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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刘永好四兄弟在四川老家开始创业旅程，他们用拼凑起1000元钱，从养鸡、养鹌鹑做起，在三十年间打造出中国最知名民营企业——希望集团。其中刘永行刘永好两度被评为福布斯榜中国首富，二人也先后成为CCTV2001和2006中国年度经济人物。
四兄弟成功是中国式“白手起家”典型，他们创业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也因此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各个时期起伏跌宕，而他们一路走来，三十年屹立不倒、蓬勃长青，确称得上一个难得奇迹。
本书全面地展现了刘氏四兄弟近三十年创业及发展历程，展现了他们历经艰辛苦难、悲欣荣辱及他们身上体现出百折不回、开拓进取精神；同时本书尝试去探讨一个民营企业如何实现产权明晰、如何寻找第二主业、家族企业如何传承及民营企业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等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思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刘氏家族个案上，而是通过对四兄弟充满艰辛和波折创业过程剖析，去思考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及长青之道：中国企业家们应该走一条自律克制、实业创新道路，才有可能实现基业长青。
目录
△引子刘永行兄弟：贫瘠土地上长出商业奇葩
△第一章夜汐：动乱年代艰难成长
△第二章春浪：四兄弟踏上创业之路
△第三章热波：迈出全国扩张大步
△第四章分流：家族企业现代化嬗变
△第五章群涌：四兄弟企业大放异彩
△第六章风浪：挫折困境中逆势成长
△第七章归渊：沉淀传承企业家精神
△第八章潮汛：企业家历史地位变迁
第一章夜汐：动乱年代艰难成长
“我是人群中巨人，俯视苍生豪杰，还是封闭自惑庸碌之辈？在强装笑颜后面，是一颗瑟瑟发抖心，如同在漆黑森林里迷路小小少年……”
——李小龙：《我是谁》
荒唐岁月，给刘家留下了痛苦烙印。刘永行兄弟从小就接受吃苦教育，在“逆运”这块“磨刀石”上开始狠狠地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精神。正是那些苦难，给了他们一种信念、一种力量、一种雄视任何艰难困苦毅力和勇气。
“前进！中国青年。抗战！中国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危险，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明天……”
抗日战争初期某天，在重庆高等工业学校内，一位激情昂扬青年正在指挥着一群热血沸腾学生排练着那首著名抗日歌曲《青年进行曲》。这支合唱队便是当时名满山城抗日救亡宣传队——暴风歌咏队，而负责指挥歌咏队青年学生，名字叫刘大镛……
1937年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年份——它不仅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更成为中国私营经济史一个让人万分叹惜逆折点。
在此之前，中国私营经济创造了一个短暂而辉煌发展时期，如荣宗敬申新纱厂、陈光甫上海银行、虞洽卿三北轮船公司、卢作孚民生公司、范旭东永利碱厂等，都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望这段历史时，乐观地宣称：“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现象。”
国外许多观察家也对当时中国经济持极为乐观态度。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937年4月份一份报告中说：“不能不给予中国政府以积极热情，在农业、工业和交通等所有战线上，发展计划在推进，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一个经济发展时期现已到来。”
而英国驻中国商务参赞也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私营企业家：“中国私人资本家是能够使他们适应现代经济需要，这一点表现在于私营华人企业，例如面粉工业、纺织工业、电气工业以及其他许多工业数目都见增长。这种增长体现了中国人自己，以及全世界大多数人对于这个国家未来所抱信心。”
但这一切，随着1937年7月7日北平远郊卢沟桥突然响起枪炮声戛然而止。从这一天起，中国卷入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抗战之中。这场突如其来战争，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缓了20年，更让中国私营经济跌入了长达40年“熊市”之中。
次年6月，在武汉，中国抗战史上最大一次战役激烈地展开了。而就在“武汉大会战”进行同时，身材瘦弱爱国企业家卢作孚，正在离战火不远宜昌，指挥着他民生公司进行着一场同样艰苦“战役”——“宜昌大撤退”。
当时堆积在卢作孚眼前，有近20万吨商用和军用物资，以及3万多要撤往大后方官员、技术工人和学生等。这是经过战火焚烧后中国工业仅存下来最后一点血脉、最后一口元气。在预定40天时间内，卢作孚不可思议地把这些物资和人员全部转移到了四川。以至于后来有人赞誉，这是“中国实业史上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到了大后方之后，中国私营经济在战争摧残及国有资本、官僚资本压制下，却再也难以延续往日辉煌。建国后，因为此起彼伏各种运动，私营经济更是一度在中国销声匿迹。直到40年后1978年，私营经济才重新焕发生机。
就在卢作孚指挥“宜昌大撤退”那一年，这个叫刘大镛进步学生在大后方重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刘大镛不仅勤奋好学、才情飞扬，而且抱负远大、勇于开拓，是学校小有名气学潮领军人物，也是当时重庆年轻共产党员。
建国前后，刘大镛四儿一女相继出生。刘大镛分别为他们取名：“永言、永行、永美、永好、永化”，寓意为“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发生质变化”。
与在政治运动中坎坷起伏父辈相比，刘氏兄妹有幸在青壮年时期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自从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后，他们命运也如名字所寓意那样，发生了翻天覆地“质变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私营企业家，刘氏兄弟肩负起一个时代使命与重任：
40多年前，中国私营经济在迁入大西南后却陷入了一蹶不振之中；
40多年后，刘氏兄弟又在同一个地方，重新续燃中国私营经济一脉微弱香火。
巧合是，刘家最小儿子刘永好，日后成为中国第一家私营商业银行最大股东，而这家银行，和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所创办民生公司同名，叫民生银行。
这也许是中国私营经济在冥冥之中一种薪火相传吧！
“最坏时代”革命者
战乱年代结合
在希望集团四川新津基地研究所大院翠绿草坪上，矗立着一座汉白玉雕像：左边是一位留着短发中年妇女，一件毛衣搭在她腿上，凝望双眼充满着慈爱、自豪、欣慰与一丝眷恋；右边是一位戴着眼镜长者，他面容清癯、眼神睿智，手拿着一本书，目光眺望着远方，仿佛对前方未来有着无尽期盼……
他们就是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刘永好等五兄妹父母：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
每当清明或者其他重要节日，兄妹们就会放下手上繁忙事务赶到这里，为两位老人献上鲜花，并汇报企业最近一段时期发展情况，以此来缅怀自己双亲。
刘氏家族本是巴县一个名门望族，只是到清朝末年逐渐衰败了。贫穷既迫使人萎顿，也激发人上进。自幼聪明伶俐刘大镛，因为家境贫寒，无奈之下只能去私塾为富家子弟做伴读。
谁想到，富家子弟最后不学无术、学业无成，而身为“小书童”刘大镛却以第一名优秀成绩考入了邻县中学，后又升入了重庆高等工业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神州大地再也容不下一张平静书桌。即使处于大后方重庆，也遭受着日军飞机日夜不息频繁轰炸。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1年，陪都重庆被空袭了268次，几乎平均每周两次。
但从天倾泄炸弹，却愈发激荡起国人风起云涌抗日热情。勤奋好学刘大镛也按捺不住胸中喷发爱国烈焰，积极投身到各种抗日运动之中。
但刘大镛不久后便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由于刘大镛常常抛头露面参加革命活动，所以遭到国民党追捕，组织上将他转移到成都地政学校，后来又派他打入国民党内部工作。
和刘大镛单线联系人是当时重庆地下党委书记，但不凑巧是，这位重庆地下党委书记突然于1941年去世，这使得刘大镛变成了一只失线风筝，他这段革命历史也随之悬在了半空中。
后来迫于无奈，他只好辗转以民盟身份参加革命工作。但这个麻烦却一直如影随形，为他命运多舛一生埋下了伏笔。
郑康致出身于一个没落封建地主家庭，在八个兄妹中排行老二。
郑康致仅十多岁时，便承担起了抚养弟妹重担。虽然家道中落，而且当时整个社会还处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旧时代，但渴求知识她积极追求新思想、新知识。
后来，她毅然背井离乡只身南下广东，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战地女护士班学员，曾受教于宋庆龄、史良等一批优秀妇女活动家。
北伐战争爆发后，郑康致投入了革命洪流之中，当了一名护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抗战救护队。
当时，日军飞机在陪都重庆上空狂轰滥炸，而每当飞机远去之后，冲在最前面就是抢救伤员医生和护士，郑康致就是其中一位。
另外在一次激烈战斗中，一个战士受伤了，她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对伤员进行紧急包扎后，硬是一步一步将该伤员背到了几公里外安全地带。等到放下伤员后，她因为劳累过度一下子晕了过去。
后来，郑康致转业到成都教书，在那里遇到了才华横溢又志同道合热血青年刘大镛。两人相互倾慕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在国家存亡危急关头，像刘大镛、郑康致一样优秀青年，大多都积极投身到滚滚抗日洪流中。对他们来说，弃笔从戎比投笔从商是一件重要和有意义得多人生选择。
自然，当时私营经济也被推到了极其次要地位。在1938年搬迁到大后方私营企业家们，难以重现昔日风光。比如，曾经曾在上海风云际会一时商业大亨刘鸿生，到重庆后不得不退化成仰望政府与官商鼻息小伙计。
据统计，到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当初迁到陪都重庆368家私营企业，有349家倒闭歇业，最后只有3家又迁回到东部。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惋惜地称，1937年以后12年，为中国“经济崩溃时期”——本来发育不良中国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并被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挤到了旮旯里，中国经济也过早地结束了自由竞争时代而加速步入以国家资本为主体垄断时代。
黎明前黑暗
1945年12月8日，刘大镛和郑康致夫妇大儿子——刘永言，在四川省新津县农村出生了。
而刘永言出生这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年份——中国长达8年艰苦卓绝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但这场胜利并未给苦难深重中国带来重生曙光，随之而来却是一场更大浩劫。
首先是东北经受了一场“接收之劫”。
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以及后来日本人长期经营，到1945年为止，东北工业规模已经超越上海甚至日本本土，成为亚洲第一大工业基地。据统计，在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台湾占10%，连年内战其他地区只占到区区5%，而东北地区竟然占到了85%。但在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短短7个月内，苏联军队将这一切几乎洗劫一空。
其次是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接收，更像一场如蝗扑禾般大灾难。
在中国各个大中小城市，随着日本投降消息公布，大大小小“妖魔鬼怪”仿佛一夜之间全部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通过抢占、偷盗、变卖、转移、藏匿等花样翻新种种手法，大肆侵吞着日本人移交资产。
当时，江苏接收专员因为作风清廉、动作迅速，所以接收汇总敌产总额有123亿元，而浙江省上报数字仅为2.88亿元，安徽省更只有区区1.33亿元。这说明，那些贪官污吏侵占了绝大部分敌产，而只是从牙缝里挤了一点零头留给了国家。
而最糟糕，是国民政府在1945年执行三大政策——货币兑换、外汇开放与产业国营化，更是让私营企业和亿万民众陷入了绝境。
在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主持下，一系列国字头企业诞生，大肆接收垄断一切产业，甚至纺织业这个在中国生机勃勃地发展了二百多年私营企业领域，都最终被彻底国有化。
统计显示，到1948年，国家产业资本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80%以上。
如果以1937年1月-6月物价指数为基期，1948年8月上海物价指数上涨了500万倍，五金器材上涨了1100万倍。“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因为市场投机盛行，正当工商业已经难以维持下去了。
在这一年，近代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范旭东因为复兴工厂借贷无门，最后饮恨辞世。而卢作孚、荣德生等实业家企图在战后东山再起美梦也迅速被国有化巨轮辗得粉碎。
德高望重实业家荣德生，当时曾给国民党政权上书，说了一段至今仍有警醒意义话：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
但70岁荣德生盼来不是私营经济福音，而是一场家族飞来横祸——他自己遭到绑架勒索，后来查证，幕后指使者竟然是当时负责侦破此案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荣德生六子荣纪仁，因企业遭遇诸多难以想象困难，最后心力交瘁、开枪自杀；荣德生三子荣一心，试图扩充海外业务以维持大局，却在飞往香港飞机上遭遇空难……
迎接新光明
工业萧条带来一个最严重结果就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国民党政权支持者原来大多来自于城市，但从那时开始，城市工人也开始站到了它对立面。而罢工闹事工人阶层，迅速成为共产党借以支撑崛起强大力量和基础。
对于私营经济而言，1945年曾经出现过巨大契机，那就是当时并存两大政权同时发表过十分有利于私营经济良好发展文件。
一个是国民党政府以翁文灏为首“博士内阁”拟定过一份《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发展事业总则》方案，它制订了战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原则就是推行“混合经济模式”，提倡国营、私营和积极引进外资投入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在同一年4月于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到了“两个广大”：中国私人资本要有一个广大发展；中国需要广大外国投资。
这两个文件与33年后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在思路上甚至在文字表述上都有着惊人一致。但可惜是，因为各种原因，它们最终受困并堙灭在历史故纸堆中。
1948年6月，刘家老二刘永行也在四川省新津县出生了。而他睁开眼看到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最坏时代——内战正酣、社会混乱、工业窒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凋弊……
死马当成活马医。濒临绝境国民政府采取了货币改革、产权改革、打击腐败等几大激进方案。大改革在1948年8月19日正式拉开序幕，但在短短二个多月后既全面宣告失败。
紧接着而来秋天，决定国共两党生死成败“三大战役”全面打响。到第二年1月，国民党军队共被歼俘154.7万人，并丢掉了半壁江山，蒋介石政权大势已去。
在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不但带走了大量黄金和文物，还列出了一份长长准备带走重要人物名单，上面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知名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但很多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其中有卢作孚、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刘鸿生、简玉阶等。
在历经热血、激情、沮丧、焦虑、绝望后，他们开始一起期盼另外一个新中国诞生。
荒唐岁月中痛苦烙印
短暂复苏后低潮
1949年建国之后，刘大镛担任过新津县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新津县农业局第一任局长，郑康致则成为新津县平冈小学一名教师。其后1950年2月和1951年9月，刘永美和刘永好分别出生。
新生刘永美、刘永好兄弟和重生中国私营经济，都沐浴在新中国明媚阳光之中。
就在1950年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私营经济颁布第一个制度性法规，明确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鼓励并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私营企业”。
195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私营企业正确发展道路》，认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应该容许这种“有限度剥削”，“应当承认资方有权力获得盈余大部分，作为他们合法利润”。
因为这个条例良性刺激作用，使得1951年成为私营经济“黄金时代”——当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了11.9%，批发额和零售额分别增长了35.9%和36.6%；私人企业全年盈余达37亿元，比1950年增长90.8%。
但因为已经持续一年之久抗美援朝战争，对新生政权带来了巨大财政压力，于是一场声势浩大增产节约运动于1951年秋开始在全国推进。这继而发展成“三反”、“五反”运动。当时，针对少数不良私营企业主违法行为采取清查工作被扩大化，最后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高度。
1952年2月8日，重庆市民生公司召开了一次专门针对卢作孚进行批判揭露“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后回到家，这位一辈子践行“实业救国”民族资本家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中国私营经济也在经历过短暂复苏期后又陷入了漫长低潮之中。
国和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财经吃紧，千家万户生活状况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刘家四兄弟出生新津县古家村是出了名穷村，有民谣如此唱道：“肖坝子，古家槽，烂泥杂草长齐腰。锅里无米煮，灶里无柴烧，有女不嫁古家槽。”
对于刘大镛夫妇而言，虽然二人均为公职，但因为实行是供给制，自然无法抚养五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夫妻俩在繁忙工作之余，不得不从事开荒种地、采桑养蚕、帮人洗衣等杂活。后来，母亲郑康致又因体弱多病而辞去工作，刘家经济状况更是日益艰难。
老大刘永言读初中时，这个国度开始掀起一股大跃进浪潮，其中影响最大便是“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饥荒情况下，1958至1959年，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恶果在1959年至1961年开始突显——据官方公布数据显示，那时非自然死亡人数达到2158万人，其中主要死因为饿死。
刘永言便是因为饥饿过度，得上了当时流行水肿病，面临着严重生命威胁。母亲心如刀绞，不知从什么地方千方百计地弄来了一点米糠，最终帮刘永言捡回了一条小命。
刘家四兄弟艰难成长
贫穷凶恶到最终要撕裂骨肉亲情。为了不把全家都拖死，在万般无奈之下，刘大镛夫妇只得含泪将老二永行送给了一位布商。
但噩运仍然如恶犬般尾随不去——不久后，刘永行便在这布商家干活时从高凳子上摔下来并摔断了腿，因为没得到及时救治，整个腿红肿得像水桶一样，人家又把他像商品一样退了回来。
此时，刘永行才两、三岁，而腿伤导致残疾却要困扰他一生。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老三刘永美只能继续二哥命运。当时新津县农会主席陈耀云对尚在襁褓中老三十分喜好，于是决定把他抱养成人。
刘永美过继到新津县顺江乡古家村陈家后，先改名为陈顺民，后来等到他快要上学时，生父刘大镛又给他改名为陈育新。
陈家人十分善良，虽然抱养了刘家老三，但并没有断绝和刘家来往，平日里两家还常常互相走动。甚至在后来刘父被打倒、刘母被停止工作后，陈家还经常到刘家来送些东西接济他们。
陈家常常让陈育新挑着一担自家种瓜果豆角送到刘家去，在全家常常揭不开锅日子里，这些东西成为全家救命之物。
而在刘家最小儿子刘永好记忆里，贫穷一直是他小时候最忠实伴侣。当时，每天能吃上红薯拌饭，就是刘永好最大奢望了。
而母亲告诉他，只要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周能吃上一次回锅肉、两天吃一次麻婆豆腐。刘永好便开始对共产主义充满极度渴盼。
刘永好至今还清楚记得，15岁之前穿在他脚上只有草鞋，身上穿也是在父亲及三个哥哥之间经过长时间接力赛旧衣服。
父亲刘大镛曾在土改时从地主家里抄来一件英国进口毛料呢子长大衣，这成为刘家最宝贵财物，刘父平时都舍不得穿，只有在出席重大场合时才难得地奢侈一回。每当此时，几个儿子便会用羡慕眼光注视着气派父亲。这件呢子长大衣后来成了刘家传家宝。
大哥刘永言考上大学去读书之前，父亲郑重地亲手将这件呢子大衣送给了他，而刘永言一穿就是四年。等老二刘永行长大成人后，也开始眼红那件呢子大衣，并乘过年机会向大哥讨要。刘永言虽然不舍，但仍旧毫不迟疑送给了二弟。
等到老三陈育新穿上它时，气派呢子大衣已经变得破旧，于是母亲花了两角钱买了一包染料，将这件衣服放在锅里煮，准备彻底翻新一下。但让人懊恼是，这件被家人视若珍宝衣服居然缩水了。
但陈育新对它仍然爱护有加，直到1966年才辗转交到了最小刘永好身上。而这件衣服年龄，比当时已经15岁刘永好还大2岁。也就在这一年深秋，刘永好身穿着这件留有父亲、大哥、二哥、三哥温度和味道呢子大衣，到北京见到了最敬爱毛主席。
刘永好北上“朝圣”
为了这次北京之行，母亲还特意花了两角五分钱从旧货摊买来一双已经裂口解放鞋，洗干净后在昏黄灯下一针一线缝好，套在了从未穿过鞋子刘永好脚上。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穿过鞋——一年中大半时间是光着脚丫，只是到了寒冬才穿上一双自家编草鞋。因为常年放踵，以至于他脚长得特别大，现在穿是45码大鞋。
但不幸是，在见毛主席之前列队操练时，他这辈子第一双鞋子，却被后面同学无情地踩坏了，导致鞋底和鞋帮彻底“分了家”。
沮丧至极刘永好，只好光着两只脚板走在初冬十里长街上，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作为当年百万红卫兵一员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
让刘永好惊喜是，在毛主席接见完红卫兵后，天安门广场上遗落了不少被挤踩掉鞋子，刘永好拣了两只破旧解放鞋配成对踏上了回乡路途。谁知道才穿了几天，那鞋帮与鞋底又脱离了，他只好用麻线把它们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回了故里。
一心北上“朝圣”少年刘永好，对这个国家当时发生大事其实处于一片懵懂之中，但他却愿意为捍卫自己领袖毫不犹豫地抛头颅、洒热血。就在他去北京几个月前，他最敬爱毛主席以翻天覆地气魂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而最热烈响应毛泽东号召，便是像刘永好这样年轻而热血学生。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里迅速刮起了“停课闹革命”浪潮。
在那篇著名《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写了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就在这一年，不但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而且包括荣毅仁等大批企业家都被彻底打倒；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决定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市场流通也被全面限制。
历史往往有其吊诡一面——当年积极响应领袖号召、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以防止“资产阶级复辟”刘永好，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0年后肩负起为中国私营经济“复辟”而冲锋陷阵重任，并在20年后成为这个国家新兴富人阶层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
而文化大革命对刘家也造成了直接而沉重打击——父亲刘大镛被打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他最终不但被停止了工作，还被流放到山上去放牛接受劳动改造。事情起因，便是30年前那段曾经脱离党组织历史悬案。
母亲郑康致也受到了牵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工资被扣发、财产被掠走、并被挂上黑牌游街示众。为了减轻“专政队”毒打，母亲想了一个笨办法——整天穿着厚厚棉衣棉裤，用来抵御随时可能降临狂风暴雨般打击。
荒唐岁月，给刘家留下了痛苦烙印。
第二章春浪：四兄弟踏上创业之路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力量之大，确是世界无比。它是一种‘长期抗战’力，有弹性，能屈能伸力，有韧性，不达目不止力。”
——夏衍：《野草》
与在政治运动中坎坷起伏父辈相比，刘氏兄妹有幸在青壮年时期遇到了一个好时代。自从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后，他们命运也如其名字所寓意那样，“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发生质变化”。一切，从1982年春节那次偶然触发创业行动开始……
“到了2000年，我们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1978年，正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刘永行，在宿舍一次“夜谈会”中和同学们谈到了未来。
有一位同学憧憬道：“那时我们工资可能会涨到200元吧？”此时，一向沉默寡言刘永行却突发惊人之语：“我觉得应该会到2000元。”
所有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要知道，当时一个刚进工厂学徒工资才18块钱，即使像他们这样大学生毕业后，工资也只有40块钱。工资能翻5倍已经是一个不错结果了，而刘永行竟然幻想着要翻50倍！
但有时，梦想有多离奇，未来就有多广阔！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6208元，是当时刘永行同学们憧憬中2400元年收入2.6倍；而幻想2000年年收入达到24000元刘永行呢？
据《2000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显示，这一年刘家兄弟拥有个人财富为83亿元人民币……
这一切离奇变幻，都源自于那一个适合憧憬和美梦年份——1978年！就在这一年元旦，中国两报一刊向全世界播发了一篇具有预言性社论：《光明中国》。
当年中国头等重要大事，莫过于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重大战略方针。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严重束缚，端正了党指导思想，做出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从阶级斗争歧路又回归到经济建设康庄大道上。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如此评论：从发挥历史转折点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意义是相同。而在当年日本《读卖新闻》一篇文章中，称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长征”。
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1月10日，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
正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主张：先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美国学者库恩后来评论说：“那是我读过中国领导人最有实质内容讲话，其中第五点是政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很激进。”
“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作为第二代中国领导人核心邓小平，在多个场合表明了类似观点。邓小平讲话，打破了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泛滥所造成效率低下和普通贫穷状态，激发了国民创造财富欲望，给国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为日后私营企业发展创造了极为重要政策环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约见了荣毅仁等五位老一辈工商界代表，进行了一次后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政策，鼓励他们“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这年年底，在邓小平亲自过问下，对原工商业界者落实了政策，并发还了文革期间冻结私营企业主定息。据统计，全国共发还定息24亿元，这对当时举步维艰国家财政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也足以反应中央对恢复经济发展决心之大。
10年文革让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在当时，城乡沉淀了大量过剩劳动力，又给紧绷经济压上了一块巨石。水满为患！为形势所迫，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发展城市个体经济。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在浙江南部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1980年，中国正在热播一部外国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而在中国大陆，也正崛起一支现实版“敢死队”——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在安徽芜湖，年广久卖起了“傻子瓜子”；在广东顺德，梁庆德开始走街穿巷收购鸡毛；在浙江温州，15岁王振滔便做起了卖米小生意；在四川成都，刘永行挑着几筐小鸡在大街小巷上叫卖……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力量之大，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力，有弹性，能屈能伸力，有韧性，不达目不止力。”
著名作家夏衍散文名篇《野草》，无疑是诠释中国私营经济在贫瘠荒芜土地上绝处逢生、坚韧生长最佳读本。
七天赚到十个月工资
一只鹅带来转变
“即或整个中国实现了现代化，究竟谁能买得起十亿人生产那么多产品呢？”1980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访问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后，提出了自己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亲自盛情邀请一位日本企业家也来到了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他给中国领导人们讲起了自己经营哲学，比如“要振奋产业报国精神”、“要有高度公司使命感，互相帮助”等。
这位日本企业家叫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有“经营之神”美誉。
而对当时尚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刘永行来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担忧无疑是杞人忧天！那年春节前夕，最让他头痛难题是：家里只剩下了2块多钱，究竟是拿这钱用来开学之后给自己交学费，还是给儿子过年买肉吃？
刘永行儿子刘相宇当时已经4岁了，因为眼馋邻居家过年都有肉吃，便也嚷嚷着要吃肉。刘永行犹豫再三，最后决定先拿这2元钱到市场上去买一只鹅，让儿子美美地过完年再说。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小孩子爱玩天性被这只可爱嘎鹅激发了，刘相宇兴高采烈地抱着它跑到屋外池塘边玩耍。一时兴起，他松掉了捆着鹅腿绳子，想一睹它“白毛浮绿水”风采，谁知道转眼之间，这只鹅便“红掌拔清波”而去了。
到了嘴边肉竟然飞了！顾不上诗情画意刘永行夫妻，心急如焚地赶忙四处去寻找那只丢失鹅。但奇怪是，他们找遍了整个县城也不见它踪影。这只鹅，就这样驮着儿子过年吃肉梦想羽化而去，让刘永行心痛不已。
1980年中国最流行是一首《妹妹找哥泪花流》歌曲，而在那个下午，刘永行沮丧心情完全可以谱写成一首《哥哥找鹅泪花流》。
望着哭闹小家伙，心痛心酸刘永行只得把心一横——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别人都在热热闹闹地窜门访亲时，他却哪儿也不去，而是利用自己会修理电视、收音机本事，在县城幼儿园门口墙边摆了一个专门修理家电摊位，并用白纸写了一幅大广告——“修理无线电，又快又好”。
在中国问题专家约翰·罗德里克眼里，198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兴奋时代之一”。农民有了自留地，城市职工也开始涨工资并有了奖金，随着收入提高，人民压抑已久对物质生活水平需求一下子迸发出来。
这一年，全国城乡市场商品销售激增，无论是农副产品还是家电产品销量都在急剧提升，光电视机销量，1980年上半年就比1979年上半年增加了1.8倍。尤其是广大农村焕发勃勃生机，在县以下消费品市场零售额增长甚至超过了城市。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报告中说：“整个经济活起来了。”
对死板和无效计划经济放宽，在整个社会最细微处体现出来，是全国大大小小城镇上市容变化。这些地方开始出现自由市场、流动摊贩及少量货摊，比如磨刀匠、鞋匠、茶摊、饮食摊、家电修理摊等。1980年是个体户大量涌现一年，刘永行因为丢了一只鹅，也被迫成为了其中一员。
也许是春节期间可供选择对象太少，财神爷只好找到了孤注一掷刘永行，让他发了一笔多达300元横财。这让刘永行有点目瞪口呆——在短短7天时间里，竟然赚到了相当于他当时10个月工资！这不但解决了儿子过年吃肉问题，也解决了他自己明年学费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全家人一年生活费。
但让刘永行更意想不到是，这300元虽然安慰好了嘴馋儿子，却吊起了另外四个人胃口——那就是大哥刘永言、三弟陈育新、四弟刘永好和自己。大家觉得，既然财神爷如此平易近人，何不索性再和他多走动走动！
其实早在此之前1978年，老大刘永言就进行过一次市场试水活动。当年，他成功研制出了《BCD数控编程软件》，软件在成都电机厂试验成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
难得可贵是，刘永言不仅仅是一个科技研究人员，更敢于迈出家门做一个技术推广者。为了把软件推向市场，刘永言咬咬牙扛上他自己研制设备踏上了到全国各地推销软件之旅。
“你们在生产中有什么难以解决问题吗？”刘永言上门去第一句话，并不是向对方推销他软件如何好，还是先问对方有什么难题。作为一个实用型科学发明家，一般电子机械厂里常遇到难题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事，他借此建立了和诸多厂家良好信任关系。
先推销自己，再推销产品！刘永言聪明地打开了推销自研软件大门。时至今日，刘永言软件仍在很多电机厂使用，国防大学甚至把它引入了教材。
这次脑力加体力完美结合，让刘永言赚到了自己第一桶金，也为以后希望集团创业与发展定下了科技兴业、智赢天下基调。
南巡讲话驱散改革阴霾
开始局部性扩张
“二哥，二哥！你快看看这篇文章。”
1992年4月一天，刘永好拿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走进了二哥刘永行办公室。刘永行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东方风来满眼春》。
一直负责营销和对外宣传、接待工作刘永好，对政治风向嗅觉特别灵敏。他兴奋地说：“看来政策要变，我们大发展时候真要来了！”
当时，刘永行兄弟正碰上了一件特烦恼事情——1991年，四川内江东兴饲料厂厂长就主动找上门来，希望与他们合资。此之前2年时间，这个饲料厂因为激烈竞争陷入巨亏之中，最后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但他们在80年代末刚刚改造完成一条不错生产线，却让刘永行兄弟十分满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营企业改革一直是政府心头病。从1984年起，各项改革措施年年花样翻新，从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到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药方开出了一帖又一帖，却罕有成效。
在国家诸多政策倾斜和大量资金注入之下，国企仍然面临着生产回升缓慢、效益下降、亏损翻番惨淡局面。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时国营企业改革再也没有原来那种“一改就灵”、“一包就活”意气风发，更多时候，它带有一种悲壮而无奈气息。
此时，国企只得低下高贵头颅，与生机勃勃私营企业或乡镇企业进行联营合作成为一种无奈之举。
各取所需双方迅速达到一致：东兴饲料厂把他们固定资产、原材料和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次性有偿转让给希望公司，而职工则以借用方式保留，由希望公司来安排和管理。
但是这个方案在报批时，却遭到了内江市粮食系统领导断然否定。
最主要原因，是当时对于姓“社”姓“资”争论正是异常激烈时候，地方官员自然对私营企业充满了忌讳与警惕；其次，当时另外有一家外资企业也盯上了东兴饲料厂，虽然他们报价比希望公司要低，但是地方官员认为，引进外资可以当作一项政绩来上报，同时外资还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为此事，原来厂长和职工很是不满，厂长甚至为此辞职。此事在四川引起了巨大震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还专门为此发了信息，质问“为何宁与外商，不与国人？”
其实早在1991年8月10日，刘永行兄弟就在成都注册成立了“成都希望有限公司”，陈育新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1年底，希望公司发展超出了刘永行兄弟预期，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亿元大关，同时完成利税1000万元。
当时，他们在新津建立两条饲料生产线已经是满负荷运转，但仍跟不上市场需求。在工厂门口，彻夜排队等待拉货汽车蜿蜒排成长龙，最长竟然要等上28天。
发展现状逼着他们开始考虑一系列问题：是安于现状还是进一步扩张？以什么样形式扩张？是在新津继续上第三条生产线还是到外地去开厂？是专注于饲料生产还是进行多元化投资？
尽管兄弟四个有一定分歧，但他们最终还是达到一致意见：把新津饲料生意复制到外地去。考虑到当时地方保护主义特别严重，他们决定先在四川省境内试试。
先易再难，第一站选择了重庆。重庆希望公司一共投入1300万元，占地42亩，设计年生产能力10万吨建设工程，从选点、审批、征地、设计到施工建设最后竣工验收，总共只花了5个月。重庆市一个领导来看了后，夸奖他们建设速度是一个奇迹。
重庆希望公司刚成立时候，总共只有30个人。干部们和仅有几个销售人员一起背起饲料下乡，用原来已经取得成功那一套销售方式开始进行推广，结果在川东一下子形成了“希望饲料”热潮，当年就在当地市场取得了销量第一成绩。第一年重庆希望公司利润就达到了1000万元，基本上收回了投资。
重庆希望公司顺利进行同时，刘永行兄弟又开始在四川境内寻找其他投资机会，后来确定了绵阳希望项目。重庆和绵阳两个地方都是希望公司独资项目。虽然重庆和绵阳两个项目建设速度快得赶上了火车，但仍然跟不上饲料行业如火箭般发展速度。
而当时，在全国各地，国营饲料厂因为在与正大集团之类外资企业竞争中纷纷败下阵来，不少企业陷入了困境，这让刘永行兄弟产生了靠兼并国企来加快自己发展想法。但出乎意料是，这种合资兼并国企设想却在刚迈出第一步时便遭遇了重大挫折。
时势造就英雄
“从内心最深处来说，我对邓小平充满了尊敬。可以说，我人生中每一次重大转折，都与他所推行政策有关。”刘永行曾经如此深情地感叹道。此言不虚，刘永行兄弟创业历程，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实施相关重大政策最好和最鲜活注脚。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断。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天安门事件’后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活力。”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开始了他第二次“南巡”。与1984年第一次“南巡”相对谨慎相比，这一次邓公热情洋溢地称赞了特区经济发展所取得成绩，并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等旗帜鲜明观点。
针对一段时间来姓“社”姓“资”争论横加干扰，造成改革开放难以开拓新局面现状，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三个有利于”标准，一下子驱散了姓“社”姓“资”争议造成阴霾。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约束人们经商行为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共计有400多份。风气既开，各地群起响应中南海风气，几乎把所有禁令都取消了。
正如其后两会期间刊发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标题所渲染一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下海经商热。当年，全国房地产公司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增加了100倍。仅北京一地，每个月新开公司便以2000家速度递增，以至于半年后，全市库存工商执照全部用完，只得紧急向天津市调运一万个救急。
《人民日报》甚至在当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要发财，忙起来》文章，人们不再回避“钱”字，“恭喜发财”成了见面问候口头禅。
1992年下海潮，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官员和知识分子下海创业增多。据国家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人超过1000万，另外还有数以百万计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他们从人才、资源等各方面大大加强了个体、私营企业实力，再加上政策不断开放，个体、私营企业迅速成长为能够左右工商界一股巨大力量。
而在邓小平南巡8个月后，1992年10月12日，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贸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联合经营。
这份报告对私营经济有两个突破：一个是私营经济不再纯粹是配角，而是和主角们一起“共同发展”；二个是公与私互通、可以“联合经营”——而此之前两者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
十四大结束之后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实现了新突破。
正是当时一系列利好政策和日益宽松社会环境，让希望公司有希望踏上了全国扩张道路。
刘永行曾这样说：“我们是幸运，希望公司是幸运。在1992年，这种幸运又一次照顾到了我们。正当我们想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扩张自己事业时候，邓先生南巡讲话发表了，这直接促使了我们希望集团在全国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