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导读】
宋子文曾3次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3次执掌行政院，还创设各类公司，集权贵与红顶商人于一身。国内外几乎众口一词说宋子文利用权势发国难之财。但是，真相真的是如此？
宋子文是“世界首富”实乃谣传
宋子文被传是“世界首富”，私人存款达7000万美元
宋子文曾3次出任财政部长，3次执掌行政院，并断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他还创设银行，兴办纺织、烟草、米业、电气等各类公司，可谓集权贵与红顶商人于一身。
宋子文身居政府要位，又在经济领域如此神通，难免让人怀疑其利用职权敛财，因此其财产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有声音说，宋子文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其资产是天文数字。1947年重庆出版的《工商时报》刊载文章说，“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1948年《工商天地》则写道：“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在国外，说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声音亦甚嚣尘上，《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长期以来，美国人批评蒋介石抗战不力，说宋子文藉国难贪污美援，发国难财，直到20世纪，美国权威媒体依然持这种论调。《纽约时报》称宋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华尔街日报》在1999年1月11日刊载消息：“宋子文被认为1940年代世界上最富有之人……在1927年蒋介石任命宋为他的财政部长。宋在1942年出任外交部长，成为争取美援的能手。他藉掌控中国财政之便，购买包括通用汽车及杜邦公司在内的大批外国公司股票。一份战时有关宋子文的资料显示，他'在开始政治生涯时，只有薄弱之资，但是到了[1943年1月]已聚敛7000多万美元(折合今日66000万美元)之多’。”…[详细]
【千年50世界富豪：中国占了6个】
[导读]人类漫长的财富增长史，同时也是一部因富而生的悲剧史。在财富早期的聚敛过程中，伴随着血、泪和汗水，也伴随着贪婪、欺诈和杀戮。只是到了晚近，获取财富才更加依赖于智慧而非强力。
宋子文
宋子文T.V. Soong（1894-1971）
职业：金融家、政府官员
财富来源：银行，欺诈
资产：股份，现金
宋子文：
被制造出的“首富”
自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被传为世界首富以来，围绕着这位民国财政部长个人财富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时代因素。■本刊记者 刘永峰
1949年新年刚过，还要很长一段时间，解放军才会发起渡江战役，但在广州的宋子文便已有了去职的打算。就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次日，在广州绥署礼堂举行的辞职仪式上，他以不足一分钟的简短致辞，为其26年的从政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辗转于香港、广州、、台北、巴黎等地，并在当年6月，举家乘机赴美。这时，往日拥有的财富权势及显赫一时的荣光，都已如国民党的江山一样大片失去了。
从此，一段可称为“难民”的生活开始，虽然是在一个他深爱着的国度里，但当时的美国舆论却对其不太友好，他们一再狂炒宋子文贪污美援、中饱私囊的话题，甚至认为宋子文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这一度令宋子文如坐针毡，其实关于宋子文是世界首富的话题由来已久。
一则从“谣言”开始的故事？
尽管，宋子文拥有“两朝国舅”的显赫身份，并长期担任民国财长的要职，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宋子文的私人财产还是一个鲜有人理会的问题。而3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对此的兴趣，似乎一夜间迸发了，翻阅从此往后的历史时，各类与其财富相关的资料、数据、传说也蜂拥而至。按照一般的看法，这一时期也正是宋子文财富暴发的开始。
1933年秋，因为在军费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宋子文又一次辞去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的职务，一同辞去的还有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等政府要职。他暂时远离了民国权力的核心，政治上的失意，反而刺激了宋子文从商的兴趣。这时，他利用还保留着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头衔，表现出了对全国经济建设的热心。宋子文深知，要推行新的经济建设计划，需要大量资金，于是筹划成立了一家具有强大实力的投资集团——中国建设银公司。
宋子文特殊的身份，对其发展经济的计划，无疑会起到不可估测的推动作用，然而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宋子文设想，中国建设银公司应该是一个集中了中外各大财团资源的投资公司，资本额1亿元，由中国与英美银行家组成。但此举遭到了日本的方面的强烈猜忌，日本驻南京领事明确反对英美等国资本参与其中。日本的讹诈政策，令英美财团只得退避三舍。无奈，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只争取到中国财团的支持。
在当时的形势下，自然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凡是宋子文的手笔，自然都会引起日本及亲日派的不满；而宋的经济行为，也在不失时机地打击着对方的利益。
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宋子文虽有了中国“摩根”的头衔，但是他清楚这还只是个虚名而已。他若想在经济领域继续呼风唤雨，绝离不开大财团的支持，而以当时中国金融界背景而言，又绝不能没有中国银行的加盟。中国银行本由清王朝的“国家银行”，即大清银行改制而来，虽改为商办，但其地位与实力使然，始终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因历史的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以实为中行灵魂的副总裁张嘉■为例，他像宋子文喜欢美国文化一样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着木屐、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因而，与欧美派隔阂很深；因而，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中国银行很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故宋子文深以为恨。
于是，1935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在汉口密谋，通过了一项对中国银行的改组计划。这一计划保密工作相当出色，事前既不让张嘉■知情，也瞒过了汪精卫、张群、黄郛等亲日派巨头。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得知消息时，所有文件都已敲定，这对亲日派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当张嘉■“潸然泪下”，正痛心疾首之际，宋子文风光无限地担任起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这样，利用这些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释放出的能量，宋子文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政界、工商实业界、金融界竞相景仰的中国“摩根”。从此开始，宋凭借着自己掌控的经济委员会、中国建设银公司、中国银行等三大工具，不断实施对民族工商业、金融业的渗透、控制及兼并活动，并以惊人的速度，营造出一个以宋氏家族为核心的官僚买办集团与托拉斯王国，而这也奠定了宋氏迅速发家的基础。
当宋子文在其经济建设规划与追逐个人私产方面都风生水起的时候，其英美派领袖的背景、对日强硬派代表人物的声誉，也为其招致了更多的来自日本方面及国内亲日派的敌视。而日本人对于这个个性上恃才傲物、行事上有些西方自由主义做派的军外人物，甚至比对他们最大的对手蒋介石更感到厌恶。
因而，作为日本及汪伪一派的反击，宋子文的豪门财富，及其疯狂的敛财行为，随之不断被爆料。例如，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又战争期间，日本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与此同时，宋子文是当时世界首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四大家族”
尽管据历史学家考证，这些信息大都是战时日本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而且即便当时引用的作者也并不深信，但也是从那时开始，关于宋子文豪门财产的传闻，却方兴未艾。因为，宋子文当时在经济建设上的纵横捭阖，在金融界的呼风唤雨以及其家族的权势地位，显然都太过煊赫一时了。
挟雄厚的金融资本，宋子文在经济领域的扩张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以广东银行为例，在南方，广东银行是一家影响很大的侨资银行。1935年秋，因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宋子文利用自己的权力及影响，趁机调集资金注入，进行改组。他并认购20万股，虽非最大股东，但也无人敢与其一争高下。结果，改组后该行董事长一职，由大家“一致选举”宋子安担任；总经理一职则由宋子文赏给了其亲信。从此，广东银行成为宋氏的“私家钱庄”。
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它原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公司老板简氏兄弟被称为“烟草大王”。在三十代，它的经营与财务都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宋子文以区区70万元的代价便购买了该公司52%的股份，而这70万元还是由广东银行代垫，宋子文分文未出便将南洋兄弟置归旗下。
除此之外，宋子文还在新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中国保险公司、上海银行等均有一些投资。宋子文在工业方面的投资也不少，在控制了一部分金融机构后，他通常手法是把银行的资金用于工矿和铁路的建设投资。除中国建设银公司对几家铁路和工矿的投资外，宋家还在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民生公司、华丰和记纺织布厂、大中华火柴公司、华丰和记面粉厂、中华书局等工矿企业据有一定数量的股票，宋于文和宋子良还当了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而西北陕西、甘肃两地十几家纺织、面粉、制药、印刷、酿酒、采煤、火柴等工厂的机要部门也在宋氏家族的控制之下。
在商业方面，宋子文也十分活跃。其亲自出面经营的中国棉业公司数月之间资本翻番；华南米业公司独家经营“洋米”进口业务，利润丰盈。而抗战后在上海开设的孚中贸易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川贸易公司和利泰公司等，则利用物资紧张、物价飞涨的时机，赚了大钱。
在经济领域能如此神通，其财产数目自然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据当时文章记载，“宋氏的经济活动已如上述7个银行，12家商业公司，22个大工厂，1个运输公司，全部股款多少？怕连宋子文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财产数字”。而又一篇文章则写道：“其时独家拥有6亿元之巨。”
当然，对其豪门资本的揭露，我们最为熟知的还是中共对于“四大家族”控诉。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
若真如此数，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
可见上面所说“四大家族”财产，并不是单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五人的私有财产，而是泛指国民党及其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垄断资本”的财产。单说宋子文，其虽掌控众多的工商金融企业，但不是占有全部，而是有部分投资或是担任要职，他的私人财产也应当小于这些企业的总资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至于宋子文当政时，由国家银行或财政部投资创办的企业，不应当算作宋子文的私人财产。正如美国学者戴洪超所言：“因为他长期兼营公司重职，并未很清楚划分公私界限，所以引起他人猜疑也很自然。”
“倒宋”风潮
宋子文虽身家千万，并非传言中的亿万富翁，但无论如何，在当日官僚资本的制度之下，其获取财富的途径，总摆脱不了政治特权的干系，也总免不了以权谋私的嫌疑。于是我们看到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中以革命的语言宣称：一切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四大家族盗窃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为他们的私产（化公为私），以“国家”、“政府”等名义，无情地掠夺人民的所有（假公济私），使自己成为以吸血为生活的最大富翁。他们极端尽致地对人民进行封建买办的血腥掠夺，而无量数的中国人则因其掠夺，以至家破人亡、颠沛流离、饥饿死亡，而且死无葬身之地……
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小官僚利用手中的特权、以种种名义大发“国难财”，又或走私、或侵吞公产、或勒索民间企业、或贪污受贿，以并不道德的方式实现着私人财富的扩张。这也是革命者常拿宋子文私人财产大做文章的原因。只是在激烈的政治宣传里，他的财富显然被无限夸张了。
其实，又何止是反对者对豪门资产大肆抨击，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后期，似乎所有人都对宋子文不满了。当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赤字触目惊心、工商业纷纷停产倒闭。宋子文一系列的举措，不但没能挽救危局，反而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于是，在举国的不满声中，作为行政院首脑、全面负责经济的宋子文便成为这一切的罪魁。又何止如此，与此同时，经济的崩溃连同着军事的失利、官僚的腐败、政权的危亡，所有这些所造就出的泄愤情绪似乎都一同指向了宋子文。
以四大家族中的陈氏兄弟为例，陈氏兄弟窥视财政金融大权已久，但宋子文对财经大权的包揽，使他们未能丝毫染指。而宋子文理财的失败，正为他们打败宋子文提供了机会。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大权，不断地对宋的豪门势力进行讨伐，“炮打宋子文”的文章连连出现。
以傅斯年为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内连续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三篇文章，抨击宋子文巧取豪夺、祸国殃民，把国家的巨额财富据为己有，“彻底毁坏了中国经济”，“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至于当日舆论之中，宋子文的财产被传到怎样的程度，以下的材料即可窥豹一斑。据记载，当时一位激烈批评政府的人说，“中国不摆脱宋氏家族，不可能有光明前途。因为他们有十亿以上的美元存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各地银行的个人账户中。”又1949年5月，正当国民党与中与共产党激烈撕杀的时候， 49名立法委员联名提出临时紧急动议，要求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三豪门“征借”10亿美元，以充实国军军费。这一主意，竟获得全体出席委员赞同通过。
面对这种境地，宋子文选择了一走了之。1949年5月16日，宋子文偕夫人乘机离开香港，去往巴黎。在临行之前他对记者发表讲话，说：“那种建议，正足以表示那班人员的脑筋如何，因为据余所知，目前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在美国的外汇资产总金额不过5亿美元，他们竟要余和孔、张两氏共同捐出10美元，岂非捕风捉影。”正如宋美龄所抱怨的，“他们使我哥哥成为替罪羔羊”。
宋子文是“世界首富”乃谣传，实为战时日本攻击宋子文之宣传手段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引自1985年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叙述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听说宋家倒卖通过租界法案所得物资牟利的传闻后震怒，下令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发现宋子文“在开始政治生涯时，只有薄弱之资，但是到了1943年1月已聚敛了7000多万美元之多。”这是《华尔街日报》的原文出处，可是紧接着，西格雷夫说道：“调查局指出，日本曾在战时指责宋子文在大通银行或者纽约花旗银行存放7000万美元，这些传闻一向被认为仅仅是日本的宣传品。”显然，《华尔街日报》有断章取义之嫌。
美国联邦调查局确曾向上述两个银行展开调查，银行负责人出示宋子文的账户及委托书，但未提出其他任何文件。调查局便结束了这一案件。该调查一直是美国机密，直到1983年才解密，解密文件证实，上述消息确实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
日本战时政治宣传之所以乐衷于指责宋子文贪腐，有两个原因，其一，宋领导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币制改革对支持中国的长期抗日贡献甚巨；其二，宋长期驻美负责为中国抗日争取美援。将宋子文塑造成一个贪腐无度的形象，不但可以打击国人对经济改革的信心，更可影响到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1939年，在一份据说是日本特工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存款情况的秘密调查报告中，单宋子文一人就被披露有5000多万元的财产存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内。战争期间，日本还曾指控宋子文在大通国民银行和纽约的花旗银行存款达7000万美元。…[详细]
【美大学中国档案藏玄机 宋子文是否贪污或可解】
中新网2月28日电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26日介绍该研究所内近代中国档案的收藏。她指出，该所除了有宋子文档案，两蒋日记，国民党档案之外，也已获得孔祥熙的家属同意将孔祥熙的资料交给胡佛。
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胡佛研究所内的中国档案收集了许多位中国近政治人物手记，包括荷马李(HomerLea)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十年以前的通信；对日抗战资料，包括史迪威将军，魏德迈将军，飞虎航空队负责人陈纳德将军等等，很多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有关的资料都在胡佛研究所集合。
郭岱君指出，这些资料中，宋子文档案是皇冠上最亮的一颗宝石之一。
郭岱君说，宋家后代最委屈的是外界怀疑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贪污。宋子文家属决定将宋的财产与遗嘱公开给胡佛研究所，以洗刷宋子文清白。很多人看到宋子文档案后很讶异，很多事情是外人不知道的。
这些资料中包括，宋子文同意美国国务院于1951年对美国对华援助有没有被滥用进行听证会，孔祥熙与宋子文回信同意让美国国会调查他的财产。
此外，宋子文在近代中国很多重大事件上都有参与。西安事变中，宋子文是第一个去看蒋介石的人，宋子文的西安事变日记让很多看过的学者都认为此日记的真实性很大。
郭岱君说，一手建立起国民党财政制度的宋子文个性直率，蒋介石经常向宋子文要钱，要宋子文发军债找钱，做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因与蒋介石吵架而辞职四次。
宋子文做蒋介石的美国代表，达成几项国际贷款协定，第一笔替中国拿到的贷款为2500万美元，后于1941年拿到一亿美元贷款，还从英国手上拿到1000万英镑的贷款。
“宋子文如何能这样做是个谜，以后不可能有像宋子文这样的人，他出身上流阶层，与美国上层人吃喝玩乐在一起”，郭岱君说。
宋子文另一个有名的影响力为：建议美国的陈纳德将军在中国成立公司召聘暂时除役的美国军人以帮助中国打战。宋子文给陈纳德的信件上划着有翅膀的老虎，说你们来中国之后如虎添翼，“飞虎队”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其他史藏方面，胡佛研究所现在正派四人小组整理蒋介石日记，尚未公开。蒋家家属希望个人隐私以及对活着的敌人之评论暂时不公开。该所还没开始整理蒋经国日记，也不知道何时可以开放蒋经国日记。
宋子文死后遗产千万美元，与“首富”相去甚远
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家底为270多万美元，相比当时中国富豪不算特别有钱
“四大家族”富可敌国可谓家喻户晓。1946年，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说：“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这样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己经集中了价值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若真如陈伯达和毛泽东所说，那么四大家族中随便一人的私产都可跻身于世界首富的行列，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据史料统计，当时全国三个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资源委员会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资产，合计也只有62972亿元法币，以1947年的汇率计算，尚不足100亿美元。若把当时国民政府管辖的所有财产加起来，也不超过200亿美元。随着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人们已知蒋家、陈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而宋美龄私人遗产也不多，2003年10月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其遗产仅有10多万美元。那么，作为“蒋家政权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之“四大家族”的主要人物之一，宋子文的家底究竟有多少？
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储存的宋子文档案记载，宋子文在1945年春季曾打算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以应答各方责难。事先他征求了包括时为律师后为国务卿的杜勒斯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意见，他们一致建议保持沉默，以免造成事态的扩大与渲染。但宋子文还是接受友人科尔伯格的建议，由宋授权美国政府公布他在美国的财产状况。在宋氏档案中，有宋子文的财产文件，包括银行存款及股票，房地产、财产委托书，及在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遗产分割执行书。遗产分割执行书显示，1940年左右，宋的银行存款及股票以及父母赠予的遗产计为270多万美元。
40年代宋子文就有价值约270万美元的财产，那么这笔钱多吗？可以与当时的中国富豪们比较一下。据近代史专家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纲》一书记载：在50年代“三反五反”运动中，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将一批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定为守法户，并在政务会议上举一位大工商业家为例说：“他对国家的负担有一千亿，（引者注：指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元）违法虽然不小，但与一千亿比起来，那是很小的。”“我们办事要公道。”当时上海富豪在经历了金圆券等风波后仍拥有大约新人民币1000万的资产。为了对比40年代270万美元与1000万人民币购买力，粗糙的用40、50年代黄金兑换价格来换算比较，宋子文的270万美元大约等于600万左右新人民币。可见宋子文相比当时的中国富豪，并不算特别有钱。…[详细]
赴美后宋子文投资加房产升值，1974年总财产达10485729.47美元，与首富相去甚远
宋子文定居美国后不再过问政治，专攻经济的他擅长投资，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其家底日渐丰厚。在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遗产分割执行书中，这位传说中的“世界首富”1974年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二十年间大为升值的房产，财产总值为10485729.47美元。
文件是宋氏家属所提供，可能有取舍之处。林博文在他2007年出版的《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一书中指出，宋的财产文件“不是全面性的……而是选择性的公布，只有金钱和股票交易纪录，而不见房地产、古董……和其他资产的档案”。他进一步说明，所公布的文件中，“四0年代中至六O年代初的近二十年纪录则完全付诸阙如”。林氏的质疑大体是合理的。但宋档中有无房地产财产这一点并不要紧，因为从最终的财产纪录就可判断他如何富有。他在法院验证的遗嘱是关于其最终财产记录的决定性文件。这份文件表明，宋在1974年的财产总值为10485729.47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日，但被称为“最富有的人”则名不副实，相去甚远。当然，宋子文有可能将个人财产转移至其他人名下，但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资料证明。…[详细]
宋子文在美国
目前尚未发现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公认的足以说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宋子文身为财政部长，掌控经济大权，于是在人们眼中成了最大的“贪污犯”，捞得好处无数，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有很多人攻击宋子文营私舞弊，发国难财。以傅斯年为例，1947年2月，傅斯年半月之内连续发表了《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三篇文章，抨击宋子文巧取豪夺、祸国殃民，把国家的巨额财富据为己有，“彻底毁坏了中国经济”，“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国外”。
宋舞弊之说，是从宋与蒋的政治与姻亲关系推论而来的。但实际上，蒋宋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尤其是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中期，蒋需要大量军费，而宋以预算及会计程序为由加以限制，双方时起争执，后来又为史迪威事件大起冲突。蒋痛恨军政大员不法牟利之事(如汤恩伯及孔祥熙)，日记中多有批评，但却并无指责宋贪污之文字，抗战之后，蒋甚至在一次国民党会议上宣传：“宋子文并不会贪污，如果说见了贪污而不查，这是我的责任。”…[详细]
对于宋子文的批判还是集中在贪污美援的问题上。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在1950年，美国国内在检讨失去大陆时，怪罪到“四大家族”的头上，国会为此同意举行听证会调查宋子文的财产，宋子文表示同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但他的律师认为宋子文没有必要公开财产。在宋子文的一些好友以及被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帮助下，美国国会对宋子文财产调查的听证会不了了之。不过，正如上文提到，杜鲁门还是下令联邦调查局对宋、孔财产展开了秘密调查。
总而言之，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公认的足以说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详细]
【宋氏家族后人谈家事:宋曹琍璇透露诸多隐情】
南海网5月20日消息：今天下午，宋曹琍璇不顾旅程劳顿，如期参加访琼寻根之旅记者见面会，以向家乡人谈家常的轻松口吻透露举世闻名的宋氏家族数十年的变迁。
宋曹琍璇说：“我很荣幸能成为宋氏家族后人回乡寻根第一人，希望宋家人能常回来。”此次回乡之前，她曾邀请宋子文的大女儿一块回来，但她身体不太好，未能成行，下次回家乡可能会带她的2个儿子来，而且，还要带一些史料。
愿望立志为家乡做出贡献
“回家乡这两天来，我心中的兴奋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有千言万语想诉说，可又不知从何说起，真是近乡情更怯啊１宋曹琍璇说：“从九十年代起，我就开始想，什么时候到海南来？我想，此次回来，一方面为看望乡亲，二来希望对祖国建设作出贡献。到海南来之前，我为'补课’多方了解海南的风土人情，我询问过很多人，了解到正在逐渐繁荣起来的中国特别需要人才和资源，而海南正需要大力发展农业、旅游业和高新科技产业等。我邀请一些朋友和我一起来，当我向他们介绍过文昌的侨乡优势后，很多朋友对海南很感兴趣。”
她所带来的朋友中，有LED发展顾问，人称“蓝光之父”的Mr.G.BURTLANCASTER先生，有台湾泰隆半导体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聂平海先生等，她亲自为Mr.G.BURTLANCASTER的发言进行翻译，以饱满的激情介绍着这一项目的优势，希望这样的高科技环保项目能在海南落户生根，造福于海南人民。
近况研究三大家族资料
宋曹琍璇介绍了自己目前从事的工作，“几十年来，我一直乐于相夫教子。我本人学的是企业管理，中国近代史研究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可自2003年蒋夫人(宋美龄)去世后，家人让我把捐出的档案进行整理。因为蒋家第三代大都中文不好，整理档案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了。如今，我的任务是管理和研究蒋家、宋家、孔家这三大家族的档案。
家事宋氏后人男丁少
对于家乡人来说，最关心的是宋氏家族后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宋曹琍璇说，宋家人丁不算多，把宋子文3个女儿所生的孩子算在内，也才20多人。以宋耀如为脉，第二代均已不在人世，宋家6兄妹中，最早辞世的是小弟宋子安，也就是她的公公。之后，宋子文、宋霭龄相继在美国去世；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逝世；2年后，宋子良在美国辞世；20年后，宋美龄离世。宋子文有3个女儿，只宋子安有2个儿子，其次子宋仲虎是她的丈夫。第三代中，宋子文的3个女儿都还健在，大女儿住纽约，一个女儿住香港，一个女儿住菲律宾。宋子安的后人中，她和宋仲虎生有1男4女共5个孩子，儿子叫宋元孝，算是单传接代，今年20岁，在加州戴维斯大学读书，最小的女儿今年也有幸进入斯坦福大学读书。
实际上中美对美援的使用都有严格监督制度，宋子文要贪污不容易
当然，就目前资料而言，很难从正面来研究宋子文究竟有没有贪污。所以不妨尝试从侧面来探讨这个问题，即从国民政府对财政监督制度方面去考察。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张确立一个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的身份访美，和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其后宋又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并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宋子文回国后，审计部门就致函宋，要求他将出访账目报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报告。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谈判先后达成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这些大数额的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在当时已建立非常严格的制度。对战时借款的动用总体上是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的，并非个人行为。（李永铭 范小方：《43位战犯的后半生》 ，湖北人民出版社）
再者，几乎从一开始，美国陆军和财政部就要求对援华租借物资有严格的控制和监督。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军火分配委员会掌握，中国不得派代表参加。另一则事情也可以说明中方恣意挪用美援并非易事，“1942年，中美达成5亿美元借款的协议签订后没几天，孔祥熙就宣布要动用2亿美元，用于发行美金债券。美国方面大吃一惊，质问中方动用这么大一笔借款，怎么事前不打招呼，就向媒体宣布了。宋也很生气，致函蒋介石说以后争取美援的事情我不管了。这件事说明，宋如果要在抗战时期用不正当手段侵吞贪污美国对华借款和援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国史专家：重新解读档案里的宋子文》，《南方周末》）…[详细]
【专访民国四大家族后人：豪门只在传说中(组图)】
1942年，宋氏兄弟及其夫人在美国华盛顿共度圣诞节时留影。左起：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宋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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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
1960年代初，宋子文与外孙冯英祥在纽约寓所
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民国“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首上海。
一个甲子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陈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来自“四大家族”，却刻意回避“豪门”背景。对于先人功过的种种争议，他们也坦然处之。
时过境迁，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常常只是衣香鬓影；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浮出水面，显族神秘的历史正逐渐丰富与充实。
宋家：故纸堆中还原历史
从宋美龄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国出生，中文流利的已是凤毛麟角。
撰稿／贺莉丹(记者)
“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座城市——上海，这座城市曾是我的家族生活的地方。尽管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先生是海南人，但在上海，在这座他出生的大都市，他成为中国20世纪很有能力的金融家和政治家之一。我很感动，今天能有这么多全世界知名学者，在上海济济一堂，讨论宋子文先生。”2006年6月19日，身材高大的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烳ichael Feng犛糜⒂镂“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致开场白。
作为宋家亲属代表，带着两个儿子从纽约飞抵上海的冯英祥，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Shirley Soong)的出现无疑成为亮点。冯英祥父子均出生在美国，因为不懂中文，父子三人需要依靠同声传译来理解与会者的表达。
宋子文期盼叶落归根
宋氏家族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宋子文(T.V.Soong)的父亲宋耀如担任传教士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母亲倪桂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宋子文大姐宋霭龄为孔祥熙夫人，二姐宋庆龄为孙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龄为蒋介石夫人，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和总务司长、广东省政府委员，长期担任宋子文发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总经理，还担任过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实业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过国货银行、广东银行董事，较少参政。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有3个女儿，分别为宋琼颐、宋曼颐和宋瑞颐，49岁的冯英祥是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儿子。宋子文的9个外孙中只有冯英祥与兄弟冯英翰住在美国，他们的其他表兄弟住在香港和菲律宾，故而孙辈中，冯英祥与宋子文最为亲密，他从小跟外祖父宋子文生活，直至14岁。每逢放暑假，冯英祥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在纽约的生活很简单，他吃的东西、用的车子都非常一般。外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早起，吃完早饭后他就直接去办公室。他很喜欢散步，通常午餐以后散步一小时，外祖父不多的娱乐方式是与他的朋友一起打扑克牌。”
像普天下所有的外祖父疼爱外孙那样，宋子文非常疼爱冯英祥。让冯英祥印象深刻的是，10岁那年，有次他放学回家，感觉到有几个外国男孩一路尾随并盯着他的钱包，被吓坏了的冯英祥奔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刚好是外祖父宋子文接听。“外祖父叫我不要动。5分钟之内，他就带着秘书开车匆匆赶来，他居然还带了一把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准备来救我！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西装革履的冯英祥做了个手枪瞄准的手势，笑声爽朗，神态如同调皮小男孩。
在家庭成员宋曹琍璇的描述中，大伯宋子文不太喜欢讲话，但很有幽默感，他喜欢跟老朋友聊天，喜欢喝酒，拥有很好的格调，是一个美食家。阅读了宋档后，宋曹琍璇逐渐理解了大伯宋子文，“他更像一位deep thinker(深思者)，虽已退休、身处美国，我相信他的头脑中并不会忘记那种使命感，所以他在生活中仍经常思考国家的处境。”一身旗袍的宋曹琍璇看来温婉大方，颇具风范。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次子宋仲虎(Leo Soong)的妻子，“蒋夫人也曾说，宋子安是最让人喜爱的孩子，因为他最小也最听话，哥哥姐姐们也很珍爱他，宋庆龄在德国时也是带着我公公跟她一起住。哥哥姐姐之间有纷争，我的公公也承担着沟通的桥梁作用。”
1975年，冯英祥就读于宾州大学时，外祖父宋子文业已辞世，那时的冯英祥开始对外祖父的历史感兴趣。他攻读了政治学，“选择政治学也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目前，冯英祥在瑞士信贷银行从事管理，与父亲冯彦达一样，他选择的事业是与银行相关的理财投资规划。
他从未看重自己来自一个像Soong Family(宋家)这样的家庭。“我继承的是父亲的事业，其实跟母亲所在的宋家并没有什么关联。经过五六十年后，在美国的企业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来自Soong Family，更重要的是要靠个人后天的努力。”
关于宋子文富可敌国的猜测曾经让这个家庭的后代备受压力。但在冯英祥看来，外祖父宋子文生前很沉默，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关于财产的事情，他的遗产是一些美国股票，让所有的孩子平分。
冯英祥也强调，与外界传言不同，外祖父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感情非常好，兄妹间有很多通信。“即便1949年以后外祖父宋子文在美国，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他们晚年身体不好时，宋子文会积极帮他们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物，并把医生送到台湾让他们替蒋介石看病；宋美龄每次到纽约，哥哥宋子文也会替妹妹找当地最好的医生。”
身处异乡的宋子文生前仍然期盼叶落归根，“他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纽约时也曾向很多美国政要询问是否有回到中国的可能性，但最终未能如愿。”冯英祥喟叹。
宋家后人看淡背景
宋家六兄妹中，最早辞世的是小弟宋子安，1969年，62岁的宋子安在香港病逝；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猝然去世，终年77岁；此后的1973年10月，宋霭龄病故于纽约；1981年5月，宋庆龄在北京逝世；1983年，宋子良在纽约辞世；20年之后，宋美龄离世。
宋子安去世时，曹琍璇的先生宋仲虎刚刚从哈佛MBA毕业，1982年，宋仲虎和曹琍璇结婚。上世纪70年代，宋仲虎创立了Crystal Geyser Water Company，这家矿泉水公司早年曾在加州西岸有75%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美国矿泉水界的元老。如今的宋仲虎正在着手开发一种名为Peanutmilk(花生奶)的功能饮料，同时他还担任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Triple A等9家知名公司的董事。
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宋美龄生前，每年3月21日的生日是当年最大的聚会，蒋、宋、孔、陈家族相聚，辜振甫太太辜严倬云甚至会率领一个“太太团”从台北赶到纽约为宋美龄祝寿，陈立夫、郝柏村等昔日国民党元老也齐聚纽约。除此之外，宋美龄很喜欢过圣诞节。“我先生宋仲虎是蒋夫人在她侄儿辈中最喜欢的孩子，他有空时常陪着蒋夫人住几天，他们俩之间还有'昵称’。我们在旧金山的家里有很多蒋公写给我先生的信，比如在照片背后蒋公写着对我先生的思念，'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孤单一人，非常寂寞，希望你早点回来陪我’，很多人看了很惊讶，想不到火爆脾气的蒋公会写出这么柔情的词句，但诸如此类的几句话完全是蒋公的真情流露。”宋曹琍璇说。
宋仲虎和宋曹琍璇有一男四女共五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今年17岁，读高三。“小女儿的成绩超好，在学校和教会都是领导者，是个完美主义者。她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进到加州的大学，他们几个都是可以躺在沙滩上玩一天的孩子，比如我跟他们讲，把功课做完了你们再出来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躺完了再去做功课。”
对这些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必须理解，他们的Self Center(自我)意愿非常强烈，宋曹琍璇对此深有感触。在孩子年幼时，宋曹琍璇将孩子们送到公立小学就读，为的就是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拥有与左邻右舍小孩嬉戏的童年，直到孩子们上了初中以后，宋曹琍璇才将他们送入私立中学。“在那时，我们才告诉他们，究竟他们来自一个怎样的家族。可是他们完全是美国小孩式的想法，当我第一次跟他们讲Soong Family的背景时，每个小孩子居然都跟我说，'So what？It doesn＇t matter to me！’(那又怎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在今年6月18日，冯英祥带着儿子去了宋家故居，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第一次来上海是两年以前，那次，冯英祥就两个儿子都带来，让他们看宋家故居，“我不能想象宋家居然曾有那么大的花园，我不能想象我的外祖父以前住那么大的房子，他后来在纽约住的房子大概是上海房子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冯英祥感叹。
“我常常鼓励我的两个儿子，让他们了解祖先过去所做过的事情，我希望培养他们的荣誉心，也希望对宋家历史多了解。”冯英祥的两个儿子看来彬彬有礼，21岁的长子冯永康(Andrew Feng)在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 College(欧柏林大学)就读，18岁的小儿子冯永健(Elliot S.Feng)在UP(宾州大学)就读。“Elliot在高中毕业时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宋子文的中美外交史论文，我们这次开会Elliot特别早来，他在复旦呆了3个礼拜，上吴景平教授的课，帮助筹备会议。”冯英祥很为儿子骄傲。
作为父亲的冯英祥在美国的生活跟一般家庭并无二致，“我也遇到与一般家庭同样的问题和压力。譬如，我希望我的子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不仅如此，冯英祥还在积极维持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一年至少要聚会一两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感情不去经营，终将被时间冲淡。
有一次在飞机上，宋曹琍璇隔壁的男士看见她的英文名Shirley Soong，便询问她是否来自神秘的Soong Family(宋家)。你认为呢？宋曹琍璇反问。你很年轻，Soong Family的人应该很老了，对方回答。如果你这样想，也是对的，宋曹琍璇相当乐意顺水推舟。
也常有人询问宋仲虎是否来自畅销书《Soong Dynasty》(《宋家王朝》)中的“Soong Family”，“What do you think？(你怎么想)”美国出生的宋仲虎耸耸肩，一笑而过。
按照家族传统信奉基督教的宋曹琍璇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肯定并非来自外界，而是缘于内心，自己内心觉得幸福、平安最为重要，她从未有过让孩子们从政的意愿，因为成为政治人物需要非常“铁腕”，甚至要达到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境界”。而在宋曹琍璇的解读中，钱财、权力、地位都不重要，自觉坦然、自觉满足，已是最美好的人生。“我常常跟孩子们讲，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虚荣，告诉你们家庭背景不是说你们比别人强，你做了什么呢？你心里要记得，你是从这个家族出来的，做事不要丢家族的脸。”
坦然面对家族历史
“对于历史研究学者们，我的心态非常坦然。我们蒋、孔、宋的家属公开历史资料是希望希望大家能用公正诚恳态度对待历史。”宋曹琍璇告诉《新民周刊》。
两年前，冯英祥的父亲冯彦达过世，如今，母亲宋琼颐在纽约，住在儿子隔壁一栋房子里。宋子文先生过世后，曾有很多西方学术机构都希望能获得他的私人档案，宋琼颐最后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以下简称“胡佛”)。“母亲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她很高兴能够看到宋子文先生过去的事迹能够被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宋家就将宋子文档案捐给胡佛，最后的一部分宋档要等到宋美龄过世后才能开箱，这是宋曹琍璇第一次接受委托、以家属代表身份担任筛选宋档的工作，以胡佛访问学者的身份，宋曹琍璇第一次到胡佛上班时，胡佛档案室主任给了她一个说明，告诉她对所有档案都不应拿掉某一段，但可以保留privacy(隐私)。
她花了3个多月时间将剩余的宋档过了一遍，“宋档多为公文或电报来往，是历史详尽记录，我明白抽掉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将不完整，都会影响史学家研究。我做这个工作开始是有受人所托的责任感；第二阶段我就入迷了，开始激动起来；到了第三阶段时，我开始感觉这是一个还原历史的工作，比如宋子文档案出来后，很多人对中国近代史有不同看法，蒋公的日记出来后成为更明确的解密工具。”
以蒋、孔、宋三个家族的代表身份负责筛选重要历史档案的宋曹琍璇，戏言自己是“长期义工”，承担如此重任的理由简单到让人诧异——从宋美龄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国出生，语言成为了极大的障碍。以孔祥熙唯一的孙子孔德基为例，出生在美国的孔德基丝毫不懂中文，目前孔祥熙共有100箱的资料刚抵胡佛，加上之前的宋子文档案和两蒋日记，宋曹琍璇任务不轻。
“蒋方智怡虽然把两蒋日记放在胡佛，但她自己太忙，没有时间。以中文程度来讲，可能也只有我一人能看得懂这些档案中的文言文和史料。现在孔家给了我authorize熓谌ǎ牐一定让我先做档案筛选工作，我签名了以后才可以开封，这大概是我未来5年到10年的一项工作。”
身为家属来筛选档案，首先要受到情绪上的影响，一路看下来，她越看心情越沉重。第一个礼拜还好，第二个礼拜很多外国同事经过宋曹琍璇身边时都会安慰她，“Shirley，come down.”(Shirley，平静一点)。
宋曹琍璇与蒋经国曾有很多接触，在宋美龄赴美定居前，她和先生每年都回台看望宋美龄，蒋经国总是为他们接风洗尘。“我第一次到经国哥哥家里时很惊讶，因为当时台湾经济已起飞，他的整个官邸看起来更像中产阶级家庭布置。经国哥哥请我吃饭时虽然准备了10个菜，但都是普通家常菜，要知道当时台湾人请客吃饭，都已经是鱼翅、鲍鱼、燕窝了。”
让宋曹琍璇深有感触的是蒋经国去世时，她赶回台湾。“我看见经国哥哥躺在那里，心里非常难过。我看经国哥哥日记时的情感就不一样了，非常激动。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经国哥哥的内心世界是那么的忧伤、恳切。”宋曹琍璇举例，比如，蒋经国在日记中提到台湾常有台风，台风一来就会断电缺水，台风结束后蒋经国巡视灾区，回到家里看到太太蒋方良开着冷气，他马上要蒋方良把冷气关掉，他的办公室也常不开冷气。
有一次，宋曹琍璇在蒋经国卧室与跟蒋方良聊天，她看着他们的衣柜问蒋方良，哥哥的衣服怎么这么少？蒋方良说，他从来不买衣服。宋曹琍璇追问，方良你怎么不给哥哥买一点。方良说，我给他买一双皮鞋，还给他骂了几顿。后来，宋曹琍璇在蒋经国的日记中真的看到，蒋经国说方良给他买皮鞋是个“浪费”，自己不需要新皮鞋。在父亲蒋介石1975年过世时，蒋经国一整年的日记都是讲自己如何思念父亲，这一年的日记，几乎每一篇都让宋曹琍璇落泪。
“在蒋经国的早期日记中，他常常很惶恐，完全不想做政治人物，可是他觉得儿子有责任完成父亲的遗愿。我一直希望早日将蒋经国的日记整理公之于世，我相信这对两岸的统一有很大帮助。”宋曹琍璇说。
在台湾念完大学后在美国取得MBA学位的宋曹琍璇此前从事美国的海外宣教工作，她曾在芬兰、东欧做教会义工，在美国做新移民的服务工作。在旧金山，她常穿着牛仔裤，帮助大陆来美国的移民办理孩子入学、办社会卡、驾照考试等日常琐事，她说自己是“继承祖业”，简直可以在家门口挂个“免费服务中心”的牌子，24小时无休。
很多人知道她是“宋大姐”，但并不知道她与宋家的关系。2004年，宋子文档案开始对外公开时，宋曹琍璇的照片上了报纸，有朋友打电话问她，宋大姐，报纸上那个宋曹琍璇跟你长得好像，是不是你？她赶紧搪塞过去。“如果不是因为宋档和两蒋日记的先后公布，我们是绝对不会露面的，平静的生活才是最好的。”
孔家：乌衣巷口夕阳斜
2000年在纽约第五大道孔家，李龙镳（左一）偕夫人与孔令仪女士（左三）及丈夫黄雄盛（左四）合影
亲人们的相继去世无疑给孔令仪造成很大打击。孔家现在就剩下孔令仪和外甥孔德基。
撰稿／贺莉丹(记者)
香港商人李龙镳1956年毕业于台湾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军官第四期， 73岁的李龙镳潜心研究孔祥熙家族十余年，并与孔祥熙的大女儿91岁的孔令仪交往颇多。
自从宋美龄病逝后，孔令仪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最为年长的长辈。在李龙镳的描述中，孔令仪在美国的住宅坐落于纽约曼哈顿区最贵地段第五大道，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住在同一条街。孔令仪家的窗帘一拉开，即是中央公园繁茂树木掩映下的宁静湖泊，再远，是林立的摩天大楼和人群熙攘的大都会博物馆。
“孔令仪目前健康还没有问题，她在美国的生活节奏还是与以前在上海时差不多。孔令仪与我讲过很怀念上海，我也很想让她回大陆看看。” 李龙镳告诉《新民周刊》。
在美国，华人眼中的孔家颇为低调。袅袅茶香中，李龙镳向记者娓娓讲述孔家大小姐孔令仪的近况：
我不是孔令仪亲戚，也非孔家旧部，但我希望从研究者的角度结识孔令仪，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去过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县的老家，孔令仪出生在那里，令仪出生当年，父亲孔祥熙在山西办了一所名为“铭贤学堂”的基督教的学校。90年代末期，我给孔令仪和她先生黄雄盛上校写信，黄雄盛先生后来给我打电话，约我吃饭。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令仪纽约的家中喝下午茶，她家客厅沙发背后的两幅国画为蒋夫人宋美龄所绘，台灯旁摆放着孔祥熙先生和宋霭龄女士的相架，我当时心里早就准备好了三十几个问题，准备问她。
孔令仪最经常的穿着是高跟鞋配旗袍，旗袍一律为法国丝绸质地。60岁左右时，她会穿带红色花纹的旗袍；现在，她会穿白底深蓝花纹旗袍，看来素雅。在家请客时，孔令仪往往会在旗袍上别上白金钻石胸针，抹上口红，乌黑短发有条不紊——小小细节上自有她的坚持，看来得体。
孔令仪的先生黄雄盛今年88岁，是东北人，老先生喜欢穿西装、打领带，待人处事很有分寸，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写信时每个字都规规矩矩。以前是空军上校的黄雄盛先生曾在美国受训、开轰炸机，他曾担任过蒋介石先生的英文秘书，年轻时当然很英俊健康，看得出来大小姐很喜欢他，他对孔令仪也很体贴，比如在令仪入座前他会很绅士地摆正座椅。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9月在纽约，我到她家先是佣人招待我，黄雄盛先生先出来与我寒暄，然后我看着孔令仪走出来，虽然胖了一点，但看来姿态挺拔，很有大小姐的风范。
从1945年之后，孔令仪几乎都在美国生活。孔令仪是基督徒，不热衷社交，为人低调且遵守中国人固有的礼节。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过世时，孔令仪和黄盛雄夫妇亲自飞抵台北送葬，在东京呆一两天再回纽约。她常常散步，不多的娱乐方式是跟贝祖怡的太太蒋士云和顾维钧的太太打麻将，一礼拜一次；她养了条狗，我有次去她家时正在打雷，狗吓坏了，她就将狗抱在怀里。
她很喜欢怀旧。有一次，孔令仪跟我讲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过世时的情形，孙中山先生去世的晚上，孔令仪的母亲宋霭龄知道宋庆龄特别难过，就叫令仪陪二姨庆龄一起睡。宋庆龄问孔令仪，你现在睡的地方是你姨丈曾睡过的，你怕不怕？孔令仪说不怕。但她跟我说，其实她当时心里很害怕。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仿佛十几岁的女孩，很生动。
孔令仪说父亲孔祥熙很喜欢吃面；她也曾提到小姨丈蒋介石。曾经有5年时间，在金陵女子附属中学读书的孔令仪跟蒋介石夫妇住在南京官邸，她觉得蒋介石很爱护她，北伐时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在孔令仪15岁生日时，蒋介石将《告全国同胞书》的原本送给孔令仪，并题了孔令仪的名字，现在还挂在孔令仪的书房里。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住在孔祥熙家，正在花园里玩的孔令仪看见了张学良就叫他，“姨丈，你好吗？”刚刚受审的张学良正好一肚子气，没理令仪。
现在孔令仪年龄大了，有些东西也逐渐忘记。我看过当年驻德大使程天放的回忆录，其中谈到孔祥熙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仪式，并访问德国，当时在德国的孔令仪眼睛开刀，孔祥熙一到德国就赶紧去看宝贝女儿。我后来把这个故事讲给孔令仪听，她自己都忘记了。
在我看来，孔令仪的性格更像美国人，她的想法很简单，不太爱管事，也较容易满足，不是霸道的大小姐作风。
孔令仪待人接物很客气，我太太跟她说“谢谢”，她也用广东话回答“不用谢”。她总有办法把气氛弄得很好，吃饭时她给你搛菜；有次我带着儿子去孔令仪家，令仪先是问我有几个孙子，我的儿子拿了孩子的照片给她看后，她又询问能否将照片送给她，并希望我们有空带孩子去看她。
大概是1990年左右，张学良去旧金山参加90岁生日聚会，3天之后飞到纽约，孔令仪、黄雄盛夫妇专门抽出4天时间陪张学良，并介绍医生给张学良看眼睛和耳朵。去年，我太太眼睛有点毛病，孔令仪、黄雄盛夫妇为她介绍了一名华人医生。
孔令仪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孔令侃，妹妹孔令伟，小弟孔令杰。应该说，孔祥熙最喜欢的孩子是孔令仪和孔令侃，令仪比令侃大1岁，她和令侃的感情也最好。
1967年，孔令仪88岁的父亲孔祥熙病逝于纽约；1973年，85岁的母亲宋霭龄病逝于纽约；1975年，小姨丈蒋介石去世；弟妹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也相继去世；2003年10月24日，孔令仪小姨宋美龄去世……
亲人们的相继去世无疑给孔令仪造成很大打击。孔家现在就剩下孔令仪和外甥孔德基，孔令仪没有孩子，孔德基是孔令杰唯一的儿子，现在应该在美国得州。去年，孔令仪一直等孔德基来，想让他把父亲孔祥熙的档案交给胡佛研究所。孔令仪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她最怕烦，对孔祥熙档案的保存，Shirley Soong(宋曹琍璇，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做过不少工作。
宋美龄在世时，孔令仪经常去看她，她们住得不太远，开车大概15分钟。以前是孔家二小姐孔令伟照顾宋美龄，1994年，孔令伟因直肠癌过世后，孔令仪承担了照顾小姨的责任。2002年，跟令仪见面时，我希望她给我安排一个见宋美龄的机会，令仪后来请我参加2003年宋美龄的生日聚会。我先从香港飞到美国，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3月21日宋美龄生日那天是百花节，天气很冷，我10点半出发，穿了最厚的Kissman的大衣，太太穿着旗袍，风从下面直往上钻。我先访问了宋美龄的副官空军上校宋亨霖，那时其实医生开了配方给蒋夫人，所有的东西都要搅碎以方便消化。宋美龄很注意体重，平常吃青菜和沙拉，假如体重减轻，才吃一片薄薄牛肉。相比而言，孔令仪饮食就很随便。
蒋夫人住在纽约曼哈顿东河寓所，她的卧室在10楼，客厅和餐厅在9楼。那天当时大概去了40人，每个人坐的地方都有规定，我坐在客厅，我儿子和媳妇坐在餐厅。我们在等蒋夫人下楼，等到1点10分时，宋亨霖先生跟大家讲，今天蒋夫人感冒了，没有办法下楼。我当时的感觉真像从楼上摔下一般，很失望。同年11月25日早晨11点半，我在香港听电台广播说蒋夫人过世，马上发传真安慰孔令仪。后来我请孔令仪夫妇送给我一幅宋美龄的画，他们后来用DHL给我快递了一幅宋美龄的画到香港，并打电话确认我是否收到。
跟宋美龄一样，有时太紧张、压力太大孔令仪就会皮肤过敏。在操办蒋夫人的丧事时，她也有皮肤过敏。我去过宋美龄安葬地纽约郊外的芬克里夫墓园，孔令仪经常带着鲜花在宋美龄墓前悼念。
大家都很关心孔家目前有多少资产，孔令仪请了专门的财务顾问帮她打理财产。她现在住的房子属于apartment(公寓式)，大概有3500到4000平方尺，我估价差不多为800万到1000万美元。她家属于中西合璧的风格，沙发是西式的，也有古董家具，她从山西运了一个3米多高的屏风过来，红木镶嵌着红宝石，很漂亮，蒋夫人与我都喜欢在屏风前照相。细节可以看出主人的身价，她有颗翡翠白菜，跟真白菜差不多大，价值不菲；有一个花瓶，花瓶上有1000个“寿”字；她还有一块四方的玉，陈列在黄金架上，宛如一块小屏风。
我本来计划请孔令仪外出度假，她不喜欢到加勒比海这些热带地方，更喜欢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凉爽的北欧地区，但因为前一阵子她忙着卖房子，最终度假未能如愿。宋美龄生前在美国住的房子原本也属孔家资产，宋美龄去世后，孔令仪以大约13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房子；孔令仪还有个房子在长岛蝗虫谷，孔祥熙和宋美龄都曾居住过，有35亩地，我去看过，里面大到足够跑马。
几年之前，我还到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 College(欧柏林大学)，孔祥熙的档案在Oberlin是公开的，我看了孔祥熙的档案，了解到孔念书时的分数、念什么科目，有没有逃课等情况，并访问了Oberlin见过孔祥熙的老师。孔祥熙捐了很多钱给Oberlin，孔令仪曾在2002年左右捐献了几百万美元给Oberlin。-
陈家：豪门只在传说中
陈林颖曾说：“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撰稿／贺莉丹(记者)
“蒋、宋、孔、陈，他们也是凡人，都有过错，如今功过均交由历史评说。他们的沉默里涵盖着无奈，他们的沉寂亦是对历史的交代。”陈立夫的三儿媳妇陈林颖曾平静讲述昔日家族历史。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浙江省吴兴县人，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2001年2月8日在台中逝世，享年101岁。而早在1951年，陈立夫的兄长陈果夫就因肺癌过世，终年60岁。
陈林颖曾生在台北，祖籍浙江，是台湾著名国学大师林尹的女儿，也曾是陈立夫的“干女儿”。初中以后林颖曾赴西班牙留学11年，直至取得马德里大学文哲学硕士学位，让她拥有了外向性格和直爽脾气。陈林颖曾现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这个基金会致力于两岸的医药交流和文化教育交流，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都已展开交流合作，陈立夫、陈泽宠生前都曾担任基金会董事长。
陈立夫有三子一女，长子陈泽安由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由于陈果夫没有子嗣，陈泽安被过继给陈果夫，陈泽安后赴美国求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植物病理学家，如今80岁；次子陈泽宁由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在一家公司担任研发工作，如今已79岁；女儿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习音乐，如今也已72岁。陈林颖曾的先生陈泽宠是陈立夫最小的儿子，是普度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毕业后在洛杉矶工作。
1950年，9岁的陈泽宠跟随父亲陈立夫赴美。当时的陈立夫已退出政坛，在美国新泽西经营一家养鸡场。“公公的鸡场开了好几年，被烧掉过两次，还遭遇鸡瘟。当时李敖质疑，陈立夫先生怎么可能打着领带去喂鸡？我先生跟李敖说，你实在不了解我的父亲，他相当注重礼仪，又常有人去农场拜访他，他总不能衣衫不整接待客人，所以他才经常打着领带做农活。的确，当时孔祥熙、宋子文等很多人都曾去看望他。姐姐泽容订婚时，爸爸妈妈亲手用鸡蛋做了3个月蛋糕，招待了150多位客人，还有很多人喜欢我婆婆做的辣椒酱，真材实料、价廉物美。”陈林颖曾用“解甲归田”来形容公公陈立夫当时的状态。
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陈立夫在美国的鸡场经营得并不好，先生陈泽宠念的是美国公立学校，直到在普度大学求学时都是半工半读，并依靠哥嫂援助才完成学业；而她与陈泽宠的相识冥冥之中仿佛已有定数。“我们之前并不相识，可能是公公婆婆的有意安排，1976年年初我刚好从西班牙回台北，才见到陈泽宠，大家讲西班牙的舞蹈和音乐，我们聊了很多，他兴趣很广，对美国很了解，但完全是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那时我23岁，我觉得大我12岁的他成熟稳重、书卷气十足，让我很有安全感。”1977年，陈泽宠与林颖曾结婚；1982年，他们回到台湾定居，陈泽宠开始创业，开办自己的电器工程代理公司。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是儒家的推崇者，1969年，陈立夫回台。“蒋介石先生发电报请公公回台湾做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会长，蒋介石先生任会长。陈立夫先生有本书叫《从根做起》，他认为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中国文化的根仍需守护。就像他常讲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化的根是永远的。”
1988年1月31日，蒋经国病逝，陈立夫找到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元老联署，提出一个“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方案，在岛内引发强烈震撼。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90年代初公公陈立夫对两岸交流的态度很积极，陈立夫认为政治可以用柔性方式处理，用文化的根来加强接触，但李登辉却予以敷衍和阻挠。陈林颖曾说，陈立夫先生最早就发现李登辉是最不爱中国的，公公曾在便条上写过“最不愿意见到中国统一的就是'李总统’”，“这个便条大约是1992年写给'总统府’资政陶百川先生的，还在我家里，陶百川当时对两岸交流还有希望，期望能组织两岸交流小组。”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晚年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是写毛笔字、看书；他很保守，如果有10元钱，往往只做七八元钱的事情；他担任了台湾中国医药学院30年的董事长，为这所学校募款，一直做到过世……“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夫人孙禄卿的离去显然对陈立夫的影响最大。“婆婆毕业于上海美专，喜欢理家，是标准贤妻良母。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公公常讲，'爱其所好，敬其所异’。”陈林颖曾说。
陈林颖曾透露，公公陈立夫并未留下多少遗产。“公公更像一位读书人，很受晚辈尊重，他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是早年蒋经国先生陪他去看的。但买地和造房子的钱由他的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在1992年，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我们一家都没有再从政。陈立夫先生没有明说不让后代从政，但他主张让孩子的兴趣自由发展。我先生回台湾时，蒋经国先生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兴趣为民航局服务，担任高阶职务，我先生表示自己对环境不熟悉——实际上，陈家并非认为为官就是荣耀。”陈林颖曾认为嫁入陈家的她并未没有看见所谓的豪门的奢侈与浮华，先生陈泽宠从来不事张扬，“总是等他做到某个程度时，人家才发现他原来是陈家的儿子。”
陈家第三代孙辈目前共12人，分别在金融机构、医疗工程机构和高校任职，“他们都很杰出，都是哈佛、MIT、普度、斯坦福等名校毕业。”陈林颖曾说。陈林颖曾的长子陈绍诚(Victor)今年27岁，次子陈绍仁(Stanford)今年25岁，兄弟俩在台湾念完高中后到父亲的母校普度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去年7月，陈泽宠带妻儿到北京旅游，其间身感疼痛，8月初陈泽宠住院体检并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恶化，最后不治身亡。先生陈泽宠的突然辞世，让54岁的陈林颖曾难掩忧伤，面对记者时甚至几次泪水盈眶。“我先生在我们家是全能的百科书，他本来想两年之后退休，现在却突然离去，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恍然一梦。Victor还未毕业，只好先休学一年，帮助打理父亲的企业。”失去主心骨的家庭弥漫着酸楚气息，小儿子Stanford几次跟母亲说，妈妈，我打电话给爸爸，他没有回我电话……后来Stanford突然醒悟，原来爸爸已经过世了。
他们一家四口的最后一次团圆饭选择在北京饭店，此后来北京，陈林颖曾常愿意去北京饭店，还坐以前的那个位子。“它是绝望的伤心地，也让我有回忆，我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有很多的事情让她必须坚强以对，仿佛迟来的责任。比如，第二次国共和谈时，周恩来先生曾经写了一封信给陈立夫，原件还在陈家。鉴于此，陈林颖曾期望像宋子文的外孙Michael Feng一样，找寻一个权威的机构来保存陈立夫资料。
1993年，陈林颖曾向“国有财产局”承购陈立夫宿舍后，遭到台湾银行以无权占有及必须拆屋还地起诉，经过14年缠讼后，法院判决她败诉，虽然陈林颖曾一再恳求期望将陈立夫台北宿舍改成文物纪念馆，但陈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还是被强行拆除，无奈的陈林颖曾只有在拆迁现场为故居拍照留影。即便如此，她仍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继续她的抗争，她认为台湾银行送交法院的证据，至少有超过两份以上与“国有财产”和家属原始资料不同版本，“我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跟一般公民相同，没想到政府出现伪造文书的嫌疑。在李登辉时代，他们都是用这种手法拿回了政府配给国民党后代的房子，民进党时期，这样的事情仍在延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迹可循。”
曾有人劝陈林颖曾放弃，但她显然并不准备这样做。服输——这个字眼有违她的本性。
陈林颖曾还在为购买《中央日报》事宜到处奔走，陈立夫曾担任《中央日报》第一任董事长，一手创立了《中央日报》，但在今年6月1日，已有69年历史的《中央日报》因入不敷出而停刊。
“我跟马英九先生讲过想购买《中央日报》，马英九也表示乐见其成。拿到财务报表我们才能待价而沽，但我却看不见《中央日报》在操作上的透明化，国民党的财务报表迟迟出不来，我们买家也无法了解《中央日报》内部的运营状况。”虽然碰到了一些实际困难，陈林颖曾仍告诉《新民周刊》，基于陈家对《中央日报》相当深厚的渊源和感情，她决心让《中央日报》继续存在和运转。
陈林颖曾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她的100岁生日宴会上，站在公公陈立夫身侧。看到两位老人相对，她顿时感觉历史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如此汹涌，无以形容。“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毁誉宋子文
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宋子文的确从来不觉得挣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从来不放弃挣钱机会，他也很舍得用这些钱。
撰稿／贺莉丹(记者)
6月19日到20日，为期两天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研讨会是复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两大学术机构的首次合作，也是胡佛研究所首次参加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包括胡佛研究员郭岱君(Tai-chun Kuo)、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 A. Jordan教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叶文心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等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复旦。宋子文外孙冯英祥、宋子安儿媳宋曹琍璇与陈立夫儿媳陈林颖曾均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宋子文与陈纳德、史迪威等抗战历史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1945年《中俄友好条约》的签署等内容成为此次研讨会的热点。近年来，随着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的全面开放，以这些历史档案和其他第一手史料的整理研究为基础，对宋子文的生平全面、客观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毋庸赘言。
“宋子文在40年代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核心角色，研究近代中美历史绕不开宋子文。”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 A. 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宋子文，饱受西方文明熏陶后回归彼时狼烟四起的故土，在金融界缔造起宋家的金元王国，在外交上长袖善舞，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最终引退，是非功过并不容易盖棺论定。
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在上海同仁医院，人们习惯用他的英文名缩写“T.V.”来称呼他。1912年10月，18岁的宋子文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主修经济，1915年由哈佛毕业后，宋子文赴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23年，宋子文出任广东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副行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其后，宋子文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
“宋子文回国后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宋耀如便逝世了，留下的家产，虽足以维持小康，但绝谈不上巨富……只是从30年代中期起，宋子文在金融界、实业界的势力才有了迅速增长；到了40年代，他已被视为中国的'豪门’，被称作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 学者吴景平在其《宋子文评传》中如此描述。
就宋子文个人而言，其特长在于处理财政、金融、经济方面问题。与宋子文相交甚深的老友顾维钧回忆，青年党领袖李璜告诉他，“宋子文始终不愿意谈论政治问题。在任何宴会上，谈到政局问题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当问及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总是说他将遵照委员长的意见行事。”
但宋子文一次次被推上政治舞台。1940年6月，宋子文受命为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商谈财经借款，直至1945年8月宋子文完成中苏友好协定的签订回国后就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外交上喜欢走捷径，蒋需要的人才一定要会理财、英文好、习惯美国生活方式并能让他充分信任，种种权衡之下，宋子文便成为最合适人选。” 潜心研究宋子文多年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告诉《新民周刊》。在陈立文教授看来，按照正常外交管道，蒋介石的意见常无法到达美国上层，且受到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阻挠，对于1940年刚到美国的宋子文而言，他直面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外交管道并维持其通畅，宋子文花了将近半年时间去打通这个管道，但直到1942年、1943年左右，他才真正建立这些管道；另外，在美国当时“先欧后亚”的战略大背景下，美国更期望让中国去牵制日本的军队，宋子文无法突破这根政策线。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蒋介石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封电文，这封电文在3天之内，分别由三方面送到美国国务院：一是由蒋介石经宋子文呈送罗斯福的；一是由海军参赞J.M.Mc Hugh呈海军部的；还有一封是由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John A.Magruder呈陆军部的；其中竟没有一封是按正常程序由驻华大使转呈的。
陈立文教授认为，建立了个人外交管道的宋子文完全不尊重原来的外交体系，“美国人也蛮吃宋子文这一套，很多重要信息都经由宋子文这个管道传入，如此一来，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两根管道，到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部长后，他仍运用这个管道。”当然，由于宋子文神通广大地建立了各种管道，使美国国务院、军部等单位不胜其扰。
在陈立文教授看来，宋子文5年的战时外交斡旋可圈可点，宋子文雷厉风行的作风也使他集毁誉于一身。“宋子文在这段期间的作风较受争议的有4方面：他的独断独行、独揽外交事务；他不按通讯程序，甚至有蒙蔽消息或擅做删改之嫌；他重视个人外交，甚至过于迷信其效用；他好用公共外交。”
“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宋子文，认为他的个性太直率，太像美国人。”美国学者 Donald A. 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与宋子文最先有职务冲突的是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宋子文到美国，胡适曾在大使馆举办一个宴会，但却将具有蒋介石特使身份的宋子文放在秘书之列；胡适认为自己不借款、不交涉，而宋子文作为蒋特使的最大目标就是拉到援助；胡适喜欢在美国各处做演讲，宋子文在美国也一向重视发表谈话和讲话，宋子文请胡适多谈世界政事，少谈考据文学，胡适置之不理，宋子文不讲情面的老毛病又犯了，竟行文通知大使馆，表示凡是政治性的演说与文告，必须先经过他本人同意才能发表。宋、胡二人之间的不愉快，对他们的合作难免造成隔阂。胡适的这批学术界的朋友在日后都没忘记对宋子文口诛笔伐，比如傅斯年就予以大力抨击。在抗战后期爆发的黄金风潮中，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成为众矢之的，傅斯年称要挽救危机，“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此文成为攻击宋的重磅炮弹。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暂时隐居南京，他在给好友顾维钧的信中说：“我个人感觉完全解脱了，我和委员长有很好的约定，今后将继续在各方面以个人之力帮助他。” 1949年，宋子文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定居。在学者吴景平的眼中，宋子文晚年在美国当起了“寓公”。1953年，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孔祥熙与宋子文分列前两名。直至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邀请，但在台湾小住几天便迅速返回美国。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享年77岁。
另外，宋子文是否“贪污”和宋子文的资产一度成为舆论争论焦点。“宋子文的确从来不觉得挣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从来不放弃挣钱机会，他也很舍得用这些钱，他在外交上送礼、招待朋友用的都是他自己的钱。我们不主张用'腐败’来形容宋子文。”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说。
在美国学者Donald A. Jordan看来，史学界研究宋子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充分证据证明宋子文“贪污”。Donald A. Jordan教授曾到南京二档馆和上海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而无果，他也曾去过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馆和罗斯福总统档案馆查阅宋子文资料，“FBI的确在50年代调查过宋子文，但目前这个档案是机密(close)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FBI并没有正式文书说宋子文是贪污。”在Donald A. Jordan看来，国共内战时期，宣传打倒孔宋家族取得很大效果、让孔宋名声也很不好，而现在正是找出真相的时代已经到来。
Donald A. Jordan教授显然不希望宋子文的这个谜团像肯尼迪枪击案一样成为悬疑一场。“宋子文当时是负责美国对华援助的最重要接口人，如果说宋子文真的贪污，连美国政府都一定会严格调查宋子文，胡佛目前有证据证明宋子文并没有贪污，那里面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这种签名非常严谨，不可能作假。”-
显族历史是一种财富
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
撰稿／贺莉丹(记者)
多年来，作为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宋子文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吴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等著作享誉学界。他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档案，并数次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发掘相关史料，并且发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美、日、韩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著名学者云集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年6月23日，吴景平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详尽解读宋子文。
宋子文遗产净额：500多万美元
记者：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书，《宋家王朝》中文译本首页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来，西格雷夫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
吴景平：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现在的宋子文档案，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档案中看到，当时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他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用笔记下股票原始价、涨跌幅度，这是散户的个人理财心态，比尔·盖茨显然不会关心这些。(笑)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谓的“宋子文贪污敛财”这个疑团？
吴景平：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有关“四大家族”敛财的提法就已出现，如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聚敛了中国整个财富的80%，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一个政权整体而言。具体到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官，他们的事业与他们所处地位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是否违背了当时的制度许可非法获取个人财富，我们都必须用非常严谨和科学态度去分析，要反省当时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以往提法是正确的，就应该用可靠的史实去充实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独到的合理性。
目前对宋子文存在疑问的地方是，由于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实际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张确立一个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的身份访美，和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其后宋又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并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宋子文回国后，审计部门就致函宋，要求他将出访账目报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报告。这说明，一些现代化制度已开始确立。
1933年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之后，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他确实有个人股份。
应该看到，无论是抗战爆发前宋子文直接参与谈判的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还是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谈判先后达成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这些大数额的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在当时已建立非常严格的制度。比如，这些借款的动用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这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军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和卡车、军用医药设备等物资，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并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国民参政会和美方备案。这说明，对战时借款的动用总体上是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的，并非个人行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发了黄金风潮，当时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趋严峻，政府是消极顺其自然还是积极应对？宋子文选择了后者，从1946年2月份开始，对获得美国援助的期望和对国内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汇和黄金市场政策出炉的重要动因。从实际情况来看，外汇和黄金市场的开放供求无法平衡时，问题就会显现，特别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开始显露端倪时，对外汇和黄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状态；制度的腐败开始显现，一些军队长官和军政机关的首长往往克扣下属薪水，在外汇和黄金市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现实的军事、政局、体制、外交处境都不利于宋子文继续维持外汇和黄金的开放，最后蒋介石紧急叫停。在黄金和外汇风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获利，目前没有材料能支持这一点。
我想说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国外借款中饱私囊，是不那么容易的。但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况的发生，比如，无论是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还是资源委员会，在美购械购料过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国中方机构各级人员是否收取回扣……对于这些疑问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可靠史料的支撑。我的看法是，今天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问那是不够的，仅仅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指责甚至加以泛化，则是不科学的，这里需要用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从宋子文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作为驻美特使，还是作为外交部长，宋子文确实关注着和他个人相关的事业，比如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业务，这几家机构有重大具体事务都会向宋子文请示，宋再以电文告知。从频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对自己的事业和家人投资很关心，同时宋子文还是很有制度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违纪之事，比如他告诉宋子安，你们不能违反美国政府的规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夹寄股票和有价证券。
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需要指出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无论蒋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国政要，都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为都不仅仅代表个人，在可靠史料基础上弄清他们的主要经历和作为，予以全面、客观与科学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应当重视分析社会的和体制性的因素。如果仅仅关注个人操行问题，那就无法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鉴。
个性鲜明的宋子文
记者：您曾赴胡佛研究所专门查看和研究宋子文档案，胡佛所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对研究者带来哪些重要突破？
吴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档，在那里呆了两个月，侧重研究抗战时期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宋子文和国民党政要和名人间交往的信件、电报、与美方会谈记录等，以及宋子文带到美国的国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等。
现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档的开放度相当大，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会关心：他人到美国了，可是张乐怡的首饰还留在国内；或者他的某幅字画还在挂在寓邸的厅里，不知下落怎样……(笑)
我还发现，战时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虽然长驻美国，但他对个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对自己能否获得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政要的信任，并没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哪位姐妹的关系最好？
吴景平：宋庆龄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温和，对弟妹的关爱如同母亲。在宋子文看来，妹妹宋美龄贵为“第一夫人”，不缺乏财富和尊重；而二姐宋庆龄需要更多亲情关怀和理解，宋子文与庆龄的关系最好。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蒋介石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后处于怎样的境况中？
吴景平：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包括，一方面，蒋对宋的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但实际上蒋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问题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和进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来，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特别在后来，宋子文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互信都成为问题。
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楚说“Yes”的原因，实在忍无可忍时，宋子文干脆说“No”。当固守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时，宋子文会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员发生冲突，他的个性相当鲜明。我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辞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的保留。
以往我们都说，宋子文最后是被蒋介石抛弃的。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结果也是宋子文的选择，宋子文已不愿意将他的政治生命和那个已经走向末途的国民党政权有过多公开和直接的联系。对大陆战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现实期望，虽然他和这个政权还有各种联系，偶尔也去台湾，但宋和这个政权实际已做“切割”，可以说宋子文是“哀莫大于心死”，也可以说他认识到定局已很难改变。
记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吴景平：首先，宋子文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非常强烈和坚定。
其次，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和作为国民党阵营主体部分的蒋介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比如1931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主席职位。尽管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具体政策、价值取向、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时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内心也知道蒋介石并非最理想的当政者，但宋认同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再次，宋子文对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个时代是比较多的，宋在留美回国后，无论身处不同的阶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将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西方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
最后，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营垒中的“顽固派”那样强烈。宋子文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共、看待周恩来和毛泽东，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子文也感到对不起张学良，对蒋介石等人没能信守诺言也非常不满，对张学良本人及其亲属则千方百计予以关照。
学者需要尊重历史
记者：以往都是将宋子文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与官僚资本的关系？
吴景平：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关系不同。
在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与其关系密切，从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第一任央行总裁，为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打下了制度基础。宋子文显然很注意制度建设，他对当时的银行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建设，对关税、盐税和统税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制度，至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对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和金融、外汇市场建设等都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曲折、反复地往现代化方向行进，中国同时也在被动应对国际化的挑战。
从1933年宋子文先后辞去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职务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得到了极大加强，但是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宋子文虽然以董事长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国银行的经营管理大权，但他实际已退出国民党政权的决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于一身的孔祥熙职掌着财经大权。
宋子文再次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有直接关联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行政院长身份复出，并通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对战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运作机制发挥影响。
还应该指出，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无法掌控的——军方的力量，军方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包括对外军工贸易，这是蒋介石直接掌控的。
当年中共指称“四大家族”聚敛巨额财富、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主要指的就是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起初隶属军事委员会，宋子文无法从制度上影响它。后来资源委员会控制着糖业、钢铁业、纺织业等重要产业，对其发展和膨胀起作用的第一是蒋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对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影响，这个时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额，也很难讲清楚。
记者：宋子文出身于近代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经担任过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从1923年到1949年，有长达26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对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这样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民国高层人物，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吴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宋子文，得益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社会大环境，实事求是成为主要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机会看到宋子文档案文献。
对我而言，所谓敏感问题并非很大障碍，我认为这段历史的尘埃已落定，去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历史性的握手更说明，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为历史，现在无论作为政党还是公众，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态来看这段历史。大陆学术界和学者也能够用更开阔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来对以往国共关系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研究。
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尊重历史，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权本身和民国人物我们都可以进行研究讨论。当然，研究中国内部事务和研究中外关系取向不同，我们判断中外关系问题时首先考量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判断中国内部问题，我们要看有关当政者是否符合社会进步与民主化进程，我主张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将具体问题和这个问题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联系，不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多视野、多角度的比较观念，比如，我们研究宋子文时，要将宋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较，还可以将宋的前后不同阶段比较，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具体时间、具体事件而言，不要轻易做总评价。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并非短期能解决。宋子文档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档案，中文档案有很多是手写稿，字迹辨认很困难。这些资料用特殊方式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它不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宋家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记者：作为首次在大陆召开的关于宋子文研究的论坛，宋子文的后人也从美国专程赶来参加。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研究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具有怎样的价值？
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会议此前就已有，譬如关于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的会议；而关于孙中山的会议则更多了，宋子文并非第一个。但将以往我们给予负面定义的国民党高层人物以研讨会方式进行直接研究，这是第一次。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具备这样一个责任感：在实事求是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风气上起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对前人拔高或贬低，那么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要对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负责，对以往结论我们要客观看待，分析这种结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战犯”的提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不赞成简单否定以前的评价，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当时提出这些评判的历史条件和它起到的历史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对宋子文个人和他处的时代，我们的了解是有过程的，我个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这种升华是必需的。我们不是简单重复前人，而是要尊重历史。-
1943年10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
参考资料：戴鸿超：《宋子文的私人财产与是否因公舞弊问题之评析》，《宋子文生平与资料文献研究》；史仰渊：《宋子文与孔祥熙的财产知多少》，《民国史事》；刘永峰：《宋子文：一个被炒作出来的“首富”》，《先锋国家历史》。
【结语】
宋子文究竟有没有以权谋私，就现有资料而言，尚无确凿证据。当然，在许多资料尚未解密的情况下，对此事盖棺论定为时尚早。宋被世人怀疑，也是情理中事，其中既有时代因素，如日本宣传之构陷；也有人为原因，如宋长期兼营公私重职，却未谨慎、明确地划分公私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