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谁来续写中国的新人口论
近期,一则《怀孕7月孕妇遭当地计生办强制引产》的新闻成为网络热点,随着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剖析不断深入,计划生育——这一上升到基本国策高度的治国之策,再度引起争论。究竟我们该不该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施行到今日,是不是已经到了废止或做出改变的时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也许会有人想念那个执拗的人口学家,他叫马寅初。今天,是他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评论]
一生或毁或誉,均系“人口问题”
提起马寅初,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他那篇著名的《新人口论》,人口问题在马寅初的学者生涯中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他带来了政治上的落魄,也为他带来了多年后的荣耀。
事实上,马寅初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他在经济领域的“团团转”理论也遭到了长时间的批判和理论围攻,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错误”,“严重歪曲了计划经济内容”, 而作为经济研究延伸的“新人口论”则被上升到“政治立场反动”、“仇视人民群众”的高度,批判文章里对马寅初及其人口观点的政治定性——“反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字眼令人心惊。一个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时隔多年重新来回望那些岁月,你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复杂和政治的波诡。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大都向苏联看齐。而彼时斯大林极为反感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苏联1953年出版的《现代马尔萨斯学说是帝国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一书,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推演到极致,“人口无论怎样增殖,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 在此背景下,马克思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观则被视为革命、正统。
这一思想在全国贯彻的结果是,1953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普查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多,人口增长率高达千分之二十。而在此之前,邓颖超和邵力子就曾率先逆流发声,倡导避孕节育。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推行计划生育。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马寅初为此感到欣喜万状,“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时局的发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正当马寅初为高层领导的人口政策唱和时,作为政治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1958年北大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马寅初:“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当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最高领袖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阐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当时的国情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自然增长率激增。但同时因大跃进等运动的推行,浮夸风的盛行,人口的力量和作用被人为的无限夸大,客观上影响了领导人的判断。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多家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存有敌意,中苏之间也逐渐开始出现分歧,从客观的政治大环境来说,人口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筹码。也许正是基于此种考虑,使得最高领导人在人口问题上产生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也为马寅初被批判时康生那句著名的质问——“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埋下了伏笔。
附:《新人口论》是马寅初1955年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进行的人口调查和中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科学预见,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马寅初的人口观点曾一度受到批判,马寅初因此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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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问题上,拒绝认错,拒绝检讨
马寅初一生最为感激、最为信任也最为钦佩的政治人物,当属周恩来。1944年12月,正是经周恩来等人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强烈呼吁,62岁的马寅初才被解除幽禁,重获自由。文革期间,也正是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反动透顶”的马寅初最后并没有被划为“右派”。据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回忆:“文革”开始后,“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来到家中,留下了他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且明确告知,奉总理的指示,我爷爷要受到保护。”并且“可能也是因为总理的关系,爷爷的待遇一直保留。直到去世前,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秘书、炊事员、司机等等。”周总理去世时,马寅初刚做了直肠癌手术,大小便不易控制,家人担心出什么意外对总理告别仪式影响不好,劝其不要出席总理的告别仪式,但马寅初执意非去不可,“我爷爷非常坚决地说:‘要去!一定要去!死也得去!’”告别仪式当天,为了控制大小便,94岁的马寅初水米未进。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员都是绕着遗体走一圈,但当时基本需要靠轮椅才能行动的马寅初坚持要走两圈,总理在其心中的份量,由此可见。
但即便这样,在因人口政策问题与毛主席产生分歧后,马寅初面临被批判、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周恩来因担心其安危,曾劝说其认错,依旧被马寅初拒绝。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团团转理论”自1958年开始被批判,高压之下他提笔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政治话语全面辖制学术话语、大批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和独立批判的传统时,马寅初用自己对学术底线的坚守赢回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得的尊敬。持续两年多的大批判中,马寅初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检讨,“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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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事实证明,他提出的措施是必要的
科学规律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批判马寅初的同时,科学规律毫不留情地惩罚着愚昧。中国的人口年年月月分分秒秒地猛增着,给国计民生带来极大的 压力,而且难于短期克服。1974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审阅《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时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这句话,与十七年前马寅初 《新人口论》中的小标题完全一致。
“文革”期间,马寅初每天读报,关注时局的发展与变化,但极少发表评论。“四人帮”被打倒后,95岁的马寅初高兴地在孩子们的陪护下加入了长安街上欢庆胜利的游行队伍。此后,无论是邓小平、叶剑英还是陈云等老的领导人恢复工作,他都会特嘱家人代笔写去贺信。1979年夏,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陈云的亲自敦促下,为马寅初平反的工作正式启动。
对于迟到20年的肯定,马寅初欣然接受,委托儿子马本初代致答辞:“一样东西平反过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都是这样。这需要有宽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力 量。中国共产党能有这样大的气魄、这样大的力量,实事求是地为曾经批判错了的人平反,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 是大有希望的……”
1980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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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
蓦然回首,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已经整整55年了。这本是一篇注定要名留青史的文章,马寅初却因此而蒙尘20年,也为此赢得了超越时代的荣誉。55年后,当世人再次把目光投射到《新人口论》和马寅初身上时,我们不能不感慨历史的公平,这也许是对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安慰,也是对后世知识分子最好的启示——
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在自己的专业方面保持创造的活力,而且要承担社会责任,关怀民生,服务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说真话,做到以真理为依归,不患得患失,不斤斤计较,不把眼前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即使在横逆袭来之时,也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爱因斯坦、罗素他们的选择,也是鲁迅、马寅初和顾准他们的选择。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首先并非因为他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因为他担任过北大校长,而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那种浩然独立的人格力量。对知识分子而言,说真话并算不上是一个高调的要求,只是一条立身处世问学的底线而已。但不说真话一定是可耻的。一切荣耀归于说真话的人,以时间作证,那些由虚伪、贪婪、懦弱和犬儒编织起来的精美花环注定了只是泡沫,55年后马寅初再度受到的普遍尊敬只不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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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续写中国的新人口论?
计划生育政策,最终还是作为基本国策贯彻施行了,对马老而言,这也许是他在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开心的事。应该说,这项政策的制定初衷是好的,政策规划本身也是好的,但最后执行的结果,没那么美好。
其一,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尤其在政策施行初期,广大农村地区的计生委可谓人见人怕,为躲避计划生育而不得不远遁他乡的人不在少数,而计生办为了执行罚款,将超生群众家里抢掠一空的事例也不在少数。
其二,如果说政策执行初期的乱象只是工作方式上的问题,那么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计生部门逐渐沦为各地方政府的谋利部门,成为政府中个别官员的敛财工具,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给二十多年的计生算过一笔账:“1980年代的超生罚款是每人数百元、数千元,现在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考虑到以前的超生罚款标准比现在低,并且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能力缴纳罚款,还有一些超生家庭没有足额缴纳罚款,我作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从1980年到现在,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这些巨额财产哪去了?
其三,计生政策执行到今天,其利好已经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展现,其弊端也逐渐开始露出端倪。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耗殆尽,近两年被不断提起的养老危机并不是耸人听闻。截至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人总数已达到 1.78亿,占总人口比例达 13.3%,已远超国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长期的计划生育导致一个独生子女要养四个甚至更多老人的现实,已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而接连爆出的养老金亏空,更让人对退休以后的生活心生恐惧——这些又如何解决?
——谁来续写中国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其人其事
满腹经纶,终未能经世致用
幼年马寅初既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乡间盛传:“五马”齐全,一定是个非凡人物。马寅初的父亲以开酒坊为生,有心让他继承父业,想先让他学会酒店管帐、再承家业。因此,父亲只让马寅初读私塾,无意让他继续求学。马寅初不喜欢私塾的四书五经,向往城里的新学堂…[详细]
铮铮铁骨,总视权贵作草芥
1940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邀请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演讲。在此之前,孔祥熙派人先许其以财政次长之高官,又诱之以重利,均被马寅初严辞拒绝。在演讲中,他话语直刺蒋介石:“多少武人死于前方,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该说的话就应说出来,蒋委员长不许我讲话,要我去见他,他为什么不能来见我?我曾为他讲过课,学生就不能来看老师吗?他不敢来见我,是因为害怕我的主张。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人亲友,危害国家民族。”…[详细]
“文革”中特立独行
“文革”开始后,无知无畏的“红卫兵”们四处造反。马寅初身边的一位勤杂人员也戴起“红卫兵”袖章。一天,马老正坐在家里,这位勤杂人员突然双手叉腰对他吼道:告诉你,马寅初,我今天要造你的反!你这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现在正式警告你:过去你反对毛主席,大肆贩卖什么《新人口论》的黑货,早就罪该万死,现在你还过着地主、资本家的生活。你洗澡,要我给你烧锅炉,整天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臭架子还真不小…[详细]
与马寅初有关的那些记忆
那天下午,我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东城东总布胡同马老的家。岳母和申娟对我的到来都很高兴。岳母着急地问:“有没有被学生打过?”自“八·一八”领袖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的大中学校掀起了一股斗、打老师的浊 流,老师和校长被学生打死非个别现象,岳母和申娟姐担心我并非无因。饭前我向申娟姐提出要求:“我想见见小爷爷(后辈对马老的敬称,不以辈分而论),不知 是否可以?”申娟姐说:“好的,好的,我去和爹说一声。”过了片刻她回来告诉我:“爹欢迎你去。”于是,申娟姐和岳母陪我来到他的卧室[详细]
马寅初的长寿秘诀
马寅初1982年以100岁的高寿逝世。他一生饱经风霜、坎坎坷坷,竟如此健康长寿,有什么经验呢?第一,坚持锻炼。马寅初长期以来,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冰雪交加,从不放弃。他年轻时,喜爱的运动很多。年纪大了,减少了一些项目,但是总能持之以恒,从不懈怠。第二,交换洗冷热水澡。马寅初家里的浴室,专门装了冷热水管,每天交替淋浴,可使血管一张一弛、热胀冷缩,保持了弹性…[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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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可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郭沫若
建国后的知识分子中我最佩服的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马寅初。
——季羡林
很多人佩服我爷爷的硬骨头精神,把他想象成了钢铁战士,看过一些有关祖父的文章以及影视作品,大义凛然,言辞激昂,很正面很高大,很多细节是作者善意地夸大和演绎。
——马思泽
马校长这块硬骨头实在难啃,让他屈服,没门;逼他自杀,妄想!
——北大学生的回忆
马寅初先生一再强调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要捍卫学术的尊严。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的人口思想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不违背政治原则的时候,这种思考可以存在,一旦触及敏感领域,就会带来麻烦。
——人口学教授翟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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