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刚到日本的中国人，经常为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而苦恼，那就是——送礼。
例如，纯粹出于好感和交朋友的期望，给邻居送上自己包的饺子，结果一分钟内邻居就手忙脚乱地找出一样和饺子的市场售价基本相等的礼物，来还礼。
这种当场还礼和把礼物的价值纯粹商业化，数学化的做法，常常让中国人觉得难以接受：难道日本人相互之间都不送礼的么？其实，这不过是双方的文化传统不同。日子长了就会发现，日本人也是很重视相互赠送礼物的，每到深秋或新年，在商场订购“`御中元”，“御岁暮”礼物赠送亲友同事的日本人络绎不绝，他们把这看作是沟通友情的一种方法。
在日本送礼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连含义都很容易看明白
日本的送礼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这种送礼有着严格的时间，数额限制。中国人不了解这一点，突如其来的礼物也会造成对方不知如何是好的想法。
这仅仅是双方文化的冲突，无伤大雅。有的时候，双方的“送礼”带有更强烈的社会价值差异，甚至会涉及到法律问题。
因为当初学日语的原因，萨认识了一个在日本兵库县市民福祉科当公务员的渡边，此人一贯循规蹈矩，近来却碰上了没法应付的事情：有一名新来的中国侨民找到渡边，送给他一份包括酒和香烟的礼物。渡边按照工作条例拒绝以后，过了几天，那位同胞又送来一份更加丰厚的礼品……
如此几次往复，渡边感到那名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变得生硬起来。由于担心语言不通导致交流误解，渡边特意找到笔者，希望和这名侨民交流一下，看看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作为在日工作多年的“老中”，还没有去交流，笔者已经基本猜到了事情的根源：问题肯定出在双方对“送礼”的不同理解上。
果然，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每年都会通过报名和抽选，向社会低收入阶层提供廉价住宅，这位新来的同胞也提出了申请，但是没有中选。打听到渡边是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他认为这是没有向渡边送礼的缘故。而渡边几次的拒绝，则被他理解为礼不够重，只好不断加码，同时不自觉地开始鄙视渡边的人品。
果然是送礼引发的误会。这位新来的同胞把国内一些地方“不送礼办不成事”的思维习惯带到了日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给渡边这样的公务员送礼，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把对方吓跑。
笔者的女儿出生以后，为了表达庆祝和感谢，曾购买鲜花送给接生的医生护士，却遭到委婉而极为坚定的拒绝。尽管笔者再三表示纯属分享快乐，对方却绝不敢收，最后只得放在护士站前，算作为全体病员改善环境，才算没有原封带回。
事后才知道，当时的举动与害人无异。
在今天的日本，有四种职业的人对于送礼是避之犹恐不及的：医生，警察，教师，还有渡边这样的政府公务员。这四种职业，在日本都属于待遇优厚的工作，但是都有严格的监督制度。按照日本的法律，假如他们涉嫌贪贿，就会因此而被解职，不但失去工作，而且在信誉度上留下犯罪记录，今后的前途会受到极大影响。所以他们轻易不会接受任何礼品，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灭顶之灾。
此外，还有一种人是不能送礼的。这种人就是参加竞选的政界人士——至少表面上和选民之间，对其通过送礼拉关系是严格禁止的。
日本选举宣传中提醒被选举人不得以这些变相的方法送礼，否则按照贿选处理
其实，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也曾有过送礼问题横行的时代。曾被称为“日本最优秀的检察官”的田中森一，在所著《反转》一书中详细地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贪贿风气最为糜烂之时自己的生活：一次为了祝贺某个事务所开业，回来的时候觉得装土产的纸袋子有点儿重，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万日元纸币扎成的捆包，一百万元一包，一共十包……
但是，认识到“送礼”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的日本政府，近年来通过严厉的立法和严格的审查，改善自己的形象，逐渐改变了这样的局面。有趣的是，除了无所不在的监察制度，日本政府也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降低了“送礼”可能发生作用的机会。
例如，这次的事情中我们的同胞其实根本无法通过给渡边送礼，获得他在分房问题上的帮助。日本的廉价住宅抽选，是由计算机全盘完成的。所有报名的人被赋予一个番号，由计算机用程序随机抽取番号，中标者获得住宅，未中标者只好等待明年再来。在计算机抽取番号的过程中，渡边根本无从插手，所以，即便他收了礼，也无法帮上忙。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为日本政府减少了很多麻烦。
这种情况，通过降低公务员在整个决策中拥有的权力，减少了送礼可能起到的作用，无形中从根源上对“送礼现象”实现了打击。久而久之，公务员们对没人送礼已经习惯，遇到我们这位同胞这样送礼不断升格的现象，几乎不知道该怎样处理了。
看来，很多事情都是事在人为，有些看似根深蒂固的毛病，如果想去改，总能有办法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