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凤鸣:拒绝遗忘
2010-11-26 20:07 来源：南都周刊
作为少数几名劳教的女“右派”，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作为少数几名劳教的女“右派”，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南都周刊记者_郑文 甘肃兰州报道
和凤鸣身后的油画，是当年的全家合影。 摄影_刘浚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和凤鸣生于1932年，原籍甘肃会宁。因受到丈夫牵连，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劳教改造。
根据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处理反右斗争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后，全国得到改正的“右派分子”数量为五十五万两千八百七十七人。
女“右派”数字或无法可考，仅以夹边沟农场为例，3000多人中只有19名女“右派”。而和凤鸣所在的安西十工农场，几百名“右派”中也仅有两三名女性。
恰恰是身为女性的和凤鸣，在三年劳教生涯中遭遇丈夫离世、家庭破碎后，历经三十年也拒绝遗忘，秉笔直书，用一本耗费十年心神与眼泪写就的四十万言自叙—《经历—我的1957年》，为沉重的时代记忆去魅。
和凤鸣书写女“右派”的生活，早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记录夹边沟的苦难，又早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经历》出版十年后，和凤鸣由一个亲历者化作一个记录者，俨然已成为全国夹边沟难友、受难者亲属的联系枢纽。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
当时代悄然变迁，终将翻去这并不明亮的一页时，幸好还有一些记忆固执地镌刻着自己，如和凤鸣。
因言获罪
和凤鸣的家庭出身并不好，父亲1949年前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组织，判过刑遭下放，失去工作权利。但她正当青春岁月被下放到农场劳教，却是因受丈夫牵连之故。
在进步书籍的影响下，中学时的和凤鸣已被革命洪流深深吸引。她认同孙中山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适逢《甘肃日报》创刊，和凤鸣放弃了到兰州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机会，向报社递交了两页自传并被顺利录取。这是她纵身跃入革命潮流的起点，也是命运被裹挟的开始。
报社工作开启了和凤鸣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涯，也令她结识了未来的丈夫王景超。王景超是参与《甘肃日报》创刊的元老，报社内公认的一支健笔。热恋时的和凤鸣，曾收到他长达16页的情信，令焦灼的思念融于字里行间。然而败也萧何，当这支健笔迎上“大鸣大放”浪潮，写出几篇批判党员“官本位”思想和滥用“行政手段”的杂文后，竟被戴上“大右派”帽子，被迫了结了自己的新闻生命，还令妻子和凤鸣受到牵连。
革命年代的爱情，往往没有什么浪漫的开始，却要面临“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考验。“反右运动”开展近一年后，1958年4月下旬，和凤鸣与王景超分别被下放到酒泉安西县十工农场与夹边沟农场。
传汉武帝曾赐给击败匈奴的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壶酒，犒赏军中将士。霍将酒倒入当地泉水中，与诸人共饮，共蒙皇恩，由此有“酒泉”之名，后更传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佳句。但与古诗幽情迥异的是，酒泉实际上土地贫瘠，多为戈壁荒漠，时有大风沙，饮水尚且困难，无论美酒，生存条件十分艰难。
尽管如此，和凤鸣与王景超均未想到，此地一别，竟成永诀。王景超在酒泉下车，带着和凤鸣为他购置的新脸盆、一块五一柄的牙刷、结实耐用的帆布箱、八成新皮大衣，奔赴夹边沟，奔赴翻手云覆手雨的政治苦难对人命运的捉弄。
一个在“值得全国的‘右派’分子们羡慕”的十工农场养鸡饲兔，一个在令人闻之色变的夹边沟农场挖排碱沟。当王景超们光脚泡在碱水沟里劳动，任凭皮肉被蚀破时，和凤鸣们还有机会吃大包子吃到撑。与丈夫迥异的遭遇，令和凤鸣的牵挂与痛苦加倍。
此外，夹边沟农场对“右派”们的态度也十分严苛。从夹边沟发出的信，每人每月限制两封。需经管教人员检查，确认无有害言论，方能投递。起先和凤鸣还试图反抗，挑衅般在信里暗示道：“上次的来信为什么没有封口？望下次注意封口。”但什么也没有改变，丈夫的信依旧简短、平淡。“小娇娇”与“吻你”之类的字眼，再也不可能出现。
和凤鸣曾在信中与丈夫谈及“右派”应有“高度的自尊心”，不偷吃农场食物。此时她追悔莫及，担心丈夫受此影响，死要面子，但自知救援无力，又逼迫自己“冷酷地不去想他”。
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右派”身份，多年后才明白，这帽子恰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清除个体残存的独立思想。如钱理群所说的“精神隔离”，它剥夺人自由思考、言说的权利，束缚人交流的欲望，在空洞中使得“革命的绝对权威”乘虚而入。
自下放后，和凤鸣的工资被降级，由102元减到58.24元。但她每月寄35元给父母，以照顾两个儿子，又寄10元给王景超，改善生活。然而，到改造后期，王景超所在的夹边沟农场，已根本买不到任何食物。
1960年11月，劳教“右派”的口粮定量骤减为每月15斤。夹边沟农场将尚未饿死的人集体迁往高台县明水分场后，大批人没能把命熬下去。1961年元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粮食定量才有所回升。然而，当和凤鸣终于鼓起勇气请假，前往夹边沟解救丈夫时，一切都太迟了—王景超已于一个月前死在夹边沟。出于“高度的自尊心”和为家人避祸的考虑，他甚至没有发出一通求救电报。
阅后即焚
有甘肃民谣道：“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夹边沟一行后，和凤鸣成了寡妇，亡夫也尸骨无着。三年时光倏忽逝去，分别那日谁也料想不到的天人永隔，空降和凤鸣的人生。她劳教时为他准备的干辣椒，他还小心收在遗物箱内，没舍得吃完。他三年来积攒的两本日记，却令和凤鸣如获至宝。“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
忍着悲痛回到兰州后，和凤鸣总算与两名幼子团聚，她未对王景超作任何祭奠，还带两个孩子去看电影。“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常的。”然而终究长歌当哭，在先后遭遇外祖父母、父亲三位亲人的离世后，守着孤独的和凤鸣，唯有继续书写日记，与心灵进行对话。
“文革”期间，所有这些曾寄托着思念、告慰与情感的字纸，均在担忧、疑虑与恐惧之下，被和凤鸣付之一炬。包括王景超的日记、小说底稿，他写给和凤鸣的信，和凤鸣的养鸡兔日记等，灰飞烟灭，无一留存。被搜查、被抄家的和凤鸣，再度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至1978年改正。
直到今天，这沿袭自“革命年代”的谨慎，仍着痕于和凤鸣的言行中。当被请求阅读她的日记时，和凤鸣羞涩一笑，婉拒道：“有些内容我也不愿意……”不愿意分享，还是害怕心事曝光，再遭罪一场？
直到改革开放后，和凤鸣才重新开始记日记。“不写，有些事情就忘了嘛。”
2010年9月，王兵新作《夹边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和凤鸣的读者亦是难友，打来电话告知她这一喜讯。“我那个片子实际上是搞《夹边沟》的副产品。”和凤鸣说起自己的口述史纪录片时，尽管自谦，也难掩自豪之色—“这片子在美国、巴西等地都上演了。”
她的日记里还记录着与王兵初次见面的情形：2005年8月某天的大早，杨显惠带着王兵这个“很年轻”的小伙子，还有几名将参演电影的年轻演员，到家中拜访她。当时凤凰卫视制作的《社会能见度》节目正在播出夹边沟专题节目，而兰州市普通家庭收不到这个台，他们便专门到街上找了家宾馆，包一个房间看节目。
这才催生了长达三小时的纪录片《和凤鸣》。王兵带着助手与摄像机到和凤鸣家中，连着去了三天，只取了七八个小时的素材。摄影机背对阳台，有时聊到黄昏，室内光线暗淡到已看不清人物轮廓，也无人开灯。这部摒弃了所有戏剧性叙事可能的纪录片，后来拿下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
1965年，广西，一个知识分子在下放劳动的工地。摄影_马克·吕布
拒绝遗忘
自1961年探访丈夫却连尸骨都未见着后，和凤鸣再也没有去过夹边沟。直到1991年，有难友与她通信，提起夹边沟分场高台明水的大片坟地—丈夫王景超的遗骨正是葬在那里。于是，8月30日，和凤鸣在大儿子陪伴下，于三十年后重返夹边沟。
这三十年来，夹边沟的雪化了三十次。祁连山脉的雪水融化后，或汇入巴丹吉林沙漠里的湖泊，或渗入夹边沟盐碱与沙粒覆盖的地表。总也有雪花随西北风而至，轻轻落于夹边沟茫茫白沙堆里的暴尸之上。
当年的坟头基本已被风沙抹平，曾记录每位死难者姓名的碑石、砖块上的字迹，也已经无法辨识。尽管如此，和凤鸣还是拍下了当年“右派”们挖下的水井，缺了顶的地窝子，大张着嘴的骷髅骨，甚至红白相间小格衬衣的残片。
谁料回到家后，她发觉相机里的胶卷并未挂上，所有影像失踪，似乎预示着三十年前在此劳教改造的“右派”们的一切生命痕迹，也终将在此荒漠中悄然湮灭，如同从未发生。
每念及此，和凤鸣坐立难安，终于在整一个月后的9月30日，二度重返荒冢。这一次，她掩埋了前月所遇见的曝露于空气中的尸骨，又在每幅照片背后，悉心留下说明文字：“这位死难者在临终前，还在大声呼喊，他在呼喊什么？他的双眼会是闭住的吗？死不瞑目的他，在30年后，将他临终前的惨状昭示世人。大概是要我们思考些什么吧。”
那时她已经从西北民族学院退休两年，与小儿子分开，独自生活，开始《经历》一书的创作。和凤鸣想，哪怕不能发表，这段历史都应该留存下来。
起初写得断断续续，眼看着近十年过去，1998年，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从维熙的《走向混沌》出版，和凤鸣突然受到了激励。戴煌曾是新华社总社记者，早在1957年便辨别出“神化毛泽东”的倾向；从维熙则是著名作家。“他们都是名人，我不是名人，但我的经历跟他们又不太一样。”
和凤鸣开始加紧写，除了每天看一眼《新闻联播》外，取消了一切活动。从1998年秋后急赶到1999年，原本高度近视的她，引发了眼底病变，视网膜甚至出现裂孔。可她边治疗边写作，并未放弃书稿。
王景超在临死之前，曾对难友陈群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
王景超去世后，和凤鸣建立过新的家庭。孩子们的继父陪她度过了“反右”后的六十年代与整个“文革”时期，于1983年去世。然而王景超的作家梦，他的要她坚持记日记的叮嘱，并未随“文革”中那把焚烧的火而灰飞烟灭。
四十年后的2001年，死者的遗愿终于付诸实现。但不是借助别人的笔，而恰恰是靠妻子和凤鸣的独自努力，受难者的私人记忆与时代烙印紧紧融合在了一起。如钱理群所评价，“不是所有的幸存者都能听见并记住牺牲者和他们的亲人的‘地狱里的哭声’的，他们在自以为的‘天堂’里活得如此的自在，已经觉得如果现在还要哭泣，就会破坏了他们的好心情，成为新的罪孽了。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健忘者，强迫遗忘者，和凤鸣这样的不肯，也不敢忘却的幸存者，就更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重压。”
长歌当哭
《经历——我的1957年》首版只印了3000册，还是靠和凤鸣的老领导刘爱芝及时寄给她三万块，才能自费出版。和凤鸣把通信地址和电话留在了书的尾页上。五年后书籍再版时，又把学者钱理群的评论放了进去。迄今为止，循迹而来的读者、难友，或写信或通电话，已有一两百人。
因一本《夹边沟记事》，凡有媒体到甘肃采访，牵线之事必找杨显惠。又因这本《经历—我的1957年》，凡有难友欲寻亲人故旧，也脱不开和凤鸣的人际圈。
和凤鸣有一个棕皮小本子，按区号分隔，记满了全国各地各界难友的联系方式，详细到包含座机、手机、地址与邮编。杨显惠本来也有一个通讯录，去年装口袋里在街上走，被小偷摸去了。于是，和凤鸣的这本簿子，就成了唯一的“诺亚方舟”。有当年在夹边沟劳教过的幸存者，有读了书后认出亲人影子的死难者子女，也不乏铁流、章诒和等同样亲身见证过历史的老“右派”们。
尽管有些人不愿意重提旧事，但，“愿意说的‘右派’，还是多数”。这些年来，好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大龄读者相继去世。和凤鸣一一报出他们的姓名，间或补充几句某人的事迹，表情竟也平静如烟。就像她在纪录片《和凤鸣》中的讲述，偶尔有哽咽，但大体平静、通顺，用的是略显文学化的语言，多来自她亲笔写下的句子。
为了出版《经历》第三版，和凤鸣曾写信托付某出版社总编。因为敦煌文艺出版社在责编被迫检讨八次后，已无力承担出书任务。尽管还在等待新闻出版局的审批结果，但自今年4月开始，耗时半年后，和凤鸣已将书籍修订完毕。客厅桌上放的那本二版中，布满了她用红笔修改、增删的痕迹。
如今，和凤鸣依然坚持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选举权、政治改革、言论出版与民主自由。高血压与骨质增生限制了这位耄耋老者的出行范围和次数，却没有限制她的思想。她的信息源，除了那台老式电视，还有全国各地的读者，不定期寄来其可能感兴趣的报道、书籍等。在光线最好的书房里，堆着许多关于毛的境外书籍。若抚开上面的尘土，或许可瞥见这位老人的思路历程。
二战后，法国纪录片导演克劳德·郎兹曼倾注11年时间拍成《浩劫》，与曾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波兰人对话，试图重建那荒谬年代的历史。而对于和凤鸣来说，她的“经历”如苍茫海上一朵浪花，既是对晦暗历史与人性的见证，又首先是深入骨髓的记忆的延续。
王景超是河北人，京戏唱得不错。和凤鸣在改造时，也一度是唱眉户剧的台柱子。然而两人相守八年，从未有过配戏的机会。
“这段苦难升华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一如几十年前，她曾在戈壁上唱过近百次的那支俄罗斯民歌—
“草原大无边，路途遥又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爱情我带走，请她莫伤怀，找个知心人，结婚永相爱。”
“右派”改造地图
宁 夏
黑城农场
位于固原县城往北50公里处，1960年7月中旬起，陆续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到场部报到投入劳动。
中卫姚滩农场
位于宁夏中卫县姚滩。
甘肃
安西十工农场
地处甘肃省安西县。“右派”在这里要干许多苦重的农活，但生活还算平稳。
小宛农场
位于安西县境内，隶属甘肃省农垦总公司。
山丹农场
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县。“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赵俪生曾在此劳改。
夹边沟农场
位于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年底，近3000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
内蒙古
乌兰农场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在此劳改过。
辽宁
拉塔山劳改农场
地处辽宁葫芦岛兴城元台子乡砬子山，现为国家级的苹果研究所。
黑龙江
柳河五七干校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各省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而各省市地县办的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干校参加体力劳动。
音河农场
位于黑龙江省甘南县境内，归北京行政管辖，如今已成为绿色产品生产基地，当年也是改造“右派”的地方。
兴凯湖劳改农场
地处黑龙江省东南角的密山县，建于1955年，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劳改农场。丁玲、吴祖光、李锐等人在此接受过改造。
北大荒农场
北大荒指位于黑龙江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平原之间的广大荒芜地区，上世纪50年代进行大规模开垦，经营农场。从1958年春起，1500名“右派” (包括聂绀弩、丁玲、艾青、吴祖光、尹瘦石、丁聪)奔赴北大荒。
850农场
北大荒农场，隶属于牡丹江农场管理局，位于虎林境西南部，目前，已经发展成新兴小城镇，著名记者戴煌在此接受过改造。
853农场
北大荒农场，隶属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总场部建在小青山南麓小清河畔。
852农场
北大荒农场，位于黑龙江省东部，现更名为八五二分公司，是1998年我国第一批上市的黑龙江省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16家企业之一。诗人艾青在此接受过改造。
云山农场
位于虎林市境西部，现为黑龙江省农场总局系统国营农场。
友谊农场
号称中国第一大农场，隶属于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分局，位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南。1979年，农场党委成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
吉林
洮南保民农场
地处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南县洮河乡，有800多人在此劳改过，80％来自吉林省各市县，也有来自北京的教授、学者。
河北
唐山柏各庄农场
现建为唐海县，隶属唐山市管辖，保留国营柏各庄农场名称。作家萧乾在此接受过改造。
团泊洼农场
地处河北省静海县，接收过800多名“右派”，郭小川在此写下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清河农场
地处河北省宁河县，但划归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管辖。1957年，清河农场首次分五批接收了3000多名“右派”。如今清河农场已改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
天津
板桥农场
是天津“右派”的主要劳改农场。
北京
北京斋堂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斋堂乡，据说北大共划“右派”1500多人，文科劳改地点就是斋堂，而理科的“右派”是去华北无线电制造厂。作家王蒙被划为“右派”后，也曾到斋堂劳动。
北苑农场
地处德胜门外土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是关押改造国民党军官的劳改砖厂，后来变成“地方国营北苑农场”，是接收“右派”劳动改造的地方。
团河农场
隶属于北京市大兴县。1962年下半年，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分两批把原来分散在各劳改单位劳教的“右派”共400多人集中到团河农场改造。
江苏
板桥农场
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
上海
奉贤县五七干校
位于上海远郊奉贤县，1967年作家叶永烈被发配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
河南
息县五七干校
钱钟书及夫人杨绛、俞平伯、沈从文、胡绳、何其芳、吕叔湘，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吴敬琏等曾在此劳动。
团中央黄湖农场五七干校
位于河南信阳市潢川县。叶至善、周振甫、肖也牧等在此劳改过。现在是全国106所五七干校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旧址。
湖北
国家计委襄樊北干校
被划为“右派”的朱镕基在1970年至1975年被下放到这里劳动。
文化部咸宁向阳湖干校
干校总部设在咸宁，1997年咸宁市政府在干校旧址上建起博物馆。冰心、冯雪峰、周巍峙、张光年、臧克家、萧乾等在此劳改过。
沙洋五七干校
在此劳改的“右派”有吴文藻、冰心、费孝通、冯亦代等。2008年5月，成为湖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东西湖农场
位于武汉东西湖区。姚雪垠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下放到武汉郊区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青海
塘格木劳改农场
地处青藏高原，往北几百公里就是有名的青海湖。现已并入西宁监狱。400多名“右派”在此接受过劳改。
四川
长寿湖国营农场
地处重庆市长寿县狮子滩镇，目前，长寿湖已被列为著名风景区。1958年，近200名“右派”在此改造。
峨边沙坪农场
地处四川省乐山市沙坪县，到处是荒山野坡，现已改为四川沙坪茶场。在这里接受改造的主要是成渝两市的“右派”。
雷马屏农场
地处四川与云南交界处的小凉山地区，现在是四川雷马屏监狱。
广东
三水农场
是广东省境内的主要“右派”劳改地，离广州不到百里。
云南
东风农场
地处滇东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北部，曾经杂草丛生、豺狼出没。
元江红光农场
在云南省元江县，现为元江县红光农场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海南
南滨农场
地处海南省三亚市镜内，现为海南省国营南滨农场，是我国最南端的国营农垦企业。
安徽
白湖农场
地处安徽庐江县境内，1953年围湖造田建成，现更名为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
华阳河农场
在安庆市宿松县复兴镇境内，现为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大型国有农场。
注：资料来源互联网，有关“右派”劳改农场信息并不完整。整理_吴桂霞 (感谢谢泳、冉云飞、董国强等学者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