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伯达告诉周扬："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提过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 十多年第一次春游香山 五一节过后，市公安局安排了陈伯达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春游，这使他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有了一次重新置身于稠人广众之中的机会。春游的地点是北京西郊香山。但令我和父亲都感到缺憾的是，公安局没有让我陪他一起去。从此我也明白了，除了陪父亲去医院治病外，他的外出性活动，我都是不能参加的。 尽管如此，陈伯达春游时的兴致还是很高的。那天恰好气温宜人，天空薄云舒卷，郊外惠风和畅。公安局的萧清河讲到，老人边走边歇地爬上了香山"鬼见愁"的半山腰，途中还遇到一位热心的游客过来闲聊，当游客听说他已经七十八岁了，还竖起大拇指以示称赞。 总之，一九八二年是陈伯达自倒台以来情绪最好的一年，也是他写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几乎平均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篇文稿完成。他的几篇涉及文学问题的稿子亦如愿被送交周扬阅读--这些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初冬。记得是十一月的一天，王保春和王文耀又来探望陈伯达。他们刚刚落座，尚未寒喧，王文耀即从提包里抽出一本三十二开本的印刷品，递给了陈。原来这是一本十月十日出版的当年第十期《读书》杂志，里面刊登了陈五月二十二日写就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求知难》，原文的副标题"记读《西游记》"没有印出，作者署名"纪训"，这个笔名倒是原来就写在稿子上的。 须要说明的是，陈伯达在保外期间所写的文学、哲学类学术文稿，仍保持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写作习惯，差不多每篇写好的文章都要署上一个笔名，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二版时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该文选有篇重要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讲话稿中有一句的原文是："林彪、'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讲话稿在收入《邓小平文选》时，这句话改为：？？u『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明眼人一看便知，此话改写，是为了删掉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贯彻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在正式文件中点陈名字的一个明证。遗憾的是，这种对历史问题决议的认真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 陈伯达曾谈到，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 周扬八三年挨批再次会面告吹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一夜寒风过后，陈伯达腿疼骤然加剧，一时几乎完全不能走路，无奈，只得向公安局请求联系住院。那时联系住院，须层层报批，手续繁杂，往往要等候很多日子。陈伯达感到身体日衰，想趁等候的时间与周扬再次晤谈，即请求公安局给予安排。几天后，公安局答复：周扬同意见面，但现在医院也联系好了，他们的意见是先治病，待出院后再与周相见。陈伯达同意了。 很快，陈伯达被安排住进了位于北郊的解放军二六二医院。 十月下旬，报上开始点名批评周扬在五月份发表的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讲话。在此之前，虽然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基本是在学术范围内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争论的，而现在上纲为否定社会主义。 陈伯达感到很突然，他想到周扬的为难处境，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由于他与周扬的来往而连累了周扬，于是托人捎口信给周扬：为避免给周带来困难，建议将再次见面的时间无限期推移。周扬表示同意。 半个多月后父亲出院了，但不久周扬就病倒了。 一九八四年秋，陈伯达本人也因薄一波在大连突如其来的讲话带来的冲击，健康状况变坏，住进卫戍区二九二医院。从此，周、陈两人都处于新的困境之中。虽然困境的性质和程度并不相同，虽然他们此时的地位毕竟极为悬殊，但他们似乎忘了这些，仍常托人互致问候。 当陈伯达得知周扬已基本处于长期昏迷状态时，他很难过，特地托与周扬相熟的王文耀向苏灵扬转达他的关切。苏灵扬心情很不平静地说："他自己也很困难，还来关心我们。前几年不是情况好一些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这样？"在场的人都对出尔反尔的现象说了几句牢骚话。 陈伯达曾对我谈到："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章士钊在当时名声很大，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们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岁月留给陈伯达与周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 八八年于桑主持刑满释放仪式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进朝阳医院治疗，十月中旬，医院因保守疗法无效，决定手术治疗。正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陈伯达服刑十八年期满的日子--十月十七日到了，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单的释放仪式。 十月十七日上午，陈伯达在单人病房里吃罢早饭，坐在沙发上等候。另一沙发空着，留给公安部的领导。我坐到沙发对面的病床上。 八点多钟，走廊里传来了许多人走动的声音，但他们没有进病房，都走进斜对面一间空着的屋子去了。曲大夫进来照例查了病房，说："他们好像已经来了，别着急，得等一会儿。" 过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陈伯达有些不耐烦，说："我都八十五岁了，人都关到这个时候，不知道还要搞甚么名堂，实在没有甚么意思。"我劝慰了他几句。 又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要支录像机。因屋子太小，选支放点很费事，最后不得不把输液架挪走，才在床脚前支放好了。我对其中一人说："能不能请他们快一些来，老人的病不轻，这样老等着，他精力坚持不了。"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答应去催一催。 九点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个子的公安部领导人在萧键和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姗姗来迟。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过来。 病房内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领导坐在沙发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开的门外面。 一位刚才来过的年轻人站在我旁边，拿起照相机对着老人要照相，老人连连摆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甚么好照的！"年轻人有些尴尬，但还是趁老人不注意时照了两张。那个录像机没有声音，老人倒没在意。 萧键先说了一句："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长（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后连任多届中共中央委员的于桑），请他讲话。" 于副部长面对陈伯达开了腔："今天嘛，你的十八年刑期就满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由他们负责了。还有个附加刑五年，也都由下面的单位去执行了。生活待遇不变，考虑到物价因素，再加五十元，每月二百五十元。怎么样，老陈，有甚么要说的？" "附加刑五年"几个字说得很重，"释放"一词却不曾言及。 于副部长话音一落，陈伯达的话脱口而出："刚才你说甚么？还要加刑五年是吧？我说，再加刑八年、十年、一百年，都可以，随便加多少！" 于副部长有点尴尬："老陈，今天应该是你高兴的日子。" 陈伯达道："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又得了这样的病，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有甚么可高兴的？还要搞五年，我是不可能再活五年的。" 萧键一看谈话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里摆弄着一张释放证明。我问了句："写的甚么？"。萧键说："嗨，甚么也没有。"我接过来一看，上面确实只写着释放日期，并没有提到附加刑，看来于副部长是故意要强调一下附加刑的，他丝毫不考虑一个垂暮老人的心境。这个老人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年迈的犯人。 ◇ 我是一只蚂蚁谁踩都可以 陈伯达瞥了一眼释放证明，抬起了头，凝重地说道：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呀！我个人是很渺小的人，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我不过是一只蚂蚁，谁要踩都可以，甚么时候踩死都可以，没有关系，听天由命就是了。" 于副部长道："不是讲唯物主义嘛，怎么你还相信天，相信命？" 陈伯达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党。听天由命就是听党由命。" 于副部长："哦，是听党由命。" 陈伯达略喘了口气，又说道："我只说一件事。一九四八年在阜平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听到飞机响，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说，飞机就在头顶，要赶快走，赶快走。我看着毛主席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才离开。飞机炸弹劈劈啪啪落了下来……" 我听到这里，心头一酸，实在忍受不住，失声大哭了起来。 室内一片肃穆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 我擦乾眼泪，说了两句希望。 萧键谈了将陈伯达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的情况，并站起来介绍了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 徐世正代表文史馆讲了简短的话。 仪式结束后，公安局搞录像的两个工作人员过来和我握手，一边说："对不起，我们不了解情况。" ◇ 悄悄处理的遗体告别 时间进入了一九八九年。 "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扬同志与世长辞。八月，陈伯达用已不听使换的手写下了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仲晦一九八九年八月"。周扬亲属收到挽词后，立刻写了回信。 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日，陈伯达溘然离世，领导部门通知：后事悄悄处理。仍有数十位了解陈伯达的人闻讯后自动赶赴殡仪馆向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人们悲恸的泪水夺眶而出，巨大的哭泣之声惊动了室外过往的人们。据说，这种场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几位从家乡专程赴京的亲戚因北京正在戒严，在天津遇阻，只得半途返回。 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办公室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报的记者，也参加了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北京市文史馆作为唯一的官方机构，送了花圈。 ◇ 感念胡耀邦对父亲的尊重如今，参加过向陈伯达遗体告别的老人中，有好几位已先后辞世了。他们当中有史立德、张楠、王拓、洪禹、叶茵、姚黎民、史凤歧等，前三位曾是三十年代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后几位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不顾年高体弱，不避时忌，自动赶来参加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实际上是代表了许许多多不知道陈伯达死讯的陈的学生和故友们的心愿。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胡耀邦同志。从前文述及的胡耀邦对陈伯达的写作所提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陈伯达不仅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采取一笔抹煞甚或辱骂的态度，而且他对陈的人格是尊重的。正像一位朋友向我谈论的：胡耀邦是一位在陈伯达已被推入绝境后仍把陈当人看的高级领导人，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实事求是的勇气。是的，胡耀邦跟陈伯达过去并无深交，除了在五十年代时毛泽东曾吩咐陈帮助他拟定青年团的文件外，两人几乎没有甚么来往。胡耀邦是从他直接接触的档案材料中，从陈伯达曾为中共及其领袖艰难服务数十年的基本事实中，感觉到批陈运动中的那一套说法是荒谬而不合情理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即在一次谈话中对给陈伯达戴上无数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根据新了解到的事实，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果断地停止点陈的名字，而在原来习惯点陈的地方换上了康生的名字。一九八一年陈伯达保外就医以后，正是在他的指示下，使陈的生活与医疗得到较为周到的安排，给陈的写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在百忙之中，胡耀邦不仅对陈伯达的每篇文稿都亲自过目，而且曾亲笔批示，要求中央书记处的有关人员关心陈伯达的写作，在一九八三年那时的历史条件下，陈伯达那篇谈哲学史的文章如没有他的首肯，也是不可能得以发表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六年，薄一波突然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中央一级生活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报告》，全面指摘胡耀邦的工作，并将该文件传达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迫使胡耀邦离开了领导岗位。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 ◇ 时光似流水，往事如烟霭。 在此，笔者谨向曾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对我父亲给予诸多关照的胡耀邦、周扬等同志的英灵表达深切的感念之情。到今年，他们已去世十五周年了。 笔者并向所有关心或帮助过我父亲的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向北京友谊医院、公安医院、解放军二六二医院、二九二医院和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护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父亲在八年间展转于以上各医院，没有一个统一的病历，增加了他们治疗工作的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父亲的境遇抱着深切的同情，在医疗护理上对我父亲关怀备至，使他虽长期处于逆境之中却仍以高龄辞世。尤其是公安医院严大夫以及朝阳医院陈大夫、徐大夫、骆大夫，他们高尚的医德，我永志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