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董霞飞
斯诺和“王牧师”的友谊
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红色区域的西方新闻记者。1936年6月至 10月，他冒着风险，历尽艰辛，在陕甘宁苏区进行了实地采访，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情况，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闻名全球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就是他历史性采访的忠实记录。我父亲生前曾对我们子女讲过，斯诺是怎样在宋庆龄的安排和地下党的护送下，从西安进入延安的。书中提到的“王牧师”，就是我的父亲，当年，他也是秘密护送斯诺的参加者之一。
1936年初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向宋庆龄提出了访问陕北苏区的愿望，斯诺的要求立即被转达到党中央，党中央迅速作出了回答：同意斯诺去陕北。这一年的夏天，蒋介石调集重兵于陇海线中段，准备再次对陕北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因此，潼关内外的气氛很是紧张，西安城里，特务们也在严加防范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将外国人送到苏区去那是非常困难的。
宋庆龄和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后，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我父亲。时光流逝，几十年过去了。1960年斯诺来中国，父亲虽然没有见着他，但是后来听到从北京传来的信息说，斯诺还惦记着“王牧师”呢。每当我父亲讲到这点，总是发出会心的微笑。他是多么想老友重逢，畅叙旧情啊。1970年，斯诺再次来中国，那时父亲已在病中，还常常翻阅报纸，注视着斯诺的行踪。当他得知斯诺来到上海，更是高兴万分。斯诺也再次提出要见35年前帮他进入苏区的“王牧师”，然而那时的“王牧师”——我父亲已重病缠身，两位老朋友终究未能再见，成为两人终身的遗憾。1970年12月，父亲离开人间，结束了他传奇式的一生。他脚踏实地、机智勇敢、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事业办实事的许多动人事迹，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从牧师到共产党员
1891年正月初五，我父亲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东门棣华桥董家。他的祖父董守之当过前清的县太爷。他的祖母沈氏给他取名董选青。董健吾这个名是后来取的。他的祖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她的影响下，董家一门先后都入了教。他从小就在教会学校念书，先是在青浦县圣公会小学上学，后来又进入苏州桃坞中学，19t5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理科毕业。他在大学时，学习成绩优良，爱好体育，擅长足球，是校队的主力队员。当时，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非常赏识他，一心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一再劝他去神学院进修。父亲在大学毕业后便又念了二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随后，卜舫济又安排他去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工作。1924年我父亲回到上海后，就留在卜舫济身边当助手。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反帝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上海各界纷纷罢工、罢课、罢市，以示抗议。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也投入了这一反帝爱国运动，却遭到了学校的反对。爱国师生选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学校进行斗争，父亲当时也是代表之一。为了向惨案受难者致哀，代表们坚持要求降下美国国旗，升起中国国旗。而卜舫济就是不答应。父亲见状，义愤填膺，当即把美国的星条旗降了下来。卜舫济万万没有想到领头参加斗争的竟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董健吾。我听父亲说过五卅惨案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圣约翰大学那场斗争过后，我父亲便辞去了大学内的职务，转到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圣彼得堂担任牧师。
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我父亲请假回到了故乡青浦，担任县初级中学的校长，并兼国民党青浦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青浦县的半年时间里，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有一次县长顾莞生找我父亲商谈缉拿县里的高尔松、高尔柏、姚湘涛、黄麟书、徐造初、孔如霖、蒋秉钧等共产党员。我父亲以分别逮捕，恐“打草惊蛇”，有漏网之可能为由，提议由顾与董联名在县署摆“鸿门宴”，于5月27日邀请他们来署参加，以便“一网打尽”。请帖发出后，父亲马上派张东翼(时为第二科科长)去秘密通知他们不要赴宴。到宴请那天父亲又和戴克宽(时为第一科科长)与顾莞生周旋，结果这几位共产党员一个也没有到。原来，他们得到消息后就立即转移了。顾莞生的抓人计划落了空，开始对我父亲怀疑，但又抓不到证据。不久，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撤去我父亲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我父亲感到国民党已对他产生怀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赶紧辞去校长职务，返回上海圣彼得堂，继续当他的牧师。
我父亲虽身处教堂内，却时时关注教堂外的形势。有一天，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浦化人突然来到圣彼得堂，约他到“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中去布道。浦化人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正以牧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父亲便欣然答允，请了一年长假，随同浦化人一起，到驻扎在郑州的冯玉祥部队里。当时，在冯玉祥的部队里有不少共产党员，担任该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
我父亲在冯玉祥部队担任工人管理处处长时，主要负责陇海铁路工人的管理工作。他平素十分随和，没有架子，与工人很接近，关系非常融洽。铁路工人举行反帝反蒋的罢工时，我父亲也很支持，替工人说公道话，帮助工人解决—些切身问题，因此得到工人群众的爱戴。父亲的一举一动引起了蒋介石派在部队里的那些特务的注意，被列入了清党的黑名单内。冯玉祥对我父亲很有好感，不忍见我父亲遭受暗算。他得知特务要下手，就约我父亲到他家吃饭。席间谈笑风生，冯玉祥对我父亲说：“你是个'怪牧师’。”言下之意，他了解我父亲的思想倾向。接着他就透露了特务要抓我父亲的消息，要我父亲火速离开。
1928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我父亲却义无反顾地在河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就是刘伯坚和浦化人。
跟随陈赓严惩叛徒
1928年11月，我父亲又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圣彼得堂任牧师，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还有负责军委工作的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位领导同志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内开碰头会时，遭敌人逮捕，于8月30日被敌人杀害。经过调查得知出卖彭湃等人的，正是中央军委的秘书白鑫。由于他的身份，中央军委开会，他都参加。四位领导同志就是在他家里开会被捕的。本来那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要参加会议，只是因临时有事未来，才免遭厄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敌人为了掩入耳目，当场把白鑫也一起押走。
彭湃、杨殷等四位同志的遇难，激起了党内同志对叛徒白鑫的无比憎恨。白鑫这个叛徒，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他掌握着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要机密，出卖彭湃、杨殷等领导干部后，还要对党中央进行更大、更严重的破坏。中央决定要严厉制裁白鑫。负责这一行动的就是陈赓。
这时，地下党通过内线已经了解到，白鑫在出卖彭湃后，就一直住在霞飞路和合坊4弄 43号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为了逃避党对他的惩罚，他恳求主子批准。准备逃到意大利避风。范已给他买好了船票，开船时间是11月11日傍晚。
陈赓掌握了情况后，就首先给我父亲布置两项任务：一是提出行动方案；二是核实狙击战果。我父亲随即到和合坊及其附近地段，把周围地形、进退路线、行动方位和隐蔽点观察得一清二楚，还测算出附近嵩山路巡捕房巡警出动到现场所需要的最短时间。等把有关情况摸清后，我父亲制了一张地形图，交给陈赓。
11月11日下午，我父亲来到了行动地区。陈赓率领“红队”的七位同志到和合坊里面埋伏起来。傍晚时分，白鑫终于露面了，他由范争波、范争洛兄弟等人陪同从屋里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上车，“红队”的同志就冲上去对准他们开枪射击，当场击毙白鑫、范争洛，打伤了范争波，便迅速撤离现场。
不一会儿，我父亲随着看热闹的人群涌进了和合坊，这时巡捕已经赶到，立即布岗，时无法走近现场看个仔细。当天晚上，我父亲又到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内线家中打听消息，确证白鑫和范争洛已被击毙，特务头子范争波被打伤。随即他就向陈赓作了汇报。这是一次轰动整个上海的革命行动，狠狠打击了叛徒和敌人的嚣张气焰。
创建大同幼稚园
1930年2月，党组织交给我父亲一个任务：办一个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当时筹建幼稚园有三个资金来源：一是党组织拨给的经费，二是我父亲向教友们募集的捐款，但只能筹得一半经费；我父亲就把他祖母分给他的三四十亩田产卖掉，换得500块大洋，这是第三个资金来源。祖母对此很不高兴，责备他是败家子，我父亲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租了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同年3月，大同幼稚园建立起来了。该园的取名寓意世界大同，向往共产主义的意思。为了掩护政治背景，父亲托人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写了“大同幼稚园”一张横幅，制成匾额，悬挂在幼稚园大门口。
我父亲兼任园长。在幼稚园的工作人员中，有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李求实的妻子陈凤仙、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嫂子陶锡琪，负责行政事务的有谭筱影、姚亚夫等人，还有—今蔡医生。幼稚园收养的小孩，除了部分是教友的子女外，大多数是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丕、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杨殷的儿子等。1931年春节前后，毛泽民亲自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也送到了这个幼稚园。园内的十几名工作人员个个兢兢业业，非常爱护这些革命后代。
后来，有一次毛泽民来了，发现幼稚园场地过小，孩子们终年呆在屋内不利于健康成长，而且更严重的是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万一风吹草动，会造成严重后果。我父亲又求人帮忙，将幼稚园搬迁到法租界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楼房，那里阳光充足，环境幽静，而且宽敞，又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保育员经常带孩子们到公园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做游戏。1931年4月，全园的儿童和保育员在法国公园的草坪上合拍了一张照片。我母亲把这张照片珍藏下来，成为一件宝贵的历史资料。
1931年4月，我父亲奉命到汉口出差。约在同年的5月底或6月初的一个夜晚，毛岸龙突发高烧腹泻1由保育主任陈凤仙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就诊，经医生诊断为噤口痢，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孩子小，抵抗力很差，经抢救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姚亚夫买棺入殁，处理丧事。
大同幼稚园是中共早期创建的一只红色摇篮，它抚育过不少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些娃娃后来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人民作出了贡献，有的英勇牺牲(如毛岸英烈士)。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保护和培育革命后代作出过贡献的人们。
抚养毛泽东的孩子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大同幼稚园也开始受到敌人的注意和监视。1932年3月，幼稚园的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均未能打听到她的下落，便把这个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为了革命后代的安全，党组织断然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并作了妥善的安排。园中的孩子有家的，由家长领回，无家可归的就另想办法。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交哉父亲抚养。
当时，我父亲在霞飞路(现淮海路)普安里附近开了一家古玩店名叫松柏斋，实际上也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我父母住在三楼前房，岸英、岸青住二楼亭子间，合睡一张大木床，我和外祖母、我的奶娘住三楼亭子间。
我父母很喜欢岸英兄弟。我的奶娘告诉我，当时岸英兄弟和叶天锡一日三餐都同我父母在一张桌上吃。那时候，我外祖母管买菜烧饭，岸英、岸青换下的衣服则由我母亲洗。我母亲还教岸英兄弟识字写字。岸英、岸青称我母亲为“郑小姐”，他们白天就在三楼前房我父母的屋里玩，特别爱听我母亲讲故事。故事大都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里的片段，一般都是在午饭后讲。在家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母亲靠在床杆边上讲，岸英、岸青、叶天锡，还有我奶娘抱着我围在圆桌边上听，他们兄弟俩还时常把白毛狮子狗“阿连”抱来放在桌上凑热闹。
在松柏斋时，由于怕出问题，我父母不让岸英、岸青出楼。岸英比较懂事，从不独自外出，爱好围棋，在家常与我父亲、叶天锡、我父亲的朋友下棋。岸青就好动，有时单独溜出后门去玩。记得有一天岸青把蒲扇绑在竹竿上，跑到街上去扑蜻蜓。在1932年9月左右，我父亲给岸英、岸青每人买了一套灰色的麻呢学生装，一顶灰色的鸭舌帽，一双高帮的球鞋，把他兄弟俩送到凤阳路修德里我父亲的元配夫人黄慧光家生活。当时转移主要是考虑到松柏斋距离法国巡捕房比较近，不太安全。我父母经常外出工作，无法专门照管岸英兄弟。黄慧光只管家务，而且她的四个孩子年纪比较大，其中董载元、董惠芬、董惠芳还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工作。我二姐董惠芳担任我父亲与宋庆龄之间的小交通员。岸青住在那里可以得到黄慧光的专门照看，她的几个孩子也可以协助照顾和掩护。
岸英兄弟在黄慧光家大约住了四个年头。那时，全家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一有动静，就得外出避风头。黄慧光家多次迁移住地。从凤阳路修德里搬到成都北路3号，再搬到牯岭路斯盛里10号。有一次因情况紧急，连家具杂物都顾不上拿走。拿点替换的衣服就撤离了。
当时，全家精神压力很重，而经济生活又每况愈下。开始两年，我父亲当牧师有工资，党每月补贴给岸英兄弟每人10元生活费。以后，我父亲辞去牧师职务，专搞党的工作，生活就只靠党的那点津贴。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地下组织屡遭破坏，党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困难，不得不减发家庭生活费，并停止给两个孩子的生活补贴。为了维持一家生活，黄慧光和我姐姐董惠芬、董惠芳一面替人家洗衣被，一面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挣点微薄的收入。岸英、岸青也帮助扎纸花，以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家里的生活更困难了，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又患伤寒，家里只好靠典当来维持生计，给孩子治病。
传递国共合作信件
1935年，中华民族的危机已空前严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伸向平津，妄图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同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久民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要求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中共的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在继续调集重兵…“围剿”红军的同时，又派出几路人马开始试探同中共进行接触。其中一路是宋子文。宋子文首先想到胞姐宋庆龄，请宋庆龄设法与中共联系，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传递出去。宋庆龄就把这个架起国共第二次合作桥梁的信使任务交给了我父亲。
1936年1月，我父亲应邀到上海莫里哀路(现香山路)宋庆龄府上，宋庆龄拿出—封加盖火漆印的信，对我父亲说：“这封信非常重要，你要马上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去，当面把信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信的内容，宋庆龄只字未提，但她一再提醒说，这件事办成了益国非浅。我父亲从宋庆龄严肃的神情中感受到这封信的重要性。宋庆龄同我父亲反复研究了几条不同的送信路线，最后决定，借道西安，直驱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我父亲告辞时，宋庆龄又关照说：“你还要有个合法的身份，要绝对保证安全。为此，我给你谋了个财政部专员的头衔，这样好一些。万不得已，可直接见张学良。”
第二天，我父亲又到宋庆龄家里，取了一张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专员的委任状。我父亲回到家里，就把那封密信缝进贴身棉背心。第三天他就动身北上。
到了西安，我父亲借宿于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西安禁烟督办钟可托家中。那时正值1月中旬，天气寒冷，大雪纷飞，。交通受阻。转眼间，一个多月过去了，送信任务还未完成，父亲看着天气仍未见转机，心里十分焦急，心想再拖延下去，会误了大事，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父亲本来不想惊动张学良将军，但他想，时至今日，与其消极等待，倒不如大胆一试，求助于张学良，或许还有办法，就决定请钟可托引见张学良。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描述过我父亲与张学良将军见面的情况。书上说：“据王牧师告诉我，就是在这当儿，也就是1936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访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红区去的。’张学良吃了一惊，跳起来瞪着眼睛说：'什么?你敢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么?’王牧师详细作了解释。他说他同共产党有联系，知道许多张学良应该知道的情况。他谈了很久，谈到他们(指红军)政策的改变，谈到中国需要团结抗日，谈到红军为了使南京抗日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因为这一政策，红军认识到他们单方面是不能实现的。他建议，由他来安排一次会见，请张学良和某些共产党领导人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张学良开始时很惊异，后来却留心听了这一些话。”
这次戏剧性会见的结果，对我父亲来说，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张学良不但愿意把私人飞机借给我父亲使用，而且还请我父亲代表他表达愿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思。后来，张学良在他所著的《我的回忆》一书中也谈到了这次会面，认为这是中共最成功的策略之一。
飞机降落在由张学良部队控制的肤施(不久改称延安)，这里距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还有200华里，由东北军骑兵护送我父亲一行，足足用了六天的时间，克服了风雪交加、道路泥泞等困难，我父亲和同行的张子华同志抵达了瓦窑堡。
到达瓦窑堡，他们受到了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同志的迎接，并被告知红军已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石楼军次，周恩来在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第二天，父亲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会见了秦邦宪，我父亲当面交了密函，要求立即转呈毛泽东。另外，我父亲还详细汇报了上海、西安方面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将军抗日的愿望。秦邦宪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人。
本来毛泽东、张闻天曾打算要秦邦宪、周恩来等与我父亲和张子华到前方商议此事，后因我父亲急于回上海复命，毛、张便与彭德怀联名给秦邦宪转给我父亲一封电报，并转告南京。其电文是：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我父亲的化名)：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 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四号十二时
我父亲抵达瓦窑堡后的第十天上午，秦邦宪派人通知我父亲到他那里去。秦说毛泽东、周恩来的复信已送来，要我父亲送给宋庆龄，并转致两位领导人对她的敬意。林伯渠拿出由江西铸造、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三枚及苏区纸币一套，随函送交宋庆龄。
3月上旬，我父亲带着中共中央的密件，在骑兵的护送下，由原路返回肤施，然后再乘张学良的飞机飞返西安。张学良设家宴为我父亲洗尘，我父亲也向张学良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同志对张的谢意和问候。第二天一早，我父亲就乘车南下。到达上海的当天，父亲便去宋庆龄府上复命；当宋庆龄收到中共中央的密件和边区政府赠送的礼物时，非常高兴，特意留我父亲吃饭，热烈祝贺我父亲胜利归来。随后，又很快地将复信转交宋子文。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又致信宋子文：“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再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宋庆龄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走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宋庆龄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特殊功勋，而我父亲在她的指导下完成了双方之间秘密信使的任务。
帮助斯诺去陕北苏区
就在我父亲完成信使任务回沪复命的第二天，宋庆龄又要求我父亲帮助安排斯诺等去陕北苏区。由于当时斯诺不在沪，父亲与斯诺又不相识，宋庆龄便与我父亲一同商量了接头的方法、时间和地点。宋庆龄取出一张名片，写上两句英语诗，又盖上骑缝章，便一剪为二，一半交斯诺，另一半给我父亲，见面时，以拼对为证。父亲还要求密电中共中央，请苏区派人来西安，并与共产党派在张学良部队中的内线力量联系，请他们予以帮助。
父亲离开上海来到西安，便以“王牧师”的身份住进了西京招待所。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穿着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平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据父亲的回忆，他同斯诺相处，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却一见如故，相互之间谈得很坦率，很诚挚，很投机，很融洽。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王牧师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他成了一个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
后来，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刘鼎(当时在西安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很快就来找父亲。父亲向他们作了汇报，并在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认为斯诺坐飞机走容易暴露目标，不如坐汽车安全，并且时不宜迟，决定两天内出发。计划确定后，邓发要我父亲陪他与斯诺会面。父亲从张学良处借了一辆悬挂着窗帘的汽车。第二天早晨，父亲陪着邓发，与斯诺一起，乘这辆车到城外汉朝古城遗址面谈。同行的还有一位穿东北军军官制服的年轻人。
在谈话中，邓发代表中共中央对斯诺此次不辞辛苦前往苏区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并把商量好的行动办法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斯诺表示，只要能早日上道，不怕路上艰苦，请不必担心。
随即，在第三天清早，父亲陪同斯诺驱车到郊区，然后在那里改乘事先准备好的东北军军车直去苏区。当时斯诺带的行装很简单，仅小皮箱一只，毛毯一条。他在调乘军车时’，感情有点激动，紧握父亲的手，依依不舍，表示由衷的谢意，并互祝“好运”而别。父亲伫立在车后扬起的黄土尘中，与斯诺互相挥手示意，久久不忍离去。
送岸英岸青去苏联
1936年三四月间，我父亲去西安会见斯诺。在逗留期间，张学良多次邀我父亲去他府上做客。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
张学良夫妇十分喜爱收藏古玩，有一次，我父亲见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连饭也吃不下。父亲心中暗想，若有机会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谢张学良将军借用专机和盛情款待。不久，我父亲便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位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色质细腻、人物各异、栩栩如生、十分精致，确属明代珍品。我父亲与这位朋友促膝长谈，终于感动了他，将这套瓷器低价买下送给了赵四小姐。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一定要赠以重金，但我父亲坚持分文不收。
后来，我父亲要回上海，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我父亲对他有何要求。我父亲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作出贡献，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张还是不。肯罢休，一定要我父亲说出他私人有啥要求。这下我父亲才弄清真意，原来仍是为答谢赠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辞，张学良还是执意不允。正在这时，父亲突然想起寄养在自己家里的岸英、岸青生活那么苦，又不能上学，长此下去总不好。父亲便说：“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张学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应允。
当时，我父亲对此并不存奢望。不料回上海不到两个月，张学良也到了上海。张给我父亲打电话说：他这次来上海除有公事外，还要了却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的诺言，约我父亲第二天上午去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父亲听罢甚感突然，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便马上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随即同意岸英、岸青、寿琪三个孩子赴苏。见面后，张学良说：“现在有我的部下李杜将军等人要经过法国进入苏联，而后绕道至中苏边界，准备组织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乘这个机会，我决定履行在西安时对你的诺言，让他们带你的三个孩子出国到苏联。”张学良又随手交给我父亲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并要我父亲立即与李杜联系，作好孩子出国的准备。随后，我父亲和同去的地下党负责人老李就登上张将军的汽车，由张驾车把他俩送到法国公园门口下车。时间大约在1936年5月间。
没过几天，我父亲同李杜接上了关系。岸英、岸青、寿琪很快就被转移到法租界宝建路 (今宝庆路)李杜将军的住所。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身份通过多种渠道办理了出国护照，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一艘豪华的法国邮船前往法国马赛，在那里乘火车到达巴黎。在巴黎等了半年，当时苏联对入境控制极严，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余均不准入境。于是其余人返回上海。
1950年，当岸青得知我二哥的下落时，便写来一封信：
寿琪兄：
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应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又知道你已经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土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的。与你在巴黎一别，我和岸英去苏联后，就进入国际教养院读书，后来岸英进大学，我中学末毕业。在苏联10多年生活过得还是好的，回国以后连中国字都不大会写，现在慢慢在学。岸英回国后就进入劳动大学。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要解放全中国，还要解放全人类，只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才会有个人的前途。我学马列著作学得不好，你在上海学习和工作的条件比较好，希望努办学点马列著作，提高阶级觉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写下这点与你共勉之。希望你常给来信。此祝近好!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
策动厉百川起义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潘汉年同志要我父亲独自活动，做些对抗日有益的工作。抗战爆发后，我父亲经友人介绍，参加陆殿栋组建的淞沪抗日游击队，负—责谍报工作，并向潘提供抗日情报。1938年游击队司令部遭日军破坏而解体，我父亲重回上海。日军在上海到处搜捕“周二胖子”(我父亲的外号)，因处境险恶，全家生汁难以维持，父亲就通过老朋友的关系，在南京汪伪中央警校谋得一个差使。1942年潘汉年突然打电话来约父亲见面。见面后父亲就问潘有什么任务，潘要我父亲继续留在伪中央警校，一有任务，会来联系。我父亲曾利用职务之便营救了一批新四军战士。后来日军发现这一情况，想加害我父亲，他早只身跑回上海。
1949年4月，我父亲经友人介绍，与民革何民魂先生相识。有一次何谈及想协助解放军和平解放苏州，我父亲听后就主动要求去苏州进行策反工作。
我父亲与冯玉祥将军认识，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是冯的旧部，而且是何民魂的学生。我父亲就凭这点关系，去策动说服厉百川起义投诚，经过反复的工作，与厉达成和平解放苏州的协议。结果厉百川两个旅按协议撤出苏州城，并按解放军命令继续退至上海，在上海闸北全部缴械，完成了策反任务。
上海解放后，我父亲失业在家，以后到一家小工厂当职员。1955年因潘汉年案受株连被上海公安局逮捕，后因查无实据，于1957年释放回家。1961年2月7日，父亲接到通知去锦江饭店，他忐忑不安地坐在会客厅里，不知等待的是什么。忽然，门打开了，陈赓快步上前与我父亲握手，两人紧紧拥抱。他是受党中央委托来探望我父亲的，说：“今天不是你我私人关系会面，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承担。你现在年事已高，不要再做推拿医生了，你的生活由我们给你安排吧。”陈赓这时笑着对身后的柯庆施说：“我们党过去有两个怪人，一个上山当过和尚，以后下了山，当了大名鼎鼎的将军；另一个(指我父亲)进教堂当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现在摇身一变改行做医生，这回才把他找到。”随后他又对我父亲说：“你这几年为什么不来找我，不与我通信?你不是知道我在国防部工作的吗?”我父亲说：“我不是不想找你，而是你官做大了，怕找你不理睬我，觉得高攀不上。”陈赓笑着说：“不应该，不应该，你太过虑了。”同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我父亲为参事室参事。
董健吾的儿子凭什么状告刘思齐？
当时的那个险恶情况，谁都不容易；
开慧被枪决以后，余下的岸英三兄弟如由其外家收养，原本是最好的，但因为杨家担心岸英他们被仇家斩草除根，因此慌忙把他们送往上海，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大同幼稚园本就是组织给烈士遗孤开办的避难所；但可惜终于露出了破绽，结果被迫关闭。岸英三个随即被董牧师接入家中抚养，但董牧师并不清楚他们是谁的子弟。
董牧师如果没有失业，自然还能够勉强支应兄弟三人的生活；但失去职业没有了固定收入后，再供养那么多孩子的确有些困难。于是把他们转到前妻那里抚养也是权宜之计。
当时的上海，因为国民党特务机构有效地工作，中共组织已基本被摧毁；在那样艰难的境况下，大家都很难，许多人被捕，不少人牺牲，余下的也往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在这样滴情况下，岸英他们吃点苦也是难免的，似乎犯不着因此就对收养他们多日的董牧师一家怀恨抱怨。
在当时的那个岁月，任何人都必须随时面对艰苦与牺牲，即使孩子也不例外。
为了筹集活动经费，曾志不是连自己的孩子都让组织给卖了吗。
天天在流血，人人在牺牲，能够活下来就已不易；实在不必太怨天尤人了。我相信身处困境的董牧师已经尽了力了。
我敢断言，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大可能比他做的更好。
即使换了刘思齐的母亲，也未必就能在全不知岸英兄弟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把他们收养那么久？
2002年1月19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毛岸英的过程中，却遭受到当年负责抚养毛岸英兄弟的上海特科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孙子董闯，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状告刘思齐的内幕却鲜为人知。
在人们的印象中，特科干的都是打入敌营、获取情报、营救战友、消灭叛徒等惊心动魄的大事，岂不知，他们也干提着脑袋保护孩子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初期，周恩来让陈赓通过董健吾设立的上海大同幼稚园，就是个典型例子。而其中，毛岸英三兄弟则最为引人关注。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年中共上海特科的董健吾负责筹办的大同幼稚园，收养毛岸英三兄弟的董健吾的儿孙，却将毛岸英的遗孀刘思齐告上了法庭。
事情要回放到2002年1月19日，刘思齐受邀到武汉理工大学演讲，她在演讲中称，毛岸英和毛岸青“像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孙子董闯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刘思齐的演讲“其中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有些言论污蔑诋毁了董龙飞之父董健吾，损害了董家人名誉，使其精神受到了损害”。要求刘思齐停止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言论，登报赔礼道歉。
董健吾的最后日子
最近，毛岸青同志去世了，在关于纪念他的众多文章中，都提到一个特殊的人物董健吾。董健吾何许人也?说起来他可真是一个神秘而特殊的人物，中共党史上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子女写了一本《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生平。但是对他逝世前后的最后日子的情况，书和众多文章都语焉不详。近来我们综合了诸多相关资料，撰此短文，以供关心他的人们参考。
董健吾1891年出生在上海青浦一个基督教世家。前清时，外国牧师到青浦传教，就借居董家。他的曾祖母很早就加入基督教，家人受其影响，也先后人教，到董健吾已是第四代教徒了。董健吾少年时代便考入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且入了教。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受“五四运动”影响，他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倾向进步。“五卅惨案”期间，他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这样，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被开除学籍。离校后，他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
1928年，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1930年底，他创办了名义上是基督教“互济会”出面，而实际是由宋庆龄资助和他卖田产筹款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该园专门收养中共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由他收养照顾的，以后又由他通过张学良送到苏联。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也是通过董健吾联络、护送才得以成行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就是他。
解放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上海肃清潜伏敌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后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被“取保候审”。
直到1960年，斯诺访华时见到毛泽东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再次调查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同意见面。可惜斯诺等不及，错失了见面的机会。不过这使董健吾处境出现转机。
年底，毛主席、周总理要陈赓到上海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当时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1961年陈赓会见了董健吾，并把董的情况向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介绍，董的境况才有所改善。1962年6月，经柯庆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参事室参事。
“文革”开始，董健吾在参事室参加运动。说来有趣，他与另一个参事蒋铁如被推举为所谓的“^造**”组织的头头。本来这在当时是人们最流行的“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行动”，可是董的此举却被^造**派称为“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在随后开展的“一镇三反”运动中，在所谓的“揭盖子”的斗争中，对他采取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之所以“背靠背揭发批判”而没有揪出来批斗，是因为“董在历史上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干过革命也干过反革命”，所以采取“对其罪行严肃批判，对其本人基本保护”的政策。当然，更深一层原因不便透露和说明，他毕竟救护过毛泽东的儿子，尽管也有人诬蔑他对毛的儿子曾施以拳打脚踢和饿饭。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开过刀。3月19日，他又因为胃出血住进第一人民医院。据有关部门的报告，他“经近二十天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神志有时不清”，可是当时只是“在不动手术条件下，采取治疗措施”。而且还认为他“行将就木，如此对待，亦属宽大了”。
7月，“经肿瘤医院诊断为胃癌后，曾在第一人民医院、东方红医院住院治疗”。到了12月4日，董健吾的病情加剧，据当时有关报告说，他“又入东方红医院抢救，据该院医生讲，董全身静脉已起变化，注射器刺不进血管，只得将董的大隐静脉切开进行输血(已输血600CC)。但该院忽于本月16日(此有误，疑为6日)动员董回家，现经联系又送进东方红医院。董是胃癌后期，只能以药物苟延残喘”。
在当时医院为什么不抢救董健吾，反而要动员他“回家”，后来又送回医院?原来1970年10月，“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多次请求来华被批准，他在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期间，又想起了当年的老朋友董健吾，提出要会见他。毛主席的客人有要求，当然不能怠慢，董健吾病重却被“动员回家”，这在斯诺面前太难堪，所以赶紧又把他“送进东方红医院”。遗憾的是，没等斯诺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在病榻前，董健吾坚定地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1970年12月12日，一个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上，并且作出卓越的历史性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就这样黯然谢世了。
这里顺便补充一些董健吾去世后情况。当时的报告说：“鉴于他也曾经做过些好事，对其死后的丧葬后事……仍应有所照顾。”怎么照顾呢?本来参事故世后，根据国务院规定，按照机关工作人员待遇。但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对死亡的参事，只准实报实销火葬费。这些参事都属'养’的对象，他们死活固然不应享受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但只准报销火葬费的办法也不完全妥当”，尤其像董健吾这样的人物，所以对他特别开恩，“除准予报销火葬费外。还应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给以适当照顾。董健吾虽有子女多人，但非现在老婆所生，为照顾董死后其老婆的生活，拟给予董的后事处理费500元”。
历史是公正的。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证明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使董获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9年上海市委统战部举行董健吾追悼会和骨灰安放仪式，中央领导李维汉、上海市委有关部门领导韩仰山、张甦平以及赵朴初先生都送了花圈表示哀悼和纪念。董健吾也算享受哀荣了。
“奇人”董健吾的三件奇事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在一次与友人的交谈中诙谐地提到,我们“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和尚”就是指传奇将军许世友,“牧师”则是指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许世友将军早已家喻户晓,但知道董健吾的人却不多。
董健吾(1891～1970),上海青浦县人,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少年时代即入基督教。1914年董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大学毕业后他曾先后到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中学任校长。1924年董回圣约翰大学供职,受五四运动影响,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倾向进步。五卅惨案期间,董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这样,董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被开除。离校后,他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后在冯玉祥处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8年,在刘伯坚、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他在上海参加了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底,董在上海创办专门收养中共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的“大同幼稚园”。解放初期,董健吾为上海肃清潜伏敌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杨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后在周总理的关心下被释放。1962年6月,董健吾被安排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文革”开始后,董健吾遭到各种不公正的“审查”和批判。1970年12月病逝于上海。1978年9月,李维汉亲自为董健吾的革命经历作证,使其冤情得以平反,名誉得以恢复。
董健吾以牧师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为党办了许多事情,其中最著名的、最具传奇色彩的是三件奇事。
送密信沟通国共两党高层联系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给蒋介石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此间,蒋虽依然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但是,他在一面继续“围剿”红军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迫于压力,不得不考虑调整国民党的政策。于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对苏交涉” 的具体做法是蒋介石派陈立夫坐船到苏联,商谈对日军事同盟事宜,结果无功而返。如何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呢?蒋介石认为,第一步就是要尽快跟共产党建立联系。
国共两党自1927年后已经中断联系近10年之久,两党两军红白相隔,形同水火,要想建立联系谈何容易。1936年1月,蒋指派的中国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潘汉年在莫斯科会面,邓文仪还会见了王明,双方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没有达成共识。王建议邓回国去与中共中央直接会谈。与此同时,蒋介石指令陈立夫和曾养甫等在国内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渠道。陈、曾二人与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周小舟取得了联系。周小舟去南京与陈立夫会晤并交换了国共建立联系的意见,但国民党高层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1936年1月,宋子文、陈立夫通过“国母”宋庆龄找到了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作为秘密信使去陕北苏区转达国民党最高当局希望与中共建立和改善关系的信息,这样通过董建吾这位“红色牧师”,国民党高层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被打通了。
蒋介石是通过非常曲折的方式才找到董健吾作为国共的信使的。首先通过“国舅”宋子文的关系,然后,通过宋子文去求“国母”宋庆龄。宋子文与大姐宋庆龄虽政见不同,但姐弟俩的个人感情还是相当不错的。宋子文知道大姐与共产党有联系,所以就去找她,表达国民党蒋介石有意与中共建立联系并希望改善两党关系,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抗日御侮的想法,请求大姐帮忙。听了宋子文的这个想法,宋庆龄心想: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呀。于是,她十分爽快地应允了弟弟的请求,答应找人去送信。宋庆龄经过一番思考,很快想到了一个人——董健吾。
宋庆龄平时深居简出,亲自出面活动的情况不多,很多公开活动都是通过其他的社会人士出面帮她做的,这些社会人士当中就有以牧师身份公开活动其实乃中共地下党员的董健吾。董健吾有个女儿,宋庆龄叫她小罗茜,小罗茜当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到宋庆龄家去玩,实际上是宋庆龄和董健吾之间的信使。于是,宋庆龄就叫小罗茜把她爸爸叫到自己家里来。董健吾问宋夫人有什么事情,她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去办,宋子文有一封信想送到陕北去。”她接下来与董健吾谈了事情的起因和信的重要性。董健吾何其聪明和灵活,马上坚定地回答说:“可以啊,我可以做这事。”董答应了以后,宋子文就亲自出面了,他邀请董与他单独会谈,宋、董二人本来就是大学同学,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怎么交往,现在一见面很快就无话不谈了。宋对董谈了这封信的重要性,希望他把信交给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宋子文还补充解释了大姐为什么想到要他作为信使去陕北的原因。宋说:“老同学,大姐认为你以一个牧师的身份去办这个事是最合适的,大家都知道作为牧师的你是比较超脱的,你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你在为上帝办事情,尤其是你与我大姐有过比较多的交往,大姐觉得你是比较进步的……”董健吾说:“老同学放心,即使没有你的提醒,'国母’交给我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办好的,更何况这关系到民族大义和国家前途,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拒绝的!”
接受了送信的任务后,董健吾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专心去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36年1月,董健吾首先坐火车到西安,找到他的一位关系很好的当时在西北国民政府里担任禁烟负责人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董就住在他家里。住下来以后,董健吾思考着如何去陕北苏区。董健吾的“使命”是非常秘密的,真实的情况既不能让张学良知道,也不能让杨虎城知道,更不能让特务知道。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雪,把山路都封了,如果这时坐汽车去的话,可能完不成任务了,因为,宋庆龄要求他一个月内一定要把信送到。面对这样的情况,董健吾非常着急,他就找那位朋友商量,朋友就跟他说:“你不妨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直接跟少帅(张学良)讲。可能是有希望的,他是一个汉子,只要是对付日本人的事情,张学良可能会答应的,虽然有点冒险,但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于是,董健吾就请他朋友介绍,到张公馆去见了张学良。董健吾跟张学良说:“副总司令,我有一件事情想请您帮忙。”张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可以直说啊。”“我要向您借一架飞机,从西安飞到肤施(现在的延安)。”张大吃一惊道:“你去那里干什么啊?”董说:“我有一封信要送给共产党。”张以为是别人来试探他,就正色说:“那不是私通红军吗?就凭这件事,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董说:“少帅您不会的。”然后他就把这封信的来龙去脉,都跟张说了,尤其强调这件事是“国母”孙夫人所托,张学良对宋庆龄是非常敬佩的,他沉思了好一会儿,就答应了。最后,张学良直率地问道:“周(董健吾此行的化名是周继吾)先生是共产党员吧?” 董不无幽默地说:“我只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说罢两个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接下来,董健吾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直接飞到延安,再坐了六天的车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共方面早做好了积极的接待准备,而且规格颇高。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指挥战事恰巧不在瓦窑堡,接待他的是博古、林伯渠等。看了董带来的信以后,博、林等人感到事关重大。于是,博、林要求董在延安暂住几天等待回复。博、林等人立即将信送往在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了七八天终于拿到了毛泽东亲笔写的回信。得信后,董健吾返回到肤施,依然坐张学良的飞机回到西安,再回到上海复命,这件事情做得很漂亮,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此前,还从来没有人敢向张学良借他的私人飞机飞到苏区去,更何况董还是中共地下党员呢?
送斯诺去延安采访毛泽东
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的国际友人。斯诺在燕京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就听说:中国西北有一些人有一些战士,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斗。有的报道和传闻说他们(指共产党人)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有的人说他们和蔼可亲、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弄清楚真相,他就要亲自去看一看。当时,还没有一家国外媒体的记者进去过,因为进去是非常困难的,要冒风险的:当时红军是国军“围剿”的对象,要到达延安,就必须要穿越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线,加上路途遥远,山高坡陡,土匪横行,十分不安全,更何况对红军的真实面貌也是一无所知,如果真像传闻的那样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倒好,但是,如果是一伙“青面獠牙”的,那可就危险了。
正当斯诺为去延安之事一筹莫展而苦恼时,他北平的朋友告诉他:“我劝你最好不要去西北采访,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一定要找孙夫人帮忙。”于是,斯诺马上去上海找到了宋庆龄。斯诺请她帮忙设法联系红军。宋庆龄心想:你来得真巧,我刚刚派了董健吾把一封信送到那边去了,还挺顺利的,这事能办,我也同样可以叫董健吾来帮他。宋庆龄立即向斯诺推荐了董健吾。为什么选择董呢?前文已经写明,董健吾曾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的身份充当密使去过延安,向毛泽东传递过蒋介石方面的密信,对延安的情况比较熟悉,当时他还持有孔祥熙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1936年1月的一天晚上,董健吾去宋的住处见宋庆龄,宋微笑着对董说:“最近陕北传来一信,苏区缺医少药,希望能派一位医术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时有一名西方记者想去延安,真实地报道苏区的情况,冲破新闻封锁,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问:“两位人选是否物色好?”宋说:“人选已经确定,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现在上海,斯诺现在北平,前些天他专程来上海,要求去陕北访问,并请求我帮忙。但是去陕北的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希望你能护送他们一趟,因你曾去过陕北,情况熟悉,与张学良成了好朋友,少帅也许可以帮你,你看如何?”董健吾说:“孙夫人托付的事,我一定照办。”宋庆龄把联络的暗语和物证告诉了他,又送给他200元钱作路费。
宋庆龄在与董健吾见面的第二天再一次约见了斯诺。宋庆龄对斯诺说:“记者先生去延安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四月份,你到西安的一个宾馆里等王牧师(董健吾此次去西安的化名),他会协助你们去苏区。”。宋庆龄为了安全起见,也是为了保密,还特别拿了一张名片出来,在上面写了一行英文字,再把名片一分为二,对斯诺说:“你拿一半,我把另外一半名片交给送你去的人,你跟着他一定能平安到达苏区,完成你采访的心愿。”斯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名片,并马上着手动身前往西北。斯诺和马海德两个人先于董到达了西安的西京招待所。董健吾比斯诺、马海德二人晚到西安几天。董到西安后,立刻前往西京招待所(实为中共联络站)。见面后,董用流利的英语向两位问好,并自我介绍:“我姓王,是孙夫人的朋友。”董健吾说着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原来这句话就是他们的联络暗语。“您就是王牧师?”斯诺和马海德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来。董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接头信物:半张名片,斯诺忙取出另半张,拼到了一起,接上了关系。
第二天,董健吾去见张学良,把他这次来西安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告诉了他。张爽快地表示:“既是毛泽东先生请来的客人,又是孙夫人托办的事,我一定帮忙。”董向张提出要求:“孙夫人的意见,如上次那样,最好让两位外国朋友坐您的座机去苏区,这样比较安全。”张说:“我新换了一位美国驾驶员,如果送两个美国人去苏区之后不再回来他可能会说出去,很难保守秘密。”张建议,先与西安中共地下党联系,通知中共派人来接,由他提供军车,并出具通行证,护送两人去苏区。董表示同意。董立刻找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商量,决定坐东北军的军车直接到延安。就这样,在董的护送下,斯诺、马海德通过重重封锁线,离开西安,辗转到达延安。这次陕北之行后,“王牧师”的名字也随着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流传海内外了。
送毛岸英兄弟去苏联学习
1930年底,董健吾在上海创办了名义上是基督教“互济会”管理而实际上靠宋庆龄资助和他本人卖田产筹款维持的“大同幼稚园”,该园接受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专门收养中共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该幼稚园曾收养过蔡和森的儿子,李求实的孩子,澎湃的孩子,杨殷的孩子,还有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这些革命者的后代只是暂时被收养保护在这里,一段时间后,有的孩子被亲戚领去了,有的孩子则送到另外的地下党员那儿收养保护起来,当然,就当时的情形来说最安全的就是将这些孩子送到“红色首都”莫斯科去。毛泽东忙于中国革命,一直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杨开慧牺牲以后,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就更没人照看了,一段时间他们流落上海街头,受尽磨难,幸得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的收养,情况才有所好转。董为此担了很大的责任和风险,他东藏西藏,东搬家西搬家,后来董把岸英兄弟三人送到前妻的家里,才算比较安全。但是,董健吾还是觉得不妥:岸英、岸青(岸龙后来不幸夭折)长期寄养,生活清苦,又不能上学,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而且他们作为毛泽东的儿子在上海还有很大的危险。董健吾老在想,如能将岸英兄弟送往苏联,那无疑将是最理想的,因此,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想办法将岸英兄弟俩送到苏联去。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逗留数日,并多次邀请他到府上做客。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十分喜爱的明代花瓶,赵四小姐玩赏时不慎打碎了一个,他们很心疼。董将此事记在心里,此后不久,董健吾发现他西安的一位朋友珍藏着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乃明代珍品。董健吾与这位朋友做了一番恳谈,他的朋友终于愿意以成本价将这套彩瓷卖给他。董健吾买下后立马叫人给张学良送去。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一定要赠董健吾以重金,董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要回上海,便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问董有何要求,董说:“阁下如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出贡献,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张还是一再追问董有何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董馈赠古玩给他一事心感不安,总觉得欠董一个人情。董见张如此诚意,也就不再推辞,便提出要求:“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张将军照顾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他日学成归国,也好为国效劳,我将万分感激。”张学良稍作思索便微笑着答应了。
回上海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早晨。董健吾突然接到张学良的一个电话,张告知自己已到上海,强调这次来沪是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的,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去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原来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望老朋友李杜(东北军重要将领),并想办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想请李杜顺便把董建吾所说的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接到张的电话后,立即向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研究后迅速决定:同意岸英、岸青、寿琪(董健吾次子)三个孩子赴苏;派刘仲华(中共与董的单线联系人)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的那家法国酒吧。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四人坐定后,张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等人要绕道法国去苏联一趟,打算把撤退到苏联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并带回国内抗日,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的安排,董和刘表示同意。张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董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不久,董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转移到法租界李杜将军家中。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去苏联考察。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他们到马赛后,换乘火车来到法国首都巴黎。随后又过了数月,岸英、岸青才辗转来到莫斯科。随即岸英、岸青兄弟进入位于莫斯科郊区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昵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关注到董健吾,后来由于斯诺的提醒(斯诺曾两次向毛提出要见'王牧师’),毛泽东才了解董健吾其人其事。1960年,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奇。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1970年1O月，北京最美丽的金秋季节，西山丹枫如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他从中国的南方走到北方，受到国宾般的礼遇。抚今思昔，这位美国老人又一次谈到了那位第一个将他引入中国“红区”的“神秘的王牧师”，并向有关方面提出要见一见当年的王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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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这位“王牧师”已静静地躺在上海瑞金医院(当时称东方红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当曾经在他身上炽烈地燃烧过的生命之火要熄灭时，他不晓得有一位美国人在如此强烈地思念着他。也许护送斯诺进“红区”，在他传奇般的生涯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
“王牧师”的真实姓名叫董健吾
1891年正月初五，董健吾出生在青浦东门棣华堍董家。祖父董守志曾在好几个地方当过县太爷，颇有几分学识。祖母沈氏是一位基督教徒，娘家靠经营沙船业发了大财，在上海滩上很有名气，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创始人沈叔蔡先生便是她的弟弟。沈氏给新出世的孙儿取名董守青，董健吾是后来自己改的名字。董健吾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读书，18岁考进了著名的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常设家宴款待中国同行和中国学生，董健吾也是他家的座上客。董健吾非常活跃，学的是理科，对文学和哲学也感兴趣，恰如他自取的名字，身体魁梧，好体育，还是学校足球队的主要得分手。卜舫济非常赏识这位学生，一心想将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在卜舫济的一再劝说下，董健吾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而后卜舫济又安排他去扬州、西安等地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里转了个圈，回到上海便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当了自己的助手……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反帝风暴席卷上海，连平时很少关心政治的教会学校学生也闹罢课了。卜舫济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下令学校提前放假，想将学生统统撵出学校；另一方面又动手撤了师生布置的悼念五卅死难烈士的灵堂，还将中国国旗扯了下来。
卜舫济的这一举动引起广大师生的愤慨，他们降下学校里悬挂的美国国旗，撕成了碎片，并全体签名“永不回校”，领头的竟是深受卜舫济信赖的董健吾。不久董健吾便离开了圣约翰大学，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圣彼德堂担任了牧师。
圣彼德堂是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造的一座有名的大教堂，董健吾担任主持牧师。他精通教义，能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布道时声音洪亮，很受教友们的敬爱。
时势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处在剧烈的大动荡之中，董健吾身在教堂，心却沉寂不下来，他常常拿出地图，揣度北伐军进军的路线。一天，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浦化人来到圣彼德堂，约他一块儿去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部队里布道。浦化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正以宗教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董健吾一听非常高兴，便同浦化人一道去郑州到了冯玉祥部队里。冯玉祥指定董健吾担任自己的秘书，以后又让他当了秘书处主任，同时还要他教授自己的夫人和孩子学习英语。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时期，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颇多，担任冯玉祥部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了革命，7月宁汉合流，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冯玉祥采取了“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的办法，将共产党员“送”出他的部队。董健吾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被列入“礼送”之列，限期“出境”。董健吾非常懊恼，他一面在旅馆里收拾行李，一面对浦化人讲：“人家都把我当作共产党，可不晓得共产党还不要我呢!”
浦化人认真地望了他一眼，淡淡一笑：“老兄，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说笑话!难道你还想加入共产党?”
董健吾回答：“我是认真的，只要共产党要我，我愿意加入，我早就想过了，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
第二天傍晚，浦化人又匆匆跑到董健吾的房内，一进门就拖董健吾去逛大街。他们在大街上兜了好几个圈，突然看到刘伯坚正笑眯眯地站在他们面前。此时的刘伯坚已经化了装马上就要离开郑州，就在这一条大马路上，就在中国革命处在非常艰难的时刻，董健吾由刘伯坚和浦化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赓亲自出面，董牧师加入了中央特科
1928年11月，董健吾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圣彼德堂担任牧师。党中央派在互济会工作的王弼和他接上了关系。按照原来的计划，中央想让董健吾在互济会里工作，但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看中了他的牧师身份，便亲自出面说服董健吾加入了中央特科。
董健吾参加了特科，主要搞情报工作。圣彼德堂也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据点。在圣彼德堂工作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派来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儿开过会。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秘密工作、以后在淮海战役中率部队起义的“佩剑将军”张克侠到上海找地下党，也是在圣彼德堂通过董健吾与李求实接上关系的。党内一些机密文件和刊物，就存放在董健吾布道时使用的圣坛的木板底下……
1929年11月初的一个傍晚，陈赓来到了圣彼德堂的密室，他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一张报纸，递给了董健吾：“你看??”
这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日报》，上面刊登着周恩来化名冠生写的文章《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董健吾看着看着，脸色严峻起来……
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邢士珍、颜昌颐等同志是1929年8月28日清晨被捕的，彭杨颜邢四同志在龙华壮烈牺牲，事后查明，出卖人正是军委秘书白鑫。
董健吾看完报纸，用笔在白鑫的名字下划了个圈，问：“你今天来，是不是和这个人有关?”
陈赓断然说：“是的，白鑫出卖了彭湃以后一直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的家里，现在范争波已替他买好去意大利的船票，时间就定在11月11日……”
“那我的任务……”
“范争波住在霞飞路(现淮海路)和合坊4弄43号，你的任务是将和合坊周围的地形，进退路线都摸清楚。”
当时董健吾在霞飞路普安里附近开了一家松柏斋古玩店，离和合坊不过两站路的距离。第二天早晨，董健吾特意雇了一辆汽车从嵩山路巡捕房开到和合坊，然后跳下汽车在附近兜了大半天，把一切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回到家里细细画了一张图交给了陈赓。
11月11日傍晚，董健吾西装革履来到了霞飞路和合坊门口。不一会儿，陈赓率领红队的六位同志也陆陆续续走进了弄堂。6点不到，范争波的汽车开进了弄堂，他的保镖韩云秀又从车行里雇了一辆车，两辆车一前一后停在了43号门口。时钟敲过了6点，韩云秀先走了出来，他站在汽车旁朝四处张望了一下，便打开了车门。白鑫出现了，紧随其后的是范争波、范争洛两兄弟。白鑫弯下腰刚要钻进汽车，陈赓等人一拥而上，只听到乒乒乓乓一阵枪响，白鑫、范争波等人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便一个个倒下了……
不一会儿，陈赓等人从和合坊另一个出口跑到了蒲石路(现长乐路)，跳上了早就停在浦石路重庆路口的汽车，扬长而去，等他们走后四五分钟，嵩山路巡捕房的汽车才呼啸而来。董健吾随着看热闹的人涌进了和合坊，倒在血泊中的人已经被抬走了，董健吾打听了一下，搁在心口的一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白鑫已经被打死，范争波受了重伤。这个国民党的大特务害怕遭到共产党的再一次打击，吓得连医院都没敢去，一直在黄金荣的家里躲了好长一段日子。
董牧师开办幼稚院，收养革命烈士遗孤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子女
1930年2月，陈赓和王弼一同来到圣彼德堂，交给董健吾一个任务，让他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办一个幼稚院，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那时党的经费拮据，董健吾一面在教友中募捐，一面回到青浦老家，将祖母分给他的几十亩田产全部卖了，换得500多块大洋，租了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又通过关系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了匾额，终于在1930年3月办起了大同幼稚院。
幼稚院收养的小孩，除了部分教友的子女，大多数是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的子女，其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拜(化名小丕)、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力(小名八哥子)李竞(小名鸽子)、杨殷的儿子等。1931年春节前后，毛泽民亲自将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从湖南板仓送到了大同幼稚院。那一年，岸英9岁、岸青7岁、岸龙4岁。他们的身份，都是绝对保密的。
毛泽民由董健吾陪着在幼稚院附近转了个圈，发现有两个问题：一是幼稚院场地小，孩子们终年呆在屋内不利于健康发育，更严重的是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万一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董健吾听了他的意见，又托人走了关系，想尽办法，将幼稚院迁到陶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这儿环境幽雅，又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占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阳光充足，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了许多。
由于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破坏，大同幼稚院因为挂了于右任写的招牌，依然艰难地维持着。1932年3月，幼稚院的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董健吾通过各种关系查找，均未打听到她的下落。一天，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支持“共党”论处。随后，租界当局又派巡捕房的人来查问幼稚园的基金来源、职员们的履历和孩子的父母情况。幼稚园虽然有教会多义作掩护，但圣彼德堂已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加上董健吾长期在顾顺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开露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党组织断然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院，并将孩子们安全转移。毛岸英兄弟俩根据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新的安排，由董健吾带回自己家中抚养。
董健吾为了将革命领袖的孩子保护好，短短一二年的时间，他竟先后搬了三次家，有一次情况紧急连家具什物都顾不上，单拿了些细软带着孩子就撤走了，最后不得不将岸英和岸青隐蔽到自己的前妻黄慧英的家里。此刻，董健吾已经辞去了牧师职务，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异常困难。为此，他的几个女儿和岸英、岸青都学会了扎纸花，然后卖给烟杂店换几个小钱补贴家用，岸英和岸青湖南口音很重，为了安全不便外出念书，就由董健吾的几个孩子念了书回来教他们。他们情同手足共同生活达四年之久……
为宋庆龄送信到陕北，董牧师成为沟通国共两党联系的使者
1936年元旦，董健吾接到女儿捎来的口信，说是宋庆龄先生要他立刻到莫里哀路29号(现香山路7号)宋的私宅和她晤面。董健吾和宋子文是同学，和宋庆龄的关系也很好，他的女儿董慧芳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到宋庆龄家里去一次，宋庆龄亲切地把她称作“萝赛”。董健吾匆匆赶到宋庆龄的家中，宋庆龄已等在客厅里，见董健吾来到，便取出一封密封的信交给他要他到陕北瓦窑堡，把信当面交给毛泽东、周恩来。
1935年1O月，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迫于形势的压力，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又施展新的一手，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他非常秘密地派出几路人马，试图与共产党进行接触，其中一路便是宋子文。宋子文知道自己的二姐和共产党有接触，就把信交给了宋庆龄。宋庆龄考虑了很久，把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她和宋子文都熟悉的朋友董健吾。
董健吾从宋庆龄严肃的表情中看出来，这封信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便欣然领受了这个任务。他们反复研究了几条不同的送信路线，最后决定：假道西安，直驱红都。
两天后，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自己的丝棉背心里，挂着宋子文给他的中央财政部经济特派专员的头衔上路了。当时，西安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管辖的地区，董健吾一到西安，住在自己的老相识西安禁烟督办钟可托家里。时值隆冬，大雪纷飞，交通受阻，转眼一个月便过去了，董健吾度日如年，焦虑万分，最后决定面见张学良求得他的帮助，以便迅速进入红区。经过董健吾详细解释，张学良终于同意用自己的私人飞机送他去肤施(现延安市)。当时肤施还由张学良控制着，距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不过2OO里路，但是为了跨越白区和红军的这最后一道屏障，董健吾又用去了整整六天的时间。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见到了陕甘宁地区领导人秦邦宪(博古)、林伯渠，成为“四?一二”政变之后沟通国共双方之间联系的第一个使者。
董健吾到达陕北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正率领部队在前线作战。董健吾将宋庆龄交付的密信交给秦邦宪，顺便谈到了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正住在上海他的家里。当天晚上，信的内容和董健吾所说的一切均通过电台转告了正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十天以后，秦邦宪将一封由毛泽东、周恩来亲笔写的信递给董健吾，托他转交给宋庆龄，林伯渠又拿出三枚由江西铸造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中央苏区出的纸币递给董健吾，让他转送给宋庆龄。林伯渠凑上前来，小声告诉董健吾：“周副主席讲，现在戎马倥偬，毛主席的孩子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送到苏联去……”董健吾望了林伯渠一眼，将周副主席的嘱托默默地记在了心头。
董健吾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仍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从肤施回到西安，张学良一见哈哈大笑：“董先生，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董健吾回答：“那怎么会呢!”他详细地向张学良介绍了他的这一次瓦窑堡之行，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等红军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自己的公馆设家宴款待董健吾，他听说董健吾在上海经营过古玩生意时，便兴致勃勃地让赵四小姐拿出一些珍藏的古瓷让董健吾鉴赏。
张学良收藏了不少古玩，他和赵四小姐尤爱明瓷，谁想到董健吾恰恰对明瓷的鉴赏具有很高的造诣，他看着赵四小姐捧出来的瓷瓶瓷碗，一眼就辨出好些都是赝品。
张学良非常懊恼地说：他原来还藏有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青花器，杯盘壶瓶各一件，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来西安时赵四小姐拿出来给客人观赏，不小心失手摔坏了……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董健吾暗暗记住了。第二天他在西安找了一位与松柏斋有过生意上来往的古玩商，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问景德镇官窑烧制的二十四件套镀釉彩瓷，送给了赵四小姐。
赵四小姐一见这一套彩瓷，爱不释手。张学良大喜，定要以重金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决不收。张学良说：“董先生，那你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只要我张学良能够办到的……”
董健吾突然想起了周副主席的嘱咐，心想眼下不就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吗?于是便爽朗地一笑，斟字酌句地讲：“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美意，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两个是那边朋友的儿子……”他抬头望了张学良一眼，见他正听得非常认真，便接着说：“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那就请你帮忙送他们到苏联去……”
“行!”张学良一口答应了。
几天以后董健吾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这一年春天，张学良奉蒋介石之令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期间，他秘密来到上海，在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吧会见了董健吾，他是来兑现自己的诺言的。他把董健吾介绍给自己的部下、著名的爱国将领李杜，并帮助李杜办妥了手续，由李杜将军把这三个孩子带到法国，岸英和岸青历经磨难，终于在这一年年底抵达了苏联……
护送斯诺到陕北以后……
暮春的一个周末下午，宋庆龄又邀董健吾到莫里哀路，对他说：“我想请你再到西安去一次……”
董健吾笑问：“孙夫人，是不是又去送信?”
宋庆龄回答：“不是送信，是送人，送一个西方记者。”
1936年初，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上海会见了宋庆龄，他向宋庆龄提出了想去西北红色区域采访的请求。宋庆龄通过设在路易?艾黎家的电台和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共中央正需要一个有影响的西方记者来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区的情况，于是斯诺的请求立即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同意，宋庆龄想到董健吾刚和张学良建立起来的关系，便把护送斯诺去陕北的任务又交给了董健吾。董健吾与斯诺并不相识，为此宋庆龄已经作了细致的安排，她取出半张名片，交给董健吾。在这张名片上宋庆龄亲笔在上面摘录了一句惠特曼的英文诗，并盖上图章，然后用剪子一剪为二。临行前，宋庆龄再三叮嘱：最好还是能像上次那样借张学良的座机直飞肤施……
几天以后，一个高个子的中国牧师来到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他便是董健吾。他取过旅客登记簿，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心里不由得一阵狂喜：原来斯诺已经在这家招待所里住了快两个星期了。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这样描写了他与董健吾的见面：“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它方式(对名片)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一行……”
宋庆龄曾告诉过斯诺，说那个王牧师会让他搭乘张学良的私人飞机去“红区”。然而这一次却不行了，董健吾笑着对斯诺讲：“替张学良开飞机的是美国人，如果将一个外国人丢在肤施不回来，那么这些飞行员很可能会说漏嘴的……”
第二天清晨，斯诺刚刚起床，董健吾便带着一个年轻的东北军军官闯进了斯诺的房问，他们拉着斯诺走出旅馆，跳上了门外停着的一辆汽车。车内还坐着一位脸上戴着墨镜身着中山装的人，汽车载着他们四人，风驰电掣般地开出城门，来到了未央宫的旁边。
董健吾招呼大伙走下汽车，他指着身着中山装的人刚要介绍，只见那个人已经摘下了墨镜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斯诺的胳膊，颇有点得意地讲：“难道你不认识我?我是邓发??”
这就是蒋介石曾经悬赏5万大洋买他脑袋的中共政治保卫局的负责人。接着董健吾又向斯诺介绍了那位东北军军官，他叫刘鼎，也是共产党员，当时担任中共驻张学良处的秘密联络员。就在未央宫遗址，他们四人详细讨论了斯诺进入“红区”的计划……
第二天早晨，一辆军用小汽车离开西京招待所悄然上路了。车上坐着董健吾和斯诺，车是董健吾向张学良借来的，通行证是刘鼎搞来的，车开出城外，一辆军用卡车已经等待在公路旁，他们将负责把斯诺送到“红区”洛川。
斯诺提着简单的行李跳下了汽车，他紧紧地拥抱着“王牧师”，在他的耳边悄声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1960年6月，经过25年的人间沧桑，斯诺先生又一次来到中国。1O月1日，毛泽东主席邀请斯诺先生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典礼，随后神采奕奕地和他长谈了9个多小时。在这次会面中，斯诺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说他想再见一见“王牧师”。
“王牧师?”面对老朋友提出的请求，这一回轮到毛泽东困惑了。
几天以后，周恩来总理向有关人士问及了“王牧师”，要求迅速查明“王牧师”的情况。经过很大一番周折，找到了浦化人，这才知道：王牧师就是董健吾。但此刻，董健吾又在哪里呢?
送别斯诺，董健吾回到上海，由于情况突变，董健吾单线联络的潘汉年去了香港，董健吾与地下党失去了联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党的关系，再也没有接上，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四处飘泊，历尽了磨难与冷遇……
1961年2月2日，正在上海以推拿行医谋生的董健吾，突然接到国防部办公厅的通知，让他晚上到锦江饭店对面的那幢小楼去一趟。当时，这幢白色的小楼是一个颇为神秘的地方，董健吾忐忑不安地走进小楼，不知道怎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他站在豪华的大客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个人。突然，门打开了，一位佩戴大将军衔的军人走了进来，董健吾眼睛顿觉一亮：哦，是陈赓!
他疾步上前，伸出双臂，紧紧拥抱了这位曾经出生入死同自己战斗在一起的战友，感慨万千地说：“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的委托来看望你的。唉，这么多年了……你上次到延安，我正随主席在前线打仗。解放了，你怎么不到国防部来找我?唉，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来承担责任……”说着，他转过脸去，对陪同接见的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讲：“我们党内过去有过两位怪人，一个上山当过和尚，以后下了山，现在是大名鼎鼎的将军；另一个就是他，先进教堂做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以后摇身一变，改行当医生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找到呵，现在他的事就托给你了!”董健吾应聘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1964年lO月，斯诺先生又一次来中国访问，有关方面曾打算安排斯诺在上海与“王牧师”会面。可是，当斯诺先生正在上海访问时，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立刻赶回北京，因为毛泽东要会见他。斯诺与“王牧师”又一次失之交臂。
1970年12月25日，当圣诞的钟声飘来的时候，董健吾悄然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永远带走了他的一切“神秘”。然而，像斯诺一样的老朋友们记住了他，历史记住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