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无“民族”概念,何来“民族英雄”? 古代的民族英雄

梁启超等人相信“民族主义救中国”,遂引进、宣传近代“民族”概念

先秦历史文献中没有“民族”这个词汇。先秦时代所谓的“族”,多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族、宗族。《左传》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所指乃是宗族、部族。先秦之后、晚清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民族”一词仍极少出现,即便偶有特例,也与近代“民族”概念毫无关系,如《永乐大典鬼谷分定经》里说:“贵人皆仰,民族皆欢”,仍是宗族之意。

“民族”一词被大量使用,始于20世纪初。金观涛教授利用其容量达一亿两千万字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对这段时期“民族”一词的使用频率进行了搜索统计,结果显示:“该词在19世纪文献中极少使用,……到1900年后才开始出现井喷之势”——这场“井喷”,其实是梁启超等人掀起“史界革命”的结果。“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将传统中国打造成新的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中国”,正如梁启超所言:“今日吾中国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而要“民族建国”,就必须通过新的历史教育,在国民心中植下“民族主义”意识:“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氏的倡议得到了大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响应,尤以有留日背景的革命党人最为积极——这也在情理之中,梁氏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本就直接舶自日本学者。

但即便从日本舶来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未必能够准确理解其意义,将“种族”等同于“民族”者大有人在,宋教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激励国人的“民族主义自豪感”,宋教仁曾写有《汉族侵略史》一书,历数“汉族”历史上侵略“外族”获得胜利的光辉事迹,按宋氏的理解,所谓“汉族”,乃是一种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血族”,如此强调血缘和血统,实是把“种族”当成了“民族”。为振奋“民族精神”,宋氏还在书中竭力论证“汉族”是从西方迁徙而来,与当时强盛的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同源,证据之一是中国的六十甲子、天干地支这些名号,都是沿用了“西方文字之音”。当时许多学者与宋氏持相似论调,如章太炎公开宣扬“汉族”来自巴比伦,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到处讲“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从帕米尔高原东迁的一支,形成“汉族”;西迁的一支,则是当今西方强盛民族的祖先,东西同源同种,所以中国不是“劣等民族”。这种没有学术支撑,但却有现实政治意义的宣传,在清末民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1915年袁世凯制定的国歌里,还有“华胄从来昆仑颠”的歌词。…[详细]

左:宋教仁,撰《汉族侵略史》以激励国人民族自豪感;右:刘师培,宣传中西人种都起源于帕米尔高原

岳飞也是直到这个时候,才因现实需要被冠以“民族英雄”的头衔
中国古代无“民族”概念,何来“民族英雄”? 古代的民族英雄

清末“史界革命”的直接成果,是打造出了一套自黄帝到洪秀全、传承有序的“民族英雄谱系”。岳飞自然也是这谱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当时文章,对岳飞多冠之以“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中国民族排外第一伟人”等尊称,说他“轰轰烈烈,手刃外种、口嚼外种、足踢外种,至死不变”,实乃“宗尚民族主义之一绝大伟人”,且“为种魂、为国魂、为中国民族之天神”,在眼下“茫茫黄帝之血裔、莽莽神州之舆图”被异种之人盘踞之际,顶礼膜拜岳飞这位“嗜杀异种如命之伟人”,乃是不可须臾稍缓的当务之急;甚至说“吾宁夭折早亡,以见我廓清胡虏、志复中原的民族伟人岳飞”。其余如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都是当时知识分子致力宣传的重点“民族英雄”。而在此之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些历史人物的标签普遍是“忠臣义士”。

但“民族主义救中国”本是晚清知识分子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带有强烈的现实功利色彩,加之梁启超、宋教仁等人自身对“民族”、“民族主义”的认知并不到位,故而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伟人”,在知识分子们的描述下,更像是“中国种族主义第一伟人”。在当时沛然莫御的岳飞崇拜浪潮中,蒋智由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他曾撰文指出,岳飞抗金成绩有限,“不过有数次战胜之功,而克复土地数处而已”,所谓直捣黄龙,恢复故土,不过是“一将来之空想”,后人对其战绩的崇拜,不过是“轰动于虚声,而非事实”;但即便如蒋智由这般理性之人,也误把“种族”等同成了“民族”,他在文章中说,国人之所以崇拜岳飞,正说明国人天然存在一种“种族之见”,只要激发出这种“种族之见”,则“我种人必有恢复神州之一日,而东亚大陆必归于我种人为之主”。上段所引资料中频繁出现的“外种”、“血裔”、“异种”、“ 胡虏”等字眼,无疑也很能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1、古代中国没有“民族”、“民族主义”概念,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么“民族英雄”;2、我们今天熟知的“民族英雄谱系”,是晚清知识分子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新造出来的,且多臆断,缺乏学术根据;3、晚清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更近于“种族主义”,对岳飞“民族英雄”光环的描述,也更近似“种族英雄”。4、中国可以有“民族英雄”,但须在“民族主义”意识普及的近代寻找。…[详细]

即便以“国家英雄”来审视岳飞,也尚有可议之处

岳家军的战绩,正史中存在太多夸张,譬如“朱仙镇大捷”就并不存在

岳飞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晚清知识分子所误解的“种族英雄”,至多可为“国家英雄”。但即便是“国家英雄”,也尚有可议之处。岳飞毕生从军,其岳家军固然是南宋政权一支极重要的国防力量,但同时,因其“家军”性质,也长期是对南宋政权的一种潜在威胁。

毋庸置疑,岳家军在对外抵抗金人入侵,对内平息武装动乱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作用,正史中即已有太多夸张——据宋史学家、《岳飞传》作者邓广铭先生考证结论,《宋史·岳飞传》所载岳家军最辉煌的“朱仙镇大捷”——大破“拐子马”,击溃金兀术10万大军,其实根本不存在,实属岳飞之孙岳珂杜撰,元代编纂《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说法。事实上,“岳飞和岳家军中的任何一支部队全不曾到过朱仙镇”。《宋史·岳飞传》还说,“朱仙镇大捷”后,朝廷一日之内用“十二道金牌”命岳飞班师,导致伐金大业功败垂成。“十二道金牌”之说,也已被邓广铭先生的详细考证所否定。(具体见《〈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收录于《邓广铭治史丛稿》)赫赫有名的“朱仙镇大捷”尚且子虚乌有,其他抗金事迹,更未必全然属实,譬如八字军统帅王彦攻拔新乡城的战功,就被岳珂移花接木算在了岳飞名下,《宋史·岳飞传》亦照抄不误。

正史既已如此夸张而难尽信,《说岳全传》一类文艺作品,自然更无讨论的价值。但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此,而在于:虽然后世不少人坚持认为若岳飞不死,则伐金大业可成——《宋史·岳飞传》的撰写者最为典型,他的观点是:“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但若回到南宋初年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岳家军的解散,实可谓朝野内外的一致愿望

已故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右)。据其考证,岳飞最辉煌的战绩“朱仙镇大捷”并非史实。

包括岳家军在内的“家军”体制严重威胁到了南宋政权的军事和财政安全

南宋自北宋的瓦砾间重建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吴玠吴璘兄弟为统帅的“五大家军”。“五大家军”与高宗的禁卫军一起,组成了南宋政权的基本国防力量。宋高宗四处流亡之时,家军体制对抵抗金军入侵,确实自主发挥了不少的作用。但随着高宗新政权日趋正规和稳定,家军体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显著,最要害者有二:1、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往往互拖后腿,主战派宰相赵鼎将家军之间的关系形容为“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实际上削弱了南宋的整体国防力量;2、家军垄断了其辖地内的税赋乃至酿酒等商业活动,妨害了南宋政权的财政统一。

无论是传统帝制国家,还是现代民主国家,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立场其实都一样;在军队须由国家财政供养、而不能由军队自行征税或经商解决这个问题上,立场也相差无几。具体到南宋政权,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改革家军体制。但难度也可想而知——傅庆是岳飞麾下的一员猛将,屡立战功,但因与岳飞个人关系不睦,曾流露出想要转调到刘光世麾下的意思,岳飞获悉后,即毫不犹豫地设计斩杀了傅庆。此例可见赵鼎所谓家军与家军之间“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绝非虚言。家军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绍兴六年,主战派宰相张浚曾希望组织各家军在淮北发动攻势,结果,张俊非但拒绝派兵前来,而且四处宣扬韩世忠要趁机吞并他;稍后,张浚又计划在淮南组织一次由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的三军联合出击,结果刘光世拒不合作,先以粮草不足搪塞,张浚迁就送去粮草后,刘光世又不遵号令,当杨沂中军抵达指定位置时,他却已早早从前线撤了下来,所谓三军联合出击,也就成了空谈。

岳家军也同样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绍兴七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收复中原,因此与四大家军统帅——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高级军事会议。统帅们的态度迥异,“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张俊曰都督欲战则战,欲守则守。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诚如日本学者寺地遵所言:“张浚揭大义名分,主张恢复中原,然而不论他如何鼓舞,四大将仍各怀异志,岳飞明白表示反对,刘光世、张俊则消极抵制,都不愿与张浚合作。”…[详细]

河南汤阴岳飞庙,“忠孝”二字是岳飞帝制时代的身后形象。但在生前,高宗及士大夫多指责岳飞“跋扈”。

解散岳家军,不但是主和派秦桧的意见,也是主战派张浚、赵鼎等人的意见

了解到上述背景,即不难发现,把岳飞与秦桧之间的矛盾,当成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是对南宋初年历史的最大误解。解决包括岳飞和岳家军在内的“家军问题”,早在秦桧当政之前就已展开。动第一刀的,正是主战派宰相张浚。龟山高级军事会议后,张浚决定拿最为消极避战的刘光世军开刀,但刘家军甫一解散,半数以上的部队就叛逃到了敌国。这场变故虽然暂时中止了朝廷解散家军的步伐,但却无疑更坚定了朝廷军队国家化的决心。继任的另一位主战派宰相赵鼎,有鉴于直接炒掉家军领袖的教训,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抚循偏裨”,即奖掖家军中的偏将,鼓励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但这一手段效果甚微,张俊等家军统帅有所防备,并提出抗议,使得朝廷“终不能得其柄”;家军统帅们继续我行我素,张俊在绍兴八年擅自将军队从前线撤回皇帝所在的后方,各方震动,几乎酿成兵变,但“朝廷亦不能诘”;同年,岳飞向高宗要求增兵时,高宗的回答很明确:现在家军规模过大,已是尾大不掉,与其增兵给大将们,不如另设直属中央政府的新部队。

继赵鼎之后出任宰相的秦桧,终于在绍兴十一年成功解散了三大家军。秦桧赖以取得成功的手段有三:1、借战事大捷之机,加授各家军统帅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头衔;2、继续推行“抚循偏裨”政策;3、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秦桧以独掌兵权为诱饵贿赂张俊,麻痹张俊戒心的同时,也离间了家军之间的统一战线,秦桧后来拒绝兑现承诺,已失兵权的张俊也无可奈何。具体到岳家军,之所以能够被和平解散,所依赖的并非岳飞个人的克制或者深明大义,而在于军中将校不堪重压,期待独立已久,正如南宋人周密所言:家军中诸将校苦战多年,许多人已做到按察使这样的高官,但他们出自行伍,必须父事家军大将,见家军大将常不敢抬头,这种严厉的等级关系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其中尤以岳家军等级纪律最严,将校犯错,大则诛杀,小则挞鞭痛毒。朝廷解散家军、将其全部统属御林军的诏令下达后,“诸校新免所隶事,或许自结知天子,人人便宽喜共命”,将校们既能够免除家军统帅的压迫,更能由家臣升格为天子之臣,喜而从命,是很自然的事情。

张浚和赵鼎,是南宋初年著名的主战派宰相,自张浚到赵鼎到秦桧,他们任期内最重要的工作,即解散家军使之国家化。也就是说,岳飞与主和派秦桧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于岳飞与主战派张浚、赵鼎之间。解散岳家军,在当日实乃众望所归之事。即如金人,也承认解散家军之后,南宋的国防力量整体上了一个台阶,再难采取利用家军嫌隙各个击破的战术。岳家军的资产也很值得一提。高宗曾透露其总资产高达2000万贯,而据派去处理岳家军资产的鲍琚的统计,岳家军的主要财源有三:每年可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41万多贯的博易场等,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而在高宗初年,每年财政收入尚不足1000万贯。高宗末年,年财政收入激增至6400万贯,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家军的接收。不解散家军,则南宋政权也无法建立起自己完整的财政体系。

综上所述:1、岳家军的对金战绩颇多夸张,其主战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2、从南宋的国家利益考虑,岳家军应该被解散,其解散也是众望所归;3、岳飞本人并无主动促成家军国家化的任何意愿,考虑到战争是家军存在的必要前提,岳飞的主战立场多少与此有关;4、岳飞之死,不是岳飞与秦桧之间矛盾的结果,更不是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矛盾的结果,而是家军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矛盾的结果结语.

廓清岳飞的历史本相,应该会有助于修正我们某些简单粗暴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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