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与贾谊 贾谊与晁错

摘要: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以文名于朝,但归宿却大有不同,陆贾以善终,而贾谊却伤悼早夭。究其原因,不仅与两人身处的政治利益集团不同有关,陆贾属于当政的军功受益集团,而贾谊出于新兴的法吏集团,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集团内个人的命运;而且还与两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陆贾世故圆通,贾谊伉直不屈,性格的差异同样也影响个人政治的前途,终致两人同出而异终。就两人思想体系而言,陆贾宗儒,近于黄老而好纵横;贾谊则本儒近法而乐老庄。二人思想的异趣,不是学术的分裂,而是学术由”百虑”向”一致”,”殊途”向”同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到汉武帝时,这一学术演进过程才告基本结束,而陆贾与贾谊俱本于儒家,实为董仲舒公孙弘倡导儒术独尊张本。

关键词:西汉陆贾贾谊



陆贾与贾谊都是汉初闻人,掌承顾问,议论应对,均曾为太中大夫。陆子位显于朝,竟以寿终。班固曾对他做出极高的评价,说他比之刘敬、叔孙通、郦食其、朱建诸人,“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强社稷,其最优乎”![1]贾生却左迁冷落,自伤悼而早亡。陆子与贾生不同的人生命运,不仅与汉初时势相关,而且与两人各自的思想倾向及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

陈涉首难,群雄竞起,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有识之文士也不甘寂寞,史载:“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2]“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擥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3]可见汉帝国的建立,文士武夫相竞功,文士也功莫大焉。汉初实行军功爵制,文士无军功,自然不得受爵赏,但他们仍属军功受益阶层无疑[4]。军功受益集团是西汉初年政治权力的主导集团,参与汉帝国创建的文士与他们在利益要求上基本上是共同的。

文士不附骥于武将之后,自汉立后亦是如此。“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5],叔孙通定朝仪,而陆子“乃祖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6],文士与武夫竞功,以求与之侔,并为利益共同体,这与亡秦立汉之时是一脉相承的。吕后死,吕氏欲尽诛诸功臣武将,军功受益阶层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诛吕兴刘,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次政变之所以成功,与陆子联络周勃与陈平这两个政变关键人物有极大关系。这正说明陆子与军功受益阶层的利益同构关系,陆子与绛、灌诸人关系深厚自不在言。参与刘邦集团的文士们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共同分享获得的政治权力。

而贾生则不然。文帝之时,汉廷内政治结构稍有变化。即法吏官僚阶层开始萌现,贾生正是此阶层的突出人物。贾生为专制皇权计,主张力黜军功受益阶层,迁徙诸侯国,使“列侯悉就国”,因此,激发了自己与之的矛盾。但此时,军功受益集团仍垄断着朝廷大权,直至汉文帝晚期,这一状况还没有根本的变化[7]。所以,“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8]。贾生与主政的军功受益集团交恶,其政治前途可想而知。

贾生不仅在政治利益上与军功受益集团有所抵牾,其思想对于当世来说也过于激进。汉初以至文帝,朝野仍以清静无为为主流思潮。而且文帝初即位,因以代王入继,又是受功臣拥立,对功臣存狐疑之心,因此,政治上必求抑制势力过于强大的军功受阶层,而致政治平衡和政权安定。以是,文帝虽“好刑名之学”[9],但仍不得不稍作收敛。而贾生主张大举改弦更张,遍观其策论,屡屡攻击主张“毋动”、“毋为”之人,而这些人,皆是汉文帝周遭之近臣,他们立论制策慎重且保守,追求政治稳定[10]。他们难于苟同贾生的政论。如此,贾生孤立于朝,无所援籍,文帝虽好贾生,却无奈何于朝臣压力。贾生终于左迁长沙王太傅。从此,就再未返回中央权力中心。

与陆子构结军功受益阶层主势者不同,贾生与之持疏离、黜难的态度。这不仅是利益、思想、意念的问题,实与其人性格有很大的关联。

陆子老于世故,善于谈辩纵横,深得应酬变通之道,与叔孙通诸文士一样,“知当世之要务”,且“进退与时变化”。太史公亦不得不承认他们行事“大直若诎,道固委蛇”[11]。楚汉交战之时,陆子“居左右,常使诸侯”[12];汉兴,又和南越,上《新语》;吕氏执政,又沟通功臣受益阶层领袖周勃、陈平,“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13],陆子以自己的辩才及纵横之术,取得了各方的支持,终助周勃、陈平平灭诸吕。

贾生则为人伉直,不假虚饰,这可能与贾生深受法家思想之染有关,具有法家刻薄真朴的性格。贾生初受吴公推荐入朝,“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恃才放旷,锋芒毕露;又议正朔服色,“悉更秦之法”,迁徙诸侯,使列侯就国,全然不顾军功受益集团的强大势力[14]。贾生为人至刚,以己意更张社会,操之过急,过秦而又入秦之窠臼,及放流长沙,吊屈原以自喻,尚励志自勉,不妥协合污;而久之,不得复受文帝征见,又做《服鸟赋》,伤悼以自广,有寄情于庄子之意,进取之意尽失,并最终因梁怀王堕马而自伤不已,哭泣多日而死。这又展现了其性格脆弱的一面。处逆境而自失,处顺境而张扬,也充分体现了其为人的不成熟。

贾生的悲剧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立性格文人的共同悲剧。他们志洁行廉,与俗人俗政不可并立,但若流入庄子之脉,不仅可惜,而且可叹!他们遁离人世,放弃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以身正世,让不贤之人掌控社会,使社会日益腐败。而陆子之属交构权势甚急,其心正其意诚则政事大治,反之则政事大坏。古代政治思想皆高德义而黜诈伪,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亦不失为现实之举。



诚如本文开头所言,陆子与贾生人生道路的歧路,也部分由其所持思想使然。思想的倾向决定个人的政治主张,有时也决定个人的处世态度。从现在陆子与贾生所存留的文字材料看,二人的所持思想有同,但亦有异。

陆子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这一点,今本陆子著《新语》中可证,《新语》凡引文处,除一处出自《老子》外,其他皆出自儒家经典如《诗》、《论语》、《易》、《孝经》等[15],而称述先圣孔子及孔门弟子言论更是比比皆是。可见《史记》所记不诬。班固《汉书·艺文志》列《陆贾》二十三篇,而本传不载,其中当有《新语》各篇。《隋书·经籍志》亦列《新语》入子部儒家类。四库馆臣相沿不改,认为“据其书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16]

由上可知,就其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均归陆子为儒家,这从其学术传承上也可得到佐证。王利器先生认为,陆子之学,盖出于荀子。《盐铁论·毁学篇》说:“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按:浮邱伯即包邱子,亦即鲍丘,文献所载不同,实为一人)。《汉书·楚元王传》也说:“(楚元王刘)交与申公受诗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荀子晚年适楚,终老于兰陵。而陆贾为楚人,从浮邱伯游学,也是意料中事。《新语·资质篇》说:“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录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盖陆子与鲍丘游,因得以闻荀子说于鲍丘[17]。由此可推知,陆子学宗荀子,而陆子及《新语》宗法儒学可以明辨。

陆子以儒为宗,但不斥黄老道家,尽管其书中仅一处引老子“上德不德”之言,但对老子精神的阐述却可遍见于全书,看来陆子也有尊崇黄老道家的倾向。其述老子清静无为,曰天地万物“为宁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气感相应而成也”[18];而“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不过,“无为者乃有为也”[19],目的是达致“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的为治理想。

其述道家之精神专一,曰“专心一致”,“同一治而明一统”,“天一以大成数,人一以□成伦”,;又曰“正心一坚”,“执一统物”[20],然后“壹其道而定其操”[21],与太史公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之意甚合[22]。

另外,老子思想的朴质精神也见于陆子书中,如曰“不违天时,不夺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诈”[23],又说“朴质者近忠,便巧者近亡,”“谗言似贤,美言似信”[24],皆近老子本义。

而柔刚转化更是老子真义,《新语·辅政篇》曰:“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躁疾者为厥连,退重者为常存,尚勇者为悔近,温厚者行宽舒,怀急促者必有所亏,柔懦者制刚强”。

正是如此,所以有学者认为陆子“兼儒道二家”[25],或以为陆子为“新道家”者亦有之[26]。

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到底归于何派,应看其主流倾向。尽管陆子多称引道家,但已如前引先贤诸言,陆子思想主流还是儒家的。何为儒家?“儒家者流……游文地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27]“儒者……其大抵本于仁义及五常之道,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咸由此则。”[28]陆子的思想正与此合。他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29]又讲“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30],是以陆子提倡“仁义”之意明矣。

陆子还继承儒家的“德化”思想,“夫法令所以诛暴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也?”[31]意谓人之德行来自教化,而非法令。而圣贤正身以行,以德化民,”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乃百姓之所取法则也,举措动作,不可以失法度。”[32]此与孔子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同理[33]。此外,他还说,“夫欲富国强威,开地服远者,必得之于民”;又说,“天地之性,万物之类,怀德者众归之”。可见,陆子亦得儒家爱民来众之义[34]。
陆贾与贾谊 贾谊与晁错

反观以上所述,综览《新语》全书,陆子仍是以儒为主,而不斥黄老道家。

陆子虽宗儒尚道,但却也多表现为力辩之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陆贾“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游走于诸侯群臣之间,以知辩行纵横之事。他虽说项羽归刘太公吕后未果[35]。但他两赴南越,数服赵佗,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其谈辩的能力[36]。所以,陆贾以辩士著名于世。扬雄《法言·渊骞篇》评价说:“言辞:娄敬、陆贾。”司马迁也说:“余读陆生《新语》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37]及陆贾劝说周勃、陈平联手翦灭诸吕,拥立文帝,苏秦、张仪亦不过如此[38]。亡吕而继刘氏,功可以周、陈两人比侔,其纵横之术可谓精矣。

以是观之,陆子的思想乃是宗儒好黄老而好纵横。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谊)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39],李斯也尝学事于荀子,那么,贾生如孟子,对于儒学,乃“私淑诸人”而已。

而侯外庐诸先生认为,贾生《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40]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41]。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同陆子一样,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2],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43]。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44],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在对儒学的继承中,贾生尤重于“礼”。“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45]“礼”是优于“法”的,以礼治国,则可治之安之,此也正是贾生上《治安策》的目的。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46]礼优于法,贾生的思想倾向于儒学则无可辩驳了。在荀学的传统中,所谓礼法结合,即礼与法的实质是相同的,殊途而同归。礼之用,即“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者不可及也”[47]。达到了与实行法制同样的目的。

故可见,贾生本儒,但近于法家。而贾生尚法家于史也可证见。吴公学事李斯,以治平天下第一为汉廷尉,可见非为醇儒,儒法兼学且法重于儒可想而知。贾生学事吴公,亲爱非常,又通诸子百家之学,其尚法亦可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然而,贾生并未学法家为政的具体措施,而是深得其精义,他只是反对立法于一尊,强调的是礼法结合。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因势变通,依权设立,本是法家行事之本,贾生深然之。所以他认为汉初独长沙王不反,“非独性异也,亦形势然也”。表现出对时势的良好把握。法家务实而精于事势,不尚空谈。贾生亦观于当世之要务,“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于疏举”[48]。其分裂诸侯,损抑匈奴,重农尚礼,习教太子诸策,可抗于商君《垦令》、《农战》、《开塞》、《靳令》诸篇,虽管仲、李斯之计不能过,确为法家之风。至于“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49],亦非腐儒所能比。

然而,贾生郁郁不得志,渐生遁世之想,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0]贾生又入老庄境界。其《服鸟赋》多引庄子《齐物论》、《养生主》之文,“从自然天道观的相对无穷,到知识的相对无真,以至人生观的死生齐一,结论为庄子的知命委命”[51],较之《吊屈原赋》以屈子自喻,又深了一层消极。贾生无途于公卿之道,转而向慕自然,亦属自况之举,使心有所寄聊而已。

贾生宗儒重法而乐老庄,与陆贾殊为不同。

陆子、贾生思想俱宗儒而各倾向有异,除与各自经历、性格相关外,也实与学术自身的传承衍化有莫大关系。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言百家“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而汉初,正是学术“同归”、“一致”的关键时期。百家同归于“儒”,而造新汉代“新儒学”。陆子、贾生的思想各自代表了向汉代儒学衍化的不同路径。百家由独立而“一致”为以儒为宗的几家,亦是学术整合的第一步。至汉武时代,董仲舒、公孙弘倡导独尊儒术,也正是这一学术整合即已完成以后才能得以实现的。

【相关链接: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从小博览群书,以善写文章闻名。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被招为博士,后提他为太中大夫。他建议改历法,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主张重农抑商,积贮粮食。政治上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后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又转任梁怀王太傅。后梁怀王坠马死,贾谊自伤失职,忧伤而死。

相关链接2:陆贾生卒年不详。楚汉相争时随刘邦征战,口才好,善雄辩,为刘邦游说诸侯。汉朝建立后为太中大夫。他劝刘邦说,能在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又出使南越,劝说南越王赵陀归附汉朝。写成《新语》十二篇,阐述秦朝实行严刑厉法带来的恶果,用秦王朝的历史教训劝说刘邦行仁义、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对汉初的政策有一定影响】

【贾谊的悲剧:

洛阳才子贾谊,是西汉文帝时代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他刚二十出头时,就受到汉文帝的赏识。先是“召以为博士”,随后不到一年又破格提拔为大中大夫。由于贾谊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提出了一套改革政治法制的主张,汉文帝还打算把他提拔到领导高层,任公卿之位。然而一些王侯重臣却嫉才诽谤,讲他的坏话,汉文帝便渐渐地疏远他,让他离开京城,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老师)。贾谊横遭贬斥,十分委屈,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路过湘江时,他触景生情,由楚国大夫屈原的受谗放逐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篇有名的《吊屈原赋》,以寄托自己的悲愤。三年之后他虽被召回京师长安,但又改派为梁怀王太傅,终未得到重用。于是贾谊一直郁郁寡欢,忧愤成疾,年仅三十三岁,就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贾谊被埋没实在可惜,所以历来人们都同情贾谊,对汉文帝多所指责。可是宋代苏轼却写过一篇《贾谊论》,没有把贾谊之死完全算到皇帝的账上,而是在惋惜之余,从人才自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贾谊悲剧的必然。

苏轼认为贾谊的主要问题是“不能自用其才”。为什么他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呢?原因无它,在于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东坡先生在这里提出的“志(志向)、量(气量)、才(才能)、识(识见)”,对于成就一番事业至关重要。一个人如果仅有远大目标,却无豁达大度的胸怀;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审时度势的识见,那么必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到头来抱负理想也将付诸东流。贾谊虽不是志大才疏,但毕竟年轻,见识经验不足,再加上有某些不合时宜的毛病,即如苏轼所指出的“狷介之操”,往往性情褊急,孤傲,气量狭小,也就影响他不能很好地“自用其才”,以致不能从容地在那些功臣宿将之间周旋应对,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此一来,他的那些经邦治国的好建议又怎能实现呢?

其次,贾谊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善处穷”。一个有抱负的人,在顺境下固然可以干得很好,就是身处困境或逆境,也同样能泰然自若地“自用其才”,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人家不重视你,把你晾到一边,甚至你遭到压制、排斥、嫉妒、打击的时候,你也绝不心灰气馁,仍然坚持不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地看到自身的才干和价值,创造条件,又何愁不能成功?应该说,贾谊被贬官之后,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他一味地沉溺于悲观伤感,怨天尤人,终于“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从某种角度上说,简直是自毁其才。正如苏轼所说:“人一时不被重用,怎么知道终生都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懂得静心地等待局势的变化和时机的到来,却满腹牢骚,忧愁悲伤,这是自己害自己啊!”看来,这位贾生受不了一点挫伤打击,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心胸器量未免过于狭窄。

历史上的汉文帝虽是一个作风比较好的皇帝,但他的未能善任贾谊,终究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东坡先生说,如果做皇帝的得到像贾谊这样的人才,就应该知道他们的毛病和不足,从而善待人才、爱惜人才。可见对于贾生的夭折,作为有人才选拔权的皇帝,实难辞其咎。贾谊的个人悲剧既是一种性格悲剧,归根到底,又是封建皇权窒息人才的社会悲剧。

不过话说回来,苏东坡能在古代君权社会那种人才环境下,看到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着实有他独到的眼光。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中,虽然早已不存在那种君臣依附关系,但也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除了还要大力改善人才环境之外,作为人才自身,倘若一时不能天遂人愿,是否应该面临坎坷,笑对人生,来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多一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多一点乐观旷达的胸襟和远见卓识呢?“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愿苏东坡的这句名言,成为一切人才把握自己、奋发向上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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