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镇江马聘三到苗栗张汉文：一个世纪的变迁（1）》
谨以此文，纪念肇建民国之先烈志士。
近月，因为“太平轮事件”的关系，我在深圳巧遇台湾女作家张典婉老师(《太平轮一九四九》作者)。言谈中，张老师在一张小小的便笺纸上写了她的外公和父亲的名字——“司马聘三林奄方张汉文”，使我记住了这三个名字。随后，我在武汉《江岸文史资料》郑梦川先生的文章中发现，原来司马聘三先生本名“马聘三”，司马聘三是他的日本名字。不久，又发现了1917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里有“马席珍聘三”的注释。“司马聘三”、“马聘三”、“马席珍”，这几个名字使我无意中开启了一个爱国侨领家族百年变迁的大门。
紧接着，史料如雪片飞来，从镇江到神户、上海、汉口，我看到一个赍身革命、肇建民国的爱国侨领的身影。拂去历史的尘埃，我慢慢捕捉到孙中山、陈其美、张群、康有为、章士钊、梅兰芳等人的雪泥鸿爪，也寻觅到一个的江南家族兴衰史。如今，上海的桃江路司马家大花园洋房数易其主，镇江南郊的马家坟日渐荒芜，却依然无法掩盖一个家族的兴旺和一个时代的非凡。
神户三江帮侨领
马聘三，江苏省镇江人，1870年出生。又名马席珍，父马掣才，母亲贾淑媛。他在神户居住长达30年，授大清领同知衔，是神户三江帮的侨领之一。
马聘三先生![[转载]《从镇江马聘三到苗栗张汉文：一个世纪的变迁（1）》](http://img.aihuau.com/images/31101031/31075140t01b4ed33cca94973c4.jpg)
自从1868年日本兵库(神户)开埠以来，移居该地的华人主要来自三江、闽南和广东的商人，1892年在神户生田区中山手通六丁目302号创设中华会馆，到甲午战争时，当地华人按照籍贯及方言形成了各大帮派，其中的三江帮主要来自江苏、江西、浙江等地。
1897年，一部分在大阪川口地区的三江帮商社与广东帮商社移居神户，与神户的三江帮汇合，成立三江商业会议所，吴锦堂、马聘三逐渐成为当地的华侨领袖。1909年3月13日，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成立，广东帮郑祝三任总理，三江帮马聘三、福建帮王大川任协理，会址附设于神户中华会馆内。4月1日，马聘三和上海人陈源来在北长狭通5丁目26番合资创建三江公所大楼。9月27日（宣统元年八月十四），大清国农工商部奉旨准颁以“神户中华商务总会关防”一枚，委任总理花翎·道衔郑瑞图（祝三）、协理同知衔马席珍（聘三）、蓝翎·同知衔王德经（大川）等。[1]
1912年4月24日，三江公所获得兵库县知事批准设立社团法人“三江商业会”，资产总额21840日元（约相当于现在的6550万日元）。[2]
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11月1日，北京政府工商部在京召开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到会的实业家100多人，开中国“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中华民国侨日神户商务总会委派马聘三作为神户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他提出“实行免厘增加输入税实行奢侈品消费税收之计划”建议。
11月13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会议召开，马聘三（席珍）是来自海外参与大会的13名代表之一，跟杨度、粱启超等一起被列名在24名来宾名录上，[3]12月17日，中央商学会会长向瑞琨向政府工商部提议在北京西长安街学会内附设列国通商行船条约研究会，每月发行杂志汇编或临时编刊，每月经费贰佰圆，这个提议获得神户代表马聘三（席珍）的大力支持。1913年2月1日，神户商务总会特开大会，听取马聘三赍回设立商约研究会理由书，全体公决，由吴锦堂、马聘三各担认叁拾圆，广业公所公认贰拾圆，三江、福建公所各公认拾圆，合成每月壹佰圆，按月照缴，以一年为期。2月24日，商会总理吴锦堂（作镆）、协理杨毓华、王德经（大川）联合呈文工商部，愿意担认研究会每月经费壹佰圆，商会全体俱在发起人之列。
通商行船条约是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若干商约的总称，包括《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其中特别是《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严重损害中国的权益，该约是《马关条约》的延续，签订于1896年，为期十年。1913年初，为了改正列国通商行船条约，收回治外法权，振兴民族工商业，吴锦堂、马聘三等大力支持设立通商条约研究会，却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工商部在3月17日的批令中以“国际商约关系重大”为由驳回各商会一律照设研究分会的申请。[4]
由于神户本地商界长期存在着中日双方人士相互依靠的特征，华侨上层主张中日和平共处和明哲保身。1916年至1917年间，神户华商吴锦堂、马聘三、郑祝三、王敬祥、杨寿彭等，首先发出谋求“两国实业家的亲善”为两国的“经济提携”树立基础的倡议，发起了“中日亲善会”。1917年2月18日，以吴锦堂、马聘三、郑祝三、王敬祥、杨寿彭等邀请日本当地的一百多名实业家在中华会馆召开了中日亲善会，当场表明由民间人士推动中日亲善活动的主张。3月5日，神户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马聘三向全国商会联合会寄上了公函、亲善策“当于根本上求亲善”一册(发表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4年第3号1917年3月1日)、以及计划书“实行免厘增加输入税实行奢侈品消费税收之计划”一册，倡议中日一起实现中国的税制改革，推动海内外商会与政府共同研究如何推动中日的亲善。由于“二十一条”问题导致抵制日货运动等问题，中日贸易陷入危机，日方需要考虑相应的对策，马聘三的言行同时代表了和中国有实际交易关系的日本经济界的意见。他面向国内外中国商会的呼吁就是神户中华总商会企图通过号召中国实业界来探讨中日合作的可能性。
马聘三在支持革命运动方面，是相当活跃的，不是在商只会言商一类的华侨。另一方面，他以日本精（白）糖的出口商驰名。中日之间是否能和平共处，对这位已具有名声以及经济实力的巨商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这就是他主张中日亲善的背景，他没有能力预料他所提出的中日亲善的主张对大多数商会会员来说是难以接收的主张。[5]
1918年，神户中华商务总会改称神户中华总商会，马聘三历任该会会董、协理、经理人、副会长等职，他积极振兴华侨经济贸易，兴办华侨教育，为神户华人谋求社会福利。
1939年，三江商业会、福建公所和广业公所被勒令解散，合并成为神户中华总商会。二战后，三江商业会从神户中华总商会中独立出来。1983年4月，财团法人三江会馆获得兵库县政府批准，重新组建。神户三江帮能够延续长达100余年至今，当年肇建者马聘三等人功不可没。
复和裕洋行
马聘三少年时曾在神户华商开设的贸易商号任职员，1892年独资创设复和裕洋行（Fukuwayu &Co.），担任总经理，由其长子马腾骧，次子马宗杰主持日常业务。经营日本海产品输华以及火柴、砂糖等业务，对日输出中国的苎麻、皮革、五倍子、杂谷、肥料、麸、米、牛腊及其他土特产。资料显示，1902年该行输出火柴已达总额43550日元[6]。另有马聘臣在荣丁町通2丁目复和裕内创办志成号，经营相似产品。
日本历来为制糖先进国家，复和裕洋行主要经营日本大里车白糖(台湾大日本制糖会社出品)和大正车白糖(大正制糖会社出品)[7]，复和裕洋行、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增幸洋行、高津洋行、山口商会并列上海六大食糖进出口行商。
1907年（明治四十年），神户复和裕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资本额日元20万，地址在宁波路40号，在扬州设支店，负责人是马聘三次子司马宗杰。1916年，复和裕洋行在汉口设分行，汉口分行初设英租界怡和路（今上海路11号）。首任经理浙江人王锡三，买办胡虎臣。1924年王病逝以后由日本人佐山诚治继任经理。
1931年汉口爆发特大水灾，德裕、慎兴海味号先后倒闭，复和裕汉口分行赊销货款的远期支票不能兑现，公司业务遭受重大挫折，1931年迁址汉口鄱阳街5号。1932年，因为中日局势紧张，对华贸易日显颓势，中国进口糖类总数量由1931年的1138万担剧减到634万担。[8]马聘三决定结束复和裕汉口分行业务，由佐山诚治承顶，改名诚记洋行（Sayama &Co.）。
佐山诚治毕业于上海同文书院，精通中文，长于交际。因资金短绌，他无力直接向日本糖厂取得经销权，车糖（机制糖）仍由日本复和裕洋行供给，其他经营的品种，如电料、海产品及日用杂货由日本小型工厂直接批发，苎麻出口业务则由马聘三的外甥卢海峰继续向复和裕总行负责。改组以后，佐山诚治任经理，其弟沚谷庆颜担任副经理，其余华籍职员全系原复和裕员工，包括周承恩主管进口，包启明办理出口，电科范荣卿，财务郑梦川，会计马文林等8人。经过数年的经营，诚记洋行大有起色，仅销糖一项，月均5000包（每包136.50斤）左右。[9]抗战爆发以后，该行停业。
1939年6月武汉沦陷后，佐山诚治及沚谷庆颜回汉，与海味业巨商周鸿卿合伙恢复诚记洋行。1942年该行被举报为华商谋取利益，佐山诚治被勒令卸职回国，全部财产由日本汉口银行接管，改名中兴洋行。[10]
以马聘三为首的神户华侨，本来以永远居留为目的，建立店铺与仓库营业，纯粹以贸易商姿态出现，其中经营大多超过30年。1904年1月，马聘三加入日本国籍[11]，后归华籍。1920年，改名司马聘三，再入日籍。1930年恢复原名马聘三，改归华籍。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包括马聘三在内的大多神户侨商陆续回国或者停业经营。
根据1937年12月6日兵库县外事课的调查资料，在神户继续营业的华商由原来的91家锐减到18家，尚在营业全部为福建帮商号，其中59家广东帮商号有39家休业，20家回国，11家三江帮商号有8家休业，3家回国，21家福建帮商号有3家休业，18家继续营业。[12]有关资料显示，当时马聘三停止神户复和裕号业务，而另一名神户侨领杨寿彭在神户被当局逮捕，受尽折磨，1938年2月惨遭毒杀。
马聘三次子司马宗杰负责复和裕洋行上海日常业务，在1943年任上海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糖业专业委员会委员，抗战后参加张澜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11月，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内山完造来上海参加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活动，曾专门与早年内山书店时期的好友葛祖兰、吴朗西、钱君匋、司马宗杰夫妇等人会面。1957年，司马宗杰在上海出版有《小企鹅历险记》）一书。[13]
《小企鹅历险记》[日本]乾富子著，周维权译，司马宗杰校28开64页，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9月初版
辅弼民国建立
清末民初，海外华侨有“革命之母”的称号，孙中山曾感慨：“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袂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14]
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侨居神户华侨开始公开支持革命军，或剪发，或非议清廷，在中华会馆门前张贴“兴汉灭满”字样，革命情势日益高昂，连清廷驻神户领事王守善都被迫剪发。11月25日，王敬祥、周子卿、郑祝三、刘次荆、马聘三等17人在神户海岸通三丁目广业公所开会，商讨革命形势。26日，大阪神户700余名华侨就侨商统一一事，集会于中华会馆，组织成立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决议选举王敬祥担任会长，周子卿、廖道明任副会长，郑祝三、刘次荆、马聘三等16人任会董。[15]神户侨商统一联合会是支援孙中山的最先锋的商人组织，为支持民国政府的财政开支，除认购中华银行的股票外，还通过该会转交的形式为支持革命提供各种经济上的援助，并采办军械,并组织横滨和38名青年组织的神户义勇军会同44名横滨敢死队回国支援革命运动。
根据日本政务局第一科高秘收字第7442号（明治44年11月29日）和第7588号（明治44年12月11日）报告，马聘三是革命军上海都督陈其美（英士）通牒的军用资金募集员之一。1911年12月11日上午6时7分，他和刘次荆从神户乘火车抵达长崎，在蒲五岛町旅客旅店宿京屋早餐之后，9时以赴长崎领事馆为名离开旅店。两人随身“携带手提包两只，其中一只内装纸卷包，为神户侨居华人等醵出有关公债证券，”面额达七万元，刘次荆护送他上船后返回神户。当日，马聘三乘坐“博爱丸”驶往上海。这一路的行踪，一直在日本秘密警察的监视当中，并立即由长崎县知事安介谦报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转报内务大臣原敬。[16]
陈其美先生戎装照
不久，刚刚抵沪的马聘三受上海都督陈英士派遣回日本继续募集革命饷糈。12月19日，陈英士专门为此事照会神户侨商会长王敬祥，因时局动荡，各界呼吁南北和议谋求统一，革命军经费捉襟见肘。对于筹饷的紧迫性，他认为“粮糈为军士命脉，筹划不容稍缓也。”并称颂“诸君子热心爱国，建立盛会，筹集巨款，拯救同胞，不啻出水火而登袵席，洵为国民之表率……将来民争进化，国保共和，实赖诸君子辅弼之功。”[17]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22日，日本《神户新闻》发表社论《应当承认民国政府》。26日，华侨代表吴世荣、温雄飞、冯自由、黄卓山、马聘三等14人上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请核准组织华侨联合会。是日，内务部核准。[18]海外华侨闻风，不胜欢欣，纷纷回国云集上海，2月7日，马聘三与黄卓山被推选为神户代表出席上海华侨联合会。8日午后四点，华侨代表在奥华楼召开会议，选举决议华侨联合会组织机构，林文庆任评议长，马聘三、吴应培负责庶务科工作。[19]2月中旬，各界华侨代表在上海张园举行成立大会，公举汪精卫、吴世荣任正副会长，由吴世荣负责具体会务。[20]
上海华侨联合会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华侨组织，参加者多为同盟会会员。它在团结华侨，促使归国华侨参政经商，引导华侨支持新建的民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联合会在上海设立总机关，海外各埠华侨公会作为分机关，神户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在王敬祥提议下立即加入该会开展工作。
孙文批华侨联合会王敬祥等呈文(1912年1月31日)
同时，神户侨商会积极自筹资本，采办军械，以备军需，1912年3月7日，王敬祥、马聘三向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呈递创办兴业贸易株式会社呈文，并列会员表、说明书及章程清册，声请经营政府仲立人如借款、制械、造舰等，各种枪炮、弹药、皮具、背囊、衣靴、绒毯，凡关于海陆军一切军需食物、杂品暨商品一切贩卖等类。16日，孙文将王敬祥、马聘三等所呈各件发交实业部，饬即审定批示作复。[21]兴业贸易株式会社设于上海法界金利源马头58号地，在北京、武昌、广州、福州、南京以及日本东京、神户、德国柏林、美国纽约、英国伦敦设支店，资本额100万元，发起人负担4/10，计40万元。该社设社长1名、取缔员3名、监察员2名。[22]3月31日，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在神户中华会馆举行解散仪式，完成历史使命，宣告成为上海华侨联合会支部。[23] 这是神户中华革命党支部和神户中国国民党支部的前身。
兴办教育热心赈灾
1900年8月，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建小学校于中央区中山手通三丁目24番地，总理麦少彭，协理王敬祥，校长张寿波，日本著名政治家犬养毅任名誉校长。次年春，堂舍落成，命名神户华侨同文学校（今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初创学生121名。1915年至1916年，吴锦堂、马聘三、王敬祥、陈衮裳醵集资财，大力支持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办学，并担任副董事长，当时学校历任总理潘霖生、杜贯之。
他在任期间，1915年6月，该校承国民政府教育部颁给捐资助匾额一面，金银褒章27枚，并执照27张。9月，该校举行成立十五周年庆典，承大总统赐肖像一张、“乐育英才”匾额一面，举办3次成绩展览会。12月，高等科第八回毕业、初等科第九回、幼稚园第八回毕业。校友会组织文房给品部，并印发年刊杂志。
1916年1月，同文学校附设中学第一年级，7月前校长汤珠江殉难，校友会开会追悼。8月，又承大总统赐给“华国舒文”匾额。12月，高等科第十一回毕业、初等科第十回、幼稚园第九回毕业。[24]
1917年夏秋，北京直隶水灾，洪水泛滥，哀鸿遍野，时人称为“170年未遇的浩劫”，中国红十字会和华侨联合会急募京直水灾赈款，纷纷远在日本神户的侨商积极捐款，其中复和裕、广昌隆、怡和洋行等15户各捐大洋50元，响应赈灾呼吁。
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处敬谢各善事各机关各商号慨助京直水灾赈款报告单（续)
《政府公报》第131卷第907期（1918年8月3日）
1928年至1930年，豫陕甘三省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国民政府迅速成立豫陕甘振灾委员会，冯玉祥任主席，许世英、刘治洲任常务委员。根据《豫陕甘振灾委员会征信录》（1929年出版）记载，经大阪神户华侨何世錩、杨寿彭、鲍翼君募集，认捐踊跃，其中复和裕、德泰庄、兴隆号等各捐洋20元。
孙中山与神户
孙中山与日本神户颇有渊源，他一生到过神户多达18次。在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老同盟会会员流亡日本时，复和裕马聘三与怡生号吴锦堂等财团在经济上慷慨资助，是革命党人在日本的主要经济靠山。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之后，于1913年3月13日上午11时以全国铁路总督办的身份到达神户，随行何天炯、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宋耀如等人，神户华侨组织了多场盛大的欢迎集会。
13日下午2时，神户华侨代表1500余人，在中华会馆举行欢迎集会，途为之塞。2时15分，孙中山登场，学生列队鸣铳致敬，会议秩序先由马聘三述开会辞，次由吴锦堂致欢迎词，继由孙中山演说，他勖勉大家“应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演说毕，万岁之声雷动；午后3时，孙中山赴中华会馆茶会，旋赴神户基督教青年会欢迎会，与会者逾千人，森田青年会董事述欢迎词，继由孙文陈谢词。4时5分，孙中山驱车赴神户中国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由副支部长杨寿彭主持，支部长吴锦堂致欢迎词，并请孙中山作了关于政党的必要和建设问题的半小时演讲，孙中山应杨寿彭之请，书赠“天下为公”四字。[25]
1913年3月13日下午4时5分，国民党神户支部欢迎纪念会。
晚6时半，孙中山参加中华会馆的华侨欢迎宴会，会馆门前悬二花匾，曰：尊重人道，曰：拓展民权。7时主客就席开会，会众400余人。酒三行，王敬祥朗读欢迎文，戴季陶代孙中山述谢词。晚9时，宾主尽欢而散。
1913年3月13日晚6时半，神户华侨欢迎宴会。
次日午前10时，孙中山一行参观了神户中山手通三丁目同文学校，在楼上讲堂对学生作训示演说毕，摄影留念，11时辞去。
1913年3月14日，神户同文学校参观纪念。
随后他参观川崎造船所，该所副社长川崎芳太郎、四本营业部长等欢迎、导游，孙文“惊叹其规模之宏大与进步之显著。”。
1913年3月14日，神户，车上杨寿鹏、孙中山、川崎芳太郎，参观川崎造船所。
1913年3月14日，神户川崎造船所欢迎纪念。
1913年3月14日，参观神户川崎造船所。
中午l时40分，孙中山和王守善、王敬祥、何天炯、马君武、戴季陶、马子衡、郑祝三、马聘三、宋嘉树、李文权等17人赶到舞子松海别庄，出席吴锦堂府邸举办的午餐会。
会上，吴锦堂又一次致词说：
“作镆代表神户全体华侨特开欢迎大会于中华会馆，复蒙枉驾惠顾，谨就舞子敝庐，拥笔洗盏晋敬一觞，并贡数言为寿。伏承先生与诸志士千辛万苦，以铁血造成民国，去四千余年专制之锢弊，一旦创造共和，以天下为大公。功成退位，赠勳不居，其高风不翅古之尧舜，吾祖国四万万同胞，敢不钦感先生云天之盛德流芳万世……”
宴会后拍摄的合照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纪念，午后4时8分，孙中山返回旅馆少憩。
1913年中午l时40分，孙中山与宋耀如等人抵达日本神户吴锦堂府邸舞子松海别庄移情阁，与侨商合影。前排右起：山田纯三郎、龟井弁三、何天炯、宋耀如、吴锦堂、孙中山、马君武、戴季陶、郑祝三、李文权；后排右起：闵蕙荃、马聘三、陈鑑周、马子衡、王敬祥、杨寿彭、陈源来、潘霖生、草鹿甲子太郎、汪吉人、吴启藩、王守善、杜意均。
昨日的吴锦堂府邸舞子松海别庄，今日已成“孙文纪念馆”。
午后6时，孙中山出席鹿岛神户市长欢迎会，鹿岛把大银花瓶送孙文作纪念，至晚8时半，孙文归途访三上丰夷家叙旧。晚10时20分，孙中山一行抵达神户车站，到车站欢送者有中日两国官绅商学数百人。37分钟后，孙中山在万岁声里向广岛发程。[26]这次孙文访日，受到日方除了王公之外从未给予任何国家代表的隆重礼遇，引起了英美各国的密切关注。
1913年3月14日，神户常磐花坛欢迎宴会。
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集会欢迎孙中山
1917年9月10日，护法军兴，孙中山赴广东就任军政府海陆空大元帅职，宣布勘定内乱，恢复约法。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如孙中山所愿，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逼孙去职的活动日益明显化，他在军政府越来越难以立足。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大元帅职。对于孙中山坚持护法，日本驻华公使林泉助认为是南北统一的障碍。6月5日，应日本国会议员犬养毅多次邀请，意兴阑珊的孙中山、戴季陶、胡汉民等人从汕头赴台转往日本，寻求日本朝野支持。6月11日7时31分，孙中山一行辗转到达神户车站。在神户，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头本多一太郎、日华实业协会干事草鹿甲子太郎，当地侨领郑祝三、中华革命党神阪支部长杨寿彭等到车站迎接，中国领事馆官员并未露面。9分钟后，火车向箱根进发。
此次孙中山抵达神户，当地华侨南方派王敬祥、郑祝三、何世錩等同情孙在广东失败的遭遇，但对于其重新再举尚无把握，属于北方派的马聘三保持沉默，未吐露何种意见。但改派王文达则指责孙中山“一度得临时大总统之名，故以此为满足，须将地位让予后进者方可。……”[27]对于是否援助孙，各派意见分歧甚大。当地报纸以“败残的孙文”（《神户又新日报》1918年6月12日）“神色憔悴的孙氏”（《神户新闻》1918年6月12日）[28]来形容这位失意的政治家。受到冷落的孙中山行程匆匆，23日从大阪经神户，上午10时搭乘“近江丸”返回上海。
马聘三一生与孙中山、宋教仁、黄兴、陈其美等人的交往甚笃，1917年5月12日，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发起陈其美灵榇归葬吊唁公祭活动，马聘三悲痛写下《挽克强英士松坡三先生联》：“造共和几无余子，川西坐镇，江南留守，沪北治军，焜耀旂常，直将推到一世；为民国备历诸辛，病咽鞠族，断指誓师，杀身成仁，馨香俎豆，洵堪并峙千秋。”[29]以为祭奠。
梅兰芳在神户
梅兰芳是第一个将中国京剧带出国门的京剧演员，他第一次出访的国家是日本，并在日本引起了一阵梅舞狂热风潮。1919年4月25日晚8时半，应日本著名文学家龙居濑三邀请，梅兰芳夫妇抵达东京，并于5月1日在帝国剧场首次亮相，盛况空前，日本皇后及公主特定第一号包厢观看演出，《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等纷纷发表剧评进行高度评价。7日，因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决定在“国耻纪念日”停演一天。梅兰芳在日演出，受到观众的狂热欢迎。许多日本演员竞相模仿他的扮相、手势、眼神和舞蹈动作。日本著名歌舞伎演员中村雀右卫曾在浅草的“吾妻座”模仿梅兰芳上演过的日文版《天女散花》。北京的报刊报道说：“彼都士女空巷争看，名公巨贾多有投高纾赠之雅。名优竞效其舞态，谓之梅舞。”
在大阪演出两天后，5月21日，梅兰芳应以马聘三和王敬祥为代表的中国旅日商人邀请，为募集中华戏校基金义演三场，赴神户演出。下午4时40分抵达神户三宫，下榻于托阿大饭店。23日至25日，梅兰芳在神户聚乐馆演出。戏码第一天是《鸿鸾禧》、《游龙戏凤》、《武家坡》、《嫦娥奔月》，第二天是《洪羊洞》、《监酒令》、《春香闹学》、《乌盆记》、《游园惊梦》，第三天是《琴挑》、《乌龙院》、《举鼎观画》、《天女散花》。三天一共演了十三出戏，其中梅兰芳共演六出，即《游龙戏风》、《嫦娥奔月》、《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琴挑)、《天女散花》，票价是特等十圆、一等六圆、二等四圆、三等二圆、四等七十钱(O.7圆)。[30]
这次实现梅兰芳在神户的演出计划，马聘三和王敬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1919年5月7日的《神户新闻》记载：
目前正在帝剧演出的支那名伶梅兰芳一行，带着研究日本戏剧的目的前来日本，所以原订计划除在东京外不到任何地方演出。但在本市留日的支那大商人之间却希望无论如何也要聘请他。因此由马聘三和王敬祥两位做为代表，到东京来对梅提出邀请。梅等一行终于接受了要求，改变了原计划来本地演出。很可能从二十三日起在聚乐馆演出二至三天。
5月16日的《神户新闻》接着记载聘请他的目的：
在神户的支那大商人马聘三、王敬祥等发起，为了募集中华学校基金，邀请目前正在旅日的支那名伶梅兰芳于本地聚乐馆演出，前已报导。从二十三日起，将连演三天，每天下午六时开演。梅十八日将到神户，剧目每天都不一样。第一天将公演四出拿手好戏。
《大阪朝日新闻》的“神户版”于1919年5月8日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
所需经费约一万多日圆……，如有赢余，将全部捐赠神户的支那人学校。如有亏损，则由马、王两位以及有关的支那人士均摊。……
1919年5月24日的《神户新闻》报导了神户聚乐馆第一天演出的情况。
梅兰芳的首场演出是二十三日。风闻他是支那名列第一的名伶，很难得。因此大家都无论如何也看他一次。昨天聚乐馆在开戏之前即告客满，这并非夸张。西侧被隔开的特别席
上有中国领事嵇镜先生以及在神户的支那第一流人士全体到场，还有二流、三流人士和日本
的绅士贵妇，连最便宜的七十钱的三阶席也把凳子当作脚搭子使用，即使挤得动弹不得也耐
心忍着，这种情况真体现了日支的亲善。
1919年5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神户版”报导了下面的看戏记录：
据说生就的美男子，而饰演美女尤尽艺术妙趣的梅兰芳，我去看他的戏了。二十三日晚上聚乐馆中充满了向往他的美的男男女女。……
《游龙戏风》开场了，梅兰芳饰酒家的女儿凤姐。他出场时，我觉得连那么婀娜的赵也不如他（原注：当晚第一出戏《鸿鸾禧》由赵醉秋饰金玉奴）。……梅的步法、手势，每一瞬间都能展现其魅力。他边表演边唱，有音乐伴奏。歌声如金银珠玉戛然而鸣，其余音在观众心中回荡。有人说因为不懂汉语所以没有意思，我却问他，你们知道黄莺的语言吗?
只要听得出神就足够了。……
《嫦娥奔月》开始了，嫦娥肩荷药笼上场。嫦娥是梅拿手戏之一。……他的千姿万态
充分展示了采药的喜悦，观众没有一个不出神的。下一幕是“广寒宫”，就是月宫里的宴会……
嫦娥的姿容很清秀，把观众的视线都吸引住，再也移不开。嫦娥喝了酒，有点醉意，脱
掉上衣，他那清秀的姿容就变成凄艳。观众更出神了。……
神户的演出是为了募集中华学校基金，由居住在神户的中国人主办的。这同在帝剧、大阪的演出有本质上的差别。5月16日开始售票，申请预定座券者使人应接不暇，到17日几乎已售完(据19l9年5月18日《神户新闻》)。赢余所得全部捐给中华戏校，这开创了中国演员在国外义演的先河。[31]
神户演出是梅第一次来日的最后演出，在获得好评声中以演《天女散花》结束。梅兰芳于5月26日离开神户，27日从下关乘关釜渡轮“高丽丸”踏上归途。在神户的演出中，梅兰芳细心比较中日文化，得到建设性的启发。临行时，他在《大阪朝日新闻》的晚报发表讲话。要点有二：一是发表访日感受；二是提出三项计划，即创办以社会教育或改良戏曲为目的的学校，建筑东京帝剧那样或至少像神户聚乐馆那样的剧场，编演新戏。[32]
春柳旧主（原注：李文权）在1919年9月日本《春柳》第七期《今年剧坛的动向》一文中写到这方面的事：
这回梅兰芳从日本回国，他定出了三项目标：一、设立学校；二、建筑剧场；三、编演新戏。是否能够实现？第一、二项对他来说目标有点儿高，可能难以实现。第三项，由于兰芳很聪明，当然会实现。可是挑选他的配角可能很难。
在日本东京、大阪、神户的17天公演中，一共演出了19出戏，其中10出是梅兰芳主演的。无论对于包括马聘三等华侨在内的观众来说，还是梅兰芳本人，这都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艺术体验。
中华国民制糖公司
民国十年，中国有4.43亿人口，每年进口洋糖7,719,905万担，价值71,457,419元，但是平均每人每年还不到3磅。洋糖进口几乎控制在洋商手中，为振兴民族工业，1921年5月23日，广东侨商马玉山在上海召开中华国民制糖公司发起人会，6月23日再开发起人大会，公决通过章程，定名为中华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享受北京政府核准免完海常关税及内地一切厘金、杂捐，自出品之日起以十年为期。发起人包括张詧、张骞、李经方、张元济、聂云台、王儒堂、杨小川、马聘三、钱新之、吴蕴斋、马玉山、严直方等40人。公司资本总额银五百万元，分十万股，每股五十元，以上海通用银元为本位，由发起人认定四百万元，其余公募之。[33]7月25日期登报招股，8月4日经发起人大会议决扩充资本为1000万元，共分二十万股，每股五十元。[34]11月15日,国民制糖公司成立大会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召开，李鸿章之子、前清驻日、驻英公使李经方任董事长，马玉山、严直方分任总理、协理。第一期即已收足，计银250万元，分存6家银行。照公司条例，即可成立。[35]推举董事11人，监事人3人，[36]公司设立制造厂于吴淞泰兴路蕴藻浜泗塘河边，占地190余亩，全厂装置德国格雷芬厂最新制糖机器，每日可出糖300吨，规模宏大，是中国第一家大型机器制糖厂，该厂于1925年3月建成开工。[37]
中华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自从成立伊始，就纷争不断，前有董事代主席桑铁珊、曹让之公开反对购置德国格雷芬厂出品制糖机器，后因二期股款核收缓慢，公司财务陷入危机。
1926年10月2日，公司第四届股东会召开，否决福建华侨糖业家桢祥糖厂郭春秧承租合同案。会议中，协理严直方提出与益中银团代表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吴蕴斋（金城银行总经理）、马聘三签订的五年期借款合同草案，交付表决。内容包括:由马聘三、陈光甫和吴蕴斋组织之益中银团允借与公司上海通用大洋100万元，月息8厘计算，每3个月付息一次；银团负责担任向上海任何银行开定购原料等信用票上海大洋100万元，随时由公司运用此项信用票；公司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均抵押与银团；推举马聘三君为总经理，以满足5年为限，所有制造贩卖及营业上范围内一切事业，关于理财用人财政及雇用外国技师聘请外国顾问等，均由马聘三君全权负责办理，无论何人，不得干涉，如有干涉，照第11条办理。惟遇有特别重要事件，须得公司代表总协理马玉山严直方之同意；公司如获有盈余，以利益3/10归银团，以为报酬，其余7/10，归公司按章程分配之；公司所有制品，概由银团另组贩卖机关，负责担任贩卖之事。[38]
事出突然，会场一片哗然，分销经理陈子元（九江）、沈荣禄（汉口）、黄子辉（蚌埠）等股东当场反对投票。不料会场大门被封，争执中有人被殴伤，一时秩序大乱，与益中银团所签订的核定被强行表决通过，马玉山无奈同意签字。自此，国民制糖公司由马聘三等江浙财阀负责经营管理。
会后董事徐辅仁、杨小川、王一亭及股东陈子元登报否认，陈子元另行组织股东联合维持会与之抗争。[39]他们的抗争得到上海对日市民大会、工商研究会等社团的支持，工商界人士冯少山等纷纷致函益中银团，责问究竟有无外资。众议沸腾，陈光甫、吴蕴斋深悔被累，力促马聘三脱离外资。时值北伐军进攻上海，上海爆发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日方撤走技师、工匠，马聘三无奈辞去总经理职务。
有“中国摩根”之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先生
陈光甫、吴蕴斋通过贝淞生接洽邀请郭春秧入股30万元，维持银团合约，同时推郭春秧总理厂务。此时的国民制糖公司“浮开原料九千吨，核计须亏至十余万元”，更值时局剧变，郭春秧再次谢辞合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制糖公司向工商部社会局，申请接管清理，免税20年，[40]这时公司只剩下泗塘河边几幢厂房及一些残破的机器设备。1928年，马玉山宣告破产，次年10月郁郁而终。[41]1932年，制糖公司厂房在中日战争中被毁。
京口马家坟
镇江京口马氏人才辈出，他们或从商、或从政、或从文，包括有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马聘三（席珍）为首的日本财团，他们积极资助革命经费；第二类是以近代史上有名的“讨袁七将军”之一马贡芳为首的青年，他们追随孙中山，回国投身辛亥革命；第三类以是马相伯、马建忠兄弟为首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马相伯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建忠留学法国，撰写了中国第一部语法论著《马氏文通》。
作为海外巨贾的马聘三事母至孝，1933年他的生母贾淑媛在镇江京口病故。马聘三耗白银二十万两，费时三年，在南郊竹林寺夹山之麓为生母修建墓林，占地数十亩，规模不亚于古代帝陵，这就是镇江著名的“马家坟”。墓林由草坪、石牌坊、平台、凉亭逐级而上。主墓由五座大花盆围筑，后有十多米长之海岛，上有鲤鱼跳龙门、目莲救母等人物故事。水泥雕塑，雕琢精致、造型生动。
民国元老张群撰写墓表，于右任、谭延闿、冷御秋等为之题写楹联，镌于墓亭柱间。[42]如今抄录到的楹联有：
沈百先：玉洁冰清，贤贞克守。山环水抱，灵秀所钟。
许沅： 画荻丸熊，颇征苦志。贞松劲柏，长护幽灵。
张清源：春露秋霜，孝思不匮。云蒸霞蔚，明德维馨。
冷遹： 风景重南郊，荫复松楸，胜境傍竹林禅院；
云軿返西竺，秀贻兰桂，丰碑建葱郁高阡。[43]
《一剪梅•秋游镇江南郊马家坟》，载《闲情诗草》刘翠峰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当年马聘三建造马家坟穷尽心思，他特意从国外运回八棵雪松，另有广玉兰、龙柏、珊瑚等常绿树种植于墓林。这是成为轰动镇江的一大新闻，当时有记者前来拍照，报纸也曾进行报道。由于马聘三与竹林寺方丈私交甚好，马家坟建成后，老方丈向马举荐一对丁姓夫妇为马母守墓数十年。可惜，马家坟在文革中毁坏殆尽，如今园内杂草丛生，日渐荒芜。
旅日愛國華僑吳逄 (1855—1926)
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
《马家坟琐记》，载《京江晚报》2008年12月11日[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海外华商设立商会史料续编》《历史档案》1997年第二期P45
[2]蒋海波：《旅日华商团体的早期历史及其法律地位——以神户三江商业会为例的考察》，载《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2007年4月P45
[3]《议员表》《工商会议报告录》1913年1月；《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历史档案》
1982年第4期（总8期）
[4]《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1912-1928上、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9月P145-150
[5]陈来幸：《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近百年日中关系的历史发
展与阪神华侨》（科学研究费研究成果报告书，代表：安井三吉，1997年3月，神户）
[6]陈德仁编：《神户华侨编年史杂录》，载《神户中华同文学校八十周年纪念刊》，1984年12月。
[7] 鲍文熙：《上海之糖业》，《战时上海经济》第1辑王季深编辑1945年10月P221-222
[8] 鲍文熙：《上海之糖业》，《战时上海经济》第1辑王季深编辑1945年10月P231
[9]郑梦川：《日商汉口诚记洋行始末》，载《江岸文史资料》第3辑，江岸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
2001 年P152
[10] 《汉口租界志》武汉出版社 2003年P136
[1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归化台账》（1907年），《内外人归化关系杂件》第2卷，卷宗标号：
3-8-7-5。
[12]杨建成主编：《华侨之研究》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11月P315-316
[13]鲍文熙：《上海之糖业》，载《战时上海经济》第1辑王季深编辑 1945年10月P234
[14]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8-369页。
[15]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P685
[16]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P688-689
[17] 《陈英士纪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P119
[1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21-23页
[19] 《华侨联合会开职员会》上海《申报》1912年2月9日
[20]夏斯云:《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2月P38
[21] 《临时政府公报》第40号
[2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273-277页
[23] ［日］松本武彦：《日本华侨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1895-1912)》
[24] 《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四十周年纪念册》1939年
[25] 《驻日各部记事》，载《国民杂志》第1号。
[26] （日）品川仁三郎：《孙文先生东游纪念写真贴》，日本神户日华新报社1913年5月
[27]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P490
[28] 《孙中山と神户》第200页
[29]刘作忠编注:《挽陈其美先生楹联辑》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P625
[30]梅绍武，屠珍等编:《梅兰芳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P312
[31]李伶伶:《梅兰芳的艺术与情感》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P91
[32]吉田登志子著细井尚子译：《梅兰芳1919、1924年来日公演的报告（续）——纪念梅先生诞辰九十
周年》《戏曲艺术》1987年第2期
[33]《中国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张元济全集》第5卷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P196-200
[34]《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0周年暨第三届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
版社2009年8月P366
[35] 上海《申报》1921年11月16日
[36] 上海《申报》1921年11月18日
[37] 上海《申报》1925年3月15日
[38]《中华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股东会议决案》
上海《申报》1926年10月3日；
《上海商报》1926年10月3日；
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民族资本创办和经营的工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57年P502-509
[39]《中华国民制糖公司股东联合维持会筹备处启事》、《中华国民制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联合维持会乞
援书》（1927年11月）
[40] 《上海新闻报》1928年8月30日
[41]柳和城：《张元济与中华国民制糖公司》，载《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纪念张元济先生诞辰140周年暨
第三届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8月P375-376
[42]吴润生：《江海争流雄镇江》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P238-239
[43]吴林森：《古今镇江楹联》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P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