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晋商曾称雄商界五百年，其活动区域遍及国内各地并把足迹伸向国外，有人认为“完全可与世界商业史上著名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① 正因为如此，所以晋商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然而，长时间以来学者更多关注的焦点往往是晋中商人，似乎晋商就在晋中，对其它地方商业发展只是轻描淡写，尤其是作为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商业文化的研究到目前尚属空白。晋谚有云：“南绛北代，忻州也不赖”，“不赖”并非指忻州有美丽的自然环境、富饶的矿产资源，而是说近代时期忻州人家庭经济相对其它地区较为富裕，是山西富庶之区，究其原因乃是忻州商业的发展。当然忻州商业发展的原因自有与晋商不可分割的共同之处，可是忻州商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系列地方文化的特色，却值得我们认真的探讨。
1、“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全民皆商的社会风尚
清乾隆版《忻州志序》中说云：“忻为晋北咽喉，称繁剧郡。”[1]光绪六年知州方戊昌作的《重修直隶忻州志书序》中又云：“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地近边塞。”[2]光绪版《忻州志·形胜》指出：“三晋为神京右臂，忻郡又为省会藩屏，南接太原，北通沙漠，左出右入实省北一大都会。”“忻郡为全晋后藩，三关内障，出入锁钥，诚属要地。”[3]从这些资料来看忻州作为南北物资集散地应是天经地义之事，经商致富有明显的地域之利，正如光绪五年忻州知州方戊昌所说：“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地近边塞。我朝定鼎以来，蒙古慑服，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4]乾隆年间曾为忻州知州的窦容邃指出：忻郡土满人稠，耕农之家十居八九，贸易商贩者十之有二，惟机抒纺绩之声无闻焉”，[5]方戊昌也提及“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贸易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依据这一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到乾隆年间忻州商业贸易已出现规模发展。
然而独特的地理位置真正给忻州人带来的是观念的更新，而开放的观念才是忻州商业发展的最根本原因。随着晋商的崛起，南来北往的物资流通，北部大同等地的商业繁华，使忻州人大开眼界。他们不甘贫穷，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开始追随晋中商人参与到这一远征的商业大军之中。部分人的成功，必然促使同乡人顿起艳羡、效法之心，而长久持续兴旺，最终在当地百姓目中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彻底击溃留存人们思想中“走一处不如守一处”，“好出门不如赖在家”的传统观念。忻州俗语“有奈无奈，赤脚走到口外”才是当年他们观念的真实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没有地域局限，只有创业之艰，所以忻谚有云：“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西安库伦京津沪，走变天下不发愁”。正如忻州同治学者、麻会镇人王锡纶说：“太、汾、忻、代之人，经商者十人而八……。忻人之敢于远行，自千乾隆时，开新疆伊梨、乌鲁木齐、卡什噶尔、阿克苏、和阗、叶尔羌等处。途经万里，行比一年，无水草，人烟、屋宇者，凡十余日，莫不联肩接踵，毂击车弛。今此路虽废，又有率车驮贩茶以通俄罗斯者，盖其平居彼此相胜，各思创一未有之业，以冀奇获。”[6]。忻州人除在外地所开的大小商号外，很多小本生意的商人走北路、跑新疆，他们更能体现忻州人“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如忻州城东大、小南宋的生意人就是的最典型的事例。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家乡，长途跋涉，“过草地、进沙漠、白天炒米凉水、夜间沙场露宿；若遇大风，迷失路径，找不到水喝，人畜干渴而死者有之。”[7]远达新疆的阿勒泰一带，一走便是八年、十年、十二年，所以当地俗语有：“小南宋养娃娃，一乍子”，正是对这一群体艰辛创业的真实写照。
清代前期，山西地区的重商之风为世人所公认，崇尚商贾的观念在山西人心目中已牢不可破，且受到受到官方和学者的关注。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山西学政刘於义在上奏中称：“山右积习，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皇帝批注为“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方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习知。”[8]时至晚清，山西商业处于鼎盛时期，重商重商风气更是达到极致。光绪年间太原人刘大鹏无可奈何地感叹：“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的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使之一二。”[9]这一风气自然会对忻州这一晋商中的重要分支产生影响，随着忻州商业的发展和兴盛，忻州人对经商的重视与晋商大军整体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进而形成一种全民皆商的社会风尚，“据1935年版《山西大观》统计，全县20万人口，从商者即达38918人（其中男38503人，女41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9.45％。”[10]经商人数所占当地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能否“业商”看作是对子孙是否成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把子弟外出学习商业视为必不可少的人生课堂。正如《新兴》半年刊，民国十九年版所言：“忻人对于业商，非常重视。故捎有资产者，率皆因商业起家，子弟年逾十四五岁，即使之业商。故问人之子长幼，长曰能业商矣，幼曰未能业商矣！绥远、察哈尔、宁夏等处业商者，几遍忻人之足迹矣！而于蒙古之库仑、新疆之迪化、伊梨，亦不乏人。此固由商之子恒为商，亦忻人之耐劳，而能取信于投资者也”。[11]在这里我们又有必要重提一下前文所提及的在忻州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有奈无奈，赤脚走到口外”，也就是说不论在家乡生活的如何，走口外学商经商成为是忻州人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这一方面说明忻州人，不被地域所限，而“敢于远行”的开放观念，也是当时忻州全民皆商这一社会风尚的佐证。
2、节俭的有时使人感到难堪，成就的富庶之区却有口皆章
《忻州志·物产附》载：“忻郡近边塞，地寒物产稀少，民贫而啬，与省会雁门颇殊。寒早暖迟不宜棉，地沙不宜麻苴，碱不宜桑柘，湮塞之患可以逆睹。”{12} 《新兴》半年刊，民国十九年版也提到“殊不知地虽平原，既少河渠之利，又乏物产之富。崞县产梨果，清源出葡萄，忻县之所产何物也？即以至微至物论之，且不敢与伦比。若五台之煤铁，河东之盐池，更莫能望其向背矣。”[13]忻州人所拥有的是一片盐碱滩，在这一苦涩的土地上唯一能够生长的是有顽强生命力的红高梁，“人推磨、手提水、碱水窝窝不离嘴”，“二浪子滚水手卷烟，两个窝窝顶一天”。正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养成了精打细算、极善敛财的个性。地瘠人稠，是三晋多商的根本，勤俭敛财是成为海内最富的源泉。忻州人的节俭之风不仅是晋商文化的主要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的由此而积淀成的一种风尚和为商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资本的本质。在忻州周围的十三县市，忻州人的节俭之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别人往往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小气”待之，正因为如此也导致了忻州人极不愿谈及这一话题。然而，也正是这一“小气”才铸就了往日商业的辉煌。
关于当年本地经商者和出走塞外的商业大军，为其事业的发展而省吃俭用的事例至今在忻州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忻州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乾隆、嘉庆年间，忻州东楼村的张圣春在忻州庄磨镇“广合谟”当小伙计，身在钱庄看到别人本利互变，滚动发展，立志以俭敛财。有一次，他为节省两文钱居然在小摊上买了一只与原鞋大小、式样、颜色都不相同的鞋穿在脚上。尽管别人讥笑他“小气”，然而正是他这种执着的追求，才使后人拥有惊人的家业。[14]忻州人对于食物的耐久性颇有研究，“三十里莜面二十里糕，十里的豆面折断腰”。当年走口外“住地方”的小伙计们为节省几百里路程的盘缠费用，他们采取了生吞二斤生莜面，故意制造腹内积食，一路无需进食，然后回家大病一场这种最为痛苦的方式。“黄花梁的黄儿夹糕——吃也后悔不吃也后悔”又是对走口外的小本生意人精打细算的真实写照。他们自然无需象那些小伙计一样吞食生莜面，可对每一文钱的花销也格外心疼。北上路上一个必经之地叫黄花梁，有一种小吃名为“黄儿（折饼）夹糕”，吃与不吃这种食物，似乎成为小生意人的痛苦选择。吃吧不好吃，不吃吧再没有既省钱又好吃的东西可供选择。如果说小伙计和小生意人是出于无奈的选择，不足以说明问题，可那些家有万贯家产的富商大贾和拥有财权和人权的钱庄货铺的掌柜们的崇尚节俭之风应该是充足的论据了。东楼张家到光绪年间，也就是到张圣春的重孙张洪钧时，已名列忻州第三大户。拥有土地一千二百亩，在山东、山西、河北、蒙古、甘肃等地有钱货两行大小商号八十余座，每年收入以白银计约三万余两。[15]象这样的富一方的商业大户应该说是锦衣美食了，然而“他认为日用不俭、年损必大、教子不严、财物必散。一叶菜、一粒粮，从春种到秋收，何其难成。人生在世，饥有食、寒有衣，就是享福。多花一文、即为份外。他家每天吃饭的五十多人。每顿饭，必备小米二升。”[16]当他一次生病卧塌，儿子为其买回一合点心，他斥责道“只图口福，难成家业”。至于那些钱庄货铺的掌柜们来说，节俭更是他们做人的根本，有时他们的做法甚至使人感到难堪，“一般商店（大商号除外）留客吃饭，只给客人面前放几个白馍（麦面），同席主人，另吃粗粮，致使不习惯的客人，几乎难以下咽”。[17]当年的富商们的一句口头禅是“南房正窗子，玻璃轿车子（视线开阔的普通马车）”，他们认为所住房屋采光充足，出行能有一辆代步而行的马车，已是一种非常奢侈的生活了，致使在城区的繁华地带也很难看到“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豪华气派。
3、宁折本、不输名的王者之气，重公德、守信用的经商准则
前面我们叙述的是忻州人精打细算的“小气”，但这一“小气”并不与他们在商海滚打中“重德、守信”的品格矛盾，一旦二者相互发生冲撞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忻州商人把以记帐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易称为“打相与”，相与的多寡是衡量商业规模大小和商家信用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如忻州城北的东楼张家的“大盛昌”货行，相与竟有八百家之多，每到年关相划帐，很少发生三角债。但商家亏盈乃是常事，忻州商人在与相与交往中除具有晋商经营谋略中的“慎待相与”[18]外，他们更多注重的是“善待相与”。在忻州有一种奇特的躲债方式——“捂豆芽”，年关将近，债主上门，情急之下用被蒙上蜷缩炕头，债主便会心一笑——来年再说吧。民国初年任归化商会会长的“聚义恒”钱庄掌柜苏昭文，一次发现已达成口头协议的买卖可能出现亏本，但他还是毫不犹豫的指出“说妥的，一定做下去”。结果虽亏银数千两，却得到商家对“聚义恒” 守信誉重承诺的认可。远近商家货行，只要见到苏的一纸凭据，买卖即可成交。[19]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曾指出：“忻州有一个人叫陈吉昌，道光十一年生，14岁到口外学艺，经营的是栈房，别人在这个店里边存了些东西，十几年，好多人都以为早就不在了，你把它处理了算了，但是陈始终认为货是人家的，我不能轻易处理，始终给他完好地保存，所以十几年以后，当这家的后代到这里找的时候发现这个货还完好无损，由于这件事周围好多人都知道陈其昌这个人非常可靠，所以他成为了有名的绸缎商人”。[20]正是他的这一品质使他受到地方官的敬重和中外商人的信任，事业得以发展兴盛，成为归化商界的一代英才。当归化城聚丰粮店出售了五千多斤变质的白面时，连合点心都舍不得吃的财东张洪钧听说后，指出“这种便宜咱不能沾”，“宁折本，不能卖”。[21]麻全忠在丰镇卖布，以卖“后悔药”而深的顾客信赖。本来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可是麻全忠却买，他在摆布摊时，有人拿在别的布摊上买的布来到他这里时，他会从价格和质地上与自己的布进行对比，会把质次价高的布原价收购，把自己质优价廉的换给他们。即使在后来成为丰镇街的头面人物，他也常去柜台为顾客精选货物。正是他这种公道之心成就了他“忻州大财东，比不上丰镇的麻全忠”和“丰镇半条街”的事业，成为与陈化鹏、陈吉昌齐名，蜚声蒙疆地区的“商界领袖”，并于民国十九年被推为丰镇商会会长。[22]
据忻州文史资料，民国初年，忻州城关共有钱庄十八座，计有：义兴恒、聚丰太、晋义兴、选清源、义源厚、复合源、义源涌、义源成、德义永、聚成美、得兴恒、义源兴、元义恒、义德恒、天德恒、义丰久、元和泰、义聚恒。其字号带有“德”、“义”两字的就达十三座。当时绸缎行是忻州十大行之首，全城共有店铺七座，分别是：公益昌、聚德昌、久聚魁、公瑞恒、共义和、双盛名、德兴积，带“公”、“义”、“德”三字的占五座。其它各行字号也有很多带有“义”、“德”、“公”、“和”、“合”等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忻州商界已经形成了一种浓厚的贵德重义的浓厚的文化氛围。
忻州人在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文化特色远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个方面，这里笔者只是对此进行了粗浅的探讨。下面是忻州南高村赵盼鳌当年口外经商时，在归化忻州刘家货铺看到的“座右铭”，作为对本问题论述的总结。
本是几句俗话，贴在壁上常观。
盖闻出门贸易，多因家中艰难。
南来的离乡背井，北往的涉水登山。
祖坟失其拜归，亲友又失关照。
日久音讯不捎，占课问卜求签。
买卖或买或买，一团和气为先。
货真价实公平，童叟无欺财源。
利向人中求取，发财何求万千。
虽然异姓同居，不可私搂银钱。
虽然不及陶朱，也置许多庄田。
丰镇--口外的“小忻州”
沿大同线走西口，丰镇是进入内蒙的第一站。该市工商联副主席洛维平介绍，往上一代，丰镇半数以上是走西口过来的山西人。
在清代以前，丰镇只是个淹没在泱泱草色中的小驿站。清初，忻州人谢光祖在此开创“万合隆”，加工米面油，发展出众多分号。到清乾隆年间，丰镇城垣才建起。正是“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随后大批忻州人来此经商，因交通便利，兼之忻商“俗尚勤俭，遇风险而避，能齐心协力”，忻商很快形成规模，丰镇随之成为张家口与呼市间最大的贸易城市。
洛维平对忻商研究多年，他整理的《忻州人在丰镇经商情况》显示，清末民初，丰镇忻商涵盖了钱、粮、布、当、缸、油、碾、面八大行业，有金牌字号40余家，年营业额在10万银元以上的商号20多家，当时丰镇有较大商户1400余家，山西人（大多为忻州人）占到70％。忻州巷应运而生，90多家忻州商铺同气连枝，蔚为壮观。人称丰镇“小忻州”。
民国时期，忻州人在内蒙经商者达三万八千人，其中丰镇就有六千余人。1939年，15岁的忻州原平人赵怀谦，随亲戚来到丰镇“德和祥”绸布店，从学徒到站柜，一干十年。1949年“德和祥”解散，赵怀谦从摆地摊做起，贩卖牙膏、电池等日常用品，后与同乡合开“谦成章”百货铺。公私合营时，他已赚1200多元，随后任丰镇市工商联副主席，1956年，全国工商联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11名代表之一，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后来他任丰镇市政协副主席，自此远离商海。
赵怀谦今年85岁，住在新城区的独门小院里。院内菜花芬芳，蜂蝶纷飞，商人对他而言，仅是段回忆，四个子女无人经商。他也感慨，当年忻商后人，很少再经商。
忻商留在丰镇的旧址，大多被拆除。忻商繁华事散，忻州巷内杂草自春，曾车水马龙的大巷，已成破旧居民区，颠簸的石板街上积着污水，两边的深宅老院形神破碎，斑驳脱落的匾额上，字号名称依稀可见。巷内的忻商后人仅剩两家。81岁的李秀婵是忻州原平人，夫家商号“双盛隆”，主营布匹百货，在太原、大同、呼市曾有分号。老太太娴静典雅，央视主持李修平据说是她远房侄女，在腐朽断裂的木雕窗棂下，李秀婵追忆往日富庶。在探访忻州巷时，一排老人坐在门前条形石头上晒太阳，诧异地盯着太原来客。
如今，在这块地盘上呼风唤雨的是另一地的晋商，在丰镇煤电、运输、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中，大同人的产值分别占到30％、25％、60％左右，并强势介入餐饮业，丰镇最高档的晶鼎国际大酒店、丰镇大酒店均为大同人经营。
忻州商帮在这个地方缔造的辉煌，只停留在落晖中破损的深宅里，黄灯下学者的研究资料里。洛维平一直在说：“作为丰镇工商业的开创者，忻州商帮的贡献永不会被淹没。”
丰镇市简介
丰镇市位于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是内蒙古的南大门，素有“塞外古城、商贸客栈”之称。丰镇有着近300年的文化历史。在清代以前无县级行政建制，为少数民族游牧地，隶属大同府管辖，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置丰川卫、镇守所。乾隆十五年（1750年）改设丰镇厅。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为丰镇县。1948年解放后，绥蒙区党委、政府，绥远省委、省政府驻在丰镇，县城城关镇曾两度设市，后废立。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为县级市。
郭焘
忻州人在丰镇
在艰辛凄苦、历经二三百多年的“走西口”移民大潮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是民国年间，就约有三万八千多忻州籍人来到内蒙古求生，而其中约六千人落脚在丰镇。岁月沧桑，时光流逝，如果想写一篇全面反映忻州人在丰镇奋斗的往事记载，其难度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只能从依然活着的老人口中了解一些他们的所闻所见和自己的故事，来浮光掠影地看看当年忻州人在丰镇的创业经历。为此，我首先想介绍一个概况，然后再选择出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分别叙述他们在丰镇的奋斗历程和留下的足迹，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把忻州的先辈们在走西口这段厚重的历史中所走过的印记作一个粗浅的反映。
丰镇地处山西大同北四十多公里。如果按照“走西口”路线的示意图，它属于东线的一个分支。忻州人经代州出雁门关，从大同分为两路，一路经新平口向张家口以及更远的经棚、海拉尔，一路经德胜口到丰镇、集宁和归绥。丰镇是德胜口外的第一站，也是联结口内、口外的一个重要枢纽。
丰镇兴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丰镇厅。民国元年（19223年）改为丰镇县。1990年撤县设市。
丰镇城内原来有一个商号叫“万合隆”，创始人叫谢祖光，是忻州人。丰镇有一个传说：“先有万合隆，后有丰镇城。”这还是清朝初年的事情。乾隆年间，丰镇始建城垣，万合隆从丰镇城北的泽落沟迁移到城内老爷庙街。此后买卖兴隆，财源茂盛，经营二百余年兴盛不衰，直到日本人侵占丰镇后才被迫倒闭。当年走西口的忻州人不但参与了丰镇的开发与建设，也是丰镇商业的开拓者。
乾隆三十三年（1758年），丰镇境内的太仆寺牧场招民认垦，大批山西富豪便纷纷前来买地耕种，商行、货栈及手工作坊也随之日渐兴隆，为日后走西口的忻州人打下了基础。清末民初，丰镇忻州商人的从业范围涵盖了钱、粮、布、当、缸、油碾、米面加工等八大行业，较大的商铺约1400家，其中有金字招牌的字号四十余家，年营业额在十万银元以上的商号二十多家。从业者中，山西人（大多是忻州人）占到70%，城中的忻州巷至今尚在。当时人称丰镇是“小忻州”。
丰镇商贾往来，买卖兴隆，城内的八大股、马桥街、城隍庙街都是当时商贸繁华地段。较为有名的钱庄有“义泰恒”、“汇丰源”、“信诚义”、“源丰永”等二十余家。忻州人开的钱庄“汇丰源”、粮店“丰盛店”、布店“元义长”都是各业巨头，掌柜的大都是忻州籍的丰镇名流。
民国年间，丰镇商界较为突出的人物是忻州人麻全忠。
麻全忠出生在忻州城内，从小来丰，以买卖布匹起家。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麻全忠和付千喜为主要股东，集资四千银元开办了丰镇最大的布庄“义元长”，从业人员达四十多人。商号以经营土布为主，同时兼营杂货，批发和零售各半，日销售额4000元左右，年销售额15至16万元。“元义长”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营业最为火爆，是丰镇规模最大的布店。
麻全忠经商，最为突出的是其超前的思路。民国初年，麻打听到丰镇将开通铁路的消息后，毅然把文庙西面的土地买下。民国五年（1916年），平绥铁路修到丰镇，此后有八年时间没有西进，丰镇便成为暂时的终点站，并大得其利。从京津运往绥远、宁夏、甘肃的大宗货物停放在丰镇车站，成为西北货物集散地。京、津、张和归绥、银川等地的商人多聚于此，使丰镇的商贸和服务业有了快速发展，丰镇与平、津、张等地的贸易量大增。而文庙西的土地离火车站最近，铁路一修通，麻便以五年不收租金的方式让商家建盖字号房屋，五年后房屋产权归麻所有。此地迅速形成了东、西平安街。一时间，北京糕点、糖果食品、茶庄，天津的牙医、西医及风味小吃，还有烟馆、妓院均来此营业，东、西平安街成为繁华一时的地方。也正是在这期间，从忻州来丰镇的买卖人几乎覆盖了大多行业。其中尢以粮店和布庄忻州人最多。
日伪时期，“元义长”经营有所缩小，1945年停业。而此时麻全忠已在北京购置了产业，成为忻州人走西口的成功者。解放初，其后人麻元德从北京回到丰镇，把丰镇的房产全部廉价出售。
再一位是原丰镇县政协副主席赵怀谦。赵怀谦1924年出生于忻州原平平地泉村。小时候读过五年小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父亲、叔父、婶母、哥哥相继被日寇杀害。他和母亲生活没有着落，于1939年他十五岁时背井离乡，徒步来到丰镇。开始，他在一家叫“德和祥”的绸缎庄当学徒。1948年丰镇解放，私人企业倒闭后，赵怀谦便和几个同事在街上摆摊作小买卖。1951年，他们三个同事向政府贷款1000元，合伙开了一个经营棉布百货的小商店叫“谦成章”，辛苦经营。每次进货，都是骑着自行车从二百公里外的张家口运货，其间严冬暑热，风餐露宿，一言难尽。1956年公私合营时，“谦成章”已有十多个分店，每人可得红利1200元。此后，赵怀谦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公私合营中积极带头，做动员工作，取得一些成绩。1956年，县领导让他参加了全国召开的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光荣地受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于当年八月调到丰镇县国营百货公司任副经理。1957年7月，他又被选为丰镇县政协副主席。195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他还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召开的群英会。
1966年文革中，赵怀谦被罢官抄家，受到批判和斗争。1968年又被打成“新内人党”分子，遭受严刑逼供，身心备受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怀谦恢复职务。1979年重建丰镇百货公司时被任命为经理，并于1980年5月县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上重新当选政协副主席。直到1990年，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主动辞去经理和政界的职务，于1992年退休。
赵怀谦在丰镇的工商界是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工作其间，对他所在的部门制定了许多符合中央精神的管理制度和方案，对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完成上级的各项指标都取得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而他本人多次出席自治区劳模大会。改革开放后到1985年，他所在的百货公司共上交国家利税240多万元。1985年调入乌盟驻丰百货站的五年内，又上交国家利税200多万元。1984年乌盟公署授予他“文明经理”称号。赵怀谦以忻州人的精明、勤奋和不俗业绩，在丰镇工商界一直享有盛誉，是忻州人在丰镇的佼佼者之一。
另一位忻州人的代表人物，我想说说郭应恩。郭应恩1926年出生忻州（今忻府区）合索乡西呼延村。郭应恩兄弟二人，他排行老二。他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从二十四岁起便开始守寡。老郭的母亲生性要强，她节衣缩食，让老郭念了三年私塾。那时忻州的生活太艰辛，1944年，老郭十八岁时便在一个在丰镇当书帖先生的本家引领下，一路风餐露宿来到丰镇，开始在“义顺和”布店住地方。所谓住地方就是给掌柜的打工，打里照外，提茶送水，经营买卖。一年后，“义顺和”倒闭，他又去“福庆成”打工。1948年丰镇解放，他和一个本家姐姐的弟弟在丰镇街头摆布摊，可谓惨淡经营。那时他吃住都在街头小店，又无多少收入。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他将几年辛苦赚下的五个土布卖了点钱，只身到天津买了一台缝纫机，计划与同村的吉良子在丰镇合伙开裁缝铺。可是到了筹备得差不多时，吉良子突然招工去了二连，老郭一时无法，只好找到一个姓赵的开的裁缝铺当学徒。
由于老郭有些文化基础，他很快就受到重用，在裁缝铺里负责店面的收料和付货的营生。但是老郭并没有忘记自己学习裁缝技术，他勤问、勤看、勤琢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很快就掌握了缝纫和剪裁的技术。在我的记忆中，1955年我的父母曾经聘请老郭当剪裁师傅，在马桥街合伙经营裁缝铺。但没过多久，公私合营的运动就开始了。
1956年公私合营后，丰镇组成了缝纫合作社，老郭开始做机工。不久合作社变成了被服厂。由于老郭有些文化，便在门市部负责收料和付衣，同时又努力学习裁剪技术，一干就是十多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服厂为了扩大业务，增加创收，把凡是裁剪技术好的人分配在街面的门市部招揽业务。老郭便也到了街面门市部。那时布匹还很紧缺，买布需要布票。许多人做衣服要当面裁剪，怕剩下的布没有了。由于老郭的技术好，态度也好，找他的人自然很多。那些平日号称老师傅的人却常常门前冷落，而老郭的案边常常需排队等待。老郭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样下去是会得罪人的，便产生了离开被服厂的念头。他与当时二轻局的负责人谈了自己的想法，正好丰镇二轻局正准备筹建丰镇第一塑料厂，领导便调他去塑料厂参与筹建，并负责业务管理。
丰镇第一塑料厂的建设当时还是内蒙古第一家。老郭与负责人谢明忠白手起家，从设备购置到厂房建设，从人员培训到管理制度，一切都搞得井井有条。老郭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干中学，学中干，很快便精通了有关业务。厂子从开始时的十几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产品的销售也大幅增长。由于老郭工作的出色表现，1972年下半年被任命副厂长，主抓产品销售。产品销售是关系到工厂生命的一大关键。老郭四处奔波，广泛联系客户，不断扩大销售渠道，使一塑厂的产品销售搞得十分红火。
1982年初，县里要成立第二塑料厂，老郭又被调到二塑厂任副厂长。同样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把二塑厂搞得热火朝天。年底，二轻局下属的地毯厂由于产品滞销而出现资金断裂，工厂严重亏损。老郭临危受命，被调到地毯厂任厂长，使地毯厂渐转生机。
自从老郭离开二塑厂后，二塑厂的销售量便开始下降，生产处于困窘状态。二塑厂全体职工联名写信，请求二轻局让郭应恩返回二塑厂。在老郭离开二塑一年后，二轻局下令让老郭重新回到二塑厂，并担任厂长。
重新回到二塑厂后，老郭自己深知肩头责任重大。他积极开发新产品，广泛联系新客户，厂子又逐渐恢复了元气。他们生产的编织袋远销山西、河北和内蒙古各地。1986年，上交国家利润十万元。根据内蒙古有关政策，对有突出贡献的厂矿带头人给于国家干部编制的奖励。老郭成了国家干部，但他并没有把荣誉放在心上，他心里只想着工厂。他没有把个人的档案及时转到二轻局，于是这个“国家干部”的帽子并没有给老郭带来具体的实惠，他至今仍然是按企业职工领取养老保险金。1987年，为了培养新人，老郭主动退居二线，担任二塑厂的党支部书记。但生产经营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须老郭考虑和拍板。所以，他本该1986年就退休，但由于工作突出表现，厂子实在离不开他，因而直到1992年才正式退休，这时老郭已经是六十六岁的人了。
本该安享晚年的老郭，退休后却焕发青春，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开始是丰镇农业局要办塑料厂，因为此时农业新技术“地膜种植”正在大力推广，农业局想自己生产地膜。老郭帮助承包人吕二娃从无到有把农塑厂搞了起来。此时，丰镇的石材市场因有一种“丰镇黑”而闻名遐迩。老郭的亲戚相中了老郭，让他帮助推销石材。这时丰镇的许多厂家和单位也纷纷建办石材厂，都想吃“黑石头”这块肥肉。先是市五金厂托人求老郭加盟建办石材厂。从建厂，购置设备，老郭风里来雨里去，帮助建成了加工厂。后来，老郭又被派往山东搞外销。在山东他广交朋友，企业的业务量不断上升。1994年，他辞去了给人打工的工作，和另外两个人共同承包了乌盟盐业公司丰镇分公司的场地，建办了石材厂，产品效益可观。但是由于合作伙伴招用的工人大部分是他们的亲戚，工作关系显得复杂，老郭深感工作难于丁是丁卯是卯地进行，真是“买卖好做，伙计难朋”。1997年，他毅然撤股，选择了自己“单干”，这一年他已进入了古稀之年。
正是从七十岁起，郭应恩又开始书写自己崭新的人生。凭着自己多年来在石材行业的打拼，凭着晋人骨子里吃苦耐劳、精打细算、诚实守信的干练作风，他承包了丰镇粮库的石材厂，并正式命名为“鑫磊石材厂”，跻身于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丰镇石材行业。他亲自上矿选料，亲自外出洽谈业务。这样辛苦经营了两年，到了第三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这时韩国的一家客商在丰镇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最后选中了郭应恩，并和鑫磊石材公司拍板成交，签订了正式的购销合同。这宗“大单”给老郭的石材厂注入了无限生机，于是老郭更是尽心尽力按照合同的要求进料加工。每一道关口他都亲自把关，不敢稍有怠慢，真正做到产品保质保量。他的石材厂每个月外销两至三大车石材，创造了所有石材厂的销售奇迹。后来在石材市场整顿时，老郭又在石材一条街购置地块，建起了属于自己的鑫磊石材加工厂。如今，老郭虽然把工厂交给了孩子们经营，但韩国客商和鑫磊石材加工厂仍然继续愉快地合作着，互惠互利，实现着双赢。
为了满足韩国客商的要求，老郭曾多次去山西的浑源矿区选料。他不顾年高，不辞劳苦，爬坡上梁，敢于吃苦。他的精神连同行的年轻人都赞不绝口。如今他的工厂安排下岗职工三十多人，每年上缴利税十万多元。老郭成了丰镇石材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今年老郭已经是八十四岁的人了，虽然不再每天坚守在石材厂，但有时还会去外地处理一些业务的事情。
财运往往钟情于勤奋的成功者。在老郭离开二塑厂后的日子里，二塑厂业务却渐渐下滑，后来也改建成石材加工厂，但由于经营不善，几年后便停产了。他们听说老郭有了钱，便想把厂房和地址卖给老郭。老郭在二塑厂那么多年，感情上也想帮助他们，便以当时的高价三十万元买下了。几年后，二塑厂周边进行城市改造，土地大幅增值，光这片地方和厂房就卖了近三百万元。老郭给每个子女买了一套门面房，让他们去更好地发展自己。老郭身边有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有安定充实的工作。他经常把孩子们及媳妇、女婿、孙子和外甥招回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老郭的爱人董秀兰信奉佛教，老郭对慈善事业也很支持，2005年，山西大同堡子湾兴建庙宇，老郭捐资6万元，并用墨玉石材立碑刻字。
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遗憾。老郭和我说，当年从忻州来丰镇时，他的一些亲戚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老郭不会有大的发展。而老郭就是要争口气，第一次来丰镇后八年没有回家，硬是在丰镇扎下了根。而有些出口外的人早早就返回忻州了。老郭谈到他的母亲时，眼睛里饱含着泪水，表现出一种尽孝不够的自责。他的母亲于1980年去世。虽然多次接到丰镇居住，但那时他的事业还没有如今的辉煌。他总感到对不起含辛茹苦培养自己的母亲，未能厮守在一个从二十四岁就守寡的老母身边而深深自责。是啊，一个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总会有顾此失彼的遗憾。
还有一个我想叙述的是今年八十岁的老人解鹏英。老解1929年出生在忻州（今忻府区）田家窑村。他的父亲是村中一个木匠，生活十分清苦。老解少年就下地干活，只读过三个冬天的私塾。1942年，忻州大旱，穷人糠菜难饱，村中多数人外逃求生。其时正值日寇统治，更是雪上加霜。天灾人祸使老解的家难以维继，1943年老解十四岁时，便跟着父亲，辞别母亲，到口外谋生。他们父子落脚在丰镇，经忻州人曹子清的介绍，老解去了粮店“福聚和”打工。他的父亲去了离丰镇四十公里的隆盛庄给粮店做扇车。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忍受着思念母亲的痛苦，没明没黑的伺候掌柜，端茶端饭，扫屋铺床，凡是店内的苦力营生他都做。尽管如此，老解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自学打算盘。他还买来麻纸，每天中午掌柜的睡觉时就练习毛笔字。他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求得生存本领。就这样他苦苦熬了四年。
1947年，他所在的商铺倒闭，老解没有了生计，只好去一个叫李殿明的私人电磨坊当了磨工。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却没有工资，只管吃饭。
1948年秋，老解打听到有一个叫智克明的忻州人在北京裕大货栈当掌柜，便只身去北京找工作。谁知裕大货栈当时也不景气，但智克明的一个本家在华北国民军傅作义的部队里当少将。智看到老解年轻力壮，便介绍老解去当兵。这时正好老解有一个本家叫解庭轩的在几个月前当了兵，分配在军队的总务处，经介绍，老解也被分配在总务处的传达室，专门负责登记簿的工作。军队的领导见老解字写得好，又把他抽调到通讯指挥部当了文书上司。
半年后，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和平起义的一般军人可以自由选择去留。老解年龄还小，想念母亲，便随同队伍中的几个忻州人一同领了支前证明和路费回家，于1949年3月回到当时的绥远省丰镇县。每每当谈到这段经历，老解也深感遗憾。因为当初他临走时，解放军的领导曾想让他继续留在部队，并答应他给予排级待遇。后来，队伍里有的人还和老解通信，当初和老解同样的战士，凡是继续随队伍南下的，后来都当了团级以上的干部。
回到丰镇后，老解和姐夫赵北辰在街头摆地摊卖粮，风里来雨里去辛苦经营。1954年，他经妻兄阎增和的介绍，去集宁邮电局食堂管理伙食。开始是做临时工，干了一段，经邮电局领导同意又招收为正式职工。后经老解要求，分配到丰镇邮电局当了乡邮员。他投递的地方是离城四十多里的官屯堡乡，那时邮局没有配备自行车，只能徒步。他每日身背邮件，爬山涉水。当天一早出发，晚宿乡下，第二天返回。无论严寒酷暑，他都风雨无阻，整整跑了三年，于1956年调回局里营业室，并担任组长，专管报刊杂志发行。老解说，徒步的乡邮工作实在辛苦，他回来后，先后换了好几个人都吃不下苦，都不愿去了，后来找了一个乡下的临时工，才算稳定了这条线路的乡邮工作。
1960年，国家开始“新三反”运动，由于报刊定价的调整，发行款也常常发生变动。一位新到邮局的会计在把发行款退到营养款的过程中，有四十六元二角五分营养款发生差错。老解是营业组的组长，被怀疑贪污了这笔钱。老解受到不白之冤，便与领导顶牛，并把已经调至集宁的会计叫回，重新审查。后来，事情虽然弄清了，但因为和领导顶牛，仍然受到降一级工资的处分，并调离邮局。老解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直到1979年才给予平反，并重新恢复了工资级别，此是后话。
1961年，老解被调到县粮食加工厂。这里的工作很辛苦，碾米磨面，装车卸货，既累又脏。老解不怕脏不怕累，干什么工作都很出色，受到群众好评。1963年，他被调到县中心粮站当了开票员。文革时，还是由于邮局的那些不白之冤的牵连，老解于1968年又当了付货员。那时粮站的工作又多又累，老解是哪里忙去哪里，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9年，老解调到粮食局专管粮食调运，常常外出联系业务，广泛接触外地的同志，为老解日后个人发展铺下了道路。1983年，老解到了退休年龄，可是办理退休手续后，又被粮食局返聘回局待业队当了经理，使老解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收入都有了更大的发展。
从1986年开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下，老解自己开办了经营粮食和副食的店面，开始展示其退休后的人生价值。由于老解的勤劳与诚信，许多客户都愿意和老解打交道。老解的店面生意兴隆，营业收入相当不错。1988年后，几个下岗的子女也加入到老解的经营中，他们既开店面也摆地摊，经济收入不断增加。老解常常教导他的子女，做买卖首先要诚信为本，同时要同情受苦人。从1990年起，老解的子女们都有了自己的门市部，主要经营粮食和副食，买卖做得红火，经济收入可观。从1995年起，老解把门市部的经营权全部交给了子女们，他充当了顾问的角色。如果从1986年算起，老解又在商海中搏击了整整十年，丰厚的收入是他辛苦的最好回报，他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了。
2002年，老解的老伴突然去世，老解成了孤寡老人。但他很快就从痛苦寂寞中走了出来，除了抽时间继续帮助子女们经商外，大部分时间开始用于练字和写诗。2004年，老解加入了丰镇书协。2005年，又加入了丰川诗社。他积极参与市内外的各种书法赛事，并多次获奖。他对于自己在晚年能参加市里的诗社和书法协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也为自己晚年能过上幸福生活而心满意足。2007年他出版了《鹏英诗集》，2010年又出版了自己的书法作品集《墨田乐耕》。老解常说，忻州人到丰镇给丰镇的商业带来了繁荣，同时也赚了钱，我们不仅要把忻州人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传承下去，还要在文字上留下忻州人奋斗的印记。老解自费出书，就是想把这种精神用文字的形式留下来，让他的后辈们记住老一辈走西口的艰苦精神。
就在我这篇文章的撰写将要结束时，一天早晨在北山上遇到了晨练的老吕。他手中还牵着一条小狗。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忻州人，我便打听到了他的住址。在城中一个安静的平房小院，我找到了老吕。可惜他的耳朵已经很背，交流十分困难，但他的经历很能代表众多忻州人，我便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老吕叫吕国荣，1928年出生在忻州（今忻府区）东冯城，今年已经八十五岁。1942年，他十六岁时因父母去世生活艰难而来到丰镇，先在“民聚当”当铺当店员，1945年当铺倒闭，他回忻州呆了二年。第二次来到丰镇后开始是做小买卖，挑着货担下乡卖货。1953年参加了丰镇供销社，先是在柜台卖货，后来做财务。其实，老吕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全凭自学，认下不少字，还学会了记账。在供销社干了几年，后又调到土产公司。工作中，老吕一直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因而工作和生活一直平稳安定。1985年，为了顶替子女接班而退休。老吕的老伴叫赵桂英，和老吕同庚，忻州西会村人。她是1948年坐着汗板车，花了18块白洋的路费从忻州来到丰镇的。老俩口现在儿孙满堂，生活有退休金每月1600多元。我说，老吕你红光满面身体很好呀！老吕说，现在有退休金，两个人花不了，不愁吃喝，又能吃又能睡，不像小时候那么苦了。说着我看到老吕热泪盈眶，对社会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忻州人在丰镇拼搏奋斗，其间有多少艰辛苦楚真是一言难尽，用以上几个人来叙述忻州人在丰镇的创业历史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其实，在丰镇的许多重要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中有不少是忻州人，他们都是解放前后来到丰镇，从店员开始一步步走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艰辛创业的历史。如丰镇县当过副县长、县第七届政协和市第一届政协主席的谢福兴，就是从忻州来丰镇从店员起家的。还有水利局局长刘有生（忻府区刘家庄人）、国税局局长解成庭（忻府区田家窑人）、房管局局长付廉（原平崞阳镇大乐沟人）。另有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如贾如诚、赵健康、宿文章、沈有良、索文瑞、张守模、赵培珍、赵文义、郭志福等，都是从店员起步，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部门的骨干力量。
现在，当年走西口的年轻人都已垂垂老矣，有部分人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们都已长大成人，许多忻州籍的后辈们所创建的业绩已超出他们的先辈。他们遵循着父辈们吃苦耐劳、诚信待人的优良品德，继续在丰镇和其它地方为国家的建设做着自己的贡献，创造着自己的业绩。
作者--张喜荣，原籍忻州逯家庄人，丰镇老干局主任科员
忻州走西口研究会赴内蒙考察侧记
“千年的黄河水不清，跑口外跑了几代人。”但一代又一代的人跑口外，究竟干了些什么？留下些什么？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带着这诸多疑问，忻州市走西口研究会一行19人于2008年10月10日至13日，专程赴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丰镇、托克托等处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尽管只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却也收获颇丰，称得上是满载而归。
荒原大漠铸辉煌
民间传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事实上，听内蒙古的同志介绍，早在乾隆元年（1736年）祁县乔家堡乔姓始祖乔贵发到萨拉齐厅老官营村谋生之前的康熙年间，已有大批口里的贫苦农民出现在口外。其中，绝大部分贫苦农民来自和土默特地区（区划大体相当于今呼和浩特和包头两市所属大部分区域，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及河套地区只有一“墙”（即边墙，也就是长城）之隔的包括忻州在内的晋北和陕北。他们开荒种地，以供给清政府出征平叛和驻防内外蒙古的军队饲草饲料和军粮所需。
另据原《呼和浩特晚报》副刊部主任郝来旺先生介绍，满清王朝建立后，为绥靖蒙古族贵族和民人，先后在蒙地建造大批召庙（“召”系蒙古语音译，即寺庙）。而建造召庙的匠人，大都来自晋北地区。此外，官府还给各召庙划拨大片耕地，以解决其粮食供给和日常开销，而大部分耕种土地者同样来自晋北地区。
这些来自口里的贫苦农民，起初大多春至秋归，称作“雁行”，之后随着官府政策的松动，便有人举家迁徒，或娶蒙古妇女为妻，定居下来，致使原本是大漠荒原的土默川上出现星罗棋布的村庄。这些村庄，有相当一部分为忻州人所创建。诸如“河曲营”、“保德营”、“忻州营”、“代州营”、“定襄营”等与忻州有渊源关系的村名随处可见。而与偏关毗邻的清水河，更是偏关这边有什么村庄，清水河那边往往也有什么村庄。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忻州人是当年土默特地区土地开发的先驱和主力。
伴随着村庄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多，土默特地区的商贸也日渐繁荣。其中，忻州人亦是先驱和主力。以包头为例，当年的十大晋商便有七家是忻州人（定襄、代县各两家，河曲、保德、忻县各一家）。特别是十大晋商中的忻县智姓永合成店，旧包头城城垣内总共四平方公里的面积，他们就占了将近一半。时至今日，现东河区仍有永合成巷的标识。而在丰镇，有一条街巷因当年居住者全部为忻州商人，便起名为忻州巷。当我们伫立于忻州巷内忻州商人麻全忠宽大阔绰的院落中时，不由得生出无限感动和感慨：是我们的先人以及其它地方的贫苦百姓，和蒙古族兄弟一起，共同创造了包括呼和浩特和包头在内的口外辉煌。甚至可以说，没有走西口，就没有内蒙古中西部的今天。
晋蒙两地结深情
那么，当年究竟有多少忻州人走西口并参与创造了口外辉煌？恐怕谁也说不清。一个可查可考的事实是，仅原籍忻府区逯家庄村的周氏家族，从第十一代起走西口且定居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代，共一千七百多人。而类似的情况并非少数。河曲的同志讲，当年河曲几乎家家有人走西口，如今口外的河曲人后裔比河曲本土的人口还要多。由此推断，当年一代接一代走西口的忻州人累计相加至少也有数十万；而他们的后裔，则起码在百万以上。
于是，在纳林，在沙圪堵，在包头，在呼和浩特，我们曾不止一次向路人询问：“您祖上是哪里人？”结果，十有四、五会很干脆地回答：祖籍忻州。在丰镇，一位原籍忻府区屯庄村的老年妇女，听说来了忻州人，头也没梳就急急忙忙跑了出来。我们要与她合影，她却又返身跑了回去，说是头发太乱，要梳一梳。
于是，从旗县到盟市，从自治区到中央政治局，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或多或少总有几个忻州人的后裔。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党政机关一般干部中的忻州人后裔，更是数不胜数。仅是在拜访丰镇市丰川诗社时，我们就见到好几位“忻州老乡”。
又于是，在考察过程中，从饮食到服饰，从语言到习俗，我们都有一种熟悉、亲切之感。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凡是我们接触到的人，“乡音无改鬓毛衰”者自不用说，即便其祖籍并非忻州和山西，彼此之间也毫无语言障碍，我们浓重的地方口音对方依然听得明明白白。原因很简单：不论是忻州话还是代县话，也不论是河曲话还是保德话，他们早已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岂有听不懂之理？
还有，无论是在宾馆饭店，还是在大街小巷，除流行歌曲外，我们听到的不是晋剧就是二人台。熟悉的曲调，熟悉的唱词，仿佛并非置身于千里之外的塞上。
一言以蔽之，在整个考察过程中，我们听到的是亲切的乡音，看到的是熟悉的乡俗，感受到的是浓浓乡情和绵绵乡思。晋蒙两地同唱一曲《走西口》，更是最好最有力的证明。从文化的角度讲，口里口外几乎就是同宗同祖一家人。
这一点，也得到了内蒙古有关专家的认同。包头医学院历史系教授张贵先生通过多年研究得出结论：西口文化的根子是晋文化，山西移民文化是西口文化的主流。换句话说，是晋蒙两地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口文化。面对这一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和文化资源，我们又该做、能做些什么呢？
携手开发谱新篇
事实上，内蒙古的同志在西口文化研究方面已经先行一步。特别是包头市，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以郑少如女士为会长的西口文化研究会。他们把西口文化当作包头市的“看家文化”（郑少如语）和包头建设文化大市的一件大事，组织起一支包括教授、作家、博士在内的强大的研究队伍，对西口文化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张贵教授已有多部著作出版；作家柳陆曾三次“走西口”（第一次是纯粹步行），行程七千余里，写出了十余万字的《漫漫西口路》；研究会则编印了《西口文化研究》丛书，集中推出已有的研究成果。当这些研究成果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始而震惊，继而自豪，接踵而来的则是沉甸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确实的，我们没想到包头的同志在短短几年中就拿出这么多的研究成果。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山西人和忻州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当年忻州人在口外创造的辉煌业绩，作为他们的后人我们无不砰然心动，为之骄傲。同时我们又深深感到，当年数十万忻州人前赴后继走西口，是忻州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值得大书特书的辉煌一页。挖掘并继承先人们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一项值得大力构筑的文化工程。但对这一遗产我们不仅没有很好地发扬光大，连知之都甚少——起码就我们考察团的十几个人而言，许多情况都是此次考察中才开始有所了解，因而都有一种愧对先人之感。如今欣逢盛世，先人们离我们而去尚不太久，如果我们错失良机，不能较为完整地将先人们留下的丰富遗产挖掘出来、继承起来，不仅愧对先人，也将愧对后人，愧对历史。
我们的这些感受和思考，得到包头市西口文化研究会的积极响应。他们认为，不但西口文化为晋蒙两地共同创造，西口文化研究同样需晋蒙两地共同进行。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到访非常的欢迎。座谈会
上，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希望双方向先人学习，互相包容，真诚合作，推动本土文化的发展，携手打
造西口文化品牌；希望开展联谊活动，加强联系，经常沟通，争取每年举行一次文化方面的交流会；
希望资源共享，有无互通，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当年，
晋蒙两地人民共同创造了口外辉煌；今天，晋蒙两地的文化人理当共同书写新的灿烂篇章。
我们将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奋进！
东楼村张氏家族
《张氏家谱》载：“吾族世传秦城人也，明洪武初吾始祖鲁公爰迁是里至。”
根据村里老人回忆和家谱得知，张氏家族的始祖张鲁与其叔叔张彦实是明洪武初年从朔州马邑县圪针沟烟洞村先迁往忻州的前秦城，随后又由前秦城迁到了楼村（现在的忻州东楼村）。 “有一次一群从南山下来的山民手持棍棒等武器前来楼村抢夺，村民在张鲁及叔父的带领下，以农具为武器将山民赶跑，此后山民不敢再来侵扰。由于张鲁及叔父带领村民成功地击退了外来侵入者，维护了村民利益，奠定了其在村中的地位。后人为纪念此事，将当时争斗场地叫做‘四十亩地’，以此来纪念祖先的护村行为。”
进入清代以后，该家族在当地的地位日益显赫。依据东楼洪济寺碑刻和张林郁老人编撰的村史可知，张氏族人在清代获得过功名和官位的约有34人，他们分别是：八世孙张体和得顺治壬辰武进士并任陕西兆州守府，八世孙张见田得顺治甲午武举并任江南卢州前邦领运千总，十二世孙张鹏飞得监生，十二世孙张鹏程得监生，十二世孙张廷范于雍正十年考授正九品官，十三世孙张德中于嘉庆戊午科任京省塘务、于乾隆己酉科任江淮领运，十四世孙张圣毅得嘉庆戊午科武举，十四世孙张圣清得贡生，十四世孙张圣昭得嘉庆丁卯科武举，十四世孙张圣温为太学生，十四世孙张圣宽得岁进士，十四世孙张圣容得附贡，张德中的儿子十四世孙张名全得武举，张德中的儿子十四世孙张名财得武生，张德中的儿子十四世孙张圣溥得武举，张德中的儿子十四世孙张圣伦为千总，十四世孙张圣刚得生员，十四世孙张圣临得武举，十四世孙张圣理为乡老日，十四世孙张圣治为乡老日，十五世孙张我鍭得贡生，十五世孙张万里为庚申武举考授武略骑尉，十五世孙张万方为庚申武举武清佐骑尉，十五世孙张万邦为己卯武举考授营千总、乡大宝，十六世孙张自昇得庠生，十六世孙张鹏汉得武略骑尉，十六世孙张腾汉得武清佐骑尉、守御所千总，十六世孙张凌汉得武庠生并且得军工议叙加一级，十七世孙张洪耀得议叙八品，十七世孙张洪绩得儒林郎光禄寺署正衔分发两淮鹽大使，十七世孙张洪钧得贡生，十八世孙张孝友出任河北省高城县直隶州正堂加三级，张射斗得庠生，张元嘉得岁进士。这34人中有16人通过武举取得出色的成绩。特别是十五世孙张万里、张万方、张万邦三兄弟同中武举，在科举中也非常罕见，传誉远近。
尤其是从十三世张执中始，从事长途贩运逐渐发家，并在本地和内蒙等地建立起店铺，之后同门弟子及其村民纷纷仿效走上了从商之路。在东楼村洪济寺保存的清代重修碑中的“大清光绪十年募化重修”碑上，竟刻有650多家为重修洪济寺而捐募的店铺的名称及所捐钱的数额。一个东楼村寺庙的修复竟然可以募得这么多家店铺的捐赠，可见当时东楼张氏家族及村中从商人员和商业规模之水平。清末到民国初期，张氏十七世张洪钧时，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忻州六大富之一。
参考资料
张氏家谱．2003--张增喜，张林郁。
东楼村村史手稿．2005--张林郁。
东楼村洪济寺“大清光绪十年募化重修”碑刻．
老忻州人走包头
老忻州人指清代至民国山西忻县之人，随着走西口的大潮，他们从晋北走到包头。忻州人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在清政府开发蒙边政策的感召下，走包头走出了晋商的辉煌，亦走出了西口文明。
永合成独占半个包头城
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在博托河西岸形成包头村，历称“西包头”，山西忻县人智姓来到包头。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智成文在包头村的南部（今包头前街南）就有了地产。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智家开办的永合成已成包头富商，主要经营旅蒙业。道光初年，智天福、智天有在包头西街空地租札梗甲补地为业。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5年），智周租巴氏家族卜扣的南龙王庙地一段，“永远耕种为业”。从而包头俗语称：“要住永合成，先学排渠打坝垒圪塄。”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重修龙泉寺碑文中永合成已成捐资大户。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包头城垣建成，城垣内永合成地占了半个包头城，至今仍有“永合成巷”的地名。永合成经营旅蒙业、农业、河路粮油业，还开了永合成当铺。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包头城内发洪水，因包头城垣内北为大青山台地，永合成地为台地南的平地，洪水过后永合成地有数尺淤泥，无法耕种成了荒滩，从此智姓靠佃卖土地为业。1915年，天义成经理张如猷买智家70亩地，建起平康公司（妓院）。1946年，徐元善、刘镇远向智存仁购置80亩地，建成果园（今东河区人民公园）。
包头皮毛业三大“西庄”
1926年《中外经济周刊》记载：“专走新疆、甘肃者曰西庄，专以杂货来换取皮毛及药材，营此业有凡七家，义成昌、大义长、德兴源三家最著。”而义成昌、大义长、德兴源皆是老忻州人开设的皮毛店，亦属杂货行。
义成昌财东是忻县王、石两家，资本一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开业，在包头设总号，归化城（呼和浩特）设分号，还在甘、青、宁等地设13个分庄。经理先后为冯增、李鹏、侯长清、孙振礽、张怀远。民国初，营业额达30000至50000元，有财股、身股20股，三年结账分红，每股达6000至7000两白银。义成昌店规十分严格，不做买空卖空“虎盘”买卖，不准带家眷到包头等。1933年倒闭，欠外债30000余元。
大义长财东是忻县郜廷瑞、郜廷瑜、郜廷环、郜家鼎，出资6000两白银。乾隆年间，在包头草市街开业，经理先后为牛光明、侯焕文、贾遂成等。民国初有13.8股，三年分红曾每股分8000两白银。在肃州设有分庄，从京津、广州买入杂货，雇驼户或船运至甘肃、宁夏、青海换取毛皮、药材等。1932年，生意不景气，郜家四户每户又出资25000元。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大义长在天津的80000斤羊绒跌价十分之六，1934年迫使破产，挂了近二百年的木质金字“大义长”牌匾被摘了下来。
德兴源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开业，忻县任生遇投资10000元（银元），经理先后为李逢信、张逢汉、牛宾，从业人员二十余人，全部是忻县人，在今东河区中山路西。1926年，有资本4000元，营业额20000元至40000元。最多每股分红为5000元。在青海西宁设有分庄。1930年歇业。
忻州帮独霸杂货行
走包头的忻州人最多的是经营杂货行，形成忻州帮。道光年间开设的有德顺成，光绪年间开设的有天合永、永顺恒、源顺泰、德春西等，至今还有“天合永”的地名。杂货行最早是与蒙古族交易，其店面招牌，皆有蒙、汉两种文字。铺面简朴，而店内货物殷实，“上至杂货布匹，下至铁柳圪搅棍棒”。他们从京、津输入洋布、斜纹布、铁、红白糖、绸缎，从京、津、武汉输入茶，从山西曲沃输入生烟，从河南清华镇输入水烟，从河曲输入粗瓷，从山西阳泉、榆次输入铁锅等。
杂货行历来以赊销为主，按“常骡算期”付款。他们坚守诚信，开出的帖子比现钱还顶用，至今源顺泰的后人还保留着源顺泰的帖子，用微刻《朱子治家格言》来防伪。这几家大的杂货店在天津坐码头，专门了解行情。“买卖人当了客，坐官的入了阁”，“客”就是指旅居他乡坐码头的，犹如官入了古代中央官署。杂货行站柜者是非常精明的“导购”，多数会说几句蒙语，以便接待蒙古老乡。顾客最多的是农民，卖布时就说：“这是行唐（河北地名，产棉花，织的布质量好）不改机，穿上赛驴皮，不穿您个比低（不买就会倒霉），也穿个败兴（不痛快）。”忻州帮的店员，家眷依然都在口里，学徒三年才能回趟家。
井坪香瓜甜又脆
嘉庆年间，忻州人杨儒先的前辈在南龙王庙一带租巴氏家族40亩土地农耕，名为“四合园”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十二月八日地契写明计地贰拾捌亩“情愿出佃与四合园永远耕种营业”。他们用山西忻州种植的老办法，叶类蔬菜小畦直播，果类菜移苗定植，播种时手撒菜籽。把大地平整为小块菜地，浇水省事又省水。在包头萨拉齐还有忻州营、忻定营的村名，种大田作物。
在包头城垣西北有一井坪村，早在乾隆年间忻州人就来此定居务农。井坪村最有特色的产品是香瓜。他们根据包头地区“十年九旱”的特点，采取开窝子种瓜，这样便于担水增墒，点种保苗，“见苗一半收”；其次，用腐熟好的粪肥集中施肥于窝内，发挥肥效；再次，苗期到坐瓜勤锄草，适时打掐，从而产的香瓜又甜又脆，亩产达2000公斤。每到夏季，包头街上叫卖香瓜声不断：“井坪香瓜瓜，又甜又脆！”“白梨脆，吃上不瞌睡！”拿起香瓜香气扑鼻。每年农历七月，井坪举办庙会，人声鼎沸，听大戏，吃香瓜，是老包头人一大盛事。
王鸿文血洒西口外
王鸿文，字固斋，山西忻州人，归绥中学堂毕业。1906年，山西 同盟会员王建屏（忻州人）到包头、萨拉齐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王鸿文经王建屏介绍加入同盟会，曾在教会学校任教，在包头马王庙两等学堂等地宣传共和思想，还在包头以摆摊算卦为名结交反清人士，后在咨议局当文牍
武昌起义后，王鸿文与马王庙两等学堂堂长郭鸿霖成立了地方自治筹备处，宣传“革命军不日到包”。1911年12月24日，包头“马号巷事件”发生，革命党人被镇压。不久，王鸿文被捕，被杀害在萨拉齐西辕门外。萨拉齐厅同知呼延赓向绥远城将军堃岫请功称：“将祸首郭鸿霖、王鸿文先后擒拿正法，地方人心治安”。
王鸿文被杀后，革命党人并未停止斗争，“而首祸王鸿文等党羽甚众，仍在该镇盘踞煽动，势甚危急。”（《辛亥革命》卷六）王鸿文等忻州革命义士，为共和在西包头成仁尽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塞外忻州一画家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忻州人侯子符的祖父在包头长胜街开了崇义森木匠铺。其父侯福田将生意愈做愈大，生产水桶、驮架等“七十二架”，还购置一处大院。
侯子符生于1902年，他曾在忻州帮义成昌当伙计。1927年，侯子符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书法和绘画，多次拜师王青芳、于墨林、杨伴墨、蒋兆和、李苦禅、陆鸿年、李绣珊、赵幼云、郭大中等名家，并在北京崇文门苏州胡同26号组织“忻定试馆”，经常与忻州、定襄等地的书法绘画爱好者交流，使他的书法、绘画大有长进。他还在中山公园举办个人书画展览，出版《养心轩珍藏》。他的书法形、意、情别具一格，绘画犹为擅长梅、兰、竹、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1946年，侯子符回包继承父业，经营崇义森，曾任包头木业公会理事长。1955年病逝于包头。
老忻州商贾出名多
老忻州人走包头，走出众多出名的商贾，除忻州人在包头开设的义成昌、大义长、德兴隆、永顺恒、天合永、源顺泰、德顺成、崇义森外，还有蒙古行德春西的连银达、田房牙纪天裕德的郭鸿喜、钱庄复盛西的王悦仁、米面业大有魁的刘守祥、酱业复和永的傅丹亭、旅蒙业聚锦店的郝子英、蒙古商业公会常务理事于星甫和书记郝向荣、杂货行信和源的孙海泉、曾任包头商会副会长的杂货行大益西经理孙志义等，都是包头商界的头面人物。
忻县与定襄县相邻，两县走西口的人来包头后便组成了忻定社。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重修龙泉寺的碑文中就有忻定社。社设有总会首，是终身制，忻州人李鹏、孙海泉曾为总会首。还有散会首，忻县、定襄各3人，是义务职。每年农历八月十四至十六过社日，在关帝庙唱戏三天。两县商户、跑街的、财东、店伙计都要出布施，用于唱戏、领牲、伙食。忻定社还有一处房产，每年收房租200元。有瘗坟一处，四面有围墙，有一大厅存放欲待回老家的灵柩。至民国初，有一百余座忻州人坟墓。也不知一代代走西口的忻州人有多少安眠口外黄土地，又有多少客死口外又落叶归根回到口里。
1946年，走西口的山西人组成的忻定社、交城社、祁太社、河曲社、云朔社共同组成山西同乡理事会，会址在西阁外7号。走西口人来包头，可到同乡会开具证明，然后进城投靠“相与”谋生。
近三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老忻州人走包头，有的落户包头，有的又返回老家。他们将三晋文化带到蒙古族聚居地形成西口文化，又将西口文化带回去融入三晋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交融和繁荣。
作者：包头医学院历史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