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和 我的回忆

知道张国焘的名字,都是从他的分裂中央开始的。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他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一样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是阻碍毛主席正确路线的绊脚石。不过和以上领袖不同,他的错误发生或者说是站起来和毛叫板的时间是自“遵义会议”以后,也就是说他在我党确定了毛泽东正确路线以后与党分裂的。这可算是有来头了。陈独秀是党的创始人,李立三和王明是共产国际支持的人,张国焘何德何能?竟敢分裂中央,可见必有蹊跷。

中共从来没有完整的塑造张国焘的历史,他们没有这个雅量。与毛为敌的就是与中央为敌,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对张国焘不可能有公正的历史评价,但张在中共历史上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的,所以我党基本上是一个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对待这位中共元老的。中共在取得政权以后,有意无意的忽视张国焘的存在,但张国焘自己没有忘了自己的存在,他在无聊的后半辈子只好回忆起自己风云激荡的前半生,他在回忆。

中共回忆录的先驱

  1949年以后,国民党败退中国大陆,大批要人远渡重洋,在美国当起了寓公。政治上失败之后,过着平静的生活自然难耐寂寞。正好又有研究机构找上门来,纷纷忙着回忆过去,在学者的帮助下搞起回忆录来。对与这些当事人而言,也许仅仅是聊以自慰,却给我等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史料。而这个时期的共产党人,一个个功成名就、封王拜相,指点江山,自然是没有功夫去“回忆”的。


  活到1949年之后的中共元老,却无半点封赏的张国焘蒋军,却只能和那些失意的国民党大佬一样,躲在香港的某个旮旯里,也搞起回忆录来了。与那些失意的国民党元老的回忆录不同,他的回忆录只有自己一个人写,没有人探讨,也没有人考证,其真实性当然是有疑问的。但无论怎样,对于读者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一家之言。

  原军统头子沈醉在大陆被特赦之后,也曾著起回忆录来。在写到他与张国焘的交往时,不时挖苦张氏如丧家之犬,躲在香港靠写回忆录挣钱度日。张国焘写回忆录是不是为了糊口,余不得而知。但要认为他只是投国民党所好,专为拆毛泽东的台是不正确的。


  纵观张氏在回忆录第一册里有限的几次提及毛泽东时,都不仅没有诋毁,还不时有溢美之词(只是不知道这国内出版的回忆录是否有删减,若有改动,该另当别论)。其中张氏在所提及中共三大时,张氏特别提出毛在会议上指出发动农民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毛对中共的一大贡献,并为大会没有认真对待毛的提议而惋惜。


  无论张氏的动机如何,能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香港,处于政治之外(早已下野)的超然地位,能留下一部较为完整的回忆录来,当是史家之幸事。其回忆录的质量和真实性,大概不能与唐德刚教授所搞的口述史相提并论,毕竟一人之力,何况还是历时的当事人,难免有些不愿提及的蝇营狗苟之事。但与日后中共高层有文献出版社所的搞得所谓回忆录,以及五十年代政协搞得文史资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国民党有留下李宗仁、陈立夫这样有价值的回忆录,中共也幸好有一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也算是中共元老在文史上对历史学有个交道吧!

中共成立之前


  张国焘毕业与北大,幼小经过系统的国学教育,又赶上了新文化运动。其文化修养完全可以驾驭得了这样的文字创作。事实上,中共后来的王侯将相之中,文字能力有与张氏并驾齐驱的不过寥寥数人而言。张氏的文字一切以眼见入手,很少写些宏大的叙述。所经历的一幕幕重大历时事件都能有条不紊的娓娓道来。眼见之外的道听途说几乎没有,这很难得。


还是北大学生的张国焘是公认的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可是五四运动的始作俑者应该归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再加上巴黎和会这个导火索,才熊熊的燃烧于中华大地。五四运动的主体当然是学生,但事实上学生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支持,毫无成功希望的。这次学生运动却实实在在的给了张国焘崭露头角的机会。从此以后,张成为一位职业活动家和政治家了。

早期的中共


  关于中共早期活动的史料,见诸出版的并不多。从新文化和五四运动到中共成立这一段关于中共活到的就更少了。张氏在书中很详细的写到这些,李大钊的共产主义传播,和陈独秀的组织写的都很到位。不敢说没有陈独秀就没有共产党,但毫无疑问,没有陈独秀的组织,共产党大概不会在1921年就能诞生在中国了。张国焘称陈独秀是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母体,这话不无道理。正是陈独秀每月拿出的那百十来块现大洋,才让中共早期的组织者没有饿死街头。

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者除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领导学生和工人运动。虽然力量有限,但运动还是搞的有声有色。必须要承认,中共的创始者们,的确算得上年轻有为。虽身无分文、又无官职地位,但所做的鼓动和组织工作,不仅北洋政府不行,革命十来年的国民党也比不了。到了后来,国民党要在共产党的帮助之下搞“政党”是有道理的。当宣传和组织发展到适当时间时,组党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了。有人嘲笑中共的建党如同儿戏,两位最重要的当家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没有参加。但这丝毫没有降低他对中共历史的巨大影响。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得到国民党的承认和扶持的,这与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的私人关系不错是分不开的,好歹人家还是广东省的教育厅长嘛。当然,这也有国民党同为在野党的原因,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北洋政府。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有一个“联俄”政策,怎么“联俄”?总有做个样子呀。到后来,国民党的北伐眼看成功,要做江山的时候,就不能有党外之党了。

苏共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共建国以前,苏联对中共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中共继承了他们的“马列主义”我们就得听他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比较详细的解释的苏联对早期中共的支持和援助,而这些援助正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共所不愿提及的。这种不愿提及,造成了我以上的疑问?


仅仅几个人的活动,陈独秀的工资是可以养活的,但中共要发展,要成为一个政党,靠一个办杂志、教育厅长的工资来支撑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是承认中共存在的,但孙大炮只会说大话,真正能给予中共的援助只能是空头支票,这不能怪孙大炮,他自己也缺钱花呢。这时候的中共只能和苏联合作了,事实上苏联才是中共早期的东家,那些中共代表充其量只是个小掌柜的。这就不奇怪为什么那些共产国际的顾问能在中共呼风唤雨了,人家是东家嘛。


毛泽东给中共带来的功绩不光是领导了农民运动,也正是他打败了党内的“国际派,”让中共成为中国的中共了。打到“国际派”并不难,只要中共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共产国际无力给予更多的援助时,他们自然就要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中退出。但问题是谁能打到“国际派”谁将是中共的主人。陈独秀没有做到,张国焘也没有做到,他俩不光没有打败“国际派,”到头来还被“国际派”给打倒了。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都是依附于共产国际的,他们没有能力和魄力和共产国际较量。所以毛泽东应该在这一历史节点上大书特书一回的。可惜我们党不愿面对这段寄人篱下的历史,所以我们伟大领袖的一个闪光点被淹没了。


关于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张国焘这位中共的组织委员并没有着重书写。这里面大概也涉及自己的委曲求全的经历,多少不会太风光。但他写到鲍罗廷在近代中国历史的某个节点上所起的决定性影响。那个节点很短暂,但他确实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国共两党都不愿提及这样的历史吧,张国焘是被两个党遗弃的人呀,所以他说的很坦然。

国共第一次合作

  中共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目标就很明确了。打倒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共和国。但就凭那十三个代表和五十多个党员?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不光陈独秀没敢想过,共产国际也从未这样打算过。所以加入革命的总公司——国民党,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事实上,中共的创立与国民党元老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加入国民党这一点,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分歧,仅有的分歧是如何加入的问题,全盘加入还是部分加入?这个问题从加入的那天起,直到分离以后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张氏反对全党加入,因为他害怕这样会失去中共的独立性。陈独秀也有同样的顾虑,但决定中共命运的不是他们,而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后来蒋介石的清党,好像是证明了张氏是正确的。可是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共全盘加入国民党所获得的成绩并不坏。1921年共产党成立时,全国有五十多名党员,到1923年加入国民党时,全国也只有区区三百多名党员。到1927年“清党”时,中共已是五万多党员的全国第二大政党了。


  早期的张国焘一直从事工人运动的,与同期从事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相比,张国焘的成绩未必要好过毛泽东。不过工人运动更符合马克思学说,更容易被中共高层和共产国际所注意,名声也更突出。而毛的不出众,多半是因为高层和共产国际都不太注重农民运动。事实上,远不止中共高层和共产国际,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之流都没有意识到,农民才是中国当是最大的能量所在。他们对农民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在未完成革命以前,农民只要交粮和别妨碍革命就行。只有农民出生的毛泽东意识到了,农民是革命的力量源泉,革命必须发动农民才可能成功。当然,和毛差不多由此意识的还有澎湃,可惜死的太早了。


  张国焘不断强调,国共合作是有分歧的。有此意识的不仅是张国焘和陈独秀,还有支持中共成立的国民党元老,但谁都没有化解的办法,因为谁都不敢得罪苏联。张氏也承认,中共放弃独立性是不可能的,但要国民党承认党内有党也是强人所难。但加入国民党似乎又是中共早期的必然选择,也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所希望的。孙中山要的是“革命总经理”的大帽子,他不愿看到有一个不受他名义领导的革命旗帜飘扬在中国的国土上。共产国际和中共自己又对自身的力量有所怀疑。所以,合作是大前提。


但随着共产党的快速发展,眼看和就要掌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分庭抗礼了,合作也就要到头了。如果孙中山活到1927年,他也不可能容忍,对中共动手的就不是蒋介石了,而是孙中山自己。

党内斗争一


读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国焘和 我的回忆
中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党的成立初期是很不明确的。13位代表中有一开始就是冲着江山社稷来的,比如毛泽东和张国焘;也有把这个组织当成一个学术机构的,比如刘静仁;还有把加入中共当作日后影响政府的投机者,比如陈公博与周佛海。大家持有不同意见组建了一个党团,但随着党团的组织结构越来越严密,投机者与学术研究者先后离去,打江山就成了中共的唯一目标了。初期,组织的出资人和主要活动家陈独秀是当然的一把手。但随着组织的发展,陈独秀的作用明显下降了。陈的地位出现危机,其属下对权力的争夺便开始了,夺权的第一步无疑是倒陈。


最不利于陈独秀的是他于苏联的意见不够一致,事实上中共最早期的主要成员都不是盲目听从苏联指挥的,这里包括陈独秀、张国焘和毛泽东。但早期的中共还是一个要奶喝的孩子,喝苏联的奶就得听苏联的话。这样就有了瞿秋白、李立三这些“国际派”走上了中共的领导位置上。陈独秀不仅不招苏联人喜欢,他还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知道廉耻。不愿尸位素餐,也不会耍流氓,所以很容易他被取代了。张国焘对取代陈独秀的瞿秋白是很有意见的,一个只关心自己写作挣钱的人当了中共的领导人,是不能服众的。很快,瞿秋白也成了个下野的人了。可是换来换去,都是“国际派”。

党内第一次斗争,是以“国际派”的完胜结束的。陈独秀被开除了党籍,张国焘被扣留在共产国际,毛泽东被迫去了边远农村开展农民运动。


留在苏联的张国焘如履薄冰的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直到无能的国际派实在掌控不了国内局势的时候,共产国际才想到让留在苏联的早期干将重返中国。张国焘理所当然的是重点考虑的对象,但他承认,他之所以能回到国内,与他同样被扣留在苏联的蔡和森做了很大的牺牲。同时,他也违心的承认共产国际是正确的。

红四方面军的领袖


回到国内之后,张国焘很快去了鄂豫皖根据地,这是张国焘真正发迹的地方。让张国焘成为社会名人的地方是五四时期的北京,那时他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让张国焘成为中共核心领导成员的地方是武汉,他在武汉领导了“二七罢工,”尽管罢工失败了,但从此后张国焘成了中共工运的领袖。来到了鄂豫皖,又让张国焘成为中共最重要的高级将领之一,也让他具备了争雄中共的资本。


无论张国焘是如何自吹自擂,还是中共史书的有意模糊。张国焘在鄂豫皖干的不错,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因为他很快并掌控红四方面军这支部队,而且在这支队伍中形成了很不错的威望。这可以从张国焘失败以后在延安挨整时,红四方面军将领的沉默中可以看出来。


张国焘称徐向前是天才的军事家。至于徐向前是如何评价张国焘的,余不得而知。不过双方的合作算的上很默契,没有在向西“转移”时发生类似后来在遵义的会议。不过也是可惜,张国焘没有遇到一个类似林彪这样有野心的下属,徐向前没有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毫无底线的支持他。

从另立中央到西征失败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对另立中央没有做辩解,非常坦率的承认了。并且在后来的检讨中也没有丝毫的隐晦,当然他很清楚,仅此一点,他就被打倒了。他所做的解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背信弃义,把他丢掉了。所以出于义愤和对中央错误的惩罚,他另立了中央。这与汪精卫说蒋介石背叛革命,所以另立中央有不同吗?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政治斗争本来就没有对和错,关键是你要能打。所以张国焘没有去和毛会合,而是选择了西征。


我曾听到过军旅作家王树增对西征的评价,这么多军队往贫瘠的新疆发展是不会有出路的。的确,新疆是不可能有前途的,但不知道王作家注意到没有,新疆的后面是强大的苏联呢。我常设想,如果张国焘西征成功,在新疆的张国焘与在陕北的毛泽东,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这太难说了。西征失败了,张国焘再没有和毛泽东决一雌雄的本钱了。他被逼上了延安,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被打倒了。


毛泽东对谁都没有心慈手软过,延安以前没有过,延安以后也没有过。他不会放过张国焘的,这一点张国焘很明白,不过张国焘在延安的日子过的到也不算太坏,当然,这是因为时间没到。想想失败的王明干着领导妇女的工作,对于红四方面军主帅的张国焘来说,这样的侮辱是不能承受的。张国焘采取的对策是,认真检讨,听从安排,司机逃跑。机会果然是来了,他借着与蒋鼎文一起祭拜黄帝陵的机会离开了延安。


出逃以后


我经常不禁的将张国焘与汪精卫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他俩有太多的相同之处了。首先,他俩都是青年成名;都是干着不要命的造反工作;又都是自己的党内元老,而且都是创党者的“近臣;”又同是受到后期之秀的排挤;最终他俩都选择了出逃叛变。不同的是汪精卫投靠了日本鬼子,成为民族罪人;而张国焘投靠的是国民党,还是民族的“内部矛盾,”与民族败类不同。


张国焘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叛逃后的经历,大概也是实在是丢不起这人。不过可以从别的一些书本文章中大概知道,张国焘将军叛变后的经历。


我不知道为什么蒋介石会如此看轻一位共产党的方面军领袖,竟然将张国焘交给了见不得人的戴笠,让堂堂的中共元老去当特务。想起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张国焘时的种种不屑,我为张将军悲哀,更为蒋委员长的短视感到悲哀。我常想如果汪精卫去了延安,毛泽东会怎么对待汪精卫呢?不至于交个李克龙,让他去当特工吧。如果把蒋介石换成毛泽东,毛一定会让张国焘去找同样可怜的陈独秀,一起组建一个共产党的革命派,然后加入国民党的“联合政府,”当一个漂漂亮亮的民主大花瓶。可惜蒋介石没有毛泽东的政治眼光,可惜了张国焘和陈独秀这两个近乎完美的大花瓶。


让人欣慰的是延安竟然同意张的夫人杨子烈去了武汉,与将军会合。记得李德离开延安时想带走自己在中国的夫人而不得,与李夫人相比,张夫人要幸运的太多了。当然,杨子烈之所以能去武汉,与蒋介石对张国焘的态度未定,张国焘还有一个未知的前程,毛泽东不愿与张彻底决裂有关。张国焘的出逃,会有很多中共人士所不耻,但这些中共要人们,在当时或者以后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时,一定会羡慕这对“中共的张杨(毛泽东语)”的。虽然在离开延安以后,张国焘一家都没有发达过,但细数中共元老,除了毛泽东一人之外,能独善其身,自由终老的大概就这一位叛逃者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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