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任铎之：莫言，《百年孤独》里的套中人
——回归文学本身看莫言获奖
任铎之/文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可以看作当代中国价值观向外输出的胜利，也可能是诺贝尔奖一次友好的举措，诺贝尔委员会到底是出于同情还是爱，才让莫言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才是关键。
原谅我在出版商与读者欢庆之时的不合时宜。所有的快乐与狂欢是不是来自所谓“扬眉吐气”的快感，抑或是商业上又有利益可赚，又可以建个莫言纪念馆，搞旅游景点拉动高密这个曾经乏人问津的淳朴城市?乏人问津并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表达他的纯朴与缺少的商业价值。这既是诺贝尔文学奖，那还是让我们回归文学，用应有的态度与素养来看待这个问题。
“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实。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是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乍看似乎了不得，“魔幻主义”的代表作是大家熟知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近年在中国正式授权出版，销量突破百万册，在快餐互联网信息时代人们顾不得读书的今天，一本国外译作取得如此销量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不得不谈到《百年孤独》的理由是，在古汉语文化基本断层，不能从现代作家的文字间看见古汉语文化的今天，对中国当代作家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就是《百年孤独》。与莫言同代的著名作家余华，《白鹿原》作者陈忠实等作家都表达过《百年孤独》对自己的影响。余华评价马尔克斯说：“在世作家中最伟大。”“马尔克斯是棵大树，我只是树下的小草。”他的《兄弟》将他对马尔克斯的敬意与模仿展露无疑。《兄弟》分两部分，上部写李光头和宋刚两兄弟的家庭在文革中崩溃的故事，下部写改革开放后李光头发迹的经历，若说《活着》从写作意图上向《百年孤独》致敬太牵强，那《兄弟》从用词造句的语气和写法上对百年孤独的模仿是一目了然的。细节不再赘述，可能模仿地太过，几年前，黄守愚和老英子在天涯等论坛上联合发帖《余华〈兄弟〉涉嫌剽窃》。黄守愚认为余华以往有些的作品是对国内外大师的模仿和剽窃，指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难逃劫数》模仿和剽窃了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与《百年孤独》这两部作品。
对于这件事不想展开，只是想说明《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这里着重探讨的是《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百年孤独》是马尔克斯融合拉美的革命史移民史，加上拉美本土的神话，将玄幻夸张荒诞与全知的视角融为一体，放进了布恩迪亚百年家族史中。
“我读这本书第一个感觉是‘震撼’。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我为什么早不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呢?如果早知道，没准我也可以写了。因为戏法一旦捅破以后很简单。在我这样作家的乡村经验记忆里面，类似于《百年孤独》里面很多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可惜我们知道得晚。”
“我从马尔克斯文学里面得到很多的滋养，他是我们没见面的老师、大师。”“本来我以为离他很远，但不知不觉感觉又贴到他那去了，这是很痛苦的过程。对这样的作家，我们既恨又爱，爱是因为他打开我们头脑很多的禁锢，恨他是因为他的吸引力太强大了，你以为摆脱了，其实又被吸引过去。”
以上是莫言对于《百年孤独》的读后感。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莫言看完《百年孤独》后，从文体语言的写法上的痛苦挣扎，作为一个作家能这样诚恳是很不容易的，但若连这都不诚恳就真不算什么角色了。
莫言代表作《生死疲劳》，用六道轮回的概念，围绕土地这一客观主体，以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为背景，叙述了作者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理解，而人与土地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至近现代农业文明的核心，这一主题找得还是很好的。小说的主人公之一集中阐释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小说情节荒诞玄幻，极其怪异，主人公变驴变马变猪变牛变猴，在六道轮回中受尽折磨，用人眼和动物的眼睛看清了这个世界，这部小说从土改为历史起点，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融合古典神怪小说，写出中国当代史的缩影。“因为这本书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的写作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一些探索。”《生死疲劳》是莫言偏爱的一部作品，若没有《百年孤独》在先，这是极好的创新。
再看看莫言的其他作品。在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有这样的描写：“他的头发这几天象发疯一样地长，已经有二寸长，头发根根竖起，象刺猬的硬毛。”
“他原来扎腰的那根布条儿不知是扔了还是藏了，他腰里现在也扎着一节红胶皮电线。”
可以看出在创作初期《百年孤独》就给他带来巨大影响，但这也无可厚非，这是创作规律，一切创作都要从模仿开始，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而只是模仿，不会铸就伟大，在莫言至今那些最好的作品中，我们还是能发现这种痕迹。从《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到《蛙》叙述了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为止，似乎莫言在处理一个素材的时候，潜意识还使用了马尔克斯的处理方法。尽管他想方设法避开这个模式，比如《蛙》以四封长信与话剧的形式包装，在大背景下描述了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最终的核心还是这种设置，《生死疲劳》以动物之眼，《蛙》以乡村女医生的视角，都将了一个个可拆可分的故事，就像多个短篇小说的集合。而这也或许是百年孤独为数不多的缺点，小说叙述变成一段一段，语言叙述很有特色，但似乎是一个个节奏相同的音符，通过这样那样的东西将它们联系起来。最终结果是一个铁盒中的巧克力，你最先拿起的是哪一颗并不会对你的享用体验带来什么不同。模仿中，莫言也学习了《百年孤独》的缺点。小说的要义是语言特色与叙述技巧，在叙述技巧与语言上上卡夫卡的《变形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有不小的突破，而他们都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要不是没受瑞典文学院的青睐，就是婉言拒绝了提名。而诺贝尔文学奖更应该颁给这样的作家。
一个作家受另一个作家影响不能太深，“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家是……”这样的话是不能从一个伟大作家的嘴里轻易说出的。一个作家太喜欢另一个作家，索性去喜欢他的人，他的生活方式，最受一个人影响太狭隘，要不就是偏激就是阅读量不足。当代优秀的作家需要拥有世界的文学观，不能说地方文学与方言文学已经结束，但想要在小说语言和叙述结构上再往前走点这是必须的。
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他43天写出来的，对于这样神速地完成作品，德国汉学家顾彬评价道：“不尊重语言”。想必写一部网络小说都要多过过脑子打磨一下。灵感一气呵成的是原石，直接就此完工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除非这是快餐小说。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从构思到完稿足足花了13年，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用了四年，将1700页的稿子浓缩成五百余页，这样的执着与对文学这门艺术的爱才能使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写出“同情中断了的辛辣”这样的句子。村上春树视《了不起的盖茨比》为自己文学的起点，一直想重译这本小说，为了使自己文笔成熟，等了几十年才敢动笔在享受中慢慢翻译这本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书。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特兰斯特罗默在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只写出了百余首诗，特兰斯特罗默应该是近年最名副其实的获奖者。相比之下，这位获奖后据报道“狂喜的莫言”，至今写出了十一部长篇，三十部中篇，八十部长篇，五部散文集，不知道多年后他给中国文学史留下的会是什么。
已过大半的2012年可能是个不平凡而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说它特殊并不是单指神九飞天与天宫一号胜利对接，也不是莫言作为中国大陆首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一时轰动以及蛟龙入海和中国体育健儿在伦敦奥运会上拿了多少奖牌，更不是中国为捍卫国家主权与菲律宾及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唇枪舌战。当然还有许多负面的特殊，因虑及面子，恕难一一列出，大概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才会让国内外高度的关注和充满着各种不同的期待。众所周知，中国现如今仍是一个以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国度，所以要想读懂中国还是要从政治角度入手。中国当下最大的政治，也许就是历经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其最大亮点就是超越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这个辉煌坊间自然议论不少，可更让人坐立不安的是以前只顾在“猫论”的支撑下埋头搞经济，却要命的忽略了没有较为成熟的民主与法治的全民教育，就难以形成一个法制健全，依法办事的现代公民社会。由于缺乏了这个极其重要的保障，官场诸多乱象，社会公共道德的严重沦丧就完全出乎了人们的预料。从某种程度上去分析、掂量，这还不只是一个“积重难返”的棘手问题，更大的风险还在于执政团队如不清醒地审时度势，最终的结果，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以前，笔者曾在多篇博文中强调过中国的事情之所以难办，难就难在封建主义的阴魂不散以及从未对自新中国始立一个多甲子以来，所走过的弯路有过“反躬自省”的像样批判并认真汲取了教训。不让犯过了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犯。很遗憾，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缺乏一种理性务实的思维，以至时至今日都没有找到一剂脱困解惑的灵丹妙药，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实质性的进展。恐怕最大的主因还是我们自己不敢真正地“灵魂深处闹革命”，从既要面子又糊弄里子的尴尬状态中彻底的解放出来。这些年不少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的网友对此都有很多的真知灼见，但情势依然是难以乐观。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爱把问题和矛盾寄希望于一次特别的大会来集中解决。所以，每当这个盛大而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官媒的各式乐器都是鼓着腮帮子的海吹。人们记忆犹新的九大胜利召开，选定了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大家都以为混乱不堪的文革该结束了，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的过太平日子了。不料，更大的想不到是竟让国人目瞪口呆。十大的胜利召开，响当当造反派的优秀代表终于走向台前，大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风采，平民们又盼结束内乱，休养生息的重建家园，但美好的愿望还是难以实现。现如今，人们，特别是历经过那些上世纪无休止政治运动而幸存下来的人不再幻想了，更不愿自己朴素、纯真的感情被继续欺蒙和廉价出卖了。也许，“听其言而观其行”才使自己不再盲从地让别人当枪使，学会仰望星空的独立思考才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未来。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相关的文章及言说近百年来可以说是排山倒海般地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国民们的觉醒。对此，我们忘不了反清义士，民族英雄陈天华为唤醒中华民族这头昏聩的睡狮，竟以自己三十多岁的年青生命悲壮慷慨的大写出了一个“醒”字。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主义专制，铸成了中华民族愚昧无知的劣根性。远的不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坑人、害人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就完全地显露出来。中国人很聪明，有四大发明贡献于人类使社会文明进步。但有时却麻木愚笨，不善于总结梳理自己失误的教训，这大概也是我们长时期落伍于世界之林的原因。一个显而易见的虑及不周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作为一个在世界上为数不多，且又能一言九鼎和有着较好民众基础的大党，却没有很好地保持和利用自己的这个独特优势。在拟定改革开放的重大国策上如能虚心听取专家学者和民众的真实意愿，从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入手，造成一个以法治为主体的公民法制社会，这样才会为随之而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保驾护航。我们也不会在付出了天价的行政治理成本后，还得要去走回头路，还无法改变当下“烂事如麻，问题成山”的困局，执政党的公信力也不会大遭衰落。可问题是从马上下来进城执政不久，老子是诸葛亮，草民们是阿斗就已经成为了一些当权者的思维定式。不然，那些荒唐透顶又让世人耻笑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就不会在“群体愚昧”的华夏大地上一幕接一幕的上演。谈这些有人会不高兴，但这是难以改变的铁一般的历史史实……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成就辉煌。但因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只说不做，在取得经济发展的同时，有许多难以估量的问题和矛盾正日益吞噬着改革的成果，而让广大民众心生不安及困惑。在这里，用不着去细究那些层出不穷的官场丑闻以及一大堆负面的社会民生难题，因为这样的曝光已经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毫无止境。以其这样的慢性“溃烂”折磨着我们的生存，倒不如展开一场真刀真枪、轰轰烈烈的“国之前途和命运”的专题大讨论。中国，不只是大陆人的中国，而是包括台港澳以及全球华人的大中国。缘于此，毎个炎黄子孙都应为祖国和民族的崇高利益而敞开心扉，添砖加瓦的来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简言之，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归根结底是没有找到一套跟自己国情相符，又能强国富民的治国之策。尽管改革开放搞了这样久，可是我们仍旧是在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难有大的作为，以至问题和矛盾越积越深，已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然有人不愿这样看，仍认为我们每天都是艳阳高照，鲜花遍地，每晩“雷打不动”的《新闻联播》就是最好的说明。可在这虚假繁荣的背后贫富差距是进一步的拉大，官民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日益庞大的上访大军以及群体性事件的频发都不是好兆头。共和国才一个多甲子就一天到晚地强调“维稳”，有时竟还要刚性维稳，所花费用跟国防军费比肩，这实在是令人忧心忡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执政团队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信号，那就是无论何党要想执政合法化的第一要素，就是要有公信力。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即便是在台上也不安稳。民主宪政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有民众对政府不满搞示威游行，有的还占领这、占领那，但从未见他们哪一个政府在高喊“维稳”？就是曾经的所谓苏联老大哥，现在的俄罗斯新任总统普京就职时有民众反对示威游行，克格勃出身的他也不敢随意喊军警来“维稳”。海峡对岸宝岛台湾国民党曾丧失公信，被民众用选票抛弃。在丢失执政权柄八年的时间里国民党痛定思痛的深刻反省，最终重新赢得了公信而上台执政。眼光转回国内，如前所述，执政团队不管承不承认，中国现已到了一个内外交困，乏善可陈的危局。如要想重新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戴和信任，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老生常谈的“三公滥费”、“官员家庭财产登记公示”、“言论自由，传媒彻底独立”等，先把这些办好以此来提升自己继续执政的公信力。但这个难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巨大和敏感，恐难办好，因为当局无法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阻力及干扰。办不好的结局也只有一个，可能是大家都不愿看到。其实，要解决这个棘手的大难题也有一法，那就是执政团队须以“壮士断腕”之决心自上而下的认认真真、彻彻底底的解放思想。这个解放不是过去那样的光喊口号或作一些表面文章，应有主次循序渐进的施行，这才不会忙乱和走样。解放思想最先解放的应该是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让他们的思想真正地解放了，才会大开民智，促进整个民族的思想活跃，民主自由的祥光才能引领我们走在国强民富的康庄大道上。当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单是让知识分子打开心结地解放思想，光凭嘴说这都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因为如不把压抑在他们心底上的那一块巨石掀开，也就是彻底地推翻和否定具有“阳谋”之称的反右运动，一切都是空谈！但舍此，就还没有其它的路可走。近年来，中央顺应民意加大了治理“三公滥费”以及“肃贪倡廉”的力度。这红头文件是发了不少，效果却大打折扣。原因就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和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得还不够，还有许多约束和禁区难以突破。解放思想可以说是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为何却难有“立竿见影”的起色？答案也许就在“言论自由”和“传媒彻底独立”现还只是纸上画着的饼，要想成为现实，还需社会各界来共同努力。之所以再三地强调这两点是建国以来，缘于没有这样的民主氛围和基础，我们才干了那么多的傻事，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有效监督成为过场，先进睿智的思想难以融会交流，也就无法对经济的发展和民主与法治的公民社会尽快的建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推动。政府焉能不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穷于应付的忙乱之中，改革开放已取得的效益及成果极有可能得而复失。
随着十/八/大的临近，官媒又开始了习惯性的溢美颂扬。有视觉传媒谈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有电视记者在大街上拦住别人问“你感到幸福吗？”。这些故伎重演，犹如托儿所大班孩子们玩的游戏，居然这么久不花样翻新，简直是欺辱世人的智商。应该说十/八/大只不过是一个政党的会议，以平常心待之，用不着刻意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但中国特色就是不一样，几十年一贯制的做法是执政党的政治影响必须高于一切，作为中国现实的当家人有这个优势也不难理解。但问题是中国特色自立国始每逢大的政治会议召开之际，各式官媒都会以许多美丽的词藻来堆砌幸福无比的天堂，全然不顾广大民众经年累月的如此“审美”所造成的疲劳感受，这样天花乱坠般地装扮政绩，其意是想为执政地位的稳固增加砝码。不知执政团队冷静的想过没有长时期的依靠许愿和承诺来描绘一幅幅美好的蓝图，且最后又都成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般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空头支票开多了，哪还有什么公信可言，老百姓最终不骂娘吗？回眸中共战胜国民党的一大利器，就是宣传，大造舆论，就是在揭批“万恶”的国民党时，又营造出幸福美好的憧憬，特别是《新华日报》连篇累牍的相关社论更是鼓舞人心。革命领袖毛泽东也多次上阵亲口对广大民众以及民主党派宣传，中国革命成功后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有这个作为保证，民心的归顺自然是风起云涌，共产党不想坐江山都不行。新中国倒是如愿以偿的诞生了，前二十七年革命领袖承诺的民主自由仿佛是离人们越来越远，取而代之的却是除了毛泽东本人，任何人都弄不懂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噩梦。至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消除。所以，平民百姓想的十/八/大是不要再编织虚无缥渺的漂亮花环了，也不要再浪言大语的构建壮观的远景了。多议一下民众生存之艰、多寻一些执政党改革求变之道。也许，这才是真正地迈步于“执政为民”的新征程，只要锲而不舍地顽强追求以及全党同志赶快从现在做起。多说真话、多办实事，切忌不要再玩“花架子”和“忽悠”老百姓的文字游戏，这个党应该还是大有希望。但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这已经为数不多的机会，以自己“取信于民”的实际行动，去谱写出更加华丽的执政篇章。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不会成为一句惹人发笑的空话，因为我们是再也经不起周而复始的瞎折腾了。
1904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日俄战争，已经百年。现在再看国人当时对这场战争的种种反应，不同观点间的激烈争论，仍使人感到饶有意味。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罗斯两个帝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略、争夺我国东北，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由于与我国东北接壤，近代以来沙俄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对东北的侵略。而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帝国刚刚崛起，正在走向军国主义。它制定的所谓“大陆政策”其战略目标是首先吞并朝鲜，然后侵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称霸东亚的基地。这样，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矛盾的焦点。甲午战争中中国大败，中国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其中归定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对此，企图独霸东北的沙俄大为冲动，联合法、德要求日本“还辽”。日本自知实力不能与这三国对抗，于是被迫同意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同此，日俄矛盾更加尖锐。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乘机派十几万军队侵占我国东北。1902年春订立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在18个月内撤走，但1903年春规定撤军时间即将到期时，俄国不但没有撤军打算，反而增兵东北并向中国政府提出由俄国独占东北等七项无理要求，想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这样，俄国独占东北的计划与日本夺取东北的战略发生严重冲突。经过几年积极准备，日本自忖实力大增，决定对俄针锋相对，争夺中国东北。从1903年8月起，日、俄两国为宰割我国东北多次谈判，但一直未能达成分赃协议。在谈判的同时，双方实际都在积极备战，战争一触即发。1904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实际爆发。10日，双方正式宣战。对这场以中国领土为战场、使我国东北居民饱受战争祸害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在12日宣布自守“局外中立”，甚至声称“彼此均系友邦”！
对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关注。但有意思的是，国人虽然谴责这场使东北居民惨遭兵燹之祸的战争，对国家衰败如此、遍地生灵涂炭深感痛心，但却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更感兴趣，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发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自然关注异常。
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这场两个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立宪派当然十分愤怒。同时，他们又做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实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文章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次战争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他们说得很明白：“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这样，中国的立宪改革将更加困难。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已经具体制定了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对此，立宪派反驳说，国家的强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虽小，但经君主立宪后精神蓬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等”。另外，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而这是“专制之国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的正确。从1904年2月到8月，双方舰队在旅顺口附近多次海战，俄舰受重大损失。同时，日本陆军从新义州渡过鸭绿江，突破俄军防线。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2、3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结果于5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平心而论，立宪派一年前作出日本必胜的结论相当大胆，甚至有些冒险，更多地带有价值取向的成分。因为近代以来的所谓“公例”是黄种人被白种人打败，而且以两国的幅员、实力来看，当时公认俄国远在日本之上。所以此时日胜俄败的结果一出，立宪派当然借此大作文章，宣传说这场战争“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
由于国家一直处于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等，而萦绕心头的是国之兴亡。此次日本在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似乎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再次说明，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内政治必然要受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客观、清醒、科学的认识分析，更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来源：经济观察网（2007-02-28）
在中国人文精神溃散、作家地位沦丧的今天，一个叫莫言的人获得了诺奖。
像一起事故。
或者是有些没落的诺奖评委会在刻意与中国修复关系，当然这一努力也得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扬。孔子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子说:厚德载物。真是的，连钓鱼岛都能与日本谈判，我泱泱大国怎么能和一个只有900万人口的小国较劲呢?
只能说莫言幸运，能他比运气的也许只有那个中了3亿多彩票的人。
盼星星、盼月亮、盼诺奖。多年以来，似乎成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情结。
现在一朝梦圆，从上到下备受鼓舞，乐呵乐呵，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也仅此而已。
但有些人就爱联想，联想大发了就显得像意淫。
比如说莫言的获奖能带动中国纯文学创作的繁荣，进而重现80年代初全国人民争当作家，进而人文精神复苏，大国未崛起，文化先拔份。
其实您清醒下来，看看中国全民媚权媚媚俗钱的现状，以及作家戴着镣铐写作，版权难以维护，靠码字普遍难以果腹的悲催现实，您就明白：如果这块国土上如果还存在一个叫小说家的职业的话，也是郭敬明的天下——这个字字价值千金的年轻人曾是莫言没获奖之前无比羡慕的对象。
获奖后的莫言靠诺奖免税的750万人民币发了笔财，他的愿望是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买套房子——只够120平米，还得有当地户口。从这个角度上说，他还得继续羡慕郭敬明。因此，他的事迹对激励更多的人耐得住寂寞，艰苦写作作用有限。
现在全民像追杀那样追捧莫言，媒体将他位于山东高密的居所层层包围，公众将他在书店常年滞销的图书一扫而光，不是因为多喜欢纯文学，多么热爱莫先生那些荒诞的文字，而是他红了，诺贝尔了。其实，不少人也是拿出这样的热情追逐李宇春的。
当地政府像打了鸡血一样忙着亲切接见莫言及其二哥，或急于扩建莫言文学馆，也真不是为了挽文学于既倒，更像是为了振兴当地旅游业，进而获得官员们升迁的政绩。从这点讲，真不如高密那些沾莫言的光多卖了些烤鸡的商贩实诚。
在各类光环笼罩下的莫言更像得了世界好声音的冠军。他毕竟是个曾严肃写作的人，感到这些猛然糊在身上的热潮有些燥，于是毅然决定闭门谢客。保不齐会搬家。
莫言获奖，俺也很高兴。但总体觉得这是一次意外，和今年黄金周有些类似——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前提下，高潮来了。莫言不需要像别的明星那样先感谢CCTV和别的TV，倒需要感谢张艺谋——没有电影《红高粱》的成功，他其实无法在汉语专家匮乏的西方世界短期获得巨大影响力。
莫言在获奖后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很精彩：“我是从人性角度写作，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
从创作的角度上说，这个国家需要习惯个体的胜利、人文的胜利，而不总是把创作者的成就首先归功于自己正确的领导和无私的关爱，否则，拿更多诺奖和奥运金牌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