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错误翻译 历史的进程

  “误译”不但会影响历史进程,也会反过来重新润饰乃至扭曲历史本相。

马戛尔尼使华寻求平等通商,被无名翻译们译作“进贡”

近日有新闻曰:“中国高铁出口‘洋相’:刮雨器译成抹布丢订单”,可见翻译出纰漏,多么要命。其实,错误的翻译,不单能令公司丢订单,也能改变历史进程。试举几例:

1793年,英国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访华,寻求通商并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使团启程之前,先通过东印度公司董事长Francis Baring,致信两广总督,将访华一事提前告知。据英方档案,信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本来准备着英国住广州的臣民推派代表前往北京奉申祝敬,但据说该代表等未能如期派出,陛下感到十分遗憾。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①

英方这封信,有英文和拉丁文两个版本,全都送到了署两广总督郭世勋手里。郭接信后,一番折腾,译成中文呈递给乾隆皇帝时,其中的英文版,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哺毗嘧吨嘶噶哂嗳喻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举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②

拉丁文版,则被译成了这个样子:

“我国王兼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广贸易,素沐皇恩,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晋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吗嘎尔呢前来,带有贵重贡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慕顺之心……”③

“遗憾”变成了“惶恐不安”;平等的通商建交请求,变成了对“天朝上国”的“进贡”……马戛尔尼勋爵跨越重洋的外交使命,尚未启程,就已被不知名的翻译们彻底摧毁。

  清末,京师同文馆内学习外语的师生

严复夹带私货,将赫胥黎著作的原意,彻底倒转

知名的大翻译家们,同样也在用误译坑害历史进程。近代思想大家严复,首倡“信、达、雅”翻译三原则,却不能以身作则。其最著名的作品《天演论》,译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只做到了“雅”,地道的中国文言,满足了晚清知识界的口味,使该书得以广泛流传,影响了数代人的思想。至于“信”、“达”,《天演论》实乃典型的反面教材。不仅不“信”、不“达”,简直是彻底的“误译”。④

赫胥黎原著的本意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只适用于“生物界”,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界”没有道德标准,而人类有着相亲相爱、互助互敬的本性,其发展模式,必然不同于“生物界”。达尔文本人的观点,与赫胥黎完全一致。但严复却在《天演论》里公然宣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二铁律。

这样与原著旨意截然相反的“误译”,可谓触目惊心。严复这么做,不是翻译水准不够,而是存心所为。严氏在英国留学期间,深受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洗脑。斯宾塞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物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但生性懒散且久染鸦片瘾的严复,不愿意翻译斯宾塞的著作,嫌其著作太厚重,翻译出来“至少亦须十年”,转而选择去翻译赫胥黎内容精简的小册子《进化论与伦理学》,同时扭曲原著旨意,大量掺入自己的私货。

自《天演论》出炉,“社会达尔文主义”迅速俘虏并统治整个中国知识界垂20年。直到1920年,已经搞了半辈子革命的孙中山,才幡然醒悟,摆脱严氏《天演论》的洗脑,重归赫胥黎原著的真意,在《建国方略》中反省道:“(人类)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但《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所撕裂出的伤口与歧途,已无从扭转。⑤

《天演论》之外,类似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误译”尚有许多。譬如,《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著名的口号——“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1888年英文版,经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注)——显然,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各国的劳动者,联合起来!”而非耳熟能详的那句:“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虽然恩格斯在188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个注释,认为“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护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⑥但在中文情境里,“无产者”不单单包括依靠正经劳动谋生的“工人阶级”,也包括“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城乡游民。

“误译”不但会影响历史进程,也会反过来重新润饰乃至扭曲历史本相。譬如,苏俄在1918-1921年间,曾实施一项粮食政策,名曰“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развёрстка”,中国的大、中学历史教科书,普遍将其翻译为“余粮收集制”,顾名思义,给读者的印象是,苏俄当日,征收的是农民吃、用以外的“余粮”,是一项比较“温和”的政策。而实际上,该政策应该被译作“摊派征粮制”,在实际征收的,并不是农民的“余粮”,而是“保命粮”,所以,在该政策实施期间,农民曾“报以无数的反抗乃至起义暴动”。这种误译,是有意或是无意,尚无人考证。⑦至于今人将“Chiang Kai-shek”(蒋中正)译作“常凯申”,则仅是等而下之、不学无术的笑谈罢了。

  严复和他翻译的《天演论》。该书打着洋人赫胥黎的名头,实际上其内容旨意完全与赫胥黎相反
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错误翻译 历史的进程

注释:

①(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P38。②③《译出(口英)咭唎国字样原禀》,故宫博物院:《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P3-4。收录于《掌故从编》第1辑,1930。④纪坡民:《“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到严复的〈天演论〉》。⑤谌旭彬:《社会达尔文主义扭曲中国转型之路》,转型中国第19期。⑥俞可平:《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P185-197。⑦赵旭黎:《“余粮收集制”是一个错误译名》,北京日报2014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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