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791年巴黎印刷的石版《人权宣言》注意：画面正中上方是共济会的独眼金字塔标记。
老何的按语：影响深远的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以及此后法国19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和动荡背后都可以看到共济会和光明会会员的身影。本博前此曾发表资料根据《马恩全集》中指出巴黎公社的领导者中有一批共济会员。实际上，法国1789年大革命的领导者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以及拿破仑兄弟、富歇、塔烈朗等人也都是共济会员。因此西方研究法国18——19世纪大革命的史学一直关注共济会在这一系列革命中的神秘作用，并且形成了强调与否认的两种学派，就是揭露和洗白的两种观点。愚昧无知的中国知识精英对对近代世界史中的共济会一无所知，所以始终把法国革命看做民众为自由民主博爱而自发起事反对封建的群众运动——殊不知，任何大的群众运动，自古以来背后无不都有黑手，有高手，有阳谋或者阴谋。以前本博已经发表一些资料，这里再提供另一种观点的资料。
文摘自2000年版《牛津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附录：“大革命及其历史学家”：
关于法国大革命，从来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对当时的人来说，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各种野心抱负全都释放出来，利益受到攻击或威胁，而且采取的各种方式没有调和的可能。到1791年，对于改变整个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那场猝然而猛烈的尝试，基本的立场和论据都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虽然那时罗伯斯庇尔还只是个死板的呆子，断头台还只是个惊悚的笑话，恐怖似乎还无法想见。但不久之后，君主制在暴动中垮台，九月的屠杀，首先是共和二年的流血，所有这类经历让所有人感到困惑，并给大革命的声誉留下了永远的伤疤。集体屠杀的政体超出了革命的敌人和对手们所有最坏的预期，也考验着革命的朋友和捍卫者的忠诚限度。
因此，从1794年起，存在三种、或者说两种基本立场。敌视立场因为屠杀而强化：屠杀在事后看来毫不奇怪，而且在所难免。但革命的同情者之中产生了分裂，一派认为，恐怖是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因而是必须的、可以理解的；另一些人虽然不为恐怖辩护，认为它并非必要，但还是觉得还是有可以理解之处。这三种基本态度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按当时人的说法，它们可以分别被称为贵族派（或反革命派）、雅各宾派、温和派。后来人则称之为反动派、激进派、自由派；或者简称为右、左、中三派。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这三种立场仍然可以看作大革命史学家们的基本立场和争论的要害。
右派解释的所有基本要素都可以追溯到埃德蒙·柏克。这种解释认为，旧制度仍然是稳定的，根本而言还能延续下去。因此旧制度必定是从外部颠覆的。罪魁祸首就是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以持续的不负责任的批判损害了对宗教、君主制和既定社会秩序的信念。
最极端的右派解释，是恐怖之后的巴吕埃尔（Barruel）阐发出来的，他把启蒙看作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目的在于宣扬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而这场阴谋的主要媒介是共济会。这是一场由秩序的敌人发起的运动，暴力和屠杀是其必然的属性，因为如此野心勃勃的计划绝不可能靠和平手段实现。
关于右派见解的早期历史，可参阅P. H. Beik,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Right (Philadelphia, 1956) 以及 D. McMahon, Enemies of the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Modernity (New York,2001)。在整个19世纪，敌视大革命的传统在天主教圈子内十分盛行，这一点可以理解，不过，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敌对传统在一位一流作家那里产生了深远的回响，这就是伊波利特泰纳。
泰纳虽然没有天主教的反革命信条，但他对群众的血腥暴行惊恐万状，而且这种暴行似乎重现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他的《现代法国的起源》（Les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6 vols, Paris,1875-1893），其读者群比此前的许多论战作品都更广。这部作品影响很大，以致当时的一位雅各宾派领军学者奥拉尔（AlphonseAulard）写了整整一本书（1907）来攻击其学术水准上的不足之处，不过这时泰纳已经死去。不过，一位年轻的天主教档案学者科尚（AugustinCochin）转而为泰纳辩护（1909），但直到1916年战死之前，科尚没有出版过什么东西。在死后面世的一系列论文中，科尚复活了这样的见解：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包括共济会）与雅各宾主义之间存在连续性。
后来，在俄国革命的成功（及其暴行）引发的恐慌气氛中，泰纳和科尚的分析被Pierre Gaxotte融入了新的右派大革命解说中（英译本为The FrenchRevolution），作者是右翼党派法兰西行动的信徒，该党派梦想着恢复君主制。Gaxotte论证说，暴力和恐怖从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内在属性，整个革命进程都是由革命前夕的思想社团事先策划好的。在维希时期（1940-1944），这些看法成了正统，但这个耻辱政权的覆灭使得它们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内声誉全无。
反革命的大革命史学的奠基者，大部分是在法国国外观察大革命的进程的；与此不同的是，最初的雅各宾派当时都忙着创造历史，根本无暇去书写历史。大部分熬过大革命的雅各宾派，后来都通过撰写回忆录来为他们卷入恐怖开脱，他们总是将恐怖归咎于别人，通常是罗伯斯庇尔。原雅各宾分子中，最固执的可能是邦纳罗蒂（Buonarroti），他的《为平等而密谋》（Brussels,1828）记述了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他认为这次密谋是恢复和超越共和二年的平等承诺的一次尝试。
不过，一场延续久远的左翼史学传统，直到1847年另一场革命的前夕才开始。那一年，米什莱和路易布朗的革命史的头几卷相继问世。两人都歌颂人民在推翻压迫性的旧体制、建立共和平等制度中扮演的英雄角色。两人的历史中没有暴民：人民的介入是一种进步力量，推动他们的是对正义和博爱的古老渴望。人民对恐怖也不负任何责任。关于恐怖，米什莱认为是罗伯斯庇尔的责任；而社会主义者布朗则对这位“不可腐蚀者”的社会主义理念颇为欣赏，因此他把恐怖描绘成追求私利的埃贝尔派的工具。另外，某种程度上说，米什莱和布朗都把恐怖视为局势的产物，无人能预见，也无法去控制。但恐怖对于大革命的进行和发展并不具有关键意义。
这是那些为共和二年的流血所困扰的历史学家们的一个标准看法，那场流血本来是伴随着令人期待的社会福利实践——或曰期待——的。即便是并不信奉社会主义的共和保守派也认为，第一共和国头两年的屠杀，与他们理解的共和主义所蕴含的进步难以调和。奥拉尔便是这个态度，他是索邦的第一位法国革命史教授，当时第三共和国正视图通过追忆第一共和国来寻找其合法性。The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901,英译本1910）论证说，大革命的历史使命是创建一个民主共和国。当欧洲的君主们联合起来阻止这个使命时，法国被迫进行战争，而恐怖和革命政府则是民族防御所需的权宜之计，当共和国的生存有了保障时，恐怖便结束了。奥拉尔贬抑罗伯斯庇尔，认为后者将恐怖延续到了必要的时段之外。奥拉尔书中的主角是丹东，因为丹东反对恐怖的延长，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奥拉尔用了很多篇幅去论证，共和二年是否预示着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些表面现象仅仅是民族紧急状态下的“极端”和“临时”措施。别的作者则没有这么肯定。同样是在1901年，政治家让饶勒斯的大革命的社会史第一卷问世。此时的社会主义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虽然马克思本人几乎没有直接论述过大革命。饶勒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彻底地融入他的历史中。因此他宣称，“法国大革命间接地位无产阶级的产生作了准备。它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从根本上说，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1929edn., i, 19）。
因此，像奥拉尔那样仅仅撰写政治史是不够的。大革命的事件是更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映，但对这种发展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于是饶勒斯利用他在议会的影响力设立公共基金，以出版能阐明大革命经济社会史的文献。虽然有饶勒斯的努力（但他只在离开立法机构期间才开始写作历史），他倡导的方法直到1920年代才占据法国的大革命史学的主导地位。这种方法的支配地位几乎延续了60年，它最后一位伟大的斗士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称之为“经典”解释。
然而，这种方法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得益于一个饶勒斯未能见证的事件——不过，如果他能看到这个事件，也许会为之哀叹：这就是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声称，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雅各宾派的继承者，而且这场革命在西方赢得了好几代的同情者；在法国，所有认为1794年的伟业尚未完成的人也得出了一个有些说服力的光辉结论。历史学家当中，第一个为之热情辩护的人是阿尔贝马铁兹（Albert Mathiez，或译马蒂厄）。他是奥拉尔的弟子，但受饶勒斯启发更多。
1908年，他就与自己的老师公开决裂，开始创立一个更为激进的大革命史学派别，即罗伯斯庇尔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今天依然存在，它的杂质《法国大革命史年鉴》仍然是这个领域的主要法文期刊。马铁兹与奥拉尔的争吵主要因为前者对丹东的历史声望的抨击，因为马铁兹把丹东描绘成一个腐败、自私、甚至有叛国嫌疑的人，相反他试图恢复罗伯斯庇尔的声誉。自邦纳罗蒂以来，还没有哪个人敢于为一个与恐怖脱不了干系的人辩护，虽然这个人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并且是个“不可腐蚀者”。然而，俄国革命的早期经历表明，如果要阻止反革命，恐怖可能是必须的。因此马铁兹毫不迟疑地论证恐怖的合理性。“如果不是深信不暂停自由就无法取得胜利，革命的法国就不会接受恐怖”，“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党派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想把恐怖作为新的所有权变革的工具”。社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希望随着罗伯斯庇尔派的倒台而告终，马铁兹的革命史巨著（1922-1927，英译本1928）猝然终结于热月九日。这一天之后就是一场漫长的“反动”浪潮。
1932年，马铁兹突然逝世，年仅58岁，而他那好斗的论战史学风格再无后继者。左翼的历史学家们现在热衷于关注细致的经济社会分析。最杰出的代表是马铁兹的同龄人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Lefebvre），他一直活到1959年。他因为对农民的研究而声名卓著，1939年大革命150周年之际，勒费弗尔出版了关于革命起源的简洁而优美的作品：《89年》（英译本The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1946)，该书的核心立场是，“经济力量、能力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正转入资产阶级之手……：1789年的革命重新确立了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和谐”。关于恐怖，勒费弗尔在1930年代出版的一部通史中宣称，“虽然有一些溢出或俯视了恐怖的因素，恐怖本身直到大革命胜利之前都是首要的力量：它是一种惩戒性的反应，始终与对‘贵族阴谋’的防御性本能紧密相连。”
在维系时期，左翼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骤然断裂。解放之后，由于右派声誉扫地，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共产党，左翼的学术地位比此前更为强固了。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Labrousse）的鸿篇巨制《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1944）将大革命牢固地植根于经济史背景中，而以阿尔贝索布尔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学术上则集中关注推动革命激进化的“群众运动”，索布尔本人的代表作是《共和二年巴黎的无套裤汉》（1958）。但他的总体看法没有变动。他在1962年出版的新概论中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宣称，“法国大革命是……漫长的经济社会演变的加冕时刻：从此资产阶级成了世界的主人。这个真理今天简直已经是个常识了……”
不过，资产阶级的胜利并非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确，马克思可能是从复辟时期问世的早期大革命通史著作中吸取这个观点的。这就是弗朗索瓦米涅和阿道夫梯也尔的著作。关于他们的作品问世的背景，可参阅S.Mell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History：A Study of Historians of theFrench Restoration (New York,1958)。这些历史学家奠定了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释的主要轮廓。
他们认为，革命的合理性在于根除旧制度的弊端和不平等。资产阶级的财富、发展和教养使得其成员对绝对君主制和世袭贵族的社会统治地位日益不满。他试图建立立宪君主制，这种体制表现为代议制机构、各种平等和有法律保障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但是，在1791年和以后的岁月里，整个事业偏离了正轨，其原因在于不注重稳定和秩序的民众力量的介入。自由派历史学家赞赏并强调英勇人物的作用，如米拉波，甚至还有丹东，这些人都曾徒劳地想让革命稳定下来。对于马拉这样嗜血的民众主义者，他们深感恐惧，恐怖的无情辩护者和独裁者罗伯斯庇尔当然也是如此，圣鞠斯特就更不用提了。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关键的问题是，大革命为何、何时开始“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英语世界的大部分历史学家也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关于他们在19世纪的探讨，已经有了全面的分析，见H. Ben-Israel,English Historia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1968)。不过，在整个19世纪，英语读者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很可能来自托马斯卡莱尔的见解（1835），而卡莱尔的见解又借助他的崇拜者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进一步传播。
令人奇怪的是，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批判在他自己的国家鲜有回响。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缺少议会政治和言论自由足以证明推翻绝对君主制的合理性——但这绝不意味着随后的暴力可以被接受，尽管卡莱尔试图以革命前民众的悲惨和堕落来阐释这种暴力。但是，在20世纪中叶之前，英美历史学家在法国长期逗留、查阅档案的很少见。他们的作品主要吸取哪些似乎同情英国渐进的、和平的自由制度发展模式的法国史学家的成果。
他们最关注的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是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也是如此，因为托克维尔的首部重要著作是关于大西洋两岸的民主制的），但托克维尔本人与法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是有距离的。托克维尔从来没有完成他希望撰写的大革命史，但他的前期研究《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仍然是关于这个课题的最重要的论著之一。
这部著作试图从一个长时段的背景中去考察法国大革命，这在当时非常少见。从这种长时段的观点出发，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是民主和自由不可抗拒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但是，民主自由浪潮中的各种力量，并不必然是相容的，在彻底摧毁旧体制的同时，大革命的平等和民主的推动力，扫荡了大部分曾抑制君主制的专制倾向的自由堡垒。
这反过来为拿破仑敞开了一条道路：推翻大革命创立的更缺乏根基的自由制度。1789年以来建立的代议制机构，没有哪一个能延续长久；就在托克维尔写作此书的时候，另一个拿破仑也已摧毁了他本人曾任职其中的代议机构。所以，这位自由派并不认为大革命是一种缔造自由的力量。大革命催生出的民主制更有可能导向专制。这是托克维尔抱憾终生的一大根源，因为他尊重自由理念，而且他在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看到自由理念能够运转起来。那些地方的居民对此很是受用，他的论著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中被英美人广泛研读，尽管有些事实基础可以被轻易证明并不准确，或是被误读。法国人则不太愿意倾听一个关于自己历史和前景的如此悲观的分析。何况在他死后不久，第三共和国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自由制度，这与他的预测有龃龉，而且这个制度延续到了1940年。很快他就在自己的国家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在法国，关于大革命的自由主义解读融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主流之中。
法国大革命是现代世界诸多运动和思潮的根源，有关它的历史书很少游离于当时的政治。1945年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很难说一些有关这个课题的新争论跟冷战没有关系。这些争论后来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这个名称本来是指共产党内部对正统观念的那种不受欢迎的批判。在英语国家，修正主义开始于1954年AlfredCobban1954年在伦敦大学出任法国史教授时的就职演讲。这篇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的演讲，试图证明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上升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律师和官职所有人的革命。十年之后，Cobban扩充了他的批判，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剑桥，1964），该书针对的是他所称的正统解释，后者的代表学者是勒费弗尔、拉布鲁斯和索布尔。
法国大革命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事业，而且也没有推翻任何可以称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这场革命远没有以开拓企业精神来解放经济，而是延缓了经济发展，是“保守的地产阶级的胜利”。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对岸，GeorgeV.Taylor于1962-1972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分析了大革命前夕的财产结构和商业活动。Taylor的结论是，最活跃的资本主义形态，都是在君主制国家体制内或与其合谋，而不是反对它君主制；资本主义所代表的法国财富的比例非常小，它对旧秩序不构成任何挑战。事实上，在社会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经济竞争。从经济上说，这两个阶层构成一个单一的精英群体。因此大革命不是阶级冲突的结果。它是一场带有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不是相反。
在法国，这些看法最初不被接受，或被蔑视。勒费弗尔自己在临死前曾把Cobban描绘成惴惴不安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但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法国左派的团结开始瓦解，莫斯科自己对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记录的批判也在增强。
1965年，两位幻灭的前法共党员，Francois Furet和DenisRichet出版了一部新的大革命史，该著复活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因为它论证说，真正的大革命是1789-1791年的革命，此后大革命就发生了“侧滑”，导向恐怖，恐怖就是国王背叛和民众控制巴黎的结果。两位年轻的作者立刻受到谴责，就像奥拉尔当初批判泰纳没有学术水准。
1971年，孚雷（Furet）对他所谓的“大革命的教义问答”或“雅各宾—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版圣经”进行了猛烈回击，他说，这些解说是在纪念大革命，而不是以学术的超然立场去分析它。现在，终于有个法国学者承认英语学者在这个课题上日益明显的贡献，孚雷坚持说，英语学者跟法国大学的那些监护者不同，后者只想着如何让僵化的雅各宾教条持久化。
《自由引导人民》是浪漫派画家德拉克罗瓦讴歌法国1830年革命的名画。这幅作品与法国塞纳河畔和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雕像具有同一母题。德拉克罗瓦是法国共济会员。
目前有中译本的外国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基本如下：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左派的代表作，通史性质；
乔治 ·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左派或经典学派关于法国革命起源的代表作，法文原名《89年》；
弗朗索瓦 ·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法国修正派的标志性论著；
威廉 ·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英语国家修正派关于大革命起源的代表作；
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群众运动的研究；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阿尔贝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左派的作品，但作者比他在索邦的前任勒费弗尔更僵化。
中国学者中，值得一读的是高毅的著作：《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
王养冲和王令愉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史》内容很充实，但观念比较陈旧，但还是可以一读。
外文著作中，19世纪，除了卡莱尔，影响深远的，在法国有两个人：
Jules Michelet, 多卷本大革命史，浪漫主义史学的巅峰之作，有不少理想化的解读；
Hippolyte Taine,多卷本《现代法国的起源》，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敌视态度；
19世纪，法国之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中，比较有影响力的，除了卡莱尔，还有德国人Heinrich vonSybel的多卷本《革命时代的欧洲史》，视角很宽，但反法的民族主义立场显而易见；此外还有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阿克顿爵士的《法国革命史讲稿》，此公学识极为渊博，但成书的作品很少，此讲稿已有中文译本。
20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英美各国很发达，而且影响也很大，故将其与法国自己的研究综合在一起。
从影响而言，英国人AlfredCobban具有转折意义，他的演讲《法国大革命神话》、专著《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震动较大，是所谓“修正主义”浪潮的发起者，任何这个专业的人都应该了解。
最近三四十年来的通史著作中，可以想到的有如下：
Francois Furet,《革命的法国，1770-1880》，法文，有英译本，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延续了一个世纪；
Donald Sutherland，《法国大革命与帝国：追求国内秩序》，英文；
William Doyle，《牛津法国革命史》，英文，窃以为是相对温和与保守的英国学派的代表；
专题研究：
恐怖：
Colin Lucas：《恐怖的结构》，原牛津大学副校长的著作，个案研究；
Patrice Gueniffey：《恐怖的政治》，法文，自由派学者；
旺代：
Charles Tilly, 《旺代》，一位涉猎面甚广的美国学者；
Jean-Clement Martin：《旺代和法国，1789-1799》，法文；
关于反革命：
Jacques Godechot：《反革命的学说和实践》，法文，左派学者，但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
关于农民问题：
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法文，经典；
Anatoly Ado：《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苏联学者的著作，有法文译本，经典；
John Markoff：《封建制度的废除》，美国学者的论著。
关于无套裤汉：
Albert Soboul：《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法文，经典。
关于军队的研究：
英国学者RichardCobb的若干作品，大牛，法文写得像英文一样好，被称为大革命史学中的莎士比亚。
关于革命期间的女权主义：
主要是美国一些学者：Lynn Hunt, Jone Landes，等等。
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欧洲与世界：
Robert Palmer：《民主革命的时代》，英文，经典；
Jacques Godechot：《伟大民族：革命法国在欧洲的扩张》，法文。
最近这些年来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是一部文集：
KeithBaker, Francois Furet和ColinLuca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出版于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文章含英文和法文，多卷本，作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西方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共济会与启蒙运动】
美国彼得-赖尔和艾伦-威尔逊的著作：《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文版本：刘北成、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出版）
书中讲述了启蒙运动与共济会的密切关系。
原文书名：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BY Reill，P. andWilson，E.）下文摘自该书之中译本第16—18页：
共济会(Freemasons)是一个源于17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组织。18世纪，共济会组织遍及整个欧洲，十分活跃、极具影响。
共济会的渊源始终被一团迷雾所笼罩。其分会的活动和记录也带有神秘气氛。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石匠行会由行业组织转变为思辨的哲学社团，由此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分会。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这种思辨性共济会的最早记录可以上溯至1641年。在英格兰，这个组织最早的资料见于一本1646年10月的日记，这本日记属于牛津大学的教授伊莱亚斯·阿什摩尔。
这个组织与启蒙运动相关的历史始于1717年。当时伦敦的4个共济会分会联合起来创立了伦敦总会。伦敦总会的早期领导人多为哲学家和牧师，他们致力于传播牛顿、机械论哲学以及自然神论的观点。伦敦总会迅速确立了对英格兰各地分会的权威，尽管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分会拒绝承认其领导权。
伦敦总会最早的大师傅〔最高领袖MASTER〕之一是德萨居利那，他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也是伦敦皇家学会的管理人员和演示人员。德萨居利耶和安德森一起起草了第一部共济会章程，并于1723年出版，名为《共济会章程以及古老的非常虔敬的兄弟会章程(包括历史、案例、管理等，供各分会使用)。
《共济会章程》介绍了这个组织神化的历史，它向前追溯到第一个人类（始祖）亚当，以及古代的埃及人和希腊人，这种“历史”表明了共济会与自然神沦的密切关系，把上帝看作宇宙的设计师的观点尤其体现出共济会与自然神论两者的关系。
共济会一直寻求某些普世的宗教信仰，这些信仰应该植根于最早的原始人类的自然感觉和思想。共济会希望这种自然宗教能够替代基督教的各种教条的形式。这套自然、普遍的信仰体系将使男人（最初不包括妇女)从相互冲突的宗教与社会经济的状态进人兄弟情谊的状态。英格兰共济会组织的训诫初步表达了启蒙运动的理想:宗教宽容、人类普适的兄弟情谊、理性、进步、完美以及人道主义价值观。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这个组织还设计了各种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