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草与“颠张醉素” 颠张醉素所用的字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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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狂草是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它渊源于今草,又与今草的体势形体不同。狂草开始于唐代张旭,他的草书特喜连绵回绕,线条偏于丰肥圆劲,甚是神异,人皆以“张颠”称之。传世铭刻以《肚痛帖》、《千字文》最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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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草是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它渊源于今草,又与今草的体势形体不同。狂草开始于唐代张旭,他的草书特喜连绵回绕,线条偏于丰肥圆劲,甚是神异,人皆以“张颠”称之。传世铭刻以《肚痛帖》、《千字文》最著名。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在书法上,尤擅长于草书。他的草书连绵回绕,起伏跌宕。所谓“张妙于肥”是说他的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

唐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他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被时人称为“三绝”。张旭喜欢喝酒,每次大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据李肇《国史补》说,张旭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挥笔大叫,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抒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大为惊奇,这恐怕有夸张之嫌。-





张旭《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40188字。无款,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后人多沿此说,但也颇有争议。董其昌依据是曾见过张旭所书《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古诗四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无流传。-



狂草另一代表人物为张旭的学生——僧人怀素。他改张的丰肥为瘦硬,风格为之一变。代表作为《自叙》及《千字文》。前人评其书法,继承张旭笔法,而有所发展,所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他的草书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他的字若行云流水,李白曾诗云:“草书天下称独步”。-

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零陵郡(今永州市)人。怀素7岁时到零陵县城河西20华里之外的“书堂寺”为僧,后到东门外的“绿天庵”为僧。自幼对书法怀有浓厚兴趣,经禅之余,勤学书法。因无钱买纸练字,就在寺旁空地种下许多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庵为“绿天庵”(在今永州芝山区高山寺后侧)。经长期勤学精研,秃笔成堆,埋于山下,名曰“笔冢”。旁有小池,常洗砚水变黑,名为“墨池”。-

现永州的绿天庵、浯溪碑林、高山寺都留有怀素的遗迹。永州现存怀素的作品有《千字文碑》、《瑞石帖》、《秋兴八首》等,属中国书法珍品。《自叙帖》,怀素草书。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共126行,698字,书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容为自述写草书的经历和经验,和当时士大夫对他书法的品评,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颜真卿、戴叙伦等对他的草书的赞颂。-

《自叙帖》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书的代表作。明文征明题:“藏真书如散僧入圣,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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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狂草书法艺术的探微-



【导读】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只要书家书写的内容精神境界高尚,掌握较为扎实的线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的形式美也就有了它独立的审美价值了,反之不然。

写字在我国古代称为“书”,按照汉字的书写规则进行“写字”的便成了“书法”,它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平面造型艺术。数千年来,涌现出了许多独步书坛、自成流派的书法艺术大师,毛泽东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于一身。他的书法艺术雄奇瑰丽,特别是狂草书作,独辟蹊径,别树一帜,世人尊之为“毛体”书法。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只要书家书写的内容精神境界高尚,掌握较为扎实的线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出来的书法作品的形式美也就有了它独立的审美价值了,反之不然。
狂草与“颠张醉素” 颠张醉素所用的字体是

一、精神性

书法,它是以汉字为载体,涉及语言、文学、历史、美学等方面,又与音乐、美术相通,能示人以美,触发人们对美的感受和联想的结合体,是我国人民比较常用与喜爱的传统艺术。难怪乎艺术大师毕加索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书法文化感慨万千地讲:“如果我生在中国,不会是位画家,但肯定是位书法家。”。

中国的书法是关于中国文字表现的艺术,中国书法从一开始就强调“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这里讲的可象之象,既包含着自然之象,也包含着人所创造的书体之象。这个自然之象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自然之神,是书写者精神的应会,这种强调自然之神与书写者精神的应会,讲大了,是形成民族的精神气象;讲小了,就是书写者的精神气象即“书,心画也”,也就是书法是表现一个人的精神世界。

精神性是艺术品的价值所在,而精神性又不能只局限于艺术家个性的精神性,它必须融汇到更加宏大的背景之中。这种精神性已接近人性的深层,因为他们进入了一种没有任何滞碍,超越了一切实用的功能:进入了完全内心自由的情绪,是内心深层的发挥。就毛泽东书法而言,挥洒自如的大字,象征着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其精神性正是个体精神和时代精神相融汇生发的集束展现。纵观历史,像草书大家张旭、怀素他们的表现和精神表达还不够,他们的书作没有给别人留下想象,这样的艺术非常精致、完美。而精致的艺术往往偏离了艺术的本真,艺术最重要的应当不仅仅只是带给人以愉悦、精美,或者安慰。艺术更重要的是带给人以启示、思索: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新感受、全新的图释。只有如此,才能引导人的审美前行。毛泽东的书法艺术就是这样一个好的典型例子,他之所以成为书法大家,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这是他哲学观念、思维方式、思想境界的展现;也是他的人生情致、审美情趣和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我们知道,毛泽东早期的书法是端庄严谨的行楷体。从1915年读《明耻篇》写的“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批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严谨雄浑、气韵生动的晋唐法贴的临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青少年的他就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因而博览群书,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先后并抄写《三字经》、《论语》、《诗经》、《汉书》等,从中吸取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之营养,也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功底。他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娄山关》时,由于主体精神强烈,故运笔大胆肯定,直抒胸臆,毫无阻滞,走笔连绵,奔腾如电,大有高迈健拔之韵,深沉刚直之情,坚不可破之质,浩然行空之势。上个世纪60年代,雷锋的思想、风格、斗志,感动和鼓舞了神州大地的亿万群众,也深深打动了毛泽东。为了弘扬雷锋精神,它采用了行草书体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字体流畅,运笔巧妙,法字新颖,形神兼备,顾盼有情,字字千钧,美若画卷,沁人心脾,挥洒了一曲美德和弦。

二、视觉性

如果说精神性让“毛体”书法的内涵充盈结实,那么,视觉性则打造出“毛体”书法外在的夺目光华。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线条是书法艺术的基本载体和生命,它主要通过线的起承转合、干润粗细,以及字体的大小变化来感受的,它是用抽象的点画组合去张扬体味具体的客观事物,我们称之为“视觉节奏”。任何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如果分析其中多个字的每条线段,都是静止的;但书法家却能在创作过程中,用笔的轨迹,把静止的线条演变成运动的字形。如《人民日报》是1948年毛泽东为中央机关报的题词。四字并排,大小相背,笔重墨浓,左右呼应,“人”字露峰入笔,纵劲下撇,渐行渐提,捺与撇的中部承接,中锋起笔造势,侧锋挑起呈妍,字势左右开张,险展稳收。一撇一捺如金风亮翅,游鱼奋尾,显现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迈开大步,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民”字点画紧缩,为“报”字留下了笔墨驰骋的空间。作品形质浑厚,刚劲挺拔,独具匠心地突出了“人民”和“报”的主题。

在书法艺术中,把线条划分为四种基本规律,分别是基本律、回护律、起伏律和间隔律。前两种偏向于单线条的节奏构成,而后两种则重于结构、章法的连贯。伟人毛泽东的书作,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峰回路转、飘忽不定、行云流水的视觉性无人能比,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韵律”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他把“四律”的线节奏、结构与章法推上了狂草艺术的最高峰,如20世纪40年代的书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柳亚子先生》等,以行草为主,杂以楷行,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或笔墨沉实,或飘逸洒脱,锋芒毕露,其主笔更是时常夸大逸出,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60年代后,他倾情于张旭和怀素狂草艺术的学习、研究,可又不受其羁绊,而是贵质、遗采、取神,放手写意。看其书法作品,刚柔相济,高屋建瓴,字字摄入眼魂,登上了狂草书法艺术的最高峰。

三、独特性

康德说:“艺术的最高成果是风格”。毛泽东的狂草书法就是以独特的艺术风格,震撼整个书坛和亿万群众,欣赏吟咏者有之,争相摩习者有之,潜心研究者有之。可以这么说,“毛体”书法没有独特性,就没有“毛体”书法的视觉审美性,也无以充分发露他们的精神性。

毛泽东的狂草书法艺术别具一格,险绝神奇的结体美。他用笔快捷迅猛,如疾风迅雨,扑面而来,有万夫莫当之气势。线条虽然细瘦,却蕴涵劲力,如强弓力挽,势在即发。字体大小相辉映,小中见大,气象万千,壮美狂澜,如《六盘山》中,从“天高云淡”到“屈”字一气直下,紧接着“指行程二”四个字骤小,从最强音降低8到6度。往下看,

结束上阙的“万”字特别的大,以下留下大片空白之后,与款、题名等小字遥相呼应,取得了浑然一体的效果。其章法特点是纵向取势,左右穿插,倾斜中取均衡,似两军对垒,相互厮杀;又如担夫争路,左闪右让。有时一字甚至于被压缩成一点,有时一个字却又占据了几个字的空间,真可谓是用笔大胆、落墨泼辣。欣赏此作,不难想象“飘风急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的意境,创造出了波澜壮观之美。此外,毛泽东的书作尺幅都不大,但不管如何放大,或悬于门厅、礼堂,还是雕刻于广场,都显得大气、雄健、形神完美,如雕刻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笔笔含情,字字神武,道劲多姿,庄严巍峨。

四、实用及审美共融性

在《书法美学谈》中说:“象形文字的非象形化,不是削弱了书法的美,而是解放了书法的美,促进了书法艺术从另一途径来'学之于造化’,在更广大的天地里'博采众美’以滋润自己,丰富自己的形象感和表现力。”可见,书法艺术的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是在空间里通过汉字的表现、线条的挥运进行抒情表意。

书法以前叫“写字”,充分说明它的实用性和文化作用似乎大于它的艺术性。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书法从“美用合一”走向“美用分离”。在古代,书法以其日常应用性与文化人格标志的耦合功能,实现着最大程度的社会化。我们知道,书法之草书形成于汉代,是为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狂草出现于唐代,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笔势狂放不羁,成为完全脱离实用的艺术创作,走向“美用分离”更高的纯艺术道路,因此其书作实用性弱,而艺术性强,大众化和普及性就相对的差些,在社会上懂得欣赏的为数不是很多。

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柱擎天”,在书法史上更是“一笔擎天”。他除了一言一行都在为广大民众服务外,书写的形式必须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既让人们看懂内容,又能欣赏书法的美。因此,毛泽东题字大都采用行楷和行草书体,如“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等具有广博影响的书作。这些书法佳作充分体现了书法的实用性与审美的共融性。

五、结束语

古今中外,凡成大业者大多都能继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这一传统文化,并有良好的人格品质。比如,唐太宗是重视书法、且善书法的第一帝君。毛泽东诗纵草狂,为世人所景仰,让诗人书家共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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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草书的发展史

【导读】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了解书法艺术,那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书法艺术中的草书,是最具民族性的,也是最具浪漫性的,她裹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站在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是一门难学、难悟的艺术。

中国书法的发展史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了解书法艺术,那么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至少是不全面的。书法艺术中的草书,是最具民族性的,也是最具浪漫性的,她裹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站在了书法艺术的顶峰,是一门难学、难悟的艺术。

草书这一书体,名目繁多,有篆草、隶草、藁草、散草、游丝草、一笔草、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等。但归纳起来,无非章草、今草(即小草)和狂草(即大草)三大类。草书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2世纪初,东汉许慎撰编的《说文解字》的序里就有“汉兴有草书”之说,而行书要在东汉末始出现,楷书则要比行书略晚一些。许多人认为草书在诸书体中最为简略,据此就把草书看成是楷、行书的简化,是在楷、行书后产生的,这大概是根据今草写法的一种联想和臆断。事实上恰恰相反,是先有草书,再有行书、楷书。

东汉张芝相传最善写章草,他又将章草的字独立演变成略有连绵的令草,故令草乃由章草发展而来。今草至晋王羲之、王献之已经完全成熟,王氏父子的草书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大,许多草书大家无不取法于“二王”,但“草圣”的桂冠仍无可争议地戴在张芝头上,因为张芝是今草的“开山祖”。

隋朝王国仅短短的三十年,但就书法而论,能内承北朝质朴之气,外收南朝绮丽之风,出现了熔南北于一炉的大好趋势,对唐代书法高峰的出现,起着极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隋僧智永创作了《真草千字文》,成为历代学习草书的最佳范本,学习草书者往往从此帖入门,因为此帖用笔精能,结体宽舒,气韵生动,以法入情,字字独立,容易辨认。据传当时智永曾写此《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赠江东诸寺,作为小沙弥学习书法的范本,所以写得应规入矩,流传至今,其意义甚大。

草书艺术经历了唐朝的辉煌而后人宋,有黄庭坚、米芾、赵佶等高手为之继,然已乏晋唐之盛。宋代书家欲矫唐代法度太重、过于严谨的风尚,另辟了力求放纵、追慕意趣的新路。草书脱出唐人之规矩,转入恣肆,自出机杼。其中米芾以“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为自己的准绳,力学“二王”,不越雷池一步,既自我作古也作茧自缚,终未能有新面目。所书草书缺乏“发疯动气”的浪漫主义色彩,成绩并不像他的行书那么突出。聪明如米芾也不能在艺术成就上超越自己的认识,这是一条客观的规律。而黄庭坚能以篆书用笔入草,写出葛藤缭绕、纵横奇崛的创新之作,所书《诸上座帖》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逸俊秀,于张旭、怀素一派中别创新格,甚是可贵。皇帝书家赵佶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艺术上才华横溢,自创“瘦金体”为亘古未有,别树一帜,以“瘦金体”法所作草书,则轻灵秀逸、劲挺犀利、筋摇骨转,给人以清新优美之感。其《大草千字文》用笔纵横驰骋,纵而不乱,高贵雅致,赏心悦目,成就非同一般。元朝近一百年间,以“二妙”赵孟烦、鲜于枢为代表。赵氏秉承“二王”正统,用笔精纯流美、圆润含蓄,所书草书气象舒徐、雍容华贵,具古典之美。实际上,在当时书坛上,鲜于枢的草书艺术要胜过赵孟頫。鲜于枢博学负才气,性格豪放,常喜于酒酣之际落笔作草。行笔流走如飞,线条劲挺、气格刚健,既能奇态横生,又能有笔势飞动之美,平中出奇,意态自成,具有阳刚之气,使人久看不厌,愈看愈妙。赵孟頫曾说:“尝与伯机(鲜于枢)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一片赞美之词。他们二人草书摒弃宋代而直接晋唐,从更高层次汲取艺术养料,以古为新,获得极大成功,可惜鲜于枢天不假年,仅活了四十六岁,艺术上未能达到顶峰。

明朝二百余年的书风基本上是受帖学左右的,故行草简牍之美,几乎超越唐宋。草书趋于开拓奔放,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书家能各展才能,态势各异。宋克将从晋唐以来少有人问津的章草发掘出来,加以阐扬,使章草艺术能重放光芒,所书章草劲挺畅达,有独立不羁的新貌,几可入汉人之室。邢侗精研“二王”章法,志在革新。祝枝山草书天真烂漫,时出怪招,让人难以捉摸。徐渭用笔挥洒,神奇莫测。傅山喜作长幅大草,笔势萦绕,一泻千里。张瑞图用笔奇拗,见折不见转,以横取势,法与势都为之一变,雄强有奇气,别开生面。董其昌多才多艺,能今草。狂草并举,熟而不俗,典雅华丽,将草书写出书卷气,与众不同。黄道周草法奇异美妙,深得“二王”精髓。倪元璐灵秀神妙,新理异态。王觉斯功力深厚,奔放恣肆,欹删而不失法度,气势旺盛,慑人心魄,无愧大家。草书艺术发展到明朝由于各书家的奋力拼搏,有传统,有创新,热热闹闹,色彩缤纷,又具兴旺之势。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书风,二百余年间一变再变,几经波澜,场面极为壮观。清初沿明朝故习,专崇帖字。康熙喜董,乾隆尊赵。嘉庆、道光之后,碑学兴起,欧体盛行,唐碑崛起,由帖转碑,书家在寻找新的学书途径。而咸丰、同治之际,临摹北碑之风大兴。更值得一提的是,自秦汉以来一向不甚景气的篆隶二体,至清则成绩斐然,其水平之高,名家之多,能超越晋唐直接秦汉,最为可观,对于草书,似乎未曾顾及,难有可述。朱耷、黄慎、蒲华、沈曾植等各有入法处。而近代于右任则是一位竭力提倡草书,并编写出《标准草书》的草书家,他致力于草书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利于推广、应用。然而草书毕竟是一门极为专门的技艺,看似简单,实很复杂,对文字、书法、文化等没有一定水平,是很难学得上手的。“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典雅的、高层次的艺术的欣赏与研究的群体较狭小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总之,草书并非是单纯的一种字体,它是人的精神之曲折变化的历史见证,是人的精神内核的喷发,体现的是书法的浪漫主义,它是最具民族性又最具世界性的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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