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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西北地区最具原生态魅力的传统文化之一，被研究者称为“西北地区亘古以来的天籁之音。”
位于康乐县南端的莲花山，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是“洮岷花儿”传统的演唱会场，以场面的宏大和演唱形式的别致而闻名国内外。由于临洮、康乐县的大部分地区也是临夏花儿的盛行区，所以从1980年以来，来自临洮、临夏等地的临夏花儿歌手也在这里大显身手，使两种不同的歌种在同一个花儿会上争奇斗妍。
人民创造了花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开拓着花儿的演唱领域。近年来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对群众歌唱活动的积极支持和鼓励，是花儿会不断增多的重要动力。
洮岷花儿
花儿会是我国西北独有的一种农村文化娱乐形式，以寺庙为依托、说唱为形式的一种民间传统节目。这种“民间的游艺是有季节的，按期举行迎神赛会，或开骡马大会、赌博会，是交易而兼娱乐的性质。”花儿会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的两大支流湟水、洮河流域以及渭河源头地区。如甘肃康乐县有12处，临洮县有24处，渭源县有7处，临潭县有52处，卓尼县5处，岷县24处。花儿会虽然是一种民间文化集会，但也具备市场的一般功能，属于农村市场的一种形式。
有研究者认为，洮岷花儿是“莲花山花儿”和“岷县花儿”的总称。
据康乐县文化局有关研究者介绍，洮岷花儿是西北花儿的两大流派之一（另一派就是河湟花儿），在当地各族群众中漫唱。广泛流行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康乐、和政县；定西地区的临洮、岷县（岷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洮州）、卓尼、舟曲县等地。
先有调、后有词
据有关研究者介绍，根据音调、唱词、演唱风格，洮岷花儿分为“南路花儿”和“北路花儿”。其中“南路花儿”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中心，“北路花儿”以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为中心。
民歌是原始文明的先声，是民俗社会的产物，有着严格的地域性和鲜明的民族性。洮岷花儿被当地群众称为“草文章”，分为“本子花儿”和“散花儿”。所谓“本子花儿”，指成本成套的演唱，有历史人物故事和民间传说，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散花儿”则多为歌者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短歌，唱词的字数、行段都很自由，一般都押韵。有的一韵到底，称为“单套”；凡一首中押两个或三个韵脚的称为“双套”。
洮岷花儿按照演唱形式，分为“开头歌”、“问答歌”、“对唱歌”、“联唱歌”、“生活歌”、“短歌”和“长篇叙事歌”。花儿研究专家宋志贤先生认为：“在我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交叉押韵法自《诗经》之后再未用过。唯独出现在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中。”关于花儿与《诗经》在韵律方面的相似处，近年来有很多研究者纷纷撰文予以认可，并形成共识。岷县博物馆馆长、花儿研究者张润平先生认为，《诗经》是不会影响花儿的，只有花儿才会影响《诗经》。“因为唱花儿的人是不会去读《诗经》的，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文盲出身。”张润平认为，作为一种民歌形式，先有调、后有词，调式的形成与成熟肯定比歌词的形成与成熟要早。
临夏花儿包括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河州花儿又称“少年”，近些年也称“西北花儿”，在青海有人称“河湟花儿”。莲花山花儿又称洮岷花儿。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均发源于临夏。
流传
据康乐县文化局研究者介绍，“花儿会”最初是一种与庙会祭祀活动有关的民间集会，人们在风和日丽之际，来到风光灵秀、寺庙林立的地方，向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也利用这难得的农闲时节游览山水风光，交流感情。许多年轻人在唱神颂佛之余，也同时祈求婚姻美满，年轻异性之间也在用歌声进行试探交流。久而久之，男女间唱“花儿”、谈情说爱也就成了庙会的重要内容，到了后来，庙会的宗教迷信色彩日趋淡薄，而唱“花儿”的成分却不断增加。随后，逐渐演变成了“花儿会”。
临夏花儿唱词优美，曲调动听，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甘肃接近陕西四川的一些地方也有波及；传唱在汉、回、东乡、撒拉、土、保安和部分藏、裕固等众多的民族群众中。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音调之丰富，可位列全国民间音乐艺术之首。被人们赞誉为“西北花儿”、“西北之魂”，开放在祖国的百花园中，与内蒙古的《牧歌》、《爬山调》、苗族的《飞歌》、藏族的《拉依》等争奇斗妍；与陕西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安徽的《挣颈红》等竞秀媲美，资质瑰丽，形式奇特。“民俗主义”说近年来，随着非遗项目的推进及各地各种演出形式的开展，“花儿”这种原生态的民俗传统文化渐渐走到台前。与此同时，各地有关花儿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2008年，著名民俗学家柯杨教授撰文就目前花儿研究的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整体水平有所提高，但视野仍不够开阔；方法有所改进，但还没有出现新的重大突破；回顾历史和研究“过去”（传统）的多，着力探讨“现实”问题和应用研究的少。为了全面贯彻国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所提出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为了进一步使花儿的研究成为当代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国际对话，我认为有必要引进“民俗主义”这一国际性学术概念，使我们这支队伍拓宽视野，使研究工作更上层楼。
柯杨教授认为，除了少部分人勤于田野调查颇多收获外，多数人往往依据已往搜集、记录下来的第二手文本（包括歌词、曲谱和有关史料）来进行研究，对“花儿”这种民歌样式在发展演变中出现的变异，以及演唱环境和方式的新动向较少关注。在研究内容上，多数人仍然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或考证其源流，或论辩其名称，或赏析其精粹，或阐释其意义，总是在“花儿”的认识价值和文化史意义方面下工夫，而对“花儿”文化空间的分布及作用、演唱环境的变迁、歌唱者与听众的互动关系、如何保护与传承、如何使花儿这种民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方面，却较少涉及。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我才深感在花儿研究队伍里，有引进‘民俗主义’这一概念的迫切需要。”柯杨教授认为，首先，它有助于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学术观念，能把我们的思路从“历史的”、“过去的”狭窄视域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大大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使许多现实的问题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性研究，成为我们大家都能主动关注和参与研究的课题。第二，鉴于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对“传统的当代形式”和“小人物的真实世界”的强调，以及对外部力量（如政府、企业等）干预、利用、再造民俗文化的倾向和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特别关注，这就使我们不但应当把研究的对象从农村延伸到现代都市，从传统文本延伸到现代媒体，从静态研究延伸到动态研究，从实证研究延伸到应用研究，而且启迪我们还必须把构建新的“地域意识”和“乡土观念”这类最新的文化动向也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第三，我们目前的花儿研究，与花儿这种民歌样式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之间，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结合点和突破点，仍然处于“两张皮”的状态，而民俗主义概念的引入，将大大改善这种局面。“因此，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传播与创新，只有在深入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并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专业理论的具体指导下，才有可能少走或不走弯路，并实现预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