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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延安丽人吴光伟
朱鸿召
【导读】吴光伟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她被卷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中，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
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
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世界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当天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她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艺术。据当时现场观看过演出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记载：“吴广惠女士(译音，即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在延安期间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此次演出《母亲》，是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演出，当时在第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留在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出色的翻译兼秘书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
“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
国共合作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首先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据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30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
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学生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要求校长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长表面上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但几天过后还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暑假开始，吴光伟曾想再组织一次斗争，但同学们大都离开了学校。1929年秋季开学，她又回到北平的经世中学。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她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30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不久，吴光伟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等人。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认为自己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吴光伟曾经呆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的昔日战友，吴光伟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1939年4月，朱家训再回到西安，因手头拮据，找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吴光伟出演独幕话剧《母亲》的剧照
身着作路军服装的吴光伟
吴光伟在延安（自左起：王安娜，吴光伟，刘英，史沫特莱）
毛泽东、朱德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厄尔·利夫，吴光伟任翻译
吴光伟事件：延安第一美女与第一夫人的冲突
“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大约贺子珍出走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同时被“礼送”出延安。
吴光伟，河南人，本名吴广惠，英文名LilyWu，被译为“吴莉莉”或“吴丽丽”。属于那种充满激情、不拘传统的新女性。1937年2月19日，吴光伟放弃在陕西西安民政厅的工作入延安抗大学习。当时的她26岁，身材苗条，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加上她性情温婉，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演过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气质显得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在当时土里土气的延安，自然格外引人注目。看看她当年的照片，确实漂亮得让男人们大流口水，毛泽东也未能例外。
1937年1月初，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到延安采访，并在延安掀起“交际舞运动”，这种男女搂搂抱抱的交际舞让延安领袖的夫人们大为不满。高雅、美丽、开放的吴光伟充当史沫特莱的翻译，与毛泽东的接触自然很多。而毛泽东似乎也对吴光伟很感兴趣。据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的记载，毛泽东“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史沫特莱还感到，吴光伟好像在毛的内心深处唤醒了一种微妙的、细软的感情和青春的热望。每当她与毛讨论罗曼谛克的爱情时，对话似乎是说给原是充当中间人的吴光伟听的。讨论过程中毛做诗，吴光伟以毛诗中所用的韵律赋诗作答，这使毛很高兴。他们详细讨论未来新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这些思想，都进入了以旧诗词的形式写就的诗篇。毛泽东非常享受这种和美女谈心的快感。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吴光伟的频繁接触令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产生了疑心。终于，6月的一个夜晚，灾难发生了。贺子珍找到史沫特莱住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面对面地正在谈话，很是火热，眉开眼笑。她一腔怒气地冲了进去，毛泽东仍然坐在那里。吴光伟起身招呼、让座：“贺子珍，请坐，来，来！”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光伟也不知所措。
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光伟的耳朵和脸颊上。“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光伟也很厉害地吵开了。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并且向贺子珍动了手。毛坐在桌旁的板凳上，没有制止他的妻子。毛的警卫员立在门旁，显得很尴尬。毛夫人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手。当时，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听到声音跑进屋内，看到贺子珍要被打了，他就上去用双手把贺子珍的双臂夹住(本意想保护贺子珍，但不得其法)，结果贺子珍动弹不得，无法抗拒对方的攻势，被人高马大的史沫特莱一拳打中右眼，她的右眼顿时充黑了一圈，肿了起来。
正当史沫特莱要挥出第二次拳头时，毛泽东说话了。他先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干什么？你疯了？”然后对史沫特莱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毛最后站起来，很严厉地说，他和吴同志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毛还警告贺子珍，作为一个党员，她正在毁掉自己。毛夫人突然转向吴莉莉，骂她是“舞厅的婊子”，大概和什么男人都勾搭，还想欺骗主席。吴背靠着墙，像一只吓坏的小猫。毛夫人走近吴莉莉，挥起手中的电筒，另一只手抓她的脸，掀她的头发。血从头上流下来，吴莉莉跑向史沫特莱，躲在她的背后。毛夫人又转向史，大骂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又要用手电筒打这个“洋鬼子”。史沫特莱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把将贺推倒在地。毛夫人躺在地上尖声喊叫，说毛不算是什么丈夫，不算是什么男人，也不算是什么共产党员，自己的老婆在眼皮底下挨帝国主义分子的打，居然一声也不吭。毛责备了贺子珍，认为史沫特莱有自卫的权利。毛气愤已极，但尽力克制着，他命令警卫员扶起贺子珍，强迫她离开了吴小姐的窑洞。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贺子珍感到很委屈和气愤。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以及其他女将们都极力支持贺子珍。祸根自然指向史沫特莱。
翌日早晨，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毛不得不重视它，他召开了中央会议，讲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听凭中央作最后裁决。会议决定将此事当作“秘密事情”处理，发布了禁止议论此事的命令。但谁也制止不了毛夫人，她召集了许多延安夫人，以求得她们的支持，还要把史沫特莱和吴莉莉驱逐出延安。事情在闹大，愈益不可收拾。最后，毛找到史沫特莱，对她说：“我们曾发誓对那令人不愉快的事只字不提。但是，我的妻子没有遵守诺言，现在城里到处流言蜚语，令人不能容忍。我认为现在应该采取公开行动，驳斥流言蜚语。这次我要和子珍彻底决裂。我说出离婚的理由，人们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因此你不必再保密了，愿意的话，你可以说话，为你自己辩护。”毛泽东请求中央同意离婚以彻底解决问题。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延安进入战备状态。中央迅速地作出了决定，正式批准毛离婚。贺子珍受到了批评，很快离开了延安，在西安稍作停留之后，便飞往莫斯科。吴光伟也被逐出延安，她烧掉了毛的诗稿，加入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而史沫特莱，成了更加不受欢迎的人，于1937年9月被“礼送”出延安。
1938年11月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吴光伟离开延安后，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团艺术大队工作,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被拒绝。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少女时期的爱格妮丝·史沫特莱（1914）
史沫特莱（1939）
史沫特莱传记《大地的女儿》插图，下注：我的翻译吴莉莉小姐（左一）
延安史沫特莱和吴光伟事件的深远影响
1949年3月，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与毛岸青、李敏从沈阳出发，到北京西山的双清别墅见到了穿着黄呢子军服的毛泽东。随后，贺怡同毛泽东谈了她姐姐的关系事情。贺怡希望毛泽东恢复与贺子珍的夫妻关系。
毛泽东满脸不高兴断然拒绝说，你真不懂事，我现在怎么能与你姐姐再恢复关系呢？一个党的领导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
贺子珍不是政治家，她的负气出走，改变了毛泽东的家庭，也改变了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事情的原委要追诉到史沫特莱。
1937年1月底,延安来了一位45岁的洋女人史沫特莱，是美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是延安外事部门派丁玲到三原的杜里镇接来的。此人有一半印弟安人的血统，人高马大，魁梧健壮，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是经过斯诺和宋庆龄介绍来到延安的。
与她一起来延安的还有她的翻译吴光伟，是一个长发飘肩个子修长漂亮美丽的抹口红的现代型女姓,她会写诗歌,当过电影演员。史沫特莱在延安办了几件事情，一是采访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向世界“宣播”了红军的传奇业绩，是接斯诺之后的第二个从陕北发出的声音；二是介绍白求恩援华，有了白求恩的国际佳话；三是开风气之先，从国外移植来了交际舞，在延安高层开展交际舞活动。
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数学习题。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至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
在延安的交际舞开始出现在高级干部聚会上。后来发展到史沫特莱的私人住处。再后来就发展到延安有周末交际舞会。西安事变后，从大城市国统区来到延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交际舞会逐渐兴盛起来。首先受到威胁的是长征过来的女英雄们的安全感。他们觉得男人们开始不安分守己了。毛泽东的家庭因为舞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难以弥补的裂痕。
史沫特莱回忆说：“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
毛泽东的血液里流动着浪漫主义的细胞。贺子珍的红军女干部的观念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的老观念。她对毛泽东爱得深沉专注。毛泽东夜晚回来晚，引起了贺子珍的疑心。有一天。她找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发现毛泽东与吴光伟坐得很近，两人眉开眼笑。吴光伟见她突然进来，就与她打招呼。贺子珍说我就是找你的！她与吴光伟吵起来，手打到吴光伟的脸上，史沫特莱上来打抱不平，向贺子珍动了手。门外警卫员小李进来拦架，结果把贺子珍抱住，贺子珍吃了亏。毛泽东见状对史沫特来说：“你不能再打了，有什么话，对我说。”把老婆拉回了家。
这就是延安的“吴光伟事件”。接着吴光伟离开了延安，贺子珍在年底不顾毛泽东的一再解劝挽留，赌气带着与毛泽东用了多年烧了窟窿的红毛毯到了西安，然后到了兰州、然后迪化（乌鲁木齐）。毛泽东捎来口信，让她回延安，她未理。中央又指示在迪化的八路军人员全部回延安。她仍然不听，只身留下来，在新疆等了几个月，终于等来了苏联的飞机，到了苏联的莫斯科。1938年，她在莫斯科生下一个毛泽东的小男孩，但因为感冒转肺炎治疗不及时夭折。1938年11月，一个消息传到了莫斯科，毛泽东同上海电影演员江青结婚了。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突然被几个彪形大汉强行送进了伊万诺夫市的疯人院。1946年夏天，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惦记着这位老红军战士，向苏联政府要人，经过多次交涉，经请示毛泽东“完全同意”，他把贺子珍、毛岸青、李敏带回了东北。贺子珍希望到北京，但火车在天津驶上了津浦线。多年后，当年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谈起这件事情时说：“要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吴光伟(右二)演出《火山口上》的剧照
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吴光伟（左四）与一二·一二剧团同事在西安合影
吴光伟（左二）张砚田（左一）在台湾与友人陈世骥夫妇合影
北师大的吴宣晨（吴莉莉）
朱汉生
我的父亲朱亚英是一个国民党的起义将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一九八○年十月的一天，我正和父亲一块看电视，一边聊天，他对我述说了一件往事，我终生难忘。
那天正好审判「四人帮」的江青，江青出场後，态度十分嚣张，桀骜不驯。父亲看了，感叹道：「中国落在这麽一个女人手里，老百姓不倒楣才怪。要是换了吴莉莉，中国这段历史可能要重写了。」
吴莉莉中等偏高的身材，皮肤白皙，有对大而有神的眼睛，对人态度冷漠，不大爱说话，她有一头波浪飘逸的卷发，常常穿着一身将校呢的军装：上身是紧身夹克，下身是马裤，足蹬长统马靴，右手食指上晃荡着一个钥匙链，那是她开的吉普车钥匙。那时在众多身穿旗袍、浓妆抹的国民党官太太中，她显得「鹤立鸡群」。当时小汽车还很少见，但张伯伯是胡宗南手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自然有办法给她弄来车子。
在她的身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常使人迷惑，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说，当时我母亲病重，我们家便由王曲搬到了西安，以便就医。那时我才是个小学二、叁年级的学生，父亲却把我送到王曲的国民党军官子弟学校中正小学住校，这也是张伯母所支持的。
她对父亲说：「亚英兄，你放心。星期天就让孩子来我家过，我给他改善生活。」
张伯母见到我便问：「汉生，学校的生活好不好？吃得怎麽样？」
我回答：「一点也不好。吃的是黑面馒头和咸菜，馒头都馊得发酸了；老师动不动就动手打人。」
她一本正经地教训我：「住校就是为了让你从小得到锻炼，能吃苦耐劳，适应集体生活。一个小孩子不能娇生惯养。」
过了没一会儿，她又问我：「汉生，你没发现我们家里有甚麽变化吗？」
「没有。」
「你看看，我们家屋里全都铺上了地砖，这样就乾净漂亮多了，小孩子应该培养观察力，你怎麽连这麽明显的变化都没发现！」
她对我教育很严；自己却追求生活的舒适和讲究（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的住房都是土地）。
这就是张伯母的为人。
思想激进与史沫特莱去延安
父亲开始和我讲起了张伯母的故事。
张伯母原名叫吴宣晨，也叫吴光伟，吴莉莉是她的艺名。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张伯伯叫张砚田，是她北师大的同学。
後来，她去美国留学，思想激进，认识了海伦．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七七事变」後，她回国参加抗日，就和史沫特莱一起去了延安。在延安时期，她在「鲁艺」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了高尔基的名着《母亲》，引起了轰动。
後来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单调，就建议毛主席在延安推广交谊舞。徵得毛同意後，在延安城郊一所废弃的基督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老师就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貌美的吴莉莉，她是一个离过婚的老练演员。
毛主席经常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在这里史沫特莱对他进行采访。吴莉莉也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翻译。他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整天，有时吃饭也在这里。他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从革命，抗日，苏联、美国、德国到浪漫主义的爱情，英国诗人济慈的诗......
毛是个诗人，文学家，浪漫主义者。「精神上十分寂寞和孤独」，吴莉莉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的爱好者，给他介绍和讲解了济慈......
作为翻译和舞伴，她和毛泽东就这样相识了，很快两个人就恋爱了，双双堕入爱河，并且打得火热。
这件事自然瞒不过贺子珍的眼睛。有天半夜，毛主席来到吴莉莉的窑洞。贺子珍跟踪而来，这下可捅了大娄子。
据史沫特莱说，她上床睡觉的时间不久，忽然听到隔壁吴莉莉的窑洞门前响起了熟悉的毛的脚步声。接着，像猫一样的尖叫声划破了夜空。史沫特莱冲进了隔壁窑洞，看见毛坐在吴的炕头挡住妻子的拳头。贺子珍站在一边，对毛大叫大喊，毛默默地承受了她一阵子责备，然後给了她一记耳光，要她停止。於是，贺子珍冲向缩在墙角的吴莉莉，一把抓住她的头发，用手指甲抠她的脸。史沫特莱过来干预，贺子珍开始大骂史沫特莱，说她是帝国主义分子，在这个革命根据地败坏了共产主义道德。史沫特莱反驳她，说她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并且给了贺子珍一个耳光。这时，还有另一种说法，说愤怒欲狂的贺子珍拔出手枪，要射杀吴和毛（此事只是当事人吴莉莉所说，史沫特莱并未提及，故史料不全，难以确定）。此时史沫特莱指责贺子珍说，你出於疑心和嫉妒而攻击革命领袖，犯下了反革命罪行。最後只好由毛的警卫员把贺子珍强行拉走。一路上都有人偷偷观看，议论纷纷。
吴莉莉被送出延安内幕
这件事发生後，毛和贺的婚姻彻底破灭了，很快就把她途经西安送往苏联，治疗「精神病」。吴莉莉也无法再在延安待下去，被强行送往西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这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当时也无法违抗，只能在临别时，温柔地捧着吴的双颊，充满柔情地说：你是好女人，但不适合搞政治......二人洒泪而别；另一说法是：周恩来怀疑吴莉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战略情报人员，危害极大，就和叶剑英派人强行劫持了吴莉莉，把她送往西安，不让她再和毛见面。
吴莉莉到了西安之後，自然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拘捕了她。但在此时，一直追求她的大学同学张砚田，已经当上了胡宗南第七分校的政治部主任。把她救了出来，两个人结了婚。
婚後二人生了一个儿子张小芒和一个女儿张小菲，但感情一直不好，吴莉莉根本不爱张砚田。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奇特：虽然在人们面前，夫妻二人卿卿我我，亲密和谐。但是一关上家门，就形同路人，谁也不再理谁。就连张砚田在外面终日和两个歌女鬼混，吴莉莉也不闻不问，置若罔闻。
吴莉莉一九四九年从成都去台湾
吴莉莉始终不能忘情於毛泽东。往往在吃饭时，她会站起身来，举杯高呼：「为那位北方的伟人祝福！」眼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有一次她与闺中密友雷锦章（其夫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光祖，也是吴莉莉在北师大的同学）闲谈，吴莉莉始终认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在毛泽东的身上，一谈起「北方的那位伟人」竟然泣不成声，连手中的的烟卷熄灭了，烟灰跌落在白锻子旗袍上都不知道。後来竟然失声痛哭起来。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张砚田一家在成都，和张光祖家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後来张砚田带着两个孩子坐飞机去了台湾，吴莉莉竟然拒绝前往，躲在了好友雷锦章家，张砚田到台湾一个月後，有一天，一队国民党士兵突然闯入张光祖和雷锦章的家，从卧室的大衣柜里把吴莉莉揪出来，她虽然竭力挣扎，哭哭啼啼，最终还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带走，送到了台湾。但是，吴莉莉在张家却留下一个手提箱没有被拿走，其中就装着毛写给她的四十多封信件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
毛送了四十多封情书给吴
毛对吴莉莉是一往情深，可能吴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在吴到了西安之後，他还不断派专人去西安，前後送来四十多封书信给吴。其中不乏缠绵悱恻的诗词和一套毛最爱读的线装书《聊斋志异》，封面上亲笔题词：「润之赠吴莉莉」。
据说，吴莉莉离开延安後，毛十分痛苦，有很长一段时期，心情不好，郁郁寡欢。直到康生又给毛介绍江青，取代了吴莉莉，毛的情绪才恢复正常。由此内心中郁结了对周恩来的极端不满，结下了个人恩怨。这也是他不断整治周恩来的原因之一。
解放後，毛专门派人来找张光祖和雷锦章夫妇，把那些书信收走了，并严词警告：「此事不许告诉任何人！」
雷锦章很喜爱毛的那些情诗，曾悄悄抄录了一份，把它们和那本有毛亲笔题词的线装书《聊斋志异》深藏了起来。他们的孩子张宗爱小时候曾经读过，印象颇深，便向母亲索取，但雷锦章怕他惹事，只是答应，将来他长大了，可以把这些东西遗留给他。可惜经过「文革」和各种动乱事变，这些珍贵的革命爱情文物早已不知去向。
如果假设当初毛泽东和吴莉莉结了婚，吴当了「第一夫人」，就因为她曾留学美国，比较亲美，就会影响到毛主席不会搞亲苏的「一边倒」和抗美援朝运动？
吴莉莉与丈夫张砚田的下落
一九九二年，我随中国电视艺术代表团访问台湾，曾托我在台湾的表弟陈良打听张砚田夫妇的下落。在「文革」时期，我有一次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消息，提到张砚田是当时台湾驻日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
後来，表弟陈良告诉我：张家人丁凋零。张砚田夫妇均已过世，他们的儿子张小芒也死於帕金森病；女儿张小菲现在美国，是一位经营中药材的富商；吴莉莉的死，好像是在毛逝世的前一年[是否毛泽东为此悲伤而死？]，她今天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九十六岁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知为甚麽，我忽然觉得当初父亲的看法，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