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可是以下的历史不能否认，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很早很早就已经吸引了西方的传教士、学者、文学家、艺术家、旅行家以及商人等等这些社会的精英分子的注意，引起了他们广泛的注意，并且通过他们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中国的文化在16到18世纪，通过有些著名的外籍人士，如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德国人汤若望（1592－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等一大批传教士的著作和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欧洲实际上掀起了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国热”。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先行者——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是1582年来华的，在华10年。在华期间，他苦心钻研儒学，并且大量地著书，向西方介绍儒家的思想。他曾经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有一段记述说：“国人读而悦之”，就是他本国的同胞读了之后，非常地喜欢这本书。我们也不要轻看一本书在一个国家的传播。我们现在中国是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怎么来的？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了。马克思本人没有到过中国，恩格斯也没有到过中国，列宁还没有到过中国，那么就是靠书籍的传播，中国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之前，在这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100多年，使我们现在成为世界上唯一建成的社会主义的大国，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五个，我们是唯一的大国，那么并不是其他的力量来导致的，没有外国人用飞机大炮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来，也没有任何人到中国来办共产党、办革命党，而是就是通过书籍的传播，中国有这么样翻天覆地、几千年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变化，所以书籍的传播不能小看。利玛窦又著了一本书叫《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向欧洲详细介绍了儒家思想，有学者曾经指出：这本书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我们的《诗经》是“五经”之首了，尤其受到传教士的青睐，曾经出现过众多的译本。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1623－1693），他主持翻译、编写的《中国贤哲孔子》，这本书在西方的反响也比较大。该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和《孔子传》等几个部分，向西方全面地介绍了孔子这位贤哲的思想。这本书极其推崇孔子，称他是“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那么在西方，被称为“先知”的有耶稣、穆罕默德，中国的孔子也被他称为“先知”，而且还称为在“道德及政治哲学上的最博学的大师和先知”。我们的《易经》也由一个法国人叫雷孝思（1663－1738）的人，他译了一本书，名叫《中国最古之书易经》。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他把《论语》、《孟子》等书译成了德文。意大利人殷铎泽（1625－1696），他研究拉丁文，把《大学》译成一本书，起名叫《中国的智慧》。
传教士们的这些著件，特别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哲学思想，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启迪了欧洲的思想界。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影响，就很难想象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将如何会产生。启蒙思想家他们所崇尚的“理性”和“自然规则”这些概念，与中国古代哲学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正是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欧洲的启蒙运动的领袖，构筑了自己的理性王国，作为他们批判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而哲学家呢，他从中提炼有益的思想滋养，以建立新的思维模式。东方的文化、中国的精神，在欧洲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启蒙思想家蒙田记下了他在阅读中国印刷著作，用手抚摸着那些细腻的纸张时候的那种欣喜之情。伏尔泰曾经以传教士的著作为素材，他撰写了具有反封建思想的《风俗论》。他还根据传教士的著作中所提到的中国古史纪年里的《易经》，他用这个古史纪的《易经》来反对《圣经》的权威。被称为“德国哲学之父”的莱布尼茨（1646－1716），此人也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通过来华的传教士了解了中国，并且积累了有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宗教、中国文化科学及习俗等方面的非常丰富的资料，他从而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他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事》出版。同时，他还和来华传教士频繁通信，像现在我们有些在海外的我们的同胞，家人不少人经常和他们通信一样的。他当时呢，也通过信件来询问并探讨他感兴趣的一切问题。比如他曾与传教士白晋在通信中通过对《易经》的讨论，发现《易经》中间的阴阳变化和他自己发明的“二进制”的数学原理非常地契合。我这个说法是个比较保守的说法了，曾经有过许多的报道，说他受到中国的八卦阴阳的图解的影响，受到阴阳说的影响从而发明了“二进制”，这个说法虽然有，但是更多的专家是认为，莱布尼茨从其间认为更加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有这样的智慧，由此他更加坚信了，这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他的名著《单子论》，一般地大家认为有《易经》的影响在里面。
莱布尼茨的学生——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他曾在1721年发表了一篇《论中国实践哲学》的演讲，宣扬唯理论的观点，以孔子的道德教训为例，证明人的理性凭自身的努力有能力达到道德上的真理。这个和西方的很多的哲学学派就不一样了，孔子的哲学，它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的，所以我们大家读《论语》的时候会感到很亲切，为什么很亲切呢？他不是悬一个概念在那地方，他是从日常的生活、日常的饮食起居，父子之间怎么处理的？夫妇之间怎么处理的？朋友之间是怎么处理？兄弟姐妹之间怎样处理？伦常之用应该怎么对待？他从这些一点一滴小事情不断地撬动，撬动的是什么呢？撬动了整个的伦理思想的建设，而从中间就体现出来博大的哲学的思考，这是一个特点。那么他认为，人要不断地修养自己，就能够达到仁的境界、达到最高的境界。仁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伦理的价值追求，也是他的一个伦理思想概念。这样的一个看法，克里斯蒂安·沃尔夫一介绍之后，就认为，孔子都这么说了，人自己的修养就可以了，人只要自己修养自己就能够达到真理。而西方多数哲学家在当时还是认为只有神才掌握真理，中世纪神学中关于神的学问中，神是决定一切的，特别在过去中世纪的时候，宗教和国家政治是合一的，政教是合一的，宗教和哲学也是合一的，思想也都是统治起来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神给的，神决定一切，神规范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要按照神的意志去生活。人本来是有罪的，我们到这儿是来赎罪的，这是基督教的思想。穆罕默德的思想呢？伊斯兰教的思想呢？他是有“先知”的，“先知”把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们现在只要服从“先知”就行了，你永远不可能达到真理，你只是在“先知”的笼罩之下，按照它的教义去做，这些思想在欧洲是统治的思想，可是沃尔夫一翻译之后，大家知道了孔子和东方的哲人认为，个人的修养能够获得对世界的认知，能够达到真理的境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灵魂赫尔德（1744-1803），他是一位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在他的主要著作《人类历史哲学大纲》里面，专有一节论讨了中国。实际上，17到18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比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中国的重农主义，中国对农业、对农事、对农耕，对农非常重视，还有中国的文官制度、修史的传统、伦理的道德、治国之术，以及“多种文化派别的并存与争鸣”。我们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哪，哲学思想的论战，这些东西对西方哲学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通过这些介绍，他们“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莱布尼茨说“这是一次相互的启蒙”。这个话说得非常准确，文化的交流之后，西方的哲人，西方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们、大的学者们，他们认为，西方和中国的交往是在互相的启蒙。德国的席勒曾先后写下两首《孔夫子的箴言》，他托孔子的名，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他的时空观念。德国的文学家歌德（1749－1832），他曾接触到了一些译成西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且由此对中国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经在1781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播很久的赞叹，他的赞叹就是：“啊，文王！”孔子也是非常赞叹“文王”的，他也是非常赞叹“文王”的。他还写成了颇有中国情调的组诗《中德四季晨昏咏》，表现了作者对古老东方的热烈向往。法国的伏尔泰还根据一位传教士翻译的《赵氏孤儿》，这个《赵氏孤儿》是非常著名的一出戏，元杂剧里面就有这一出戏，有的戏名叫《托孤救孤》。他根据《赵氏孤儿》创作出了《中国孤儿》，这样一部颂扬中国道德、表彰儒家文化的剧作，轰动了当时的法国剧坛，并且在其它欧洲国家的文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英国的学者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说：“十八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宣传的宗教。”本来他们是到中国来宣传他们的宗教的，结果他们带回来中国的思想，反过来呢，西方学者们认为，带回去的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带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欧洲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李约瑟在题为《中国文明》的讲演中认为：“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慰。彼十八世纪西洋思潮潜流滋长，固然为推动西方进步思想之根据，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以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后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而曾三复致意焉。”我们现在知道，西方启蒙家们，他们的启蒙思想深深地感动于孔子的学说，而对孔子的学说格外地尊崇、格外地敬礼。英国学者胡克在《关于中国文学和语言的推测》一书中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一词，在欧洲哲学中间，我们翻错了书也会碰到，胡克认为“理性”一词虽然在欧洲受到极大的尊崇，但是这个词它来源于中国；儒教关于伦理道德和注重教育的学说，鼓舞了启蒙思想家去追求理性和智慧，反对愚昧和盲从。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啊？就是把人从神的奴役下面解放出来，如果说得非常简要的话，但是这个简要是不能概括全部的。欧洲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这场思想的革命，它革的是神的命，从神的阴影下面，人突显出来，大胆地走到了前台，在欧洲，人终于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人，而不再是历史的奴隶。这场启蒙运动给欧洲带来了近3个世纪以来伟大的发展，直到现在在很多的方面把我们东方的文明远远地甩在后面，就归功于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可是思想启蒙运动中间有很多的思想是吸收了中国的文化。
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非常之多，（比较著名的除上面之外，还有：法国人金尼阁（1577－1628）、赫苍壁（1671－1745）、白晋（1656－1730）、雷孝思（1663－1738）、宋君荣（1698－1759）、汤执中（1706－1757）、韩国英，比利时人柏应理（1623－1693）、卫方济（1651－1729），意大利人艾儒略（1582－1649）、殷铎泽（1625－1696）、卫匡国（1614－1661），葡萄牙人曾德昭（1585－1658），波兰人卜弥格（1612－1659）等。）我在这里，稍稍列举了一下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的姓名，还想说明一个有趣的现象。说明什么呢？西方的传教士来华的初衷之一是什么？不但是来传教，还是按照《圣经》的指引到东方来寻找上帝存在的依据，结果在东方没有找到上帝，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与西方神性相对立的人类理性，找到了中国文化这个令他们万分迷醉、光焰夺目的人类理性、人类智慧的博大的思想库、智慧库，找到了当时的先进文化的前进的方向，找到了通向人类的理性和感性交融和谐、天人合一、人际敦睦、社会协调、四海之内和合共进的大同世界的一条崭新的途径。他们兴奋地带回了中国的文化，热情地赞美和传播中国文化，致使“中国风格”、“中国趣味”，一度成为欧洲的时尚。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但是，这个历史的真实被我们自己漠视了、遗忘了，或者说呢，在有些人那里淡忘了。我们自己割断了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提供营养的一条血脉。
本来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就有两个方面的特质：一个是继承自己的传统，因为传统里面有许多我们自己创造的好东西；一个是吸收别人的经验，因为别人的经验里面有许多可以为我们所用的好东西。这个既尊重传统又见贤思齐的精神，是真正符合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但是五四以来，主流的政治和主流的文化，却从两个角度和两个方面不约而同地砍削着这种精神。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只强调学习西方，不同的只是一点，到底是要学习苏俄呢？还是要学习欧美呢？而殊途同归的是都坚决地否定了自己的传统。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它势不可挡的新锐之气，推倒了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大革命又以其更加势不可挡的政治狂风，彻底地扫荡了历史文化传统。文革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清算应该说是非常彻底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彻底决裂，而我们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对文革的清算却是不彻底的，是非常地温良恭俭让的。为什么？这是由政治形势决定的。邓小平本来是提出了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是后来因为他感到自己年岁大了，时间不多了，不能再争论了，中国不能再等了，赶紧抓紧时间搞建设，先把建设搞起来。因此，他说，我的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能够保证这个国家从大乱走到大治，能够长治下去，能够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我们现在不争论，我们现在先发展经济，集中精力搞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这些年来，众人思考过一个问题，文革的十年胜利和它的迅速地失败，是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脆弱呢？还是证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强？就现在来看，文革的政治势力的一时强大并不持久，真正持久的还是优秀的文化，文化才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反对文化是短时期的一个表象，不是我们民族的本质，也不是我们国家的本质，那是一个表象。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文化不仅持续地推动了中国自己的历史的发展，也在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和独特的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站看今天的立场上看，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研究、继承和发扬的东西，这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陈旧过时、荒诞迷信、低级趣味甚至阴暗野蛮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糟粕”的东西，这些东西，作为历史文化现象去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去弘扬它们就不需要了。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时候，一般喜欢用一个词，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如果我们从今天所谓的“世界文明”这个角度，来追溯源头的话，一般的学术界的看法，是有四个大的源头：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代的中华文明。这四个源头到现在，有三个文明都终竭了，能够一直传承下来的，只有我们中华文明，不仅生生不息，日新月异，而且她是跨山过海，润泽全球。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我感到，答案就在“博大精深”这四个字里面。当今那覆盖全世界的欧美文明，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她强大的声势，真是炙手可热、如日方中的时候，而且似乎有了无坚不摧、无远弗届这样的一种气势。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大家言必称欧美，非常羡慕的心情也普遍存在。当然啦，对欧美文化她中间所包含的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精华，我们应该非常坦然地对待、非常坦率地承认，要非常虚心地学习。这个虚心地学习、坦然地对待外界的文化，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光荣的传统，也是她能够含弘光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东西能够坦然地面对别人，那它是强大的，它不是脆弱的。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特别是我们老子的思想也告诉我们，“天道恶盈”，这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极盛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到了转折的关头。英国的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他说过一番话：“中国文化如果不能够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英国的非常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他也说过：“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那他这个结论也是一样的，这两位最著名的专家，他们的结论都是差不多的。1988年1月的时候，有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了一个宣言，当然了，对这个宣言中文译本有争议，但是大多数对译本中的一段话认为是有这个话的，报纸上曾经有一段关于翻译的方法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里不正寓意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强大的动力将为人类社会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没有给予正确的认识。在其中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甚至经历了从对传统文化任意贬低到彻底否定再到破坏践踏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倘若失去了传统文化这个健壮的母体，就免不了会表现出营养不良和彷徨无依的症状。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把“弘扬民族精神”的习惯提法变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新提法。增加“培育”两个字可谓大有深意，我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内容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民族精神，不等于说二者是一回事，而是说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的本质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广博深厚，是一个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贵和执中、顺时承变的实践理念，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报国忧民、先公后私的爱国情操，团结御侮、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以德为基、以人为本、厚生利物、明分乐群的处世哲学，重文尚贤、乐善好施、直道而行、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讲信修睦、尊老爱幼、谦恭礼让、洁身自好的伦常操守等等。其他还有讲求神韵妙味，重视社会功效的审美观念，追求稳健务实，推崇精微变化的思维取向等等。可以看出，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进一步升华，而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则是民族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内容如此丰富，在这里不可能展开来讲。我想着重从“爱国重土”、“明礼修德”、“贵和执中”、“自强不息”四个方面来对谈一谈我对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爱国重土
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首先，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尊亲敬祖”的古老传统。中国人安土重迁，敬宗拜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和辛勤哺育自己的亲人的眷恋、感恩，是人类最自然、最纯真的感情活动。中华民族因为很早就进入了生活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所以家乡观念和血亲意识十分牢固。中国人的“国”的观念与“家”的观念紧密相联，而“家”与“祖”又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爱国、爱乡、爱家、尊亲、敬祖等观念层层相扣，通过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里社制度等组织形式胶着在一起，在历史上稳定地发挥着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
其次，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对祖国美好河山的热爱与崇敬与情。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生机盎然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激起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歌咏赞颂，令无数的英雄豪杰心醉神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毛泽东同志的诗句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这种爱国情怀。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是天下之中，为上天所赐最美最善之地，视周围地方都远远不及中原沃土。我们的先辈在军事上主要采取守卫和防御的态势，推崇固边，贬斥扩张。一些所谓的“有为”君主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忽必烈等发动侵略战争，在历史上都遭到否定性的评价。大家都熟悉的唐代诗人杜甫的《兵车行》就是谴责唐玄宗的“开边”政策的。中国历史上受到后人推崇和喜爱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个是像西方的恺撒、亚历山大、汉拔尼、拿破仑那样靠率领大军远征异国而“功垂史册”的。中国历史上更没有像西方中世纪时“十字军东征”（1096——1270）那样长达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规模侵略行为。相反，中国对异族对边境的骚扰和掠夺常常主动采取和柔的政策来息事宁人。我们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的确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再次，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对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的自豪感。中国人以“以夏变夷”而骄傲，反对“以夷变夏”。孔子欲居九夷，子路反对，认为夷族人“陋”，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唐代文豪刘禹锡《陋室铭》的“陋”字就出典于此）中国人以文化认同视为民族认同的首要条件，而对血缘的差异不太在意。孟子明确地说舜是“东夷人也”，可是这一点也不影响他对舜的崇敬。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唐太宗李世民的祖上是少数民族，即使这是事实，我们谁会因此对他另眼相看？大家知道，唐朝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如日本人、朝鲜人）在朝中做官，明清两朝都任用了来华传教士担任官职（著名的如汤若望和南怀仁，主要是负责天文观测和历法方面的事务，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华民族之所以会有这样宽阔的襟怀，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对本民族文化十分自信。这种心态，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之后才开始变化。在民族认同上重文化因素轻血缘关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幅员愈广、人口愈盛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国人的爱国情，发端于各民族对中华文化中心地区的向往之情和对民族团结统一的珍惜之情。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更新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我国各民族都无限热爱自己的家园，向往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中原。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在中华大地上共同繁衍生息，并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各民族通过族体上的相互包容和吸纳，通过对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共同开发、建设和保卫，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共同哺育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民族特质和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区，对各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上，我国曾多次出现分裂和冲突的局面，但人心始终向往统一，向往团结。以统一为正常，以分裂为异常，以各民族和睦相处为盛世景象，以各民族相互争斗为衰世征兆，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共识。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史上，虽然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挑唆利诱、威胁恫吓，但各民族始终坚持维护团结统一的大局，为了捍卫边疆领土的完整不惜流血牺牲，最终粉碎了外来势力企图分裂中国的无数次阴谋和挑衅，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中国各族人民，就这样在开发和建设中华热土这块共同的家园的实践中，在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在团结御侮，保家卫国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牢固的爱国主义传统。
二、崇礼修德
中国向来被称为“礼义之邦”，崇尚礼仪、讲求道德，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追求人格品行的高尚境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特色的基本精神之一。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重伦理的色彩。中华的伦理文化源远流长，从其表现上可以概括为“礼义”二字。义者宜也，也就是言行适当；礼者履也，也就是言行符合规范，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要求上各有侧重。礼侧重于要求言行的形式合规中矩，义侧重于要求言行的内容正确恰当。我们的先民认为，礼义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不学礼，无以立。”“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类似的前贤教诲数不胜数。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要讲求“礼节”、“礼貌”、“礼让”、“礼敬”。人们传颂战国时期廉颇、蔺相如“将相和”，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等故事，就是因为他们的言行合乎礼义的要求。中国人素来提倡家庭和睦，朋友坦诚，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等良好的社会风气，称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亲不如近邻”等为人处世的格言警句，无不表现出中国人宽容忠厚，谦恭善良，彬彬有礼的文明修养。
“礼义”是人品质的外在表现，其内在的根据是“仁”。“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旗帜，是各种道德观念中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高的大德，是世人应普遍遵循的德性标准。孔子2500多年前创立的“仁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发源地之一。“仁”的出发点是“爱人”。“仁者爱人”的内在根据是人与人是同类。孔子曾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说：“言所当与同群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人只有生活在人群中才能真正过上人的生活，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爱，为人自身的生活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从“仁”的这个基本要求出发，根据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条件，可以派生出忠、敬、孝、友、节、义、廉、耻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仁”的本质是人与人相互尊重，相互关怀，善待同类，共建和谐社会。孔子依据“仁”的精神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做人道理，传到西方后，被尊奉为人类行为的“黄金法则”。“仁”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无数的仁人志士在仁的精神的感召下，心忧他人，乐善不倦，胸怀天下，志济苍生，爱岗敬业，奉公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则闪光的名言则体现了中华道德观的最高境界，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崇礼修德的精神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活、理性观念乃至情感表现各个方面积淀成中华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构成素质，其中有许多珍品值得我们去爱护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思想道德建设有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注重让道德观念伦常化、实践化，把它融合到家庭、学校、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渗透进大众的日常意识和信念当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准则和信条。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提法，把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协调、国家的管理同天下的安危，世道的治乱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上上下下、男女老少都熟悉和信奉的日常意识和行为准则，这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价值取向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贵和执中
中国人自古就特别强调“和”，以和为贵；也特别重视“中”，讲究中道。中和融通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的基本思想方法，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基本精神之一。
所谓“和”，是指不同事物的合和、和谐、统一，对立面的相济相成，既同且异，共聚一体，相资相长。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我身与心的和谐。《论语》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主张，《老子》中赞美“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自然美，《孙子兵法》中说“上下同欲者胜”，《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当作事业成败的关键，《庄子》内篇的《齐物论》和外篇的《寓言》中都提到“和之以天倪”或“和以天倪”（“天倪”指万物的分际。“和之以天倪”就是用“和”的办法来消除世界上的差别。庄子说“天倪”就是“天均”。“天均”的意思是天地的运行就像陶均的转动，始终相续，没有端倪。《庄子》中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在中国今存的最古老的哲学经典《易传》中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倡导至高无上的和谐，达到最好的秩序与和谐状态，两汉董仲舒认为“德莫大于和”，把“和”上升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人世代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矛盾和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天人合一”、“家庭和睦”、人与人“亲和”、民族“协和”、国与国“和平共处”，这样才能“天下太平”。
中国的先哲们对“和”的概念有独特的见解，主张“和而不同”。西周末年的史官——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比如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杂合而生百物，把完全相同的物质放在一起就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他主张不同事物的交融，不同意见的兼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异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他认为“和”就像五味调和才能生出美味，如果只是水里加水，则单一寡淡，无人愿食，又像八音和谐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如果琴瑟只一个音调，无人愿听。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把“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应具备和品德。这种“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贵和”观念，往往是与“执中”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论语·尧曰》开篇记载先圣尧传给舜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允执厥中”，舜又将此言传给禹。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篇首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这里所谓的“中”，第一层意思是“忠”或“衷”，是内心的忠诚、忠实，第二层意思是言行得体，方法得当，为人处事要掌握好一个度，无过无不及、不偏不依，恰到好处。这两层意思相互关联，缺一不可。首先是忠诚，说真心话，办真实事，作实在人；其次是执中，执经用权，讲究分寸，顾全大局，把握好“度”。这个度，说到底就是一个“德”字。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主张以中庸的方法来推行“德治”，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凡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合和。而“中”是以“德”为标准的，“德”又是以“礼”、“仁”为原则的。如果为和而和，背离了标准和原则，那也是不行的。孟子继承孔子、子思的“中”的观念，进一步指明“执中”不是“执一”，他认为“中”是根据“道”的原则，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找到使“道”得到正确体现和运用的办法和路线。他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又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实践的指南，而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为了“执中”而“执中”，那还是“执一”。“所恶乎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易经》上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古代贤哲很早就意识到“道”是“一”和“多”的辩证统一。“中”就是对这种统一性的概括。
“致中和”之所以被先哲们称道为“大本”、“达道”，是因为“中”与“和”的结合，既能协调差异，又能使之适度规范进行，它既表现为宁静、和谐、共存，又表现为运动、互溶、化生。“中”是万物自然存在的均衡状态，“和”是万物运动中的和谐状态，以“中”为度，以“和”为归，这两者辩证的统一，可以推动事物在相资相争中推陈出新。贵和执中的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喜爱、希望安定、喜欢太平盛世的心理追求，也表现了中国人做事不失常理、处处讲原则的性格特征。正所谓“柔中寓刚”、“刚柔相济”、“棉里藏针”。
四、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核，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中国人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蕴含着一种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品格，是我们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物载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为所以为作也。”无论周文王、孔夫子，还是屈原、左丘明、孙膑与韩非子等等，他们都是身处逆境，仍然矢志不移，苦心钻研，辛勤耕耘，才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瑰宝。而司马迁本人，也是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发愤修志，继孔子《春秋》而作《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皇皇巨著千古流传。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积极作用，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人民表现出的坚持正义、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高尚气节，惊天地，泣鬼神。中华民族信奉“士可杀不可侮”，“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敬奉忠义伟岸的“武圣人”关公，讴歌刚正不阿的黑面铁包公，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愤发、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多难兴邦的阳刚之气。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表现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革》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精神，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并促进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创造出悠久灿烂的文化。
这四大精神无一不是人类社会长期总结的瑰宝，更是社会长治久安发展的源泉。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要提倡和发展的优良精神。可是长期以来，如斯的国学理念在现实社会所遭受的挫折比比皆是。以至于现在提出“国学复兴“而遭受很多非议。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众人认为“国学”在目前其实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过去的各种运动给大家留下了太多阴影，认为传统的东西对现实社会不可能也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大家没有兴致去了解，去学习；同时，推动“国学复苏”升温的动力也不足，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国学”提高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但却无法解决人人必须面临的衣、食、住、行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之间的博弈完全因为大家并不了解我们优秀的文化，优秀的精神，没有了解到国学的实质。我们现在国学读本，为什么叫国学？台湾直到现在还叫“国学”读本，它不叫“语文”读本。当然了，我们说的“语文”是“语言和文学”，可是我们不可以叫“文学”，叫它“文化”不是很好吗？“语言与文化”这也是可以的。语文读本不能成为人生课本的时候，那它的意义就落到第二去了。文化的作用，我们过去看得太轻了，甚至有一度非常浅薄地把文化只当作为经济发展搭台唱戏的配角，这是不对的。文化，实际上它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的动力。我们要想经济发展，那最终的动力实际上到最后仍然是文化。过去呢，我们认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但现在看来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化和经济是什么关系呀？它不是经济的配角，经济发展了是为了人，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升华同样是为了人，经济的发展是直接作用于人，文化的发展也是直接作用于人，不过这个作用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它有的时候看起来，作用的方向不一样，作用的渠道不一样。经济发展了，我们的好衣服穿到身上就行了，可是文化的发展要靠学，那就麻烦一点，如此而已，就这么一点差别。
如何学习文化是另一个重点，我们安徽有个有一位大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乡贤，鼎鼎有名的大学问家，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先生，曾经也是这样理解的。他在《哲学史大纲》里讨论孔子学说时，他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因为胡适当时在美国留学，当时正在学西方的哲学，西方哲学最重知识论，所以他这样理解“学”，一点也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不幸得很，他把西方对“学”的理解直接套用到中国的哲学史里面，那可就出了大乱子了。当时中国另外有一位也是家喻户晓的大学问家梁启超，看到胡适的这句话，立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论语》的头一个字说的是“学”。到底是学个什么？怎么个学法？胡先生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我读了这段话，对于胡先生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就只举了一个颜回，还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他说颜回好学，还下了一个注脚，是“不迁怒不贰过”。我们在《易传》、《论语》、《庄子》里头很看见几条讲颜回的，却找不出他好读书的痕迹；他做的学问是“屡空”，是“心斋”，是“克己复礼”，是“三月不违仁”，是“不改其乐”，是“无伐善无施劳”，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都与读书无关。若说学问只是读书，难道颜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书不观的人吗？孔子却怎说“未闻好学”呢？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难道他老先生十五岁以前，连读书这点志趣都没有吗？这章书跟着说“三十而立”……等句，自然是讲历年学问进步的结果；那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种种境界，岂是专靠读书所能得的？孔子的“学”，学些什么？自然是学个怎样的“能尽其性”，怎样的“能至于命”，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个怎样的才能看出自己的真生命，怎样的才能和宇宙融合为一。问他怎样学法，只是一面活动，一面体验。《论语》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此外这一类的话还甚多。孔子屡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有时亦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字正是“学”字切训，可以说为便是学，学便是为。至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多闻多见，知之次也”，这是胡先生所说读书的，孔门论学问，把他放在第二位。
读书、做人这两点，正是孔夫子所说的“学”，而且做人他排在第一位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排到第二位。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略略地窥见孔夫子的伟大，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不要把文化看得太神秘。没有读过书的人，可以有文化；读过书的人，可以没有什么文化；读的书再多，可以是文化不怎么样，没有读多少书，可以文化修养比较高。在我的家乡安徽桐城，不但城里镇里就是农村乡里，历来的贩夫走卒、愚夫愚妇都能够说上一套一套的治家的格言、做人的道理、为人的方法、处世的经验，像这些东西就是学问。事事洞明皆学问，你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就是学问。那否则我们马克思主义怎么主张世界观是第一位的呢？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如何。你看不清世界，你说我读了一辈子的书有什么用啊？你读了博士了，结果拿起枪来为一个考分的问题，把6位教授和自己的同学给杀掉，那叫有学问吗？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在街上看七八个人欺负人，他冲上去解救人家，你能说他没有学问吗？你说他就没有文化吗？你说拿到博士文凭的就是有文化吗？不识字的人就是没有文化吗？不是的。中国的孔子教人，不是只教你读书，他是教你做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官员们、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不断强调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好了，把这当歌唱，世界观是什么，人生观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老说这些东西，学生又没有听得懂，这样就是两张皮，就不行了。而孔子他不是这样教人的，他教人的方法非常地巧妙，从身边的事情、社会上习见的事情、伦常日用的事情，一点一点地撬动，大家读《论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似乎都是小事一桩，可是到最后都升华为大道理了，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从这里面，就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宝贵。当一个社会能够传承到如斯优秀的东西，将大大减少社会间的相互损耗，促进社会平稳的前进，这难道不是我们读经济所追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佳实现路径吗？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孔子说的“学”，他是这样“学”的，他教的六艺，礼、乐、诗、书、射、御，连体育课都有。究竟是孔子的话过时了，还是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误解了孔夫子的话呢？《老子》中间有句话：“死而不亡者寿”，死过之后并没有真正地消失，这是真正的寿，是真正的长寿。孔子死了没有呢？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要求读孔孟之道来看，孔子还活着。孔子可以当得起“寿”了。
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概念，不是文化厅、文化局所管理的才叫做文化，这是很小的一部分。物质层面的文化，譬如我们平常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行的东西，都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我们就说衣服吧，旗袍和对襟褂是中国的服饰文化，西装和牛仔裤那是西方的服饰文化，这些东西固然是一些文化，但是它又容易学，也好流行。我们现在在大街上，包括那些偷东西的，那些被公安部门抓起来的，那些神偷，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你也看不出来，对吧，这个好学。难学的是第二个层次的文化，就是制度层面的文化，如宪法，法律、法规这些东西，这些制度层面的文化，我们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最深层的文化，也就是说最核心层面的文化，是思想、观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有方法论等等，是这些东西。这是各类文化传统中的最重要、最本质、最理性的部分。我们继承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主要是继承和学习这一部分，它可以生成下两个层次的千变万化的具体文化。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传统，就是因为理性的东西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世界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人生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发展规律，是普遍地起作用的，所以它能够“统”。传统，传统，“统”是什么意思呀？大家都认可，这不就是“统”嘛。让大家都认同，同时呢它能够传。为什么能够传呢？因为后人和前人一样也能够认同，那这就叫做“传”。没有普遍的意义，它统不起来。我们之所以到今天重提中国文化复兴问题，那是因为之前的各种事件交杂起来，断却了传承的路线，让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了解到优秀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但是欣喜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先进人士已经察觉到了这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为什么要提出来？因为我们前一阶段我们的发展是不全面的，我们的发展是不协调的，我们的发展在很多问题上是难以持续的，因此中央必须提出这个科学的发展观，把全国的省军级的干部都召到中央党校，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亲自给他们上课。要树立这个科学的发展观，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就有传统文化在里面。以人为本的概念，起码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什么意思呀？用我们现代的话说，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此，胡锦涛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过去我们只宣传国家是最重要的，集体是最重要的，个人是不重要的。不是这样的。孟子说：“民为贵”，老百姓最重要；“社稷次之”，国家不是最重要的，次之。它那时的社稷就是我们说的国家，相当我们现在的省、市、县，但概念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把它缩而小之，扩而大之，道理都是一个；“君为轻”，国君是最次要的，那就是“人民公仆”这个概念。“人民公仆”是谁提出来的呀？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说，选他做总统，就是选他做公仆。那么这些思想，如果没有传统的教化，我们一下子怎么来的呢？从哪儿来的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统，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我们祖先的基因在起作用。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只手、两只脚呢？没有变成其他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一个统的东西传下来，那就是基因。文化同样是如此呀，灵魂同样是如此呀，民族的灵魂不是凭空而来，也不会凭空飘去，文化大革命企图彻底决裂，那他是没有彻底决裂得掉的。对毛主席要分成阶段来看，他非常伟大，但晚年确实犯了错误，他晚年的错误是从那儿来呢？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从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一面、非进化的一面，他读《资治通鉴》读了十几遍，他为什么不把《共产党宣言》读十几遍呢？为什么不把《资本论》读十几遍呢？为什么不把《共产主义原理》读十几遍呢？所以我们说文化的作用，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代一代的人要担当一代一代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以西方文化、经济等马首是瞻，忽略了中国优质文化的传承。国学的复兴并不是因为一时对于历史的兴趣及认同而开始渐热，而是国民在充分了解了曾经神秘的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对于传统美德、智慧的主动要求的传承，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提炼与升华。中华的文化、经济等在未来能否引领世界潮流还看我们中华儿女能否博诸家之长，在传承了千百年来优秀中华文化基础上再创辉煌。
PS:本文引用了许多作者舅舅与我来往书信的内容与见解，因为不是发表论文，没有一一标点记号，请于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