都来要马，左权参谋长在电话里一再说要给他留一匹。后来，连徐特立、董必武几位老同志也写了条子来，耿飚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最后他只剩下那匹白马了。
“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为了准备过草地，耿飚率一个营朝芦花方向筹粮。一开始，红军就遇到了麻烦。当地的土司、头人和国民党反动派欺骗藏民说红军是来杀喇嘛、烧佛庙的，因此，受蒙蔽的藏民便组织起来，不断袭击红军。面对这种情况，耿飚找营长商量对策，认为在彼此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纠缠在一起。
当天傍晚，筹粮的部队到达芦花，刚刚宿营，藏民便从四面山上向红军发射冷枪，并发出“哇哇”的声音。由于一时找不到翻译，耿飚只好命令占领一座房子，在周围挖了战壕，把窗口用一袋袋的砂土堵上，做好了自卫准备。
入夜，藏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围拢过来，“哇哇”叫着发起集团冲锋，但当冲到距阵地不远的地方，又突然惊恐地撤了回去。他们害怕红军射击。
为了执行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耿飚向部队下达严格的命令：不要开枪，万不得已时，只能向空中开枪，把他们吓跑即可。然而，这种“空枪”战术用了几次就不灵了。藏民越聚越多，不断地向阵地靠近。耿飚借助望远镜看到一个个黑影，窜向他们所在的房子。打吧，违反政策；不打，又要吃亏。怎么办？
耿飚灵机一动，命令司号班长发信号弹。
信号弹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在空中徐徐降落，发出耀眼的光芒，就像在茫茫夜空突然升起一个小太阳，把大地照得通亮。藏民先是一愣，继而发出惊恐的叫喊，接着扭头就跑。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怪物”，当然害怕,一下子逃得远远的，以后再也没来骚扰。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走到草地中心地带时，大部分同志都断粮了。那时真是艰苦。耿飚写道：幸亏我那匹马还比较健壮，它四个蹄子又大又圆，不易陷下去，在草地上出了不少力。草地绝粮时，我几次想忍痛把它杀掉，但同志们坚决拦下了。没有吃的，我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大部分都有毒。腐草滩的边沿上，生着各种好看的蘑菇，可是没有一样能吃的。许多同志为了尝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草和菌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每当发现一种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前面的人捋去了茎叶，后边的人就挖出草根。我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吃了草根后，衰弱的胃无法消化这样粗纤维的东西，疼得满头大汗。
耿飚不但记录了过草地的艰苦，同时也抒发了战胜困难的喜悦之情，他写道：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有位学者这样评价耿飚：“忠诚、勇敢、智慧，多才多艺，品德高尚，集菩萨与金刚于一身。若在古代，他就是智勇双全的赵子龙！”
更不同凡响的是，这样一位赵子龙般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写了厚厚的一大本。
耿飚还有一架老式照相机，是1932年红军打漳州时从敌人那里缴获的。耿飚回忆说:“长征中我有一架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有战场风光的,也有俘虏群或战利品的。大多数是为同志们拍的生活照。”
他非常珍爱这些在伟大征途中留下的历史瞬间，于是深情地写道:“我久久注视的那些在长征中拍下的照片,许多战友已经长眠了。
——这是毛振华烈士,强渡乌江的英雄。他在桐梓城留下的身影,充满了青春活力。在长征最后的一场战斗里,洒尽了青春热血。
——这是黄甦同志。直罗镇战斗之前,他接到了到新单位去任政委的通告。由于杨成武同志住院,他坚决要求打完再走,谁知竟不幸中弹,把鲜血浇在了奠基礼的土地上。
——永远留在直罗镇的还有原红四团参谋长李英华。在我们所有的合影里,他总是用右手卡着腰,似乎随时都要投入战斗。
——这个只留下一张照片的是我的叔叔——我从家乡带出来,当红军的耿道丰同志。他是四团通信排副排长。他打的草鞋是全团闻名的,总是比别人打的多两道绊子,又结实又跟脚,有多少同志从他那里领到过草鞋哟。他病倒在乌蒙山那雾蒙蒙的深林里,与大山化为一体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耿飚的战友曾提议：“让我们写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吧！”
耿飚欣然同意，并说：“我有日记与照片为素材。”
那位战友看了这些资料“赞叹不已”。正如摄影家高帆所说,这是“来自战斗生活的、让人难以忘怀的典型瞬间形象”。可惜的是，这些照片和日记被陆定一借给了美国记者斯诺，辗转丢失了。耿飚无限惆怅地感叹道:“只有那架老式照相机，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它曾见到的一切。” （《党史纵览》2008年第01期）
“文革”中敢于直言主、刚正不阿
“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动乱年代的耿直外交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风波乍起，面对林彪、“四人帮”对外交路线的严重破坏，耿飚坚持原则，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顶住压力，不屈斗争。
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外交大权曾一度旁落。1967年初，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奉命分批回国参加运动。耿飚时任驻缅甸大使，回国时一下飞机即被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造反派批斗。
迎着突如其来的狂风恶浪，耿飚深深地震惊。沉思之后，他与黄镇共同起草了由26位资深大使签名的大字报，驳斥极“左”思潮，批评“中央文革”要员王力。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干部群众的欢迎。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飚、黄镇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在“中央文革”和江青的授意下，耿飚遭受残酷迫害，被扣上外交部“二月逆流”和“耿黄反党集团”的帽子。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则被扣上“耿黄集团”的“四大金刚”头衔。有人批斗和诱逼耿飚交待“幕后指使人”，企图把矛头指向外交工作领导者周恩来和陈毅。耿飚毫无惧色地回答，自己就是“幕后指使人”，表现出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耿飚夫人赵兰香回忆说:在“文革”风暴当中，我也被逼揭发耿飚的“问题”，我深深地了解耿飚一生清白、正派，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如果要“揭发”，也只能是功绩，我顶住了压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当中，我们夫妻就像两棵紧靠在一起的大树，共同抵抗着狂风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耿飚长期坚持勤俭办外交，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担任主管亚洲司和总务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时，由于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外交部不少工作人员也因食品不足而生病。耿飚积极组织力量，种豆、捕鱼，改善工作人员生活，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批斗他的一条“罪状”。耿飚全家近10口人挤到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因为住不下，耿飚只得叫已经成家的长子、长女自己想办法借房子住，还把心爱的小女儿耿炎送到济南，拜托老战友、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让女儿去一家工厂当了名普通钳工。他在逆境中坚贞不屈，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胆略和气概。
1968年底，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过问、督促下，耿飚和黄镇得以“解放”，走出“牛棚”。1969年4月，耿飚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16日，他飞赴地拉那，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在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期间，耿飚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但实际效果并不好。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而援阿军事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超出了阿尔巴尼亚国防的实际需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耿飚还发现，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不顾本国情况盲目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攀比的思想。如阿尔巴尼亚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要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中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都稀罕得很，更不用说广大农村了。中国帮阿尔巴尼亚搞了纺织厂，但阿尔巴尼亚没有棉花，还要中国用外汇买进棉花给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回中国。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耿飚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中国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类似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耿飚深深的痛楚和反思。他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只能养成他们的懒惰、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地向国内反映真实情况，并耿直不讳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对耿飚大胆、如实地反映情况十分钦佩和赞赏，但在当时情况下，感到无能为力，只是将他的信转报中央。后来耿飚回国，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毛泽东看了耿飚的信后，大加称赞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打不倒！赶不走！整不死！”——主持中联部的艰难岁月
在20世纪70年代艰难岁月里，耿飚主持中联部工作8年。
70年代初，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外事工作几乎陷于停顿。1971年1月初，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任命耿飚为中联部部长。
耿飚到中联部后，当务之急是解决干部问题和领导班子问题。当时部里100来人，既缺翻译又缺领导干部和调研骨干。他一方面抵制“四人帮”向中联部安插亲信，另一方面立即制止将“五七”干校干部分配到地方的“拆庙”行动，陆续将干部分批调回部里工作，并且从部外调进一批忠于革命事业、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仍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老同志。耿飚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多方做说服工作，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干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逐步建立起中联部领导班子，恢复中联部组织机构。
九一三事件之后，耿飚顶住了江青以“李进”笔名在《人民画报》（当时《人民画报》的主管单位外文局属中联部领导）上开辟摄影专栏的要求，强调说“不能搞特殊。我们还是按照原则办事”。
1971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工、青、妇未恢复对外活动前，对工运、青运、妇运的研究工作和必要的外事活动，暂由中联部负责统管。12月22日，耿飚召集工、青、妇军代表、负责人开会，商议成立工青妇组及其职责范围、人员编制、具体人选问题。1972年2月初，中联部工青妇组成立，为下一步恢复和发展群团组织和工作创造了条件。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工作有了新的开拓和进展。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以恢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团访华，随之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耿飚有针对性地考虑如何开展中联部的工作，首先可以同各国的社会党、社民党进行交往，也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周恩来听完报告后说:“你这个想法很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联部邀请了少数国家的社会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来华访问。
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支持造反派公开向耿飚发难，并以“赠书”为名，施加政治压力。但是耿飚不屈服，批示道:“不必表态，也不必道谢”，并准备以辞职相抵制。周恩来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增强了他抵制“四人帮”的决心。周恩来因病住院期间，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副主席参加一项外事活动，王洪文硬要挤进来，企图突出自己，耿飚巧妙作了周密安排，使王洪文的图谋落了空。
耿飚在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主动为中央当参谋出主意，使各项工作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
“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粉碎“四人帮”之际
1976年9月30日晚7时，耿飚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座谈会。看见“四人帮”的几个部下得意忘形地坐在第一排，耿飚感到愤愤不平。他立即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汪东兴接受了他的意见，将座位作了调整。
华国锋在考虑解决“四人帮”时，曾向有关领导强调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四人帮”是靠“造反”和笔杆子起家，控制着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舆论一旦出现问题，则可能出现混乱局面。经叶剑英、李先念推荐，10月2日晚上华国锋紧急召见了中联部部长耿飚，在座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华国锋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3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韩念龙、刘振华决定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韩念龙、刘振华走后，耿飚特意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6个字改了3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别时，华国锋对耿飚强调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10月5日，华国锋给耿飚打电话，并派车把耿飚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华国锋亲自给耿飚倒了杯茶，然后他们就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了起来。耿飚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耿飚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门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耿飚当时坚决表示:“我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华国锋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这几天不要出门，在家等我电话，一定要是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
10月6日晚，耿飚在家里刚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就响了，他拿起话筒，传来的是华国锋的声音。华国锋要耿飚迅速驱车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当晚，华国锋向耿飚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从现在起，你不要再回家去了，一切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同志给你安排。接管电台以后，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都不准擅离工作场所，所有的广播内容，都要经过你们的审查。有事你直接向我请示！”
叶剑英也走过来，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必须要有你的手令。”华国锋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耿飚接过手令后，向邱巍高了解到广播事业局是警备一师守卫的，便要求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一起参加行动。
10月6日晚9时50分，北京的夜色深沉凝重，耿飚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亲自带领，迅速行动，一举控制了广播事业局及电台、电视台。
在邱巍高和北京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的陪同下，耿飚步入广播大楼，指定两名战士24小时武装守卫在广播室门口，要求“哨兵交班必须要有团长批准；不管是谁擅自强行冲进直播室抢话筒发布消息，坚决严惩！要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宣传阵地”！
随后，按照耿飚指示，邱巍高、王甫紧急作了具体布置: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要求战士们绝对忠于党中央。
战士们向邱巍高报告:在大楼北面找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邓岗还没下班，耿飚与邱巍高和全副武装的战士走进邓岗办公室，耿飚就从口袋里掏出华国锋的手令给他看。手令上写着:
邓岗同志: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邓岗看完手令，心里明白几分。耿飚收起手令，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邓岗连忙说:“没必要了。”耿飚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负责人的同时，耿飚把邱巍高拉到一边，部署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此刻，年已65岁的耿飚又如当年指挥军事战役那般镇定自若，从容不迫。
不久，中央广播事业局核心组的11名成员全部到齐，在邓岗办公室正式开会。佩枪的邱巍高紧挨耿飚坐着，室内的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平静地把华国锋的手令念了一遍，然后说:“我要求你们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从现在起，你们就在办公室学习、工作、休息，不得擅自离开广播大楼，不得回家。”随后，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开紧急会议，又一次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这些工作做完后，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说:“我们已经把中央台控制住了，广播局的领导人都在我这里，请党中央放心。”
此刻，中央政治局正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地会客厅召开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从6日晚10点一直开到次日凌晨4点，历时6个多小时。会议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夜深了。耿飚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3人，工作难以运转，便悄悄对邱巍高说:“应该再调一些人来。”邱巍高表示同意，但说:“要找人，卫戍区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耿飚请求中央从中联部调来了副部长张香山和冯铉，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与电台同志一道负责审查播出的节目，防止泄密或发生混乱。据张香山回忆，他到达广播局后，听耿飚介绍情况时，“耿飚同志还叫邓岗把直播室门上的钥匙交给他保存”；耿飚向他们交代任务主要掌握两点:一是必须录播，不许直播。播出稿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是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
10月6日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佯作正常。耿飚奉命夺回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举国欢庆之时，耿飚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和其他同志撤离广播大楼。10月15日，他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宣部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由耿飚负责，宣传口办事机构的编制由耿飚确定，人员由他挑选。耿飚立即将宣传舆论阵地管起来，改变了“四人帮”长期把持宣传舆论阵地，为其乱党、乱军、乱国大造舆论的不利局面。朱穆之回忆说，在玉泉山见到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耿飚同志也在，华国锋宣布，由耿飚、我和李鑫负责宣传工作，耿飚负总责。主要任务是管路线方针政策，主要工作是整顿和加强中央主要宣传部门，清理队伍，拨乱反正，同时调集干部，组建机关。
当时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后来回忆说，在唐山抗震前线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让他连夜赶回北京到中南海西楼报到。“一进门，我就见到耿飚。他一把拉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接着就张开双臂拥抱我。”正说着，纪登奎走了进来，热情地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社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耿飚向迟浩田宣布进驻党报的安排:要他与孙轶青进驻人民日报社。与此同时，很早参加革命、并长期受“四人帮”迫害的刘西尧也接到通知，被派到光明日报社。10月1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借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建立毛泽东纪念堂，刊登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振奋人心。在耿飚率领下，党中央派出的一批得力干部，完成了中央对宣传舆论战线的和平接管。
耿飚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后，立即指示公开批准上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故事片《洪湖赤卫队》、《甲午风云》和《海霞》等一批被“四人帮”不让放映的影片。耿飚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6年底，叶剑英收到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他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耿飚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3月，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协助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处理外交事务，领导和协调各对外部门的工作。同时，还分工领导国家民航总局和国家旅游局。1979年1月，耿飚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1981年3月兼任国防部部长。2000年6月23日，耿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2009年11月20日人民网）
“你们犯了事老百姓会求情吗？”
陈书斌
老一辈革命家耿飚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一件令他非常痛心的事。1991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同夫人去了曾生活和战斗过的甘肃陇东某县，看望父老乡亲。当晚晚饭后，耿飚住的县招待所外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件事对耿飚震动很大，干群关系恶化到如此程度令他痛心。耿飚离开的那天，接见了包括省委在内的各级干部。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讲述了一件往事。50年前，他所在旅在这里驻防，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群众的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他枪毙。当地老百姓知道这件事后，一下子来了一大群人，替那个违反纪律的战士求情。
耿飚说服群众，要坚持执行纪律。这时群众都跪下了，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耿飚反复向群众说明八路军的纪律，可是群众就是不起来。最后，他们流着眼泪接受了群众的要求。说到这里，耿飚激动地大声说：“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事，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他语出惊人，全场鸦雀无声。耿飚的发问是尖锐的，是值得深思的。
管仲的民本思想是值得称道的，他也把老百姓比作是头上的天。《说苑·建本》中记载，齐桓公问于管仲：“王者何贵？”仲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茫茫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应该说，管仲的“以百姓为天”的思想，至今仍有无可置疑的借鉴意义。然而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有一些党员干部却把为人民谋福利的根本宗旨给淡化了，有些人甚至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与民争利，这是导致干群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所以，耿飚的发问实在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济南时报》2010年10月26日）
“香港驻军事件”
1984年5月，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香港驻军事件”。邓小平为之大发雷霆。耿飚、黄华两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牵涉其中，前者写出检讨，后者以党票保证；英方谈判团首席代表、英国驻中国大使伊文思紧张得说英语都磕巴；采访黄华的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筒……
“我们不能做李鸿章”
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进行了整整2年，分为秘密磋商和正式会谈两个阶段。正式会谈的时间是14个月，共进行了22轮。中国与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的焦点是“国家主权”问题，英国步步为营，我国寸土不让。
在多次谈判中，我方坚持“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国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参加过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说：“哪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英方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周南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荒唐逻辑！”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坚定的、一贯的。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面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我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并强调，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能做李鸿章。”1984年4月，邓小平对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十分明确地讲：“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同月，邓小平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上，又在关于香港驻军一条下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在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邓小平简直喊了起来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耿飚是解放军著名将领，解放后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后担任国防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外交、国防工作作出了贡献，但他一句含糊其辞的话，被香港记者作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而引发了轩然大波。
5月25日上午，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闭幕大会结束后，邓小平接下来就要与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见面，并安排了记者现场采访。邓小平来到福建厅听取港澳工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等在场。会上，许家屯向邓小平报告说，耿飚副委员长曾答复香港记者说“可以考虑不派军队进驻”。旁边主管香港交涉事务的副总理插话说：“还有黄华同志！”
邓小平一听就火了，立即对在场的人说：香港的报纸报道，耿飚同志对香港记者说，中国不会向香港派出驻军，还有黄华同志向记者说，将来香港可以派代表参加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他们根据什么讲这些话？
邓小平越说越激动，到后面简直就喊了起来：“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以后，有关香港问题，我说了算，赵紫阳总理说了算，姬鹏飞领导的那个港澳办说了算。”
他决定要在港澳代表和记者面前说清楚这件事情。
会见开始了。在严肃、紧张的气氛中，大家陪同邓小平慢慢走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港澳同胞立即起身，热烈鼓掌，5分钟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站着的其他记者退场。邓小平突然对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
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回忆说：“本来按照规定，邓小平接见各界人士，前边拉着一条红线，记者站在那里拍照，也不许说话，拍完了就退场，然后宾主就谈话了。这次他们拍了照，正退场的时候，邓小平把他们叫住了。”
邓小平第一次公开谈到在香港驻军的问题，而且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邓小平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飚，耿飚讲这个（可以考虑不派驻军）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香港记者抓住这个场面在报纸、电视上大肆炒作，闹得不亦乐乎。
邓小平显得柔中有刚，他特意对记者郑重其事地说了下面一段话：“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以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主权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接着，邓小平的语调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稍等片刻，他面对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释：“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在场的人士对邓小平这一番话无不感到突然。坐在邓小平旁边的中国记协副主席、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曾插话说：“5分钟了，够啦，够啦！”意在请记者离场，制止邓小平再往下说。但邓小平此时显得很激动，似乎不吐不快的样子。
当港澳记者退场之后，邓小平又对港澳代表和委员详细论述了驻军的必要性，还就中英谈判的进程、过渡时期的问题等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明确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耿飚讲的有一条是对的，就是香港不负担军费，费用由中央负担，不用香港负担。这在会谈中我跟杰弗里·豪外相讲了，我说，为什么要在香港驻军？香港以后实行最广泛的自治，驻军象征着中国的领土，象征着我们的主权。”
有人问：“香港有雇佣兵、廓尔卡兵，是否可以留在香港？他们不到1000人。”邓小平回答：“这个不行。将来大陆派解放军去，因为象征主权问题。”
女记者吓得举不起话筒
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 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票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
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5月28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也没有强调客观因素，耿飚的自我批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品质和知错就改、勇于认错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的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由于邓小平的公开表态，记者的及时报道，耿飚承认失言的坦诚，使这场“轩然大波”真相大白，瞬间平息。中英双方在谈判桌上关于驻军问题的“争吵”戛然而止，这是耿飚最希望看到的。
5月30日和31日，第15轮“正式会谈”开始，英国方面不再坚持“反对中国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行使‘驻军权’”。但是，英国方面提出希望在拟订协议正文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时加上“驻军主要目的和任务限于对付外来威胁”。中国方面表示“不能同意”。最后，形成的协议正文和附件，关于防务问题的条款表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部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政事务，驻军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再次谈到香港驻军问题，他说：“我们的同志，主要是耿飚同志讲，中国不会派军队去，这就讲走火了。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11月9日至10日，耿飚主持召开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联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文件和3个附件。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文史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