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乡村医生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中国乡村医生模式跨过两个世纪，历时四十余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农村卫生事业，影响了亿万农民的身心健康，并且仍在继续着这种影响，因此研究和探索这种模式，不仅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更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这种模式极具特色，很优越、很美，又很神秘。比如它为什么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它为什么既可以适应市场经济，又可以保持计划经济年代一些瑰丽的东西？又比如它的个体经营模式，为什么可以长期保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再比如我们进行村卫生室建设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时，应着重解决什么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乡村医生模式作过很多专题研究和有益的探索。但很难透彻，因为这些编外卫生人员及没有档案，向来很少有人关注，没有资料、无疑都给研究带来了困难，所以真正的了解和研究要从揭开尘封的历史开始。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农村卫生室好象在一个早上出现了，与其说是公权的影响，不如说是农民迫切的需要。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农民温饱不得，劳动强度又大，普遍缺少抗病的能力，一场传染病袭来，病倒者十有八九，入院治病又难免不是奢望，缺医少药的情景让人膛目。“赤脚医生”的出现，使与病魔作困兽斗的农民有了一线希望，他们象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他们。一支银针一把草药居然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村子里脏、乱、臭的情景得到了改善，传染病来了，烟熏火烘居然比以前少了。大家看到了合作医疗的可行性。从有限的资金里挤一些钱出来为卫生室购药、添设备，卫生室还真的象模象样地开展起来了。
自此，村医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走村串户的赤医们对村民贫病交加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更深切的同情，村民们对他们的医生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期望。
从“赤医”诞生那天起，他们就开始了不寻常的关系，这种不断加深的情和爱，成了村医们生活和工作的主旋律，正是这种主旋律培养了乡村医生后来的奉献精神，决定了他们的医疗行业，构建了他们的服务模式，也成为了乡村医生机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九八零年前后，集体经济改体，卫生室失出依托。不得不停办了，村医们也只好含泪离开了村卫生室。
卫生室关闭，村医们悄然离去，给卫生形势刚刚有些改观的广大农村留下了一大片空白，甚至引起了恐慌，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再度回到缺医少药日子里的农民痛切的感到他们离不开这些“赤医”们。病榻上痛苦的呻吟使爱莫能助的“赤医”们倍感揪心。
卫生部门最知道这种情况，于是通过乡镇医院的专干把赤医们请回去。这种召回的方式很特殊，没有正式通知、没有正式会议、没有指示精神、没有政策、没有聘任、没有承诺。卫生专干只能为他们提供一种信息，农村的卫生事业需要他们，农民需要他们，最后的判断是党和政府会支持他们。
照理说“赤医”们复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复出实在太过草率，太过儿戏，但这种儿戏竞成真了，全国几十万村医忽略了所有一切，只为了一种需要又相继上岗，造成既定事实，让政府默认了他们复出的合法性。缺少必要的程序，缺少国家的政策支持，忽略村医们最根本的利益，给乡村医生后来若干年的生存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究竞是谁之错？似乎谁的责任都查不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清楚这种内情。使人们相信“赤脚医生”之后的乡村医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那些失出了岗位的村医们养家糊口的需要。
其实当时的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有进入医疗领域，药品没有加成，诊疗服务费少而又少，医院完全是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收费标准，所有的公共卫生服务、国家和政府没有任何投入，完全是无偿的服务。可以说村医们再次上岗完全与市场经济无关，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十余年沉淀在心中的情和爱。为了病床上痛苦的呻吟，为了那挥之不去的牵挂，为了割舍不了的情和爱。在现在看来的村医们的举动是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但这是真实的，他们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最多他们对于公权有一种崇拜，因而有着充分的信任，认为党和政府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先干好了再说。
谁知道一干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村头他们又忙开了，仍然贯彻预防为主。公共卫生特别是儿童计免开始进入有序期，造卡建证、查漏补种、登记、造册、报告疫情、死亡、出生。这一大堆无偿的工作挤满了他们的日程表。他们自己购药，自主经营，药品多了，能够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医疗水平迅速提高，银针、草药已经滞后，他们能帮助群解决更多的问题了。一天忙活下来他们可能挣一元多钱诊疗费，除了经营责任田，他们还另有别的收获，晚了有人留宿，饿了有人留餐，下雨天有人送伞，天放晴大妈怕你晒着，会把昨天买的草帽扣在你的头上，有好吃的人家会给你留着，有好玩的人家也会首先想着你。“那时我总觉得收获的感动比收获的金钱多，心里比现在充实得多。”前些时候一位同仁还和我一起回顾我们曾经的拥有。
大约到了九五年前后，药品出现了加成，医疗收入开始丰厚，村医们却还在傻里傻气惨淡经营，卫生室没有过度治疗，没有大处方，没有过度检查，他们仍然一如既往为村民提供着廉价、方便的服务。村卫生室仍是村民们首选的医疗机构，医患矛盾剑拔弓张的昨天和今天只有村卫室是一片净土。村医们，特别是当年“赤医”走过来的老乡医不敢过份追求利润玷污心中那份神圣。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们也应该成了“土财主”，各种名目繁多的卫生收费摊到了他们头上，一年好几千，还要被基层医院打压，根本就没有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情景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一世纪。
从乡村医生几十年的成长经历中择要说明的情况应该可以回答在文章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也许它可以为乡村医生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思考。
去年下半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了关于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提到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遇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加以解决，我们认为有一种新情况、新问题解决不好，可能危及乡村医生队伍的生存和发展。
乡村医生机制的发生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它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是因为它贴近农民群众的卫生要求，它赢得了亿万农民，是农民为这种机制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是农民为这种机制提供活力，而农民愿意把村卫生室当成自己的首选医疗机构，一是因为这种机制为它们提供了廉价、方便的医疗服务，而为农民提供这种优越的服务模式又是以村医们自觉的奉献及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前提的，而这种自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形成的原因又非常复杂，从历史的角度看，从“赤脚医生”走过来的乡村医生有前十年接受计划经济影响、教育和熏陶，有着几十年与他们的服务对象不同寻常的关系。他们是老乡村医生，也是一代老农民。他们的农民意识很重，生活简单，要求很低，知足，对公权有很强的服从意识，对社会和政府充满信赖。价值取向呈多元化，这所有的一切都利于培养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从现实看，他们的村卫生室在所有医疗机构中处于竞争劣势，他们没有技术优势，没有设备优势，没有报销优势，处于劣势的乡村医生只能把廉价方便的服务模式发挥到极至，只能始终坚持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
但为数不少的老乡村医生正在离岗或开始考虑离岗，乡村医生队伍原有的结构将被打破。不同年龄、阶段的乡村医生有着不同的生活和成长经历，有着不同的需求市场经济的反复冲击使他们最也无法恪守心中那份神圣。挑战现存的模式，现存服务理念，寻找新的机遇将成为一种必能。所以我们考虑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时首先要认识只有通过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保证乡村医生合理收入才能保持村卫生室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第二要注意加强村医的领导、管理、教育，目前由于乡村医生身份特殊，领导权不明确，领导、管理、教育是严重的缺失，政府要设立专门机构进行领导和管理，也可以鼓励和支持乡村医生成立协会。他们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第三：将全体乡村医生纳入社保体系，建立进退机制，让老乡村医生高兴退下去，并且能老有所养，让年轻的乡村医生有盼头有人作，进得来。第四：医生的成长周期长，政府应马上着手培训年轻乡村医生，来接替老乡村医生。
这四个问题才是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关系乡村医生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以为乡村医生原有的模式发展得很好，继续发展就行了。是我们缺少危机意识是不切实际一相情愿的想法。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疏忽给亿万农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乡村医生秩事三则
（一）夺妻
我因为长相丑，又贫穷，三十岁来结婚，相亲时妻见我前，已相过一个小伙了。但因为我担任了村医便优先考虑了我。使我终于免于之若。
（二）谋子
八四年春上某午夜被人叫醒出诊，躺在床上昏睡的半大小伙经过诊断为“流脑”。患儿母亲是个寡妇，没钱没人手，我二话没说，背着患儿步行四里上了医院，又连夜帮他筹措了八十元住院费，半月后患儿痊愈出院，母子备了厚礼来看我，孩子要认我做干爹，无奈只好答允，从此又多了1个儿。
（三）拣便宜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赤脚医生”解散了，大队清理小组清理了我的帐目，把购药的一百元旧帐转到我的贷款帐号上，然后有人又提示了还有个保健箱是集体置的，是否应交出来或折价处理，我说这保健箱我用了8年，就送我做个纪念吧，全体应允。
后来被一位做乡村医生的朋友知道了，举为三大罪状：夺妻、谋子、巧取保健箱，其罪当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