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认识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向外，比如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我一度认为西方的哲学其实是科学化的哲学，而一个是向内，比如东方的禅修和佛学。超体刚好介于这二者之间。超体这部电影可能是我们看过的最不想做超级英雄的超级英雄片。
吕克·贝松药不能停啊
看电影·《超体》
斯嘉丽·约翰逊算是实打实地扮演了一位“女神”，一个全知全能的“女神”。当然，吕克·贝松没有在《超体》里大篇幅地探索神学、哲学，还是以特效场面养观众的眼为主。
吕克·贝松“一辈子只拍十部电影”的壮语早被证明是虚言，不过，从他个人的创作风格来看，可能还没有拍到十部电影—有大师曾说过，一个导演一生其实只在拍一部片子，这就深了。我们只是从类型、题材、角色设定等层面捋一下吕克·贝松的导演历程，其实也能发现《超体》闪烁着不少他前作的影子：在一个科幻动作犯罪片的路数里，塑造女“杀手打手”的形象，此女身手矫健身负天命身不由己身姿性感，为完成某个戏剧任务一路杀将过去，贯穿全片。由此，我们可以把《超体》看做《尼基塔》的科幻版，《第五元素》的犯罪版，甚至把露西看成从《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走出长大了的玛蒂尔达。
对女性角色的成功塑造，即使在好莱坞系谱里达到吕克·贝松水准的也不多，一般来说这种科幻动作犯罪片都以男性为当仁不让的核心人物，女性角色无非是使得男性磨砺成长并经受感情考验的“她者”。不过在吕克·贝松的《超体》里，女主角一呼百应，就连爱情也成了之于她可有可无的陪衬。
影片开始于台北，这让中国观众有了不少亲切感，一开始纯粹是犯罪片的结构，女主角露西被毒贩当作人体贩毒器而危在旦夕，阴差阳错的是大剂量新型毒品在她体内泄漏后，意外激发其大脑的全部潜能，因而锻造了一个女超人出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这种“开发大脑潜能”的设想其实是一种谬论，因为我们的大脑基本没啥潜能了）……影片结尾，吕克·贝松的科幻畅想达到近乎于“玄学”的层面，女主角超越了时间（或者说控制了时间），形体幻化于无形并与高能计算机结合，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存在。
到此为止，斯嘉丽·约翰逊算是实打实地扮演了一位“女神”，一个全知全能的“女神”。当然，吕克·贝松没有在《超体》里大篇幅地探索神学、哲学，还是以特效场面养观众的眼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的名字（也是本片英文片名）“露西”可做多重联想，譬如片中有一段她成“神”后穿越时空遭遇远古类人猿的片段，她与那只类人猿模仿了米开朗琪罗壁画《创造亚当》，一时神意盎然—“露西”是一副著名的古类人猿化石的名字，也是古人类的代称，此间意涵，也是某种返祖式的进化致敬吧。
生命进化的终极指向是科幻电影中的常见主题，譬如《2001太空漫游》中的“星孩”，库布里克和阿瑟·克拉克联袂，也给生命进化的终极畅想赋予了某种返祖意味—这倒是跟《超体》中两位“露西”的相遇有点意趣相投。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曾在《索拉里斯星》里借人物之口痛陈：“我们寻找的是人，而不是人以外的存在。我们并没有对人以外的世界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的镜子。”诚哉斯言，无论是已成经典的《2001太空漫游》还是新晋商业片《超体》都概莫能外，譬如两部片中都会提及的人工智能计算机—《超体》最后更是把“女神”直接跟U盘结合在了一起。
人的有限性啊，人是无法克服的。所以，一切都拜药物所赐，横竖药不能停，而对吕克·贝松而言，电影就是他的药，相信他会一直服下去。
图宾根木匠（影评人）
吕克·贝松对话姜文
主持人（蒋小涵）：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吕克贝松先生和姜文先生。
姜文：我很高兴跟吕克贝松同志一起来聊天。我有兴趣嘎纳的时候，朋友了他，他做评委会主席，然后我们的《鬼子》得了一个嘎纳的大奖。我听说要跟他聊天，我就很高兴的过来了。
姜文：咱们聊聊天。我觉得电影需要技术，但是人永远是比技术更重要的。
吕克贝松同意。
姜文：我起一个头，跟大家聊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不是考电影学院的，我是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我才喜欢了一个著名的导演，为什么呢，是因为当年毕业的时候放了一批美国电影的片子，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第二轮再放的时候我就专门看这个片子。
吕克贝松：这个导演在世界很有名，因为他曾经获得法国的嘎纳电影大奖。他在法国变得很有名。首先在法国成名，然后再去了其他的国家。要考电影学院的时候，首先要经过老师的一番面试。老师会问你很多的问题，如果你过了几个问题之后，他会再给你出其他的问题。我第一轮就没有过，因为当问到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问我你最喜欢的导演是谁。我说了几个名字，他们就让我停了下来。老师说，够了，你不适合这里，你可以走了。15年之后，同样的这个电影学院要我到那里去教书，然后我拒绝了他们。他们问我为什么拒绝他们，因为我说，我教他们的东西，你们可能是反对和不喜欢的。
姜文：我想问一下被轰走的是哪一天的事情？
吕克贝松：是我17岁的时候。
姜文：真有意思，还不知道是哪一年。
吕克贝松：大概是1982年，开玩笑。大概是1977或者是1978年的。
姜文：那就是第五代那年的。差不多他那个78年的。但是第五代他们都是考进去的，又被踢出来了。就是说，他是根据第五代的人是同一年去考的电影学院，但是成为第五代的人都是考进去的。
吕克贝松：法国没有一代一代的意思。
姜文：难道没有听出我也没有一代一代的意思吗？
吕克贝松：如果观众没有去看我的电影，那么估计我今年就不是导演了。观众看我的电影，票房好，我才能够继续做导演。
姜文：我有一个问题，我昨天读到，你是先写作，后拍电影，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听说不拍电影之后还再继续写作？
吕克贝松：是。
姜文：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就是说，一个人跟他的电影有一个可以离开的关系，可以由一个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我觉得，他好象是在电影之外还有一个家。我关心的是，我听说你十几岁就开始写作？吕克贝松：19岁开始写。那个时候没有拍电影的机会，如果要拍一个三分钟的电影，我就去找一些小工人。因为这个我感觉挺好的。事实上我因为没有被电影学院录取感到很后悔，因为我意识到，在电影学院我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他们将来会成为导演、摄影师等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一起拍片。后来我就做一些很老的导演的第三助理导演，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是我感到很后悔，因为我没有办法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跟他们交流，因为我的经验是不足的，永远无法和他们对话。所以我很后悔，我没有这样一个很好朋友的圈子，我们共同成长共同拍片
姜文：16岁的时候写的是什么呢？
吕克贝松：我写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剧本，是《第五元素》。
姜文：鼓掌。
吕克贝松：当然是住在寄宿学校，那个地方生产奶酪，所以周围有很多的牛。所以在生产一个奶酪的国家当中，你说我要拍片子，他们不知道，不理解。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作为一个孩子，要逃避这个现实，唯一的方法就是做梦，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些演员和故事，想到了未来可以在空中飞行的汽车，想到了创造宇宙飞船这些比较浪漫和幻想的东西。通常在法国这个地方，我们要逃避现实生活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喝酒。但是我不感兴趣。
姜文：后来听说写了很多的剧本？
吕克贝松：到20岁的时候我写了将近30多个剧本。
姜文你必须写那么快呢还是你写起来很容易呢？
吕克贝松：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干。因为我父母亲都住在乡下，我住在寄宿学校，所以我们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我就只有写作。之前并不怎么样。我花了15年的时间我才觉得我写的东西比较像样了，前面15年我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很满意。之前我写了200页我就把它扔到了垃圾筒里面了。我觉得这个很愚蠢。
姜文：之前有些剧本好象被人拍成了电影？吕克贝松：我在16岁到20岁期间写过几部片子，其中有《碧海蓝天》等等，一共有5到6部片子到最后变得很有名。应该说在那个年级的时候，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想象力和创作想法是非常丰富的，只不过技巧和技术并不是很完善，所以在完善了技巧之后，这些很好的主意变成了剧本。
姜文：听说在你自己搞片子之前，16岁之后，写了大量的剧本，除了有被他扔倒垃圾筒的之外，还有一些被人拍成了电影，是这样的吗？
吕克贝松：是的，是有人做了。
姜文：那么对于拍了和写了的剧本，有什么看法，那时候有没有影响到你当导演的想法呢？
吕克贝松：我当时因为是别人写剧本的时候，写成之后就成了导演本身的了，就成了别人的东西，就不是我的了。我认为做导演和演员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作。哪个导演是个艺术家，他有一个想法，给大家介绍，一个演员可以说是人帮助另外一个人教他的故事。我一直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怎么能做两个工作呢？如果你既做导演又做演员，我觉得是没有可能的。
姜文：你早这么提醒我可能就不这么做了。这不完全是玩笑，因为我只有在做了之后才发现它是像你形容得那么有一点困难。但是在做之前我不知道有什么困难。
吕克贝松：但是你如果在演的时候是谁在评判演员呢？姜文：我就做过一次《鬼子来了》，我跟摄制组的关系都很好，我监视器放在那里，有很多人都在看，我演完了我就过来问，怎么样？大家就七嘴八舌的议论了。有几个不太愿意当中表达意见的，我就跟他们约定一些手势，要不有这样，我看他冲我点头，我就感觉可以了。有时候他们都觉得好我还是要在拍一遍。现场有人看的话，还是挺热闹的一件事。我觉得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时候，我可以拍了十几条，但是最后在剪接室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人了，只有我自己痛苦的选择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为了一个剪接的工作，多少还是乐趣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把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几年之中我会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一直对自己的行为举止不断的在审视判断好不好，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吕克贝松：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比如说，在现场的时候，你的演员是在尽力的表演，你把自己角色的理解都放在你这个角色当中，已经表演了，但是导演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觉得我们再试一下吧。您在提的时候，您经常会有一群人在这里看，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不是专家的角度，是一个以普通人的角度来提意见的，您觉得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姜文：有一次我拍一个片子，我把我的那段戏交给别人剪接去了。我不太喜欢看我自己在那演，但是很难判断，就交给剪接师去剪接，我仍然相信我现场的那些朋友，除了个别的导演，比如说像吕克贝松这样的导演，起码他们没有杂练。我写剧本的时候比吕克贝松晚。肯定是超过16岁了，我在读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写过一些，但是没有写完。我第一次完成的一个剧本，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感觉很有意思，我之前没有完成过一个完整的剧本，我会帮一个导演写，我会帮他改变一些部分。
吕克贝松：第一个梦想首先是从演员开始的吗？
姜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梦想。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不到10岁的时候，我跟我的父亲去随军到贵州这种地方。我们家是一个很大的屋子，差不多是现在的这个厅一半的大。不是因为什么好的条件，是因为这房子本身是一个仓库，这房子外面是两个篮球场，篮球场外面就是一列从云南到北京的火车道。外面的篮球场每个礼拜放两次电影。我可以躺在床上，通过一个很大的窗户看电影。而且那些当兵的跟我关系很好，我平常看他们在那里倒片子，他们把那个电影放在一个墙上，我觉得很神秘。这么一半大的房子住三人，没有太多的灯，永远有一些角落是黑的，给我一个想法，拿一些硬纸壳，拿手电筒做十几张，做成一个像片盒一样的东西，往最黑的角落一放，放电影，主要是一些打仗的东西。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就是我的梦想。等我快毕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你应该去当演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让我去当，可能我是在外地。那个时候我学别人，我模仿一个电影的剪辑，就好象是五个人在说话，放在录音机里放，把朋友们都骗了，其实只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就因为这个别人说我应该去当演员。所以我就报了中央戏剧学院。等我演了两三个片子之后，我发现，可能那时候是我最喜欢看的，我就开始才明白，也许我可以做导演。
吕克贝松：那么您刚刚提到了，你可以通过仓库的窗户看到外面放的电影，我记得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在我9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带我去摩洛哥去度假，我第一次在户外，在沙漠上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放映机是放在一个拖拉机上面。银幕是一张被单。我看到一半地时候，有只骆驼经过，想把这个屏幕扯下来，那是一个喜剧片。在电影上放映是一个戏剧电影，在屏幕前也是一个喜剧，因为很多人都想拼命的跑，去抓骆驼，这是我第一次看真正的三维的电影，第一次认识到电影是这么有趣的一个东西。
姜文：看来如果不是在9岁的时候看这个电影，还真当不好一个好导演。
吕克贝松：要反回自己的过去，看看为什么你会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你总是会发现，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会启发你从事这个行业。我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也不会画画，所以我唯一的可以表达我自己的渠道的就是拍电影。需要知道一些东西，
姜文：很同意。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会写作。
吕克贝松：我是喜欢写，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上法语课的时候，我写错一大堆，所以我的朋友一直嘲笑我，他们就把我归到科学家那一类。让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了。我的数学成绩很不错，但原因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数学成绩很不错，我就抄他的，所以我的数学成绩也很不错。当我写第一个剧本的时候，我是藏起来，没有给任何人看，没有人知道我在写这个剧本。因为我怕自己有很多理解错误，所以我不敢拿给别人看。所以我问他是不是可以帮助我纠正一下我的错误，我想这个女孩可能比较喜欢我。其实她长得很丑。她想对我好一点，但是我不想跟她在一起。你们看到了吧，艺术家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有趣的是我五年前又跟这个女孩重逢了，在一个餐馆里面我们碰到了。这个女孩大概已经42岁了，穿着名牌服装，带着金色的耳环，她跟我说，我就是那个帮你写剧本的人，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她现在有三个小孩，是巴黎很著名的一个律师。
姜文：但是我还是觉得，刚才聊了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一个导演，首先应该会写剧本吧，哪怕他自己认为自己不会写，不知道怎么写，或者当我拍片子的时候，他一直在想，我可能还没想好怎么写，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实际上在中国，在很多地方，把一个很单纯，或者很新鲜的东西，搞成了很多“颜色”，等等，我觉得总是会让我们的电影变得非常难看，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不该拍电影的人在拍电影，但是我觉得爱电影没有错，你应该在一张纸上写出你的电影，这样一个带有某种又恐惧又兴奋得心态做这个事情，有一天让那样的一个女的帮你改改，然后你再找几个类似的人，组成一个摄制组，有那样一个心情，拍出来的就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东西，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什么关系呢？给大家放两个小时的电影，哪怕是一个骆驼在那捣乱，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我并不反对大家把电影搞成一个商业的东西，但电影毕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东西。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兴奋的态度，这也会是我们今天聊天一个比较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吕克贝松：在这里我想谈一点，在我看来，这个流行的电影和商业的电影这两个概念是比较有区别的，在我看来，所有的电影都是商业的电影。在法国有一些导演，他们觉得自己是知识分子，很清高，但是他们拍出来的东西，还是要别人掏钱去看的。流行电影就不同了，有这样的一些题材，拍出来之后会可以感动别人的，这种电影是比较流行的。关于商业电影的看法，这个电影是商业电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有一次我碰到一个法国的导演，他本来是比较狂妄的态度，他说他拍的才是真正的电影，我拍的电影是商业电影。在我看来，我的电影是2000万，他的电影是3000万，我感觉他在偷我的观众。我的确也同意姜先生的看法，电影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本身，因为这个东西拍出来之后，不管你是什么种族和年龄，都可以感受到电影本身的魅力。我知道有的人是学历史的，有的们是写诗的，但是有的人是年轻的导演，拍了自己的一部片子，就是这个片子，去参加了嘎纳电影节，就出名，就世人所知了。姜文：其实在我看来，我同意他说的想法，其实所有的电影只要进了电影院，收钱的都应该叫商业电影。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一个电影好看不好看，实际上只有一种电影和其他电影的区别就是能不能让人兴奋，有没有意思，或者说是好不好看。其实，我想，贝松在法国也受到很多电影对他这么流行的态度。像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人如其闻”什么人拍什么片子，有些人是没法追求改变你说那个片子，到底是商业的还是艺术的，没办法分。但是他是一个令人兴奋和让人难忘的一个片子，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导演有这么一个片子就足够了，对观众来说也是一个难忘的事情。问题是在于，我不相信，他今天怎么解释，我觉得他是一个一开始是拍他自己喜欢的电影，而不是想他怎么喜欢，说成什么“颜色”。返过来我想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电影国”，美国是一个“工业电影国”，法国也是，虽然它也做奶酪。但是我们中国也是在农转非，很多人做不到，其实农业电影没有什么不好，你弄好的话会出很多绿色的电影，对身体非常好，你不用上化肥，但是我们也看到农转非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片子，正好是在乡镇，实在不像个工业电影，也实在没有农业电影的优势，在农转非当中，这个是从体制和现状来说的。我觉得一个导演和这个电影的关系，他舒服，电影才能舒服，观众才能舒服，钱就来了。
吕克贝松：我想说，当我在嘎纳看放映《鬼子来了》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这个影片的导演也在这里面演，他们就指给我看，是一个年级比较大的人。我觉得这个片子是比较现代的，为什么年纪这么大的人才来拍摄这个电影？之后我看了姜文的照片，原来他是这么的年轻。我在看《鬼子来了》的时候，别人给我指的是一个错误的人，我非常的不安，看到本人的时候，才觉得比较合理，我现在也算是一个年级比较大的人。
记者：我认为未来的电影就是吕克贝松当时9岁看的立体电影。也很多导演都在设想拍一些立体电影，我不知道吕克贝松是不是也想往这方面发展。
吕克贝松：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想表达什么，你的故事是什么。每隔三到五年都会出现一些新的手段，让你用不同得手法讲这些故事。有一天你有了声音，从无声的电影变成了有声的电影，从黑白的到彩色的，然后有立体声，有特技，所以这些新的工具是层出不穷的。但是你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是不变的，你这个目的是同样的，但是有趣的是你可以用不同的工具大家不同的目的。我在拍的这部动画片，如果是五年前的根本就没办法拍，这部片子一开始跟其他的片子都是一样的，但后来这个主角开始慢慢的缩小，直到缩成两厘米那么高，那就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势，变成了一个三D的影片。
吕克贝松：我看过一些引进到法国的影片，我不会强迫我自己到电影院看中国的电影，但是通常我会看一些，我知道中国的五到十个电影导演，我看过他们拍的电影。我看过陈凯歌电影的《和你在一起》，还有一部片子是《可可西里》有一点我要提的是，当我们在欧洲看一些从中国引进的历史的文化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异国的体验。同样，我相信，如果中国引进一些关于法国中世纪历史的影片，那么中国观众也会感觉比较有兴趣。我说的话经常会被理解成其他的意思。我们应该先认识实际是什么，你是个女性，我是个男性，这个没有什么好或不好。我觉得中国的电影这方面，我觉得农业电影没有什么不好。我说过，中国的电影需要吃饭，也需要土地，这是声明的一部分，我想大家应该理解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农业和工业的这么简单的区别，他对他做的事情有更多的感情的投入。变成工业之后，但是需要一些技工，可能他们没有感情，但是他们的技术很到位。我们没有一个电影工业的系统。包括这些拍电影的人的成长经历和出身也好，我不认为他们拍一些动心的东西或者是跟他们有感情的东西，是不好的。他们会做成一流的电影，但是因为太想转非的时候，自己的心也没转过去，别管换了多少的衣裳，但是这个就是农转非，这是很不自然的，所以很多电影出来之后，让很多人尴尬。我想勇于去农转非的精神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电影不需要太冷静做，可是做一个电影业来说，是不是应该冷静一点想中国的电影应该怎么样。我想真正出一点好的绿色的电影是很了不起的，也是我们的机会，李安是另外一回事，他是到美国拍戏的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到底能说明什么。谢谢
吕克贝松：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在世界上的一些国际上的电影节，无论是嘎纳，多伦多，他们都是各国电影来展示自己的一个舞台在这样一个电影节的机会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作为电影的从业人员，你们但可以看到自己的电影在全世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十年以来，在这些国际性的电影节上，每年都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一些一部到两部很好的电影。
记者：我想问姜文导演，您可以解释一下您刚才说的绿色电影吗？
姜文：我没想转型这件事，我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长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你自己问一问你自己，或者是问问你旁边的朋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所说的绿色电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红高粱》，这都算。就是说没加过多少化肥，吃起来有营养，货真价实。完了，谢谢。这个不难懂吧？比如说一猪两年杀了，是好吃的，现在有一些猪三个月就杀了，不好吃，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给它催生，看着挺漂亮，那不是应该吃的东西，我是这么个意思。
吕克贝松：如果等的时间太长了话，那就太老了，猪肉也就不好吃了。
姜文：那不属于绿色的。我刚刚听说，他在纽约拍了六个星期，在法国巴黎拍了八个星期，而里面看上去，乍一看只有两个人，加一个坏人，顶多是三个，但是让人觉得是挺大的一个片子，对人的心灵是很有震撼力的。有人说我成本很低，很快就拍完了，这也是化肥，还有一些人虚报，多少多少钱拍的，等等，那些炒作我觉得那都是化肥，对这个片子本身，我们能吃进去的营养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这个意思。
姜文：我看片子的时候，没有接受一个宣传和对吕克贝松之前的一个说法，就突然碰到这个片子了。我有一个梦想，所有的片子都不宣传，那时候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东西。
非常感谢，感谢两位电影人的到来，谢谢！
——对于为什么中国导演拼命迎合奥斯卡拍片，吕克·贝松没有建议能够提供，因为他非常不理解这种想法。提到巩俐和章子怡时，他更严肃地说：“我觉得她们在好莱坞拍摄的电影是她们最差的作品。”
吕克·贝松语录
——吕克·贝松曾来京为影片《亚瑟》做宣传，学生们要问他游走于法国艺术和好莱坞风格之间的问题。
他答道“美国人的欣赏水平和全世界有差距。每个导演都是唯一的，我没感觉自己和好莱坞有啥关系。没有好莱坞导演敢拍一个木讷的杀手和11岁女孩一起生活的故事。”
——针对“一生只拍10部电影”，吕克·贝松说“10部就是10部，人的手指头不就是10个吗。当然这并不是个誓言，它只是个约束。有太多的人用大投资来吸引我拍各种类型的电影，而我喜欢每部电影都符合自己的内心，而不是随波逐流，10部的说法不会让我随便拍大投资电影。”
——吕克·贝松经常炮轰好莱坞，有次来中国宣传影片，在回答中国学生提问时说道：“不要觉得那里的环境好，拍中国的电影没有人会比中国人拍得更好。你们一定要留在这里。”
——如何看艺术？艺术的本质在吕克·贝松的眼中是用来对抗权力的。
他认为“艺术是一种微笑，你不需要知道一部艺术品的作者、年代，但依然能从中得到一种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超越肤色、种族等问题，是权力所不能控制的。他曾举例，当年他在戛纳电影节当主席的时候，看到了姜文的《鬼子来了》，当时他对姜文一无所知，但姜文的作品打动了他，这部作品也获得了评委会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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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也像很多人一样想要仗剑走天涯，也曾经误以为穷其一生追寻爱与自由，最终还是面对着这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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