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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人不是学航天航空的，故而对于具体的航空航天知识并没有去深入了解，如火箭发动机的性能、轨道选择、变轨要求等就不能拍着胸脯向大家保证详细的性能对比情况，我只能将知道的东西大致向大家解说，感兴趣的童鞋可以用数学（不懂微积分的就不要去计算了）推算去了解到底各个方面有什么不同。本坑主要写的是中国航天(视角主要集中在火箭相关方面)在大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一切，来说明中国航天工业之路的艰难和各种事情（过去、现在）和选择（我们现在觉得好的和坏的）的必然，以及我们如何去了解并对待。其中牵扯到的东西太多、太复杂，也许会让大家觉得我写的东西混杂一片，没有紧扣主题。但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中有它的内在必然逻辑。其中重点的技术分析方面依靠的是本人经历中觉得重要的方面，因为其它方面有人比我高万倍，不是我的专长。
我本小人物，本没有资格来评价先贤们创立的中国航天，只是在这个时刻不知为何听到消息后心中有个声音说：去吧，将你多年的看法写出来。因此本文是本人多年对中国航天个人情结的一篇总结，仅为自己的内心做一个宣泄。
以上为本文前篇，在此补上。
正文
北京时间8月31日17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印度尼西亚“帕拉帕－D”（PALAPA－D）通信卫星，火箭一、二级飞行正常，三级二次点火后出现异常情况，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所有关心中国航天的人这两天获得的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消息，因为我们之前听到的消息都是“这是中国航天长征系列火箭第XX次连续发射成功”，XX这个数字在本次发射失败前已经变成76了，一个让世人惊叹的数字。我们在10多年的时间中已经习惯了火箭发射成功，已经开始在脑海中潜意识的认为中国火箭的发射已经非常非常成熟，就像大白菜一样，不会有失败的。再加上最近几年，大家关心的是飞机、卫星，加上当年钱学森的那一句“火箭是一次性的，飞机是要反复使用，故而火箭比飞机容易”话被人反复提起，并且世界上能发射卫星的国家越来越多，大家开始认为火箭是低级技术，这样更加深了大家对长征火箭不败的信心。这次失败，自然让人难以接受。
一，火箭的难度
然而，仔细想来，事实却和我们大家的认为有很多偏差。
航天之父钱学森当年讲“火箭是一次性的，飞机是要反复使用，故而火箭比飞机容易”那句话，是在太祖问他到底搞火箭还是飞机时，背后的含义很明确，国家力量有限，无法全面铺开，只能重点投资一个，钱学森是当时中国最伟大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米国也是这方面的顶尖专家，现在大名鼎鼎的NASA喷气试验室的第一任实际负责人，被米国海军次长认为能抵5个师的人，他的意见当然很重要，甚至极其重要。但是太祖忘了一点，钱学森在米国二战后干的就是航天，并没有参与飞机研制，而钱学森在米国那么多年，早就学会了当时国际最先进的项目规划管理方式，其中也包括如何向人争取项目那一套。所以，钱学森说出了那句现在广为流传，但误人不少的话（现在钱学森在米国的同行玩的仍然是这一套，NASA向国会争取立项仍然是吹的天花乱坠，项目难度是一点没有，要有也是针对别人而言）。
仔细考虑来，火箭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一次性，虽然工作时间短，但难度一点都不低。
想想吧，火箭工作的环境极其苛刻，要么高温到几千度（火箭发动机），要么低温到零下100多度（飞出大气层后），火箭发射过程中震动又很大，火箭发射中的力学模型极其困难（火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重量中装的是液体燃料，又在不停燃烧，燃料箱又很薄，不能按刚体计算,就是后来有了弹性力学，但由于大量液体燃料的原因，也非常难建立模型），研制火箭的难度可想而之。就是在大气层内，由于火箭速度快，和空气的剧烈摩擦，火箭表面温度也很高，看过神6发射的人都知道，神6在抛下整流罩前（此时还在大气层内，不过已经是高空了）相当一段时间，火箭外表看已经变成火红色了，这个温度可不低。
就是火箭的控制电路，仅电子技术而言，看起来并不先进，甚至很落后，但它要求在极端环境下（包括要防止宇宙射线的干扰）要有极高的可靠性，不能有任何一点故障。学过电子的人都知道，电子原器件划分的级别为：商业级、工业级、军工级、宇航级。火箭上用的原器件就必须是最高的登级－－宇航级。控制电路工作要极其稳定，不能有任何偏差，到什么程度呢，举个关于软件的列子：搞过工控的都知道，程序跑飞是必然，只是概率高低而以，出问题怎么办？重起。但火箭上不行，那么程序设计就必须能一旦跑飞就在极短的时间内纠正回来，还要沿着跑飞前的最后一个步骤正确的走下去。关于这一点，现在工业CPU都有一个中断叫系统异常中断，就是宇航部门要求必须有的。
再简单说一下，开发一款高性能火箭要多少钱，要多少时间？
首先，火箭是个很大的范畴，不先进的就不在我的讨论中。否则现在农民都造出飞机了，F22就是落后东西。
其次，研究新的火箭和火箭发动机难度大，费用高，时间长，而用已有的改进，尤其是大部分部件用原来的，则难度要低，时间短，费用要少。这是所有工业产品的通行情况。
依据以上两个原则，我们来看看一些可以对比的情况：
1、毛子在RD170/RD171系列发动机（800吨级）与其成果能源号火箭上总投入大约在140亿卢布。这可是70－80年代苏联时期的花费，当时官方汇价是0.86卢布对1美元。
作为对比的米国航天飞机系统，由于并不是像毛人那样将航天飞机当作火箭的一个载荷送入轨道，故而不好直接对比，但主发动机S**E氢氧发动机（210吨推力）研制花费25亿美元，5000万美刀/台。
2、宇宙神(Atlas)5两级运载火箭是洛马公司“阿特拉斯”火箭家族的最新成员，研制费用超过10亿美元。但它是在成熟部件和产品上研发的，发展成本很低廉了。其中最重要的火箭发动机中，第一级芯级发动机是购买毛人的动力机器联合公司的RD－180煤油液氧发动机发动机。米国人自认开发RD－180级别（400吨级）和性能（分级燃烧、高压补燃、膨胀循环）的煤油液氧火箭发动机要花费百亿美刀。而RD－180是毛人在RD170/171上缩减的，有70％左右的组件都与RD－170相同，显著降低了研制新型发动机的成本（具体数据不知），缩短了研制周期，研制风险较低，也花了至少5年时间。。毛人对米国97年售价为1000万美刀/台（97年合同是10亿美刀101台RD－180，当时毛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第二级用氢氧发动机RL10A－4－2，是米国50年代开始开发的RL10系列氢氧发动机的较新改进型号。
3、米国未来航天的主力战神五号火箭，主发动机的备用竞争者RS－68氢氧发动机（300吨推力，在S**E基础上开发的，目前用在德尔塔4火箭上，大量采用S**E的部件，并降低技术的先进性，即难度已经降低了很多，可以说是推力简单放大版），研制用了近5年时间，2000万美刀/台，没有公开过研制花费，但在卖剃须刀的广告上称研制花费5亿美元。
以上都是大推力的火箭发动机，不好和中国现有的长征系列火箭作直接对比。
和中国现在的长征系列火箭对比最直接的是当年欧空局的阿丽亚娜（Ariane）1－4系列火箭，其情况如下：
1、阿丽亚娜1型运载火箭，在“欧洲号”火箭和法国“钻石号”火箭基础上研制，研制工作历时6年时间（1973－1979），投资费用大约10亿美刀（1988年币值）。
第一级为四台欧洲社会推进公司(SocieteEuropeennedePropulsion)的维京(Viking)发动机，第二级使用一台维京发动机。第三级是一台氢液氧发动机。此种组合一直被使用到阿丽亚娜4号运载火箭，当然中间做了改进。
2、就算如此，阿丽亚娜4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始于1982年,其研制费用大约6.5亿欧洲货币单位。
和中国将来的长征5系列火箭最接近的是欧空局的阿丽亚娜（Ariane）5系列火箭（相对前面的1－4系列，是全新的一个系列），历时10年时间（1987－1997），研制费用高达80亿美元以上。注：第一次发射于1996年，但爆炸。
毛人下面的主力火箭发动机RD－191（200吨级推力，是RD－180的缩减版，这次棒子发射卫星用的就是它，这是RD－191第一次发射试验，可怜的棒子小白鼠），已经花了数亿美刀（棒子就付了2亿美刀，因为罗老号，再次可怜它），到现在还不能说是成功的（满足棒子需求并不代表满足毛人需求），连带安加拉河火箭到现在还未成功。毛人的消息是在下面的几年内还要在RD－191和安加拉河火箭上花3亿美刀。分析毛人的问题是毛人自强悍的苏维埃帝国解体以来，一直是基本在吃老本，加上人才流失，故而问题越来越多。
从以上可以看出，研制火箭不是那么容易的，而是非常难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对长征系列火箭没有这个深刻感觉呢？
二，长征火箭的高成功率的发动机基础
长征1号运载火箭的发动机来DF－4导弹。长征2号到长征4号火箭的发动机来DF－5导弹。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长征2号到长征4号。
那么发动机呢？
代号推进剂应用
YF－20联氨/偏二甲肼FB－1，CZ－2C第一级
YF－20B联氨/偏二甲肼CZ－2C、2D、2E、3、3A、3B、3C、4A、4B第一级，CZ－2E的助推器YF20加力推大型
YF－21联氨/偏二甲肼FB－1，CZ－2C第一级4台YF20
YF－21B联氨/偏二甲肼CZ－2C、2D、2E、3、3A、3B、3C、4A、4B第一级4台YF20B
YF－22联氨/偏二甲肼FB－1、CZ－2C、2D、3、4A第二级[1]YF20高空版
YF－22B联氨/偏二甲肼CZ－2C、2E、3、3A、3B、3C、4B第二级YF20B高空版
YF－23/23F联氨/偏二甲肼FB－1、CZ－2C、2D、3、4A第二级游离发动机
YF－23B联氨/偏二甲肼CZ－2C、2E、3A、3B、3C、4B第二级游离发动机
YF－24/24F联氨/偏二甲肼FB－1、CZ－2C、3、2D、4A第二级YF22+4*YF23
YF－24B/24D联氨/偏二甲肼CZ－2C、2E、3A、3B、4B第二级YF22B+4*YF23B
YF－40联氨/偏二甲肼CZ－1D第二级CZ－4A、4B第三级
YF－73液氢/液氧CZ－3第三级
YF－75液氢/液氧CZ－3A、3B、3C第三级
看起来很多很杂吧？没关系，我们再查一下资料，结果是：
第一级：
主发动机：
YF20－－〉改进提高性能－>YF20B，也作为捆绑助推器发动机
游机：
YF23/23F－－>改进提高性能－>YF23B
4台YF20并联－－〉YF21
4台YF20B并联－－〉YF21B
第二级
主发动机：
YF20－－>高空改进－－>YF22
YF22－－>改进提高性能－－〉YF22B
YF22+4台YF23－－〉YF24/24F
YF22B+4*YF23B－－〉YF24B/24F
第三级：
YF40－－－来自东风4改进型
YF73－－－新研制
YF75－－新研制
也就是说，不谈第3级，发动机都是YF20/B和YF23/23B，而这些都是东风5的产品。光发射火箭就用了数百台，所以技术比较成熟。我们可以高呼YF20/20B、YF23/23B满赛。
三，本次发射失败的一个简单分析
而第3级呢？YF－73和YF－75都是发射同步星时才用的到，一次也才一台，到目前为止总共也才用了不到40台。它们两又都是全新研制的发动机。因此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两也许还不全面。事实如何呢？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火箭发射失败的纪录：
长征2号1974.11.05.返回式卫星一号LEO酒泉失败
一根控制信号导线折断，火箭在起飞20秒以后姿态失稳，火箭自毁。
长征3号1984.01.29.实验通信卫星GTO西昌失败
火箭第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不成功而失败。
长征3号1991.12.28.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GTO西昌失败
火箭的第三级出现故障导致失败，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长征2号E1992.12.21.澳星B2LEO西昌失败国际商业发射
卫星发生爆炸，但火箭仍然将残骸准确送入预定轨道。整流罩与卫星共振（中方说法）或整流罩结构破坏（美方说法），从而导致卫星爆炸。美方发射前没有提供卫星力学数据，无法进行星箭耦合试验。
长征2号E1995.01.26.亚太二号通信卫星LEO西昌失败国际商业发射
卫星爆炸引发火箭爆炸，星箭俱毁。整流罩与卫星共振（中方说法）或整流罩结构破坏（美方说法），从而导致卫星爆炸。美方发射前没有提供卫星力学数据，无法进行星箭耦合试验。
长征3号乙1996.02.15.国际708号通信卫星GTO西昌失败国际商业发射
火箭惯性平台随动环回路中电子器件的焊接质量问题
长征3号1996.08.18.中星七号通信卫星GTO西昌失败国际商业发射
火箭第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后提前关机，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长征3号乙2009.08.31帕拉帕－D通信卫星GTO西昌失败国际商业发射
火箭第三级发动机二次启动后提前关机，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
这其中信号线问题1次，电子器件问题一次，因为没有星箭耦合试验两次。第3级失败4次，占了一半。YF－73占了3次，YF－75占了一次。
未经证实的内部小道消息说，这次的YF－75是10多年前研制的存货，5年前翻新过。
航天专家又有发言说：“此次卫星（帕拉帕－D）制造商是法国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也不排除是星箭在耦合方面或空间环境辐射影响导致的问题。”
而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存在：上表的澳星B2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当时中美双方都没有找到这个原因，查来查去，居然双方出公报互相承认对方没问题，然后继续发射。两年多后的亚太二号发射，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卫星爆炸引起火箭爆炸。最后米方一工程师私下（官方说法，实际上应该是休斯公司示意的，因为休斯公司后来为此向米国司法部门交纳了巨额罚款来免罪）找到tg，提出可能是这个问题（当时tg也强烈怀疑是这个问题）并提供数据的。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要解决星箭耦合问题，卫星方需要提供相当的卫星力学数据，火箭方也要提供火箭的数据，这样双方才能经过复杂的计算来看有没有这个问题。若果有这个问题，改进卫星和火箭后，还要再次计算看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了这个数据，tg就可以推测出很多对方设计的秘密，推测对方的设计意图，如何解决问题等，至少在tg设计卫星时有很好的参照物。而由于tg卫星设计上不如欧美先进，故欧美对此一直是能不提供就不提供，能提供的模糊就模糊。
其实，产品类似的力学数据（不仅是火箭、卫星，飞机、汽车等也同样）在企业中都是绝密数据，这个数据就是产品详细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很多童鞋不知道这样的力学数据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里简单解释下：
我们大家都知道，物体都有固有频率，遇到外界这个频率时，就会有共振现象。
古代的一个有趣故事中说：唐朝，有位和尚的磬常常不敲自鸣，突然来的磬声，使和尚惊恐不安，疑神疑鬼，此事叫当时管理宫中音乐的太乐令遇见，他才作了解释和试验，原来是此磬与前殿的钟，音调相同，由共振而发生了共鸣，前殿敲钟，磬就自鸣，后来把磬锉了几下，改变了固有频率，也就不响了。
当然，这种共振很有趣，但共振也会带来很多危害。说到共振的危害时，人们最为熟知和引用得最多的，便是下面这个例子：
18世纪中叶，一队士兵在指挥官的口令下，迈着威武雄壮、整齐划一的步伐，通过法国昂热市一座大桥，快走到桥中间时，桥梁突然发生强烈的颤动并且最终断裂坍塌，造成许多官兵和市民落入水中丧生。后经调查，造成这次惨剧的罪魁祸首，正是共振！因为大队士兵齐步走时，产生的一种频率正好与大桥的固有频率一致，使桥的振动加强，当它的振幅达到最大限度直至超过桥梁的抗压力时，桥就断裂了。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俄国和美国等地。有鉴于此，所以后来许多国家的军队都有这么一条规定：大队人马过桥时，要改齐走为便步走。
1940年，美国的全长860米的塔柯姆大桥因大风引起的共振而塌毁，尽管当时的风速还不到设计风速限值的1/3，可是因为这座大桥的实际的抗共振强度没有过关，所以导致事故的发生。
高山上的一声大喊，可引起山顶的积雪的共振，顷刻之间造成一场大雪崩。
在产品上，共振也是经常要加以避免的，如机床上（向大家致歉，母鸡坑中后面有这部分内容，现在就发表一部分，母鸡还请大家先期待）就要避免共振现象，否则加工精度就很差。而机床上的零部件很多，它们之间的连接方式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某个零件的固有频率是A（这个比较容易就可算出，当然要用到弹性力学和有限元法，还要保证材料的一致性，否则会有较大偏差），另一个零件的固有频率是B。这两个零件分别只对A和B有较大的震动响应。当这两个零件连接在一起，固有频率是多少呢？那就很复杂了，跟连接方式很有关系，必须要建立正确的模型（这往往是要人命的东西），而且在最后得到的频谱图上，对频率的震动响应往往不是一个频率，有多个频率会导致这两个物体有较大的震动。
回头来说火箭和卫星，火箭在发射过程中会产生震动，在大气层内因为空气的作用更会遇到各种空气造成的震动，发动机的泵工作会造成震动。火箭内有大量的液体燃料，液体燃料在火箭管道中的流动有震动，发动机没有工作的那几节火箭中的燃料也会在运动中造成震动。卫星和其中的大量液体燃料也在其中震动。不同情况（容积、密度、成分、装在容器中燃料的形状）的火箭燃料本身也对不同频率的外界震动有不同响应。而在发射过程中燃料一直在减少，火箭还要分多次抛掉用完的部分，因此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加上液体燃料的问题，流体力学也参扎其中，模型是很困难建立的，计算是很难的。
如果有哪一个频率刚好和某部分的固有频率接近，那麻烦就大了。轻者火箭失稳，重者爆炸。卫星也同样。当年中国研制东3（？），有次发射失败就是因为震动的关系导致导弹失稳爆炸。
顺便提一下，杨利伟坐神5上天时在某段时间就觉得很难受，专家们后来一查，原来是燃料在第2节火箭的管道中流动的频率和人体某部分比较接近，改动火箭后，神6的2个宇航员就好多了。
那么，火箭运载卫星，两者就连接在一起，必须将火箭和卫星的力学数据放在一起，才能计算出两者连在一起后，这其中又分：完整火箭和卫星在一起、扔掉助推器后、扔掉整流罩后、扔掉火箭第一级后、扔掉火箭第二级后等多种情况。因为这个计算极其复杂，对技术要求也很高，当年休斯的专家私下早到中方后，一开始不认为中方能建立正确模型并进行计算，中方的专家和他背对背单独计算后两个结果一样才让他心服口服的。
所以说，航天专家的话有相当的道理，但中国90年代已经在这个方面吃过亏，不太可能没对法方提出这方面要求，那么也许是法方给的数据不全面或是有误差以防止中国从中可能探知法方的技术。
当然，专家还提到了空间环境辐射，不过这就完全是中方火箭的原因了。
四、长征火箭的功臣（1）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火箭不是那么好搞的，虽然YF－73和YF－75的失败率相对于长征火箭的其它部分来说已经很高了，但也接近90%的成功率，扣掉首发的失败（首发失败的风险都很大，国际上一般首发也用模拟星来进行测试），成功率则超过了90%。考虑其它情况，我们也完全可以接受。但要对中间各个方面的问题有个清楚的了解(为什么会有现在的现状，将来如何发展，缺点和优点各是什么，等等)，我们要知道的事就要很多，要从中国航天的发展开始说（新中国毕竟建立才60周年，一直在快速发展，不仅航天，很多很多的事一扯就要从建国开始说，否则根本说不清。连我当年学机床设计，发现要搞清楚中国母鸡的情况，也要从建国开始说。因此，请大家耐心几章，才能看到连接上面章节的东西）。
1949年当太祖在天安门上宣布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只能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科技落后，文盲率高达80%。在这种情况下，tg开始疯狂的建设这个国家，狂热的攀科技树。加上当时国际上以米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的核讹诈和封锁，从这样的角度而言，发展两弹一星（卫星是后来加上的，当时世界上还未有发射一个呢）就成了新中国的一个必然选择。有这个必然选择需求固然很好，可也得有能干的人才行。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这些方面的人（尤其是导弹和火箭）基本没有（有一些后来大名鼎鼎的火箭专家在50年前就回国了，可惜当时没人认为可以，具体原因后面说）。tg虽然给人的映像是土鳖一个，可实际上tg一点都不土：高层基本都是出国留洋过的，未留洋的也都啃过资本论，里面对工业发展还是有相当道理的；在太行山的兵工厂时期就有留德的博士。想想这些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因此没有人的话，决策部门是不会同意上马导弹和火箭的。
我们看翻看中国航天的历史，发现是一个璀璨的明珠+一小批欧美海龟+一帮苏毛海龟+大量的土鳖演出了整个过程。然而，到1955年，欧美海龟已经到位，苏毛海龟和土鳖却不见踪影。而到位的欧美海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中国的航天还未开始就要夭折了。然而，到年底，那颗璀璨的明珠出现了.........
1955年底，经过周总理的外交努力，一个全世界伟大的科学家回国了，给中国的导弹火箭研制带来了希望，他就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一九五六年二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此开始起步了。那句“火箭比飞机容易”的话也就是那时钱学森说出来的，其原因我在第一部分中分析了，就不再说了。
为什么钱学森这么重要，这要看他的经历和之前的成就。下面是个钱学森在米国的简单介绍：
1935年留学米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
193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1943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194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
1947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JPC）主任、教授。
米国顶尖大学的教授呀，这个经历很辉煌，就是现在在米国一流大学当教授的人，都是众人羡慕的对象，作为人才引进回国的话，那可是风光无限呀。但光看这个经历是不够的，当时tg手上也不是没有世界顶尖大学的教授级专家（以当时名气和能力而言），如华罗庚（数学家，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周培源（量子力学、相对论、流体力学专家，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彭桓武（理论物理学家，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945年与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麦克杜加尔－布列兹班奖。）、王淦昌（核物理学家，1930年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因导师未批准而未做，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发现了中子并因此获得１９３５年的诺贝尔奖。）、郭永怀（力学家，应用数学家，创办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任教授。钱学森的师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是世界级专家，回国比钱学森晚两年）、钱伟长（力学家、应用数学家，钱学森的师弟，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是世界级专家）等，这些经历并不能让tg将他捧到简直就是决定航天生死的重要地步！
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的是航空工程（当时中国流行航空救国的说法，造出好的飞机就是很多热血留学人员的目标），获得硕士学位后，由于当时外国留学生在米国航空工厂不受欢迎，再加上他的父亲好友、也是他的岳父，蒋百里（民国名人，军事教育家）考察欧洲后的结论－－独国空军的强大是建立在航空理论扎实的基础研究上，钱学森于是开始转向航空理论研究。这个转向对于后来的中国是很重要的。
于是钱学森去了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找的导师是冯?卡门。
我们提到钱学森时总会提到这一点：钱学森的导师是冯?卡门。到底冯?卡门和钱学森是名师出高徒还是高徒出名师呢？这里简单介绍下他：
冯?卡门是匈牙利犹太人（又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是，冯?诺伊曼是，马克思也是），大学毕业后先在奥匈帝国军队的陆军部队服役一年，退役后1906年去了哥廷根大学（当年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跟随现代空气动力学之父普朗特尔教授研究材料力学，又和独国物理学家玻恩（学量子力学的都知道这个人，号称汇集全球三分之一智慧的照片－－－二十世纪科技大牛合影中的一个，量子力学历史上星光最闪耀的人之一，他提出了量子力学的概率解释，从此世界就不是我等小民能理解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量子力学史话》）合作搞过晶体原子结构模型。冯?卡门在１９１１年推出了他生平最著名的论文，阐明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阻力源，叫做型面阻力。他发现当气流和物体之间附壁作用失效，并在物体后面乱成一股尾流时，就会产生型面阻力。后来，这个伟大的发现被定名为“卡门涡列”。它成了飞机、船舶和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冯?卡门被征入伍。大战期间，他曾设计制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系留式直升飞机。１９３０年，他提出了关于“紊流理论”的论文。到那时，他已经是世界伟大的空气动力学大师了。同年，德国反犹太人的风声日紧，冯?卡门预感不祥，便答应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移居美国（感谢猿首！顺便一提，爱因斯坦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去米国的），把德国先进的航空理论带到米国，成为应用力学最受尊敬的教授。后面的情况我就不介绍了，因为那和钱学森无关。
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飞机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是空军实力强弱和空战胜负的关键。当时的航空工程面临两大难题：
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2.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1939年钱学森以四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四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
钱学森论文的第一部份提出并解决了飞机在高速飞行时会产生“热障”问题－－－即不仅提出了热障理论，还给出了计算方法。那时候没有计算机，钱学森对热的传导提出了复杂的数学计算，用一种新的近似值连续算法精确计算出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受到空气阻力所产生的热效应。
钱学森论文的第二部份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如何计算器翼表面压力的分布状况。当时航空界已知的计算方法只适用于机翼较薄、飞行速度较慢（低于零点五马赫）的飞机。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找到了答案，师徒二人共同解决了这个航空动力学的基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又称“卡门―钱学森方法”。这是航空科学史上闪闪发光的一页。
“热障”理论和“卡门―钱学森公式”是所有航空飞行器的指导理论，并且计算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音速飞机的设计与制造，直到计算机被广泛应用。
钱学森因此成为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大师。这也是为什么钱学森为争取火箭项目说了那句争取立项的话后，能被大家认同的一个极其重要原因，要知道，当时tg手上可是有好几个从英米世界级航空公司回来的专家，没吃过猪肉也看到过猪走路，如陆孝彭、徐舜寿、吴大观等。
如果就这样下去，钱学森就仅仅是个世界伟大的航空大师。然而钱学森开始转向研究火箭了。这不奇怪，当时的航天才刚刚发展没多久，航空航天还没有分家，冯?布劳恩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的就是航空工程，科罗廖夫则是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得意助手。这次转向对于后来的中国的重大帮助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
其实，早在钱学森到加州理工学院后，就对火箭发生兴趣，参加了同学马林纳组织的著名的“自杀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甚至连试验、研究的场地也没有。没有设备，几位年轻人到旧货摊上、到废品仓库里去拣零件自己安装。没有试验场地，就到自家房后草坪上进行。因为这类试验稍有不慎便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所以，马林纳戏称自己组织的是“自杀俱乐部”），这就是著名的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前身，未来的米国火箭诞生的摇篮。
钱学森于1937年5月29日向小组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报告的内容包括：燃烧室中的温度、火箭的理想效率、燃烧产物膨胀不足和过度膨胀对火箭效率的影响、燃烧喷嘴设计、发动机推力的计算等。这也是当时米国在火箭方面早期极有价值的一份研究报告。
1940年加入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制组，研究火箭固体燃料、结构变形等课题。
1941年参与风洞研制。
1942年发表论文《风洞的汇聚风斗之设计》。举办了喷气技术和火箭训练班，为美国空军培训了第一批导弹技术人员。
1943年和热心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马林纳合作，完成了《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几种火箭研究的设想，为美国发展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技术基础。
同年美军情报部探知德军正在德国境内建立大规模的火箭发射基地，火速拨款成立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JPL），钱学森任喷气研究组组长（共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有相当消息称是实际的负责人。
1944年，在冯?卡门领导下，钱学森作为火箭理论组组长，参与成功研制了列兵A（PrivateA）固体燃料火箭。列兵A/F系列火箭后改进为Corporal液体火箭。而后来米国火箭的两个鼻祖之一就是Corporal液体火箭，另一个鼻祖就是大名鼎鼎的V2。
1944年美国国防部聘冯?卡门为美国空军顾问，草拟未来20年美国太空研究的蓝图。冯?卡门特约钱学森到华盛顿参加他领导的国防部科学顾问小组。
1944年冬，钱学森辞去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的各项职务，到华盛顿参加国防部科学顾问组。
1945年4月，美国国防部派遣以冯?卡门为首、团员包括钱学森（此时已因对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作出重大贡献成为米国陆军航空兵上校）在内的调查组，飞往德国，审问独国火箭科学家和考察独国火箭设施。这就是著名的米国强独国火箭行动。其中有两个花絮很有意思：
钱学森和冯?卡门一起审问了冯?卡门的老师普朗特。
钱学森审问了冯.布劳恩（未来的中国航天之父审问未来的米国航天之父！）。冯?布劳恩应钱学森的要求，写出书面报告《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
1946年发表论文《超等空气动力学》、《稀薄气体力学》。
1947年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40年代钱学森又在超高速及跨音速空气动力学、薄壳稳定理论方面对航空工程理论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40年代末提出“钱学森弹道”。半弹道式再入航天器或升力体式航天器的再入弹道的基本设计思想，均来源于“钱学森弹道”。（目前载人航天的必备）
40年代后期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10年后的洲际导弹将此变为实现）
40年代后期，钱学森带研究生的课程中已经有火箭洲际飞行的课程了。
1949年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出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JPC）主任，领导米国太空火箭的研究。上面的直接负责人是米国海军次长。
1949年发表了一篇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性名著。其中提出了星际旅行的相关惊人理论，从而再次誉满全球（米毛后来都研制过核火箭发动机，可惜都失败了）。
到那时，钱学森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世界级航天大师了。此时他已经完全可以和科罗廖夫以及冯?布劳恩比肩了，在相关理论研究和指导（这是大师们的极其重要一个方面，往往这就是决定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毕竟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必须会带领大家）方面已经超过他们了。科罗廖夫此时还在秘密开发火箭，而冯?布劳恩则在米国坐冷板凳。
一般的纪录都是说米国人对火箭不感兴趣才导致冯?布劳恩二战结束后在米国坐了5年冷板凳。但实际上到那时，米国对火箭还是很重视的，米国海军次长亲自负责喷气推进中心的研究，而且冯?布劳恩咸鱼翻身（1950年）就是从钱学森开始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开始。从上面的纪录来看，相信钱学森当时的成就和表现是导致冯?布劳恩坐冷板凳的极为重要原因。如果钱学森继续在米国干下去，带领米国的专家和科罗廖夫对抗的应该就是他，米国的航天之父也就应该是钱学森了。
麦卡锡（他一定是个共谍！！！）主义开始在米国出现，而此时钱学森也在考虑回国，后面迫害的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这里绝不是在说钱学森回国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而是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钱学森回国一事上表现的相当典型）
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他对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当时说出了著名的话“我宁肯把他枪毙，也不愿放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
当然，后来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又后悔了：“这是这个国家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他(还是因为他对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说，他曾经努力使钱学森留在美国。“即使我是土星共同体他也不会是，但我们还是让他走了。”
现在钱学森变成一名“土星共同体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事实上钱学森没有拿任何机密文件，但他带回红色中国的是怎个航天工业！），不去研究火箭了，但伟大的天才就是天才，他开始去研究控制论。1954年，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在由米国McGraw－Hill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这是这一领域的奠基式的著作。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控制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3项科学成就，而《工程控制论》就是控制论的一个划时代著作，现在学自动控制的没有不学它的。我个人认为冯?卡门的那句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更多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大师在晚辈取得的无可仰望的成就面前不得不说的。因为原来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即使学生已经在这个行业内超过了老师，原来是行业大师的老师也不会公开承认的，毕竟米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的利益怎么能放弃呢（其实，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也一样）。但当这个学生在另一个更伟大的领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个老师也不得不承认。
米国人认为当时火箭技术的快速发展只需要5年就会让无法接触相关内容的钱学森落伍，不再有价值，于是终于在1955年同意钱学森回国了。
现在，一个伟大的航空科学家+伟大的航天科学家+伟大的控制论科学家（别忘了火箭导弹上自动控制是极其重要的），这个可以说是航天方面的全才回到了新中国。这个历史的传奇故事就从此开始他最绚丽的演出。
这就是钱学森回国后能全面主持中国航天的原因。可以说，除他外实在没有其他人能办到了。虽然中国的航空和航天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的产品仿制开始的，但如果没有钱学森，其它条件不变，那么我们的航天很可能当时就以失败而告终，也许坚持努力下来，也就是20世纪末才研制出类似东风5的东西，现在的航天能力比阿三强，但绝对不可能搞定载人航天，发射个同步卫星都有较大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还有很多的归国专家在，可没有钱学森，下面章节的内容再做分析的话，大家就会看到，事情很可能就是上面写的那样。
PS：40多年后，米国又出了一个类似的冤案，主角是华裔科学家李文和，在米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工作。不过，从技术层次上对比，他比钱学森差多了，如果他是洛斯阿拉莫斯的首席科学家还差不多。
真实版钱学森2
四、长征火箭的功臣（2）
我一直认为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也是共谍。tg虽然不土，可不明白、不了解的科技方面当时还很多（当时缺人才呀），那时刚建国，各种事情多如牛毛，还没有工夫去了解大洋的彼岸有什么有多少顶尖科学家可以收编，丹尼尔的那个著名的“5个师”的讲话其实是在大声提醒tg，这个人对你们超级有用，不重视就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tg当然不傻。
米国对钱学森的种种骇人听闻的迫害，其实是在告诉tg，这个人你们绝对可以信任。tg当然明白了这一点。
顺便说一下，换回钱学森只用了扣押的4名（也有资料说是12名，但我看到的是米国同意放钱学森回来之前，tg放了4名）米国飞行员，实在是太便宜了。
钱学森回国后，tg一开始不知道钱学森回国的打算（抗战后核专家阳早－－此处向她和她的丈夫－－农牧专家寒春－－致敬，迈哈顿工程的重要著名核科学家费米的助手，无比坚定的共产党员，后加入中国国籍－－来中国并一直在中国，但她是真正反战的－－－选择了她丈夫的行业。钱学森在米国只能说回国是搞民用，不可能大声宣布要回国搞导弹火箭－－否则就回不来了），小心翼翼的接触钱学森，让中科院接待他，安排他到各地参观（争取钱学森的好感，尤其是让钱学森看到tg和KMT在建设上的区别，这招可是无往而不利呀。连功德林的战俘们在这招面前都豪无抵抗能力）。
钱学森到达哈尔滨后，突然提出希望见见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年中国最牛X的学校呀，你不会连它都不知道吧？虽然哈军工早就不存在了，可很多国防工业系统的人一说起大学，就提起哈军工。我老爸－－－他不是大学生，当兵出身－－－在我考大学时还常常说：你要有考上哈军工的水平就是祖坟冒青烟了。）的两个学生。但哈军工保密要求很严（毕竟是军工嘛，而且里面的军事科技不低，还有苏联顾问团－－－含中将在内的军事专家和高级军工专家），陪同人员就上报了，并立刻获得同意。
两天后的，当钱学森前往时，院长陈赓大将在门口亲自迎接，全程陪同（他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指示－－－－请教这个世界顶尖大师，清晨乘专机从北京赶来亲自接待的，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同志，你的良苦用心tg明白了。），无所保留（按苏联的制度－－哈军工照搬－－这是绝对不允许的，tg自身的保密准则也是如此。米国移民局的同志，我们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的给钱学森参观。
当钱学森在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教师讨论时，陈赓大将从旁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领导要从你这得不到信心，他会搞吗？不愧曾是米国喷气推进中心（JPC）的主任），陈赓开始十分惊异（不要怀疑，tg不是自大的白痴，知道搞高科技的艰难，知道这不是想搞就能搞出来的），继而变得兴奋起来（这是因为说这话的是钱学森，并且还得到一个超出想象的回答－－－毕竟中国各个方面都很差，有个别的顶尖专家也没用），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tg的目的表露出来，钱学森也明白了，此事大有可为）
钱学森回到北京后，没几天，就在陈赓陪同下，会见了彭德怀元帅（当时彭德怀权利极大，全面主持全国军事工作，中国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实权国防部长。漏了林副统帅，但林副统帅的情况和彭还不一样，彭可是相关的什么都管）。彭德怀没有寒暄和客套，直截了当(已经知道钱学森回国的用意了，同时大家可想这个诱惑力有多大)的说：“我们不想打人家，但若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元帅就是元帅，一针见血的指出发展导弹火箭的重要性，再考虑当时tg在1954年就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导弹火箭已经是必然了，它相比于其它常规武器的优先程度已经早被决定了，除非找不到人)。我们能不能先搞出一种短程导弹，比方说射程500公里，这需什么样的人力、物力和设备条件？估计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造出来？”
钱学森回答说：“搞导弹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设计的队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试验设备，也需要有专门的加工制造工厂，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国各有关部门的支持。至于人力、物力，这需要仔细估算一下。而时间嘛，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搞导弹，到搞出第一枚导弹，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5年时间我想是可以的。”（牛人呀，开始调教领导了，第一个目标就是国防部长，既不能说大话－－对方一开始不大可能只听你一个人的，发现你说大话就完了，并且以后怎么办－－－也不能让对方觉得代价太大－－－代价太高对方有可能放弃。当然，这个时间还是短了，实际用了7年，还是在苏联的帮助下）
彭德怀很高兴，又向钱学森请教了一些导弹的技术知识。彭德怀听得很有兴趣，觉得听钱学森谈话很长知识和见识（要用通俗易懂的话来向领导们介绍，并且还要有趣，抓主对方的心。每一个技术人员都要牢记这一点，要不然现在怎么有ppt是最重要的软件开发能力呢？）。于是对陈赓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学点洋玩艺儿，你安排钱先生给高级干部讲讲课。”。（大鱼上钩了。但事情太重大了，必须要大家都同意才行）
于是钱学森又在1956年元月，给tg将领作了火箭导弹技术的讲演。在总政排演场，一连讲了三天，盛况空前，引起tg高级将领的极大兴趣。（扩大推销和调教对象，这很重要，你怎么知道以后会和谁合作？他们有疑虑的话，你不怕国防部长反悔？）
1956年2月5日下午，叶剑英元帅（又一个有所顾虑，来确认的，而且在搞定国防部长后还有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出现，可见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所犹豫，现在出面的这个就是代表组织来最后考察的。大家知道调tg的项目不是那么容易了吧？）会见并宴请钱学森夫妇。作陪的是陶铸（有资料说是陈赓大将。一个人的话，有时很容易被人说昏头，再加个副手一起去就好多了），谈话的主题也是导弹问题。谈话气氛十分融洽，越谈，三人对火箭、导弹的兴趣越浓，越谈，他们的心情也越加迫切（钱学森谈话的水平很高呀）。叶剑英便直接提出，希望钱先生在科学技术上主持这件事（现在可以说成功了）。为祖国效力是钱学森多年的宿愿，祖国的强大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所以钱学森并不犹豫，当即表示，感谢领导的信任，将努力为之（你前面的意思已经表达的够多了，现在绝对不能矫情。在米国那不行，在tg这也是同样）。
叶剑英立即起身说：“今天是周末，总理他们可能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跳舞，我们现在就去找他。”。（tg做事还是雷厉风行的，尤其是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而且人选到目前看来是无可挑剔的，tg还需要摆什么架子呢？连面具都不要了。）
叶剑英带着钱学森他们驱车来到三座门，果然周总理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总理认真听着叶帅的叙说，频频点头，显得十分高兴。“好啊！”周总理说，“我很赞同你们的想法”（最终敲定）。总理热情地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刚才叶帅向我谈了你们的想法，我完全赞成。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作大事一定不能盲目，不能撒手什么都不管）
1956年2月17日，一份由钱学森起草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保密起见，用“国防航空工业”这个词来代表火箭导弹事业）便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某些具体措施。《意见书》还开列了一批可以调来参与这一事业的21位高级专家名单，其中包括任新民、罗沛霖、庄逢甘、林津、胡海昌等（不愧为米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创立者，完整、可信、可行的报告这么短时间就写出来了，这就是水平。领导能不满意吗？中国的国防航天工业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照钱学森的意见办的。）。这一天就是中国航天的开始！
太祖按奈不住，邀请了钱学森（应该是第二次见面了，因为1956年2月1日政协会议的宴会上他是做在太祖身边的）。在菊香书屋对话如下：
“主席，”周总理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太祖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太祖，“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太祖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同志，你放心了吧？）”太祖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伟人毕竟是伟人，比米国目光短浅的家伙看的明白）！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连最高领导人都被迷住了，谁说这个天底下技术人员不会有王八之气？）！”
太祖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学森同志，”太祖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最高领导最终拍板了）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交了报告后一定要表示谦虚，因为现在是进入细节部分，尤其是刚回国，在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虑上肯定会出现偏差）
太祖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有错误也不怕，这简直就是最高领导对你说：我罩着你啦）
突然本已结束的考察出现了个尾巴（虽然可以说已经无关大局了），1956年春节后不久（春节是2月12日，故而因该在17日后），200多位科学家（包括钱学森）聚集在北京的西郊宾馆,研究制定新中国第一个远大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科学规划”，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由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具体组织科技专家们参与制订，花了相当长时间－－好几个月），这个规划相当重要，它将决定下面的科技发展方向。
钱学森主持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但是，期间，军事部门的一致意见，是重点发展航空飞机，以巩固我国的空防（来自技术方面的挑战出现了，只是出现的太晚了一点。这样的意见很正常，中国现在除了一个钱学森，就没有学、干过导弹火箭的。国家并不富裕，加强了航天，就意味着航空获得的就要少了。大家都是英米留学回来的，老外那套如何争取项目的国际先进方法大家都学过。加上tg在此之前一直吃敌方飞机－－－从KMT、泥盆一直到米国人－－－的亏，飞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不足为奇）。
钱学森说：无论是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来看，导弹性能将比飞机优越，因为导弹将比飞机有更高的马赫数（当时的科技是打不下它的，现在也很难。飞机呢？能保证一定能和对手对抗吗？如果不行，那就是完全浪费）。尤为重要的是，掌握或开拓导弹或火箭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我在如何争取项目的国际先进方法上学的比你们更好，我要的目标是立项，而不是什么产品难度的虚荣面子。）。因为这里所用的材料是一次性的。飞机所使用的材料却要求能多次使用（进攻目标），这样，在燃料、发动机以及结构材料上都有特殊的要求（着力点。我可是一开始就学飞机的，在航空工程－－－具体的飞机设计上－－－上不比你们差，还在10几年前就是世界级空气动力学大师，你们谁有资格能反驳我关于飞机的判断？）。发展导弹技术就可以暂时地不去解决这些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技术上的难题（给你们台阶下：你们的水平我相信－－不要得罪对手，要不然以后如何合作？－－但时间呢？同时，在我这个世界顶尖导弹大师－－也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导弹专家面前，谁有资格能说我说的不正确？PS：飞机和导弹要求不一样。但它对于燃料、发动机和结构材料的要求低吗？不是需要长期经验积累才能解决的吗？我们在前面第一章节的列子中已经看到，非常难，没有长期的试验根本搞不定。后面还会看到这个难度）。发展导弹技术所唯一要解决的难题是制导问题（必须告诉大家有困难的地方，如果都不难，那就会让人认为是在吹牛，而且，这对了解这个会议的领导们也是一种调教，要不然出问题怎么办？），这在短期易于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比较容易实现（事实上，研制导弹火箭制导是很难的，花的时间是很长的。但我是是没有之一的世界顶级控制论大师，谁对此的认识比我有资格？）。接着钱学森便介绍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这是水平展示，彻底击败对手，同时也是告诉领导，有我在，再难都能突破）。
于是，在这次会议的纪录上是：学森同志力排众议，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同志所接受（现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在接受呢。相反，米、毛、欧、日等国可不这么认为，因为它们研制过，知道难度，还知道这就是争取项目的手段－－毕竟钱学森是从它们那学会这一套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发展导弹火箭）就此确定。
顺便说一下，钱学森的这个讲话（他还在很多地方面对不同的听众－－相当多的消息说包括太祖－－讲过类似的话，不过这次是最完整全面的，因为对手是全中国的顶尖科学家）居然被有些人（包括航空部门的有些人）当作航空失败的借口：因为这是伟大的钱学森说的呀，你看他不是一直没有反驳过这种说法吗？
他要反驳干嘛？他的目标实现了，成果取得了，这就足够了。
我敢说，要不是钱学森带领中国航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他的这次讲话就会被当成一个瞎吹牛的典型被纪录在中国科技史上。现在的老板们（包括tg的领导）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家伙是否在吹牛（tg后来吃过很多这样的亏，现在的老板们大都也亲身/听说过这样的吃亏事情）？
钱学森在这次事情中还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等5项紧急措施的决策做出许多重要贡献，纪录如下：
通讯技术既是国防建设上的关键技术，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技术。但是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上，在当时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有线和无线之争。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主张重点发展有线？这除了有技术上难易等问题以外，最主要的是因为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却是军事技术上的一项很根本的要求。为此，钱学森（当然还有其它无线电电子学的专家们）提出意见说，保密当然是通讯技术的重要要求之一。但是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多种多样的要求，其严重的弱点是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受到破坏。无线通讯将比有线通讯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至于保密问题，可以设法通过其它办法求得适当解决。然而，无线电电子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通讯。它是民用技术以及现代化国防技术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工农业、医药卫生等部门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在国防技术上，如雷达，自动化火炮的设计和指挥等也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钱学森还特殊地论证了高空大面积彩色电视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指出高空中的彩电系统将极大地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对现代战争的监视和指挥。可以说，钱学森的这一独到的精辟的意见，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电子计算机也是当时有争议的一个项目。电子计算机是那一时代划时代的发明。已知美国的电子计算机每秒能运算8000次。这比起手摇电动计算器来真是飞跃式的进步。但是，有关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却并不那么明朗。快速计算机能否代替大脑思维的问题，更是一个疑问。为此，钱学森同志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曾举出水轮机的设计为例。过去为了设计好水轮机，要进行许多实验模拟，理论只能在极其简化的条件下进行计算。现在由于有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数值方法对包含一切因素的复杂的方程精密求解。这样就可以在方程式中把影响水轮机设计的种种因素都放进去（直接指导了一个行业的发展研究方向）。这就能在最短期间以最经济的办法做出最佳的设计。钱学森同志还提出，过去数学家所能研究的方程是线性方程，而实际问题中所遇到的方程只好采用线性近似，这就丢失了原来方程式中所蕴含的特点。在有了计算机以后，就可以用数值方法来求解（现在所有学科都这么干了）。当然也因此提出了发展计算数学的种种理论问题（这就是后来数学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伟大的有限元法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钱学森同志还举出电子计算机可以下象棋的实例，表明可以代替人的思维。那时有些同志怀疑电脑怎么会胜过人脑，钱学森同志回答说，人的度算远不如电子计算机快捷，人脑工作久了会疲倦。所以，电脑在一定条件下将能胜过人脑（1997年5月11日，IBM制造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在国际象棋上赢了卡斯帕罗夫，轰动全世界。）。钱学森同志还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而学习功能等等，表明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于是，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就此确定下来了。
关于自动化技术问题，钱学森同志也做了很好的论证。他向我们解释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在原则上的差别。机械化是只能按一定生产程序而操作的机器；而自动化却是在电子计算机控制下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而自动操作的机器。未来工业的发展必然走向自动化操作（偶像呀，工业母鸡和其它机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这不仅可节省大量劳动力，而且为保证高质量的产品所必需（太佩服了）。尤为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战争中，必须有自动化的攻防装备，否则就不能适应未来的高灵敏的快速反应的现代战争（很多小白推崇的tg发表的战争按按按钮就就结束的讲话，就是从这盗版去的。）。
钱学森同志还特别提出农业耕作的自动化问题。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仅限于机械化，而是必须走向自动化。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精耕细作，按照钱学森同志的语言是如同绣花一样。中国必须发展自动化的农业机械，必须在农业机械的设计引入控制机。钱学森同志的这一建议提出后，当时具体负责规划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我国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同志十分欣赏钱学森同志这一意见，认为这真正符合了太祖同志在中国如何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想法。然而钱学森同志却具体指出了技术上如何实现的途径。可惜的是，钱学森同志这一关于农业机构化的想法未能落到实处，在长期内被人们所遗忘了！我以为，这仍然是我国农业部门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指导思想。
原子能不是钱学森同志的专业。但是他也预见到许多重要领域的发展。他曾指出快中子堆的重要性，因为这能增殖燃料。他也曾提倡研究受控热核反应。为此，他在规划研讨会上做过一个如何实现受控热核反应的设想的报告。他指出只要将墙壁做成多孔材料，那么通过液体在多孔介质中渗漏，将能解决任何大量热能产生后的散热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原子能在飞机和潜艇上应用的重要性，因为这能极大地增加续航能力。
钱学森同志也热情地支持半导体的研究。因为利用半导体将能制体积小、寿命长并稳定可靠的二极管和三极管。这对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至关重要（我实在是无法形容了）。可惜的是，我国科学家未有预见到集成线路以及大规模集成块的发展。以致于我国的在这方面工作的起步竞落后于国际水准10年！
PS：1972年，外交部某领导从国外带回一部科学计算器，但国内有的专家认为（这最起码是主流意见），我们已可制出百万次计算机，这种小玩意算什么。当时钱学森认为不要太早下结论，于是国防科工委下文由中科院计算所所长吴几康教授主持，由国防科工委、电子工业部的研究所及清华大学组成研究分析组，进行分析研究，研究报告对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对我国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处理器、微型计算机提出了建议。从此这方面的工作才展开。
牛人就是牛人，不得不让人佩服呀。在这次事情上，钱学森从多个学科方面展示了他的水平和能力，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天才！我们在以后就会看到，他还在很多和航天不相关的学科上展示他的天才能力，到后面，tg完全是将他作为国家最高层的科学顾问在用，科技的不能说全部也至少是决大部分方面都去听取他的意见，甚至就以他的意见为准！他对于中国的作用何止是5个师！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亲自主持tg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筹备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决定按照钱学森的建议，组建导弹航空事业的科研机构、设计机构和生产机构。国务院任命聂荣臻为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钱学森为委员。遵照tg的决议，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导弹管理局，由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建议建立导弹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
中央书记处很快批准了聂荣臻的《初步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和权利远不能和现在的比）太宗表示：“大家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连笑贫天尊也被迷惑住了，他可是在原子弹上投了反对票的－－理由是代价太大，而却始终基本没有为难过航天－－－－－－－－在20多年后至少没有专门为难。可以说，一网打尽了中国在接下来30多年中的所有领导人）。于是钱学森立即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航天部的前身）。
1956年10月8日（正好是钱学森回归祖国一周年），由聂荣臻主持，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车道沟兵器招待所宣布成立。
tg的确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错人，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极为重要的事。
四、长征火箭的功臣（3）
我们知道，光一个人是搞不出火箭的，哪怕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钱学森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精通所有科技知识（钱学森可以说精通了相当多的学科）。中国发展航天事业也同样如此。
中国发展航天事业的专家们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其实，所有的大工程都如此）。在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钱学森之下有一批英米海龟，他们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主要代表人员（主要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主要为他们前期的经历和贡献）吧：
任新民：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在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2年在哈军工程任教授，后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6年8月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5院的第2个人或第3个人，另一个我没有查到）。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集中国第一代液体运载火箭、中国第一代通信卫星、中国第一代气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于一身。
庄逢甘
1947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和数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0年回国，历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军工教授。
1956年8月调入国防部五院，长期从事导弹、火箭再入飞行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试验和计算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工作。
此人是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极为重要人物，筹建了空气动力所和风洞建设工程，任过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委29基地副司令员。谈到中国的风洞不能不谈到他。
梁守?
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1939年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2月回国，先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和机械系任讲师、副教授，贵州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任技士、设计课课长，浙江大学航空系任教授、主任，哈军工空军工程系任教授、教授会（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授予上校军衔。
1956年9月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枚导弹（仿制苏联P－2导弹）总设计师。后负责火箭发动机研究、空气动力试验和全弹试车工作。后因故专攻海防导弹（这不在本文的范畴，故不多介绍了，感兴趣的童鞋可以自己去了解）。
屠守锷
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获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工厂任工程师。1946年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大航空系任教，任清华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学院（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从1957年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先后担任中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黄纬禄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员。重工业部电信局上海电工研究所、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
1957年加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奠基人。
陆元九，
1941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获学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世界惯性导航技术之父德雷伯教授的首位博士生）。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后到福特汽车公司任主任工程师（为了回国）。1956年回国（紧跟钱学森）。中科院自动化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
1968年调航天工业部。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
杨嘉墀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9年获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和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高级工程师。1956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68年后加入国防科委五院。提出了中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型号－－长征一号的技术方案并负责完成了方案阶段的研制工作。
杨南生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195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10月回国，先后在长春一汽（顺便提一下，当时386也在那）、中科院力学所等单位任职。
1964年调入国防部五院四分院，领导了T－7系列探空火箭的研制。领导过多种战术型号动力装置，“长征一号”末级发动机（固体发动机），返回式回收制动发动机，“东方红二号”远地点发动机，某型号两级发动机（水下发射固体火箭发动机，应该就是JL1潜射导弹）等动力装置的研制。并领导了第二代固体战略型号（东风31）打基础的多项先进技术的预先研究和几种大直径综合试验发动机的研制。
王希季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放弃开始攻读的博士学位回国，第一批回国人员）。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T－7M。中国返回式卫星系列总设计师。曾主持我国第一枚液体推进剂探空火箭、气象火箭、生物火箭、取样火箭的研制工作。提出了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他们大都都是两弹元勋，星光闪耀，很辉煌吧？但是看他们的所学在加入航天部门前的经历（尤其是1956年前的经历），当时连他们自己在内谁相信他们能将火箭、导弹研制出来？好像只有任新民沾边一点，因为他在华东军区的时候研制过类似火箭弹的东西（还只是讨论设想而已）。
其中相当的一部分关键人物钱学森是从航空口“挖”过来的，这部分人相比后来在航空口广为传送的海龟大牛们，可是一点都不差，也许我们可以说，钱学森要对中国航空的落后要负责。不过，我们也别忘了，钱学森本人就是当时（也是后来的很长时间内，到现在好像还是）中国最顶尖（没有之一）的航空大师，是世界最伟大的航空大师中的一个，在航空方面的成就比其它人都要高无数倍！他本人从航空跳槽到航天才是中国航空最重大的损失！！！
四、长征火箭的功臣（4）
钱学森固然伟大，但钱学森加上上面介绍的英米海龟们就可以研制出火箭导弹了吗？
答案是还不行。光他们几个能否详细设计出一枚火箭都成问题，更别谈电子、燃料、加工、测试等等方面需要的人了。就是从无到有设计一辆汽车需要的人都比他们几个多的多。研制火箭导弹需要的各个方面的人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大家说的，工业化后产品基本都是需要N多部门配合才能制造出来。而且，火箭导弹牵扯到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专门的设计人才，中国是压根没有的。
当然，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慢慢发展，tg已经在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大规模的教育也在展开（其中大学的理工科尤其是重点。要知道，以前中国大学的学生，主要是学文科、法律、金融等等，学理工科的人比列很少，当年那么多人高喊实业救国，可就每年那么点的理工科学生，救什么国？）。钱学森也亲自给从各个高校选派的学生上课，开始教育人才（可以说，中国的航天人才都是他教育出来的，包括上面的英米海龟、本节的苏毛海龟、下节的土鳖，还有精通技术的领导们）。等这一切差不多了才开始不也可以吗？反正米苏不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但这样办缺的是时间，而时间对于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西方的敌人早已经大喊对红色中国实施核打击了，第7舰队就在台湾海峡，台湾的军用机场上满是米国的战机），太祖不是说过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那只能就是争取外援了，中国将目光投向外部，那个国家合适呢？答案是只有一个国家可以，那就是苏联（米国也具备这个能力，但它正在对中国封锁，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其实从50年就开始向苏联派出留学人员，来加快国家建设。53年开始就接收苏联的援建项目－－大家耳熟能详的156个项目（人类历史上决无仅有的，赫秃子，你的功劳大大的大，你一定是共谍－－错了，你不来就是共产党员）。现在，航天事业也要向苏联求外援了。
1956年，苏联同意接收中国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予以培训，同意为中国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即苏联仿制德国的V2导弹。1957年10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即有名的“10月15日协定”。该协定规定，从1957年至1961年，苏联将供应中国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引进导弹的仿制工作，并提供导弹研制、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同时还增加中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还援建了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有资料说还援建了一个，但我未查到是哪个厂）
航天领域的苏毛海龟开始诞生了，他们作为中国航天金字塔的第3层出现了，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实在太多了，在这选最主要的，主要是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主要为他们前期的经历和贡献）吧：
丁衡高
195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系。任中科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7年到1961年在列宁格勒精密机械光学学院获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中国战略导弹惯性技术奠基人之一。曾主持并参与突破惯性平台系统、仪表及器件的多项关键技术。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套空气轴承、三自由度气浮陀螺及陀螺加速度计，该成果曾应用于我国中远程运载器制导系统，及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器。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航天、核工业和其它装备的上级主管。
说个8卦，其夫人是聂力中将，可能有人不清楚，但聂力的父亲就没人不知道了－－－聂荣臻元帅，两弹一星的最高领导。
宋健
1948年至1953年在山东胶东区党委干校、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学习，1953年至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包曼工学院炮兵系学习，研究生，莫斯科大学夜校攻读数学力学系。
最有名也通常不为人知的是他曾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试验弹打下了快200KM外发射的靶弹，这可是在70年代末）！！！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他是钱学森在工程控制方面的衣钵传人，80年代后修订《工程控制论》，署名的就是钱学森和宋健。
此人为红小鬼出身。后来出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长。
刘纪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国家航天局局长）
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包曼高级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导弹控制专业。历任七机部12所所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航天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国家航天局局长，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我国运载火箭与战略导弹控制技术专家、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为早期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综合设计和试验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参与了“两弹一星”研制、“两弹结合”试验。在我国地地导弹采用和实现全惯性制导、改进远程运载火箭控制系统可靠性等科研攻关中，功不可没。
此人为烈士子女，读的小学是延安保育小学。
王永志
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55年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1957年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
1961年回国以来一直从事航天技术工作，先后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室主任、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主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院长。曾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第二代液体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固体战略火箭和地地战术火箭总设计师和研制总指挥，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等型号总指挥，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地地火箭系列总设计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这个人对中国航天及其重要，他是钱学森之后的中国航天领军人物。关于他和钱学森的关系，可以说，没有钱学森，就没有王永志，王永志出任战略火箭总设计师和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就是钱学森推荐的。具体的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李伯勇
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主攻飞机和发动机专业。
回国后，分到国防部五院工作。参与仿制“1059”导弹（P2）、预研100吨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及研制“东风二号”发动机的备份发动机、主持研制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还记得前面谈到的牛X的长征系列火箭发动机吗？）。先后担任了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三号火箭总指挥等职务。
（我是四川的，此人后来居然担任过四川省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以此为记）
孙敬良
液体火箭发动机与运载火箭设计专家。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茹可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不久又转到了发动机研究所工作。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风暴一号火箭，长征三号火箭一、二级，长征二号丁火箭，长征四号火箭等的研制。攻克了风暴一号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振动过大的技术难关；主持研制风暴一号改进型火箭，确保了“一箭三星”的发射成功；攻克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重大关键技术纵向耦合振动的难关，为火箭成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做出了重要贡献；主持研制长征四号运载火箭，使我国成为能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的少数国家之一；主持研制性能好、可靠性高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发射返回式科学试验卫星中每一次都取得了成功。创造性地解决了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燃烧不稳定的技术关键。
朱森元
1949年至1952年在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航空系学习，1960年12月在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校研究生院获副博士学位。1961年至今，任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原液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理论和研制工作，是我国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1970年后，负责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1984年4月8日，我国首次用“长征三号”氢氧发动机的液体火箭发射一颗通信卫星成功。
孙家栋
1951年，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
回国后不久，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领导了我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与中程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为我国突破第一代导弹的总体技术作出了重要贡献。此人后来主管卫星，是中国卫星方面，辉煌到什么程度？曾任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东方红二号、三号试验通信卫星、资源一号卫星、北斗一号导航卫星、中星22号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现任绕月工程总设计师，风云二号气象卫星、环境一号卫星和鑫诺二号大容量通信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
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当然，为什么会是他，而他又能成功，这又要扯到钱学森了，因为是钱学森站在他的背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钱学森真的是中国航天（不仅仅是火箭导弹）的灵魂。
于龙淮
1951年他被派往苏联军事航空工程学院学习，1958年回国。仿制P2导弹的发动机。1961年，任东风二号发动机主任设计师。
在1965年，从设计部调到研究院科技部。参与了很多型号工作，主要做指挥、计划、生产、调度等工作。长二捆火箭的总指挥。
可千万不要小看他的工作。
这些苏毛海龟，素质是相当的高，可以说丝豪不比前面的那些英米海龟差，应该说还要强（毕竟是tg从全中国选拔出来的）。80年代末期，中国再次派人（还是选拔的优秀学生）到苏联留学，有一位就被派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教授找到她，说：50年代我教的中国学生他们的各科成绩都是5分，你怎么只有4分？
还有，他们去苏联都是去的顶尖大学（如莫斯科航空学院，苏/俄的主要航天成就基本都出自于它），专业对口的学习，而苏联的顶尖大学，教授非常厉害，如，总师们必须担任学校的教授！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王永志（前面介绍了，他可是钱学森后的中国航空领军人物），在莫斯科航空学院最后一年学习时的导师是米申（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苏联第一代洲际导弹的设计师，联盟飞船的总设计师，N1火箭的总设计师。说句题外话，包括在苏/俄，很多人对米申不满，对他的评价很低，其原因是米申主持的苏联登月计划失败了。但作为科罗廖夫的副手和接班人，米申对的功劳是极大，水平不会比科罗廖夫外的俄国其他顶尖宇航专家差的，只是时也命也，谁叫他负责登月，却又无法压制对手，也不能争取到国家最高领导的绝对支持，结果N1居然没有获得试验的拨款，米申只好用实际发射代替试验，于是登月就失败在N1接二连三的爆炸上），毕业论文就是洲际导弹。
这些人物其实当年是干活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加入航天晚，经历少，开始一段时间是屈居于英米海龟之下，负责具体的技术工作（但也意味着他们将基础打的极为扎实），于是，他们后来纷纷冒头，在中国航天上开始无比绚丽的表现。
PS：
关于苏联为中国培养的人才，这是中国建国后科技发展的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话题，对中国来说也是极其极其重要的。看一下相关纪录吧(不同来源，因为向苏联派留学生这事有多个部门都在进行，至今没有一个全面统计):
第一阶段是1950年至1953年，采取“严格选拔，宁少勿滥”的方针，共派遣1708名留学生。第二阶段是1954年至1956年，采取“严格审查，争取多派”和“以理工科为重点兼顾全面需要”的方针，共派遣5853名留学生，其中研究生1213名、大学生4640名。另有进修教师135名、实习生6802名。1958年，采取“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的方针，共派出1654名，其中研究生544名、大学生60名、进修教师176名、实习生874名。1957年规定研究生的条件必须是大学本科毕业且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以便在留学时真能看出问题，学到东西。第四阶段是1959年至1965年，派遣留学生数量很少。1960年后，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仅有数人至数十人。留学生回国后使中级科研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档案处保存的文件表明，1951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7493人，其中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进修生、实习生和专科生；69％的留学生学习工科专业，10．6％的学习理科，6．9％的学习农林，3．4％的学习医学，3．2％的学习文科，1．7％的学习文化艺术，1．6％的学习财经。《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一书的说法是，1949年至1966年中国向20多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88人，其中留苏学生有8213人；
有学者根据《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组关于留学生工作会议的报告(1959年7月27日)》统计，1950年至1958年中国共派出留学生16152人，学成归国的有9074人，7778名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学习工科的有5179名。
学者郑竹园提供了更大的数据，并做了行业分类。他提供的数据表明，1950年到1960年，中国在苏联受教育的人数有38000人，技术人员有8000人，科学家有1300人，教师有1300人，学生有7500人，工人有20000人。
据苏联方面的统计，1951年到1962年有8000多名中国人在苏联学习生产技术，11000多名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在苏联的学校学习，苏联政府承担了他们的一半学习费用。此外，通过科技合作系统，1500名中国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学者去苏联了解科学技术的成就和生产经验。
与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相关的留学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建设起来，实现正常的生产和发展。苏联方面相应的接待单位为这些项目培养了各个层次和环节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厂长、总工程师、工程师、车间主任、工段段长和工人，以及其他直接参加基建、设备安装、投产准备等企业建设的工作人员。比如，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有173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在莫斯科的哈伊科夫拖拉机厂接受培训。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的短期培训审查也相对较松，人数很多。
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涵盖工业、农业、军事、地矿、水利、医学、电信、铁道、气象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那个时期国家急需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包括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物理、磁学、金属学、半导体、燃烧理论、机械、动力学、声学、电机制造、计算机、冶金等，旨在能够马上解决紧迫的问题。当时，学习基础理论的留学生比较少。一般说，各部门派遣的研究生和大学生考虑选择三四年后急需的专业，而实习生与进修人员则选择当时最急需的专业。
旧中国也有一批人留学海外（主要是欧、米、日等国，数量也不少），其中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就是米国返回的庚子赔款为中国培养的一批留学生，毕竟其中出现了一批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在其中）。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这远远远远不够（土鳖才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航天中也一样，在本文下面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需要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中国，而不仅仅是去证明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
中国向苏联派出的留学人员大多属于工程技术领域，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官派占的比列我就不谈了，还有相当多的克莱登大学毕业的，不过大家一般都华丽的无视了）分布专业（国家当前急需的程度）和人员数量（不仅仅是要高水平科技人员，还要大量的中低级人员），加上两个时期的土鳖数量，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建设不起来，无法成为一个工业化大国，从这个方面来说就是一个必然。
四、长征火箭的功臣（5）
但是，光有这些人，还是不够的，这些人组成的金字塔中间层也还有很多空缺，更不要说还缺一个宽大的基础。于是，中国航天的土鳖出现了。
土鳖们可以说早期一点都不出名（除了极个别极优秀的人），因为他们上面有英米海龟和苏毛海龟两层，这两层的海龟都是从世界一流大学毕业的，而当时中国的大学水平相对于国外的好大学，相差太远（虽然其中会有些归国的大师任教，但相对于国外的一流大学而言，最起码数量上是远远不如的，硬件设施条件更不用谈了），于是在相当长时间中他们一直被海龟们压着，很难冒头。除了卫星，那是因为中国真正决定开始搞卫星时，已无法派出留学人员了，而绝大部分海龟们此时已在其它领域功成名就，加上也不是闲得没事情做，自然不大会选择这个新的任务。孙家栋后来在卫星上极其有成就，可以说是中国的卫星之父，但当时他在导弹上干的很好，也不想改行，可钱学森把他叫过去，让他改行搞卫星的。于是，我们就能看到早期的土鳖们，基本都是在卫星上冒头的。
但土鳖的重要性可是一点都不低，所有的工作都是土鳖们具体完成，他们组成了从最低级的技术人员一直到中层技术领导。他们的数量相比上面的海龟们可是多N倍，如：
国防部5院从开始组建，钱学森就从各个高校、各地选拔大学生到5院，到5院建立时，就有156名大学生了。在1960年苏联专家离开后，又立马从全国选拔人员，导致5院一下从几百人扩大到上万人。
其实，土鳖才是决定中国航天的关键。
直到80年代，海龟们实在是已经太老了，而中国又有快20年没有从米毛两家获得航天留学人员，于是土鳖们开始纷纷冒头，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夜之间出现在航天舞台上，开始他们绚丽的表演。而很难有人知道，他们为这一天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的时间。就是80年代冒头的土鳖，大部分还是新的土鳖，最早的那一批土鳖，大部分也太老了，得不到他们加入航天那天就开始梦寐以求的舞台。
而新的土鳖，看他们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年轻，他们居然和当年的海龟们在航天大舞台上开始绚丽表演的年纪差不多，甚至还年轻，要知道，这可不是中国航天发展的初期了，而一般说来，向成熟发展的行业，年轻人是很难出头的。他们表演的还不赖！我个人认为，这才代表中国在航天上能真正的独立自主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老的土鳖）中的最最主要代表人员（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毕竟名气不如前面的大。主要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人员，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吧：
谢光选
1942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入学。
1957年3月，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60年出任第一研究院总体部五室主任、总体部副主任。1962年底，任东风二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
1977年后出任长征三号火箭总设计师。
王德臣：
1957年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原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1962年3月任火箭总体部结构组组长。先后担任远程运载火箭、长征二号、长征三号甲、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新型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刘竹生：
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导弹工程系，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强度研究所。
在中国第一代捆绑火箭“长二捆”中研究成功的助推器、捆绑分离技术。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长征二号F”火箭系统总设计师。
张恩昭：
1960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动力系毕业，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第三设计部工作。
60年代后期独立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双组元姿控发动机的总体设计。60年代末任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上面级发动机研究室主任、主任设计师。
60年代末开始任变推力发动机的关键技术研制技术总负责人。70年代未80年代初，任长征四号火箭三级发动机主任设计师。任长征四号
乙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
90年代初，任中国新一代重点型号液氧煤油发动机（长征5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主要负责人。
孙凝生：
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火箭控制专家，他参加了我国几乎一半以上火箭的研制发射工作。长二捆火箭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火箭系统副总设计师。
邢球痕：
1957年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固体火箭武器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火箭发动机研究室工作。
1959年9月，作为组长承担起固体火箭推进器的研制任务。
他可以说是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奠基人之一。基本上中国火箭导弹的固体发动机都和他有关。
李相荣：
1964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火箭专业，加入航天部门。
在“长征三号”的研制中有突出贡献。先后担任了长征四号A火箭副总设计师、长征二号丁火箭副总设计师、载人飞船921－3副总设计师，
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总设计师、总指挥。
PS：此人是朝鲜族，1941年出生在韩国庆尚北道，1942年随父从国外归来。这次棒子的罗老号，背后就有他的身影（传闻是棒子找中国要求帮助－－－当然是出钱的，中国派了他和另一个人去做技术支持－－－也可以说是去当太上皇，也因此罗老号的第二级发动机是在上海航天局生产－－－挣外快），不过由此也证明，光一两个顶尖专家对于航天这么大的舞台也是没用的。
王礼恒：
1962年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火箭发动机专业毕业，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从事火箭发动机的研究。
长期从事导弹动力研究和航天工程管理。1965年后，任型号液体发动机总体工程组组长。70至80年代，他和同事们突破发动机的相关关键技术。1999－2002年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
范士合：
1956年北京工业学院火炮专业毕业，入国防部五院工作。
后任长征三号火箭的第二任总设计师，
龙乐豪：
196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总体设计部工作。
70年代长征三号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主持和参与火箭的总体设计工作。1986年与1989年先后任长征三号甲火箭副总设计师与总设计师，
1991年任长征三号甲、乙、丙火箭总设计师与总指挥。
曾广商：
1959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自动控制系，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工作。
主持研制了用于弹道导弹和大型运载火箭推力矢量控制的16种伺服机构系统，以及百余种适宜于集成化、整体化和机电一体化的伺服动力、
控制、测量器件。将控制技术、火箭发动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融于一体，使我国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推进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航天推力矢量伺服控制技术主要开创者之一。
说实话，土鳖在航天这个大系统中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螺丝钉，就是幕后的英雄，他们在相当长时间中被海龟们的耀眼光芒所掩盖。不过，任何大一点的工程都这样，耀眼的只是站在上面的极少数人。我当年在雷达厂的设计部门，30多个设计师中，耀眼风光的也就是那几个总师。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千万不要埋怨，这是正常的－－－－古今中外都如此，也是合理的－－－－－工程项目客观决定的，要耀眼风光，就努力吧，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学习总师们的领导能力，学会和上级打交道，这样才能最终站在那个位置。
在中国的航天中，还有一批土的掉渣（超过大家想象）的土鳖，他们没有上过大学，有些还是土八路。可他们却通过工作和学习，成长为航天的专家（任基层技术人员的就更多了）。
我们就来看他们中的最最最主要代表（他们的资料太难查找了，名气比上面的土鳖还差。选的是火箭和地地导弹相关的，简单介绍，信息来源官方介绍，为紧扣题目有所删减）：
李占奎：
1952年中学毕业后被破例保送入航校。
1958年，被选拔到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从设计员升任为组长、副主任、主任、副总设计师。担任过“长二捆”火箭副总设计师，1993年任
长征二号丙火箭第三任总设计师。
这可是航天呀，这在其它国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但这就活生生的存在中国航天中。
这样土的掉渣的土鳖，当时在国防工业（其实民用工业也一样）中其实是很常见。我在雷达厂工作时，就有几个很老的总设计师是这样的土鳖（有的是当工人读夜校出身，有的是当兵出身），但他们的能力绝对不可小看。
这样的事情，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当时在各个方面是如何的缺乏人才，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也包括航天）是多么的艰难。
PS：
现在中国又有大批留学人员（数量高达数十万近百万，现在还在增加），其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回国了，他们也在各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一样辉煌了（相对同时期的对比），因为现在土鳖的水平相对于以前土鳖和海龟的差距（大家的中坚层，不谈个别的，否则土鳖中也有牛X的一沓糊涂，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海龟中也有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已经大为缩小了，但土鳖的数量太大了。
真正内在支持、决定中国科技发展的，已经变成土鳖了，这才是中国成为大国，能向着超级大国迈进的关键因数（我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变成）。
量变导致质变，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四、长征火箭的功臣（6）
这是一批特殊的功臣，这是一批经常被很多人遗忘的功臣，这是一批个体成就看起来非常渺小的功臣。在现在人们谈起中国航天时，没有多少人会记得的功臣。只有tg官方在很多“有良心”的人痛恨无比的8股中才会提到的功臣。
50年代的中国，即使有了以上的科技人员，搞导弹火箭可以说仍然是个梦想，一个让人笑掉大牙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家，全国的绝大部分人，还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当时的tg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庞大的工厂，可以花宝贵的外汇买来先进的设备，但工人呢？科研人员们的脑力劳动最后是要靠工人的劳动来实现的，没有合格的工人，前面再完美都是没用的。
说起工人，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将人赶进工厂就立马出现了合格的工人。很多人会反驳说，改革开放来，沿海的血汗工厂中上班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厂前不就是农民吗？这有什么难的？那是因为环境条件不一样了，经过tg30多年的疯狂建设、教育和宣传，虽然改革开放初中国大部分人还是农民，但大部分人毕竟不在是文盲+科盲了，已经接受工人这个概念的文化了，同时中国也已经变成世界前10位的工业化大国，大量产生工人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即使这样，农民工仍然和标准的工人有差距，这个差距每年都会让很多的企业管理人员头疼）。然而在50、60年代，这一切条件都不具备，可以说，能否拥有大量的合格工人就成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包括航天）成败最直接的因素。
而且，当时很关键一点是，当时的机器完全是靠人来操作的，是否拥有合格的技术工人就决定了中国航天到底能否搞成。有些人可能会说，当时不是有自动化的机床，如组合机床等吗？可惜当时的自动化机床只能适合于极大批量（如年产数万到数百万）生产的东西，而且，要造出自动化的机床，仍然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更何况，在火箭上，很多地方都是手工操作，对技术工人的要求就更高了。因此，没有大量合格的工人，火箭对于中国来说，就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而已，只能停留在设计师的图纸上。
但这个难题却从一开始就没有成为新中国领导人考虑的话题，因为tg自信它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当年淮海战场上的百万小推车就是tg信心的证明。tg开始全国扫（文）盲，科教电影加在每一部电影的前头，所有的宣传都在大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尽可能的为工人创造出总总好的条件来吸引大家，已经成为工人的则要接受完整全面的培训，还提供工人夜校。后来的事情表明，tg在这个任务上完成的极为出色。很多条件糟糕，按常规因为条件不具备，因此很难完成，会严重影响任务甚至导致计划失败的事，都被当时充满了无比激情的人们克服。
在航天中，N多的零部件要求手工加工，要求还很高，完全要靠工人的经验来完成，到装配时更是如此。相比于米、毛两国，中国的条件要差的多，从各种加工、辅助设备到工作环境，因此要出成果，中国的工人们必然要比国外的同行们付出更多的代价。最惨重的代价居然发生在90年代初，那是长二捆第一次试发射前，发现有故障，于是需要钻进火箭内排出推进剂。而我们大家知道长征火箭和我国的液体导弹的推进剂是联氨/偏二甲肼，是有毒的，火箭内部是很精密的，于是两位水平很高的技术工人带着防毒面具钻入火箭内，轮流工作，结果两人都因中毒而牺牲。
由于他们单个的功绩太小，太不起眼，我没有找到航天界的人物，因此，我就拿其它行业的代表来说吧。我们大家最熟知的就是铁人王进喜。当然有人后来说了，石油开采中最重要的是发现石油，打出第一口喷出石油的井，如国外的石油公司，打出第一口井奖励百万米刀，后面的就没有了，因此大庆精神不算什么。可问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全国勘探到打出地一口喷出石油的井，这样的代价中国付得出，而且并不困难，但在茫茫荒郊野外建立一个石油基地却困难无比，因为这是国力的体现了。
自古以来，对于社会的责任，对于民族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都是加在社会的上层中，只有他们才动不动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真正承担起这个责任的是社会的下层人民，但下层人民们只是因为朴素的思想而被动的承担了这个责任。相反，“当兵吃粮，天经地义”，这是古代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同意的话，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上，遗言是“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就是一个证明。
这一次，社会底层的人民第一次主动自发的将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之上，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他们的伟大功劳。
作为一个的对比，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援外回国人员，关于在很多国家援建工厂后对那些国家工人的评价，很多人看了说，这些国家是没指望的，可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们的中上层中，国外名校毕业回来的博士们比比皆是，而且还没有当年中国遇到的国际封锁，还能从国际上较容易获得贷款。区别，就在于tg真正的动员起了人民，而不是大家口头说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就是新中国一切伟大成就的最终基础。
附录1
现在发表附录并不代表文章已经写完了，而是在写作中，必然会有很多东西需要详细写，但又不适合放在正文，故在发表正文时同时发表附录。
有好事者看了我的《长征火箭杂谈》坑后去查了，说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历任主任中没有钱学森。我看了以下，前面第一次写时我写对了，后面详细写时我将喷气推进中心（JPC）写成喷气推进实验室（JPL）了。下面简单说一下两个机构的关系。
钱学森是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的创始人之一，在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成立后出任喷气研究组组长（总共就弹道、材料、喷气、结构四组），不过大家都知道冯卡门工作上的副手就是钱学森，钱学森可以说就是实际的影子主任。后来是因为冯卡门和加州理工产生矛盾，钱学森就跟着老师一起去了麻省理工。1948年夏，古根汉姆基金会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成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JPC）。这两个中心不约而同地邀请钱学森出任中心的主任。其中加州理工新任校长杜布里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总统首席科学顾问）亲自写信欢迎钱学森回加州理工，于是钱学森回到加州理工并出任加州理工喷气推进中心（JPC）主任，而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虽然是军方成立的，但也在加州理工内，由加州理工代管，因此它们都归加州理工管理，这就是两个机构的关系。由于后来政府的强大的太空资金，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就出头了，发展成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米国火箭和太空技术摇篮。
而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第二任主任是谁呢？是马林纳这个“自杀俱乐部”的组织者。因此，要不是冯卡门和加州理工的矛盾，第二任主任应该就是钱学森了，不过那样JPC的主任就不会是钱学森了，当然现在JPL远强于JPC，不过在当时可不是这样。
因此，原来文中的意思并不受这个错误的影响。
另有人认为钱学森留在米国不可能主持登月计划。我的详细看法如下：
第一，二战后对美国军事科技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迈向新高度》这份远景规划的国防报告一共有九卷，其中第３、４、６、７、８卷和技术情报附录是出自钱学森之手。也就是说，当时的钱学森，在美国军事科技界可以说是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
第二，在喷气推进实验中心（JPC）任主任时，钱学森承担着重要的太空研究，领导着全美的太空研究，对他的研究负责的就是米国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
当时NASA还没有成立，米国三军都在搞自己的太空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是米国陆军和海军，而其中，海军一直是老大。
陆军是在白沙靶场进行导弹研究，主要依靠从德国缴获的冯布劳恩等126名德国专家，不过这帮人在白沙近4年的日子只是组装了几枚V2进行测试，当然还同时训练了军事、工业界及大学人员掌握导弹及火箭技术－－－这对冯布劳恩其后的翻身很重要，这导致冯布劳恩感到没事情做，中间还曾绝望的想去投奔苏联。于是在1947年后，他开始写人类登陆火星的科幻小说了（这部小说－－《跨越太空边疆》－－－在1952年后出版，因为在此之前看过小说的人都感觉写得不怎么样）。到1951年，米国陆军才正式授权冯布劳恩带领团队研制开始让他翻身的“红石”导弹（实际研究工作是1950年开始，即钱学森开始被迫害开始）。
相比之下，米国海军可就牛X多了（没办法，谁叫米国远离欧亚大陆，美洲上没有强国，海军因此处处压着陆军一头），40年代末就在下士Corporal液体火箭和V2的基础上研制了“海盗”液体探空火箭。
米国其实在40年代后期科学界就开始呼吁要发射卫星，于是在1954年，米国陆军与海军合作提出了“轨道器”计划，准备由陆军负责研制运载火箭（因为冯布劳恩的“红石”导弹1953年就首飞了，因此陆军决定用“红石”导弹作为第一级研制“丘辟特C”火箭，海军负责研制卫星。但是，全世界科技领先的米国怎能让一个非美国培养的专家研制的火箭来发射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呢？就是出于面子，米国的大票火箭专家也不会答应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呀！）。于是1955年，在美国国防部和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大力支持下，海军不干了，单独提出在“海盗”火箭基础上研制“先锋”火箭来发射卫星。马上米国国防部批准了海军这一计划，给的解释是“不影响弹道导弹的研制”（米国怎么可能有狭隘的国家思想呢？绝对没有！！！）。但冯布劳恩说服陆军的主管们继续进行“丘辟特C”的研制，并在1956年9月20日进行了一次发射，将一个重39.2千克的载荷送到1094千米的高度，离成功已经很近了，而“先锋”的进度还差一大节呢，但是，“丘辟特C”仍然被排在“先锋”的后面，当一个替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1957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苏联的“斯帕特尼克1号”上天了，一直自认全世界最牛X的米国全国哗然，冯布劳恩乘机鼓吹用“丘辟特C”发射卫星，说火箭就在发射台上，马上（真的吗？看来一个牛X的科学家一定要会这样争取项目的手段，当然还要成功才行）就可以发射，但还是被海军无情的拒绝了（太可怜了，米国怎会有这样黑暗的事呢？）。
可毕竟此时全美都在为苏联抢了第一而喧哗，于是为了先稳住阵脚，负责海军“先锋”计划的海根博士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假如一切顺利，可望在11月或12月试验发射一枚三级“先锋”火箭，这枚火箭具备发射卫星的能力（中规中举，但犯了一个大错误，你马上就会后悔的，真的）。可是，不知是因为苏联卫星搅乱了白宫官员的神经，还是传递信息的人作了有意无意的夸大变形，总之，社会舆论将海根博士讲的“试验发射一枚火箭”误传为“要发射一颗卫星”（可怜的海根博士，知道为什么tg官员都是书面发布消息了吧）。于是，总统新闻秘书哈格特当即向外界发布了特大新闻：海军“先锋”号即将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tg的消息出来的慢了吧，不多次核对那是绝对不发布的。我相信海根博士当时要生吃哈格特的心都有了）新闻一公布，全国一片沸腾，万众署目，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生米已煮成熟饭，卫星发也得发，不发也得发。海军这下有口难言，无可奈何。再加上苏联人同年11月又发射了一颗半吨重的“斯帕特尼克2号”，还载着一条名叫“莱卡”的小狗，海军只好忙将原试验发射一枚火箭的计划临时改成发射一颗卫星。（理解tg给人感觉神经反射弧比较长的原因了吧）
12月6日发射的那天，雪片似的贺电从全国各地纷纷飞进五角大楼。大批新闻记者奔涌而至发射场，国防部长亲自披挂出征，艾森豪威尔总统停止办公，全世界的目光，一起盯住了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可怜的海根博士，有句话怎么说的？我从淘宝订购了一套洗具，可店主却给我寄来了一套杯具，还TMD是特快专递！）。很自然的，海军的“先锋”号当着全米国人的面放了一次华丽的大礼花（没办法，本来就是测试呀），米国人在2战后第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没有任何借口的丢脸，而且是在他们最骄傲的科技上面丢脸，这下全国对军方的指责那是铺天盖地，光发到国防部的指责电报就可以将五角大楼埋起来，还有人愤怒的将电视机砸了（当年中国直播奥星发射，结果发射失败，全国人民也是大加指责。有人说，为什么米国人对这样的事就一直很宽容呢？现在知道了，那是失败太多导致愤怒的脾气已经用完了）。这下才轮到冯布劳恩的“丘辟特C”闪亮登场，以一副大救星的样子来发射卫星了（祸兮福所依，古人诚不欺我也）。而冯布劳恩用尽全力花了近60天才让“丘辟特C”具备发射能力并于1958年1月30日发射成功（牛人毕竟是牛人呀），将军们的腿碰倒了凳子，纷纷争先与冯布劳恩握手拥抱。当晚，白宫举行盛大的庆贺仪式，艾森豪威尔亲自为冯布劳恩颁发了美国公民服务奖。于是冯布劳恩一夜之间成为米国的英雄，奠定了他在米国航天界的地位，从此没人敢在航天上向他挑战了，下面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顺理成章的归他领导了，他也因此成为米国的航天之父了。
从这个过程来看，冯布劳恩的米国航天之父的路，是极其艰难和幸运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无可挑剔的人选。
有人说为什么冯卡门没有成为米国航天之父呢？原因很简单，冯卡门是1881年出生的人，到1951年时已经70岁了，不可能再去当工程项目的主管了。
钱学森是米国第一枚火箭的仅次于总设计师－－他的老师冯卡门－－的最重要的设计师，在理论研究等方面应该超过冯布劳恩，最起码也不比冯布劳恩差，他承担实际大项目的杰出能力在后来的新中国导弹火箭计划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要知道，当时中国的情况比米国差了不知多少倍，在中国领导项目的能力远大于在米国的要求），再加上他起草过米国军事科技远景规划，米国海军（这是前期米国太空计划的老大）主管太空计划的次长一直直接负责钱学森的研究，是钱学森的强力支持者，还有他培训了米国军方第一批导弹火箭人员，别忘了是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总统首席科学顾问的杜布里奇邀请钱学森出任喷气推进中心（JPC）主任的，因此除非他不想参与实际的项目研究，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为米国的宇航之父－－－－唯一的阻碍就是研制火箭失败。
附录2
前面写了“tg虽然不土，可不明白、不了解的科技方面当时还很多（当时缺人才呀），那时刚建国，各种事情多如牛毛，还没有工夫去了解大洋的彼岸有什么有多少顶尖科学家可以收编”，细查下来，这句话还是有问题的。
tg在这之前就注意到大洋彼岸的科学家了，注意到钱学森了。
早在30年代，tg就派人去做交大学子的工作了，钱学森35年去米国之前，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保证学成回国服务了。当然，那时工作的重点在于吸引进步青年，扩大党的影响。故钱学森的保证更多的该看成一个爱国热血青年的应有表态，tg也并没有过多的关注钱学森。但钱学森当时已经看了相当多的GCZY书籍，成为一个进步青年是不争的事实，到米国后钱学森和米国共产党无比亲近就是证明。
钱学森成为冯?卡门弟子后的第二年－－－1937年6月下旬，冯?卡门在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之后第二次访问了中国，应邀到清华大学讲学，受到极高的接待。
KMT政府得知之后，邀请他往南京探寻中国制造飞机一事，陪同人员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航空研究所所长顾毓秀教授。冯?卡门在南京会晤国民党政府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后，去庐山受在“夏宫”避暑的空一格夫妇的接见，当他从南京乘专机到达九江机场时，钱学森的老师、清华大学王士倬教授乘另一架专机到达那里迎接冯?卡门。在和花生米会谈发展航空工业之策时，在座的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此中国的航空界顶层知道有一个叫钱学森的清华大学公费生（当时留学米国的庚子赔款返还部分是用清华名义发放，即考上公费留学名额的同时也变成清华的学生了）正在冯?卡门手下学习。
1947年于9月钱学森功成名就（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后回国探亲，与可以说是指腹为婚的蒋英在上海结婚。钱学森的父亲和蒋百里是一批留学泥盆的，关系相当好，于是就按传统订了娃娃亲。有诗云“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于是胡适邀请钱学森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或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等职。当然此事没成，后来来自科学界的说法是主管的KMT官员们觉得钱学森太年轻了，故没有同意，而冯卡门的说法是钱学森拒绝了。详细分析起来，胡适本人极端对米国有好感，是一个精神上的米国人，现在有这么一个在米国顶尖大学留学、师从米国顶尖科学家、在米国顶尖大学任教授、取得米国都赞叹的巨大的学术成就的留学生，那胡适他还不嗨到天上去，故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或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实在太对胡适的胃口了。而这个太年轻不可能只是主管的KMT官员们的看法，清华、交大的教授们大抵也是如此，毕竟科学界也是讲论资排辈的，就是55年钱学森回国后，拥有全中国科学界无人可比的世界级成就、名气的光环，仍然是论资排辈，这个情况连tg都对此无可奈何，至于现在，则更严重了。于是钱学森很聪明的拒绝了这项邀请，当然同时主管的官员们也在科学界的压力下不同意这项邀请。但不管怎么说，钱学森的名字，此时在中国科学界已经很有名了。
正在逆天的tg，在建国前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建设这个国家了，于是钱学森进入了tg的视野。
1949年5月底，钱学森收到葛庭燧（金属物理学家，与钱学森同在加州留学，后来的中科院院士，49年底回国）转交的在曹日昌（心理学家，tg地下党员，时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系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的信，信中说“北方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
但是，tg以往百试百灵的情报工作这次失误了，虽然当然时的国内基本没人知道钱学森是搞导弹的，但当时的钱学森是米国媒体的宠儿，他在搞导弹并获得巨大的成就并不是秘密，导弹的前途与威力一直吸引着媒体的目光。结果信中却是说让钱学森搞航空“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但这也表明，钱学森的名气在国内已经相当大了，大到tg希望他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如果当时知道钱学森是搞导弹的，而且到了那个程度，还和米国土星共同体关系密切到被认为是秘密党员的地步，那封信很可能就是太祖或周公以tg中央的名义发出，同时附上钱学森的父亲、老师等一切他亲近的人的劝归信，由社会调查部的超级王牌特工前往加州理工帮助钱学森潜逃回国，钱学森也就不用遭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了，我们今天就可以欣赏远比007精彩的电影－－－《夜幕下的帕沙迪纳》。
由于犯了这样的错误，这封信只能感染、坚定钱学森的回国决心，但对于一个还没有决定是否回国的人用处则不大，正如我是干工控的，要是有老板说为我留了一个非工控的常用软件开发职位，我会感激这个老板，但不会立马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投奔他的。所以说，一直以来，钱学森的回国一直宣传是钱学森自己的伟大，而没有宣传成tg的社会动员工作的成就，就是如此。但tg注意到钱学森也是事实。
不过，这也引出一个话题。长期以来，国人总说，航空水平不行是因为航空中没有钱学森。那么现在历史告诉我们，钱学森还真可能会成为中国航空之父的，如果他当时突然对航天产生厌倦，决定回归他的老本行航空。
附录3
钱学森是自己主动决定回国的，这是无可置疑的。要搞清楚钱学森回国的全过程，还是很复杂的，毕竟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传奇故事，非常曲折，有亲情，有国家机密，有间谍，有闹剧，有大国较量，一切吸引人眼球的因素都在其中，就向一个悬疑片一样，不到最后，谜底不会揭开。
钱学森还在交大时就已经看了相当多的GCZY书籍，成为一个进步青年，和tg有接触了。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进步青年，但学成之后回国服务这个想法对那个年代的进步青年来说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
到加州理工投入冯卡门门下后，钱学森参加米国土星共同体加州理工支部（著名的122支部）领导人威因鲍姆组织的读书会－－－米国土星共同体拉拢同情者和发展党员的渠道，读的书就是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名著《反杜林论》，这个读书会中就有组织“自杀俱乐部”的马林纳。说起来，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PL）前身的5个创立者中，就有两个重要人物是土星共同体成员，组织者马林纳（后来出任喷气推进实验室第二任主任）和唯一的理论家钱学森（后来出任喷气推进实验室喷气研究组组长,可以说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实际主任）。这个读书会的成员还听了米国土星共同体总书记白劳德到洛杉矶的多次演讲。因此后来钱学森也被米国移民局看成米国土星共同体的秘密党员。
1948年开始，随着国内形势的明朗化，tg夺取政权的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钱学森先后辞去了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等职（这两个职务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辞去的，一直到49年才辞掉），因为这些军方的直接职务极其敏感，不先辞去并冷却一段时间后，钱学森肯定是回不了国的。48年底家竺可桢到美国访问，礼聘钱学森到浙江大学执教，钱学森同意了，但由于这个原因就没能回成。
1949年5月时，钱学森接到tg递过来的橄榄枝，但仅起到感染、坚定钱学森的回国决心。
在1949年，钱学森辞去了军方的职务，申请米国国籍，并与秋天接受了JPC主任的职务。
对于这个申请米国国籍一事，必须的多说一下。1954年前，中国是允许双重国籍的，且认为两者有冲突时中国国籍为唯一代表。大家熟知的萝莉党党魁兼民国国父孙大炮就拥有米国国籍，据说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嘉树也拥有美国国籍（大部分相关资料都说宋嘉树拥有，有一些说他没有申请，不过看他的经历和在20世纪初的行程看，应该是拥有）。因此，钱学森不论是否获得美国国籍，对他的爱国心没有一点影响。
而且在当时，连tg都还对米国抱有幻想，要不然太祖也不会写《别了，司徒雷登》的。谁能知道第七舰队就会驶入台湾海峡，中米两国要开始长期的对峙呢？因此，当时米国并不是中国的敌人，申请米国国籍不代表这个人投入敌人怀抱。
至于钱学森是因为申请米国国籍被拒绝后才决定回国的，则更是一个可笑的看法。在当时，对于中米两国的国境线是很宽松的，社会上层人物去米国不要太容易，在早一阵子，连护照都不要，都是战争时才发的。对于钱学森这样的人物来说，米国国籍仅仅是让他方便一些，如果没有后面的迫害和中米对抗，他回国以后，还是会有时到米国探亲访友、游玩什么的，这不要太正常，最起码，冯卡门和他的关系亲如父子，还有那么多多年的同事。就是当时在米国做冷板凳的冯布劳恩，也是在50年代中期才申请的，这还是因为在麦卡锡主义后，军事项目只有米国人才能参与了，而只有米国才可能给冯布劳恩发展他才能的地方，这不是说冯布劳恩水平有多高，而是当时能玩航天的就米毛两家。
说实话，对于即将的米国总统首席科学顾问请来出任加州理工教授和喷气动力中心（JPC）主任，参与着全美最机密的太空计划，对他的研究的直接负责人就是主管全美太空计划的海军次长的世界著名科学家，我不认为米国国籍对他有什么重要意义，唯一的好处就是方便点，仅此而已。苍蝇们自己无能，或是没有头脑，将一个米国国籍看的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却以为那些无比优秀和杰出的人也跟他们一样想，这就像故事中一个三餐不保的人认为皇帝一定每顿吃的都是大白馒头一样可笑。
有人说了，钱学森获得炸药奖的米国侄子也那么看。这也不奇怪，他在米国长大，受的教育是米国是天堂，其它国家是地狱。加上这些年来很有一些国人为了米国国籍低三下气什么都肯干，故他得出这样的看法一点都不奇怪。
关于接受喷气推进中心（JPC）主任职务，钱学森的本意是辞去报酬丰厚的军方职务后，在回国前需要过一段冷冻时期，这时接受喷气推进中心（JPC）主任一职经济上相当划算，虽然喷气推进中心（JPC）研究的航天科研是军事机密，但要求并不高，理论上辞职就可以走了，马林纳这个米国土星共同体成员就是辞去喷气推进实验室（JPL）主任一职后就跑巴黎去了。但很快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第7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军事科研学者就不能说走就走了。
因此，当海军次长金布尔的那个著名电话一打后，麦卡锡主义对钱学森的迫害就是连金布尔本人都无法阻止的了。钱学森的这个选择只能说明麦卡锡主义的残暴是常人完全无法预料的。
在49年年底，钱学森接到父亲钱均夫从上海发来的信，其中说“为父之见，生命仰有根系，犹如树木，离不开养育它的一方水土。唯有扎根于其中，方能盛荣而不衰败。儿生命之根，当是养育汝之祖国。‘叶落归根‘，是报效养育之恩的典喻，望儿三思。.......近日自觉胃病益加沉重。医生敦促，需做第二次手术。为父担心就此不起，。愿早日见儿一面。”。对此，钱学森回信说，他本人也正在紧张的准备之中，一旦办完交接，就可立即回到父亲身旁。
这个回信完全不符合钱学森做的回国计划，因为这时钱学森回国的心态开始变的急躁了，任何一个有点良心的人都完全彻底理解钱学森的这种急躁，但这个急躁的心态导致钱学森不再按以前的回国计划行事，从后面钱学森的回国的具体举动就可以看出这个急躁心态。虽然急躁，但由于当时蒋英怀孕了，按钱学森的女儿出生时间算，此时已经怀孕3个多月了，而当时米国到中国的交通，不论海运还是航空，都还不是很方便，故再急躁钱学森都只能忍着。
在能回国之前，钱学森开始四处鼓励在米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和人相约在国内再见。
1950年6月6日，麦卡锡主义终于注意到钱学森了，米国联邦调查局两名调查员搜查加州理工学院校园，他们向钱学森宣读记录，指控钱学森在1939年曾是米国土星共同体帕萨迪纳支部“第122支部”的成员，并要钱学森揭发威恩鲍姆。钱学森否认并拒绝了。
7月，米国审查机构因为上面的土星共同体问题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国家安全许可证”证书，这意味着钱学森不能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而此时钱学森的女儿钱永贞出生了。钱学森觉得回国的机会来了，他于是找到加州理工校长杜布里奇，表达“不是我不干了，而是你们不让我干了”的意思，并请假回国探亲－－－这个借口还真不错，要说自己彻底回国就麻烦了。
但杜布里奇安慰钱学森，提出让钱学森暂时担任加州理工的数学教授，并给钱学森介绍一个律师去要回许可证书，然后继续担任JPC的主任。这钱学森当然不答应。
这事的影响相当大，杜布雷奇马上给当时在欧洲帮北约建立空气动力研究机构的冯卡门写信说了这个事。冯卡门立刻写信给钱学森，表示他对此感到震惊，并告诉钱学森，他将为他做他所能做的一切。同时杜布雷奇和很多要人都出面和军政两方的高级官员会面，声援钱学森。
钱学森买好回国机票，将行李打包托运给“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后，于8月下旬去五角大楼见海军次长丹尼尔.金布尔，进行告别，也可以说是走一个工作上的过场。
在这个历史的传奇故事中，我们经常看到丹尼尔.金布尔这个名字，和一般人想象中不一样，丹尼尔.金布尔和钱学森关系相当相当的好，他亲自对钱学森在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是钱学森的绝对支持者（在米国，任何一个科学家要在军事项目上取得成功，必须要得到高级官员的支持。冯布劳恩就是得到米国陆军主管导弹的官员的支持才咸鱼翻身的），他对钱学森在科研项目上从来是彻底的支持。因此，不论公私两面，去见金布尔都是必须的。
金布尔仍然用杜布里奇的建议来劝说钱学森留下。钱学森没有同意，仍然坚持回国。于是在钱学森离去后，金布尔打了那个著名的“5个师”的电话。金布尔事后解释说，他当时十分紧张，因为他清楚的知道钱学森的价值。在6月25日，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第7舰队已经驶入了台湾海峡，米国人清楚的知道红色中国不会屈服的。
于是当钱学森全家乘飞机到达洛杉矶－－－回国的越洋航班的起点，一下飞机就被移民归化局的总稽查朱尔截住，宣布了由司法部驻在移民归化局的执行法官签署的不准钱学森离开美国的命令“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可能被利用来对付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
在下面，大家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米国移民局一心要证明钱学森是米国土星共同体成员，但如果证明了的话，对钱学森的处罚却是驱逐出境。然而，一旦真的开始处罚钱学森后，却是禁止他离开米国。这其实是因为，钱学森没有触犯任何米国法律，米国人必须要找出钱学森犯法了，然后才能在大众面前冠冕堂皇的将钱学森扣在米国，至于按法律的处罚是将钱学森驱逐出米国，这在强权面前一点用都没有。米国人只是要钱学森有罪名而已。钱学森表面看起来赢了官司可以正大光明离开米国，输了是被驱逐出米国，好像无论如何他都可以离开米国，不认罪打官司反而会耽搁他回国，但实际上，不论输赢他都不能离开米国。
下面就是一场闹剧了。
米国洛杉矶海关的法官哈里逊下令，非法扣留了钱学森装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的全部行李，包括800多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一大批联邦调查人员涌到洛杉矶港口的仓库里，打开板条箱发现这些书籍时，宣称“里面一定藏有机密材料。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共产党的间谍。”并马上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稽查人员查获有密码的书籍、照片、草图、负片的底片、记录以及大批有关火箭研究的技术资料。”。米国太空领域的带头人、媒体的宠儿居然是外国间谍，这可是一个超级重磅炸弹。于是，“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这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出现在米国新闻界。后来发现，认为是“密码”的文件，原来是一本数学对数表。
米国司法部长就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逮捕令，但又没有马上执行。因为当局想尽办法要留这个人在米国，而逮捕令却要求把他从米国驱逐出去。
终于，钱学森被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和稽查比尔.凯沙以“企图运输秘密的科学文件回国”为借口逮捕。然后就是折磨和迫害：不许他和任何人谈话，每天晚上每隔十分钟跑进室内开一次电灯，看看他在做什么，使他无法休息。钱学森的体重在短短的15天内减轻了13.5公斤。钱学森被放出来时，连话都不会说了。
当然，有人说了，这没什么呀，渣滓洞对烈士们的折磨远超这个。但这些折磨对任何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一个普通人而言，是毫无疑问的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
再往后，是闹剧般的审判，其中又是叛徒，又是威胁，又是收买，又是伪证，比一切电影上的法庭大片都精彩。米国移民局一心要证明钱学森是米国土星共同体成员，虽然我这个后人无论如何看，钱学森都像是米国土星共同体成员，但到最后米国移民局也没有找到证据，直到今天都没有找出任何证据。那个化名叫“约翰?狄克”的米国土星共同体成员到底是谁，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谜。
最后，钱学森被判驱逐出境。但同时又插进决定：根据以前的一项禁止出境的命令，这项驱逐令暂缓执行，钱学森必须在监视下留在米国。这就是钱学森的必然结局。
后面的情况前文已经写了，这就不再重复了。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不论钱学森如何选择，他都不可能比历史上早回国的，他都只能等着tg用米国的战俘飞行员换回来。当然要是如前面所假设的那样，tg知道钱学森的详细情况，于是在49年就派超级王牌特工前去帮忙，那倒是非常有可能49年年底钱学森就潜渡回国了。
而米国土星共同体“122支部”的负责人威因鲍姆被判处四年徒刑。马林纳则很聪明，当麦卡锡主义还刚刚露出苗头时，他就辞去喷气推进实验室(JPL)主任的职务，到巴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最后干脆当一个画家了。
丽人jj好，可以谈谈火箭在空中微调变轨（神舟飞船的意义）的意义吗
人民元发表于2010－4－812:14
这个问题很复杂的
任何一个具体的技术进步，一般而言，有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两个组成部分。
关于短期作用，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比较清楚，比如松鼠MM应该就非常清楚，本FC只能瞎说一气，比如有：
精确的轨道定位。
不是精确的测出航天器的轨道，而是让航天器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一点大家一般能注意到的是导弹的命中精度的提高，虽然导弹一直有制导系统，但制导系统指着的目标发动机或者控制面却不一定能让导弹很准的对着它，就如你开车，你就是制导控制系统，但油门和方向盘很死，不能微调，会如何？
还有，导弹中段变轨时，如果能微调变轨，那么反反导时就不怕降低精度了，这就像你开车，如果不能微调油门、方向盘，你就不大可能左闪右躲之后还能将车准确的开入一个狭窄的车道中。
或是运行中将轨道漂移控制在一个极小范围内，看起来就像没有漂移一样。比如刚发射的海洋卫星，因为探测目标的体制，三颗之间对相对位置要求就很高，这时微调轨道就非常有用了。
以上是本FC是瞎猜，到底用不用这个技术，具体的技术人员是对工作条件、运行情况、精度要求等根据计算、模拟后决定。
至于长远而论，这是以后的航天必备的技术。就如现在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一样，它们相对传统的三相电机而言，关键就在一个精确运行（转速和定位），但它们的相对传统三相电机的意义，就是翻天覆地的大。
五、炼（一）
前面提了火箭工程中那些星光璀璨的科学们，然而，仔细看除了钱学森外他们的简历，大家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在建国前他们基本没有实际的工程经验（不仅仅是火箭的，绝大部分行业都如此－－－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此处不算tg建国前队伍中的某几个牛人，比如李强，他居然在30年代以其在无线电研究成就成为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基本套路就是留学、后回国任教。
就是工作过的，绝大部分也都是作为一个普通科技人员参与到项目中去－－－这样的人还居然是当时tg手上最能拿出手的人才。而最能让大家津津乐道的他们的学历，其实只是表明他们受过一定的科学知识的培训而已。科学知识的学习，从来不表明学习者一定会取得成功。按现在做类似事的看法，钱学森领导的是一个标准的草台班子，是来马扁银子的，按现在的传统，大家可以尽情的嘲笑和鄙视，说他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等着看他们丢人现眼。
如果我们因为他们的学历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可由于他们只占他们学习的米、毛、欧等大学每年毕业的博士数量的一个极小极小部分（更不要提米、毛、欧还有很多的其它世界顶尖大学），那么我们只有得出米、毛的星际舰队已经踏上星辰大海的征途，正在以曲速9级飞往阿尔法星系和天顶星人会战这样的结论才合理。要不然，就只能说他们都是天才，而他们的同学都是白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两种结论前者是幻想，后者彻底的是弱智。
就算tg拥有钱学森，米、毛却除了拥有冯布劳恩和科罗廖夫这样的天才外，还拥有大量次一级的天才人物，而那些次一级的天才人物，随便哪一个拿到当时的中国来都是远远远远压倒其他所有人的存在。而且，最重要的是，光凭一个顶尖天才是干不出什么的，正如3哥的顶尖科学家在tg建国前已经和爱因斯坦一起将名字刻在物理学的圣殿上了，但是数十年后的3哥，却是大家嘲笑的对像。
在航天上，事实是，比人员、比物质，中国远远落后与米、毛，差距可以说是无数倍，而取得的成就和米、毛相比的却是一个必须重视的尾随者，就如长跑比赛，中国在tg带领下起跑时，已经落后米、毛远超过不知道多少个马拉松赛的距离，然而在经过30年的赛跑后，大家惊讶的发现，中国居然出现在米毛的身后不远处了，已经初步具备挑战这两个冠军的实力了。
这就宛如狗血的励志剧：一个家庭不好、身体先天不足，走路一瘸一拐的少年，靠在餐馆打工为生，一天发现两个身体健壮的同龄人，家境富裕，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居然还是历届奥运百米赛金牌的交替获得者。于是下定决心，要学习，要能站到奥运百米决赛的赛场上去。他更加努力工作挣钱好能上学校，任何休息时间都拿来自学，用尽各种方法锻炼自己的身体。终于，多年后，当那两个一直星光闪耀的少年以前两名的成绩从大学毕业，仍然是奥运赛场的冠军时，当年那个看起来永远无法出头的少年，毕业成绩在排行榜的前列，而且，居然也站到奥运的百米决赛领奖台的铜牌位置上了！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JY和砖家们强调的是，中国居然还落后与米毛欧，实在是没有指望呀，中国这艘大船的组织管理者应该上吊自杀来以谢国人。不过，按同样的理由，米毛欧岂不是应该挫骨扬灰1万遍了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拟补了这让人绝望的巨大的差距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在这个世界上每天不停上演的企业悲喜剧中都可以找到。
虽然我个人不喜欢日系车，但作为一个大家熟知的列子，就以米国和泥盆汽车行业来说吧（虽然不是非常贴切）。
泥盆2战后，发展汽车工业时，凭什么和强大的米国通用、福特等巨无霸比？比科研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比试验设备？比机器设备？比科研投入？这其中任何一条通用、福特们都甩开丰田们NNN条街。
看起来，通用、福特们将永远统治汽车的国度。
但丰田们靠自己的企业管理－－－如丰田管理方法，靠历任社长们的各项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车子一定要造下去，靠资金的保证－－－欧米恨之入骨的企业和银行不讲经济原则的勾结，靠正确的技术路线的选择－－－低成本、省油、吸引人的外型设计，靠丰田们员工的努力奋斗和奉献－－－闻名世界的工蜂们（包括工程师）的过劳死，靠面对错误的百折不饶－－－最近的一次就是"刹车门"（还未结束，个人希望丰田就此完蛋）。于是数十年后，泥盆车占领了米国市场，当年看起来不可一世的通用、福特们却不得不为生存而战了。
tg的航天，从一开始起步，面对的困难就远比泥盆的汽车工业多NNN倍，就是女佣国明天宣布搞空天飞机，它相对的客观条件都远远强于当年的tg。除了太祖为首的土星共同体坚信一定会成功之外，国内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能从内心相信，学的知识越多的，越不相信。就是tg内部，除了太祖等极少数人外，那些所受教育越高的，也越抱有怀疑态度－－－如果不是内心反对的话－－－笑贫就是其中的典范－－－但也是特列，因为笑贫学历恰恰是tg领导人中最低的几个之一，这点其实可以从他们最早的计划和相关言论中看出端?。
其实，这很好理解，越是学的多－－－不是透，越是容易被科学吓到，越是会被别人的物质条件震撼，转而否定起自己。而中国当时的专家们，包括绝大部分顶尖专家，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水平也就是justsoso－－－如果评价高点的话，而且他们的数量还那么少。加上，中国在过去的100多年中被来自西方的工业力量打的一败再败，精英们早就拜倒在西方的工业力量脚下，没有人能相信国家能在这上面追上西方并超越－－－如果不是仅仅自我鼓励和宣传的话。
因此，信心就是第一位的，可信心从何而来呢？
土星共同体当时宣扬的“苏联老大哥建国多少年就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努力就会如何如何”，以及“长征那么困难都过来了，米国人那么武装到牙齿都在朝鲜被我们打败了，我不信就搞不出来”等言论固然给普通土星共同体成员和百姓以信心，但从逻辑上讲，却是站不住脚的，更不可能在进入实际工作后（这时要了解各方的客观条件了）给人以长时间的坚持。任何一个就此相信的人，可以被现在的冷静党直接批成粪青，用数据砸死。只不过当时的tg，挟朝鲜战争之神威，镇住了潜在的客观党，因为朝鲜战争按类似的看法也该是大米在天安门举行阅兵来标志结束－－－结果却是传统军事推理所不能接受的。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来告诉大家，我们能成，而且这个强有力的理论还能在大家的身边找到实际的例子，而且是按照这个理论搞出来的，从而让大家在绝望时又看到希望，能鼓足干劲继续前行。
这个理论科学家们给不出，因为按他们熟知的已有例子是不存在的，泥盆的明治维新好像占一点边，可细究起来，确是大不一样。泥盆那个年代，科技还木有发展到那么高的高度，而且泥盆发展时的国内条件相比国外的情况，相对于tg，要好上N倍。
如果木有这个信心的话，从科技人员到工人仍然会干下去，不过这样的话，再加上领导在此之下的决策，遇到难题，放弃的可能就是十之八九，3哥就会成为我们的榜样。后30年，其实很多地方就有很多侧面这样的情况－－－如果不算那更糟糕的春天的10年的话。
这个理论，最终是太祖给出了，虽然他给的是哲学层面的（如《矛盾论》、《实践论》等）、全局性质的（如《论十大关系》等）以及一些具体工作方法方式（如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等），但能说服人。于是大家就可以看到，在那时，不论是搞农田建设还是搞导弹原子弹，大家居然都在学太祖选集，引用其中的理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太祖的理论，必须要能和实际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否则就是空对空了。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科学家按这个高度的理论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不是说具体的科研按太祖理论来－－实际也无法按这个来，因为太祖的理论中毕竟没有告诉大家如何去设计导弹、原子弹、飞机、汽车，那是具体的设计手册的活－－在大家的常规思路无法解决问题时，以太祖理论为最高指导，结合提出具体的科研思路。
这个任务历史将它落在了钱学森的身上。
为什么钱学森能做这个任务，这和他在加州理工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一是他本人在加州理工时，在思想上是米国土星共同体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非常了解。二是他本人学识极广（前面已有论述，而且在加州理工时连相对论的课程都非常杰出），对哲学非常感兴趣。三是他本人可以说是工程控制论的奠基者，而控制论一开始就是面对于社会领域的，钱学森将之变成有物理世界的支撑后，对将其回用到社会领域感兴趣是极其正常的－－后来钱学森为此搞了系统工程这门学科。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学森的成绩威望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家中是最高的，由他来，说服力最强。
中国的航天工业（包括其它行业），就在这种情况下起航了。
PS：
说句题外话，伟大的科学家没有不玩哲学的－－－或则说，不玩哲学的成不了伟大的科学家。牛顿的最伟大的成就－－－牛顿3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发表时的名字叫《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爱因斯坦和玻恩等人开展物理史上最有名的论战－－－关于量子力学的大论战时，不论薛定谔的猫还是上帝不掷骰子，哲学都深深的掺杂在中间，更不要说后来的物理界对量子力学的种种非经典解释了，如科幻片中出现的多重世界理论。
对征服自然的科技人员来说，没有对宇宙与人的思考，才是让人不可思议的。
tg多年来的哲学教育的确成在极大地问题，对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以及大众，要么太教条，没有吸引力，要么干脆乱教一气。如果说前30年是因为刚发展而只能这样的话，那么后30年完全是没有眼界－－－如果不说更难听的话。
现在tg高等教育水平低劣、没有大师之说甚嚣尘上。这有一定道理。就算不说开创性思维（这不仅仅是哲学一个方面），不能从大的宇宙观到小的人生层面来糊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产生顶礼膜拜的感觉。商品经济的年代嘛，同样的商品，包装好的就显得档次高，想成为高水准的人才，自我包装也是很重要的。
本FC在学校时，有幸听过泥盆一顶尖大学（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好像是早稻田）搞超高精密加工的世界级巨牛的讲座。说句题外话，本校的老师们当时忙于自己外接的项目，于是就将俺们本科生给拉去凑人手了。他一开始谈的就是“人”这个字，强调手在字上的表现，从参观北京人遗址、甲骨文说到敦煌，最后才谈到精密加工。那个说的呀，云里雾里，让人两眼冒星星，感觉先进科技国家的教授就是不一样，那水平真是高到极点。现在细细想来，在专业上，他的确没有说什么俺们没听过的东西，但当时感觉，他说的每一点就是深刻，让人耳目一新呀。
相比之下，本校也有一搞超高精密加工的巨牛，也是世界级的，可听他的讲座和上他的课，就木有那个感觉，只觉得是他的水平高（因为成绩摆在那嘛），别的，没感觉了。
另外再说一点，泥盆那巨牛谈到他选择这个方向时，谈的理由是，2战泥盆战败了，他反思认为失败的很大因素是泥盆的工业母鸡加工能力不行，产品粗制烂造，于是选了这个方向。
俺们那个巨牛，谈及为什么当年搞这个将目标订那么高时，原因是当年他的同学参与土鳖到西德采购世界最高精度的类似产品，交钱后却被巴统给禁运了，他的同学回来知道他在搞类似的东西（当时订的精度指标一般），于是将情况告诉了他，他奋而提高了指标。
后发国家的动力，总是离不开这样的因素。
向楼主请教一个问题：80年代初上海全部工业设备中解放前的设备能占多大的比重？
忙总说当时上海全部工业设...
80年代初上海全部工业设备中三四十年代的老设备占一半左右？
这是何等弱智的脑袋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说个最简单的：
解放前，中国的工业简直就是一张白纸，全中国总共也就几十万到百万产业工人（工业行业），而且，就是将建国前全国的工业设备全部集中到魔都，它们的产能能比得上80年代初魔都的产能的一个小指头吗？
更何况，这些设备不会随时间报废吗？
的确存在过设备用上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种情况下，设备不知道被大修多少次了，这该如何算？
而且，这样长寿命的设备是很少的，主要集中在冶金、动力（主要是锅炉）、有轨交通、轮船等方面。这些方面设备占总工业设备的数量是很少的。因为这些方面技术升级带来的设备更新的紧迫性不高。
占大头的各类机床、纺织机械等，恰恰是对技术进步最敏感的，用3、40年代的设备能撑起魔都80年代初的工业生产能力，只能说：80年代初的魔都工人是天顶星人，而包括米毛欧泥盆在内的全世界的其它工业强国的工人都是弱智加白痴。
向马亲王致敬！祥瑞御免！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老先生没有抵挡住马亲王的祥瑞之气，在北京不幸去世，享年98岁。
帕萨迪纳1955[马伯庸]于:2009－09－0402:28:09
1955年9月1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帕萨迪那港。
帕萨迪失去了往常那种旖旎的风景，海滩上惬意懒散的度假气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战争逼近时特有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属于阿拉曼、斯大林格勒、诺曼底和易北河，但不应该属于帕萨迪纳。
也许今天会是个例外。
在海滩和市区里，慵懒的游客早已不见踪影，到处都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回奔跑，他们扛着油光锃亮的加兰德步枪，唱着属于自己连队的粗俗歌曲，仿佛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他们畏惧的。
成队的M4谢尔曼轧过为游客修建的棕榈便道，沉重的履带挤压着不幸的路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它们巨大的钢铁身躯在市区略显臃肿，不过驾驶员高明的技术弥补了这个缺憾。几十门155毫米榴弹炮在市内各个临时构筑的发射阵地高高挺起，漆黑的炮孔对准了进入帕萨迪纳的3号海滩公路。在更远的地方，是成片的铁丝网与沟堑；那些貌似平坦的野地里，数万枚地雷平心静气地埋伏在地下，期待着有大发雷霆的一天。
一阵低沉的轰鸣划过维克多。欧文的头顶，欧文抬起头，辨认出这是一队B24轰炸机，它们摆动着宽大的机翼，腹部微微倾斜，在天空划过一条斜线，随即飞远。欧文不禁心想，在帕萨迪纳附近部署这样的大家伙，白宫那些人以后不打算来加州度假了吗？
在他的身后，一个“麦琪与麦克”冰淇淋店被临时征用作为指挥所，繁密如蜘蛛网的电话线顶替了奶油松仁冰淇淋的位置，和蔼可亲的店员被一大群严肃的参谋们取代，他们在作战地图上不停地标记，然后抓起电话大吼，确认每一个单位是否进入指定位置。
冰淇淋店再向前五百米，就是名闻遐迩的帕萨迪纳港，也是本次作战所需要保卫的目标。此时港口里空荡荡的，只有一条大客船懒洋洋地飘在码头旁边，就连船上的星条旗都显得萎靡不振，船舷上写着“克利夫兰总统号”几个字。
“欧文少将，您的电话。”一位参谋跑过来。欧文把烟卷从嘴边挪开，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老维克多，好久不见啦。”
“嗨，威斯德克。”欧文淡淡地回答，顺便吐出肺里的最后一口烟。
“这次你们第三装甲师也来凑热闹了吗？我看到你们的番号了。”
“不只是我们，你还会看到更多的老朋友。第六、第十二、第十六装甲师，他们都来了。”
“我的天！这是一次老兵聚会吗？你看到雨果和理查德他们了没有？”
“没有，他们大概是被部署在了更前沿的地方。这次我们第三师是总预备队，兼港口防卫队。”
“就象对付德国人时候一样。”电话里的声音哈哈大笑，然后忽然压低了声音：“你觉得这一次我们是否有胜算，毕竟这是在美国国内作战。”
“谁知道呢。”欧文回答。“你们得加把劲，可不要让我有出场的机会。”
其实他说了谎，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清楚。在这次作战之前，美国海军次长金贝尔特意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善意地警告他这次作战的危险性。金贝尔委婉地表示，陆军的这次举动愚蠢而草率，出于私人友谊，他不希望欧文也被卷进来。
一位海军高级将领给一位陆军少将打电话，这是非比寻常的。但是金贝尔也说了，这次作战本来就是非比寻常的。
挂掉电话之后，维克多心情变的更加糟糕。即使是十年前在莱茵兰，罗丝师长的意外身亡也没让他象今天这样心烦意乱。巴顿将军已经死了，麦克阿瑟将军已经退役了，只有艾森豪威尔将军脱下军装，变成了一位政客。在这个老兵们纷纷凋零的时代，碰到这么一场战争，不知道该不该诅咒命运。
一枚信号弹从远处袅袅升起。
“敌人来了！”一位参谋声嘶力竭地喊道。仿佛为了回应他的话，前线开始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不同口径的火器同时爆发，数千条火舌朝着海滩公路的入口喷射，钢铁暴雨倾盆而下，数万吨爆炸物被抛射到了预定地域，引发的震动与烟尘比起原子弹不遑多让。
整个帕萨迪纳立刻被烟火笼罩，刺鼻的硝烟弥漫到了任何一个角落。
指挥部里铃声大作，各个观察点的情报开始朝着这里汇集。欧文把香烟揉碎，丢在地上，把身子俯到作战图上去，试图想通过地图看清敌人的打算。
“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了！敌人继续向前移动！”参谋报告。
欧文楞住了，这开战才刚刚三分钟。在那里的是威斯德克的第五装甲师，他了解这支部队，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能够用三分钟就突破威斯德克的防线。
那些铁丝网和雷区都是摆设吗？欧文不禁咋舌。
但突破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补救。欧文迅速地下达了几个命令，同时祈祷自己的老朋友最好能扭转这个局面。自从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人都不大愿意接受失败。
战争持续了一个小时，欧文听到的全是坏消息。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六师的防区先后遭到了毫不留情的突破，通讯线路里一开始简直嚷成了一片，但正在逐渐变得安静。那些通信员一个接一个地陷入沉默，每一个呼叫频道的沉默，都代表一支部队的覆灭。
当步话机里最后一个人的声音消失的时候，欧文知道，前面的部队已经全完了――四支装甲师，只用了一个小时――现在防守港口的第三师完全袒露在了敌人面前。
三架B24轰炸机开始了俯冲，然后准确地把炸弹倾泻到了。投弹非常精准，没有一颗炸弹落在第三师的阵地上。欧文和第三师的全体官兵目睹着眼前的三栋大楼被炸弹炸得粉碎，巨大的冲击波让第三师在最前沿的几个观察哨都受到波及。
当烟雾散去之后，他们看到了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这是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他的额头很大，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白色的衬衫上是一道道黑色的烟熏痕迹，脸上还带着几丝腼腆。刚才的轰炸，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这个人的身旁，是许多冒着黑烟的战车残骸，扭曲的炮管和碎裂的车身悲凉地躺在地上。欧文经历过许多次战役，但他从来没见过一辆战车会变成这种形状，好像是被一只巨大的大手握住，然后被狂暴地撕裂。整个阵线就象是被顽童蹂躏过的模型沙盘。
亚洲人对第三师的防御阵地熟视无睹，继续朝前走去，步子不快也不慢，手里还提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
“开火！开火！”
指挥官对着部下喝骂道，整个第三师都陷入了歇斯底里地狂热攻击。在港口和亚洲人之间的有限空间，立刻被热能与子弹充满，即使此时上帝在这里，也会被窒息。
欧文觉得自己的两片嘴唇变得冰凉，金贝尔说的对，这次作战是愚蠢而草率的。第五、第六、第十二和第十六师都挡不住的怪物，欧文不认为自己的第三师能作的更好。
亚洲人拎着行李箱，纵横在枪林弹雨之间，并不时伸出瘦弱的手臂，去拨开那些高速飞来的穿甲榴弹和高爆弹。
“绝对不可以让他接近港口！我们是最后的防线了！”
数十辆坦克冲了过去，试图用身躯去阻挡，用履带去碾压。可那些不可一世的钢铁怪物战车只要一碰到这个卑微的人类，就会立刻高高弹飞，然后被撕扯成两半，科学家们精心研制出来的合金装甲在这个人手里，比弗吉尼亚州生产的棉花还要柔软。
亚洲人选择了一条距离港口最近的距离，走一条直线，任何力量都无法让他偏转哪怕一度。一架恰好放置在亚洲人路线上的155毫米榴弹炮改成了平射，炮口顶在了亚洲人的胸口。亚洲人没有丝毫犹豫，继续仰着头，挺起胸朝前走去。榴弹炮发射了，炮弹在刚刚射到炮管之后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它弹回炮管，然后剧烈地爆炸。整个榴弹炮和炮兵班都被炸上了天。而亚洲人仍旧在继续前进。
在这条直线两侧的第三师官兵们，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当他们手里的武器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依靠什么东西才好。已经有人扔掉了步枪，开始跪在地上祈祷。
欧文冷静地下达了最后的指令：“停止射击，放他过去。”他知道自己已经不能作更多事情了，即使事后要上军事法庭，他也要坚持如此。这场战争不能持续下去。
亚洲人看到对方停止了射击，朝着指挥部的方向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迈步走到港口，在第三师全体幸存者的注视下慢悠悠地踏上克利夫兰总统号。
克里夫人总统号的大副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纳闷地望着这个亚洲人。
“你好，这是下午三点启程去香港的船吗？”
“是的。”
“总算赶得及，这是我的船票和护照，一等舱。”亚洲人露出笑容，把行李箱搁到甲板上，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我从特米那岛过过来的，这一路可真是累死了。”
“长途旅行就是如此。”大副嘟囔道，对刚才港口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欧文一直目送着克利夫兰总统号离开码头，消失在太平洋的远方。他把搜寻其他几个师幸存士兵的工作――如果有幸存者的话――交给副官――自己则在帕萨迪纳市废墟找了一个还没被摧毁的公用电话亭，投入几枚硬币，拨了一个保密的号码。
“喂，金贝尔吗？”
“嗨，维克多，帕萨迪纳那边进展如何？”对方似乎早就在等着这个电话。
“你说的是对的。”欧文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继续说道，“钱学森这家伙，一个人能顶五个装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