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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一直是音乐人，但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她却是因为小说《你别无选择》。1985年，这部小说与《蓝天绿海》像随手扔出的两颗手榴弹，落地开花，轰动全国，香港媒体甚至称之为“刘索拉旋风”。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似乎非要拥有一本《你别无选择》，才算跟上点时代的步伐。1987年，这位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成了北京作协的合同作家，但等到年底交创作成果时，她却扔上一叠摇滚歌剧的总谱，随后毅然决然地出走英国，“我多亏出去了，不然就彻底残废了”。
在艺术圈，刘索拉永远是个风云人物，她写小说、出唱片，作品不断，新闻也不断。2003年她的新作《女贞汤》出版，在一本书里同时具备笔记、戏曲、诗歌、民谣、报刊拼贴、电影剧本等各种形式，刘索拉虚构了一个荒诞离谱的故事，但看过的人都说它“挺真实”。在新书发布会上，刘索拉还同好友洪晃一起，用hip－hop的方式唱出前来参加会议的媒体名单……
嬉皮一代
2010年，56岁的刘索拉去北大讲座，讲题一如既往地跨越：《音乐中的诱惑力——莫扎特唐璜与金瓶梅词话中音乐曲牌》。刘索拉当场朗诵《金瓶梅》里的露骨词句，但还未朗诵到一半，一位21岁的保守青年便愤然摔门离场，有人骂道“刘索拉纯粹不可理喻”，不过她倒是很淡然：“知识分子嘛，就要有探索精神。”
从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到90年代成名，刘索拉一直都是叛逆主流的异类。当年的刘索拉，就是音乐学院里一位独树一帜、整日戴着耳机泡在鲍勃·迪伦、迈克尔·杰克逊和苏苗的声线中不可自拔的摇滚青年，她做的音乐在人们眼里是“鬼哭狼嚎，简直不能入耳”。如今的刘索拉在做表演时，还加入陕北民歌“跳大神”的选段，她会用古怪到几近可怕的声调唱起陕北“摇篮曲”，一些听“高”了的人唏嘘：“这比谭盾还‘过’，还另类，还自由得没边儿！”
就像追随刘索拉多年的乐迷感叹的那样：“索拉还是索拉，还在发疯，只是不玩摇滚罢了。”
刘索拉是有音乐根系的。当年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母亲李建彤给三个孩子起名“索拉”、“米拉”、“多多”，意在期望三人能于音乐领域有所建树，她还教授孩子们古典音乐知识、让他们学唱京戏、吊嗓子、拉形体等。但好景不长，1966年夏，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由于受到“高饶反党事件”的牵连，父亲刘景范屡遭贬职，而母亲呕心沥血七年，五易其稿的小说《刘志丹》（刘索拉叔父陕北红帅刘志丹）还未出版，就已被视为反叛的投枪。革命小将抄走了刘索拉家的钢琴，绑走了父亲母亲。很久以后，她才明白，父母是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拉去批斗了。
因为这次政治事件，11岁的刘索拉失学，成为“文革中”中国少见的叛逆前卫的“嬉皮一代”。她从温室里的花变成了飞扬跋扈的野草，跟着一群父母被红卫兵抓走的小伙伴厮混在北京的街头。刘索拉喜欢理着齐耳短发，穿着喇叭裤、花衬衣，背着吉他，深埋在公园一隅的荒草窟里面高声唱歌，偶尔还会拖着美术系的大学生教她画油画，累了就摆个“大”字状往长安街上一躺……当年的流浪经历仿佛是刘索拉最初的启蒙，多年后，这种“野”劲成为刘索拉音乐的血脉。
1977年是属于高考的年份，刘索拉又一次站在了考生的队伍中，5年前她曾报考易名为“五七艺术大学”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虽然成绩名列前茅，却因“成分”不好在“政治审查”一关中被刷了下来，这次她终于得偿所愿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并与后来名噪天下的作曲家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陈其钢等人成为同学。
你并非别无选择
然而，中央音乐学院教条的西方作曲训练、浓重的古典音乐环境丝毫引不起刘索拉的兴趣。她在“流浪时代”养就的落拓不羁，与高等学府的严谨格格不入：一身喇叭裤打扮，在课堂念书时经常忍不住会爆出几句京味粗口。
在音乐学院，刘索拉研究的不是古典音乐，而是小说。
临毕业还有一年光景时，刘索拉萌生了退学的想法。学院一位师长劝诫道：“老老实实学习去，你注定得做音乐，别无选择。”虽然刘索拉最终打消了去意，但私下里仍旧经营着自己的小说。当时，她不平于社会对音乐学院学生的漠视和排挤，想为他们写点东西，于是就有了以学院77级作曲班同学为原型的《你别无选择》。刘索拉没想到，《你别无选择》一不小心竟成了“探索小说”，轰动全国，香港媒体甚至称之为“刘索拉旋风”。8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似乎非要拥有一本《你别无选择》，才算跟上点时代的步伐，而且口中还要谈论“人生其实就是一种选择”。
这部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作家王蒙说，“他们有点脱离群众。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哪怕是在闹剧的或自嘲的外衣下面，他们发出了自己的杂沓的却也是动人的青春的声音。”然而，在刘索拉看来，这只是“有感而发”，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
此时的刘索拉怀揣着一个梦想：在音乐中写小说，在小说中玩音乐。可所有设想却因小说的一炮走红变得遥不可及。许多头衔——“现代派”美女作家、中国先锋文学的探路人，一夜之间扣在她头上。中国作协还吸纳她为会员并和她签订合同，这让刘索拉感到很不适应。刘索拉成名的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的一个关键坐标。艺术界，“85美术新潮”形成了中国第一次懵懂的当代艺术运动；文学界，作家出版社开始推出“文学新星丛书”，阿城、莫言、刘索拉的第一本书都在这一年开始酝酿，一批刚刚开始尝试创作的年轻人迅速地被推到了舞台前沿，一夜间便成为万众瞩目的新星。
表面上“浑不吝”的刘索拉，其实是少数的清醒者。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刘索拉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这些人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纪少有的天才，因为被这么大一个国家给夸张到这般地步了，不是人物是什么呢。紧接着，国外对这些各类潮流人物的邀请来了，国外的各种奖励也来了。这下子就要出人命了……”在刘索拉看来，那是个弄潮儿的年代，经历了反常的热闹之后，人容易变得清醒，更容易变得糊涂。
1987年，刘索拉成了北京作协的合同作家。但等到年底交创作成果时，她扔上一叠摇滚歌剧的总谱。“这不是我要的！”这一年，她与丈夫翟小松离婚，并毅然决然出走英国。
刘索拉的这段经历和陈丹青、谭盾、艾未未等很多另类艺术家一样：毕业、叛逆、出国、成名、回国，似乎还是落了俗套。但多年后，年近50的刘索拉回忆起“别无选择的选择“时，依然庆幸，“我在80年代就知道自己不行。多亏出去了，不然就彻底残废了。”
她戏称那些搞高雅音乐的同学是“正规军”，而自己则是“游击队”，“我喜欢另类的东西，把自己的处境放在一个摇摆不定的地方。”在英国，刘索拉开始和一些当地的摇滚音乐家合作。不久，英国方面的一个代理告诉她，“在英国出名很容易，靠你这张脸我们就能把你培养成一个东方明星！你太容易变成一个东方洋娃娃了。”刘索拉听后异常反感，于是，她又义无反顾地直奔美国。
1987年，刘索拉一整年几乎听遍了所有的美国音乐。一次偶然的际遇，她听了朱尼·威尼斯的演唱会，“蓝调出乎意料地打中我，一枪把我撂在地上。”这是刘索拉音乐生涯中的重要转机，第二天，她背起包袱去了美国的孟菲斯——黑人蓝调音乐的大本营。
蓝调孟菲斯
1988年的刘索拉
刘索拉是中国第一位冲出国门到黑人圈去采风的音乐人。
然而，刘索拉的老大姐、美国黑人爵士钢琴家爱米娜在与她聊天时说，“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差了一课，你没有经过黑社会”。于是，刘索拉住进了孟菲斯郊区的一个小旅馆。那里是黑人音乐的中心地带，聚集着许多地下黑人音乐家，他们又兼具吸毒者、妓女、赌徒的角色。夜里，早上外出打工的黑人回来吃饭，饭席间夹杂着发酸的汗馊气等各种怪味，男人间的谈话几乎都和生殖器有关，毫不避讳在场的女性。午夜时分，刘索拉已经入睡，那些黑人男子竟会敲门与她打情骂俏，甚至提出做爱的非分要求。对此，刘索拉总是随身带着小刀作防身之用。然而，没过多久，她就把自己当成了黑人。说起黄色笑话毫不避讳，她解释道，“这里面就有黑人的蓝调精神，一种别样的人生观”。
在孟菲斯，刘索拉也会和那些当地的音乐家设擂打台，她从不惧怕挑战，还时常去“挑衅”其他艺术家，“他们不在乎你长得什么样，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们都是和你比智商”。1989年，刘索拉又赴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她很快成了布鲁斯迷。她住在汽车旅馆，整日跟随一帮“乐友”出入各种酒吧及演出场所，参与新潮流音乐的演奏，并和爵士、蓝调以及朋克等乐队长期混在一起。
90年代，刘索拉在纽约与美国制作人BilLaswel合作制作唱片《蓝调在东方》，从此走上了美国音乐的巅峰，这张专辑中有两个中国人熟知的故事：伯牙摔琴、昭君出塞。音乐中揉合了大鼓、京剧念白、梆子腔、越调、黑人蓝调、爵士乐、教堂音乐和说唱。
在纽约，是刘索拉在音乐和文学上最拼命的时期，用她的话说，“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拼命的热情”。她接触到最优秀的音乐和音乐家，不停地做着各种试验。刘索拉喜欢“看”音乐，她从郭文景的乐谱里看出结构和旋律的特异，在德国她听了陈晓勇的演奏后说，“你的音乐形状很好看”，她开始给食指、惠特曼的诗配音乐，她站在陈丹青那些巨大的组画面前，说要开个音乐会，专门唱那些画。后来，她写成了《中国拼贴》。
1996年，刘索拉发表了专辑《中国拼贴》，作品一经演出，纽约的音乐界立刻觉得它是“异常疯狂”的侵入者，朱丽亚音乐学院的指挥撒克先生对学生说：“我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疯的东西，这需要演唱者的脑子得特别清楚，声音不断在高音上反复，来回11次、12次，不能哑，不能上气不接下气，40多分钟的组曲，要命的事儿！那种声音对身体确实不好，但人的灵魂往往需要那种声音。”
2005年，刘索拉在德国策划了一个反叛音乐节，她把约翰·宗(John Zorn)的止痛药乐队请来，他的萨克斯风吹得如同尖叫，加上拉斯威尔(Bill Laswell)沉重的贝司，打架子鼓的日本人几乎是跳起来打，当时满场观众都疯掉，刘索拉却说：“感觉好极了，这种音乐是重金属、地下摇滚、自由爵士的综合体，它没有旋律，绝对不好听，就是让你听了发疯，不用吃药就发疯。”
刘索拉对音乐的执著使西方的评论界把她定位为“疯狂的音乐家”，甚至有人说她是“疯子”或“巫婆”。有人问她，“在国外做中国民乐是不是容易赚钱？”刘索拉庄重坦白：“做文化千万别想取悦任何人，那样最终是死路一条，我是凭情感走向。”
太美了，又太苦了
90年代，刘索拉一路尝试着先锋的音乐作品。十年之后她回归了，传统重新主宰了刘索拉。她在798艺术工厂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人说她的艺术有“中国式的心醉神迷状态”。
刘索拉在北京798的工作室很特别，是原来工厂的水切刀割车间。她索性保持原样，房间里吊车、机器原封未动，再加上艺术的创造，这个工作室还获得最具创意风格的“时尚家居大奖”。刘索拉解释，“住这的目的很简单，一是房租便宜，二是周围没有居民，都是工厂，现在纽约的厂房价钱最贵，搞艺术的还住不起呢。北京有这样的好地方，赶快住吧”。在“厂房”，她可以肆无忌惮地用专业音响欣赏音乐，而不会扰民。刘索拉的“专业音响”——就是剧院演出时使用的音响，如果在社区中播放，“扰民”是一流。她曾因为在普通人生活的公寓里欣赏音乐，屡遭投诉而屡屡搬家。
在北京这个“出人物”的城市，在798，现实情形就像刘索拉所说的，她“无论干什么总能引起轰动”。她在音乐、文学、电影、绘画、建筑、设计、商业以及时尚界等穿梭游弋，总能找到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刘索拉说，这是一种进入“自由阶段”的状态。她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名叫“刘索拉和朋友们”，这个乐队构成是地道的中国民乐——三只大鼓，两只琵琶，一只古琴。2006年，她创作了大型室内歌剧《惊梦》，歌剧由德国现代室内乐团与“刘索拉和朋友们”共同参演。《法兰克福评论报》说，“她的音乐语言‘惊人的清晰和紧凑”。
现在，年过五旬的刘索拉留着简洁干练的寸头，任何场合都穿着一成不变的黑衣，有人称她“巫女”，而且无论音乐还是文字，她一直在变，让人无法概括、捉摸不定。刘索拉在好友洪晃主持的电视节目上频频亮相，“口气轻薄”地为时尚杂志撰写“废话”专栏；同时她又长时间蜗居、独处，远离各种圈子，被王朔称作最“沉得住气”、“真正原创”的“音乐大师”；她反对那些音乐鉴赏和阐释音乐的书籍，认为那是些“多余的文字描写”；她认为现在的音乐环境不理想，搞乐队的年轻人模仿的都是国外已经落伍的音乐。
洪晃说刘索拉“五十岁了，依然倍儿精神”，她写男女之事、扯时尚闲谈、由音乐及人生，都是一种语带讥诮与自嘲的“把玩”态度：“人生不会把玩，质量何在？就我轻浮的性格，写作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刘索拉自称她的《口红集》是一本“废话杂志”。在书的腰封上，印的是她对曼哈顿一家服装店的描述：“里面躺着猫和狗，挂着鸟笼，衣服懒散地挂在各处，或搭在古董沙发上，到处是丝绒幔帐，幔帐后面是穿衣镜，全部衣服减价到百分之九十，女士们试衣时猫在后面跟着看。店主分明更酷爱玩儿夸张（camp），而意不在销售。”—《口红集》的风格，也就像这间服装店的风格。
虽然在《你别无选择》之后，刘索拉还是有很多文字作品面世，比如《女贞汤》、《迷恋·咒》，但她仍不厌其烦地向各类媒体强调：“我是做音乐的。”她一直坚持“人有两个大脑，左边主音乐，右边主文字”，在音乐和写作之间运转自如。不过，两个不同的艺术世界，能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开花结果，对刘索拉来说，却是幸事，她调侃自己“没疯了就算幸运”。“因为我经历太多挣扎，太多坎坷，太多失败，甚至会听到你要的那声音和你说‘你死去吧’。哎……太美了，又太苦了！”
2007年12月9日，刘索拉写乐队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中国首场大型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