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新编第7军和黔军一部组成的第43军
该军前身是新编第7军和黔军一部。1927年1月，湖南省代省长、第8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得知隶属北伐军左翼军的黔军第12军预谋反叛的消息后，设宴诱杀了黔军将领袁祖铭、朱菘、何厚光等人，同时将隶属左翼军的黔军旧部编入其他部队。同年4月13日，新编第7军与原属黔军第12军残部和彭汉章第9军残部和编组成第43军。李燊任军长，胡刚任副军长，林文举任参谋长。下辖：
第1师，杨光生任师长；
第2师，张廷光任师长；
第3师，雷世光任师长；
教导师，谢沛生任师长。
在袁祖铭等被唐生智诱杀后，黔军深感孤军在外的危险，军长李燊决定率部回黔。但贵州省省长兼第25军军长周西成，为了独霸对贵州的统治权，反对李燊率部回贵州。
1928年10月，李燊在蒋介石的策动和支持下，决定率部回黔倒周。该军在进至鄂川边境的黄家潭、青龙坪、大小白岩一带时，与周部发生激战后两军形成对峙局面。此时，由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矛盾白热化，蒋介石想将李燊留在鄂湘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因此斡旋两军停战，各回原防地。就此暂时停战。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后，周、李之间再次爆发战争。4月12日，周西成在镇宁安庄坡指挥作战时阵亡，部队溃败。5月28日，该军进驻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李燊为贵州省主席。
6月中旬，周西成旧部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廖怀中等部联合向李燊发起反攻。李燊兵败后出走香港，该军残部被贵州东南清乡司令谢彬收编。
85师的前身为国民革命军第43军，民国17年(1928)11月，在在贵州铜仁爆发了43军军长李晓炎同25军军长周西成军长李晓炎的军阀的混战，双方损失惨重。李晓炎退出贵州政坛后，43军残部分散于铜仁各县。
1929年，当时在周李混战时负伤的43军第1师副师长、铜仁三寨人谢彬在上海医治，住在陈弦秋家。谢彬同陈弦秋商量，想把分散于铜仁的43军残部收整起来。为贵州保存一部实力。后陈弦秋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何应钦的弟弟何辑五的努力，终于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将43军缩编为新编第10师，由谢彬任师长，陈弦秋任参谋长。据陈德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八十五师》一文中的回忆：“一九二九年，谢彬在其家乡贵州铜仁等县，征募黔东子弟近一万人，改编为新编第十师。”[3]（P9）又根据原新编第10师参谋长陈弦秋（新编第10师改编为85师后任副师长、1938年至1940年任85师师长）在《国民党第八十五师的创建和抗日》一文中所说的“八十五师因谢彬是铜仁人，又是在铜仁成立的，官兵多是铜仁、松桃一带的人”[4]（P5）的文字，可以得出这样的定论：85师是一支以铜仁、松桃等黔东子弟为主的部队。
新编第10师成立后，原驻扎在铜仁。1930年5月，桐梓系军阀王家烈部开进铜仁，“新编第十师调离贵州赴武昌”。[2]（P1093）但是我父亲见到我的这段文字后说；当时王家烈部由北门开进铜仁时，新编第10师一边向中南门撤退一边散发传单。传单的大意是：我们不是打不过王家烈的部队，只不过因为我们是铜仁人，不愿在家门口打仗，殃及本乡的父老乡亲才让出这一步的。
1931年12月，新编第10师改编为第85师，谢彬任师长，陈弦秋任副师长。1935年8月3日，谢彬在率两个团由鄂西利川赴来凤途中，行至板栗园时，遭遇红军贺龙部的伏击，谢军大败，谢彬当场阵亡。
谢彬的部队在板栗园与红军遭遇时虽遭大败，“但逃回的官兵仍很多”，[4]（P6）所以新任师长陈铁（即贵州遵义人陈永祯[1898-1982]，字志坚，号铁。原83师副师长，1935年接任85师师长）在四川省万县击败了“以'铜松系’为号召”，“图谋夺权”的代理85师师长的原参谋长、松桃人刘竹铭后，[4]（P5）将这逃回来的官兵“仍编为三个团”。[4]（P6）所以，85师还是一支以铜松子弟为主的部队。
85师在万县整训三个月后，于1936年春移驻南京浦镇附近。军委会拨调独立34旅（旅长刘震清）给85师，遂改编成两个旅（253旅和255旅）四个团的整编师，为全国仅有的20个整编师之一，换发新式武器后驻进蚌埠整训，部队沿京浦驻扎。后85师副师长兼255旅旅长刘震清调扬州师管区司令，离开85师。所以曾在85师由团长、副师长、做到代理过师长的陈德明才会说：85师“这支与贵州有密切关系的军队，不仅在初期其兵员绝大多数是贵州子弟，其官佐也大部分是贵州籍，就是在兵员伤亡后，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均在贵州招募了两批贵州子弟作补充。”[3]（P21）
1937年7月，在宛平县县城外的卢沟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事变后不久，85师随即北上抗日。据父亲在《夜袭杨家峪》一文中回忆：“1937年7月上旬，我85师齐集浦口（南京对面），乘火车沿津浦铁路经滁县、蚌埠、徐州、济南、驻马店直达沧县下车。当车开抵济南车站时，当地机关、团体、群众数千人，列队欢迎欢送，对我军'抗日救国’抱以无限的期望。”
这个“7月上旬”具体是7月7日至10日中的哪一天，因为2007年3月父亲在铜仁火车站不幸遇难后，无从询问，曾困惑了我好一段时间。后来查到的85师黄冠英排长撰写的《第二五三旅忻口血战记》一文回忆：“1937年7月，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旅正在安徽蚌埠练兵，忽闻卢沟桥事变发生。我当时是该师第二五三旅第五0六团机枪第二连第三排排长。我团在旅长陈鸿远（弦秋）率领下，于7月9日沿津浦路北上，准备开赴北平迎击敌人。我旅官兵大多是贵州健儿，陈鸿远旅长训勉大家：“有进无退，有敌无我，有死无生。”官兵士气高涨。行抵宛平县第四区抓击山千钩（军）台，发现敌情。部队随即进入阵地阻击日军”，[5]（P64）终于知道，原来85师是在7月9日，即事变后的第三天，就奉命开赴抗日前线的。
《遵义市志》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八十五师奉调开往河北隶14军卫立煌部参加抗战。”[6]（P2236） “部队到保定时，卫立煌的军队已去南口增援汤恩伯的第十三军，留八十三师的一个团由二四九旅旅长陈武（广东人）指挥，在门头沟的千军台防备日军来截击十四军的后路。八十五师到达千军台时，适值八十三师的那个团被日军攻击，伤亡甚大，八十五师就立即接防与日军激战，几天后敌始退去，卫立煌率部回到千军台，接着就调山西，参加忻口战役。”[3]（P10）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记入《铜仁市志》中的114名铜仁籍的抗日阵亡将士中，有一名83师498团机2连下士陈云生，在增援宛平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当然，在宛平作战的83师和85师的铜仁籍将士，牺牲的决不止陈云生一人，父亲在他《夜袭杨家峪》的回忆中，就说到那一场战斗，牺牲了30余人——但仅凭陈云生一人，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一时间，我铜仁人民就开始在为这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奉献出了她的优秀儿女。
二、川军郭汝栋一部组成的第43军
该军前身是川军第20军第5师。1928年5月，四川军阀内讧，原属川军第20军的郭汝栋师在第21军军长刘湘和第22军军长赖心辉的协助下，打出新20军的番号，公开反对第20军军长杨森。同年，郭汝栋的新20军被杨森的老20军打败后，郭带领残部由川黔湘边境逃往湖南，投靠蒋介石。1934年9月，郭汝栋的第20军番号改为第43军。郭汝栋任军长，萧毅肃任参谋长。下辖：第26师，郭汝栋兼任师长。师下辖刘公笃、李昌权两个旅。1935年2月，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该军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参加了对红军第2、第6军团的“围剿”作战，1936年8月，该军奉命在贵州都匀、独山一带围堵中央红军失利后，驻防黔南地区。
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后，该军奉命出川参加淞沪抗战，乘船沿长江向上海进发，进至浏河、蕴藻浜至大场一线布防。在大场一线战役中，该军浴血奋战七昼夜。战后全师仅幸存600余人，被调往江西湖口、彭泽地区进行休整。1938年秋，该军奉命守备马当长江防线时，部队再次遭受惨重伤亡。此次作战后，该军番号撤消，只保留了第26师建制，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属。军长郭汝栋调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战后以喉疾辞职，任军事参议军参议，回川寓居重庆、铜梁，抗战胜利后迁居成都，1946年7月31日晋阶陆军上将并退役。1949年12月在成都迎接解放，1952年病逝于成都。），副军长萧毅肃调任参谋总长何应钦办公所主任。
关于第26师,为川军 第26师原为川军第20军杨森部第5师,1928年春从杨森部分化出来,亦称第20军。1929年出川,中原大战后,改编为陆军第26师,以郭汝栋为师长。1934年8月,郭升第43军军长,仍兼师长。抗战前,该师驻贵州。黎文、刘文、余书均将第26师列为八一三沪战参战师。1937年9月18日,蒋致程潜(以下简称程)等密电:“第43军郭军长所属26师……,调南京集中待命” 。10月16日,经南京到昆山。17日晚,开赴大场第一线,参加大场战役。编入第21集团军。10月24日,顾致何密电:“连日敌倾海空全力向我蕴藻浜南岸阵地猛扑,我军奋勇攻击,战况激烈。郭汝栋部仅剩团长二、战斗兵百余名” 。11月上旬,又参加保卫松江战斗 。从上所述,第26师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
萧毅肃（1898年—1975年）原名萧昌言，35年任陆军第43军参谋长。36年被国民政府授陆军少将衔。38年升任第43军副军长。后调任参谋总长办公室高级参谋。40年兼任中央党政军联合秘书处秘书长。41年任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参谋。43年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44年底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45年2月晋升陆军中将。8月日军投降，襄助何应钦处理日军受降事宜。46年起先后任重庆行营参谋长、重庆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重庆警备司令、国防部次长、参谋次长、重庆绥靖公署参谋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等职。49年去台。1951年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此外还担任国防动员计划局局长、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等职。75年7月31日病逝于台北。
三、晋军一部组成的第43军
该军前身是阎锡山所属晋军一部。1940年3月,国民政府为加强第2战区的军事力量，将原属晋军第03旅、独立第3、第7旅合编组成第43军，调第33军军长郭宗汾任该军军长，原第33军军部人员也全部调至该军。
同年10月，郭宗汾调任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后，第72师师长梁春溥任军长。该军下辖第70师和独立第7、第8旅。
1941年初，该军奉命进行整编时，梁春溥调任第23军军长，第70师师长赵世铃继任军长。同时，将独立第7旅扩编组成暂编第46师；独立第8旅扩编组成暂编第47师。此次整编后，该军下辖：
第70师，陈庆华（后石作衡）任师长；
暂编第46师，周建祉任师长；
暂编第47师，孙瑞琨任师长。
43A ( 新组建军) 赵世铃 副王恩灏 参谋长王益轩 70D 石作衡( 中条山战役
牺牲, 郑继周接任) T46D 周建祉 T 47D 王维祯
1941年初，阎锡山借成立“整军委员会”之机会将各集团军总司令召集到驻地吉县克难坡，收回各军、师指挥权，另设立南、北两路“作战军”实际指挥部队。3月6日，楚溪春以整军委员身份调任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北路作战军总司令，进驻孝义县兑镇兑九峪。日军进攻横岭关时，楚溪春令第43军赶赴第一线协助守军第17军战斗，其暂编第46师一鼓作气收复横岭关，坚守达一个月之久。
同年5月上旬，该军参加了中条山战役。在此次战役中，第70师师长石作衡率部在丁家洼突围作战中不幸中弹殉国。此战结束后，为了纪念石作衡烈士，丁家洼村曾改名为子玉村（石作衡，字子玉）。军长赵世铃因作战不力被撤职查办。
晋绥军第43 军参加中条山战役。由于兵力过于悬殊, 中条山防线被日军突破。5 月13 日, 第43 军突围转至外
线, 从浮山、翼城之间西进, 渡汾河到达晋西。
8 月, 第43 军又返回晋南地区, 开展游击战争。9 月上旬, 日军扫荡在中条山坚
持战斗的中国军队。在战斗中, 第43 军70 师师长石作衡英勇殉国s~ 。
43A 赵世铃( 刘效曾继任) 副王恩灏 韩步洲( 1944 年6 月任)
70D 郑继周 T46D 周建祉( 郭溶继) T47D 孙瑞琨( 王维桢继任)
1943年，国军进行整编时该军隶属第8集团军。刘效曾任军长，王恩灏任副军长，该军原辖暂编第46、第47改隶第23军暂编第39师、第34军暂编第43师改隶该军。此时，该军下辖：
第70师，郑继周任师长；
暂编第39师，鲁应禄任师长；
暂编第43师，高雄任师长。
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时，该军隶属太原绥靖公署。军长刘效曾改任70师长，楚溪春继任军长，张静波任参谋长。原辖暂编第43师被裁减，另将第83军所辖暂编第49师改隶该军。
43A 楚溪春 副孙福麟
T39D 贾宣宗 T49D 赵世铃( 后为张翼) 70D 刘效曾
此次整编后，该军在西北战场上多次与解放军作战，先后参加了晋北战役、洪赵战役、正太路战役等。1947年初，军长楚溪春调离，孙福麟继任军长，1948年刘效曾复任第43军军长。
第70师，陶俊贤任师长；
暂编第39师，刘鹏翔任师长；
暂编第49师，赵世铃任师长。
同年6月，该军参加了晋中战役。在此次战役中，该军军部及所辖第70师、暂编第39师被解放军全歼。此后，该军残部重建第43军，
军长刘效曾
第70师，师长侯福俊 暂编第39师，师长刘鹏翔 暂编第49师，师长杜显甲，代理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
。1949年4月下旬，该军在太原战役中被全歼，军长刘效曾、副军长贾毓芝被俘。
第43 军军长刘效曾为双塔寺要塞司令 副军长贾毓芝, 辖:
工兵师王同海
炮击师贾毓芝兼
铁血师赵显珠
历任军长：郭宗汾、梁春溥、赵世铃、刘效曾、楚溪春、孙福麟、刘效曾
2008-04-02 23:35
原国民党四十三军编制
1940年3月由第二0三旅、独立第三、第七旅编成，调第三十三军军长郭宗汾任军长，所有第三十三军军部人员亦调至该军.10月郭宗汾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升第七十二师师长梁春溥为军长.该军改辖第七十师和独立第七、第八旅.1941年2月军长梁春溥调任第二十三军军长，升第七十师师长赵世铃为军长，改辖第七十师和暂编第四十六、暂编第四十七师.1942年6月军长赵世铃调任战区司令长官部编教处处长，刘效增任军长,1944年3月经整编后改辖第七十师、暂编第三十九、暂编第四十三师.
第七十师，师长马凤岗. 1939年4月陈庆华接马凤岗任师长.1940年12月赵世铃为师长.1941年1月石玉衡为师长，石玉衡于同年9月在绛县阵亡，即委山西青年团教育长刘墉之为师长,1942年10月任命郑继周为师长.第70师参谋长樊其祥、师政训处主任边沛霖、上校参谋长刘承基、
暂编第四十六师，1940年1月由独立第七旅编成，周建祉任师长：1942年10月韩步洲接任师长.1944年6月郭溶升任师长职.暂编第四十七师，1941年1月由独立第八旅改编而成，孙瑞琨任师长.1942年王维桢升任师长.
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增,1946年6月楚溪春接任军长。该军经1945年底整编后辖：第七十师,师长郑继周,后不久由温冬生接任师长,1946年1月由刘效增接任师长；暂编第三十九师,师长周志仁,1946年初由张景舜代理师长,旋即将张免职．3月由贾宣宗接任师长；第43军暂编第39师少将副师长贾绍棠
暂编第四十九师,师长张宏,1946年3月由赵世铃接任师长。
第四十三军 军长楚溪春,1948年初刘效曾接任军长。该军辖第七十师,师长陶俊贤,1948年5月侯福俊接任师长,10月郭熙春任师长；暂编第三十九师,1948年9月改番号为第二七六师,师长刘鹏翔；暂编第四十九师,师长赵世铃。6月杜显甲接任师长,9月该师改番号为第二八三师。该军于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解放时被歼。
赵世铃：国民党陆军中将。山西山阴人。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历任军职。抗战时期，历任山西决死队第三纵队第九总队队长、第一九七旅旅长、第四十三军第七十师师长、第四十七军代军长、军官团教育长、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编练处处长等。抗战胜利后，任山西省防军第一军军长、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49年4 月，在太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0月被枪决。
赵世铃，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阎军全部撤入城内前夕，为了扫清城头视线，不被解放军在攻城时用以隐蔽，赵世铃下令将城门外的所有民房全部烧毁，数千市民在刺刀的驱赶下痛失家园。目睹这映红天空的烈焰，残留的日本军官城野宏也因此感受到战争的冷酷无情和悲惨。太原解放以后，赵世铃因为这一罪状而被判处死刑，阎锡山同志会宣传组长孟际丰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枪决侯福俊，字祺奄，祖籍山西临县城内，生于一九零七年农历二月初七，是当时县立**学校第**班能写会画的高才生，太原北方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晋绥军少、中尉排长，上尉连长等职。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参加平型关沂口战役，后即任第二战区71师师长郭宗汾部少校参谋，太原失守后，于1938年春季随军进至临县，在该师新成立的423团任少校团副，后任本团中校副团长、上校团长，后改编为暂42师第二团驻防石楼义牒镇，之后又进驻大宁、汾西、临汾等地。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率领原团至汾阳、孝义、平遥、祁县等地。1946年部队缩编，他仍带领原团改编为70师209团任上校团长、驻防孝义县城内，后继任为少将副师长兼孝义县城防司令，1948年春季任70师少将师长，同年6月汾阳战役时引爆手榴弹自杀身亡，时年只有41岁,追赠少将当时报纸有连载。
贾宣宗 第39师少将师长 ，在太原战役中被俘1961年被特赦
四十三军副军长兼迫击炮师师长贾毓芝，在太原战役中被俘1963年被特赦。
赵显珠少将，河北永年人。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1949年任太原绥靖公署铁血师师长，3月在太原战役中起义.后任民革石家庄市委工作人员郭熙春少将。号镜江。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1937年10月任山西青年决死第2纵队5团团长，1941年1月任第23军（军长梁春溥）暂编40师少将师长，1943年任第43军暂编40师师长，1944年1月任第83军建军委员，1947年任太原绥靖公署暂编独立第9总队总队长，1948年10月第43军70师师长，1949年春任太原绥靖公署坚贞师师长，4月24日在太原战役中被俘。
楚溪春大同保卫战
1945年8月9日，日本向盟国乞降。次日，楚溪春奉阎锡山之命率骑兵第1军（军长沈瑞，辖骑兵第1、2、4师）、暂编第47师、第7纵队（司令刘鹏翔）从孝义出发，沿汾河及同蒲铁路两侧北上，于13日抵达太原城郊小店镇，与城内日军交涉受降工作。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楚溪春于三天后进驻太原，为阎锡山返回省会做准备。随后率骑兵第4师（师长田尚志）北上，相继收复大同（9月3日）、朔县、山阴、岱岳、怀仁、口泉等县镇，与第12战区第35军在同城会师。而后，在大同帅府街原日本特务机关院内设立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总司令部，以总司令名义帖出布告：“日伪一切军政人员，要就地不动，听命接收，如有违犯抗拒者，给予军事处理”。在伪大同省公署设立大同领导组办事处，自任主任，第43军军长刘效曾、大同绥靖公署主任孟祥祉为副主任，分别担任军事、行政接收代表，另以白经世为财经厂矿接收代表，全面开展工作。
大同号称煤都，地处咽喉要道。楚溪春抢占大同，等于切断了八路军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之间的交通，为阎锡山与八路军争夺晋北占据先机。1945年10月10日，楚溪春获颁忠勤勋章一枚。到大同后，楚溪春收编伪军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担任大同外围守备；以骑兵第4师担任城防。楚认识到所部战斗力有限，陆续放弃左云、阳高、浑源等县，将兵力集中在大同周边及同蒲铁路南线。作战上，不寻求与八路军野战部队交锋，而是频繁出兵突击其小部队，在大坊城、遇驾山、倍加皂、利仁皂、北劭庄、高山镇等地发生零星战斗百余次。大同城内甚至传起了“楚总司令心软、打八路不敢、只在城内一二三四瞎喊”的歌谣。1945年11月绥包战役期间，为了呼应傅作义部作战，楚溪春曾率军向丰镇出击，但未打通与第12战区的联系。此间，马占山的国民革命军东北挺进军在绥远遭八路军击溃，撤到大同整补，使守军略有所增强。
1946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947号宣布，楚溪春剿匪期间著有功绩，授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可见接收大同对华北国民党政权局势的重要性。同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执行小组进驻大同，参加谈判的作家萧三对当时的楚溪春进行了一番白描：“楚总司令则穿一身黄而带绿色的呢子军服，他个子不高，有点黑胡子，光头，后脑有些疤，据说是少年时受过伤的痕迹。现在他五十岁了，但动作、说话倒蛮活泼”，张口说话就是“八年前贺先生是那样红胖的呵，真漂亮！哈哈哈……现在看来是老了些啦”。虽然已经年过五十，仍和三十年代《民国名人传》里所记载一样“慷慨爽英明，和蔼可亲，且善谈论”。谈判本身并不顺利，国共双方都希望在停战令下达前取得更大的地盘。1月13日前，楚溪春曾派省防军第5军王元令第13师、张佐汉第14师分别进攻左云、浑源，于14日将其占领，但八路军部队立即展开反击。这件事成为谈判中双方交锋最多的话题，最后于16日收复了两县的八路军成为胜利者，楚溪春命令两师部队退回原防。停战命令下达后，楚溪春2月起开始整编所属部队，至大同战役爆发前，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所辖部队计有：暂编第38师（师长韩步洲，参谋长张益川。1945年12月起以骑兵第4师及省防军第5军陆续整编而成，1945年编制乙种步兵师，1万2千余人）、山西省保安第2团（团长焦克敬。1946年6月组建完毕，第1、2营在大同，第3营驻忻县。8百余人）、大同市保安总队（总队长陈丰山。1946年6月以保安队及日伪军组成，3个大队2个直属连，2千余人）、第43军通信营、特务第2连（均为口泉矿警师一部整编）、暂49师战防炮连（1946年7月方组建）、保安第10团第3大队（大队长李可栋。前第10行政专员公署政治保卫团于1945年8月改编）、坦克车队（1945年9月编成，辖3个分队）、军鸽通信队（1945年9月组成），各县也组成保警队、爱乡团等地方武装。
战况
1946年5月5日，楚溪春获颁胜利勋章一枚。6月，兼任第43军军长。同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解放军雁北第5军分区攻占了朔县、岱岳，楚溪春调暂38师第3团进驻怀仁，与之成对峙之势，并报请将失守两地的指挥官第72师副师长张汝龙枪决。此时同蒲路已被切断，大同形同孤城，成为华北解放军首选的攻击目标。7月19日，解放军晋察冀、晋绥部队10个团围攻应县，楚溪春调暂38师、保安总队及战车4辆向大同城外出击策应。7月31日，解放军晋绥、晋察冀军区5个旅又3个团，并附炮兵1个团，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指挥发起大同集宁战役。时楚溪春以暂编第38师师部及第1团、保安总队、坦克车队驻守城内，东北挺进军（辖骑兵第5、6师，代总司令慕新亚）防守北关至火车站一带，山西保安第2团防守南关，附近各县自卫团队防守城东、东南各据点。另暂38师第2团驻口泉、第3团驻怀仁。8月2日，楚溪春率军协同战车出击，策应怀仁守军撤向口泉。4日，出动火车将口泉各部撤回大同，美械装备的交通警察第16总队第3大队（大队长朱赓扬）也由包头空运至大同，守军实力大为增强。解放军于8月14日完成清扫外围作战，开始争夺近郊据点。常是夜间解放军以坑道作业突破阵地，白天守军出动战车配合步兵夺回，其中以御河东之沙岭、寺儿村争夺最为激烈。8月22日解放军攻至城外飞机场，守军东北挺进军骑兵第15团（团长海福龙）战地起义，旋即被守军反击夺回。至9月初，楚溪春指挥守军与解放军在城北火车站、面粉公司、电力公司一带进行反复争夺。解放军以大车挂上浸湿的棉被作为土战车向守军猛扑，突破火车站机房核心阵地，化名刘明的日籍指挥官阵亡，第二线的东北挺进军掘深壕固守，楚溪春以解放军志在必得，徒守城外无用，将该部撤回城内。几番争夺之后，城郊据点丧失殆尽。楚溪春亲赴西城墙上指挥外围南庙守军1个营撤回，但激战数小时仍未脱身，最后全营覆没。
解放军围城期间，楚溪春随身携带安眠药，睡觉时也把手枪压在枕头下面，准备一旦城破就自杀以殉，头发白了许多。到9月13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集宁击溃解放军主力，围攻大同部队于16日撤围而去。楚溪春抽调部队发起追击，20日与傅部会师于晋绥交界堡子湾。10月间，楚溪春又率守军主力4000余人与第12战区之第35军配合，占领阳高、阳春，全线打通平绥铁路，并曾一度恢复怀仁、岱岳。据《第二战区北路作战军绥靖第一年战史》，大同防守战中守军伤亡约二千七百人。12月26日，楚溪春获得二等宝鼎勋章一枚。
大同一战，楚溪春声名远扬，被誉为一代名将，但与大同军政各方却多有龃龉。有行医于大同的医生王珩，抗战期间为日寇走狗，在1941、42年制造冤案逮捕市民200余人，多被杀害。胜利后被逃生者和死难者家属辛国干、古典、苏贵、鲍月英等数十人联合检举，但因是大同行政公署主任孟祥祉的姨兄弟，依然逍遥法外。楚溪春在任宪兵司令时，就以“持法宽而不庇私匿”闻明，得知后立即将王珩逮捕，经过审判予以枪决，人心大快。但孟祥祉为此怀恨在心，将楚溪春秘书丢失批示文件图章一事诬为共产党特务活动，罗织罪名欲相加害。楚溪春无奈之下，只得把秘书遣散。行政方面已经不睦，军事指挥也不顺畅。楚溪春为第43军军长、守军暂38师则属第33军建制，师长韩步洲因此敷衍塞责，不听指挥。大同战役时前线要地沙岭告急，楚溪春于夜间1点命令韩步洲出兵增援，结果到了天亮前线也未见援军，最后失陷。原来韩步洲出城后干坐到天亮，以共军火力封锁为由又退回城内。楚溪春在大同于军于政处处不遂人意，又目睹故旧同学张荫梧、傅作义、陈长捷、鲁英麐等相继脱离晋军之事，也不免心生去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楚溪春于1950年2月16日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并担任西北区组召集人。担任参事的几年间，曾赴安徽、河南、江苏等省视察抗洪救灾工作，到东北等地调查乡村土改工作，到中南地区视察民族工作，到西北考察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等，足迹遍布全国。1954年12月21日，楚溪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并于次年1月29日被免去政务院参事职务。此后，楚溪春于1959年、1964年连续被安排为全国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界别的委员，并担任第三、第四届民革中央委员，还曾担任过民革中央副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楚溪春遭到冲击，于1966年9月12日离开人世。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记载为病逝的，但未说明是何种病因，也有称服毒自尽甚至被红卫兵打死的。文革结束后，1980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他和仇鏊、黄雍、张振汉、康心一四位中央委员一同举行了追悼会。全国政协也于同年为他及王耀武、廖耀湘、黄绍竑、溥仪5位委员举行了追悼会。王、廖、黄均死于非命，楚溪春因何而死，似乎不言自明了。
解放太原战役—兄弟操戈各为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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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廿四日,国共两党为了攻守太原城，进行了长达6个月之久的争夺战。这是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攻城所化时间最长，战斗最为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战役。史称太原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战斗最为激烈的当数攻取东山四大要塞中的牛驼寨和城东南的双塔寺要塞。
我父亲李国泽和他的哥哥李晏仲，分别在国共两党不同的阵营参加了这场战役。
他们兄弟出生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内。这是座落于太行山中一个河谷的小县城，隶属保定市辖区。在县城内有条叫小街的街道，街道两旁住着几个大户人家。其中的李家大院就是他们家。这是一套五进院的大宅子。在我爷爷那辈有兄弟三人，到了我父亲这辈，三门里只有我父亲他们兄弟俩.。在他们分别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四年出走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们的家乡.，这所宅子也就算扔了吧.。二○○三年，我第一次踏上我的祖辈们生活的地方，打听李家大院在哪里，凡我问到的人几乎都知道，如今已经改建成阜平县政府的招待所了。
一九二六年的一天，他们出外多年的三叔李泰华回到了家乡。向他们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国民革命。原来他于一九二四年在太原加入了共产党。担任共产党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支部的负责人。统治山西的閻锡山为了给自己的军队培养军官，办了学兵团。在他参与了北伐战争，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后，就把学兵团改为太原北方军官学校。他们的三叔是军校的职员。在他们的三叔回太原时，就把我大伯带去考上了太原北方军官学校的炮科。
一九二七年他们的三叔在太原被捕牺牲。年仅24岁。
一九二八年我大伯军校毕业。来学校挑兵选上他的，正是日后在太原战役中担任防守双塔寺要塞的国民党第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
听我大伯讲，他所在的四十三军据守双塔寺，是在晋中战役后从汾阳撤回太原的，在晋中战役中他们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在小井峪集结时，又被解放军伏击了一次。此时的兵力仅剩一个师。在回到太原后经过补充，又凑了三个师。在据守双塔寺期间，由于副军长末到任，军部的最高指挥官就只有军长刘效曾一人。我大伯时任军部参谋处上校处长。在据守双塔寺期间，我大伯曾接到王靖国口头任命他为军参谋长，任命书战后再补。刘效曾对我大伯说；“以前我也曾几次提出让你任参谋长”但王靖国不同意，好像对你很有意见。我大伯说；“我在绥西屯垦时，在他外甥面前说过对他不满的话，传到他耳朵里了。”
说起我大伯与刘效曾的关系，不只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虽说我大伯军校毕业时是由刘效曾去挑上他的，但到部队后我大伯分在田树梅担任旅长的二○五旅任旅部参谋。一九三七年在忻口战役中，他所在的第十九军二○五旅在崞县保卫战阻击日军几乎伤亡殆尽，番号被撤消。是刘效曾把我大伯要到他担任团长的守备一团担任了三营营附。从那时起，我大伯就一直跟随着刘效曾。在后来的吉县人祖山阻击战中，在刘效曾团长的指挥下，他们击退了上千日军的轮番进攻。完成了掩护閻锡山的长官部在小船窝西渡黄河的任务。再后来的上党战役，晋中战役中虽然都以战败而终，但在我大伯的安排下他俩都能脱险而归，他们可算得上生死之交吧。
在防守双塔寺时四十三军军部就设在永祚寺院。起初刘效曾的指挥部就在双塔寺靠东南的那座塔的第二层。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的一天，从解放军的阵地上打来一炮，这一炮正中该塔身的北边。我大伯与刘军长此时正在塔上向南边阵地瞭望，他们军的主要防守区域是双塔寺的东南方向。站在塔上不仅自己的阵地能看见，解放军那边的阵地也能望得到。突然随着一声惊雷般的爆炸声，塔身倾刻间剧烈晃动，好像马上要倒塌一般。好在塔上当时就三四个人，正好都在南边站着，虽然这一炮将塔身从二层到八层的北边炸塌近一半。但没有造成伤亡。此后他们就将指挥部设在了寺院的大雄宝殿内，事后得知，这一炮解放军是用日本４年造１５０榴弹炮发射的。这尊炮现收藏于北京军事博物馆。那么，为什么解放军选择了这座塔打呢。这绝不是偶然。解放后听说炊事员就是解放军的侦察员。
在砖砌的大雄宝殿墙上，有许多拱形的佛龛，龛深有一米多。佛龛内的佛像因年久失修，大都已不知去向。在防守双塔寺的那些日子里，这些佛龛就是他们睡觉休息的地方。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堂堂的国军中将军长刘效曾居然也是倦缩在这样一个连腿都伸不展的洞子里。刘效曾虽然个子不高，但体态较胖，在这样的洞子里睡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那难受劲，狼狈劲可想而知。但是经过战争磨炼的他们，为了党国的利益，这些苦在他们来说也都无所谓了。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已将太原城团团围住的三十几万解放军。我大伯讲，他几乎天天都要去视察那些防御工事。甚至有好些碉堡，战壕，暗道等工事构成都是他亲自设计的。这在日后共产党给他判刑时也是他的一大罪行。
就这样在閻锡山视察后都非常满意的固若金汤的防御工事。居然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攻击下仅用了两天时间，就将那些堡垒炸的一塌糊涂。到４月21日傍晚，激战一天的战斗结束了。从解放军阵地送来一封信，是已投降了解放军的李佩膺写来的劝降信。李佩膺也是毕业于太原北方军官学校。也是我大伯的邻居。在上党战役中担任师长的李佩膺被解放军俘虏，后来解放军将他同其他被俘的一批高级将领放回来，曾使閻锡山左右为难。用閻锡山的话说，被俘过的人如同失过贞的女人，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经过甄别后，派他担任了雪耻奋斗团团长，防守罕山阵地。在解放军进攻罕山时受过解放军礼遇的他投降了解放军。我大伯拿着这封信沉思着，从这两天来的战况看，双塔寺要想再坚守下去是不可能了，战败已成定局。望着这座建于明朝的砖砌无梁殿，又想着白天看到的那些被炸飞的钢筋水泥堡垒，再战下去，很可能这座古刹大殿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处。我大伯此时已有投降之意。他将信给刘效曾看，刘效曾问：“你说怎么办？”我大伯略一思索后答到：“做为军人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战，但从目前的战况来看是战不下去了。看城里能否再派兵来增援我们。”刘效曾说：“他们连自己也顾不了。”我大伯说：“那第二条路就是死，不成功，则成仁。”刘效曾马上很坚定的说：“不死”。“那第三条就是降了。”我大伯话音刚落，刘效曾就说：“那你回信吧。”看来刘效曾也早已深思过了。我大伯说：“咱们那个师长好说，不知那俩暂编师长态度如何。”接着刘效曾把几个师长叫来让他们表态。他们都表示听军长的。这时天已黑了。我大伯派人往王家坟方向的解放军阵地送了回信：同意投降，请解放军派人来谈判。
派出送信人后。我大伯如释重负。想着自己十七、八岁就离开家乡，从最初开始接受三叔的进步思想出来参加国民革命，逐步地成长为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参加了军阀混战的中原大战，参加了抗击日寇的忻口战役、吉县人祖山阻击战，还有上党战役、晋中战役和现在正在激战的太原战役。戎马二十来年饱受战火洗礼，多次与死相依。家属也跟着随军奔波，没过几年安稳日子。这些都该结束了。心中难免有些酬怅和忐忒，不知同解放军谈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再看那些参谋们也都或站或坐的呆在那里，似乎也都放松了自己紧绷的神经，不知该做什么，就等着解放军来谈判。我大伯同刘效曾拟定了一下谈判的意向。连日来的紧张突然放松后，他感到昏昏欲睡就钻进佛龛内酣然而睡。
突然，猛烈的炮火轰鸣声夹杂着各种枪声、爆炸声将正在熟睡的我大伯惊醒。天刚拂晓，解放军就开始进攻了。我大伯忙问解放军回信了没有。一个参谋答到“回了，给军长了，军长看后什么也没说，在他身下压着呢，我看凶多吉少。”我大伯从躺在佛龛中的刘效曾身下抽出信一看，上面简单几句话：要投降就举白旗，没有谈判余地。否则天一亮二万发炮弹送上去。解放军拒绝了谈判。这时我大伯看到刘效曾流泪了。有人问要不要还击，我大伯下令不许还击。还有人问该怎么办，我大伯对身边的参谋说，你们赶紧准备白旗，我出去看看。就在他到了院子里，已有几个解放军战士冲了进来。其中一个似乎身上绑着炸药包之类的东西，手里举着手榴弹对着我大伯喊着：“交抢不杀”我大伯很平静的对他说：“我们不打了，进去吧，军长在里边。”那个战士飞快地向大雄宝殿冲进去。我大伯从开着的门看到那些参谋早已闪在两旁，将已坐起来还末下地的刘效曾军长亮了出来。就这样在寺院内双方一抢都没放，就被解放军占领了。这时距解放军攻打寺院还不到半个小时。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的四月廿二日。
我父亲在他的三叔回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时深深得影响了他。一九三二年他考入了设在保定的河北省第二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红二师的保定二师。在他的国语老师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极积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驱赶反动校长的学潮运动，结果被校方开除。回到县里后，他同县里的其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的县党部改由共产党员把持。他还以教员的身份去进行党的宣传，发展新的共产党员。就在他又考上泊头师范学院准备去重新学习时，由于叛徒的告密，他们被从保定来的国民党当局追捕，我父亲等八人侥幸逃脱，另有八人被捕牺牲。
一九三八年春我父亲几经辗转到了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九月重新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分到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任连指导员。三五九旅担当保卫延安的任务，同时还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我父亲调到晋绥军区司令部工作。一九四五年被派到汾阳县先后在二区和五区任区长或区委书记。五区所在地就是抗日英雄蒋三曾生活战斗过的家乡。在那里一边组织领导群众修建被日寇占领期破坏的农田灌溉设施恢复生产。一边同敌人展开游击战。掩护过往延安与其它根据地的干部。为晋中战役的解放军进行支前。巧的是我大伯所在的国民党的第四十三军也在汾阳县驻军。
在太原战役中，时任汾阳县县长的我父亲带领支前民工，推着小车、赶着大车、肩扛担挑将门板、棺材等物资昼夜兼程的送往太原东山的牛驼寨前线。在东山地区通过敌人的防守区时，车不能行，大家就肩扛人抬，爬沟越岭，先后有两名民工中弹牺牲。到达牛驼寨前线的路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将他们围住，从地上捡起黄土坷砬，抢着将自己的名字写在棺材上，以这种激昂的情绪来表达他们誓死也要打下太原城的决心。支前民工到达前线还帮战士们搭筑工事，回来时还要将伤员抬下来。战后，前线总指挥徐向前说；解放太原要论功行赏的话，那第一功就该归功于后方的供应，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我曾问我大伯；“你为什么不早点起义或投诚？”他说：“各为其主吧。”是啊，我父亲又何尝不是呢。只是胜者为侯，败者为寇罢。
而今战火的硝烟虽已散去，有关那场战役的善后处理仍然见矚新闻报道。那些烈士墓、那些无名墓、那些送不出去的烈士证、更有那些连墓都没有的战死国军士兵。国共双方战死的士兵有大几万人，哪个不是爹娘的心头肉。哪个不是闺中的梦里人呢。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孙福麟被俘。之后，与被俘的阎军团级以上人员乘汽车到达河北省永年县城内的华北军区军官教导团将校大队学习，孙在学习期间很乐观，还带头参加文艺演出。
1952年，孙福麟遣返原籍自谋生活，这是太原被解放的高级将领多人中，最早获得回家的惟一者。这不仅说明党和政府对被俘人员的政策是区别对待的，也说明孙福麟本人行为“民忿不大”。回老家后，他一切从头做起，先学种地，又学养鸡、鸭、羊，后年事已高，便开一间小理发店，服务周到，价格便宜很受乡亲们的欢迎。 1968年9月23日，因患癌症去世，终年69岁。
刘效曾军长，1969年病故。 刘鹏翔少将师长。字云程，河北永丰人。太原北方军官学校毕业。1942年任骑兵第1军骑兵4师11团团长，1943年任第2战区挺进第7纵队司令，46年任第43军暂编39师1团团长，47年任第43军暂编39师少将师长，并兼任忻、定、崞三县军政总指挥，49年4月20日在太原战役中自杀身亡。
第四十三军第七十师少将师长石作衡
1931年日寇侵占中国东北后，1933年又向华北进攻，石作衡奉命率部出师参加长城抗战，并晋升第二十七旅四三三团一营营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石作衡因战功升任第二。九旅参谋长，1938年秋又调任第八旅代理旅长，1939年初升任旅长，1940年秋因战功卓越晋升为第四十三军第七十师少将师长。1941年在中条山战役中，石作衡率第七十师在山西垣曲的天盘山、望仙庄一带与日军血战，重创日军。1941年9月，石作衡率部在绛县的丁家洼阻击大举进攻的日军。9月6日第七十师陷入日军重围，石作衡在率部突围时，不幸中弹，壮烈殉国，时年36岁。[1]
屡挫日军
一九二七年底，阎锡山率晋军参加北伐，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石作衡率部参加了北伐军的战斗行列，在蔚县西河营及繁峙县分水岭诸战役中作战勇敢，屡挫敌锋。
一九二八年，晋军进入平、津地区，石作衡升任本旅第三十八团八连连长。他善于带兵，赏罚分明，部队训练颇有成效，深受师长李生达将军的赏识。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东北后，仍野心不死，将魔爪继续伸向华北，1933年2月，日寇又南下进犯中国热河，进攻我长城一线军队，我奋起反抗，开始了著名的长城抗战，重创日军。石作衡因也奉令率部出师古北口，率部抗击日寇有功，被晋升为第二十七旅第四三三团一营营长。同时，他苦读兵书，带头训练部队，随时准备为国家效命疆场。1934年夏，石作衡奉命赴南京高级军校进修学习。
一九三七年夏，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人民都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阎锡山将军也命令晋军投入全面的抗日战争，保家卫国，消灭入侵的日本强盗。石作衡营曾参加南口、大同、平型关、忻口诸战役，他每战必身先士卒，奋勇杀敌。[1]
救援南口
山西境内地势雄固，易守难攻，是华北的天然堡垒，自此东进可以控制河北，南下可以逐鹿中原。中国军队固守山西，可以从侧背威胁日军，并牵制其进一步南下进攻。日军为解除侧背之忧，调集主力第二十师团全部，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各一部，配合酒井旅团沿平绥线，向退守神池、雁门关内长城一线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当时，中国军队奉命于山西各地纵深疏散配置，多线设防，节节阻击，以迟滞、消耗日军。中国守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率第七集团军防守晋北南口正面阵地，在日军飞机大炮的猛攻下，疲于防守，形势万分危急。石作衡奉命率部从右翼侧击日军，以解燃眉之急。与敌鏖战数日，怎奈日军炮火猛烈，石部阵地终被日寇突破。8月15日，日军突入内长城一线。[1]
忻口负伤
南口陷落后，石作衡所在部队退入平型关内休整补充，被编为第一预备军，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方友军。9月24日，日军第五师团主力进攻平型关，石作衡率部在团城口正面出击，与日军遭遇于关隘内。石作衡指挥部队乘敌受地形限制。不能发挥火力优势之机，与之肉搏近战，打退日军进攻，部队坚守平型关阵地十日，令日军主力第二十一旅团寸步不前。10月，雁门关一线被日军突破。石作衡部只好撤至忻口一带设防。
忻口右托五台，左倚云中，是太原北面的屏障。10月13日，日军第五师团、关东军第一师团、第十二师团等部约5万余人直扑忻口，在飞机、大炮等猛烈火力的掩护下，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以坦克为先导，拼命进攻中国守军中央阵地的南怀化高地。石作衡率全营士兵，冒着枪林弹雨顽强抵抗，与日军反复争夺南怀化东北高地，所部将士大多阵亡，石作衡亦身受重伤。此战也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
伏击韩村
1937年冬，石作衡伤愈归队。因战功调任第二零九旅上校参谋长，协助旅长王鸿蒲克复浦、隰各县。次年秋，又调任独立第八旅参谋长，率部驻防汾东地区，并在浮山一带积极整训部队。是年冬，临汾日军倾巢出动，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石作衡率部进驻洪洞、赵城、临汾之间地区，袭击日军之侧背，并迫敌撤退。1939年春，日军再次进犯浮山、韩村。石作衡侦知敌情后预设伏兵，痛歼日军，消灭日军数百人。之后不久，独立第八旅旅长田树梅因病离职，石作衡奉命代行旅长职务，驻守高平、马游、社寨一带。石作衡率部屡挫强敌，战功累累，威名远扬，成为令日寇胆寒的名将。[1]
殒命东凹
1940年8月，独立第八旅因与日军频繁作战，损伤过大，被调往河南休整补充。同年秋，阎锡山整编部队，以独立第八旅和第二一七旅合编为第七十师，任命赵世铃为师长。不久，又将驻防晋西的暂编第四十六师与第七十师合并，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任命赵世铃为军长。石作衡因英勇善战，晋升为第七十师少将师长，驻防垣曲县望仙村一带。
1941年春，日军一个联队及伪警备队千余人向垣曲和绎县之间的横岭关发起攻击，并攻陷了该地区。第四十三军派一部夺回横岭关阵地，同时命令石作衡师在东西桑池、跑马池设置第二道防线．阻止日军继续推进。同年5月，日军调集6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及伪军一部，共计十余万人，且装备精良，并配以第三飞行集团协同，经过充分准备，对驻守黄河北岸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作战，发起中条山战役。中条山位于晋南地区，南临黄河，北通I临汾，东连太行山，西北与吕梁山相望，进可攻，退可守，是地势险要的天然屏障，又是进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41年5月7日下午4时．日军第四十一师团主力及独立第九旅团大部共计3万余人，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猛攻横岭关方向的第四十三军阵地。激战至次日凌晨2时，日军突破第四十三军正面阵地。当时，石作衡正率部在垣曲天盘山、望仙庄阵地坚守。因各路日军先后突破防线，向刘张、同善方向深入，第七十师退路被日军截断，形势万分危急。为缓解不利局面，石作衡奉军长赵世铃命令率部向阳城方向撤退，先退入东西哄哄一带的山林，再寻机突围。
至同年8月，石作衡得知中条山内中国军队主力已经陆续渡过黄河，退出战场，日军陆续攻占黄河北岸各渡口，以围歼尚未渡河的中国军队。经过艰苦努力，石作衡部与第十五军和第九十三军余部取得了联络，并约定同向敌后防守薄弱地区展开游击。石作衡率部从阳城东西哄哄山上下来，经沁水撤至绛县，暂驻丁家洼，开展瓦解敌伪势力的工作。
1941年9月3日下午，日军集结重兵，携大炮十余门，装甲车数辆，兵分五路突袭第七十师驻地。日军在空袭之后，包围了第七十师驻地，9月4日拂晓，日军攻占塔儿梁。此时，石作衡指挥部队主力经东沟凹，翻茅连沟向东撤退，先头部队行至茅连沟东坡时，遭遇日军阻击。因日军炮火猛烈，遂退回茅连沟。石作衡亲率第二。九团向南突围，行至沟东凹前，猝遇日寇援军，腹背受敌，形势危急。石作衡临危不惧，沉着指挥，用宁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鼓励所部官兵浴血奋战，杀敌报国。在他的带领下，官兵们不顾日军的猛烈炮火，拼死抵抗，与数倍之敌血战两天一夜，终于打开了小神殿方向的缺口。9月6日晨8时，部队开始突围。不料，部队行抵东凹时，又与大批日军援军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肉搏战。石作衡亲率所部将士猛烈进攻，并最终突破日寇阵地，占领了沟东凹。在激战中，石作衡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身受重伤。在生命垂危之际，石作衡将军留下遗言谆谆叮嘱部下石伯英：“要协同一致，亲爱团结，以铁血保卫祖国，完成复兴大业，吾死亦无憾矣!”说罢，壮烈殉国，时年36岁。
石作衡将军殉国后，为了纪念石作衡将军，丁家洼曾改名子玉村。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石作衡将军的英勇事迹，并追晋其为陆军中将。1997年4月，石作衡将军的后人在绛县人民政府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寻找到将军忠骸，安葬在太原市双塔革命烈士陵园。[1]
子玉村由来
一九四0年驻防山西垣曲县望仙村一带。一九四一年，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当时的情况是，日军占据着大部分城镇，四郊除八路军外，有第一战区司令长 官卫立煌部刘戡、高桂滋、刘茂恩、孙殿英、庞炳勋等部。此外，还有第二战区第四十三军的三个师，即第七十师、暂编第四十六师、暂编第四一卜七师，以及第一 九六旅的第二团。第二战区的部队都由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第三行署主任楚溪春指挥。行署驻在垣曲，副主任是李冠洋。楚、李是于一九四一年阴历正月接 替前主任孙楚而来的。第四十三军驻在垣曲行署附近。日军这次大“扫荡”，在一九四一年春天就开始了。日伪军一千多人，向垣曲和绛县之间的横岭关我守军进 攻，经过几天的争夺战，暂编第四十六师打退日军，收复了横岭关。五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又调集日伪军数万人，大举“扫荡”。日军分数路围攻垣曲，首先 攻破横岭关。第四十三军边打边撤。最后撤到阳城东西哄哄一带山林里。这次大“扫荡”，由于日军不仅使用飞机和大炮，并且由空降伞兵占据了垣曲县城，因而我 方损失很大。这时，第一战区部队大都退出中条山，第三行署也撤到黄河以南。七、八月间，第四十三军从阳城东西哄哄山上下来，经沁水县撤到绛县，第七十师驻 扎丁家洼。日军两千余人跟踪追击，在空袭后继以炮火掩护步兵猛攻。经过两天一夜的苦战，石作衡将军于九月六日(阴历七月十五)晨八时率部突出，行至沟东 凹，不幸中弹殉国，终年三十六岁。此战结束后，为了纪念石作衡烈士，丁家洼村曾改名为子玉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召开了追悼会，宣布石作 衡为抗日烈士，特追赠石作衡为陆军中将。一九四三年，国民政府颁发了褒扬令，令入忠烈祠并按规定供给石的遗孀、儿子和副官共三人的生活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