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文：张玉萍
迄今为止，关于戴季陶少年时代教养的研究，未能受到充分重视。年轻的戴季陶在其感受性最强的人格形成期负笈东瀛，在生活和学习中，与日本人及日本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直接的接触。这些活动及史上最初的“留日热”现象，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至今却未曾得到充分研究。在考察戴季陶的日本观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他是怎样与日本邂逅？又是怎样与日本接触的？少年时代以来的特殊经历和留学经验，成为戴在众多的留日归国者中形成与众不同的日本观的基础。然而戴季陶对自己的留日经历未曾留下详细记述，其原因或许可从对他的留日生活的分析中找到答案。本章参考有关史料，特别是日本大学的史料，尽可能地阐明其日本观形成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出日本对戴季陶来说是何种存在，日本留学经历对其人生及日本观的形成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一、初遇日本
（一） 少年时期的教育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清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于四川省汉州（成都北部、现在的广汉），名传贤，字选堂、季陶，晚号孝园，笔名散红、天仇、泣民等。戴家祖籍安徽省，后徙迁至浙江省，乾隆末年定居四川省，先祖世代以贩卖瓷器为家业。父亲戴小轩擅长外科医术，母亲黄氏亦精通治疗。戴季陶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幼，从二三岁就开始接受祖父的教育，习读了《幼学琼林》、《唐诗和解》、《诗品》及四书。五岁时能背诵百首唐诗，六岁入塾，背诵以四书为首的书籍，并能基本理解其大意，当时在亲戚邻居中被赞为“神童”。后来他曾作诗写道：“六岁学吟诗，十岁五经毕”，亦曾回忆说：“我从小聪明异乎寻常，在许多儿童当中，要算是第一等的聪明。” 但在五岁时，其父因一件债务案件，入狱二年，家产为此耗费了一半以上。为尽孝道，戴季陶陪伴父亲半年以上，未曾上学，在狱中接受父亲的教育。一家的生计由长兄传薪以在私塾教书维持。
戴季陶在九岁前主要接受的是塾师的教育，熟读了五经,点阅了袁了凡的《纲鉴》、《通鉴辑览》。九岁时，因长兄在汉州纯阳阁开设了私塾，此后戴季陶在传薪那里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九岁学习《春秋左氏传》时，每天早晨背诵三篇约三千字，上午读史书，下午抽默经传100字，稍有差错，即受体罚。晚上学习《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文选》等古文。每月读完一本经书，月末要全部背诵出来。1900年2月至11月戴季陶读完了《左传》，年底用三天时间背诵给长兄听，竟一字未错。几年之内，戴季陶学习了《诗》、《书》、《易》、《礼记》。在长兄的指导下，选读了《文献通考》及《读史方舆纪要序》等国学经典。另外，因当时逐渐开始盛行追求新学的风潮，除经书、史书之外，戴季陶还背诵了《列国变通兴盛记》、《泰西新史》等新书。在自然科学方面，还学习了数学、天文、地理等书籍。1901年，十岁的戴季陶随两位兄长同去参加童试。长兄顺利地考取了生员，戴季陶在县试和府试上都取得了好成绩，但在院试时，因不懂出自《易经》的考题“为大赤”之题意而告失败。
如上所述，戴季陶从幼年时起严格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获得了一定程度以上的教养。后来他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儒学结合起来，进行了新的解释，并在国民革命期以后俨然一个翩翩儒者，这些均与此时期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尤为重要的是，背诵中国古文这种传统的学习方法，对其日后学习日语起到了重要作用。科举考试的失败，是戴季陶人生中最早遇到的挫折，其结果却使他走上了一条新的求学之路。
（二） “新学”之路
1902年戴传薪来到成都，在东文学堂中谋到一份工作，他将十一岁的戴季陶送入同在成都的东游预备学校，戴季陶从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时已成为近代化强国的日本，是众多中国青年向往留学的理想国度。为了留学方便，清政府开设了如同东文学堂这样的日本留学预备学校，很多“日本教习”(日本人教师)相继来到这些学校从事新式教育。东文学堂雇用日本教习教学，并要求学生掌握日语，但学生全部是从各县生员中选拔出来的，一般人没有资格进入。当时被称为“新学领袖”的徐炯（江苏省句容人）对此颇感不满，为希望留日但不能进入东文学堂的人，创设了东游预备学校，且将日文列为必修课。
戴季陶除在此学习日语以外，还跟随传薪的好友、东文学堂的日本教习服部操学习日语。服部颇具汉学素养，且有语学才能，到四川省后未经一年，即可用中文上课。服部特为戴季陶编创了一套综合教育法，即将语法、会话、精读等混合在一起教授。另外，戴还通过服部接触了其他日本人，用日语进行会话交流。这样在十一二岁这个最有利于学习外语的时期，戴季陶的日语水平突飞猛进，渐渐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1903年，戴季陶进入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当时因为地域主义风潮和财政负担，成都各校拒绝接受外省籍的学生，在成都的外省人子弟无学可上。因此官商各界协议，各会馆及官僚、商人集资创设客籍学堂，只收外省籍的学生。这个学校大多数的学生都是举人和秀才，年仅十二岁的戴季陶，凭其优秀的文章获得校长的赏识，遂被破格录取。在这个学校他得到了两位有名的教师丁师汝和赵又余的指导，学业进步很快，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看到中国日益衰退的现状，他和同学湖南沈明汉、陕西梅少和等四人结为兄弟，誓倒满清。此事出于自发，决无外来之动员，亦不知世间有所谓革命党。另外，戴季陶在读《北美战史》时，曾作诗一首，题为“北美少年歌”：“不闻从军劳且苦，但愿热血溅黄土。只手拨开奴隶云，双腕击起革命鼓”，引起周围人的惊讶。
1904年，道员出身的新任学堂监督为奉承四川政界的权势者，将其在学子侄的名次排在成绩优异的学生之前,致使戴季陶的名次受到影响。戴季陶不满其所为，在朔望祭孔的礼堂匾额上，书写“某氏宗祠”四字，以此讽刺新监督视学堂为私物。监督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将戴季陶开除，并以师道尊严为由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省各校不得收录他，此事对十三岁的戴季陶打击甚大。后在长兄帮助下，戴季陶改名进入教会创办的华英学堂，但仅三个月后，即被当局查知，遂又被勒令退学。戴季陶自叹“斯时真为无地可容之学生矣”。此事成为其留学日本的一因。
因两次失去学习机会而陷入苦境的戴季陶，得到了日本教习小西三七的帮助。小西是理学士，曾在日本中央气象台工作。1912年回到东京的小西进入了研究生院。1913年9月亡命日本的戴季陶在亡命期间，经常与之联系，但不到两年，小西竟病死于东京。来华后，成为通省师范学校的教师,并在成都客籍学堂教授物理及化学。当时，日本教习大多通过翻译上课。担任小西翻译的人留日不足三年，且未毕业，误译很多。戴季陶常为其纠正，并在其请假或迟到时，代其翻译。戴季陶的聪明，特别是可以用日语会话，给小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之间开始了亲密的交往。戴季陶被勒令退学时，小西让他住在自己的书房里，并教他物理、化学。恰在此时，小西被聘为川北中学校理科教师，遂向该校强烈要求聘用戴季陶做自己的翻译。因此十三岁的戴季陶被正式聘为翻译，月工资为十四元，在当时就连举人和进士也很难得到如此高薪。由此自信心大增的戴季陶，留学日本的愿望越发强烈，甚至剪掉发辫，向家人表示出坚定的留学志愿。长兄理解其高远志向，说服家人，特别是年迈的祖母，并毅然卖掉三十亩祖田，得到七百元充当学费，于1905年将十四岁的戴季陶送往日本留学。
但是，得知戴季陶将赴日留学，小西却强烈劝阻他说：“君年甚幼，求学外国非所宜。且日本之学术，尚不能独立，高深之专门学问，求之日本为不足。不若刻苦在成都修学，一面设法多得薪资，积之五七年，余与君同赴德国，则所造诣者，当多于今日之留学日本也。”但是，留日心切的戴季陶却未能听从恩师的意见。由此可知，戴季陶完全是靠自己的强烈意志，怀着高远的志向踏上了留日之路。与此相比，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知日家”周作人，与其说是对日本本身感兴趣，不如说是由于受到先去留日的兄长鲁迅的影响，对象征着“外面的”、“新的”、“进步” 的世界——日本产生憧憬之意，从而希望留学日本。再有，同为“知日家”，并于日后成为军事思想家的蒋方震亦非因自己的意志，而是由于恩师的援助，作为偶然的结果而东渡日本，这些与戴季陶的留日原因形成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戴季陶最初要走的也是中国传统的科举之路，但因童试失败，转而接受新式教育，并开始学习日语，通过与日本人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对日本文化有了一些了解，从而憧憬拥有先进的近代文明的日本。戴季陶尽心于学校的翻译工作，为日后成为孙中山的翻译打下了基础，并培养了自信心。他在进入东游预备学校开始学习新学之前，与大多数留日学生的经历相同。但是，在被勒令退学、陷入苦境时，救助他的是日本教习，因此他又得以继续随其学习新学，并进而对日本产生了好感。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科举废止，留日热潮兴起。而戴季陶因在四川省内继续新学之路已断，因而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对他来说，在谋求个人的成功及振兴家业方面，均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因此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留日之路。
二、留日热潮的酿成
（一） “师夷制夷”
甲午一战，大清帝国惨败于日本，中国朝野为之震撼。有识之士明确地认识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的结果。在当时的统治阶层中，最早建议出国留学的是刑部右侍郎李端棻，他在1896年5月的上奏文中，提出了包括“选派游历”在内的五条措施，总理衙门的覆奏强调经济困难，很难推广。再有当时的驻日公使杨枢在奏折中写道：“盖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壹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如此，中日两国国体的同质性受到了重视。
清朝政府开始积极推进派遣留日学生政策，实际上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901年1月29日，逃至西安的西太后发布变法诏书。与此相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提出“变法三折”，建议设学校，废科举，奖游学。同年9月17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命令，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国，对学有所成的学生给予优遇。之后，清朝中央及地方当局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1902年，由总理衙门改组的外务部制定了出洋游学办法章程，除政府派遣的许多官费留学生以外还提倡自费留学。1903年，张之洞奉西太后圣旨，设立“取缔鼓励游学生章程”。“鼓励章程”分为十条，规定“考试选拔制度”，根据情况对归国毕业生按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地位采用，授予官职。这对留日学生的激增起到了推进作用。清王朝在大量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招聘了许多日本教习，在中国内地向中国人教授近代知识。前述服部操、小西三七即为其中一员。
另外，中国愈来愈深的危机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有识之士均想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寻找出富国强兵之路，出国留学成为他们共同的愿望。而首选的留学地就是日本。因此，从义和团事件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多年间，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政策一直持续进行。
（二） 培养“亲日派”
日本政商界的有力人士在中国进行游说活动也是促进日本留学热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 获取了众多利益，之后在日本朝野上下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下关条约》缔结后，因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日本惊异于列强对中国的分割，于1898年11月设立了提倡“保全支那”的东亚同文会（近卫笃麿任会长），并对张之洞等地方有力人士进行“游说”活动。宣称忘掉“战争的怨恨”，诉说“列强的阴谋”，提倡“亚洲的门罗主义”及“日清同盟”，对中国展开舆论工作。
1898年5月，日本驻清国公使矢野文雄函告总理衙门称：“本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本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但同时，1898年5月14日，矢野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却赤裸裸地强调，如果将在日本受到感化的中国新式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在军事、工商业、法政、文学等多方面清国都将依赖日本，日本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虽然西德二郎在回信中称矢野的意见不能马上接受，但不久日本政府即开始积极接纳中国留学生，不可否认其背后当有此种用意在内。
由此可知日本和清政府均各有目的。日本锐意利用教育手段，将势力伸展到中国，但是清廷朝野对日本的野心却顾虑不多。作为留学之地，日本处于如此有利地位，因而发生了史上最初的日本留学热潮。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清朝政府向日本派遣了13名留学生，1900年超过百人，1905年竟高达八千人。
三、戴季陶的日本留学
（一） 来日后的所属
来日后的戴季陶，最初两年隶属何处，根据后来长期担任戴季陶秘书的陈天锡所著年谱记载，最初两年他是在某师范学校学习的。戴季陶在后来亦曾说过：“当时在日本的私立学校中最适合中国留学生心理的只有法政和师范二种学校。”戴很有可能首先选择了其中的师范，之后选择了法律专业,只是因史料限制，戴具体在哪个师范学校上课，不得而知。
另外，戴季陶在后来又说：“我在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是和总统［蒋介石］在一起的。”陈天锡认为陆军士官学校是振武学校之误，且关于此事，至今戴季陶的传记均无记载，今后在修正再版时应给予订正。此外，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载，蒋自1907年春至1909年冬在振武学校留学。因此黎洁华、虞苇、久保纯太郎等认为戴季陶也进入过振武学校。但是，振武学校是日本为清政府培育陆军人才的军事学校，清政府禁止自费生学习陆军，因此对于私费留日生戴季陶来说应该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蒋介石在1906年4月为学习军事私费来日留学，因不具有中国陆军部的担保及推荐而未能进入军事学校，至同年冬天回国为止，只能在清华学校学习日语。1907年夏蒋介石进入中国保定通国陆军促成学堂（后来的保定军校），1908年3月终于以公费留学生的名义进入振武学校，1910年11月毕业后，成为新潟县高田野战炮兵第19连队士官侯补生。因此，笔者认为戴季陶在1907年秋进入日本大学之前，亦曾进过振武学校是不可能的。至于戴季陶为何说自己曾进过陆军士官学校，因无史料不得而知，或许他是想表明自己与蒋介石交流之早、关系之密吧。
如上所述，戴季陶到日本后进入某师范学校，大概和当时一般的留学生一样，首先学习了普通学。因为到日时戴季陶还不太具备普通学的基础，若不学习这些课程,就无法具备考入日本大学的基础能力。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最被重视的是日语能力，且戴季陶后来能成为政治家，首先是从做孙中山的日语翻译开始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一下戴在留学期间是怎样学习日语的这一问题。留日前戴季陶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那么其水平能否使他适应在日本的学习生活呢？
（二）日语能力的提高
初来日本的戴季陶日语能力究竟达到何等程度？据其自己回忆说：“说话听讲，便已不感十分困难，但最觉辛苦者，所说所听，其了解者，依然是中文中语，而不能直接对于日文日语为自然之领受。说话时最先之腹案，与听话时最后之领悟，均系中语，如此者只可叫做自己翻译，并非真能直接运用也。因是之故，凡听说读作，均解迟而辛苦。”此即意味着戴季陶的思考回路依然还是全靠中文。特别是“助词用法，及动词形容词等之语尾变化，皆中文之所无，其记忆运用更费脑力。”由此可知，戴季陶的日语能力虽然在中国已达到可做翻译的水平，但在来日后当其完全被置身于日语环境中时，却尚未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此时，有位语言学教师教授他一种外语学习法，亦即“每天早晨将报纸的社论及小说各一篇完全读过，不必问其了解与否，若遇生字，有暇则一翻字典，无暇则并此亦可不必，惟读书时必须出声，音调须极模仿外国人”。
戴季陶持续实行此法，其结果在第一阶段，首先是使眼、口及耳习惯于日文。即使“初时颇觉费力”，“且信口读过，意义竟不能解”，但坚持大量阅读、熟读，“渐渐眼熟口顺”，“又进则耳力亦随眼口而同时俱顺，随读随解，不必再如往日之须自己翻译矣”。戴季陶自述在其留学期间，未曾阅读汉文书籍，由此可知他是有意识地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日语环境中，努力用身心去体会日语语感。
第二阶段是提高读解能力。“随读随解”，“半年以后，旁人读书，亦便一听即懂，无待思索。……终至听说读作，均能自由”。以上两阶段的特训法即使现在亦被经常使用，但下述第三阶段的方法在当时及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中仍属少见。
第三阶段是熟读多读日文古典及近代名著。戴季陶回忆道：“读［德富］芦花著《自然与人生》一册，全部熟读暗诵，读兼好法师之《徒然草》、紫式部之《枕之草纸》［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之误］，还读谣曲中之思清词雅者若干篇，共计近古文词，所读不满十册，但求其能熟诵，一如幼读国文［官话］。于是说活作文，均感进步。”由此可知戴季陶在少年期养成的古典中文能力及其学习方法在学习日文古典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关于言语中音声的重要性，戴季陶强调说：“言语文字之学，熟读多读，两者皆属必要。且所谓读者，必须将语调文情，从声音中刻意表出，其功用之妙，实非语言所能道。”另外又说：“盖文字是一种极自然之艺术，而语言［语音］是极自然之音乐。无论韵文散文，雅语俗语，皆有其音节腔调，且即自然融合于文法词藻之中。所以稍具聪明之人，只须能熟读，便自己理解其文义。”最后他总结说，语言的学习“盖口与耳，实重要过于目也”。
如此这般学习的结果使得戴季陶的日语水平达到了相当高深的程度。谢健回忆道：“季公［戴季陶］、锐新都长于日本话，季公说得更好，那时留学生说日语，能够在间壁房里听不出是中国学生，同学中不过三数人，季公尤称第一。”胡汉民后来曾引用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的话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对其日语水平给予高度评价。另外戴季陶曾于1914年在《国家及国家学》第2卷第5号上发表《国家精神より见たる支那》的文章，记者在编者按中介绍道,戴季陶“能文达识，盛名传遍海之东西，且精通日语，……请看其以言文一致所写日语文章是如何之熟练”。
留学期间，戴季陶以“散红生”的笔名在日本的报章杂志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据说他的文章比日本人写得还好。只是“余作随存随佚，绝不留稿”。当时的文章笔者亦未曾发现，今后将继续调查。据说“散红生”之笔名是因戴季陶喜欢“东海散士”和“尾崎红叶”而取。当时很多留日学生并非像戴季陶这般勤学苦练日语。例如因湖南起义失败于1904年12月来到日本的宋教仁，到日本两个月后才终于进入日语学校，仅二十五天后就不去上课，或许因不会日语感到不便，两个月后又重新去了学校，但并未致力于日语或日本文化的学习。此外，1906年到日的周作人虽至日伊始即进入日语学校，但每周只去三四次，自称在那里学到的日语对自己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总之，值得注目的是到日后的戴季陶和其他留学生相比，勤学苦练，具备了卓越的日语能力。并由此养成了每天早晨阅读日文报纸的习惯，这不仅提高了他的日语能力，而且还习惯了读报，提高了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关心度，又逐渐掌握新闻报道的写法，为以后成为新闻记者打下了基础。因此回国后他不仅在政治上，还在经济、文学、社会、宗教等各个方面撰写了许多为时人称道的作品。另外其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等多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知识，重要的是这些并非是用中文，而是用日文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
另外，戴季陶有意识地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日语环境中，悉心多读、熟读各种书籍，充分吸收知识。少年时期学习“国文”的经验及由此造就的国学素养成为其学习日语及日本古典的重要基础。戴充分利用学习中国古文时的方法来学习日本古典文章，这与很多留日学生对日本文明不感兴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都为其能在后来所著《日本论》等著作中对日本的建国理念、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等进行深刻剖析打下了基础。此乃后话，而在当时首先是用日语学习新学，且达到了考入大学的水平。
四、在日本大学的学习
（一） 所属——专门部法律科
1907年夏戴季陶在师范学校毕业，秋天考入日本大学，校长为松冈康毅，登录名称为“戴良弼”。1907年11月30日《学部奏定日本官立高等学堂收容中国学生名额折》陈述：“比年以来、臣等详查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照此分析，戴季陶当属于考入大学的1％。
日本大学的前身是1889年司法大臣山田显义伯爵设立的日本法律学校，设立之目的为“振兴我国法学，以此欲增进国家盛运之万一”。1903年8月，“此番决定扩张本校之事业，经文部省认可变更为大学组织，校名改为日本大学”。1904年4月，根据专门学校令，私立日本大学得到文部省正式认可。若从1920年发布的大学令来看，此时的日本大学应属旧制的大学组织。其前身是高等专门学校，因设置大学预科及大学部(本科)而被认可为大学。此大学主要教授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业学、文学等学术知识，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专门部、高等专攻科、高等师范部、大学部商科附属殖民科、大学附属外国语专修部。
关于戴季陶在日本大学的所属问题，在年谱、传记及其他先行研究中，均只记述其进入日本大学法科，但实际上当时日本大学有大学部法律科、专门部法律科等，并无“法科”的名称。由于关东大地震及东京大空袭，日本大学当时的资料均被烧毁，关于戴季陶所属部门的一手资料完全欠缺。不过戴季陶的好友谢健在回忆录中记载与戴季陶是“同学”、“同系”、“同乡”，与杨子鸿是“同学”、“同系”。根据兴亚院政务部《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记载，专门部法律科的毕业生名簿中有谢健、杨子鸿的名字，因此可以认为戴季陶是专门部法律科的学生。
戴季陶所属的专门部法律科是以日本法律学校本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即使升格为日本大学后，仍为全校核心，支撑着全校的经济。特别是培养了许多判事、检事、律师等人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专门部又分正科和特科，从入学资格来看，正科与大学预科的正科相同，即要求是中学或师范学校毕业。特科入学资格为:（1）相当于中学的学校毕业生，（2）具有小学本科教员资格证者，（3）文官普通考试或同等以上的考试及第者，（4）裁判所书记考试及第者。戴季陶是正科生还是特科生，虽不得而知，但因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正式进入日本中学的可能性不大，而具备特科入学资格（2）、（3）、（4）的条件更属不可能，所以笔者认为戴季陶可能是以师范学校毕业生的资格考入正科的。
那么大学部和专门部有何不同呢？大学部又分为正科、特科、选科，无论哪科都要求分别是大学预科的正科、特科、选科各自的毕业生。另外大学预科生和专门部法律科生的入学资格相同，可以互换、兼学。因此大学部法律科与专门部法律科相比，处于更高的级别，而且大学部法律科授予毕业生日本大学法学士的称号，而专门部法律科却没有同样的规定。只是当时的大学部学生人数很少，如同附属于专门部。此种情况不只限于日本大学，当时的各个大学都是专门部在支撑着全校的经济。
（二） 学习情况
1. 学习期间及时间
进入专门部法律科的戴季陶，学习期间及每天的学习时间有多长？考试、学费及学习内容又是怎样的情况？根据1906年1月改正的私立日本大学学则，“全部讲义满三年结束”，“各部各科的讲义每年4月开始。……根据各部所属学科课程表，可以任意去听各自想听的科目。大学部及专门部每一个科目设有二个以上的讲座，可以任选其一。一年内听讲的科目须在六个以上”。专门部的上课时间为“每日下午四时开始（星期六自下午一时开始）”。休息日为“星期日、重要祭祀日”，假期为“自3月18日至4月7日、自7月11日至9月10日、自12月20日至翌年1月12日”。另外还规定“学生每天应携带听讲证，并向主管人员出示，未带听讲证者不得进入讲堂”。因笔者未曾发现戴季陶在学期间有新的学则被制定或改订，因此可以认为戴季陶基本上是遵照此学则从事学业的。
由此可以判断出戴季陶每年4月开始上课，一年要选6个科目以上的课程，每日下午四时以后（星期六下午一时）在大学上课，有春假、暑假、冬假三个长假，可在学三年。这与谢健回忆日本大学授课时间为每晚三四个小时，共计三年相符。亦即白天他会有相当多的自由时间，因此可以与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日本人及他国人士进行交流。
2. 关于考试及学费
日本大学的学生在学三年可参加毕业考试。而入学时参加九门以上考试且合格者，在学二年即可参加毕业考试，参加十六门以上考试且合格者，在学一年即可参加毕业考试。戴季陶在学三年，由此可推测出他是一般的入学者。戴季陶在入学考试中应考了几门及考了什么科目，因史料不足，不得而知，但可以认为九门以上的入学考试对于当时的留日学生来说或许是至难之事。在此可以参考一下为专门部特科入学志愿者所设的规定，即在没有上述资格的情况下，若参加国语（作文）、汉文（白文训点［加句读和标点符号的汉文］）、数学（四则、分数、比例）考试,且年满十七岁以上者可以入学。由此可知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国语、汉文占很大比例，并可推测正科亦复如是。因此如前所述，戴季陶对包括古典在内的日语进行的特训在大学入学考试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此外，毕业考试于每年3月、6月、12月进行三次。可选其中一个或数个科目，分为数次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分数为“每科五十分以上”。关于学费,即“束修金为贰元”，但又规定“被认为是贫困笃学者可特免学费”，此外还有后述的特待生和贷费生制度。毕业考试一年多达三次，还有免除学费及特待生和贷费生的制度，这对贫困但勤奋好学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颇受鼓励的措施。
3. 学习内容
戴季陶在专门部学习了哪些课程呢？笔者认为他很有可能从下述学科课程表中选择了有关课程学习。
学科目：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讼诉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学、财政学、法学通论、罗马法。另外，根据1906年的学则，专门部法律科课程表如下所述。
备考：一、罗马法、法学通论可略去，亦可成为任选科目。
二、除本表外，可从拟律拟判、法律实习、警察监狱学、法理学、逻辑学、外国语（英语、德语、法语）等科目中选择一个或数个科目，或将其作为任选科目。
出处：《日本大学九十年史》上卷，日本大学，1982年，318—319页。
1907年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时，执教于专门部法律科的教师有笕克彦、美浓部达吉、寺尾亨、户水宽人（均为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法学博士）等著名学者。所担任的课程为笕克彦（宪法、法学通论）、美浓部达吉（行政法泛论）、寺尾亨（国际公法）、户水宽人（罗马法）等。专攻法学的戴季陶具体上过哪些课，因缺乏一手资料而无法考证，但是笔者认为他很可能从这些教师的课程中选课，并得到许多教益。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则是笕克彦。
（三） 笕克彦的神权思想及对戴季陶的影响
笕克彦（1872—1961）,出生于长野县，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留学德国，回国后1903年任该大学教授，专攻宪法学、法理学、行政法。后又成为国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公法学者、神道思想家。1904年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成立时，兼任该大学教授。由于他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论述开明专制论， 陈天华、汪兆铭、胡汉民等中国留日学生受其影响很大。有趣的是在1905年《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中，革命派和立宪派双方都是使用他的法学理论进行论战。由此看来，笕克彦同样也会对日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以研究古典神学著名，倡导“神道”，主张神道国家主义，被称为“神道宪法学派”。他通过研究古神道和佛教，相信天皇的神格，认为作为现神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统率下的大日本帝国，统一并统治人类世界是理所当然的。笕克彦作为站在国家主义立场上的宪法学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部、右翼的理论支柱。二战中笕克彦主张“大政翼赞”、“八纮一宇”，去世时得到政府颁发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
据说笕克彦在大学上课时，课始及课终都要闭目合掌，向自己幻想中的“祖神”表示敬意。戴季陶直接上过笕克彦的课，因此从中得到对神道思想的感性认识的可能性很大。戴在1927年所著《日本论》中介绍笕克彦说：“论他的学问呢，的确是渊博精深。而且从前他和我们讲宪法学的时候，他的思想确是很进步。我个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启发不少。那时他的法理学，在重法文而轻理论的当时日本法律学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
在讨袁运动期，戴季陶关注到日本国民具有共同信仰，即神权思想这个特点，在五四运动期，他认为这种共同信仰创造出军国主义而予以批判，但到了国民革命期，他又认为日本人的国体观念来源于神权的民族思想，神权思想是日本建国的基础，给予一定的肯定。这种认识对他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理念产生了影响。亦即，他赞赏日本人的信仰力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国人把三民主义当作一个国民共同信仰。戴季陶主义正是把三民主义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水平上的一种思想，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论述。
戴季陶在日本大学获得的法学知识，不久因经济等原因不得已回国后，在江苏地方自治公所担任教习期间，成为其最初的谋生手段。戴季陶的第一篇讲义录是1909年12月，运用在日本大学学到的法学知识撰写的《宪法纲要》。据《戴季陶小传》记载，戴还撰写了《法学通论》，但尚未发现。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国际化视野论述了国家和法律的要义。关于国法，他特意介绍了笕克彦的学说，并附加自己的说明进行论述。他在1910年8月所著的《〈宪法大纲〉私议》中，首先介绍了日本宪法的特征，而后与英、法、德等国宪法进行比较，探讨应仿效的样本，逐条论述中国的《宪法大纲》的正误。另外在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时，戴季陶受命起草宪法草案和《商会法》、《工会法》、《工场法》、《产业协作社法》、《各种社团条例》。他还收集各国的法律文献进行分析，完成了数万字的法律草案。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受立法院院长胡汉民邀请，戴季陶作为立法院顾问，对民法总则、债权、物权三篇的立法原则的确立及各篇全部条文的起草多所尽力。可以说在中华民国重要的法律制定上，很多都包含了戴季陶的思想和意识。他在民国立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综上所述，从十四岁到十八岁，在人生中感受性最强的青少年时期，为了吸收先进知识，戴季陶在日本度过了四年的留学生活。他不仅掌握了流利的日语，还学到了法学的专业知识，并在后来为近代中国法律制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通过受教于神道宪法学家笕克彦，获得了后来从日本历史中寻找出日本的建国理念、日本的民族性根源等感性认识。但是，出乎意外，如此热心学习的戴季陶竟在毕业前夕退学、回国了。到底是何种原因导致其做出如此选择呢？
以上文字摘自《戴季陶与日本》一书
作者: 张玉萍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5
页数: 352
定价: 45.00
丛书: 博雅史学论丛·海外中国史研究
ISBN: 9787301241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