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太后的婚前协议 百家讲坛 吕太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此为《诗经》开头第一篇《关雎》,《毛诗序》认为它旨在歌咏“后妃之德”,以往的解释甚至于具体到,指认这首诗说的是周古公求偶之事。其立意是找老婆非常重要啊!关乎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兴衰啊!当革命成为新潮之时,这些过去的老旧观点难免被认作为无稽之谈。明明讲的是一个青年对一位容貌美丽姑娘的爱慕和追求,写他求而不得的痛苦和想象求而得之的喜悦,怎么扯到后妃之德上去了呢?于是乎,现在通常认为,它是我国爱情诗之祖,不仅反映的是令人喜闻乐见的爱情题材,还具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孔夫子是圣人,圣人岂能不懂爱情?岂能连这首诗里的爱情因子都看不出来?但无论看出来也罢,没看出来也罢,都绝非孔夫子将这首诗放在开篇的理由。不是说孔夫子不可以把爱情题材放在《诗经》的第一个,但他老人家搞了一辈子克己复礼,在选编《诗经》时也应该是有政治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用通俗的说法即是,找老婆非常重要啊!找老婆是人生大事,当然重要啦。但孔夫子所说的找老婆重要,则指的是国君找老婆,国家找老婆。为什么孔夫子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一点也不奇怪,他老人家是第一个历史学家嘛,看得多了,从春秋以前到春秋时代,成功的政治联姻使得家族发达,失败的政治联姻给国家酿成大祸的事多了去了。当初周族的先人为了家族的兴旺,靠着与姜氏、任氏联姻,终获发达。而王室及各诸侯国因为老婆找的不好,而造成国家动荡衰弱的事,更是多不胜数。估计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司马迁也将这一诗句用在《外戚世家》中了。

各位看官可能要说啦,不是要说吕太后的吗,怎么关关雎鸠了起来?不要以为关关雎鸠与吕太后没什么关系,吕太后是不是窈窕淑女,司马迁没写,菜九不敢妄言,但她非常符合孔夫子赞许的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个政治标准。而一旦符合这个标准,即使她不是什么窈窕淑女,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可能要问啦,吕太后怎么就符合这个标准了呢?这可不是菜九说的,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时称,高后佐高祖定天下。可是如菜九所知,刘邦起兵造反时,吕太后在家带孩子;直到刘邦当了汉王,杀回关中,再杀到彭城,也没与吕太后见面;最终在彭城被项羽杀得落花流水,狼狈西逃时,才路过家乡与吕太后匆匆见上一面。之后吕太后就做了项羽的俘虏,直到战争胜负的天平完全向刘邦倾斜后,才将吕太后从战俘营中接了回来。整个战争期间,吕太后没出上一点力,怎么就佐高祖定天下了呢?是不是司马迁搞错了呢?据菜九的一点私得,凡是对司马迁结论有疑问的时候,千万不要怀疑司马迁,错的肯定是你自己。因为这个定天下的内涵相当复杂,并非一定是打江山才能称得上定天下,坐江山时消除内忧外患的贡献,也应该算是定天下。比如,众所周知的杀韩信、杀彭越,就是吕太后的手笔,这两个人都是刘邦放心不下,又非常不方便出手解决的人。而吕太后果断出手,就为刘邦排了忧解了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太后佐高祖定天下,也不算离谱。但菜九在这里要说的是,刘吕联姻之初,就打下了助刘邦开创事业的基础,而其中起作用的应该是孔夫子所信奉的找老婆非常重要啊。通常人们认为刘邦是个大老粗,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孔夫子的这些主张,可能刘邦早就领会其精髓。所以刘邦这个大英雄,在远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就深知找老婆非常重要啊这个原则,于是乎,在已有老婆的情况下,仍然与吕氏联姻,而正是这个联姻,推动了他事业的成功。

人们可能不相信刘邦会如此深谋远虑,因为《史记》不是这么记的嘛。刘吕联姻的过程,在《高祖本纪》里记得很清楚,其曰: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鲁元公主。

从这个记载上看,应该是吕氏主动与刘家联姻,但其可信度还是有问题的。吕氏善沛令一事的记载,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有意识制造的一个传说,并不能得到相关记载的支持。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的官场上,县太爷的地位比刘邦小小的乡派出所所长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如果刘邦夺自己所在地父母官的所爱,跟捋老虎的胡子没什么两样,他还想不想在当地混啦?以秦法之峻,县令如果要修理一个小小的乡派出所所长,简直是易如反掌,刘邦似乎并没有遭受什么不测。像这样得罪县令,即使县令没什么特别表示,作为最讲政治的官场人物萧何、曹参、夏侯婴之流,还会与刘邦继续保持良好关系吗?刘邦总会有顶头上司吧,在这种情况下,能不给刘邦穿小鞋吗?而刘邦如果在官场上受挫,对其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不小的影响的。所以这个记载非常不合理,而凡是不合理的地方,就应该存疑。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记载,就会发现,这个存疑还是有道理的。吕后嫁刘邦一事或者并非那么玄。吕后之妹吕嬃嫁给了樊哙,樊哙的社会地位比刘邦又低了若干,不过是个杀狗的,与社会闲杂人员也差不多。比之于吕嬃嫁给樊哙,吕后嫁刘邦,应该算是嫁到好人家去了。因此,上述记载中吕父的高瞻远瞩并不能站得住脚。

如果认可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么个原则,菜九以为,刘吕之间的联姻,更可能是刘方采取的主动,理由无他,只因找老婆非常重要。可问题是刘邦原来是有老婆的啊。民间有句老话,道是:先过门的媳妇大过后进门的婆婆。而刘邦原本有妻,难道吕后嫁过去当小老婆?这显然不符合找老婆非常重要的信条。从此前的那个老婆甚至连个名字都没能在历史上留下这一点,可见其地位不甚重要,对刘氏的兴旺发达没什么帮助。而与吕氏的联姻,至少在人脉上,给了刘邦极大的支持。上面提到的樊哙,后来成为刘邦阵营的得力干将,可能就是通过刘吕联姻而得到的人才。刘邦当时是官场上的人,而樊哙不过是个狗屠,社会地位相当低下呢。从这一点来看,吕后的娘家也不像记载中那样有地位,只是个寻常人家。一个寻常人家的两个女儿或嫁与亭长,或嫁与狗屠,可能在当时正是合适的婚配。而刘邦逃亡后,樊哙也加入到隐芒砀的队伍里去了,其中可能就有这层姻亲的关系起作用。

吕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丁兴旺。按说老刘家的兄弟也不少,但这几个兄弟多是多矣,真要来事时,却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刘邦的大哥死得早,二哥刘仲大概相当平庸,刘邦得天下后,平白送了一个王爷的荣华富贵给他,一遇战乱,就立即逃了回来,一点风浪也担戴不起。弟弟刘交是个书生,也不是个能打拼的主。自家的人不顶用,当然要想办法借助外力啦,而借助外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姻亲。刘邦的原配妻子刘肥之母的娘家,估计也没什么力量可借用。所以要借助姻亲的关系成大事,只能另想办法。老吕家的人丁颇兴旺,吕泽、吕建成兄弟之外,还有吕婴。不仅如此,吕家纽结社会关系的能力也颇强,像什么王陵、雍齿等人都与他们家有不错的关系。可能是基于这种考虑,才有了刘吕联姻。因为要借助姻亲之力,吕太后虽然后进门,但其地位却高于刘邦的原配,吕氏所生子女所享用的尊宠,也高于原配之子刘肥。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吕氏一门可以为刘邦的事业助力不小。当然,在刘吕联姻之初,刘邦不可能高瞻远瞩到想到得天下的前景,但不排除刘邦想在当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这个事情就少不了要拉帮结派,而人丁兴旺的吕家不失为是一个重要依靠。于是,可能作为是外来户的吕家,需要在当地找靠山;而刘邦则需要依靠可靠的人手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根基;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一桩婚姻。刘邦年纪大,又原来就有老婆,吕氏嫁过来非常吃亏。怎么办呢,事先约定,后进门的媳妇名位居前,吕家的人要为刘家的事出力。这一切当然不见于任何记载,但事态的发展显示,这一推测并非无稽之谈,可能是预先就设计好了的结果。

果不其然,到了天下大乱、刀兵蜂起的时候,这桩看似不甚匹配的婚姻的威力就显示出来了。吕家一方在其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吕后的兄长吕泽。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但在《史记》的主要记载中,却基本上看不出吕泽的作用,只有在刘邦彭城战败后,才在《项羽本纪》里带了一笔,“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至于其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则完全阙如。这种记载的缺失,与评价的奇高,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于是无实际战功的极高的评语,根本不足以服众。后人难免会想,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否则的话,就是另有隐情,即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幸亏司马迁还做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录用大量朝廷档案,从而为吕氏的功劳,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个表尽管看起来非常枯燥,但因资料可靠,所以非常重要,如果参照这个表的话,很多历史认定都将重新修正。比如,根据这个表上的某些记载推断,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吕太后当政时,追封其为悼武王,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而在这些封号确立的时候,汉王朝的开国功臣还都健在,如果这些封号名不符实,则非常不合适。菜九曾专门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尽力探讨了吕氏的战争之功。在此不再一一追述吕氏的战争之功,而是着重讲一讲战争期间吕氏与刘邦的关系。通过这种比较,说明刘邦的事业借吕氏之力处既多且大。

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泽与刘邦一样,在天下反秦之初,就投身其中。刘邦起兵反秦前是在芒砀山躲藏,估计吕泽等人也在其左右。当刘邦走出芒砀山进攻沛县时,吕泽并没有跟随,而是就地拉起了一支队伍,就近攻城略地,因为其作战范围甚大,应该组织了一定规模的骑兵。吕泽的作战与刘邦有分有合,但相距甚近,当无疑问。在灭秦以前,两人分开的时间居多。在分开的时间里,吕泽为刘邦的事业招揽了大量将才。可以基本划为出身于吕泽部的比较显赫的战将应该有:王陵、陈豨、信武侯靳歙、丁复、蛊逢、靳强、朱轸、雍齿。陈豨、靳歙,在《史记》中有传;陈豨与刘邦很投缘,靳歙是汉军的常胜将军,一生没打过败仗。王陵的传记附见于《陈丞相世家》。丁复、蛊逢无传,但其位列于汉初十八诸侯,因军功封赏户数在十八诸侯中也是位次靠前,其中丁复的受封户数仅次于曹参与周勃,而高过樊郦滕灌。靳强无传,但为参加鸿门宴者;朱轸灭三秦时俘虏了翟王。雍齿则先背叛刘邦,后加入刘邦的地点正好不在刘邦的作战线路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将吕泽的身份定为“客”,甚是准确。这个表里身份为客者不少,但只有吕泽才是名符其实的客,即与刘邦没有主从隶属关系。因为吕泽不仅基本上单独行动,且建立了有别于刘邦部队的军功爵位体系。刘邦用的是秦制,而吕泽用的是楚制。如丁复的官衔是大司马(刘邦直辖的军事集团可没这个军衔),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因此,吕泽在刘邦的事业中,不像是个下属,而更像是合伙人、大股东。也只有这样的身份与实力,才能谈得上“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同时,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身份、实力与贡献,才能体现“找老婆非常重要”这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里记载的吕氏事迹,反秦时的居多,如下东郡、会战钜鹿等等,按其功劳,项羽分封时,完全可以封个王,当时封王者有十八人之多,像瑕丘申阳、吴芮的功劳就不大于吕泽。吕泽至霸上,即被封侯,而他的功劳不是封侯所能解决的。因为他可能的部下陈豨、靳歙也封了侯。可能是出于对吕氏功劳的补偿,刘邦又封吕泽之父吕公,也就是刘邦的岳父为临泗侯。须知,在众多有功将领都没有封侯的情况下,给无尺寸之功的吕公封侯,等于是给了吕氏一帖安慰剂。按说吕泽能力超强,部属众多,任何人处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自己单干的念头或行动。怎么没有搞成自己单干的局面呢?看来这类始终追随刘邦的行为,也应该是刘吕两家婚前协议的一部分。如果有这样的协议的话,其内容应该有吕氏竭诚帮助刘氏的事业,而刘氏则应最大限度地保证吕氏的利益。这个利益应该包括吕太后的地位,吕太后子嗣的地位,吕家其他人的地位。当然,这个所谓的婚前协议史无明证,不过是从事理上推测而得。比如前面说过,吕太后长期在项羽的营里当俘虏,于此期间,刘邦身边的女人有许多,其中更有若干为刘邦生育了子嗣,但吕后的地位丝毫没受到影响;刘邦在与吕氏结婚前就有了儿子刘肥,但还是将吕氏所生之子刘盈立为太子。这一切现象都提示应该有个类似于婚前协议之类的东西存在。如果确实如菜九所言有什么婚前协议的话,那么,吕氏为刘氏的事业出力,而刘氏尽可能照顾吕氏的利益,总体上相当和谐嘛。

当然,这种总体上相当和谐的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长期保持和谐状态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是人就会有私心,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当价值评判发生冲突或私心杂念大盛的时候,就难免出现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汉定天下后,吕泽没有被封王,卢绾有什么功劳,不也封王了吗?比如刘邦曾很动过一番废太子的念头与手脚,至于事情没能如愿,则是另一个话题了,此不赘。但菜九以为,正是这两个、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不谐行为,成为吕太后日后乖张行为的导火线。因为这类举动,确实与那个可能存在的婚前协议不协调。那么,既然你可以不仁,休怪我不义了。吕太后未来的行为,是否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呢。我们接下来再看。

知妻莫如夫。以刘邦对吕后的了解,他可能通过未能如愿的废立太子事件,看出吕后对权力的欲望非常人可比。一旦自己不在人世,这个女人可能会大肆抓权,其后果是什么,也只有天知道。有鉴于是,他又与大臣们共同订立了一个约定,即白马之盟,其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至于这个信誓旦旦的庄严约定,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也只能走着瞧。

事实证明,刘邦的担心是大有道理的。刘邦死后,吕太后果然不安其位,一下子就把朝廷的大权揽入手中。等到其子汉孝惠帝刘盈死后,吕太后干脆称制,公然将所有的权力都抓了过来。说来也非常可奇,吕太后的权力是随着死了皇帝老公、死了皇帝儿子、到了皇帝孙子时代一步步增大的,大到与任何皇帝相比都毫不逊色,只差没干脆称帝了。也不知是觉得吕氏在战争中的功劳与所受封赏不相匹配,还是因大权在握很方便给娘家人更多的实惠,总之,吕太后动了给娘家人封王的念头。如果站在吕氏的立场上来看,她的这种做法至少有这样几个好处:一是可以让尽可能多的吕氏诸亲分享她的无比荣耀;二是娘家的吕姓之人尽可能多地封王列侯,将大大有利于巩固她的权力;三是往更远一点说,这样做的结果,潜伏了刘氏天下转变为吕氏天下的可能。无论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这种做法肯定不符合刘吕婚姻的任何约定,也与当朝群臣的心理状态不相符。

如果认可吕氏对刘氏事业的卓越贡献,刘邦对吕氏的安置是否有偏低之嫌呢?因为历史久远、资料奇缺的缘故,后人无法评判这个是非。当然,如果硬要评判的话,也可以勉强做一下这个事。即根据现有资料,菜九认为刘邦对吕氏的待遇应该说是大致公平,还过得去的。即使不同意菜九的看法,也不过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何况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的看法并不管用,因为依人性的特点,总是看高自己的作用,看低自己的待遇。就在刘吕两家的官司中,在当事人心里,也难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高估自己的贡献或作用。一旦出现这样的自我评估,由此产生不爽的感觉也再正常不过了。人有了不爽怎么办?要么隐忍不发,就这么过下去;要么找机会发作出来,找回平衡。从事态的发展上来看,正好老吕家出了这样心怀不满的人,这就是吕太后,而且还是掌握了最高权力吕太后。那么,在这之后发生了一连串找回平衡的事情,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吕太后大权在握,那岂是一个爽字了得。长期以来,她生活在刘邦的阴影之下,刘邦的很多事看不下去也只得看,忍无可忍也只得忍。因年老色衰而被刘邦晾在一边若干年,也不知有多少女人享受了原本应该由吕太后享受的恩宠,并且生出了若干儿女。当时吕太后就恨得牙痒痒的,但也无可奈何。现在好了,掌握了最高权力的吕太后首先就要快意恩仇了。好像司马迁也只记下了吕太后所干的最惨绝人寰的丑事,毒死赵王刘如意并将其母戚夫人斩去手足刺瞎眼睛、刺聋耳朵、剜去舌头,弄成怪物。其他没有记录在案的事估计也少不了。司马迁在《外戚世家》里提了一笔,“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足见受吕氏荼毒者多矣。

难怪司马迁会说,怨毒于人大矣。这种长期积累的怨毒,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吕太后干伤天害理之事,也干“光宗耀祖”之事。之所以要将“光宗耀祖”这几个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其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其所要做的事,就是孙悟空所说的“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的事,做是做了,最终却功亏一篑。可能在吕太后的心里,吕家帮刘邦打天下,出力够大,这主宰天下的风光,也不能让老刘家独享,吕家完全有资格取而代之。而取而代之的过程,也不适合一蹴而就,也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封吕氏为王,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

吕太后的算计大致没错,即使仅仅动了封吕氏为王的念头,就开始受到朝廷重臣的反对。而这个重臣不是旁人,正是与吕氏渊源颇深的右丞相王陵。王陵说:当年高祖皇帝与我们杀白马为盟,达成“非刘姓而立为王,天下共击之”的共识。现在提出封吕氏为王,属于违约之举。看来这类老家伙都属于保守派,保守派的特点就是非常不情愿动老规矩,不知道与时俱进。天变了,道亦应随之而变,活了这么一把年纪,怎么就这么不开窍呢?吕太后碰壁后并不甘心,又去问左丞相陈平与绛侯周勃,二人回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太后听后大喜,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精明的吕太后并不会因为陈、周二人的回答满意就采取措施,她也能猜出,这些老家伙其实是一条路线上的人,上述言辞,完全可能是口是心非,用来敷衍自己的。怎么办呢?双管齐下——先调整王陵的工作,将其升为皇帝太傅,让出其手中的实权;陈平升任右丞相,顶王陵的窝子;吕氏的亲信审食其升任左丞相,顶陈平的窝子。再封吕泽的老部下冯无择为侯。接着,将自己女儿的儿子、原赵王张耳的孙子张偃封为鲁王。这些事大致算是名正言顺,旁人还真说不出什么。然后,追封自己去世的哥哥吕泽为悼武王。虽然封吕泽为王不合规矩,但一来吕泽确实战功卓著,二来谁还会跟死人、先烈计较这些名份上的事。看来吕太后做得很巧妙——用名正言顺的封王,来替不那么合适的吕氏封王作陪衬。

这一番事情得手后,吕太后又如法炮制,在封吕氏子侄为侯前,封了几个功臣为侯,并将刘邦的次孙齐王刘肥之子刘章封为朱虚侯。经过这番操办,封侯后的吕氏子弟,距王的位置又大大接近了。在将惠帝的几个儿子,即吕太后的几个孙子封了王之后,又在很短的时间里封了几个吕姓王。这种循序渐进式的方式,大大减少了朝廷之上的冲突,差不多等于慢火煮青蛙,等到青蛙觉得烫,一切都晚了。大臣们尽管非常反感,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吕太后一步一步实现她的计划。等大臣们看出吕太后的险恶用心,一切都已成定局。吕氏王的数量,就快要与刘氏王持平了,而吕氏王所掌握的权力比刘氏王更是多出了许多。至此,以吕代刘的格局,已初见端倪。

按说,吕家女儿嫁到刘家,就是刘家的人了,一切应该以刘家的利益为利益。但吕太后偏偏不这么想,她的屁股完全是坐在自己娘家这一边的。不知吕太后为什么要这么做。分析一下,可能是刘吕联姻本来就是政治婚姻,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何况后来分多聚少,感情更加疏远。兼之刘邦在吕太后做项羽俘虏期间并没有设法搭救,反而另结许多新欢,这一切都让吕太后会择机报复。而报复之极致,就是将刘邦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转到自己娘家手里。现在吕太后所要做的事,正是要以吕代刘,要皇帝轮流做。仅仅是吕氏王人数上不处下风还不够,吕太后还要对现有的刘氏王实行控制,于是便有了吕氏女儿成群嫁给刘氏王侯的景象出现。而因为有吕太后的强权撑腰,这些为人妇的吕氏女儿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搞的刘氏王混不下去,有人甚至自杀了断。而一旦刘氏王暴毙,吕太后立即将空出来的王位封给了吕氏子弟。看来吕太后为娘家谋利益已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吕易刘的政治局面也只是早晚发生、无可更改的事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吕太后毕竟不能长命百岁,在她撒手人寰的时候,吕氏垄断了朝廷的相当多的权力,但其安全却毫无保障。原因何在呢?就是吕太后对其娘家人的提拔太过分了。当时打天下的功臣还都在,而刘邦定下的规矩就是非军功不得名爵,这是相当合理的。而吕氏子弟无尺寸之功,个个位高权重,大臣们心里又如何能服气呢?吕太后活着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给点面子,而且吕太后的铁腕统治因其尊贵地位无法撼动,大家只能无限期等待,静观其变。吕太后的死,使得朝廷缺少强权人物,吕氏子弟的位高权重就显得虚浮不实,不足为虑。于是乎,吕太后尸骨未寒,众大臣便集体发难。没几天工夫,吕氏一族人头落地,被斩草除根。吕太后怎么也不可能想到,本来是想光大门楣,让娘家人鸡犬升天的,到头来,一场空,而且惨烈无比,不仅仅是吕家的功劳由此一笔勾销,也把这段无比壮烈的历史搞的支离破碎,难以复原。这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吕太后能够遵守刘吕两家的婚前约定,如果刘邦不是那么花心,如果吕太后命再长一点,谁知道历史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历史不允许如果,只能照它原有的样子呈现。吕太后的悲喜剧,就从咄咄逼人、志在必得,到灰飞烟灭、满门抄斩。老子说过:知足不辱,知止不辱。诚哉斯言。可惜,只争朝夕的吕太后不屑听、没听过,再也听不着了。

吕太后尽管差点将刘氏江山折腾成吕氏江山,但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之小的。何以如此呢?吕太后固然恶名昭著,但其腥风血雨、人命横夭的把戏只限制在宫闱之内上演,并没有蔓延到社会上去。所以司马迁对其评价还是相当高的。他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可以说,吕太后继承了刘邦与民休息的政策,造成国泰民安的良好政治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所说的刘邦老婆找的好,并没有错。

附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当今有点旧学功底的老先生在说到不赞同某事时,常说什么“期期以为不可”,以表示自己不赞成的较强烈态度。而这个“期期以为不可”,即典出汉初名臣周昌之口。有个描述口吃的成语“期期艾艾”之期期,也典出此人。出典的具体场景是,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为太子,遭到众臣的一致反对。其中周昌因为口吃的缺陷,在表达不赞成时就说了这个“期期以为不可”。于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周昌是个正派的梗直之士。近有程念祺先生的《高祖托孤》一文也是持此认识。该文重点写了周昌,基本上是按照司马迁的路子写的。给人的感觉是,此周昌(不幸也可能是菜九的远祖)是个梗直之士。但菜九恰好也通这一段历史,认为司马迁的本意未必是要将周昌写得多好,只是想通过周昌这个个例,反映刘邦的容人之量。周昌并未忠于刘邦之托,在程文中也体现出来了。从这个结果上来看,我们说周昌是个伪君子,并不算是冤枉他。

周昌的伪,具体表现在他的会察颜观色。他对刘邦敢于事事顶真,那全是因为他吃定了刘邦的脾胃,知道刘不会真的为难他。于是他顶撞皇帝之事,为他捞到了敢于直谏的美名。这个假象骗过了刘邦,刘以为周昌可靠,就把心爱的儿子托付给他,以求自己百年之后,小儿如意或可得周昌之庇护,得以极自然寿命。可是刘邦的知人之明,在这里算是走了眼。司马迁记得很清楚,周昌被吕太后一顿痛骂之下,连吭都不敢吭一声,当初的与皇帝抗争的气概荡然无存。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初周昌的所谓抗上直谏,并不是用骨头做成的,而是用心计做成的。刘邦不会杀他的头,不抗白不抗。吕太后敢于杀他的头,他就不会自讨没趣了。在刘邦面前,心机与骨头都能派用场,周昌就倾其所有。在吕太后面前,无论是心机还是靠了心机而长出的骨头,都归于无用,索性也就不要拿出来丢人现眼。故周昌一言不发,老把戏穿帮了嘛,尚何言哉。所谓一物降一物,周昌能吃定刘邦,但吕太后又能吃定周昌。
吕太后的婚前协议 百家讲坛 吕太后

如果说周昌仅仅是未能完成刘邦交下的任务,那还只是个能力问题,于人害处不甚大,换了别人,或者同样完不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那么,他的画皮披着也不碍谁的事,索性让他披着。可就是这个周昌,还干了一件陷害功臣的事。就在周昌领了刘邦的重托赴任不久,他就上书告诉朝廷,赵代地相国陈豨图谋不轨。于是朝廷令人侦察陈豨,终于逼陈豨反叛。这个陈豨是信陵君魏公子的崇拜者,他不过是效仿战国魏公子招揽了几千门客而已。朝廷的侦察结果是什么,《史记》说得很清楚,无非是陈豨的客人当中有人干了些不法之事,从理论上说,与陈豨的关系不大。陈豨怕牵连到自己,于是反了。这个陈豨在战争年代应该是有大功之人,他在反秦胜利后便受汉封为侯,又与刘邦臭味相投,都是魏公子的崇拜者,所以地位相当高。反观周昌,其在战争年代的功劳基本上不值得一提,而其受封地位之高,多半是因为其兄是汉的烈士,沾了这个光而已。用句俗点的话来说,当陈豨出生入死的时候,周昌这样的人或者还在为刘邦提夜壶呢。就是这样的人,要以莫须有的罪名乱咬功臣,将有大功的陈豨逼反,并从功劳簿上将战功一笔勾销,这等罪过,岂可不提。故司马迁对陈豨事件是痛心的,他说:“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於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韩信卢绾列传》)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难怪司马迁要惊叹不已。周昌逼陈豨造反,也直接给人民带来苦难,因为在汉初的几次造反中,以陈豨之反最难平定,其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甚至连刘邦亲自出马都不能讨平。可见周昌此举,实有祸国殃民的成分在内。故不得不指出来。

周昌的貌似梗直骗过了刘邦,但未能骗过吕太后,也未能骗过司马迁;骗过了程先生及很多后人,却未能骗过菜九。所以前贤有言,一个人可以行骗于一时,不能行骗于一世;可以骗过许多人,但不能骗过所有人。印之于周昌事迹,诚哉斯言。

补白:程念祺先生的文章碰巧与菜九的《历史打假》刊于同一期杂志,而被菜九看到,而持程先生之见者,举世皆是,故菜九此作非专门与程先生过不去。

本文出自菜九段历史的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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