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敦煌研究院馆藏珍品（二）
目录
馆藏珍品：《皇兴二年康那造幡发愿文》
馆藏珍品：《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郭方随葬衣物疏》
馆藏珍品：《唐代奴婢买卖市券副本》
馆藏珍品：西夏文《碎金》
馆藏珍品: 西夏文《诸密咒要语》
馆藏珍品：西夏文《持金牌讹二三等发愿诵读功效文》
馆藏珍品：西夏文、汉文对照《番汉合时掌中珠》
馆藏珍品：西夏文活字印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馆藏珍品：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
馆藏珍品：《重修皇庆寺记》碑
馆藏珍品：《皇兴二年康那造幡发愿文》
《皇兴二年（468）康那造幡发愿文》，馆藏号为D0713，发表号为敦研343号。白麻纸，卷长38.7、高26.8厘米。此卷文书字迹清晰，美观，稍有残缺，《甘肃藏敦煌文献》第2卷有详细的说明。原文共11行，行宽2cm，每行15至20字不等，总176字，失题。据“皇兴二年四月八日岁在戊申，清信士康那造五色幡卌尺，上十方诸佛，发精诚之愿”句，360pskdocImg_9_xyz 定名为《皇兴二年康那造幡发愿文》。现依原卷行数，全文横排录文如下（括号内为校补字）：
1、皇兴二年四月八日岁在戊申，清信士康那
2、造五色幡卌（九）尺，上十方诸佛，发精诚之愿：
3、夫至道虚凝，幽玄难究，灵觉久朁 (潛),真途
4、遂塞，使缘有形，轮转昏迷，耶见缚着，利
5、慾住而莫返，那恐沉溺，去真喻(愈)远，萇（长）夜翳障，
6、永不自息。慨在聋俗，道世交丧，仰惟妙门灵宗□
7、释微，无不感精专毕济。愿眷属所生，值遇诸
8、 □（佛），□（恒）闻经法，信解妙旨，朗悟道场，弃恶入善，
9、三宝为正，更无耶(邪)念，与七世父母，现在眷属，内外诸
10、亲，并无边众生，齐均信向，共成菩提，是那眷
11、 属之所至愿也
本件文书亦是目前敦煌遗书中有关药师信仰最早者，虽没有直接提到与《药师经》的关系，但四十九尺五色幡属于药师信仰内容，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灌顶经》卷12实为一部独立的《药师经》，详细介绍了续命幡灯法，风行于世。造幡之日是四月八日，为佛诞节，似乎当时的药师信仰藉助常见的佛教法会流传。
康那，仅见于本文书，无官职之署，当属普通民众。从名字看，康那或许为昭武九姓人。《南史》卷五康绚传记载：“康绚，字长明，华山兰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带诏河西，因留不去，其后遂氏焉。晋时陇右乱，迁于兰田。”这里道出了河西康氏的来源，康那从其姓名来看，应该是北魏时期来敦煌的粟特人。
粟特人的本土信仰以祆教为主，这点在敦煌粟特人中有非常清楚的表现，在敦煌文书中也有发现。就敦煌粟特人中的佛教信仰情况，近年来也取得很多成就。敦煌文书中敦研343号也是一件有有可能是北朝粟特人的佛教信仰资料。
写经、造幡与开窟造像一样，都是一种功德，因此造幡的发愿文与造窟发愿文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康那为自己及家人造绘有十方佛的五色幡，可以看出在皇兴二年时，粟特人康那已经成为一个佛教的信徒。也说明在五世纪中叶，有粟特人进入敦煌，并且适应当地的风俗，信仰佛教。
参考资料：
陈海涛：《敦煌粟特研究历史回顾》，《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
（文： 顾淑彦 图：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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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郭方随葬衣物疏》
《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619）郭方随葬衣物疏》是1989年1月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在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瘗窟B228窟进行考古发掘时，于该窟北壁东侧下部接近地面处发现的，编号为B228：1。出土时衣物疏呈卷状，从其上沾有尸体腐烂造成的污迹可知，该衣物疏原应在棺床上死者遗体附近。因B228窟曾遭盗扰，故衣物疏原所在位置已无从考辨。
《郭方随葬衣物疏》为本色麻纸，纸的纤维交织不匀，有的纤维类似麻线头，无规律地在纸上显现，纸中隐约可见横帘纹，有透光，厚薄不匀，纸质较硬，粗糙。保存基本完好，稍有残损。衣物疏宽42、高28厘米。衣物疏上有手写文字14行247字，每行字数不一，360pskdocImg_10_xyz 录文如下：
1、绵脚靡并低靴各一量，帛练五匹，偟帛练褌衫
2、各一具，布衫一领，帛丝布面衫一枚，缦 口一枚
3、帛练万匹，豆黄万石，丝絮万石，丝万斤，缦黄衿
4、推楽安三年歲至己卯二月庚子朔九日口口口口
5、口不幸，殃及寿惶戒，不能自申，造墓已成，今日口
6、敛（殓），但生處高堂，死帰蒿里，棺廓以訖，衣被口口
7、并赠千秋衣，万歲粮，一物已上錄在前件，明日大口
8、地下但有用度，莫疑莫難，償有詐欺之鬼，妄
9、生拘尋，詛破如訶梨樹枝，急急如律令。
10、戒師元達 懺師僧生 咒願師元達
11、敬白太山府君，五道大神，當路官属閻羅王，等，釋迦弟
12、子郭方，平生之日，行道精懃，奉脩五戒十善，供養三寶，
13、釐無犯。今以安楽三年二月十七日（遷）神過世 口(□,所)口(□,之)之处不
14、畄蟄（羁）連，必須面奉（圣）尊，遊神静立。
衣物疏是古人放置于墓葬中的随葬物品清单。墓中随葬物品清单的习俗，在华夏文明中由来已久。衣物疏是从遣策发展而来的，遣策是战国时期先秦古人在丧葬活动中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遣策仅是随葬物品的清单而已，而衣物疏不仅详细地罗列随葬物品，而且具有鲜明的宗教含义。这反映了在西汉前期，从战国以来单纯记录随葬品目录清单的遣策中，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希望通过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的官吏之间的行政手续移交，可以使死者在冥界过上与生前同样生活的观念。衣物疏实际上被当成一种冥界凭证，用以保障亡灵在冥界正当通行、居留和占有财物的权利。
《郭方随葬衣物疏》的撰写者相信人死后魂魄不死，只是从阳间到另一个世界——阴间去生活，“生处高堂，死归蒿里”。为了让死者在“地下但有用度”，随葬“千秋衣，万岁粮”。但又怕“诈欺之鬼，妄生拘碍”，于是提出，如果死者魂魄遇到诈欺之鬼的阻碍，诈欺之鬼必将受到“头碎如七分”的惩罚，并敬告阴曹地府的“当路官属”对死者魂魄在前往“死人里”的途中关照、放行，“不得留蛰（执）羁连”。由此可知，鬼神观念在民俗中普遍存在，而这种观念甚至在佛教信徒的丧葬习俗中也不例外。
在郭方随葬衣物疏疏文中出现了“太山府君”，“五道大神”这些道教神仙以及“急急如律令”道教符咒用语。也说明即便是佛教信徒，其丧葬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按照一般民众的丧葬习俗进行的。
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发掘前，一直未发现随葬衣物疏。就连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所出约6万件文献中，未见随葬衣物疏之类的文书，《郭方随葬衣物疏》的出土，为敦煌文献增加了新的类别。
隋末战乱，大业十三年（617）李轨在武威举兵，据有河西地区，自称凉王。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同年“十一月乙巳，凉王李轨即皇帝位，改元安乐”。次年（619）四月，李轨的大臣安修仁、唐使安兴贵兄弟联合灭大凉国，执李轨而归，唐诛杀李轨。620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威举兵反唐，武德五年（622）年，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归唐。己卯年为武德二年，由此文书得知李轨安乐年号从他自称凉王开始计算。
从凉王李轨在武威起事，后又即皇位，到他被俘后押解长安伏法，前后时间不过三年，故李轨纪年随葬衣物疏的发现，不仅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而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印证了史籍中有关李轨以及河西大凉国的记载可信；李轨政权的势力范围曾经到达敦煌地区，并对该地区实施了有效统治；填补了敦煌藏经洞所出数万卷经卷文书中安乐纪年的缺环。
敦煌文献中属于历法的文献有数十件。对这些文献，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敦煌地方具注历日的闰月与同一时期中原历的闰月很少相同，朔日也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两日的差别，若遇闰年，则差别更多”。敦煌所出37件历日中除3件是从他处传入外，其余34件历日则为敦煌本地编制并行用的“地方小历”，在这些“地方小历”中绝大多数敦煌历日的朔日干支，或比中原历日早一日，或早两日；或比中原历迟一日，或迟两日。由敦煌编制的“小历”最早出现于中唐时期《唐元和三年（808年）戊子岁历日》，并一直沿用到宋代。而《安乐三年郭方随葬衣物疏》上所记的朔日资料，属于“地方小历”的朔日资料。
敦煌莫高窟B228窟发现的《安乐三年郭方随葬衣物疏》，为敦煌历日研究增加了一件十分珍贵的新的实物资料。它的出现，表明早在隋末唐初，敦煌就曾经出现过本地自编的小历。而这种“地方小历”出现的原因，可能与隋末农民大起义后河西出现的割据政权有关。
参考文献：
樊锦诗、彭金章：《<河西大凉国安乐三年（619年）郭方随葬衣物疏>初探》，（台湾）《敦煌学》第25辑，2004年
（文 王海芸 图 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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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唐代奴婢买卖市券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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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藏《唐代奴婢买卖市券副本》，原为1件，后断裂为2，馆藏号为D0639、D0640，发表号为敦研298号、299号。前半段长14厘米，残高23厘米，存9行，第1行上下均残，余8行上部残；后半段长15厘米，残高19厘米，存6行，除第1行缺4字外，余完好。
录文如下：
1、……客王修智牒称：今将胡奴多宝载拾叁
2、……惠温，得大生绢贰拾壹疋。请给买人市券者，依
3、……囗安神庆等款保前件人奴是贱不虚。又胡奴多宝甘心囗
4、……修智，其价领足者。行客王修智出卖胡奴多宝与囗囗
5、……绢贰拾壹疋。勘责抉同，据保给券。仍请郡印囗囗
6、……罪。
7、绢主
8、郡印 奴主行客王修智，载陆拾壹。
9、 胡奴多宝，载壹拾叁。
（以上敦研298）
10 保囗囗囗囗百姓安神庆，载伍拾玖。
11、 保人行客张思禄，载肆拾捌。
12、 保人敦煌郡百姓左怀节，载伍拾柒。
13、 保人健儿王奉祥，载叁拾陆。
14、 保人健儿高千丈，载叁拾叁。
15、 市令秀昂给券 史。
（以上敦研299）
文书无纪年，从纸质，书体及文书本身透露的信息看，当是唐代之物。依据如下：
1、改年为载。文书中凡提及人的年龄，一律用“载”。“改年为载”，始于玄宗天宝三年（744），至肃宗至德二载，改载为年，为乾元元年（758），凡十四年。
健儿。文书中有“保人健儿……”两条，“健儿”是唐府兵制破坏以后戍卒的通称。又称长征健儿﹑长行健儿、兵防健儿。大致在玄宗开元二年(714)，镇防兵募已有“健儿”的称号。开元二十五年，下诏令天下诸军镇所需兵额一律于行人、客户中召募丁壮为长征健儿，允许携带家口，到军后，给以田地房屋。次年又下令遣返原有镇兵，停止各州差遣兵募出戍。长征健儿终身免除课役，装备、给养全由国家供应，因此又叫官健。长征健儿（官健）代替轮番镇防的府兵及兵募，与长从宿卫（骑）代替府兵轮番宿卫京师，是唐代兵制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内容。此文书不早于开元年间。
2、敦煌郡。文书中有“保人敦煌郡百姓……”一条。西汉初置武威、酒泉二郡，敦煌地区归酒泉郡，而后分析为张掖、武威、酒泉、敦煌郡；前凉时曾改敦煌为沙州；北魏置敦煌镇；隋置瓜州，大业中改为敦煌郡；唐武德二年置瓜州，武德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改为沙州；天宝元年（742），沙州改为敦煌郡；乾元元年（758），又改郡为州，敦煌郡仍为沙州。此文书当在742—758年之间。
根据上述几点，此件文书的年代，上限为唐天宝三年（744），下限在乾元元年（758）。
3、这件文书属于官方发给买卖双方的市券，是买卖成交以后，投验官府，官府给与印凭的“市券”，是买卖的最后一道法定手续。《唐律疏议》记载：“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即买卖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钱货两讫后必须前往官府立市券，违者将会受到严惩。
4、这件奴婢买卖文书。卖主为王修智，买主为惠温，被卖奴婢是胡奴多宝。保人敦煌郡百姓左怀节、安神庆；行客张思禄；健儿王奉祥、高千丈；官员市令秀昂。多宝的身价是大生绢贰拾壹匹。
5、文书开宗明义，是批复王修智卖奴的官文件，牒称“请给买人市券者。”王修智要将自己13岁的胡奴多宝卖与惠温，得生绢贰拾壹匹。有五人联名俱保，证明多宝“是贱不虚”，“据保给券，仍请郡印”。这份市券上，卖主、买主、被卖奴婢、保人的身份、年龄，一一俱全，这是契约文书必不可少的内容。官府对契约真实性进行最终核实，加盖“郡印”后，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市券。此文书无郡印，亦无私人画押，只在需要加盖郡印的地方注明“郡印”二字，因此，这一文书应是官署存档的“市券”副本，并非卖买双方所持的券契。
唐代法律明文规定，奴婢与畜产同类，买卖奴婢的检验，亦同验畜产之法。既为畜产，则不承接国家的任何课役，因此常有官僚地主掳掠人口，变良为贱。要保人担保“奴是贱不虚”，“五人共保一事”。政府对掠卖良人为奴的处罚有法律规定。官府对奴婢买卖之所以控制严格，与唐朝重视“脱户”、“漏户”一样，是为了控制服役、课税的人口。
多宝是奴不虚，而且是胡奴。文书中对多宝的归属这样写道“胡奴多宝甘心（下缺），其价领足者。行客王修智出卖胡奴多宝与（下缺）绢贰拾壹匹。”多宝先是卖给王修智，现在王修智又把他卖给惠温，至少说明多宝并非王修智的家生奴隶。
这位胡奴多宝或许是居住敦煌的昭武九姓的胡人后代。昭武是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的泛称。其部属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其王皆以昭武为氏，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故称昭武九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兴胡与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敦煌文献记载，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
文书的最后一行为“市令秀昂给券……史……”，这是市券发放者的官职、人名。从文书标明的“郡印”二字来看，发放官署是郡一级。天宝年间的敦煌为下郡，按唐代下郡的职官编制，管理市场的头目称市令，下属有佐史等职。
敦煌遗书中，契约文书不少，但属于这样的奴婢买卖官文书并不多。这件文书中，映射出唐代敦煌的经济，商业，奴婢买卖制度等多个方面，为研究唐代敦煌经济提供可靠资料。
参考文献：
施萍婷《本所藏敦煌唐代奴婢买卖文书介绍》（《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阶级压迫》），《文物》1972年第12期。
（文 邰惠莉/图 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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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西夏文《碎金》
360pskdocImg_13_xyz 西夏文《碎金》为1989年从北区B56窟发现，编号B56:14。残存28页，每页高19、宽16.8厘米。包括部分序言和正文，其内容涉及正文100联200句中的56联、80句。
《碎金》，全名《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宣徽正息齐文智编。几种汉文文献《碎金》偏重于收录俗体字和冷僻字，而西夏文《碎金》是仿汉文《千字文》体编制的蒙童读物。西夏文《碎金》的成书时间不详，从书中提到契丹而未提到女真看，约成书于12世纪初期以前。
《碎金》全文一千字，每句五言，编者巧妙地将1000个不重复的西夏字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该书序言简叙编书的目的是明文采、解律令、懂礼俗、教成功。实际上是一本识读西夏文的速成蒙书。完整的《碎金》包括序言138字，第1至12联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第13至25联由帝族嵬名氏安邦治国引出官爵司职，第25至38联为番姓，第39至41联为弥药族（党项族）的名称与习性，第42至53联是汉姓，第54至63联是西夏的婚姻与家庭，第64至86联是财物名称和百工杂事，第87至93联飞禽走兽等动物，第94至100联为索债、告状、升官等杂项。内容广泛，对研究西夏社会、民族和文学都具有重要价值。
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经出土2件《碎金》写本，比较完整，可惜被俄国探险队劫往圣彼得堡，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因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所出土的这部典籍流失海外，所以敦煌本《新集碎金置掌文》也就成为国内孤本。
此文献于2010年5月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9669。后又于2010年8月列入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404。
参考文献：
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文/何明阳 图/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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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西夏文《诸密咒要语》
西夏文活字版印刷《诸密咒要语》，1989年在莫高窟北区B121窟出土，现存16页，编号B121:18，每页文书高25、宽17.5厘米，有的为残片,有的页面完整或基本完整，蝴蝶装，四周双线框。一页分两面.中间为白口，版口中有页码，有时用西夏文，有时用汉文，页7行，行15字。字体方正，类隶书。该文献为内容为密教修行仪轨之类，为海内外所仅存的世界孤本。此文献于2010年5月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9675。2010年8月列入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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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技术，是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之首创，此项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以往手工抄书相比，大大缩短了时间、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效率，使知识的普及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快。印刷技术很快传到与宋朝毗邻的西夏王朝，现在敦煌地区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说明西夏时代已经广泛使用活字印刷。
通过本件印刷品，我们可以看出西夏文活字印刷具有以下几个的特点：
1、页面边栏左右双栏抵住上下栏内栏，但不相接，形成上下栏开口、外栏不相交接，有明显的边栏四面拼版痕迹。
2、版口两竖线和上下栏也不相接，这种现象是活字印刷栏框、版口拼版的缘故。
3、竖行有明显的弯曲，有的字出现歪斜不端正。
4、字形大小不一，宽窄不等，字体也不尽相同。实属在制作、雕刻活字时有所欠缺精致的缘故。
5、字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墨色差别明显，形成单字相间的墨色浓淡不一。
6、上下字之间无相交、相插的现象。
7、印刷用纸的背面每个字所透墨迹深浅不一。
B121:18《诸密咒要语》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活字印刷实物之一，文字清晰端正，版面舒展大方，是活字印刷品的上乘之作。
参考文献：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文 何明阳 图 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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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西夏文《持金牌讹二三等发愿诵读功效文》
《持金牌讹二三等发愿诵读功效文》是1989年在莫高窟北区B125窟出土。编号为B125：22。西夏文刻本，存一页，为纤维交织较匀的白麻紙。文书宽43.3厘米、高16.9厘米、文面宽34.6、高15厘米。页面完整，呈卷子式，四周单栏，内以大字刻佛名11个，佛名下以双行小字注释诵读功效。最后有两行刻款，记载行愿施经人名。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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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无宝胜藏佛（一遍诵则一世乘马罪灭）
2、南无宝光王火焰明佛（一遍诵则一世常住物食罪灭）
3、南无一切香花自在力王佛（一遍诵则一世坏犯律罪灭）
4、南无百亿恒沙必定佛（一遍诵则一世生杀罪灭）
5、南无雷威德佛（一遍诵则一世斜淫罪灭）
6、南无金刚坚固降伏散坏佛（一遍诵则与诵一藏经契同）
7、南无宝光月殿妙尊音王佛（一遍诵则一世堕阿尽地狱罪灭）
8、南无宝聚[沙摩]身光明佛（一遍诵则说处无说处无罪灭）
9、南无心善藏摩尼宝聚佛（若闻名则四重根本罪灭复实诵则岂飞有可说）
10、南无药师琉璃光佛（一遍诵则贪吝昔因恶趣有亦因先曾闻重诵念依立便解悟妇人此佛皈依诵则女变成男）
11、南无阿弥陀佛（一遍诵则八十亿劫生死罪灭八十亿劫福德增盛）
12、行愿施者持金牌讹二三为首
13、行愿施者吴 令势
施经题款中“持金牌”为西夏的一种官职称谓，西夏有持金牌、持银牌者，持金牌者是地方上等级较高的官员。“讹二三”是西夏的党项姓氏之一。
从《持金牌讹二三等发愿诵读功效文》中可看出只要诵读这些佛中的一尊佛名，就能消除与之相应的罪业。是人有若干劫罪，称是一佛名号，礼一拜者，悉得灭除。如此简单而又无所不能的功效，恰好迎合了一般信众和犯有严重罪过的人的心理。仅仅诵读一次佛名就可祈福灭罪。
《持金牌讹二三等发愿诵读功效文》的出现可能与西夏时期《金光明最胜王经》盛行有关，《金光明最胜王经》提倡“忏悔灭罪”的思想，这与大乘佛教提倡的“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宋代忏法流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忏悔是悔除所犯罪过以便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中国佛教修习中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隋唐大为流行，宋代进入忏法的全盛时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与忏悔相关的经典即陆续被翻译成汉文，如安世高译的《舍利弗悔过经》、支娄迦谶译的《阿闍世王经》等，可以说自佛经的传入中土后，即有忏悔思想的传入。大乘经典中以忏悔和礼赞内容而成的忏法以各种形式流行，从而产生了许多礼赞文和忏悔文。佛名经实际上是一种礼佛忏悔文，诵念佛名经礼佛忏悔是西夏比较流行的僧侣修行方法之一，西夏时期将转读佛名经代替了以念诵《四分律》进行忏悔的布萨活动。在黑水城等地出土的佛典文献中就有很多礼佛忏悔文，如《佛名经》、《佛说三十五佛名经》、《礼佛文》、《佛说佛名经》和《慈悲道场罪忏法》及卷首版画“梁皇宝忏”图等等。西夏藏品中有如此之多的礼赞文、忏悔文，说明西夏把诵经礼佛看作一种忏悔罪过、积福修德行为。西夏礼赞与忏悔比较流行，关键在于其修行仪式的简单而又法力神通。而《金光明最胜王经》更是把“忏悔”作为另一种修习灭罪、成佛的重要方法，这是其他佛经比较少见的。“忏悔灭罪”不仅对一般信众和犯有严重罪过的人极具吸引力，而且也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论是阿弥陀佛净土还是弥勒净土信仰都对犯有十恶不赦之罪的人采取接纳的态度，与《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宣说大同小异。所以只要诚心忏悔，一心向佛，施舍供养诵读佛经，或在命终之际，称颂佛号，即可在死后往生净土极乐世界。
参考文献：
彭金章 王建军著，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敦煌研究院编；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崔红芬，《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研究》 敦煌研究2008年第2期
（文 王海芸 图 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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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西夏文、汉文对照《番汉合时掌中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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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汉合时掌中珠》为1989年北区B184窟出土文物之一，编号为B184:9。西夏文刻本，文书高21.8厘米，文书残宽15厘米。白麻纸，泛黄，纤维交织不匀，有横帘纹，纸质柔软。刻本，上、下、左双栏，右残，应为此页的版心和右面，中下部有残缺，一面竖分3栏，间有隔线。
此文献为《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书中的第14页第2面，内容属“地用下”（地部的第三篇）。内容为植物、蔬菜类，汉文内容如下（文中圆括号内为残缺部分）：
第一栏：桃 柳树 松柏 （菜蔬） 香菜
第二栏：芥菜 薄荷 菠棱 茵（陈） 百菜
第三栏：蔓菁 萝卜 瓠子 茄子 蔓菁菜
《番汉合时掌中珠》成书于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是由党项人骨勒茂才编撰的一部西夏文、汉文音意的合璧辞书，相当于西夏文、汉文对音字典，为当时西夏境内流传较广的一部沟通西夏语、汉语的常用辞书。
《番汉合时掌中珠》将常用词语以天、地、人分部，每部又分上、中、下三篇。每一词语皆有西夏文、相应的汉文、西夏文的汉字注音、汉文的西夏字注音四项。是当时西夏人（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工具书。该书编者在该书序言中说“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表明该书目的是便于西夏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书中每一词语都并列四项，中间两项分别是西夏文和汉译文，右边靠西夏文的汉字为西夏文注音，左边靠汉译文的西夏文为汉字注音。词语编排以事门分为九类：①天体上（天空）；②天相中（日月星辰）；③天变下（天体自然变化）；④地体上（大地）；⑤地相中(山川河海)；⑥地用下（矿产、植物和动物）；⑦人体上（君子、小人）；⑧人相中（人体各部）；⑨人事下（人事活动及有关事物）。最后一类约占全书一半，包括亲属称谓、佛事活动、房屋建筑、日用器皿、衣物首饰、农事耕具、政府机构、诉讼程序、弹奏乐器、食馔、马具、婚姻等。该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对解读西夏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西夏、汉语两种语言、文字对照的特殊功能，因此，它不仅是西夏时期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书，在西夏文献湮没数百年、西夏文成为死文字后，又成了现代西夏学专家们识读、破解西夏语言、文字的门径。这一珍贵文献的发现，为进一步释读西夏文献、开展西夏学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一部完整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后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虽在西夏故地发掘出土了大批西夏文物，却没有发现《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年在北区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一件《番汉合时掌中珠》，虽说仅仅是残页，却是国内孤本，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文 王海芸/图 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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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西夏文活字印本《地藏菩萨本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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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北区B59窟出土文物之一，编号: B59:62。文书高 25.5厘米,最大一页残宽9.5厘米。纸纤维交织不匀，有透光，略泛黄白麻纸。经折装活字印刷本，上下双边框，每页6行，足行16字，残存五片，为同一件文献，其三片无法连缀。
此经在汉文《大藏经》中是二卷本，标为唐实叉难陀译，但后世认为是中国本土撰述。西夏文本有中卷，可知西夏文分上、中、下三卷，与流行的汉文本不同。B59:62-3和B59:62-4应是相连的两页，其中有一面主要是咒语，而汉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并无咒语，是西夏文经增加了新的内容，还是属于其他经典残页仍需进一步研究。B59：62–3，从第一面末行至第二面皆为咒语，因音译梵音，转译成西夏文时，为求得准确，采用附带小字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排印此经时至少有大小两种字号，而且可以想见这样在排版、印刷时必须要有更为高超而复杂的技术。”
宋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很快就传播到宋朝毗邻的西夏王朝，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莫高北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之一，是其他地区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版本中未见的，可以说北区发现的这件活字版《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海内孤本。
参考文献：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一），敦煌研究院编，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文/梁旭澍 图/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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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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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为1989年北区B159窟考古发现文物，编号为B159:26。文书残宽9.3厘米、高30厘米。残存一页3行，上下双边框。纸较厚，为纤维交织均匀的黄麻纸。现存为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经文末页，经末有两行墨色浅淡的汉文压捺印记：
僧祿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於
沙州文殊舍利塔寺永遠流通供養
第三行西夏文为经名，为“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言三”。“言”是佛经函号，“三”是汉字，当为卷页标码。此经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义净译《龙树菩萨劝戒王颂》，异译本有（刘宋）求那跋摩的《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此次敦煌发现的西夏文本与后者同名。
经末尾长形压捺印记中提到的管主八是元代一位僧官，任松江府僧录，其名为藏文译音，意为经学大师。他曾主持印制西夏文《大藏经》，并施于永昌、宁夏诸路。本文献在敦煌出土，说明管主八所印《大藏经》还施给了沙州路(即今敦煌)，而这是史籍中所未曾记载的。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有一页西夏文佛经，也出自敦煌，上面也盖有同样形式和内容的印记。又日本善福寺所藏元代平江路绩沙延圣寺刊印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卷3记载：“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1302）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余部。”由此可见，当年敦煌曾藏有管主八大师印施30余藏大藏经的一部。此残片当是施与敦煌的西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为国内所仅存。
参考文献：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三），敦煌研究院编，彭金章、王建军著《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文 梁旭澍/图 陈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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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珍品：《重修皇庆寺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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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高94、宽50厘米，缺碑座，馆藏号Z.1115。碑额阴刻双龙珠，双面镌刻碑文，四周装饰卷云纹，立碑时间是至正十一年（1351）。皇庆寺可能是以“皇庆”年号命名，“皇庆”是元朝仁宗的年号，共2年（1312—1313）。清代徐松《西域水道记》卷3记载该碑位于莫高窟文殊洞（今61窟）外，该窟为五代曹元忠所建，窟前有殿堂遗址，推测到元代皇庆年间依窟而建寺庙（或重修），即皇庆寺，至正年间又重修。
此碑记载元代西宁王速来蛮笃信释佛，重修皇庆寺，命僧朗董其事，至正十一年八月竣工，寺成而王薨。沙州儒学教授刘奇撰文并书丹，晋宁路绎州白台寺僧守朗所立、奢藍令栴刻，列出蒙汉功德主、施主名于碑者计一百五十余人，是研究元代历史与佛教的重要资料。
碑阳录文：
1、重修皇慶寺記 敕授沙州路儒学教授劉竒撰并書丹。
2、沙州皇慶寺歷唐宋迄今，歲月既久，兵火劫灰，沙石埋没矣!
3、速来蛮西寧王崇尚释教，施金帛、采色、米粮、木植，命工匠重修之。
4、俾僧守朗董其事，而守朗又能持疏抄题，以助其成，佛像、壁画、
5、栋宇焕然一新。為今生之福果，作後世之津梁，其樂施之德可
6、谓至矣！嗚呼!寺成而王薨。守朗合掌涕泣而请曰：“皇慶寺廢
7、而興、毁而新，皆王之力也，豈可使後之人無聞焉！願先生記
8、之。予曰：“王之好善，優於前古，口碑载道，奚容予喙!”辝不獲已。
9、遂書其大畧，以弁其端云。時至正十一年歲次辛卯八月上日。
10、劉竒谨誌。晋寧路绛州白臺寺僧守朗立石。奢蓝令栴。
11、沙州路司吏吕文德、張思敏。法师孫東巴、米密津濟。
12、承事郎、沙州路總管府經歷權分治事周秉彝、梁珪。
13、忠顯校尉傅尉忽都刺、長史曲术、都事察黑兒、知印伯颜古里。
14、朝列大夫王傅牙忽、武畧将軍王傅蛮子程艮、任天惠。
15、牙罕沙西寧王、孛羅大王、王子速丹沙、阿速歹。
16、功德主速来蛮西寧王、妃子曲术、公主必列怯、駙馬桑奇答思。
碑阴录文：
1、沙州施主：桑奇、同知、威羅沙提领、令只沙、乙留吉大使、乙留得、小亡者卜花、乙立嵬、
2、忍束大使、兴都大使、若者、梁朵音利忍布百户、柳王大使、文殊奴、也先帖木、
3、冝吉百户、各立嵬副使、陇布副使、依立嵬、都的哥、拘之立嵬、三宝、文殊奴、
4、延只卜花、買馿、纳麻合巴、教化、太黑奴、觀音奴、兊儿立嵬、若者、
5、拜卜花、右鲁卜花、亦鲁失海牙、華嚴奴、纳林、哈刺陽、卜延义、古刺、
6、長老桑哥失里、耳見、义束、院主忍布、院主耳革、耳立嵬、掠兀沙、兊儿于、
7、兊有、耳赤、何即、朵只巴、律龙布、耳立各尼、教化、昌布、
8、忍勿、仄令布、汝足沙、乙屈、兊南合巴、教化、汝有立吉、忍即、
9、瓦有、朵立只加、屈术世合巴、屈迷勺、乙留的、忍即、亦麻满束有、各只。
10、肅州施主：智宝法师、任兊南巴、杨才義、女善人陳氏買的姐李氏二姐、韩娘娘、安樂姐、
11、朵倫、黑歹□□外家狗、楊六十八、袁大使、万副使、馬提领、蹇侍中、张知事、
12、晋宁路施主：殷君祥、米克諒、安和甫、费教士、李觀音奴、徐子周、蘇贵、李文殊奴、
13、礬通甫、鄧爺爺、梁受卿、侯国瑞、阎仲方、魏孔益、鄧長受、喬小广、衛清甫、
14、王和甫、孙敬甫、解直甫、祁文焕、何行简、王孝謙、趙克忠、李侍中、候德卿、楊五、
15、沙州路河渠司提领丁虎哥赤、大使李伯昌、副使太平奴、刘才美、侍诏李世荣、李世禄、聖應应奴、
16、务提领□寒食狗、大使胡也先卜花、副使徐福壽、王士良、石匠鄧成刻、張拜帖木。
碑中提到的牙罕沙西宁王，在《元史》及《蒙元儿史记》均无传，其生平事迹仅有数条散见于《顺帝纪》及其它列传。《元史》称牙安沙，即《莫高窟六字真言碑》中的养阿沙。在《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中养阿沙前冠有“太子”称号，可知牙罕沙是速来蛮之子。他袭领西宁王时间在其父速来蛮死后，即至正八年五月——至正十一年八月之间。两位西宁王戍镇地域，史籍也均无记载。根据零星记载，可推其大概：
1、至正十二年二月癸未，上“命西宁王牙安沙镇四川”。
2、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卜颜铁木儿与“蛮子海牙、四川行者参知政事哈临秃、右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安沙合军”讨徐秦辉。
3、至正十三年十二月丁巳“西宁王牙罕沙镇四川，还沙州，赐钞一千锭。”
根据上引材料，可知牙罕沙西宁王虽曾出镇四川，但属暂职，故十三年又“还沙州”。因此，可断定牙罕沙西宁王戍镇地域应为沙州路所辖范围。其父速来蛮驻沙州期间的镇域亦应与其相同。而莫高窟现存的《六字真言碑》及《重修皇庆寺记》碑则可补史籍之阙误。以两位位高权重的金印螭纽的二等宗王速来蛮、牙罕沙握重兵戍镇此域。可谓沙州在握，则西域可通，河西可保，足见当时沙州驻军之众及元帝国对沙州之重视。
碑文施主里刻有“费教士”，“教士”乃基督教（即景教）传教士之称谓。13-14世纪元朝政权建立后，景教再度进入中原，当时景教徒与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皆被称为“也里可温”，意思是蒙福之人。蒙古的可烈、汪古两部族都信奉景教，并向南北各地扩展。河西甘州就建有景教“十字寺”，沙州也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费教士”为佛教重修皇庆寺而出资，可见在元朝的宗教开放政策影响下，敦煌的各宗教之间过往密切。
参考文献：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1983年第2期。
（文 梁旭澍/ 图 陈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