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於梨华华裔美国作家。原籍浙江镇海。1931年生于上海。抗日战争时期随家迁居福建、湖南、四川等地。1949年赴台湾，并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转历史系。1953年毕业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新闻系，195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夏，短篇小说《扬子江头几多愁》（Sorrowat the End of the Yangtze River）获米高梅公司在该校设立的文艺奖（Samuel GoldwgnCreative WritingAward）第一名。1965年起在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巴分校讲授中国文学课程，1977年任该校中文研究部主任。1963年《梦回青河》出版，并被台湾广播电台连播。1968年起在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执教，兼任教中国现代文学迄今。该校于1980年起与大陆北大、南大等建立校际交换后，又兼任交换计划顾问。1967年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获台湾嘉新文艺奖。1983年被YaddoArtists Colony（耶都艺区）邀请为写作区员。1984至1985年获富布雷奖（FulbrightFellowship）到南斯拉夫与作家交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变》《焰》《傅家的儿女们》，中篇小说《也是秋天》《三人行》，短篇小说集《归》《雪地上的星星》《白驹集》《会场现形记》。她的作品主要取材于留美学人的生活。
2013年6月14日下午，著名华裔美籍作家於梨华在外语学院报告厅主讲了题为“一路走来：宁波—台湾—美国—宁波”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第150讲，讲座由校党委副书记唐绍祥主持，两百多名宁大师生认真聆听了此次讲座。 “回家的感觉真好”一语真切地表达了她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於先生深情回忆了她84载的人生故事和心路历程：抗战时期宁波二中回乡求学的收获、赴台后从台大外文系至历史系的波折、在美国文化环境中努力奋斗的不屈和自信、对挚爱的文学事业孜孜以求坚持不懈而终获成功。她以其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以分享生命故事的朴素方式，给听众以爱国爱乡的精神熏陶和坚持理想坚忍不拔的品德教育。最后，於先生回答了师生们的提问。讲座结束后，唐绍祥副书记代表学校向於梨华先生赠送了“做人做事做学生”讲座纪念品——古越青瓷。 祖国的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人才荟萃。浙江镇海县是於梨华的祖籍。1932年1月5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父亲在光华大学教书，曾经留学法国，在光华教化学和法文。如果不是因为时局不宁，她全家不会迁回祖籍，她的父亲不会失业，用不着带着儿子到几十里的亲戚家告贷，儿子得了重病也不至于死亡。一家人要吃饭，要活命，剩下的四个孩子是父母的安慰，也是沉重的包袱。她父亲四处奔走，终于由熟人介绍，在福建南平县一家造纸厂，找到了一个厂长的职务。 社会动乱，人似转蓬，忽而西东，她的少女时代也像无根的浮萍。在南平中学刚刚开始初中生活，福建的局势又紧张起来。父亲先动身到湖南衡阳一个私家纸厂当主管，第二年接去了全家人。 还未及弹去旅途的灰尘认识衡阳的市容，就碰上日本兵第四次进攻长沙。衡阳风声鹤唳，工厂、企业纷纷沿湘桂线撤退。 一家人挤在火车顶篷上，经历了不少惊险，狼狈地到达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头上嗡嗡的敌机，街上轰轰的炸弹声，美丽的七星岩不再是游人留恋的胜景，却成了难民们的避弹所。她父亲工作的纸厂在柳州不得已宣告解散。带着一年的遣散费和一大堆行李，全家七口，栖栖惶惶困守在柳州旅馆。父亲想尽办法让她母亲领着四个弟弟先行到贵阳。剩下父亲和她，一直挨到日寇兵临城下，才用最昂贵的价钱，买到两张木炭车的站票，行李上了另一辆车，结果半路“失踪”。父女俩空身找到母亲住的不能再小的旅馆，一家人痛哭不已。
於梨华（中）在母校宁波二中
颠沛艰难的生活，能加速一个人的成熟。於梨华说，在流浪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不以金钱衡量的朋友的真挚情感，和在危难中损人利己的人。等到一家人像叫花子一样，到了嘉陵江畔的重庆时，我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已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观察、分析和辨别被世俗装饰起来的真伪了。”这双来之不易的锐利眼睛，对她后来成为作家，发挥过不少作用。 抗战胜利前夕，她在距成都不远的一个小城，终于回到正常的中学生活。父亲因被派到台湾接收糖厂，先飞回上海。母亲便带着儿子们，沿着荒凉的西北道，坐着两匹瘦马拖着板车，吱呀呀，慢悠悠，由宝鸡、潼关、洛阳、南京兜到上海，又转回宁波老家。 在镇海县中和宁波县中，她读到高中二年级便迁家台湾。当时还不太懂政治的於梨华，这一别大陆的含义她哪会想得到呢？大陆是她植根的土壤，有她的故乡和擦不掉的亲情、友情。祖国的东南、西南、西北印满了她还没有长成的足迹。跑了大半个中国不是游山观景，而是被侵略者的炮火所追赶。苦难的历程往往比宁静平淡的生活更能嵌入人的记忆，离别欲见不能的故土，更能启动人的心扉。 1953年初，一个黑头发，黄肤色的中国姑娘，告别了相依为命的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她像一只小鸟，翅膀硬了，到了自己奔前程的时候了。一点点离愁，沉甸甸的两箱衣服，到“黄金国”独自“打天下”的雄心……这是她当时的全部财产。 坐在飞机上，她的心一下子提得老高，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呢？身在海轮，又有一种脚踏实地之感。大海忽而平静，忽而咆哮，喜怒无常，但毕竟是在地面上，比高空多少有点安全感。香港、横滨、东京、檀香山……异地异国新奇的风光，在她对未来前途的一则喜，一则忧的思虑中，恍恍惚惚掠过。 目的地是三藩市（旧金山），寄居处是相识而不相亲，比陌路人强不了多少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她进了三藩市的初级大学选修英文听读、英文会话、速记、打字。不久改入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研究院。本来她一心要进美国文学系，却因为英文不过关，成了新闻系研究院的学员。 她孤零零地在美国三藩市上岸后，展现在眼前的景色是那样干净、明亮、开阔，夕阳下的金门大桥一直伸延到远处，来接她的是一对五十开外的犹太人夫妇。男的叫依雷，是她父亲由于业务上的关系在台湾认识的。在一次宴会上，父亲将於梨华介绍给他，希望她帮助女儿到美国，依雷随口答应了。她快毕业时就申请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许可，可没多久得到了中西部两个大学的回音，便立刻写信给已回美国的依雷。他划了两千五百美金在她名下，存入银行，算是保证她在美国一年的生活费用。 依雷夫妇热情地带着她离开码头，到他们住的旅馆，让她休息，然后让她浏览三藩市的夜景。吃晚饭的时候，依雷拿出一张在他居住地的一个两年制的初级大学的奖学金及入学许可。并说她可以住在他们家，吃住免费，但要为他们做点家务事，每天可以搭校车上学。说完他伸手向她要回那张两千五百元的银行证明。她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但初到异地，又十分胆怯，除了他们夫妇，举目无亲；而他们非亲非友，不过相识而已。一肚子问题，一句也不敢提。第二天，她温顺地跟着他们到三藩市以北350多公里的小镇欧平，依雷的家在郊外的山巅，初级大学在市区里。 学习生活开始了，她早上六点起床，喝一杯可以在肠子里冻结起来的冰牛乳，迎着萧瑟的秋风下山，步行半小时到山脚，搭校车进城上学。她上完课，中午混在十七八岁的孩子群里，把一个干巴巴的“三明治”塞进肚里，听他们嘻嘻哈哈地谈约会、球赛、电影、跳舞、啤酒会。他们对她非常友善：“喜欢美国吗？”“过得惯吗？”“想念你的家人吗？”“呵，周末来参加我们的跳舞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舞伴，好吗？” 她摇头，苦笑。周末是她最忙碌的两天，打扫完依雷家七间屋子，两个浴室、一个厨房，还得帮他除杂草、理花圃、扒落叶，及做其他有关他们六亩地的杂事。星期六晚上，他们多半下山吃饭，或同朋友玩扑克，或参加周末其他娱乐。诺大的一座山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他们孤零零的房子。邻舍是五里外的另一对六十来岁的老人。 晚间，呼啸的风，雨打落叶的声音，不知名的野兽的哀嚎，空寂里猛然响起的电话铃；更甚者，是看不见摸不着，却紧紧纠缠着她的思亲之念。
华裔美籍著名作家於梨华女士（右二）和她弟弟台湾大学教授於幼华先生重访母校
在他家住了两个月后，依雷因为几次见她暗自流泪，就告诉她附近有一个加州大学分校的农学院，那里有两个中国学生，并凑一个星期日，在她做完家务事后，驾车送她去结识。在异乡，又看见了中国脸，说上了中国话，她激动得直想哭。农学院的两位中国学生很帮忙，替她要来了加大洛杉矶分校的人学申请表，积极计划帮她转学。当她把加大洛市分校研究院的入学许可证拿给依雷夫妇看时，他们的脸犹如夏日风暴来临前的天空，沉重而灰黑，雷声滚滚压在她头上，两人同声骂这个不必花一分钱雇来的姑娘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她无语，不是没有一肚子话可以回敬，而是还不能用英文表达自己足够的愤怒。临离开的晚上，她反复不能入睡，发现依雷太太蹑足潜入她的房间。於梨华装睡，偷看着她。她打开每件理好了的行李检查。於梨华终于忍不住，坐起来大声问她干什么。依雷太太却若无其事地回答：“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们中国人，我要看看你拿了我家里的东西没有？”於梨华大吼：“拿了没有？”依雷太太耸耸肩，径自掩门走了。 她到了举目无亲的洛杉矶。农学院的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在加大读科学的沈君。沈君送她到学校的外国学生顾问办公室，并协助她向顾问说明自己身上只有几十元美金的窘境。顾问问她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力——打字？速记？图书管理？她都摇头。他皱着眉问：“看孩子你总会的吧？”沈君忙用中文对她说，不会也要说会，不然没有工作。她连忙点头。 顾问室的职员带她去找第一个正式的雇主，住在洛市高级郊区，百发利山的一幢大厦里。百发利是洛杉矶有名的住宅区，好莱坞好多明星都住在那里。一进百发利山，景色比日落大道，更有一种华贵气象，房子不但整洁，而且建筑精巧。每座房子前面是绿茵一片，修剪得一丝不乱。她的主人是个三十余岁离了婚的女人。有个六七岁的女孩需要人照顾。她白天上学，下午陪小女孩玩，晚上招呼小女孩睡觉，睡觉前要读书讲故事。小女孩睡觉后，她一个人呆在十二间房的大屋子里温功课。而乡愁思亲的寂寞又常常挤走在自修时必需有的宁静。好些夜晚，对着灯，对着窗外幽灵般的大树，她感叹地问：“美国的花花世界在哪里？怎么我会坐在这间陌生的屋子里！” 她吃的苦和深深的寂寞，家里的亲人和朋友哪会知晓呢？他们能看到的是她：穿着及地长旗袍，站在高级轿车“林肯”旁边，俨然是一副车主的神态；盛装立在大厦门口，脚边是盛开的杜鹃，前面是如缎的绿草，脸上是踌躇满志的笑……但这是照片，不是生活。 她继续受雇，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尝够了寄人篱下的痛苦滋味。挨了一学期，终因学习成绩优秀，被免除了学费，还拿到一笔奖学金，从此搬入女生宿舍，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天空。 在新学校，於梨华读的是新闻系。在新闻系她遇上了一个对手，有个比她高班的日本女同学，英文很好，曾以一篇叫《日本花园》的英文小说，得过米高梅第二奖；那个东洋女很看不起这个中国女孩子，经常修改她写的新闻稿。平生要强，不肯服输的她，怎能甘拜下风？“她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她下决心要参加米高梅文学创作奖的竞选。所谓米高梅文学创作奖，是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老板之一，山姆·高德温先生，为提携年轻有才气的作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设立的。凡是分校学生都可参加竞选，作品不论诗歌、电视剧、电影剧、还是短篇小说，只要是创作性的都可以。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私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内容是叙述一个年轻女孩，从汉口到重庆去寻找几年前抛家出走的父亲。在重庆郊区，她假作应征的女仆，进入她父亲及另一个妻子的家，逐渐让父亲认出她的真实身份，进一步动之以情，当父亲偕她返回汉口家中时，她的母亲在忧伤担心中已过世了。 这篇题名《扬子江头几多愁》的小说，与80多件其他稿件一起竞选1956年的米高梅文学奖。竞选揭晓，众多的外国对手，都惊得目瞪口呆。当高德温先生亲自授给这个中国姑娘首奖的奖金和金牌时，於梨华这个名字，第一次引起了海外文艺界的重视。
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台湾岛别有风味，浊水溪支流上著名的日月潭，映出她和女伴们无忧的笑脸。她们似蹦似跳地走出台中女中的校门，去找她的好朋友——笔直挺拔深深扎根的棕榈树——她做人的象征——轻轻用手抚摸着它，直想大声对它喊：我长大了，小姑娘要当大学生了，为我高兴吧！ 如果不是因为英文考试成绩不理想，被校长傅斯年的夫人逼迫转系，她不会离开一心想读的英文系，去学习她并不感兴趣的历史。 告别了大学生活，告别了高大的棕榈，告别了留恋、期望的父母和朋友们羡慕的目光，她离开了生命旅途中的第二个大站——台湾岛，远走高飞，长本领，见世面去了。在美国她没有进入理想的美国文学系，但获得米高梅文学奖，又得硕士学位，嫁给物理学博士孙至锐——这三件决定一生命运的大喜事，竟然都发生在同一年——1956年，谁能不羡慕她的成功呢！ 婚后她随丈夫先后住在普林斯顿、芝加哥附近的艾文斯登和纽约等地，过的是“飘泊无着落的生活”，心里笼罩着“难以解脱的孤寂”。她一次又一次回台北探视父母，想去抓住那“快要模糊的记忆”，企望在自己人中“摇落这些年来跟随我的无寄的心情”。“重拾起被抛下了十年的女儿梦。”白天，母亲为她劳碌，试着填满她在异国十多年来被忽略的食欲。夜晚，合家对坐空屋，她带着伤感，描述旅居海外的生活，试着将它连到旧时的日子。面对双亲的落寞与安详，那串充满了挣扎的日子显得遥远而陌生，以至她怀疑自己是否在陌生的世界里消度了十年。但是台湾毕竟不是生育自己的家乡，“台北也不是家”，而“不过是一个容颜已改，脂粉太浓，脂肪太厚的荡妇”，从她的笑声中，再也找不到往昔的满足，有的只是“贪梦与空洞”。家在哪里？她说：“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回到台湾，亲戚朋友以客相待，关切地问‘这次回来，能住多久？’回到美国：‘你不会在台北长居吧？’”离乡去国，飘泊无根，“没有根”的苦恼裹着於梨华的心，“剪不断，理还乱。”“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於梨华在异国是成功者，尚有这种“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感伤和“独立小桥风满袖”的寂寞，那么处境还不如她的人呢？可见时代的悲剧，带给一代人的不幸之深。 於梨华以写作诠释了坚持的意义。於梨华曾短暂居留普林斯顿，那时她是一个年轻物理学博士的妻子和三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和柴米油盐酱醋茶周旋的日子里，她从未放弃对写作的坚持。在孩子们渐渐长大的并不宽裕的空间里，她借用他们的书桌，借用厨房的餐桌，随时摊开又随时收拢，写作一直在继续。那时，固定的写作时间是夜里12点至凌晨３点。在散文《书桌》中，她骄傲地自嘲：我写了，写得还不错，并且没有书桌。尽管冷暖自知，但成就却有目共睹。1963年，她携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台湾，很快引起轰动，几乎一夜成名。於梨华从未躺在功劳簿上回忆过去。从执教25年的纽约州立大学退休后，除每日必进行的健身锻炼外，她把退休后充裕的悠闲时光替代为充裕的写作时间，只是写作时间变成了每日下午3点到6点，这是雷打不动的独享时间。 於梨华以写作诠释了理想的意义。上小学四五年级时，一个长相清秀、性格温和的女老师把她单独叫到办公室，抚摸着她的头，说：“好好写，你会成为一个好作家。”这儿时的一幕穿越七十载的时光，始终清晰地留在於梨华的少年回忆中，成为她热爱写作最初的也是最恒久的动力。在台湾小有名气后，有位朋友带她去见林海音，她为这位现代名家的气质风度和文学才华所倾倒，“啊呀，一见到，就无比喜欢，那么美好的一个人！”50年后，於梨华回忆当时的见面，仍然发出由衷的赞叹。交谈没有太久，林海音只笑着对於梨华说：“把你写的东西放我这里吧，我看看。”后来，林海音把於梨华的作品推荐给某报副刊主编，很快发表，当时该报副刊刊登的可都是名人佳作。林海音不仅是於梨华写作生涯中的又一个伯乐，也成为引领她文学生涯的一盏明灯。 自从到美国，至1962年当了三个子女的母亲，九年时间过去了，她对此无限感慨：“九年，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中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妇。但是把梦踩碎了的生活未始不是一个好的、踏实的生活。做梦的生活固然美，却是迷迷糊糊，不知路的方向；踏实的生活平平稳稳，知道自己要什么，能什么，做什么，写什么。不，也许不知道自己写什么，但至少知道了自己要写，这一点是踏实的。” 她要养育三个孩子，又想写作，“在忙于家庭琐事时憎恨着生活的乏味。在伏案工作时愧悚于未尽主妇母亲之职。”在矛盾中，她曾写过三个英文长篇，因文字不够熟练和组织得不够严谨，未能成功。 从1960年起，她开始了搁笔多年的文学创作，追寻记忆中童年的浙东家乡，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故事描写了一个三角恋爱，主题是揭露中国旧式家庭对于妇女的迫害。这篇小说先在台湾《皇冠》杂志连载，1963年全书出版后又再版六次，不但被台湾的广播电台连播，还被香港邵氏公司购得电影制作权。它所受到的欢迎表明了她的成功，这无疑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推动了梨华不断攀登的信心。她对自己的精神长子，就像一个母亲对自己初生的宁馨儿一样，既爱得热烈，也不免为孩子的或是眼睛不够大，或是鼻子不够直，而略感遗憾。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聂华苓，有一次在台北的一家冰店里，遇见从美国回家小住的於梨华，讲到自己对《梦回青河》的意见说：“我尤其喜欢阿姆被阿爸抽打之后的那段描写，把一个旧式女人苍凉的心情和忍受命运的力量写得恰到好处，我看的时候非常感动。”听了聂华苓的意见，於梨华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两只手一会儿捏着拳头放在桌子上，一会儿蒙着脸，一会想伸过手来握聂华苓的手，又一迭连声说：“你真好！你的话一点也不错。一个作家，要想打动读者的心，应该先打动自己才行。你知道，关于阿姆那段文字，我是哭着写的。真是用泪写的！一面写，一面哭，我简直忍不住！”聂华苓也为她对写作同自己所共有的那份热忱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梦回青河》的成功，使她暂时放弃了英文写作，从此一本连一本的中文作品接踵问世。短篇小说集《归》1963年由台湾文星出版社出版，它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六十年代初期台湾旅美留学生的生活及心态。继之是中篇集《也是秋天》（1964年，文星出版社），描写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家庭悲剧。尔后有长篇小说《变》（1965年，文星出版社）、《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年，台北皇冠出版社；198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考验》（1974年，台湾大地出版社）、《傅家的儿女们》（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短篇小说集《雪地上的星星》（1966年，皇冠出版社）、《白驹集》（1969年，台湾仙人掌出版社）、会场现形记》（1972年，台湾新潮出版社）等，另一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焰》，写的是五十年代初台湾的大学生生活。1981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又辑其作品出版《梨华作品集》十四卷。除了回国观感散文外，这些作品表现的内容都是中国留美学生，或美籍华人家庭，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在美国生活的形形色色。事业的成败，婚姻的好坏，对异国生活的适应，对乡土的怀恋和对下一代的安排。 因为她最早开始写台湾旅美留学生这个特定题材，作品既多且精，影响甚大，所以被誉为“近二十年来留学生小说的鼻祖”。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於梨华描写留美华人作品中最成功，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写成于她到美国十三年后的1966年，次年出版即获得台湾该年的嘉新最佳小说奖。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说：“这一则不太温馨而充分象征时代苦闷的恋爱故事是於梨华小说艺术已臻新阶段的明证。” 小说主人公牟天磊是从大陆去台湾的青年。大学毕业后，因大家出国，他也“拳头里捏着两个希望：学成、业就”到了美国。故事从他在美国获博士学位，教书十年后回台省亲开始写起。见到亲人，踏进家门，游历台湾，在亲友、新闻界，甚至政府的热情欢迎、款待的包围中，他百感交集。一幕幕的往事涌上心头：在美国的艰苦搏斗、寂寞飘零，去美国前在台湾的情景，抗战时期在祖国大陆的生活。大学时代，他跟女同学眉立有着纯洁而甜蜜的爱情，由于他赴美留学，眉立嫁了他人。在美国寂寞无寄的生活中，他跟少妇佳利发生了热恋，但在他得到学位那天，佳利毅然离开了他，永生不忘的情，永远也不会再接起来了。他拿着博士头衔，先在汽车保险公司签写保险单，后来又在一所不知名的学校，教小学程度的美国大学生学中文。一个人住着几间宽敞的房间，洗衣机、电冰箱，一切物质文明并不缺少，但寂寞却永远是个拖着的影子，甩不开…… 他回到台湾，为了娶妻成家，更想在台湾和亲人中间松散一下“整个身体和精神”，作一番自己觉得有用的事。但是父母望子成龙的传统心理和通信与他恋爱了几年的意珊，都要他仍回美国。意珊更把一同去美国作为跟他定婚的条件。他所尊敬的邱尚峰教授邀请他在台大执教，合办文艺杂志。他自己很愿意，但是真的留下，就要失去意珊。在两者不同要求的抉择中，邱尚峰突然遇车祸惨死，故事结束在天磊去留如何的悬念中。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佳利、意珊、邱尚峰等形象，尤其是牟天磊。到美国前，他朝气蓬勃倔强、任性，有时还有点野；而十年后却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心灵的苍老、早衰主要来源于在美国独自“打天下”痛苦的留学生生活。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他白天读书，晚上到餐馆里去当差，或打扫女厕所，暑假到苹果园当苦工，成夜的开运冰大卡车……在贱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还得忍受老板的训斥和种族歧视带来的耻辱。“狭小，屋顶交叉地驾着热气管，地下铺着冰冷的石板，只有半个窗子露在地面上，仅靠电灯带来一丝光亮的地下室。”这便是他的住处。
於梨华（左一）在宁波大学演讲时，介绍一同返乡的她的孙辈
本来气质敏感的他，更加脆弱易感。听到《苏武牧羊》这支古老遥远的歌，他会“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盛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异乡节日的喜气，使他想到自己“飘泊无定的前途……空漠的将来”。在熙攘喧嚣的美国，他却感到自己像“一个岛，岛上都是沙，每颗沙都是寂寞。”获得博士学位并没有带给他想象中的快乐，学非所用更摧折了昔日的雄心。 带着一颗空茫的心，他回台湾寻安慰、找寄托。看到深深扎根的棕榈树，他忽然醒悟到，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这就是寂寞和苦恼的总根源。 他说：“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的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文讲得多流利，你还是外国人。”但当他回到台湾，却看到在台湾的人也感到空虚和寂寞。不说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快问得发炸了”的年轻人，浅薄的意珊，就连他尊敬的待人诚恳、诲人不倦、情愿在台北清苦生活，不愿去美国史丹梅大学教中文的邱尚峰教授，也有“连武侠小说都救不了”的更深的寂寞。天磊“溶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欢笑中，坐在亲人中间”，他却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他的一切想法，一切观念和他们脱了节。”他说：“我在这里也没有根”。所以，虽然他并“不喜欢美国，可是他还要回去”。 “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中国特定的政治局面，台湾和大陆长期分割的历史原因造成的。於梨华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就在于她敏锐、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心理，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这个艺术形象。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台湾征信新闻报人间版连载三月后，即被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认为是一部“感人最深，给读者影响最大的作品”，“这并不是一篇每天打开报纸都能够看到的好文章。”牟天磊成了读者本身的写照。为什么？因为於女士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那种“彷徨迷惘没有根的记录”。从此，“没有根的一代”一时成为广为流行的专有名词，《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成了台湾留美学生的必读书。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写作内容，总离不开自己的生活，作品中往往有些自己的影子。於梨华曾说：“我自己觉得我和笔下的主角的距离要比别人短些。”她本人是个留学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根的一代”，对旅居异国的甜酸苦辣体验很深。作品的主人公当然不等于作家本人，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归》等其他作品中，却都不免拖着她的身影……看到风风光光的於梨华，谁会想到她当年的坎坷呢！ 於梨华从小就和文学结下了缘分。高中的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就闯入了她的生活，最使她难以忘怀的是，南平中学一位名叫赵淑如的语文老师，是第一个殷殷领她走上文学之路的。后来的逃难流浪，并没有拖垮她对写作的兴趣。在台中女子中学念高二时，她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介绍沈从文的《边城》。别小瞧这比起后来的大作微不足道的小文章，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的“野心”和成功，往往与它有至大的关系。 大学时代的於梨华，涉猎了大量西欧现代文学，也非常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在中外贤哲的哺育下，她开始经常撰稿，多半描写学生生活，在学生读者中渐负文名。 从事文学创作，她已走过了长长的路。关于她的艺术风格，她自己曾经说过：“所有我的作品是受到中西文学影响后的揉合而产生的属于我自己的一种风格，文字是纯中文的，结构可能受西方文学的影? 在西方文学中，现代文学作品对我最具有影响力，尤其是美国现代作品。”她是台湾六十年代与白先勇等人同起的“现代文学”派作家，她对西洋近代小说和戏剧很下过一番功夫。《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提到的作家：亨利·詹姆斯、诺门·梅勒、伊德丝·华顿、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阿塞·密勒·哈罗、平德等人，可能都是她喜爱的。除少数作品，如《柳家庄》，被认为是《红楼梦》式的，她的许多著作都熔铸着欧美现代化的某些技巧。比如，她很善于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 以《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为例：故事顺着牟天磊回台后的应酬、交往、游历等行踪顺时针推进，却时时穿插着他对已逝岁月的逆时针回忆。主人公的思维活动，像个无形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他在美国生活的形形色色和留学前的学生时代及童年大陆生活的图景。“断碎的时间顺序”“故事中的故事”，把台湾、美国、大陆三个不同地方，现在、过去、未来三个时间，精巧地编织在一起，使故事时空开阔，容量增大，且集中紧凑，富于弹力，极有力地表达了主题。国内评论家陆士清说得好：“这样写来，不仅把天磊的脆弱和感伤越涂越浓（这是创作意图的需要），而且真切地写出了亿念着过去，不能充分地享受现在、空茫地对着未来的，‘没有根的一代’的苦闷和寂寞的心理状态，把生活中的‘没有根的一代’塑造成了艺术中的典型。” 我极佩服於梨华描写事物的本领。她制造的意境永远不落俗套，确实是“近年来罕见的最精致的文体家。” 她阅历甚丰，到过不少地方，能凭自己超人的视觉记忆把所看到的一切记载在纸上。没有去过美国、台湾的人，在她的书中嗅到了美国和台湾的气息、看到了它们的形象。我们不妨跟着牟天磊在台北西门町的夜市走走：去国十年，这个地方对他已经完全陌生了。过去他最熟悉最偏爱也光顾最多的铁路边上的小食铺完全不见了，他父亲指着一排排的中华商场给他看。国际戏院隔壁，曾经惹他眼而他只被带进去过一次的四姐妹亦已不在，代替它的是一家充满了染味，充满了颜色及充满了苍白的日光灯的布庄，戏院对面，他和张平天常去喝酸梅汤的小冰店也没有了。他走在他父母和情人之间，好像是来逛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新世界里的人也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了，比他记忆中的多得多，塞满每条街。比他记忆中的‘洋’得多，从他们的衣着及举动上观察。比他记忆中的嘈杂，也许比他记忆中的快乐。短短一条街，寥寥二三百字，向我们展现了既亲切又陌生的台湾今昔。刻画人物，她善于剖示分析人物心理，尤其爱用对比的手法摹写人物形象，新颖别致，匠心独具。比如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她着力描写了与天磊有密切关系的佳利、意珊、眉立三个女性。她没有用传统的手法分别描绘她们的相貌，而是进行了两两对比：那是一张和意珊完全不同的脸（指佳利）。意珊的脸像太阳，耀眼地亮，耀眼得令人注意，你知道它在哪里。而这个女人的脸是一片云，你觉得它存在，但是你追随不了它，它是轻柔的，但又似沉重，它不给任何光亮，但你忍不住要去探索它；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给人一种美的感觉，美在何处，却又无从分析。 於梨华的文笔干净利落，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写活。如早期作品《小琳达》，留学生燕心被介绍照顾一个因父母离婚，没有父亲的小姑娘“小琳达”，初一见面，她原来的家庭教师玛丽说：“琳达，你不和你的新朋友打招呼吗？”“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怎能和她打招呼？”“对不起，琳达，是我不好。这是吴小姐，这是琳达。”“要叫她吴小姐？为什么不把玛丽叫做罗提小姐呢？”她仰起头问妈妈。“好，好，”李兹太太说：“你对。吴小姐，我们叫你名字吗？”“当然，叫我燕心好了。”“燕清，燕清，”琳达念念有词地轻声叫着：“妈妈，好奇怪的名字！”於梨华用简洁、自然的文字，把一个没有家庭温暖、狡黠、刻薄，却又可爱的孩子写得绘声绘影。 读於梨华的作品，给人再一个突出的感受，是她的文字形象、凝练、简洁、新鲜，很像一个刻意打扮，但却显得自然天成的美丽女性。清新的句子篇篇可见：“诩样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好像脸上的皮被人撕去了一层，新脸上，油光光的，每一个毛孔都冒着笑。”（《交换》）“万回克快道上的车，像吸铁石中串连着的钉子，一根衔接一根，停顿时比移动时多。”“有的大裙飞着小小的圆囤，好像一个人对于平凡的生活模子的挣扎，要掐出那个圈子，但还是离不开那个圆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总之，跳动在於梨华作品中的真挚情感，细腻笔触和洞察事物的锐敏目光实在令人赞叹不已。 她跳出了台湾和海外有些女作家囿于生活，多描写身边琐事的小圈子，关心着一代人的命运。她那坦荡的胸襟，热爱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和对事业的责任感，不断攀登的壮志雄心，使她在艺术上永不满足。我不禁想起了威廉·福克纳的一句名言：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永不满足他过去所写的东西，永不认为他已尽了全力，永远在梦想着达到更高的境界……” 於梨华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就在于她敏锐、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心理，成功地塑造了牟天磊这个艺术形象。《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在台湾征信新闻报人间版连载三月后，即被台湾和香港的评论家认为是一部感人最深，给读者影响最大的作品，牟天磊成了读者本身的写照。多年来，於梨华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在她年近七旬之际，又创作了一部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在离去与道别之间》，又一次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是北美版的《围城》。 於梨华很有风度，很有神采，她说自己“善怒善喜，活泼好动，爱好网球、游泳、滑雪……”见过她的人说她“即使好好的走着，好像也使人觉得她是在跑跑跳跳。她讲起话来，往往一泻千里似的，语调又急又快，手势也多。笑起来又好像毫无保留，没有一丝忧愁。”她是个能干的主妇，会买东西，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爱孩子，爱丈夫，爱自己的工作。她以教书为职业，自1968年后，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讲授英译中现代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概论、书法、中国现代文学选读、中国报章杂志选读、中文会话、中文作文等课。1977到1978年，还曾担任该校中文研究部门主任。之后她曾去印度讲学。她是个尽职的好教师，但最爱的还是写作。“书桌对于她就好像饭桌对于一个饥饿的人一样，有无尽吸引力。”她说：“一天不写作，就觉得生活失去了平衡，一切都不对了。”“我认为使人想写真是一股巨大的神力，它可以掩盖过一切写作路途上的寂寞，写作技巧上的困难，而给这个写作的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 她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爱国主义者。1975年，在阴霾满天，暂短的云开日出的季节，离别祖国大陆20多年的於梨华第一次踏上梦魂萦绕的故土。祖国已不是她记忆中的形象——牟天磊在金门眺望厦门时想到的童年时家乡的情景：战前小镇里的宁静得单调的没有柏油的大街，街边的杂货店，杂货店的柜台上排着的玻璃瓶，瓶里的橄揽、冰糖、生姜糖，粘在一起的牛皮糖，站在柜台后的掌柜，一个瓜皮帽上的一粒红绒球，一根旱烟管，一副黄黑的牙，一双混浊的眼睛，望着店外面静得完全睡着了的午后的太阳。 这也正是家乡留在於梨华脑海里的底片。在祖国逗留了一个月，她忙忙飞回美国，巡回在耶鲁、麻省理工、芝加哥、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热情演讲自己回国的见闻，并很快写出人物报道、短篇小说集《新中国的女性》（1977年，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介绍解放后各行各业同胞姐妹的形象。 这次祖国之行，对她的心理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当她再度把1974年初起稿的《傅家的儿女们》这部长篇小说接下去的时候，却感到“笔重如山”。她说：“在我想写及我能写的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能写的几乎有的不忠于目前的自己，而我想写的又会不忠于原来的读者。”她克服了接不上的困难，循着原来的构思把这部小说写完了。“但她对人物的内心，对人物的走向和分化发展却有更深刻得多的剖示。”在鞭挞那最丑恶的同时，针锋相对提出了一系列新人。“这些新人不再像於梨华过去刻画过的形象那样不是不甘于同流合污便是自暴自弃，这些新人尖锐地发出‘固定的职业后面，发了财以后是甚么呢？’的疑问，最后肯定，‘一个人除了要做些主观上有意义的事情之外，更应该做些客观上有价值的事’。”可以看出，她的写作又跨入了一个新时代。 她又飞回来了，观光、学习、探求。常言说，儿不嫌母丑。看到困难中的祖国的某些病态，她悉心尽情，通过《人民日报》她曾向祖国的青年朋友，意味深长地讲述了自己的留美经历。她写出了报告文学集《谁在西双版纳》（1978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介绍少数民族在解放后的实况和政府对兄弟民族的政策。短篇小说集《三人行》（1980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则描述了四个现代化在国内外所引发的问题。不但回到大陆，在美国她也同样抓紧一切时机了解、关心祖国，和访美的祖国亲人和文学家频繁接触。她“虽然住在美国，实在关心中国。” 过去，她的笔写的是中国事和情，现在，她不满足了。她渴望与祖国人民一道，为美好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写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中，她热诚地说：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不能像我许多朋友那样，回去讲他们的科学，做出比较急需而直接的贡献。这是我很遗憾的。但后来想到，如果能向国内读者报道一下美国生活实况，也是目前国家需要的。读者有什么关于美国或西方的问题，可以写信给我。我以后可以按照他们最想知道的一些事作回答。我不能回答的，我可以请教这里的朋友。於梨华热爱伟大的祖国，祖国母亲已向所有海外游子张开热情的怀抱。“没有根的一代”的苦恼是结束的时候了。 “第四支古老遥远的《苏武牧羊》使他尖锐的忆起他小时，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一面哼‘……北海边，雪地又冰天……梦想旧家山……’，他坐在一边，一面听，一面做功课的情景。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里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在崇美风气盛行的台湾，很多青年人把留美当做生活的追求和前途的寄托，千方百计，远涉重洋，背井离乡，踏足美国。这些留美的中国学生群，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苦恼：学习的艰苦搏斗和学成后无所归依的怅惘寂寞。中国大陆的政权改变了，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祖国，即使自己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了名利之外，别无所得。因此，他们往往怀着强烈的“思乡病”，觉得个人在异乡就像浮萍一样，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於梨华，把这类乡愁病者称作“没有根的一代”。她即以描写这“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蜚声文坛。 “文化大革命”之后，渡过解冻的太平洋，“没有根的一代”中，寻“根”的光明使者翩翩而至。於梨华，这位根在祖国的远方飞鸿，也曾多次来归。她那用积蕴的怀乡情丝编织成的精美作品，日渐为我们所熟悉、叹服。 於梨华与同根生，同肤发，并传统的我们是同胞姐妹，和我们这样近；天苍苍，海茫茫，生活在地球两面，却又如此遥远。但从其大致的经历和主要作品，便可看出她的为人。 作品《梦回青河》《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一个天使的沉沦》蜚声两岸三地及海内外，近作《彼岸》在中国国内出版，依旧探讨在中国崛起的新时代中海外华人移民的文化性格与文化寻根主题。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誉之为“罕见的精致的文体家”，余光中评价说“在下笔之际常带一股豪气，和一种身在海外心存故国的充沛的民族感”。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曾引领海外华文文坛的一代“留学生文学”风潮，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於梨华执教纽约州立大学30多年，启动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国际化合作办学项目，广泛了解中西文化，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探索海外华人文化寻根的理想与中西文化融通的途径。於梨华今年已84岁，回首跌宕起伏喜忧参半的人生，她可以无憾。写作，对于於梨华来说，是证明自身价值的信心源泉，是超越繁杂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精神乐园，是生命故事、往昔回忆和生命感悟的文字代言。其实还远远不止这些。——《中外名流》第9期访谈·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