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妓史“女乐即妓”原出于宫廷演化图 出于污泥而不染

中国妓史“女乐即妓”原出于宫廷演化

文/梦光情雨

管仲相齐，“女乐征资”，抽税以富国，是古代妓家的前身。实际，宫廷女乐淫乐之事，在史文中最早的当推三皇时的洪崖妓（见《万物原始》）但不可信。次为《列女传》和《诗经》的记载。如《列女传》：“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女积之后宫，作烂漫之乐。”

此书或说云班昭，或项原撰，但今人疑为刘宋人伪作，故夏桀三代之初，有否女乐，尚不能作为定论。至于《诗经》中有女乐事，则是出于隋初君臣的一段对话。《渊鉴类函》卷一百八十七乐部四引《隋书》曰：“隋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莫知所出，遂言：‘无’。房晖远进曰：‘臣闻（诗经关睢）“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

此亦传会之事，不足采信。《吕氏春秋》更说三代之前的颛顼之时，已“命鱓先为乐倡，乃女匽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浃。”恐怕更是一种传说，甚至鱓？是鱼是人？都有问题。不然，“以尾鼓腹”，究竟作何解释？因为尚古时代不会有这样的女人？

然近代人类科学说：“动物是先有海里的鱼类，再发展为陆地上的人类”。这倒是一个旁征。进入春秋战国之时，有些邦国地区，女性开放，淫风特盛，优倡妓女以歌舞色艺著名于当时，倒是史不绝书的。齐管仲有女乐，实际诸侯皆有此制，且把女人作为享乐之外的政治外交武器。如《左传》襄公二年曰：

“郑人贿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

《史记》亦曰：“孔子为政，齐人惧。黎鉏乃选齐国中女乐好音八十人，皆衣文而舞康乐。文马三驷遣鱼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阜门外。季桓之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遂行。”

此段文字即《论语》中“齐人归女乐”事之真相。而“郑声”之有名于当时，女乐自更有名，但不悉“贿晋侯女乐”数目之多少？迄秦统一天下，秦始皇也未免俗。《说苑》云：“秦皇妇女连百，倡优累千。”

西汉之初，宫廷倡妓少见于史文，但汉武帝的李夫人，史称：“本以倡进”。此李延年的妹妹，出身即是妓女。迄东汉末年则女乐大盛，甚至连王公大臣，学人儒家者流亦以蓄妓为乐事矣！如《后汉书》马融传云：“马融，字季长，选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这真是令人羡慕之事，假如今天的大学名教授，前面教室讲圣贤之道，在教室后面就开一家夜总会之类的歌舞团，倒亦成为天大的新闻。虽然“弟子鲜入其室”，但总是现今政令人情所不许。没有古人那般“学术自由”的程度，若细加推究，女乐与“今日之妓女”，尚有若干程度之不同距离也。而君主赐名臣将军以妓乐，更是累见不鲜。如《魏志》曰：“夏侯惇从太祖征孙权还，使淳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赐妓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又曰：“曹爽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又私取先帝人才七八人，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妓。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妓……纵酒作乐。”

此段文字殊为重要：“女乐即妓”从曹爽把“宫女才人”和“良家子女，皆以为妓”一事可说明后代“娼妓原出于宫廷”演化过程作了铨释。

而入魏晋以后，诗人名士与妓乐已有结合为一体的现象，故多见之于六朝文赋诗章中咏妓之作。如刘邵《赵都赋》云：

“尔乃进中山名倡，襄国妓女，狄鞮妙音，邯郸材舞。”

袁淮《招公子》诗云：“燕倡越舞齐商歌，五色纷华曳绮罗。”

王粲《七释》云：“邯郸材女，三齐巧士，名倡秘舞，承间并理。”

传玄《朝会赋》云：“乃有海西名倡，齐同材舞，手无废音，足不徒附。”

楚辞亦有：“肴羞未通女乐罗，陈钟接鼓造新歌。”

以上所见有“名倡”、“妓女”、“材女”、“巧士”、“才童”、“妙妓”、“倡家女”、“女乐罗”等不同称呼。这当然不是专指女人出卖色相技艺，其中亦包括了男性。盖古人“倡”之一字，含有优倡，男伶中的“巧士”、“才童”、“嬖人”、“娈童”以及后世的“相公”、“兔客”等男妓在内。而“分桃”、“断袖”为癖的同性恋，在古代特为盛行。所以，今天，讲“中国妓史”，除去男人，是极不公平的事。而且古人有些地位显赫的男人甘愿作“妓”。如《俗说书》有：

“司马郎君时贵，好作妓堂。然香烟熏之，屋为之黑。”

惜此公不知何代人？而晋人虐杀妓女之事极流行，石崇“杀妓侑酒”，世固习知。王恺也是杀妓高手。再如《晋中兴书》亦云：“帝舅王恺置酒，妓女吹笛，小失意，即令黄门煞（杀）之，一座改容。”

宋、梁之时，诗人多，妓诗亦多。宋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昭明太子、刘孝绰、陈子良、秦琳这些个帝王宗室，都有‘听妓’、‘看妓’的咏妓之诗，诗家如江总、何逊、萧放、沈约等也有妓诗。举例如元帝《春夜看妓诗》：

蛾月渐成光，燕姬戏小堂。

胡舞开春阁，铃盘出步廓。

起龙调节奏，却凤点笙簧。

树交临舞席，荷生夹妓航。

竹密无分影，花疏有异香。

举杯聊传笑，欢兹乐未央。

此诗颇能写出燕妓歌舞，及其声态笑貌的儿女情。入唐以后诗律大兴，咏妓之作更多，如王绩、卢照邻、张谔、万楚、李白、刘长卿、张谓等更有不少“观妓”、“携妓”、“出妓”的名作。

而诗仙李白妓诗最多，皆情致宛然，掷地金声之作。兹列举如下：

（1）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妓：

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

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对舞青楼妓，双鬟白玉童。

行云且莫去，留醉楚王宫。

（2）邯郸南亭观妓：

歌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

粉艳烁月彩，舞衫拂花枝。

把酒顾美人，请歌邯郸词。

清筝何缭绕，度曲绿云垂。

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

座客三千人，于今知有谁？

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

此一“南亭观妓”歌舞的盛况，座客达三千之众，殊不让今日最大之夜总会场面。岂止好客养士的平原君不及见。即今日亦不多得。故而李白有“我辈不作乐，但为后代悲”得乐且乐的浩叹！

（3）题同前之二：

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

对君君不乐，花月奈愁何？

而对君何以不乐？花月虽美犹不能引发人生的情趣。反之，花月之美，尚须有名酒、美人为之陶醉，才能更显出花月的美艳。这种美的欣赏与联想，诗人却从小歌妓身上得到了灵感！这与近代西方人如“花花公子”式的欣赏角度，似大异其趣的。而这种诗、酒、妓合一的造境，才是中国古代妓家的本质形象。进而言之，这种社会依存形象，不惟在美学上有它的依据。且更合乎为了推展生命而松懈紧张的现实，是一种必然的生存取向。使人在风月留连之余，更能积极地奋斗人生。故诗人观妓而为之咏唱，不是没有意义。这与近代人泄欲嫖妓的情怀趣味，是不可以道理计的。“妓酒为欢”的作为，近代中国人就似乎略逊于日本人，彼邦尚保留有若干中国古代艺妓的迹象。

妓家之兴与隋唐以来之教坊关系极大，女乐固为其前身也。教坊之乐，唐后的宋、元、明皆有此一编制，是即所谓“官妓”或“院妓”。而宋、元以来的教坊，和唐代教坊内容已大为不同。如《续文献通孝》曰：“宋元以来教坊之乐，有院本、有杂戏、有女舞、淫声奇器备矣。”

以上除“院本”为宋、元以来妓家之所专擅。杂戏则为古代优倡伶人以及梨园的又一系统，女舞则为杂技百戏的又一系统，皆为妓家所不与也。大抵院中所尚，盖古“北里艳曲”之遣留，虽“清歌妙舞”并举，实际，歌为主体，舞则恐偶而为之，不是妓家的当家本色。

不过，伶人与教坊亦密不可分，后唐庄宗李存勖以“伶人祸国”的故事，世亦习知，而庄宗之伶人皆灭梁得之于教坊者，可资证明。如《山堂肆考》伶人云：“唐庄宗同光二年，以伶人陈俊，储德源为刺史。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唐主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泣言、‘臣所以得生，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使储德源之功也。原乞二洲以报之’，唐主封之。”

这一乖张措施，当时大臣敦崇韬极力表示反对，然而终于已成定案，未生效果。此事且不去论它。但此处说明一个事实，即女乐与妓，以及优伶新戏，在开始都是出于宫廷教坊的培养环境。后世人把“王八、戏子、吹鼓手”等量齐观，就是这个道理。而王八虽不是妓女，却是过去妓院服务人员的共名。有时一个妓院中仅三数个红牌妓女，却要养活几十个依靠妓女吃饭的大帮男女。这帮人比妓女可恶，妓院罪恶从妓女本身产生者少，这帮人才是，说一阵风儿就是一阵雨儿的罪恶刽子手。这些男女名色极多，但却统同称为“王八”，则是世人沿习下来的一句共同性地咒咀！

但女乐是妓，原亦是奴婢的一种。奴婢在古代极为盛行，特在此加以补述。《周礼》大宰有：

“以九职任万民，八日臣妾。”；

郑康成注有：“臣妾，男女贫贱之称。”；

《易经》遁卦更记载：“畜臣妾，吉。”

可见早在周代即以臣妾奴婢供厮役，畜养之以为古事。在秦始皇时，且认为奴婢与牛马一样，买卖已成为行市。如汉书王莽传云：“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栏）。”

故汉初武帝时，杨可“告缗令”，行酷狱，奴婢以千万计，类货财被没入宫廷。迄成帝永始间，始有禁令，不准畜养奴婢女乐。如前书成帝纪云：“永始四年六月，诏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田宅、治园池，多富奴婢，被服彀，设钟鼓，女乐，车服，嫁娶，葬理过制。吏民慕效，寝以成俗。其申事敕有司，以渐禁之’。”

这里提到奴婢、女乐，虽非一词，但女乐出自官婢则无可疑。东汉光武时，曾有“杀奴婢不得减罪”，及“放免”等诏，人权地位，才略见提高。但在魏晋六朝时，蓄奴之风又盛，在北魏“牛二十当奴婢八”，仍当蓄产卖买。如《魏书》刑法志云：“孝昌以后，强盗杀人者，妻子同藉，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者，妻子亦为乐户。”

古代社会有阶级之分，周有“君子”、“小人”，汉后有“良人”、“贱民”之别。北魏的乐户是种“贱役”，入唐之后乐户，虽属于太常，是“良人”。名同实异，在性质上大不相同。北魏尚有一种地位同于奴婢者，则是“客女”。亦是贱民之一。大概北族初入中国，所浮男女，多为奴婢，故《通鉴》记有“承圣三年魏师伐梁入江陵，尽浮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之事。将浮民作奴婢的习惯，历代皆然，所以唐代有“南口”，指蜀就业问题、五溪、岭南、夷、獠之地人民的泛称。更有“突厥奴婢”、“荆盆奴婢”、“昆仑奴婢”等分别。不过，在唐代“奴”之一词，男女皆可用。如元稹“连昌宫”词中之“念奴”固为女性；，白居易之弟名“金刚奴”，则是男子；贞元中琵琶名手“裴兴奴”也是男性。胡人娼女，谓肥大年长者叫“屈突干阿姑”，貌略近胡者叫“唐太嫔阿姑”。辽金二代更有“勃海户”，“崇德宫户”、“高丽人户”、“女直奴婢”、“赐户”、“军奴”、“佣奴”、“蒙古、色目人户”、“新罗人户”等名，皆奴婢的地位。

但元代，有“以良为娼之禁”，即逼良为娼是犯法的。如《续通孝》十四云：

“正元十三年，申明以良为娼之禁。”

又《元史》世祖纪：“正元十五年正月：禁官司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为娼者。”又八月：“诏谕军民官毋得占据民产，抑良为奴。”

由上知娼妓与奴婢关系等观。奴婢地位是悲参的，一直到宋金之时，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故过去石崇杀妓侑酒，就不足为奇了。《容齐随笔》有大段文字记载女乐出于婢妾，及其牛马般非人的生活：“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无一钱一帛之入……”

俘故妾婢，使任女乐，此极自然之事。而古代女乐演变为妓，亦极自然之命运开展。而奴婢中有特出才艺者，为诗人歌咏，立传纪事，实为万千苦难女性中之寥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