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元316年，西晋王朝末代皇帝愍帝司马邺率领饥肠辘辘的孑遗臣民向兵临长安城下的匈奴汉国大将刘曜肉袒出降，不久即如前任怀帝司马炽一样遭受“青衣侑酒”之辱后被杀。至此，西晋灭亡。距离开国皇帝武帝司马炎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辉煌时刻，不过短短37个年头，统一喜剧就迅速演变成了覆灭悲剧。亡速之快，堪比秦、隋。但秦、隋承乱世之后分启汉、唐盛世，而西晋王朝的覆灭，却使刚结束汉末近百年分裂局面始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重新陷入了比此前更为惨烈动荡的乱世深渊，中国历史也随之堕入了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漫长黑暗时期。数百年间，群雄逐鹿，汉室凋零，公子王孙，贱若泥沙，流民百姓，泪尽胡尘。后世史家，众说纷纭。究竟西晋王朝的喜剧是怎样演变成悲剧的，其悲剧后果为何如此惨痛？让我们一起掀开那页沉重的历史，从前人的斑斑血泪中去寻觅历史的真相吧。
竖子成名
东汉是依靠豪强地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逐渐形成所谓的“衣冠望族”（世代做官）或有名望的姓族，散布在各州郡。在反对宦官的斗争中，他们互通声气，互相支持。宦官失败以后，士族内部的矛盾便加剧了。士族内部按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也就是按势力大小来分配做官。魏文帝更行施九品官人法，就是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法律肯定。因此取得了士族对曹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想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争取士族的支持。出身河内名门望族的司马懿起初曾因有“狼顾相”而遭多疑的曹操猜忌，直到曹丕篡汉称帝后才逐渐受到重用。明帝曹睿时，因“北平公孙、西拒诸葛”而渐掌兵权、累积战功，终成魏国重臣，也成了士族门阀阶层当然的利益代言人。他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逐渐形成司马氏集团。虽然明帝临终托孤，但因功高震主屡遭猜忌而被架空。于是老家伙装傻充楞、隐忍待时，终于等到机会，于249年发动政变，掌控了魏国大权。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曹魏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气得魏帝曹髦嚷出了那句著名口号：“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时，那个瑰丽磅礴、激情澎湃的三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们老的老、死的死，正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司马昭父子算是赶上了好时候，完全有足够的理由顾盼自雄。魏国是寡妇孤儿、人尽可欺，自不必说；蜀国国君恰是那位连诸葛亮都“扶不起来的阿斗”，更惨的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吴国更不幸，国君孙皓是一个典型的虐待狂，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就凿人眼睛、剥人面皮，可惜只敢虐待自己人，搞得是人神共愤、众叛亲离。
司马昭没费多大工夫，就于263年，趁蜀国内乱，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三路攻蜀，把蜀汉后主刘禅俘至洛阳，优待得乐不思蜀，蜀汉遂亡。两年后，司马炎效仿曹丕故技，重演“禅让”闹剧，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都洛阳，史称西晋。于公元280年，发起统一战争，20万大军水陆并进，王浑、杜预率陆军势如破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北，把前来迎战的吴国主力兵团就地歼灭；王统率着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出长江三峡，排江而下，“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接下去传檄而定江南，割据江东近八十余年的孙吴政权灰飞烟灭。
至此，三家归晋。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君主，又创建了一统天下的勋功伟业。
可司马炎这纨绔子弟既乏雄才伟略，亦无宏图大志，完全靠着继承祖父辈的遗产，基本没什么悬念，就站在了历史的高起点上。只需作为当然的主角演一出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已经写好、不久前又经过曹丕示范过的“禅让”闹剧，就成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创者。历来艰难的统一战争如今竟然一战定天下，简直太顺了。而且出身高贵的司马炎仪表非凡、聪明神武、长发委地、垂手过膝，按当时的标准绝对是可以令追星少女尖叫喷血的美男子，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总之，司马炎有十足的理由踌躇满志、自我放纵，却无半分开国君主应有的危机意识与深谋远虑，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开国之君，也为西晋王朝的覆灭种下了前因。
灭吴后，晋武帝司马炎的膏粱本色尽显无遗，他对吴宫佳丽的兴趣显然远远大于对吴国户口钱粮的兴趣。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指使军将在江南搜罗美女。除了把吴宫佳丽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少不了顺道从民间强抢大批美女一同北上。加上先前魏、蜀两国的宫女，超过上万人。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得30年才能轮遍，轮到后面的宫女见到皇帝时肯定都成老太婆了。当有了太多选择时往往倒不知如何选择了，司马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荒唐主意，乘着羊车，在宫里随意游逛，羊车停到哪儿，就在哪儿演绎“一夜情”。于是有些宫女就在自家宫门前插上竹叶，地面洒上盐水，好引诱皇帝的羊车前来。估计最终自然是群起效尤，于是宫内竹叶片片，盐路条条，羊儿越来越肥，司马越来越瘦……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变着法子寻开心，自然是花钱如流水，虽然天下统一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司马炎还是觉得钱不够花，卖官鬻爵就成了敛财捷径。有一次，司马炎主持祭祀典礼后，兴致高昂，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道：“朕与汉朝的皇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倒是个有胆色的臣子，回道：“汉桓帝、汉灵帝。”桓、灵二帝被公认是东汉的亡国罪人，正骄矜自得的司马炎当然很生气：“怎么能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陛下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方面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气乐了，笑道：“桓、灵之世，没有谁敢说这样的真话，现在朕有你这样忠直的臣子，毕竟还是比他们强啊。”
由此可见司马炎颇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感，自满而不失厚道，荒唐却绝不昏聩。但上既有荒唐的君主，下自有荒唐的臣子。
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当时的法令规定，商贾必须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社会地位极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司徒王戎家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亦乐乎。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
公卿误国
自曹丕开始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逐渐成为世家门阀垄断遴选用人的工具。司马氏作为世家门阀的利益代表，自然采取纵容的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泛，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熹告发。司马炎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应处死以惩邪佞，山涛等不可问罪。司马炎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实际上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而高级士族在政治上的权利，一开始就从九品官人法中得到保障。所谓“九品官人法”事实上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只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官的特权。通常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在开创之初，君臣群策群力，富有进取开拓精神，总能够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但西晋王朝却是例外，晋武帝君臣在天下一统后，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励精图治，而是一面骄奢淫逸、纵欲享受；一面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世说新语·汰侈》中对当时达官显贵穷极奢侈的描绘，足以令当今的暴发户们瞠乎其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石崇在荆州太守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打劫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无人过问，可以想见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又用赃款买得更高的官位，积下更多的财富。他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子就有100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穿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与皇帝的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成了超级富豪。两人互不服气，各显神通，公开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40里的路段上用绸缎作屏风，石崇就把50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落了下风。司马炎知道了，就赐给他一株高约二尺左右、价值连城的珊瑚树。王恺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随手就用铁如意将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既觉得惋惜，又认定石崇是妒忌疯了，声色俱厉地质问石崇。石崇若无其事道：“值得生气吗？赔你好了。”于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让王恺挑。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像王恺那样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你要赔偿，请随便挑吧。”王恺只好认输，连被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一个皇帝助臣下比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
石崇富可敌国，又恣意炫耀，常大宴宾客，安排美女劝酒，有饮酒不尽兴的，当即杀掉劝酒的美女。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一起去石崇家赴宴。王导不善饮酒，因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劝酒时，却故意不肯喝。接连三位美女被杀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导指责他，王敦回答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关你何事？”
石崇家的厕所内也有十多个美女排列伺候客人，准备着锦衣华服、名贵香料、洗漱用品等。宾客如厕时都得脱下旧衣，出去时换上新衣。大多客人不好意思当着众美女更衣如厕。王敦却旁若无人地脱衣更衣，满脸傲色。伺候在旁的美女们窃窃私语道：“这个客人肯定适合做贼。”
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
牝鸡司晨
晋武帝司马炎与皇后杨艳，有三子三女，惟独太子司马衷是个弱智。司马炎也知道太子有些问题，他本来光儿子就有二十六个，选择余地挺大。但因与杨后夫妻关系甚笃，而杨后很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祖训。更重要的是皇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乖巧聪慧，深得司马炎赏识。有一次皇宫内半夜失火，司马炎登楼观望，司马才五岁，在一旁拽着爷爷的衣带拉入暗影之中。司马炎觉得奇怪，问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司马说：“暮夜苍茫，应严加提防，不应该让旁人看见皇帝在光亮中。”武帝更加称奇，曾抚着小孩的后背对大臣说：“此儿当兴吾家。”甚至在朝会上对群臣表示司马人品样貌与先祖司马懿相似，其实是对皇储安排的一种暗示。所谓“看孙不看子”，改换太子一事也就作罢。但从历史的结局看，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选择很是失败，比立储的选择更失败则是他对于太子妃的选择。司马炎本想为太子司马衷迎娶卫之女。但杨皇后与权臣贾充的老婆郭氏关系很好，又私受了不少奇珍异宝，就撺掇着迎娶郭氏的女儿。郭氏和贾充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奇丑无比；次女贾午，长得倒很漂亮。起初本是选贾午为太子妃，因其身材娇小，尚未长成，连太子妃的礼服都撑不起来，于是临时换了贾南风。贾午后来与父亲手下的帅哥韩寿私通，还把稀有的皇家香料赠与韩寿，“偷香窃玉”的典故即出于此。贾氏家风可窥一斑。贾南风的丑陋，倒与白痴太子司马衷堪匹配，可是却让做公公的司马炎目瞪口呆。但堂堂册立太子妃的国家大典已举行过，万无退货的道理，只好自认倒霉。后世史家每论及亡国祸乱之事，多为帝王讳，常诿过女子，然则西晋王朝的覆灭，这位“貌陋而心险”的贾南风确是罪魁祸首。贾南风生性酷虐，曾亲手杀掉左右侍女数人。有一次她发现有个宫女偷偷怀上了太子司马衷的孩子，妒怒之下，以锐戟刺入，已经成形的胎儿被剖出堕地而死。司马炎闻讯大怒，令人修了一座冷宫金墉城，要把她废掉打入冷宫。但当时的杨皇后（此杨皇后是杨艳的堂妹杨芷，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堂妹杨芷为皇后）由于贾南风系堂姐所荐，而贾、杨两家关系颇好，便联合多位大臣好言相劝，晋武帝才消了怒气。事后，杨芷告诫贾南风一定要改过自新。然而贾南风对杨芷的救命之恩视若无睹，却对这番斥责怀恨在心。
熟悉傻太子的大臣们不时旁敲侧击。尚书和峤委婉进谏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话说得很客气，其实就是说您的傻儿子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天下。老臣卫也借着宫廷宴饮的酒劲儿，抚着御座对司马炎叹道：“此座可惜。”晋武帝心中也觉得不踏实，干脆找些案卷来考察一下太子处理政务的能力。太子妃贾南风忙请了个宫里的老先生当枪手，案卷批得头头是道。刚好太子身边有个机灵的太监提醒说：“太子不好学习，人所共知。现在批文上引经据典，必会被皇帝看穿，怪罪下来。不如干脆就事论事，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了。”贾南风觉得有理，便命这小太监负责起草，再由太子抄写下来。司马炎本来对太子的期望值就不高，现在一看这傻儿子总算还能把意思表达清楚，也就放了心。公元290年，司马炎病重。立诏由叔父汝南王司马亮和皇后的父亲杨骏一起辅政。司马炎临死时，只有杨骏在旁，他想独揽大权，就和女儿杨皇后串通伪造遗诏，指定杨骏单独辅政，并想除掉司马亮。司马亮的手下劝他起兵讨伐杨骏，这老王爷虽在司马氏族中口碑不错，却是庸才一个，查其领兵记录，未尝一胜。总算还有自知之名，连夜逃往封地许昌避祸去了。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后世人称“白痴皇帝”。他完全是个傀儡，国家政事一件也管不了，却闹出不少笑话来。有一次，他在御花园里玩，正是初夏季节，池塘边草丛间响起阵阵蛙鸣。晋惠帝呆头呆脑地问道：“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叫呢，还是为私叫呢？”身边的太监面面相觑，不知如何作答。有个机灵的太监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地里的为官家，在私地里的为私家。”有一年，某地闹饥荒，地方官员上报灾情，说灾区百姓饿死许多。晋惠帝就奇怪地问道：“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呢？”大臣回奏：“当地闹灾荒，没粮食吃。”晋惠帝更奇怪了：“没有粮食，为何不吃肉粥呢？”大臣们听了，目瞪口呆、哭笑不得。西晋王朝出了这样一个活宝，周围的一群野心家自然是蠢蠢欲动、顿起问鼎之念。杨骏本是个低级小吏，十足的草包，因借了太后女儿的光位极人臣，总揽朝政，不禁得意忘形，俨然有代理皇帝的派头。对于太后杨芷以及其他人的劝说，都置若罔闻。其专横跋扈，引起了司马家族诸王的反感。皇后贾南风更是无法容忍，开始私下培植亲信，外联楚王司马玮。召楚王玮带兵进洛阳后，又操纵晋惠帝宣布杨骏谋反，夷其三族。连太后杨芷的老母亲庞氏也不肯放过，杨太后跪地苦苦哀求，表示愿做她的婢女来换母亲的性命。贾南风却毫不动心，杀了庞氏后，又废皇太后杨芷为庶人，将她关进那座当初为贾南风所建的冷宫金墉城里，最终落得活活饿死的下场。杨太后若想及曾为贾南风求情的往事定是悔不当初。贾南风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婆母杨芷尚且如此丧尽天良，对其他人自然更不在话下。因嫌汝南王亮、老臣卫碍事，便矫诏指使楚王玮将两人处死，没过几天又以“擅自处死司马亮、卫”的罪名处死了司马玮。楚王玮临刑时大叫冤枉，于事无补。
贾后自此开始专权达七八年之久。常派人诱骗美貌男子寻欢作乐，事后杀人灭口。数以百计的男子中，仅有一名小吏得免。这名小吏年轻俊美，住在洛阳城南，失踪了一段日子，再出现时华衣美服、唤奴使婢，俨然富豪。众人都怀疑他偷了巨室的财物，抓他去见官。贾皇后有个远亲听说此事，想参与进来好索取涉案财物，遂与法官共同审案。小吏禀告说路遇一老妇，说家中主人生病，巫师占卜说要找城南少年来驱邪，便将自己装进一口箱子，运入一座豪宅中。询问到了哪里，被告知是“天上”。后来有位三十五六岁的矮胖丑妇出现，留他共宿了一段日子，然后顺原路将其送出，并赠以许多财物。贾后的亲戚听这小吏如此一说，顿时明白，溜之大吉。法官也猜知原委，便草草结案，将小吏释放。贾后之淫乱宫闱、胡作非为多如此类。
贾后因怕太子司马年长后，自己地位难保，就设计陷害太子。先请人用太子口气起草了一封内容是逼晋惠帝退位的书信，代笔之人竟是以美貌与文采著称于世的潘安。接着寻机请太子喝酒，灌个烂醉，趁其昏昏沉沉之时，骗他把那封信抄写一遍。次日，贾后即通过晋惠帝召集群臣，操纵廷议，宣布太子谋反。贾后此举引起了众怒。公元300年，掌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想趁机起兵篡位，就散播谣言说大臣们正密谋扶助太子复位。贾后果然害怕起来，立即派人毒死了太子。正好授赵王伦以柄，派禁军校尉、齐王司马带兵进宫逮捕了贾后，曾经横行朝廷、不可一世的贾南风不久被司马伦以金屑酒毒死。
正是贾南风的专权误国，奸妇乱政，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同室操戈
赵王司马伦诛灭贾氏外戚，掌握政权，滥赏官爵，收买人心。封文武官员数千人为侯。才过了一年，又忍不住把晋惠帝软禁起来，自立为帝。又大封党徒，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伐互相促进，一直延续到西晋统治的消亡。当时，官帽上都用貂尾做装饰。因为封赏得太多太滥，库存的貂尾都用完了，只好用狗尾巴来凑数。民间就编了歌谣讽刺道：“貂不足，狗尾续”，此即成语“狗尾续貂”的出处。
各地诸侯王听说连赵王伦这样的老废物都敢篡位称帝，均感不忿，争先恐后地前来抢夺皇位，遂引起一场长达16年旷日持久的内乱。先后卷入血腥战争的有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长沙王司马、东海王司马越，再加上先前被杀的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共八个诸侯王，故史称“八王之乱”。
诛灭贾氏外戚，齐王司马居功不小，却不得重用，反遭忌被外调许昌，一气之下遂与成都王颖、河间王司马共谋造反，三国联军杀向洛阳，常山王半路加入。数十万部队在朝歌(今河南安阳)到颍上(河南颍县)一带屯扎连营，赵王伦慌忙拼凑了6万多部队前去应敌，自己却躲在洛阳日夜求神拜佛。最后在洛阳城外一场决战，赵王军队被全歼，双方混战死掉10余万人。赵王伦向联军投降，被关进金墉城，在同一栋房子里被迫喝下他曾在此逼贾后喝过的金屑毒酒自杀。其心腹孙秀和名将孟观等都被族诛。
联军取得政权，大封功臣，以齐王首功封为大司马，成都王颖为大将军，河间王为太尉，常山王为抚军大将军，改封长沙王，东海王越为中书令兼侍中，梁王肜生急病死了，追封为太宰。傻惠帝前一拨大臣还没来得及认全呢，这就又换了一拨。齐王以复辟的大英雄自居，日益骄横，遂引起其他诸侯王不满。
长沙王便又与成都王颖、河间王密谋反叛。302年12月，河间王遣大将张方为先锋率领10万军队讨伐齐王，齐王知道长沙王与河间王关系很好，恐其为内应，故先发兵攻长沙王。在洛阳城内混战了三天三夜，齐王兵败被长沙王活捉。长沙王自然因功晋升太尉，而倒霉的齐王则被斩首，而劳师千里无功的河间王枉为他人做了嫁衣裳，心有不甘。适逢益州发生了流民叛乱，遂领命前去平叛。
成都王颖与河间王，一在邺城，一在长安，虎视眈眈盯着洛阳城里的皇帝宝座。于303年8月，联合起兵讨伐长沙王。304年１月，成都王颖在河间王的帮助下攻克洛阳，抓住被东海王越出卖的长沙王，将其活活烤死，时年28岁。成都王颖占领洛阳后，为酬谢河间王，纵容其大将张方在城中烧杀抢掠，裹胁了一万多宫女和财物而去。在回师途中，张方的部队因粮食匮乏，就把抢来的宫女逐批杀死充作军粮，一路吃到长安。成都王颖的暴政甚过以前的任何一个。他先让部将石超率领5万兵马守住洛阳内外，然后自封为丞相兼皇太弟，带头挨门挨户进行大抢劫，把跟随过长沙王的卫士和他所讨厌的官员全部杀死。东海王越发动叛变，很快聚起10万人的部队，高兴得发起昏来，于304年7月裹胁惠帝讨伐邺城。部队走到了河南荡阴（今汤阴），没有设防就宿营了。结果被成都王颖的部将石超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一败涂地。东海王越一看形势不妙就赶紧带头逃窜回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去了。把光杆傻皇帝撇在了乱军之中。
成都王颖迎惠帝到邺城。幽州的大军阀王浚不满成都王颖的作为，遂联络宗室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并邀请乌桓国的鲜卑族骑兵助战，加上自己本部，共计10万人讨伐成都王颖。成都王颖手下有一匈奴族大将名叫刘渊，就是未来匈奴汉国的创建者。他向成都王颖请求借匈奴骑兵来对付鲜卑骑兵，并建议坚守城池，等敌人粮尽退兵时再行突击，千万不要妄自出战、自取死路。成都王颖当时满口答应，但等到刘渊的铁骑兵赶来解围的时候，成都王颖大势已去。原来刘渊前脚一走，成都王颖后脚就把他的承诺忘个精光。派大将石超迎战王浚的部队，结果被打得惨败而归。成都王颖听到噩耗，赶快收拾残部一万五千人准备撤退到张方守卫的洛阳。鲜卑骑兵进军的烟尘滚滚而来，发一声喊，残军霎时作鸟兽散。成都王颖只好领着几十个亲兵牵着惠帝的牛车逃往洛阳。鲜卑骑兵贪图在邺城抢掠财物，懒得去追捕惠帝就先行返回了。王浚放他们回国的时候发现鲜卑人裹挟着许多妇女，不准她们带走，鲜卑人就在易水旁把这8000妇女全部丢入水中淹死。
河间王听说张方抢到了惠帝，喜出望外。立即命令张方把惠帝和成都王颖带到长安，张方得令后立即准备起程，派士兵在皇宫和洛阳城内大肆抢掠，又趁机抢掠了很多宫女做军妓。大军排成长蛇阵，在茫茫大雪中，伴随着百姓的一路嚎哭向长安进发。到了长安，河间王废除了成都王颖皇太弟的称号，立17岁的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已无权无势的成都王颖只好讨了点残兵回守洛阳去了。河间王于304年12月当上宰相，掌控了晋室大权。305年7月，东海王越以张方劫持惠帝为由，联合兖州刺史苟等人讨伐河间王。幽州都督王浚也派新招募的部将刘琨率领八百幽州铁骑前来支援。联军部队进逼荥阳，威胁长安。河间王自知不敌，搞掉张方的人头给联军送去以便媾和，却想不到联军居然拒绝和解。河间王的部队得知骁勇善战的张方被害，顿时纷纷哗变。联军部队以鲜卑骑兵为先锋，一路杀进长安，河间王只身狼狈逃跑。成都王颖听说河间王跑了，也慌忙逃亡，先往长安跑，跑到华阴觉得是自寻死路，又向南跑准备去新野，途中被东海王越的堂兄范阳王所擒，押至其从前的老巢邺城后迫其自尽。
鲜卑骑兵率先杀入长安，下令大掠三日，共杀死两万多老百姓，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都纷纷逃到终南山采摘橡子充饥，直到东海王越到达长安才停止。众大臣又用牛车把惠帝接回洛阳。这时的京城已经是残垣断壁、衰草连天，小朝廷只好在黑瓦屋里面重建宫室。306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傻惠帝已无利用价值，便派人在饼中置药将其毒死，然后立惠帝的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河间王起初逃到太白山不敢露面，后来又趁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之机夺回长安，困守孤城。东海王越散布消息说朝廷要赦免河间王，还要让他当司徒。河间王乍闻此等好事，便信以为真。真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遂与三个儿子一起投奔洛阳而去，在半路全部被截杀。
至此，“八王之乱”终告结束，但历时16年之久。兵连祸接、中原板荡、杀戮频仍、生灵涂炭，已经耗尽了西晋王朝的国力，使之不堪一击、虚弱到了极点。加之诸侯王相互攻讦时，引鲜卑、邀匈奴，无异于引狼入室，更加速了西晋王朝的覆灭。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捱到最后，似乎得到了最后的胜利，其实下场更是可悲。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不臣之迹，四海皆知。永嘉四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发后，沿路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忧惧劳顿，又得悉怀帝密诏苟等人要铲除自己，更是急怒攻心，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忽发暴疾，死于当地。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封地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时任匈奴汉王刘渊部属的羯族首领石勒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官兵家眷混杂的乌合之众。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乱箭狂射，“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的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20多万，又不幸陷入刘渊另一部将王璋的包围圈，被驱入火海变作了烧烤的人肉军粮。
石勒部下抓住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不知廉耻地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还算条汉子，“神色俨然，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总算留了全尸。
司马越留守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逃往东海，洛阳城中百姓也紧随军队一起外逃。跑到洧仓，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48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亦被乱兵所辱，转卖为奴。3年（永嘉五年）六月，晋怀帝被匈奴刘渊汉军抓获，于313年被杀，时年30；316年，惠帝的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于318年被杀，时年18。至此，西晋灭亡。掩卷思之，西晋王朝之所以短命而亡，其直接原因正如祖逖所云“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远因则在于晋武帝司马炎缺乏远见卓识，所托非人。继承人惠帝根本就是个弱智，辅政大臣一个是杨骏那样的得志小人，一个是汝南王司马亮那样的懦弱庸才，以至大权旁落、奸妇秉国，满朝公卿、尸位素餐，诸侯亲王、篡逆相残，异族外敌，乘虚而入。究其根源则在于世族门阀垄断下的人才选拔制度在表面上为其家族阶层提供了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使得出身世族门阀者哪怕弱智白痴也可占据高位，其结果则必然导致统治阶层的整体腐化堕落。垄断必将导致行业退化与产品稀缺，人才的垄断同样如此。西晋以降，迄于南朝，罕见汉人英才，虽有张宾、王猛、崔浩等帝师王佐之才，亦终为胡人所用始大放异彩。反观五胡族内却群雄并起、英才辈出，无论匈奴贵族刘渊、还是羯族奴隶石勒均是雄才大略、英武不凡，而且代有枭雄、相竞逐鹿、去芜存菁、汰弱留强。北朝日盛、南朝日弱，寒门崛起、士族衰落，由北平南，毫无悬念。直至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平民与权贵可以和平转换，始为准英雄们谋得出路，并从更广泛的范围内选拔出更多的人才，最终造就了隋唐的盛世辉煌！
偏安江左：东晋覆亡真相
东晋自公元316年司马睿称帝开始，到420年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止，共历个皇帝，104年。纵观东晋的历史，可以用“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来概括。东晋末年，社会动荡加剧，时局瞬息万变，士族已无法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而居帝位。此时，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庶族代表人物刘裕则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司马氏，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重建起皇权政治的统治秩序。
共治天下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生于公元276年。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则是比较安定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避乱。307年，晋怀帝任命琅琊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康。北方士族争相来奔。司马睿先称晋王，西晋灭亡后，于318年3月，正式称帝。司马睿为元皇帝又称元帝，在位五年病逝。由于司马睿是江左开国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便称之为东晋。
司马睿向来缺少才智，又是晋室疏属，之所以能重建晋室，主要得益于北方士族王导的全力扶持。王导（276—339年），是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东晋朝的实际创立者。自比为春秋时的名相管仲。有雄才大略，时人都称他具“将相之才”。从司马睿到江南创立基业开始，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就竭尽全力，辅佐司马睿。起初多数南渡人物对晋室心存疑虑，甚至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饮宴，周叹气说，风景殊好，而山河殊异。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佐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止哭泣。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的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司马睿深知晋室复兴，倚赖于王导。他称王导为“仲父”，还将他比作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萧何。司马睿在即位称帝时，姿态非常谦恭，他三四次请王导御床同坐受贺。王导再三推辞说：“如果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
王导虽然推辞了与皇帝同坐御床，但司马睿此举却震动了满朝文武。从此，王导在东晋政权中就有着特殊的地位：王导位至宰辅，掌握着中央的行政大权，从兄王敦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直接在地方上指挥军队，负责征讨叛贼逆匪。整个王氏家族，都担任要职。当时，人们习惯把司马氏家族称为“马氏”，把王氏家族称为“王氏”，王家和司马氏几乎达到了“平起平坐”的地步，于是民间就流传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实际上是司马氏势力不抵王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之君，竟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均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为象征来维持这种平衡而已。
“王马共天下”显示了东晋政权的政治特点，终东晋一朝，士族权臣几经更易，但“主弱臣强”依旧。在琅琊王氏以后又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呈现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司马睿只想做个偏安皇帝，王导也只是想建立一个以王氏为主导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于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不做北伐的准备，甚至还反对北伐。谁主张北伐，谁就遭排斥。大臣周嵩曾上书劝晋元帝要整军备武，收复失地，险些丧命。士族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廷中人忘记国耻，耽于游戏酒食是二失，结果丢了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至于坚决主张北伐的祖逖，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元帝担心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威望，威胁自己的统治，从不给予支持。因此只给祖逖一千人粮饷，三千匹布，任豫州刺史，让他自募兵员，自造武器。祖逖军纪严明，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屡次大败石勒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全部失地。正当祖逖准备渡河，收复失地时，晋元帝却派戴渊为征西将军，以致收复的失地又尽数丢掉。而此时朝廷中权臣王敦与晋元帝公开对抗，内乱势必爆发。321年，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而死。
东晋建立不久，南渡士族内部出现了尖锐矛盾。322年，终于爆发了王敦之乱。王敦(266—324年)，字处仲，是王导的从父兄，晋武帝之女襄城公主的丈夫。王敦性情很残忍。当年权臣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王恺曾经设宴会，让女伎吹笛。女伎吹得稍微不合声韵，就被王恺打死了。当时王导、王敦都在座，诸客大惊失色，只有王敦神色自若。司马睿称帝后，王敦官任征东大将军、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等职。他镇守荆州，手握重兵，威权显赫。司马睿担心王氏权势太重，威胁他的统治，想削弱王氏势力，就任用北方大族刘隗、刁协等为心腹大臣，暗中做军事部署，以平衡王导的权势。王导被疏远，对此，王敦大为不满，他上书元帝为王导申诉说：“当初陛下说过：'我与王敦和王导是管仲、鲍叔之交’，这话至今铭记在心，我想这话不会一朝而尽吧?”王敦言辞咄咄逼人，王导觉得不妥，就将奏书密封后退还了王敦。王敦却很不识趣，再次上奏。
御史中丞刘隗看到王敦威权太盛，无法控制，就劝元帝派心腹镇守重要州郡，以防王敦为患。王敦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致书刘隗恐吓说：“只有天下安泰，帝业才能兴隆。否则，天下就没希望了。”刘隗答书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我的志向是竭尽全力效忠王室。”王敦由此嫉恨在心。另外，尚书令刁协因不肯与当时门阀世族相沉浮，不满他们凡事崇上抑下，而且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趋炎附势的风气深恶痛绝。所以也遭王氏嫉恨。
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权。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假借“清君侧”的名义，在武昌举兵，上表讨伐刘隗、刁协等。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手握重兵的王敦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石头城，兵临建康城下，放纵兵士劫掠。
被围困的皇宫大殿中，宿卫早已四处逃散，只有两位侍中还在元帝身边。元帝脱下戎装，穿上朝服，无可奈何地感叹：“王敦想要我的王位，只管及早表明，我自还琅琊，何至于如此扰乱百姓呢?”最后，元帝派人告知王敦：“你如果不忘本朝，就此息兵，那么天下还可以共安。如果不肯罢手，我当返归琅邪，自避贤路。”简直要把帝位拱手让给王敦了。当年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是元帝长子，他聪明机智，神武明略，深孚众望。王敦感觉有必要对明帝加以抑制。太宁二年（324年）七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先发制人，准备以弱敌众。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以天官假授私属，将要威胁朝廷，倾危宗社”的种种不义行径，以讨伐其同党钱凤的名义，发兵征讨王敦。不久，王敦忧愤而死，余党全部被消灭，叛乱得以平息。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享尊荣，不干涉强大士族的权利，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则呈现安定局面。反之，则引起士族的强烈反攻。晋元帝任用刘隗刁协，并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显然侵犯了王氏势力，变乱自不能免了。
庾氏专权
明帝在平息王敦之乱后，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宁三年（325年）闰七月，晋明帝突然病死，其长子、年仅5岁的司马衍即位，这就是晋成帝。
成帝因年幼不能理政，明帝遗诏命王导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领军将军卞壶等人共同辅政。不久，皇太后庾氏临朝称制。庾亮(289—340年)是太后庾氏的亲兄，其兄妹二人合力掌控了朝廷大权。王导等人审时度势，急流勇退，朝中政务全由庾亮一人裁决。东晋的政治格局此后发生了新的变化。
庾、王二人相较而言，王导辅政比较宽和，注意笼络人心。史书说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各私其欲，朝廷不加干涉也不抑制。王导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庾亮辅政后一改王导的宽政，恃权放肆，用法严苛，排斥异己，妄杀大臣，在朝野上下结怨很多。明帝时期所倚重的宗亲、南顿王司马宗对庾亮专横朝政不满，被庾亮改任为骠骑将军。司马宗失去要职，自然嫉恨庾亮，便和流民苏峻来往密切，互通书信，意欲将庾亮除掉。庾亮知道后，就想除掉司马宗。恰这时中丞钟雅告司马宗谋反。庾亮乘机下令右卫将军赵胤率军逮捕司马宗，并立即将其杀掉。因司马宗为王室近支，经常上朝，且满头白发．故成帝称他为白头翁。过了些时日，成帝未见司马宗上朝，便问庾亮：“前日的白头翁怎么许久不见了？”庾亮道：“因他有意谋反，我把他杀了。”成帝听了，气得流着泪说：“舅舅说谁反，谁就被杀；假如有人说你谋反又如何处置呢?”庾亮平时总以为幼主易欺，遇有异己便私自处置，却没有想到一个八岁的小皇帝居然敢跟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来！
庾亮自恃有太后撑腰，自己握有兵权，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加快了打击异己的步伐。历阳太守苏峻，因明帝时讨伐王敦有功，威望一向很高，且部下甲杖精锐，对庾亮专擅朝政很是不满。庾亮就设计夺其兵权，坚持征诏其入朝为大司农。
苏峻决定拥兵自守，抗拒诏命。他对朝廷使者说：“既然上面说我要造反，难道还有活路?我宁愿在山头上望监狱，也不能在监狱里望山头。过去国家危如累卵，非我不行。现在狡免既死，猎犬自然当烹。但我一定要向阴谋者报仇。”
咸和二年（327年）11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等发兵都城，讨伐庾亮。苏峻攻打京城时，顺着风势放火，烈焰冲天，所有宫庙、宫室、官署都化为灰烬。他还纵兵抢掠，侵逼宫女，驱役百官，一时间京都内外哭声震天。官库所藏的金银布匹等物，都被苏峻洗劫一空。苏峻自称为骠骑领军将军、录尚书事，又随意任命亲党，完全掌握了京城。
此时的成帝则被软禁在一间仓库里，苏竣每天都到成帝面前放肆胡言。王导担心会有不测之祸，就试图护卫成帝出奔，事情不成，被迫携二子逃走了。成帝的侍从刘超和钟雅也密谋护卫成帝出奔。不料事情泄漏，苏峻就派人逮捕刘、钟二人。成帝当时抱住二人，不让士兵拉走，并悲泣着说：“还我侍中、右卫。”但来人哪里会听从这位小皇帝的旨意呢?刘、钟二人最后惨遭杀害。
咸和四年(329年)春，在征西大将军陶侃和江州刺史温峤等人联兵攻打下，苏峻、祖约之乱终被平定。苏峻本非门阀士族，他虽然试图凭借际遇，起兵谋利，但螳螂在前，黄雀随后，最终被门阀士族联合击败。
苏峻之乱，给东晋王室带来又一次剧烈变动。叛乱平息之后，京都建康几成废墟，民生凋敝，怨气沸腾。劫后余生的庾亮为了平息民愤，不得不暂退一步，请求外任以保存实力。咸和四年(329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朝中大权又归王导之手。自从庾亮因苏峻变乱而引咎外镇，就把八岁的皇帝留在建康交由王导看管。庾亮出朝，镇守芜湖，是对王导的一步退让，但只是暂时的。庾亮在外期间力主经营北伐，但他的直接目的不在于进行境外的军事活动，而在于取得军政大权，企图建立起自己的霸业。
庾亮和庾翼兄弟相继以北伐为名，控制了江州以上全部地域，并一度遣军入蜀，庾氏的军事力量逐步增强。庾氏在长江上游经营的成果，并没有使庾氏门第延绵久长。345年，庾翼临死，坚持让自己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朝廷不允许他的请求，派谯郡的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桓温骤然在上游兴起，代替庾氏。真是驱走一狼，又来一虎。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化，自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皇帝梦碎
东晋立国几十年，连遭王敦、苏峻叛乱，元气大伤。自明帝、成帝之后，又传位康帝、穆帝、哀帝，五任皇帝四十年中，虽无大的建树，但朝政总算清静了许多。兴宁三年（365年）3月，哀帝司马丕因服丹药中毒而死。会稽王司马昱便与褚太后商议嗣位之事，因哀帝无子，只好令其弟司马奕即位，这就是东晋第六任皇帝，即晋废帝。废帝司马奕即位后，内有会稽王司马昱处理政事，外有大司马桓温统帅军务，废帝便成了一个有位无权的木偶皇帝。桓温(312—373年)是晋明帝的女婿，与庾翼关系密切。建元元年(343年)，庾翼北伐时，就以桓温为前锋官。庾翼死后，桓温任荆州刺史，积极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桓温继承了庾氏兄弟长期经营的成果，拥有荆、梁等八州的广大地区，又有以徐宁为刺史的江州作为与长江下游豫、扬之间的缓冲地带，势力急剧膨胀。此时的桓温，希望通过建功立业以增强自己的名望与实力，在东晋朝廷中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
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他上表伐蜀。当时蜀汉皇帝李势骄奢淫逸，不理国事，朝中矛盾重重，被诸强灭掉只是时间问题。桓温立志伐蜀，不等朝廷诏准，就率兵直指成都。第二年三月，桓温攻克了成都，李势投降，蜀汉灭亡。
桓温的威名日盛，野心也日趋膨胀，他所统辖的八州所有人力物资都不听从国家调用，甚而逐渐产生了自立为帝的想法。他希望通过立功于河朔，可以接受九锡殊礼。他曾经躺在床上对亲信说：“如果寂然无为，将会被汉文帝、汉景帝所嘲笑的。”众人听出他有野心，都不敢对答。他又抚枕起身说：“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穆帝觉察到桓温存有谋反之心，故对其北伐，虽不敢竭力反对，但也不加支持，甚至从中多方阻挠。他任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与桓温作对，使得桓温的三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哀帝时期，桓温建议迁都洛阳以求控制皇室，遭到哀帝和众大臣的一致反对。桓温遂决定采取进一步夺权的行动，伺机发动宫廷政变。公元371年，他将司马奕赶出皇宫，将其先降为东海王，再降为海西公，并另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桓温废立的本意是想要晋文帝禅位于自己，或者由自己入朝摄政。简文帝司马昱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知！司马昱时常感到自己这个皇帝当得太窝囊了，心郁成疾，结果只当了8个月的皇帝，便于次年7月病死了，时年52岁。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急立其子司马曜为太子，即孝武帝，又封另一个儿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并遗诏桓温辅政。
桓温原以为简文帝临终会禅位给自己，不料仍然只是辅政之责。他愤恨成疾，遂催促朝廷加自己九锡之礼，为禅让做准备。大臣谢安等人见他病入膏肓，便故意拖延。此后不久，桓温就病死了。
桓温苦心追求多年的皇帝美梦最终还是破灭了。实际上，他控制了东晋政权，真正阻碍他登上皇位的是来自在朝的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他们以非武装的政治斗争，在关键时刻给桓温掣肘，使桓温穷于应付。他们凭借在朝中拥有的潜在力量，扼杀了桓温的野心，维护了东晋司马氏的帝位，保证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利益。
自桓温废海西公而立简文帝，再到桓温之死，其间时间不过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激烈的权力之争的一年半，是朝野鼎沸的一年半，是晋室命悬一线的一年半。这一年半，皇权处于最低点。皇位的一废一立，全凭桓温一言定局，被废的海西公无可奈何，被立的简文帝也无可奈何。简文帝手诏有言：“……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意即由桓温任意选择皇帝，包括桓温自帝。所以简文遗诏中有“君自取之”之语，是不足为奇的。皇权降至最低点，门阀士族的权力却急剧膨胀。桓温篡晋积谋甚久，终未成功，完全是由几家门阀士族作梗。他们在内外军权全归桓氏、皇室完全屈服的情况下，凭借社会、政治影响，勉力抵拒，挫败了桓温，扭转了形势，从而使东晋王朝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也使司马氏与士族共治的局面延长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东晋士族历来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家独揽政权，取代司马皇室地位。但是在关键时刻士族纯粹以其联合的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抗拒军权，并战而胜之，这还是第一次。司马氏皇权不兴的局面被打破，这首先归结于陈郡谢氏谢安在政坛发挥的作用。
主相之争
谢安(320—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谢安少年时代就善于清谈，享有盛名。谢氏门户地位突出，始于简文、孝武之际。当时士族王、谢并称。桓温死后，谢安任尚书仆射，与中书令王坦之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他采取“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策略，实行德政，宽宥小事，使文武大臣都听从朝命。人们将他比作王导。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这也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氏威望在朝中日益增高，于淝水战后达到最高点。前秦在帝王苻坚时，国力强盛，他率众百万大军来取东晋。谢安被任命为征讨大都督，坐镇指挥抗击前秦的军队。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廷征召可以镇御北方的军事人才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
太元四年（379年）六月，谢玄又兼王蕴所领徐州，徐、兖复为一镇。谢玄的北府兵就是在这里组建的，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谢玄组织的北府兵，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于北府，后来分散开来的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老将和流民武装（江淮老将也出于流民武装），再征发一部分南逃的流民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
淝水之战一役，东晋的北府兵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留下了“草木皆兵”的经典故事。淝水一战既胜，谢玄火速派人送来了捷报，这时的谢安正在深山别墅里和客人下围棋，等待战斗的消息！他看完了捷报，就随手放到床上，不露喜色，继续下棋。客人问起战况如何，谢安才平淡地说了一句：“小儿辈已经破贼！”等到下完棋，回到内室时，谢安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过门槛时竟绊了脚，连木屐的齿都折断了。由此可以看出谢安是多么善于矫饰情感，稳定人心了！
淝水之战后，来自北方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继续上演。当时，“清谈玄学”盛行一时，官僚士族的贪污营私和为非作歹，对现实的政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士族，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所以，淝水之战后，东晋的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了。这突出的表现在主相之争方面。门阀士族与皇室之间原本关系微妙，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水之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时就已出现。淝水战后谢安功高不赏，附于司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国宝，又以“谗谀之计”行于孝武帝与谢安之间，遂成嫌隙，以至谢安被排挤出建康，不得不于太元九年（384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次年四月出居广陵，当年八月病死。
谢安死后，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谢玄也在太元十二年（387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第二年正月死。到安帝隆安四年（400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能再独树一帜。
淝水之战以后，士族腐朽，正是孝武帝伸张皇权的大好时机。他一改简文帝清谈治世之风，讲《孝经》，览典籍，延儒士，谋求振兴皇权。此时的皇权振兴，主要依靠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录尚书事，以相权辅佐皇权，这种辅政体制就与前此居位的某几家士族与司马氏共天下者，已大有不同，东晋朝廷由此又呈现出一种不同于门阀政治的政治格局。
桓玄称帝
孝武帝死后，安帝司马德宗即位，司马德宗是一个白痴，一切听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摆布。司马道子终日沉湎酒色，真正是昏君乱臣当朝。此时，门阀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原为孝武帝亲信而居徐州京口之任的太原王氏王恭，以及居长江上游的桓玄。隆安二年（398年），太原王氏中居京口重镇的王恭等起兵声讨司马道子父子，但王恭的兵力仰赖于并非门阀士族的刘牢之，最终失败被杀。这时桓玄封锁长江，朝廷仅能控制东方各郡即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八郡。随着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日益加剧，各政治势力之间已演变成自相残杀。司马元显首先发难，进攻割据长江中游的桓玄。桓玄列举元显父子的罪状，起兵讨伐元显父子。他们顺流东下，收买了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攻入建康，杀死司马元显父子，掌握了朝廷大仅。随后，桓玄又剪除了刘牢之，将东晋王室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桓玄是桓温之子。桓温在世时，就有当皇帝的野心，只是由于王、谢等士族的阻挠，才未能如愿。桓玄也早就萌生了篡位的野心。在设计除掉司马道子父子之后，他认为篡权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在元兴二年（403年）2月受封为大将军，9月又自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十郡。12月，桓玄逼晋安帝司马德宗退位，废安帝司马德宗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由琅琊王降为石阳王。自己称帝登基，国号楚。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家族，狂妄自大的桓玄便轻而易举的消灭了东晋朝。
桓玄称帝后，骄奢淫逸，游猎无度，政局动荡。404年4月，北府兵将领刘裕等乘机起兵，杀入建康。桓玄抵挡不住，便挟持安帝和琅琊王西逃荆州。刘裕追击荆州，桓玄大败，舍下安帝，继续西逃。途中，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俘获后杀死，时年38岁，谥号武悼皇帝。桓玄所建立的楚国，宣告灭亡，只存在4个月。从桓玄兴师入都到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但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反映门阀士族业已虚弱，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力。真正有能力颠覆桓玄的，却是并非士族高门出身的北府将刘裕。桓玄死后，刘裕迎安帝重新回到建康，继续做他的白痴皇帝。刘裕驱逐了桓玄，成为东晋门阀政治的一次回光返照。昔日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门阀士族，现在大都已无所作为。相应地，东晋皇室由庶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不过，刘裕以庶族之身收拾残局虽易，代晋建宋却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相当长的准备和积累。
刘宋代晋
刘裕，字德兴，小名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出身寒门。年轻的时候，种过地，砍过柴，捕过鱼，还做过小买卖，受过“京口之蠹”刁家大姓的欺侮。有一次他和刁家人赌博，输了还不起赌债，被刁逵缚在马桩上。困难时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后来他追随刘牢之，勇悍善战，屡立大功，成为北府兵中的名将。元兴二年（403年），桓玄取代司马氏做了皇帝，只不过一百天就被刘裕打倒了。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了灭晋而进行大规模的北伐。自公元410年至417年间，刘裕北伐，消灭了南燕、割据四川的谯纵和后秦等政权，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和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刘裕因战功赫赫，被晋安帝封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徐州和青州二州刺史，后又加任兖州刺史、扬州刺史，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
庶族代表人物刘裕的迅速崛起让我们看到：在统治阶层发生变化的时刻，拥有一支坚强的军队是十分重要的。回顾东晋之初，门阀政治尚不稳定，王敦、苏峻叛乱相仍。由于建康没有较强军事力量的支持，叛乱者动辄兵临都城，威胁东晋朝廷的存在，而且扰及三吴地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北府重镇得以建立。广陵、京口及其左近定居的以及不断南下的北方流民和他们之中的流亡统帅，是北府兵的主力。东晋初期，北府兵的作用是支持建康朝廷的门阀政治，维持几家当权士族力量的平衡，消除已形成的和潜在的军事叛乱，稳定东晋政局。后来，谢玄重新组建北府兵，由刘牢之实际统领，开展了包括淝水之战和淝水战后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军事活动。王恭死后，刘牢之代王恭为北府统帅。北府重镇第一次落到非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之手。北府兵开始经历由门阀士族军队向庶族军队的转变。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势力，此时的北府兵已完全成为庶族的武装。它摧毁了以桓玄篡晋形式出现的门阀士族统治；它镇压了由另一些庶族孙恩等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它又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北府兵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他们活动于建康附近，打散了还可重建，所以在刘牢之之后，刘裕能够迅速卷土重来，并成为他驱逐桓玄，镇压卢循，进行北伐和废晋立宋的主要力量。庶族代替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终将带来朝代更替（“易姓”）、政制易形（“易制”）。易制才能保证易姓的成功。所谓易制，就是刘裕把东晋孝武帝试图恢复而未成功的皇权政治真正付诸实践。
此时，年过60的刘裕自知时日不多，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想伺机害死安帝。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很机敏聪慧，他看到刘裕举止反常，心怀鬼胎，担心安帝被害，便日夜守在安帝的身边。就是安帝的饮食，也是自己尝了之后再给安帝。刘裕无机可乘，焦急万分。谁知在义熙十四年（418年）12月17日，琅琊王司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一离开，刘裕便指使心腹，派中书侍郎王韶之迅速入宫行动。王韶之急忙入宫，指挥内侍用布条做结，套在安帝的颈上，将其生生勒死。安帝死时，年37岁，在位22年。安帝死后，刘裕令人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文嗣位，是为恭帝。司马德文明知道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朝中尽是刘裕爪牙，自己无一亲信，无法追究，只有忍气吞声。司马德文即位，改元元熙。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恭帝在刘裕心腹的逼迫下，为表彰刘裕推立有功，下诏封刘裕为宋王。
刘裕本希望晋恭帝司马德文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传给自己，谁知一年过去了，恭帝仍毫无让位之意。于是，他派人散布风声，说宋王功劳那么大，晋室皇帝又那么没本事，还不如让宋王当皇帝。这风声越传越广，先是下头人传，后来朝中大臣也这么说，好像晋恭帝理所当然就应该把皇位让出来似的。
不久，刘裕的亲信傅亮便按预先和宋王商量好的办法，劝恭帝禅位，并草拟诏书，请恭帝再亲手抄一遍。晋恭帝只能拿起御笔照抄。他一边抄，一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作乱的时候，晋室已失掉天下，后赖刘公讨伐桓玄，才又使晋朝延续了二十年。今日禅位给他，是我甘心所愿。”420年6月11日，恭帝司马德文让位，又重新回到琅琊王府第，后又被封为零陵王。14日，宋王刘裕即帝位。至此，晋室灭亡，刘宋开国。东晋最典型的政治特色是门阀政治。著名学者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他指出：“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换言之，一旦皇权、士族和流民三方力量的发展被打破，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势必终结。东晋灭亡和刘宋开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变夷苦旅：北魏覆亡真相
西晋王朝经“八王之乱”同室操戈后已是风雨飘摇、不堪一击，在匈奴汉国的铁骑践踏下顿时支离破碎，先后涌现出三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各族数百万众涌入中原，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间烽烟滚滚、刀兵四起，黄河流域顿时堕入血海深渊，史称“五胡乱华”。正是在这血与火交织成的惨烈熔炉中，铸就了中华民族一次空前规模的大融合，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为中华民族输送了新鲜血液与蓬勃生机，为日后隋唐盛世的辉煌奠定了丰厚的民族心理基础，故这段历史亦可谓“五胡乱华”。在这个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匈奴儿、鲜卑子、羯族豪、氐族雄、羌中杰，汉家英，轮番弯弓射雕、飞马逐鹿、纵横驱驰、叱咤风云，演绎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瑰丽磅礴的历史歌剧，真个是精彩绝伦，令人叹为观止。鲜卑族拓跋部所创建的北魏王朝无疑是这歌剧中最精彩的一段乐章，其余韵直至引领出历史歌剧的最高潮——煌煌盛唐的横空出世。因创建了北魏王朝而在历史上煊赫一时的鲜卑族拓跋部虽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而湮没无痕，但其因何而兴，因何而灭，仍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索、不断发掘的历史课题。
北魏建国
鲜卑族显于史书的共有三部：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拓跋部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最初，以游牧渔猎为主。生活简单朴野，刻木作符信，没有文字。西晋末年，部落首领猗卢统一拓跋各部，因依附西晋抗击匈奴刘聪、羯赵石勒，拥有匈奴旧地，被晋朝册封为代王。猗卢得晋人帮助，成为一国之君，而拓跋部还是“国俗宽简，民未知察”，保持旧习俗。君臣官民的区别并不严格。猗卢一方面要向各部落酋长行使绝对权利，一方面各酋长依旧例要同掌朝政，不能容忍国王专断。矛盾加剧，猗卢用残酷的刑法压服部属,违禁者，全部落全被杀死，前后杀死上万人。拓跋本部和属部惊骇思乱，316年，猗卢子六修违令，猗卢往讨，被六修击败。猗卢逃匿民家，被妇人认出被杀。猗卢死后，拓跋部重陷分离混乱之中。新旧猜疑，互相残杀。所谓新旧，就是鲜卑人称旧人，归附的晋人及乌桓人为新人。猗卢信任新人，引起旧人憎恨。338年，什翼犍重新统一拓跋各部，自封代王，建都盛乐（现内蒙古托克托），迈出了建国的艰辛步伐。什翼犍在石勒都城做人质十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即位后，设置官职，制定法律，用汉族人作长史，代国开始确定了国家的体制。正当拓跋部在国家形成之路上迅猛发展的时候，不幸遭遇了一代天骄前秦大帝苻坚。苻坚灭掉鲜卑族慕容部所建的前燕后，就把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创中的代国。被什翼犍打败的匈奴刘卫辰部向前秦求助，为苻坚伐代提供了最佳借口。376年，前秦大军势不可挡，在石子岭一战中大败代军。身患重病的什翼犍窜逃阴山之北。前秦军队带着无数的战利品凯旋时，什翼犍却被忤逆子侄杀死，内部大乱，前秦大军趁势回师，一举灭代。此前五年，大臣长孙斤谋反，借朝会之机刺杀什翼犍。嫡子拓跋奋死护父，身受重伤而死。代国灭亡时，子拓跋尚幼，随生母贺兰氏投亲靠友，在战乱流离中成长。386年，苻坚兵败淝水，前秦土崩瓦解。拓跋作为什翼犍的嫡长孙，拓跋各部拥立为代王，时年17岁。不久他改国号魏，史称北魏。
此后，拓跋锐意进取、连年征伐，收服了周边许多部族。拓跋部世仇刘卫辰父子趁其征伐柔然之际，派兵攻魏。激起了拓跋的旧恨新仇，回师大破刘卫辰部，刘卫辰父子相继死于乱军之中，拓跋仍不解恨，把五千多俘虏全部杀死，投入黄河。刘卫辰全族尽灭，只有第三子勃勃逃脱，就是后来建立大夏国的暴君赫连勃勃。拓跋缴获良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更加富强，周围各部族闻风臣服。
同一时期，在前燕亡国后归降苻坚的慕容垂也趁乱光复燕国，自立为帝，史称后燕。慕容垂立国后，第一要务就是统一慕容部，西燕首当其冲。西燕国主慕容永被困长安，一面向东晋求援，一面向当时尚属后燕附庸的北魏求助。拓跋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短暂犹豫后即派兵救援，军队还在路上，西燕已经灭亡。此前，拓跋为表示臣服慕容垂，曾派弟弟拓跋觚向后燕进贡，却被扣为人质以勒索代地良马。拓跋毫不妥协，两国从此结仇。魏国弱小，拓跋不敢正面攻燕，便不时派兵扰其边境，慕容垂不堪其扰，395年，派遣八万精兵大举伐魏。当终于要面对慕容垂这位连曾经辅佐苻坚一统北方的盖世英才王猛都颇为忌惮的枭雄时，英武若拓跋者也觉胆寒。当得知燕军统帅是太子慕容宝时，不禁精神一振，用心筹划。起初魏军佯败示弱，西渡黄河千余里，诱使燕军骄狂轻进。拓跋派人截获燕国使者，使之散布“慕容垂已死、诸子争位”的谣言，赵王慕容麟的手下慕容嵩认定老皇帝已死，企图杀了慕容宝奉慕容麟为帝，事败被杀。但慕容宝、慕容麟两兄弟自此貌合神离、相互猜疑。慕容宝归心迫切，连夜烧船回师。当时天气虽寒但黄河尚未结冰，而魏军船队已在先前的战斗中被摧毁。慕容宝认定魏军无法渡河追击，就没有考虑断后问题。孰料寒流忽至，有如神助，一夜间黄河千里冰封。拓跋亲率轻骑、涉冰过河，追袭燕军。燕军边走边抢、行军迟缓，在一个叫参合陂的地方临水驻扎，昼夜兼程的魏军已先赶到这里设伏。燕军一觉醒来，忽见魏军严阵以待，顿时乱作一团。拓跋纵兵冲杀，燕兵赴水淹死及自相践踏而死的就多达万余人。拼命过河的又被对岸北魏伏兵截击，惨遭屠戮。太子慕容宝、赵王慕容麟弃众逃脱，近五万燕军群龙无首纷纷投降，拓跋将其全部活埋，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慕容垂惊闻噩耗，整军备战。转年以古稀高龄、帝皇之尊，亲率奇兵，秘密伐魏，出其不意，首战告捷。北魏震惊，拓跋企图迁都避难。幸好天不亡魏，燕军兵过参合陂，祭奠被活埋的同胞，纵声大哭，声震山谷。老英雄慕容垂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旧疾复发，死于军中，部众扶灵而退。慑于慕容垂的威名，北魏君臣竟无人敢起追击之念。但至此，魏王拓跋再无对手，遂于396年改元称帝，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是为北魏道武帝。之后亲率40万大军伐燕，络绎两千余里，鼓行而进，民屋皆震。草包皇帝幕容宝一路败将下来，惶惶如丧家之犬，于398年被舅父兰汗诱杀于龙城。后燕遂分裂为辽东的北燕和山东的南燕两个小国，鲜卑慕容氏至此一蹶不振。其后数年中，北魏四处兴兵，征伐不已，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所有，终成北方强国。
魏道武帝有战必胜，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军事上利用颁赐群臣各有差的办法，使上下积极参加，很少发生叛逃事件；在政治上，大量起用汉族士人。他留心纳贤，士大夫凡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尽量录用。并尊孔读经，大兴太学。在经济上提倡农业，改变鲜卑部落原有的生产生活结构，使鲜卑社会发展演化。可以说，道武帝是一位有力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魏国，为结束北魏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从这一点上，他对中国历史贡献有加。拓跋晚年因服食一种名为“寒石散”的丹药中毒，精神分裂，喜怒无常，残暴嗜杀，最后被逆子拓跋绍所弑，时年39岁。拓跋绍自幼即残暴无赖、不得人心。最后群臣擒杀拓跋绍，拥戴素有贤名的拓跋嗣为帝，是为明元帝。拓跋嗣在位15年，其军事才能平庸，既不及乃父道武帝拓跋，亦逊色其子太武帝拓跋焘，加上生不逢时，遭遇南朝杰出的汉人英雄、军事天才刘裕，难有作为。但在位期间，内修德政，外抗强敌，堪称守成之君。
统一北方
明元帝拓跋嗣亦嗜好一种叫“寒石散”的毒品，32岁就病死了。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早在北魏立国前，古东胡苗裔柔然即迅速壮大，逐渐形成了一个东起外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北括贝加尔湖、南连朔漠的游牧强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北魏北方最主要的威胁。柔然趁丧伐魏，攻陷了北魏旧都盛乐。年方14岁的拓跋焘闻讯大怒，亲率轻骑，疾驰三天两夜，直抵云中（今内蒙锡林格尔）。遭遇柔然骑兵，被重重包围，但拓跋焘神色夷然，指挥若定。魏军将士见主帅少年英雄，士气高昂，大败柔然。次年，拓跋焘又亲自率军，分五路征伐柔然，越大漠击其腹地，柔然国主纥升盖落荒而逃，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兴兵南下。鲜卑族到魏太武帝时期，武力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魏太武帝如魏道武帝一样，是魏国杰出的皇帝。
此前，汉族英雄东晋权臣刘裕在相继镇压了南方邪教和另一权臣桓玄的叛乱后，开始大举北伐。先后灭南燕，平西蜀，破后秦，基本收复了黄河流域，建下盖世功勋。可叹英雄迟暮，自知时日无多，不及巩固疆土，便匆忙赶回建康篡位，只留下几个幼子镇守名都重镇，不久便在北方各国的反击中得而复失，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赫连勃勃趁机夺占关中，建立夏国。赫连勃勃便是当初为道武帝拓跋所灭的刘卫辰唯一漏网的儿子，本姓刘，改姓赫连，意为家族显赫与天相连，又因《史记·匈奴列传》所载匈奴乃夏王朝之苗裔，故国号大夏。其视人命如草芥，攻破长安后杀人如麻，积数万人头为一景观，号为“骷髅台”。命工匠蒸土筑统万城，城墙完工一段，就以铁锥试验，扎进一寸，立杀筑墙匠人，并把尸体筑进墙内再换一批工匠来筑，终于筑起一座坚固无比的统万城。名为“统万”，意思是统一天下万城。其南门号称“朝宋门”，意为使宋国来朝；东门号称“招魏门”，意为招降魏国；西门号称“服凉门”，意为征服西凉；北门号称“平朔门”，意为扫平朔北。因此，赫连勃勃以凶残暴虐、猖狂自大而名著于史。赫连勃勃死后不久，拓跋焘率兵征夏，攻进统万城，看着穷极文采、雕梁画栋的壮丽楼台，抚摸着坚硬如铁、可磨刀斧的统万城墙，不禁叹道：“弹丸小国，劳民伤财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亡国呢！”
灭夏后，拓跋焘多次北伐、大破柔然、修筑长城三千余里、设置军事重镇六座，基本消除了北方边患。开始向割据辽东的北燕发起进攻。北燕最初为后燕残余势力所建，如今政权几经辗转，落入汉人冯跋之手。冯跋在位22年，是十六国中少见的仁德君主，他轻徭薄赋，崇尚儒学，劝民农桑、息兵止武，使北燕境内百姓享受到了少有的乱世粗安。冯跋有个弟弟叫冯素弗，1965年考古发掘从他的墓中出土了一副马镫，说明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已开始使用马镫，这在军事史上不亚于坦克的发明，具有里程碑般的重大意义。它标志着骑兵开始成为完全独立的、决定战争胜负关键的作战力量，同时也揭示了这一时期游牧民族轮番迅速崛起于草原却相继陨落于中原的奥秘。冯跋死后，他的另一个弟弟冯弘自立为天王，废杀太子冯翼，并把大哥冯跋其余的儿子一百多人全部杀死，搞得众叛亲离，连其长子冯崇在内的几个儿子都看不过去、奔亡北魏去了。太武帝拓跋焘自然不会错过良机，不断发兵蚕食鲸吞。冯弘先向南方的刘宋请降，奈何远水不解近渴，于是在征得附庸国高丽国王的允许后，举国迁徙，北燕灭亡。宗主国投靠附庸国也算奇事一桩，但冯弘逃至高丽却仍然一副高丽太上皇的派头，最终被愤恨不平的高丽王灭族。在冯弘奔亡北魏的儿子中有个叫冯朗的，他的女儿就是日后北魏王朝大名鼎鼎的文明冯太后。
至此，北方只剩下北凉这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北凉是十六国中辖区最小的一个，建国者沮渠蒙逊是匈奴别种，本是后凉国主吕光手下大将，于401年自立为王，史称北凉。420年，穷兵黩武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攻入酒泉，灭掉西凉，西域诸小国向其称臣纳贡，也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后兵败于柔然，归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待他不薄，仍封为凉王。沮渠蒙逊病死后，其子沮渠牧犍袭位，同时向南朝宋国和北朝魏国遣使报丧，两国也争先恐后地都册封他为“河西王”。拓跋焘为笼络北凉，把妹妹武威公主嫁与沮渠牧犍。牧犍发妻李氏不满，私下派人往武威公主食物中投毒，拓跋焘得知后忙派御用“传车”载御医疾驰而至，才捡回妹子一条命，但已落下残疾。大怒之下，命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舍不得美貌的李氏，藏娇于酒泉。
拓跋焘遂起伐凉之意,但大臣们多认为北凉“土地卤薄，略无水草”，攻之甚远，占之无益。司徒崔浩却力排众议，援引《汉书·地理志》论证凉州实乃水草丰茂、牲畜繁多的富饶之地。否则沮渠氏何以建国？拓跋焘深觉有理，遂决议征伐。439年，拓跋焘亲率大兵分两路伐凉。穷途末路下，沮渠牧犍开城出降。北凉遂亡。至此，中国北方纷乱多时的十六国时代宣告终结，北魏一统北部中国，与刘宋政权夹江对峙，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崔浩事件
灭北凉后，拓跋焘亲见北凉府库珍宝无数、士民殷富，对崔浩的非凡识见更是信服。崔浩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多次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无论是在平定北方诸国还是对南朝作战中，其谋略都对北魏军队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崔浩出身北朝第一高门望族清河崔氏，长相如美貌妇人，文韬武略，常以张良自比，官至司徒，位列三公。拓跋焘对其言听计从。崔浩笃信道教，劝说太武帝灭佛。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原，至北魏广为传播，上至太子，下至百姓，信徒无数。佛教僧侣无限量的增加，兵役徭役人口日益流失，对北魏的皇权统治构成威胁。拓跋焘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淫乱妇女，于是下了“灭佛诏”，焚经毁像，杀戮僧侣。虽矫枉过正，多为后世所非。但这场灭佛举动在短时间内确实对巩固北魏皇权、阻止谶纬邪说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太武帝拓跋焘因此名列灭佛帝王“三武一宗”的首位。但崔浩此举却得罪了大批信奉佛教的鲜卑贵族。最终为崔浩惹下杀身灭族惨祸的却是《国记》事件。崔浩负责主编北魏国史《国记》，其直书鲜卑源起，“备而不典”，对北魏皇族的老祖先多有不敬，又涉及北魏王朝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加之崔浩名士文人、轻狂喜功，铭刻《国记》于石碑之上，竖立道旁供人浏览，希望能流传千古。鲜卑贵族以及嫉恨崔浩的大臣纷纷上疏告发崔浩借修国史“暴扬国恶”。而晚年拓跋焘，酗酒成性、喜怒无常，简直丧心病狂。盛怒之下，不仅尽诛崔浩全族，又族诛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等北方望族。临刑之前，崔浩被囚于木笼内，数十兵士在台上嗷嗷大叫着向他头上小便，如此功臣，如此污辱，为几千年文士功臣所未有之惨遇。
崔浩事件是北魏王朝前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崔浩问题也最能反映北魏王朝前期汉化与反汉化两种势力的斗争情形。因此后世史家，无不对崔浩事件倍加关注。后世论崔浩之死，或从民族方面提出华夷之争，或从宗教方面提出佛道之争，均失之表面。从个人处世态度方面看，崔浩因长期受宠于北魏皇室而得意忘形，四处树敌、屡触禁忌，虽自比张良，却乏其“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道家式远见。
其深层原因应在于崔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士族门阀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阶层利益的冲突。对鲜卑贵族而言，崔浩所理想的出身与才能相结合，而出身又以家族的学术地位为标准的高官与儒学相关联的贵族政治如若建立，则标志着鲜卑统治阶层建立于血统基础上的贵族政治理想的破灭。浅层次表现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突，深层次则是贵族将为汉化新贵族所替代的矛盾。正是这种潜意识里的恐惧使鲜卑贵族极力拒绝汉化，借崔浩主编《国记》“备而不典”之过，将北方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基本上杀绝了。而对“备而不典”的看重与指责恰恰说明鲜卑贵族已经沾染了汉人士族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不自觉地走上汉化之路，毕竟，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时，已无任何阻力能左右改革洪流滚滚前进的方向了。
孝文改革
太武帝拓跋焘晚年受太监宗爱所惑，处死了太子拓拔晃的亲信道盛等人，太子忧惧而死。事后宗爱恐事泄又先下手为强，一根绳索勒死了威名煊赫的一代雄主拓跋焘，然后拥立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太武帝第五子拓跋余为帝，掌控了大权。拓跋余试图夺回权力，却被宗爱重施故技勒死。不久东窗事发，大臣们处死宗爱，迎立故太子拓拔晃的嫡子拓拔浚为帝，是为文成帝。文成帝立冯氏为后，即北燕末帝冯弘的孙女、未来的文明冯太后。又立年仅三岁的拓拔弘为太子，根据魏国“子贵母死”的祖制赐死了太子生母。文成帝26岁驾崩，来不及有什么作为。太子拓拔弘继位，是为献文帝，尊冯后为太后。车骑大将军乙浑趁乱矫诏杀害多位重臣，自封丞相，位居诸王之上，事无大小、专权独断。值此主少国疑、奸臣擅权之际，冯太后显示出过人的机智与胆识，经过短期虚与委蛇后，乘机除去乙浑，临朝听政。献文帝皇子拓跋宏出生，冯太后还政，使献文帝得以自行其是、决断朝事。但随着献文帝执政能力日益增强，这对名义上的母子之间的关系却每况愈下，献文帝对冯太后私生活的干预，激起了冯太后的杀心。476年，冯太后鸩杀了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年仅12岁的太子拓跋宏即位，他就是未来北魏王朝的一代英明君主孝文帝。冯太后以太皇太后身份重新主持国政，事无大小，均由她来决断。冯太后英明果断，立决万机。天性孝谨的孝文帝事无巨细都一一禀明冯太后。冯太后还亲作《劝戒歌》300多篇，又作《皇诰》18篇，用来教育孝文帝如何修养德操，做一位好皇帝。她还尊崇儒学，在长安为孔子立文宣王庙。平常生活俭朴，不喜奢华。冯太后对孙子孝文帝的刻意栽培，成就了孝文帝日后的千秋盛名。冯太后死时，孝文帝五天五夜浆水不入，哀痛至极，上祖母尊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史称文明冯太后。
孝文帝自490年亲政后，锐意革新，清除积弊。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40亩，妇女每人20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死后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稳定了，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在儒家教育熏陶中成长的孝文帝认为，要巩固北魏王朝的统治，一定要汲取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革落后习俗。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为此，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中原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为了减少大臣们对迁都主张的反对，他采取了迂回策略，不提迁都的主张，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但鲜卑人自450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朝会不欢而散。退朝后，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宫中谈知心话，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成迁都大计。493年，魏孝文帝出动骑兵30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行至洛阳。正值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多月，道路泥泞不堪，将士叫苦不迭。但孝文帝仍旧骑马上路，作势继续进军。随军大臣们实在受不了了，苦苦劝驾。孝文帝顺势正色道：“我们兴师动众，若半途而废，必遗笑后世。如果不愿南征，就干脆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如何？”大家听了面面相觑。孝文帝说：“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同意继续南征的往右边站。”文武官员虽也多不赞成迁都，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迁都洛阳后，孝文帝进一步策划改革风俗习惯，宣布了几条法令：改说汉语，改穿汉服，鼓励鲜卑人跟汉人士族通婚，改用汉姓。北魏皇室本姓拓跋，从那时起改姓为元。孝文帝更名元宏。同时进行全国士族门第的评定，官职按门第的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族也有希望。通过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使北魏政治、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挽救了统治危机，也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消除了中原地区的民族界限，把鲜卑游牧民族的蓬勃生机与尚武精神注入了博大精深的汉文明之中。煌煌盛唐的横空出世实肇基于斯。以此论之，北魏孝文帝既是民族大融合这一历史趋势的产物，又是反过来推动和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巨人。而一手栽培出孝文帝这伟大君主的文明冯太后也堪称一代女中豪杰，对北魏王朝实际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六镇兵变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曾两次攻打南齐，无功而还，不久病死。其子宣武帝元恪继位，在位17年，33岁病死。传位孝明帝，因年纪太小，由他母亲胡太后临朝。历史本身真是比任何戏剧情节都更富有戏剧性，北魏历来有“子贵母死”的祖制，惟独胡太后是个例外，而北魏历代君主的担心却偏偏就在她的身上成为令人扼腕的事实。北魏中后期的统治者均笃信佛教，先后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在建都洛阳之前，花了30多年时间，在云冈（在今山西大同）开凿大批石窟，有大小佛像10万尊以上。从宣武帝到胡太后，又在洛阳伊阙的龙门山开凿石窟，建造佛龛。前前后后开凿了24年，征用了80多万人工。这些石窟和佛像现在看来虽然是国宝和文化财富，但当时却是劳动人民的梦魇。
至胡太后更是奢侈无度，耗费巨资造起一座气势宏伟的永宁寺。寺里供奉的佛像有用黄金雕塑的，也有用白玉雕塑的，高的一座有1丈8尺。寺旁又建造了一座90丈高的九层宝塔。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风吹动塔上的铜铃，发出的声音，十里外都听得到。寺里有一千间僧房，都用珠玉锦绣来装饰，叫人看了眼花缭乱。自佛教传至中国，如此华丽的寺院绝无仅有。
由于北魏前期国力强盛，掠夺四方，又受孝文帝卓有成效的改革之惠，积累了不少财富。有一次，胡太后偶然看到库房里堆积如山的绫罗绸缎，就想出一个主意，命令贵族大臣都到库房来，把绫罗赏赐给他们，但规定各人要凭自己的力气，拿得动多少就赏赐多少。这批贵族大臣贪得无厌，都想多拿一些。可是，他们平时养尊处优，哪里拿得动许多绢匹。尚书令李崇、章武王元融各背了一叠绢，累得汗流浃背，刚迈出没两步，就连人带绢滚作一团。李崇伤了腰，元融扭了腿，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地叫疼。胡太后命人把他们身边的绢匹全夺了回来。两位大臣偷鸡不着蚀把米，一步一拐空手出了宫门，成为千秋笑柄。上有胡太后带头，下面的贵族豪门便竞相斗富为乐。河间王元琛宴席上用的食器，有水晶杯、玛瑙碗，都精巧华丽得出奇。元琛还请大家参观他堆满金银绸缎的仓库。后来大家到他家的马厩一看，发现连喂马的食槽也是用银子打的。他一面领着大家参观，一面得意洋洋地对章武王元融说：“大家都夸晋朝的石崇富有。我不恨自己见不到石崇，只可惜他没有见到我。”元融从元琛家里回来，懊恼自己没有元琛富有，气得三天都没有起床。北魏的皇室贵族这样穷奢极侈，当然得向百姓穷凶极恶地搜刮。人民忍受不住，纷纷起来反抗。北魏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真正给了北魏王朝以致命一击的则是北方“六镇兵变”。先前为防柔然，太武帝拓拔焘在北方边境设了6座军镇，后来陆续增加，但仍沿用六镇之称。523年，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首义起兵。其他各镇兵士纷纷响应。这次兵变通常被解释为底层穷苦士兵的起义，其实是对六镇军士来源的误解。须知北魏六镇及禁军的将卒“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是征召于强宗子弟、高门良家，出身鲜卑具有贵族性的职业化军人。北魏以尚武之民族靠军事起家，军事贵族不仅享有各种特权，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但自孝文帝改革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以夏变夷”，崇文抑武，使得原本同属统治阶层之人，留居平城的迁到洛阳，接受汉化，继续显贵；而留守边镇的，并未实行汉化，地位已是大不如前。至孝明帝时更彻底丧失了贵族身份，不仅仕途无望，而且沦为永远遭人轻贱的下等府户。此前，洛阳发生的一起羽林军暴乱事件，即因对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不满而群体发难，实际已经是六镇兵变的前奏。六镇兵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对北魏改革中人为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巨大差距这一不公正现象进行的一次强有力的抗议和反击，而并非是什么受压迫的底层士兵的起义，或是简单的对汉化政策的反动。
面对愈演愈烈的兵变，北魏只好反过来勾结原先设立六镇所要防御的柔然人共同镇压六镇兵士的叛乱。破六韩拔陵战死后，北魏把起义失败的六镇兵士20多万人押送到冀州、定州、瀛州等地安置。但在葛荣率领下，各路起义兵士复合一处，号称百万，声势更大，洛阳为之震动。这时候，被北魏政府安置在秀容（在今山西省）的残余羯族部落的酋长尔朱荣，带领本族8000强悍骑兵，趁葛荣轻敌，设伏山谷，伺机突袭，葛荣兵败被杀。孝明帝因不满胡太后大权独揽，私下密诏尔朱荣进兵洛阳。尔朱荣大喜，立马起兵。走在半路，听闻孝明帝已经驾崩，实为胡太后毒死。兴头正盛的尔朱荣闻讯怒不可遏，拥众直奔京师杀来。同时，拥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尔朱荣大军入京，先派军士把胡太后及其所立的年仅三岁的小皇帝扔入黄河淹死。复请孝庄帝至河阴，欺骗百官说要祭天，诱引百官群集河边。尔朱荣立马横刀，大声叱责说：“天下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能辅弼造成。而且朝臣贪虐，个个该杀！”言毕，纵兵屠戮。死难朝臣人数达2000多人，不分忠奸，杀个精光，史称“河阴之变”。
此后，尔朱荣即成为风雨飘摇之中的北魏王朝的实际当权者，其后孝庄帝虽伺机刺杀了一代枭雄尔朱荣，但也于事无补，仍摆脱不了任人摆布的傀儡身份。最终，由六镇兵变起家的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占据关东与关中，各自拥立北魏皇族成员为帝，史称东魏、西魏。不久，二者后人分别上演了禅让把戏，建国称帝，史称北齐、北周。至此，盛极一时的北魏王朝烟消云灭。
鲜卑拓拔部崛起于乱世之中，备历艰辛、几经浮沉，创建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北魏王朝。冯太后与胡太后这两位不平凡的女子分别对北魏王朝的兴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励精图治，汇聚当世英才，并只手栽培出一代英主，承先启后，将北魏王朝推上了强盛的巅峰；后者淫荡自恣，佞佛建庙，内宠面首，外侈财物，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致使上恨下怨，民不聊生，盗贼蜂起，兵连祸接，一举将北魏王朝由极盛推入衰落深渊。所谓成也太后，败也太后。
而一代英主孝文帝，高瞻远瞩，顺时变革，富国强兵，融合各族，使鲜卑成功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形亡而实存，避免了许多少数族群统治多数族群而国破族灭的下场。但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人为地造成社会差距过大而引发了“六镇兵变”。后来取代北魏王朝的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均系六镇军人出身，借兵变起家，其统治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逆向“胡化”改革，其实正是因孝文帝改革而成为改革牺牲品的六镇军人“抗议”胜利的标志。所谓兴也改革、亡也改革。
欲速不达：隋朝覆亡真相
隋朝（581—618年），中国历史上重要而又短命的朝代。历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隋恭帝杨侑三世，共38年。隋朝的重要在于它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也为大唐帝国的辉煌盛世奠定了基础。而隋朝又如此的短命，有人将隋与秦相比较，认为这两个朝代有诸多相似之处。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历史贡献，是继往开来的朝代又是具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朝代。那么，历史真的存在周期律吗？隋朝灭亡的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回到波澜起伏的历史长河中去寻找答案吧！
杨隋一统
隋朝建立于公元581年，建立者是北周外戚杨坚。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北周时的军事将领，是西魏的十二大将军之一，曾被赐鲜卑姓普六茹氏，北周时官至柱国大将军，封随国公。杨忠死后，子杨坚袭爵。说杨坚是外戚，是因为杨坚的女儿嫁给了周宣帝宇文为皇后，周宣帝在位一年就传位给太子宇文阐，即周静帝。他自己称天元皇帝，仍旧执掌朝政。杨坚就成了太上皇的岳父、皇帝的外公。580年，天元皇帝驾崩，郑译、刘等大臣密谋，假传遗诏，命杨坚入朝，让他掌握军政大权。杨坚掌权后，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用法较为疏阔。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宇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士人愿望的。他残酷地打击北周宗室，将北周皇室中能够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全部除掉。北周大臣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起兵叛乱，很快被消灭。在当时，杨坚已是众望所归的人物，遂于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称帝，改国号为隋，杨坚就是隋文帝。
隋朝建立之时，面临的形势是：北面的突厥频频南下，虎视眈眈；南方的陈朝，偏安东南，负隅顽抗；东部旧齐势力蠢蠢欲动，伺机反扑；东北的高句丽，积极备战，觊觎中土；西域之地，政权众多，各自为政。隋文帝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一方面，采取长孙晟“离强扶弱”的政策分化突厥各部，使各部之间频起战火；另一方面，打击以高保宁为代表的旧齐势力，并使其在逃奔契丹的途中被部将所杀。解决了北部、东部的威胁之后，杨坚就积极蓄积力量，准备消灭南方的陈朝。而此时的陈政权正处于“亡国之君”后主陈叔宝的统治之下，玉树后庭花的曲声笼罩着整个陈朝。开皇八年（588年），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次年正月，隋军渡长江，攻陷陈都建康（今南京），陈朝灭亡。而就在隋军陈兵江边之时，陈后主还对属下讲：“南京是王气所在，北齐三次来犯，北周两次南侵，没有一次成功的，隋军此来又能如何！”在隋军渡江进逼南京城下之际，陈叔宝仍然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又熟睡到天黑，丝毫没有亡国的担忧与恐惧。这样的君主岂有不亡国的道理！隋灭陈，完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全国统一。
为巩固统一，隋朝在文帝时期和炀帝前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立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
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废除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内史省负责皇帝诏敕的起草，门下省负责诏敕的审批，而尚书省是皇帝诏敕的执行机构，这样分工，使中央各部门的职能更具体，运转更顺畅。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地方上，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二级制。隋朝初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各政权地方机构的工作不力，导致地方机构设置混乱。当时的情况是，在不足100里的土地上几个县同时存在，人口不满一千户的地方却有两个郡来分领。更可笑的是，有的郡、县只有名称，根本没有自己的辖地。然而，州郡县所辖的土地和人口虽少，官员的数量却很多。国家要给官员开俸禄，却又拿不出钱，只好把这笔费用摊到老百姓头上，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大业年间为郡、县两级）。此举大大加强了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官员的数量，降低了百姓负担，便利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继续推行均田制，减免赋役。均田制始于北魏。它是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一种制度。由于战乱，隋初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百姓劳动的热情也非常高，鉴于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据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获得一份土地。同时，在文帝和炀帝前期，还大力减免百姓所承担的国家赋役。如，文帝开皇三年，将承担赋役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到炀帝大业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龄又提高到22岁。而且，隋炀帝还经常实行临时性的减免赋税。隋前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给中央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充足，可以保证五六十年的供应。
开科举。魏晋南北朝的各个政权都以门第为标准进行选官，只有高门大族才能做官，而且在选官时还要调查先辈有无做官的资历。其结果是，一人为官，世代为官，不以人的才能，专以家世门第为选官的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士族门第观念从体制到观念等各个方面已不适应王朝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坚采取了新的选官措施，即开科举。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而以考试成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隋朝的科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等科，各科考试的内容不同，选拔官吏的类型也不同，这给政府与考生个人都有了选择的机会，同时也避免了士族门第观念选官给王朝统治带来的消极影响。杨氏立国，实属不易，为国祚长久做出了许多努力。每个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特别是开国君主，杨坚即是如此。隋文帝对大隋江山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同秦始皇的梦想一样，杨坚想做杨氏帝国的始祖，他的杨氏基业能传至万代。而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隋朝仅仅38年就亡国了。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隋朝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荒淫无度、残暴不仁，与桀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发现隋朝的短命与文帝也有密切关系，杨坚并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碧玉，隋朝的灭亡从他执政时就有了征兆。
文帝悲剧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王伽说，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们受死。结果无一人失约。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免李参等人无罪。又下了一道诏书强调：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样，以至诚待民。史书又记载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关中饥荒，他见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食酒肉。并亲率饥民到洛阳就食，重罚驱赶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遇道路狭窄处，则亲自扶助挑担的人。他知道政权的基础是民众，因此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厉行仁政，只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维护统治的美好理想罢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官吏积习成弊，贪求多财，在他约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举，因此，严刑峻法又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因而他实行宽严两法，使官吏不敢过分做恶。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给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勒令归第。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杨勇。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杨坚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补增律令，甚至流于严酷。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粮一升以上者，处斩，家人没入官府。之后，又命令凡盗一文钱以上者，斩首；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问斩。杨坚对苛律的执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剑佩戴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就将御史处死。一日，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还有几名仆人在地毯上游戏，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和游戏者全部处死。朝堂是君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可杨坚把它也当成了刑场。文帝在朝堂上，设置木杖，哪位大臣触犯龙颜，即被处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劝阻，也难逃杀身之祸。一天，文帝又于大殿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进谏，亦被处死。隋文帝迷信严刑峻法，给他带来的不会是百姓的信服与社会的稳定，而只会使百姓恐惧这个政权，厌恶这个朝廷，王朝的统治基础会随之逐渐发生动摇。
作为一名最高统治者，能挑选到忠心耿耿而又有治国之才的大臣辅佐，对于政权的稳固是非常重要的。而隋文帝在识人、用人上，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从两个人身上，即可反映出杨坚的不识善恶与刻薄寡恩。此二人是：高与杨素。
高是隋朝开国功臣，字昭玄，渤海人，自幼涉略文史，擅写诗词，有济世报国之志。杨坚代周之前，高即入坚府理事，任相府司录，为杨坚代周出谋划策，他曾对杨坚说：“愿为丞相效劳，即使您代周自立的大事不成，我也绝无怨言！”可谓忠义之士！隋朝建立，高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高没有辜负隋文帝的器重，更没有为自己谋什么私利。他谋划平陈之策，以晋王杨广助手的身份，参与平陈战争；他制订新朝一系列制度，包括制刑律、定官制、颁田令、查户口等。此外，高还向文帝推荐了许多文臣武将，如杨素、苏威、韩擒虎、贺若弼等。高真可谓良相了。由于高的忠诚贤能，隋文帝、独孤皇后也曾对他如亲人一般。文帝讲过：“我看待高比我亲生的儿子还重要，即使有时见不到他，也好像常在我眼前似的。”
但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更何况高陪伴的是好猜忌的隋文帝。高失信于文帝是在议太子废立之时。隋文帝初立皇子勇为太子，但由于文帝忌太子权重，加上独孤皇后从旁挑唆，导致废立太子风波的出现。文帝向高征求意见，高长跪不起，劝文帝说：“长幼有序，怎么能够随便废立？”文帝只好作罢。但后来文帝又问高削弱东宫宿卫一事，高仍然认为不可。这时，杨坚开始怀疑高。因为高的儿子娶了太子的女儿，与太子成为了亲家。文帝认为高已经依附太子，对自己不忠诚，开始对高心存芥蒂。杨坚听信谗言的弱点，也坚定了他对高的态度。何人进的谗言呢？当然是著名的独孤皇后。独孤皇后是西魏大将鲜卑大贵族独孤信之后，与杨坚是结发夫妻。杨坚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氏，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杨坚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独孤皇后在世人眼中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事实上，独孤氏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对杨坚的施政指手画脚。尤其是到了晚年，独孤后屡进谗言，废立太子也与她的坚持有关系。而高结怨于独孤后实出于一件小事。
当初，文帝宠幸后宫妃嫔尉迟氏，独孤后知晓后，趁早朝之际，将尉迟氏杀害。杨坚闻之，怒不可遏，但惧内的杨坚又不能将独孤氏如何。他独自骑马跑入禁苑之中，高等人在后面追赶，大声喊道：“陛下怎能以独孤后一妇人而置天下于不顾呢？”文帝止步，认为言之有理，遂回宫，一切如故。高的一句话，使文帝平静下来，却使得独孤后勃然大怒，遂与结怨。之后，她利用文帝对高的怀疑，频频在文帝面前进谗言，说：“高在随同汉王杨谅征讨高句丽的时候，专横跋扈，大权独揽，根本不把统帅杨谅放在眼里”，“高与太子关系亲密，怕是不利于陛下，若想废勇，应先除”等。这些话，让文帝对高更加没有了信任。遂借故将高免官。后来，高的属下检举高的儿子曾经对说：“三国时期，司马懿起初称病不上朝，最后得天下。父亲现在这样的境遇，可能会有福气降临啊！”杨坚闻之，立刻将高囚禁，并对大臣说：“自比晋朝皇帝，他想干什么？”于是将高贬为平民。高失信于皇室，最后被炀帝借口诽谤朝政而杀害。高对杨氏一片忠诚，却落得如此下场，可怜！可叹！隋文帝不识善恶，屠戮忠良，可悲！可耻！在罢贤相高的同时，杨坚却重用奸臣杨素。
杨素并非毫无才干之徒，他同样具有文韬武略。“才”与“德”在评价人的搭配上是这样的：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无才无德。前两种人能够得到社会认可，受人尊重，而后两种人则是社会唾弃、诟骂的对象。杨素属“有才无德”一类。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如何讨得文帝欢喜，而又是如何导致隋朝衰亡的？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杨素的祖辈都是西魏、北周显贵。他本人也因平齐之功，而被周武帝封为县公。杨坚掌权后，杨素便投靠到他的门下。隋朝建立后，先后拜御史大夫、纳言、内史令、尚书右仆射，被封为越国公，出任平陈主帅。隋炀帝大业年间，任尚书令，拜太子太师、司徒，改封楚国公。大业二年，病卒。从杨素的经历来看，他乃出将入相之才，很有才干。而且杨素深谙为臣之道，在颇好猜忌的杨坚父子身边，竟能得以善终，实属不易，可谓“政坛不倒翁”。
杨素得以被文帝赏识也是由于他的才能。杨素多次参加战争，屡任主帅，几乎每战必克。此外，杨素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博览群书，擅写文章。为人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办事稳妥。杨素的种种优点使得文帝对他颇为满意，言听计从，深信不疑。但此人精于政治投机，打击异己势力，瞒天过海，不择手段，又是文帝不曾知晓的。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用法严酷，朝中旧臣，罪小罚重，多已杀尽，最后只剩下狡猾的杨素，文帝对他信任有加，此人恰恰是帮助杨广弑君的奸臣。杨素的政治投机有两次：一是废立太子，二是谋弑文帝。当文帝与独孤皇后起了废立太子之念的时候，杨素已经察觉出来，并通过弟弟杨约与晋王广秘密接触，筹划废立之事。杨素借助与文帝频繁接触的机会，向文帝进谗言，诬告太子勇有自立之心，并力荐晋王广仁孝节俭，颇类文帝，对于杨坚做出废勇立广的决定，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利用文帝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向新主子表忠心，完全出于自己日后的仕途考虑，毫无公心可言。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的暴卒，亦与杨素有关。当时文帝病重卧床，住在仁寿宫。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在身旁侍驾，太子杨广也奉诏从长安赶来。杨广估计文帝时间不多了，就与杨素商量文帝的后事，不巧的是，杨素给太子的回信被错误的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大怒。这时文帝的宠妃陈夫人，哭着跑到文帝床前，说太子要非礼她。老皇帝听到这里，捶胸顿足，大骂道：“这个畜生，我怎么能将江山交给他啊？都是独孤害我呀！”并急忙对柳述、元岩说：“快叫我儿来！”二人以为是叫杨广，文帝喊道：“是杨勇！”柳述和元岩就急忙出去拟诏。等在门外的杨素，通过柳述、元岩二人得知，情况紧急，杨广很有可能将被废掉，那么自己又将会什么样的结果呢？想到这，杨素心中顿生邪念，他认为只有将文帝除掉，让杨广立刻即位，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与地位。杨素马上假传圣旨，将知内情的柳述、元岩逮捕入狱，将皇宫宿卫全部换为杨广的亲信，宫门也由杨广的心腹把守，将照顾文帝的宫女全部赶到别处。这时，杨素派自己的人进去探望文帝，不久文帝驾崩。对于文帝是被毒死，还是被扯拉致死，尚不得而知。但清楚的是，杨素直接指挥了这场弑杀文帝的宫廷政变，他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将信任自己的隋文帝杨坚送上了黄泉路，又迫不及待的跪在新主子杨广面前三呼万岁。隋文帝始终信任杨素，临死都不知道就是这位忠臣将
他置于死地的，这难道不是杨坚的悲剧吗？行废立，毁家国。隋文帝一生最大的错误莫过于废立太子一事。杨坚行废立的主观动机是好的，是想把江山传给一位有治国之才的君主。事实却恰恰相反，继承者隋炀帝杨广成了后世帝王引以为戒的反面典型，成了百姓心目中十足的昏君形象。这是杨坚始料不及的，但却是他一手造成的。
隋朝建立，杨坚即下诏立皇子杨勇为太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子相处融洽，文帝将许多朝政委给太子处置。但随着杨坚执政日久，太子也不断成熟，父子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被别人发现并利用，就导致了隋文帝废立太子事件的发生。开皇六年，便有人上书要求杨坚传位太子。后来某年冬至，百官向太子朝贺，太子也举行气势宏大的仪式受贺，这就遭到了文帝的谴责，并勒令停止此类活动。之后，文帝对太子的恩宠就大不如前了。而太子杨勇生性率直，不擅掩饰，依旧按部就班，做自己喜欢之事。这更加引起文帝和独孤皇后的不满。而当时的晋王，即后来的炀帝杨广，可是极尽表演的天赋。文帝尚节俭，杨广就将琴弦弄断，布满灰尘，显示其不喜声色。独孤后不喜欢男子纳妾，杨广就只与妻子萧妃同处，以展示其高尚的风格。这样，杨广渐渐讨得文帝与独孤后的欢心，而杨勇的表现越发使他的父母不满意。废立太子的声音，开始传入文帝的耳中，并最终成为了现实。隋文帝一直认为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直到临死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新太子的本来面目，但为时已晚，他只能含恨撒手西去了。他死后，他的家族和整个国家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却是他没有想到的。杨坚一死，杨广就假传遗诏，令废太子杨勇自尽，并诛杀杨勇诸子及杨勇亲信的大臣，又令汉王杨谅入朝，杨谅识破了杨广的骗局，举兵反叛，杨广遂发兵数十万镇压杨谅，谅兵败，被幽禁而死。蜀王杨秀，亦被杨广囚禁，最后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害。杨广兄弟五人，只有秦王杨俊因早死，而未受到杨广的残害。杨广为了权力，毁了自己的家族，骨肉相残，多么惨烈的人间悲剧啊！而更为惨烈的人间悲剧在杨广执政的14年里，还在不断上演。而这一幕幕悲剧，都是隋文帝导演并亲自挑选主角的结果。他的严刑峻法、苛刻猜忌、不辨忠奸、偏信谗言，给国家带来这个骨肉相残、人人自危的悲剧，而文帝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隋朝灭亡的悲剧，正是他导演的所有悲剧的最后一幕。
大国之梦
隋炀帝杨广（569—618年），隋朝的第二个皇帝，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他通过各种手段，博得文帝信任，被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文帝驾崩，杨广即位，开始了他的施政时期。他凭借文帝积累的巨大民力和财富，得以无休止地行施暴政。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标准的暴君。
历来都把杨广当政的十四年称作是黑暗年代，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挥霍无度，是对他施政的概括。但他又曾经为隋朝的建立出生入死，为抵御突厥而挥师北上，为便利交通修筑大运河，为国家安定巡视边疆。杨广——一个一直在做大国梦的皇帝！从当政的十几年里，他时时刻刻都在为实现大国梦不懈努力，而他的失败就在于他是一个脱离实际国情的理想主义者。他缺乏了做晋王和当太子时的谋划，他虽是个强势皇帝，但他不择手段的恶毒与不计代价的好大喜功让他在历史的舞台上过早的谢幕了。隋炀帝的大国梦有四个组成部分：大外交、大工程、大排场、大战争。让我们分别来看这四个部分。
大外交。中国古代社会的外交形式主要是中央政权对周边民族及其政权进行册封、赏赐，前者是后者的宗主国，后者要承认归附前者，并承担纳贡、出兵帮助宗主国平叛等义务。而当时交通不便，又处于民族的整合时期，所以周边民族及其政权叛附不定，使得中央王朝非常头疼。隋炀帝的大外交战略，主要是通过他巡视边疆，向各个周边民族政权表明中原王朝对他们的关心，使得这些政权不反叛，最终实现安定边疆的目的。隋炀帝进行过三次北巡和一次西巡，巡视的重点分别是突厥地区与西域地区。除炀帝末期大业十一年（615年）的第三次北巡，由于突厥的叛乱没有成功外，其余的巡视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北部突厥未南下犯边，而西域诸国纷纷归附隋朝。
但在外交活动中，隋炀帝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大业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炀帝在东都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向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展示大隋帝国的强盛与富足。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被开辟成戏场，5万名乐工在这里通宵达旦表演各种节目，持续了半个月。炀帝又将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各个店铺都重新进行装潢，连卖菜的小商贩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邀请进去喝几杯，分文不收，还骗他们说：“我中原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炀帝还命令用丝绸将路旁的树木缠起来，而胡商的反应却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他们说：“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真是弄巧成拙啊！隋炀帝要是能为老百姓考虑一些，何至于成为亡国之君呢？大工程。隋炀帝时期兴建大工程的举措主要有：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杨广初即位，就立刻下令扩建东都洛阳。因为长安的交通不够便利，且农业规模也远不及中原地区。扩建后的洛阳城气势恢宏、道路宽敞，极具大国的气派。修建运河，也是炀帝即位之初便提出的，可见炀帝对这些大工程早有打算。运河的修筑分为几个阶段：大业元年（605年）下诏开凿通济渠、邗沟；大业四年（608年）修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这样，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修筑完成了。修筑长城共两次，一次在大业三年（607年），另一次在大业四年（608年）。
大工程都如期完成了，杨广对于这些作品都非常满意，但他丝毫没有顾及到修筑这些工程所耗费的人力，所付出的代价。营建东都，共耗时10个月，每月役使男丁200万；开通济渠征男丁百万，凿永济渠共征发河北地区男女百余万人，连女人都被征调开渠，可见劳役的繁重；两次修长城，也耗民力达百万以上。在以农为本的社会，短短的十几年里，国家征发如此多的人力修筑公共工程，给国家的生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百姓心中的怒火已经点燃了隋朝这座将倾的大厦，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隋炀帝还沉浸在他的大国迷梦中，根本没有感受到这股熊熊烈火已向自己扑面而来。
大排场。隋炀帝认为，作为大国的君主，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他三游江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杨广在做晋王之时，就以扬州总管的身份在江都生活了十年，对江都颇有感情。即位后，他分别于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年（614年）三次游江都，第三次之后，就常住江都，并最后死在那里。隋炀帝三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摆足了帝王的气势与排场。大业元年（605年）八月，炀帝开始了登基以来的一次南下江都。他所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分为四层，有六层楼高，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可以举行朝会；中间两层有100余间房子，供炀帝休息、娱乐之用；下层是宦官、宫女等近侍的住处。船上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与宫殿没有两样。皇后、后宫、王侯、大臣、僧尼、道士等等，分乘不同船只，还有其它不同用途的大小船只数千艘随行，最后还有兵船数千艘护驾。陆地上，几万名纤夫、骑兵一路相随。船队前后绵延二百余里，水陆共有二十几万人同行。所过州县，都要为船队献食。这样的排场，一去一回，反复三次，隋炀帝可谓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可他只知兴奋、满足，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
大战争。战争可以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尊严，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隋炀帝认为，大隋王朝国力空前，其它国家只能对隋朝马首是瞻、唯命是从，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挑衅与背叛。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就是出于维护大国威仪的目的。高句丽，是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政权，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战乱不断，北方突厥频频入塞侵扰的形势，多次派兵侵入辽东地区，掠夺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发兵讨伐，后高句丽上表谢罪，文帝方才罢休。
充满大国情结的炀帝决不能坐视无礼的高句丽再嚣张下去，决定御驾亲征，一定要让高句丽王跪在自己的脚下谢罪称臣。为了讨伐高句丽，炀帝做了精心部署。大业四年，开通永济渠便利运输。六年，又下令全国为出征做好战马、武器的准备。七年，命令幽州总管造海船三百艘。之后，调动江淮、河南、河北等地的民夫运送粮草到辽西。最后是征调全国的军队。一切准备就绪。隋炀帝遂于大业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出兵讨伐高句丽。之所以有三次征讨，是因为第一次隋军经验不足、指挥不利，导致兵败；第二次因为杨玄感叛乱而中途终止。第三次讨伐，由于高句丽国力耗尽，隋军又取得平壤战役的胜利，所以高句丽王遣使请降，隋炀帝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凯旋。
炀帝征辽，维护了大国的尊严，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在战前准备阶段，为造海船，就有三到四成民夫死亡，运输粮草而累死、饿死、病死的民夫更是不计其数。第一次征高丽，隋军兵士死伤大半，4万海军在平壤中埋伏，生还者仅几千人；高句丽将诈降，大将宇文述被其所骗，30万将士，仅有2700人得以生还。炀帝如此大规模用兵，导致国家财力枯竭、人民劳役繁重，土地无人耕种，青壮年劳力大量损失。这种战争胜了又有何意义？只是隋炀帝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的大国梦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隋炀帝的大国梦，毁掉了大隋江山。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杨广的主观意图是什么？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他丧尽了民心。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揭竿而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隋朝即将走到它的尽头。
谁亡隋朝
隋炀帝的统治，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中原各地都燃起了起义的烽火。在短短的几年间，北至山西、河北，东到山东、江浙，南抵岭南，西达河西走廊，大大小小的义军就有数百支。但这些起义军，没有统一的口号，力量相差悬殊，彼此之间又缺乏沟通、联合。这些不足给了隋朝的腐朽统治以苟延残喘的时间与可能。但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常说：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隋朝这个堡垒正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几个“炸弹”而摧毁的。这几个“炸弹”是：杨玄感、李密、李渊和宇文兄弟。他们举起了反对隋炀帝的旗帜，并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杨玄感是奸相杨素之子，杨素死后，他袭爵楚国公，官至礼部尚书。玄感善文学，好结交宾客，领导瓦岗军的李密就是他家的常客。杨素晚年已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恰在此时杨素病逝，躲过了一劫。而作为杨素后人的杨玄感，已经感到了处境的危险，他害怕炀帝翻杨素弑文帝、害忠良的旧案，致他杨氏一门于死地，为此他遂生杀炀帝之心。大业五年（609年），玄感随炀帝西征吐谷浑。其间，他就试图趁警备松懈、侍卫疲惫之时，刺杀炀帝。其叔父杨慎认为时机不成熟，玄感才未施行。大业九年（613年），炀帝二次东征高句丽，命玄感在后方督运粮草，当时百姓苦于连年征战、劳役繁重，怨声载道，人心思变。玄感认为举兵讨伐炀帝的时机成熟了，遂与所督民夫讲：“当今皇帝无道，不顾百姓死活，玄感愿与诸位起兵杀无道昏君，救亿万黎民，如何？”听者无不踊跃相从。这时，李密来到玄感大营，玄感问他下一步该去向哪里？李密为其献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入河北，阻断炀帝归路；中策是取关中，据险而守；下策是向东都，率军攻占，但拖延不得。杨玄感选择了攻占东都。由于东都守备严密，又有长安发兵救东都，炀帝又从前线调集部队回救东都，杨玄感两面受敌，力不能支，遂战败自杀。杨玄感虽然战败，但他吹响了讨伐隋炀帝的号角，也使得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批达官子弟投到杨玄感的旗下，参加讨伐炀帝的战争，隋炀帝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李密，父祖皆为周隋显贵。密少时任东宫千牛备身，侍卫太子杨广。后辞官，专心读书。大业九年（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李密曾做过玄感的幕僚，为其献三策，玄感兵败之后，李密被捕又设计逃脱。大业十二年（616年）与瓦岗军首领翟让相识，二人戳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后来，翟让让位于李密，李密开始领导瓦岗军。李密的瓦岗军对隋朝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炀帝连年派兵企图剿灭瓦岗军，可是直到隋亡，李密的瓦岗军仍然活跃在河北、河南等地。李密，一个达官之后，竟毅然辞官，后又与草莽英雄结伙，公开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上，说明他已对隋朝失去了信心，他不再用自己的才智改造隋朝，而是用于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他的想法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的心声。李渊，隋朝宗室，其母与隋朝独孤皇后是姐妹，所以李渊与隋炀帝是姨表兄弟。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的目的就是称帝建国，毫无吊民伐罪的意思，可以说，李渊是趁火打劫。从李渊建国的步骤也可明显看出他起兵的动机。李渊宣布起义后，就直入关中，攻占了隋朝国都所在地长安，争取政治上的合法化。然后他拥立尚未成年的代王侑为帝，遥尊远在江都的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李渊拥立代王，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炀帝受困江都，四面楚歌，这实质上已经宣布了隋朝的灭亡。待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就迫不及待地逼迫恭帝杨侑退位，自己黄袍加身，建立了唐朝。
而另一灭隋的关键人物是宇文兄弟，宇文兄弟指宇文述的三个儿子：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和宇文士及。宇文述是隋朝开国功臣，是隋炀帝最信任的大臣。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都曾违反炀帝禁令而获罪。大业十二年（616年），宇文述死后，炀帝方才赦免两人。当时，宇文兄弟也随炀帝来到江都。大业十四年（618年），大量跟随炀帝来到江都的北方兵士，不愿久留南方，想设计逃回北方。那时的江都，已人心不稳。一部分下级军官得知了这个情况，想借助这些兵士的力量，也逃回北方去。但这两股势力都不曾有谋反、弑君的打算。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宇文兄弟正好利用了这两股力量，实现了弑君、兵变的目的。三月十日，江都兵变发生，次日，炀帝被宇文兄弟缢死，隋朝灭亡。末年的炀帝，满足于他大国梦想的“实现”，只知吃喝享乐，既无治国之心，又无兴国之力，可能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穷途末路了。有一天，炀帝自己照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头，不知谁来砍它！”面对如此颓废的炀帝，宇文兄弟遂决定弑炀帝。隋朝灭亡了，炀帝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大臣、宗亲、亲信会举起反旗，伴着农民起义的汹涌澎湃的形势，借机夺取自己的性命、推翻大隋的江山。
隋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朝代，它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隋朝又太短命，仅仅38年。它因何而亡呢？它亡于隋文帝的严刑峻法、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擅行废立；它亡于隋炀帝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民心丧尽。而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的反隋力量，伴随农民起义的烽火，最终灭亡了隋朝。
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唐朝建立于618年，亡于907年，共290年。历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与睿宗之间曾有武周政权。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还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使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但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是什么原因呢？自唐亡以后，人们就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今天让我们从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唐朝的灭亡，以探寻其灭亡的真相。
盛世气象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贵族。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乱的局面，起兵西入长安，立杨侑为帝，尊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独掌大权。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逼迫杨侑禅位，自己称帝建国，国号“唐”，李渊就是唐高祖。唐朝建立时，天下依然是群雄并争，战乱不止。所以唐高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乱，统一全国。在高祖在位的九年里，甚至到了太宗贞观初年，唐朝还主要以平叛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唐初十年里，唐高祖、太宗先后剿灭西北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黄河流域的窦建德、河北的刘黑闼、江淮的辅公、北部的梁师都、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后裔萧铣、岭南的冯盎、招降幽州的罗艺等，全国始告统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当作一面镜子，隋朝的迅速兴亡，给他留下深刻的教训，尤其是农民大起义，使他充分认识了民众所蕴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即使像隋炀帝那样集全部威权于一身的帝王，也难逃亡国身死的命运。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国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为此，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号，太宗在其统治时期，社会出现了太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史书中对“贞观之治”是这样描述的：“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不到三百万户，一匹绢能换一斗米。到了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钱，牛马满山坡，人出行几千里都不需买粮食，周边少数民族归附者有120万人。这一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社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这种繁荣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太宗李世民的统治有方分不开的。他的具体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贤能、善于纳谏。太宗任命房玄龄、杜如晦等德才兼备之人出任宰相，同时，虚心接受以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对自己提出的意见。重视吏治，注重官员的选拔与管理，严惩贪官污吏。在经济上，继续推行均田制，大力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在军事上，打败强敌突厥，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时出掠抢，相沿成习，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对待少数民族宽厚持平，因此，少数民族纷纷来朝，并尊太宗为“天可汗”。唐太宗对自己的成功总结了五条经验：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强的人；二是充分发挥人的长处；三是尊敬贤能之人，怜悯不肖之人；四是不厌恶正直的人；五是没有狭隘的华夷观念。太宗对自己的概括，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对于一名权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够做到这些相当难能可贵。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贞观之治”出现的必然性。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后统治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继续按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身体原因，皇后武则天（624—705年）开始辅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武则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后废立中宗、睿宗，并于690年，改国号为“周”，自立为皇帝，历史上对武则天颇多微词，传统史家批判她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认为武氏任用酷吏，实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等等，将她贬得一无是处。这些言论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武后确实赏识并重用过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也确实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给社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出现停滞、倒退，相反，是继续向前发展的。从这一点上看，她的统治是值得肯定的。为维护统治，武则天实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发展科举制，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举人，举行殿试，增开武举。她还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访人才，并不经考试直接任用。她还加大对官员和军队的监督，具体方法就是赋予肃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权力，使他们对文武百官、各地军队有较为独立的监督权力，便于朝廷对官员和军队的管理。她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使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由380万户增长到615万户。高宗、武后的统治，推动了唐朝的进一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掉乱政的张易之、张昌宗等，拥立唐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唐国号和一切唐旧制。但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专宠韦皇后及安乐公主。韦皇后欲效武则天故事，准备临朝称制，但除了暴行之外，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她们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入宫中，尽杀韦后党徒，连幼儿都杀死。李隆基（685—762年）后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唐玄宗。由于他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国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称“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玄宗善用贤人，任用姚崇、宋、张嘉贞、韩休、张九龄为相，这些人各有所长，有的忠言直谏，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于吏治，对玄宗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都起到了参谋与协助的作用。玄宗反对浪费、精简机构、节约开支；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官的选拔与监督。在经济上，玄宗主张兴修水利，在边境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发展生产。此外，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大的军区，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以此保证中原与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畅通。由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开元时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开元20年，全国民户数量为780万户，人口4500万，比唐初户数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则天来，会发现唐玄宗身上有许多缺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武则天执持政柄，权不下移。玄宗却恰恰相反，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和怠政的情绪，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从天宝年间起，在朝中开始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一类的奸臣，在外则赋予胡人安禄山以较大的权力。李、杨二人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使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买马，集结力量，企图自立。而唐玄宗却视而不见，仍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在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势下，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政权，给社会、经济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安史之乱成为唐代历史的转折点，乱前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进入了衰落阶段，并最终走向了灭亡。安史之乱中“安”、“史”指的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他们都是少数民族将领，又都是唐朝的节度使。节度使最早设置于唐睿宗（662—716年）景云二年（711年），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唐朝的防御力量。到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又称为“十镇”。节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事务的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兼管地方事务，权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镇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全国兵员总数为57万，而边兵竟有49万之多，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坐大，给节度使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安禄山是居住在今天辽宁朝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移而来。安禄山通多门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与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后来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的赏识，被认作养子。安禄山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断加官晋爵。到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已成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及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而在安禄山起兵之前，他却丝毫没有被玄宗怀疑，得益于安禄山将朝廷内部，玄宗身边的情况早已摸清楚，并进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见他那肥硕的肚子，便笑着问：“你这肚子里都装什么了，这么大？”安禄山答道：“除了一颗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没有别的东西了！”安禄山得知玄宗与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现出对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禄山与太子见礼，他却不拜，还装傻说：“臣是胡人，朝廷里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这太子是什么官啊？”玄宗跟他说：“这是储君，未来的皇帝。”安禄山竟然答道：“臣头脑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还有什么储君？”为了进一步显示忠心，安禄山竟请比自己小16岁的杨贵妃认自己作养子。这样一来，玄宗对他就丝毫没有了戒心。即使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已露出了叛乱的马脚，但自信的玄宗还表示：“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安禄山在安抚玄宗的同时，却在马不停蹄地做叛乱准备。他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名，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马匹，囤积粮草，购置武器。天宝十四年2月，他获准在自己的辖区里以32名蕃将代替汉将，至此，安禄山的准备工作就绪了。由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发制人，遂于同年11月9日，以讨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唐朝政府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安禄山进军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占了东都洛阳，并向长安进发。此时的唐朝中央，乱作一团，京城周围兵力很少，调动军队就花了许多时日，又急调大将火速回京护驾。唐军初战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将都因战败被杀。皇帝的御驾亲征也没有成行。而这时的战争出现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禄山于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战争的节奏，给唐军在潼关一线集结兵力创造了条件。在接下去的半年里，双方一直在争夺潼关。因为潼关是进入长安的大门，潼关失守，长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禄山的军队还是攻占了潼关。于是，唐玄宗不得不携带文武百官、后宫、宦官等，于6月13日逃离了长安。之后的历史，对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来从未遇到的困境。6月14日，当玄宗一行到达马嵬驿时，随行部队发生了哗变。军队将士认为此次叛乱全都是由杨国忠而起。当大家看到杨国忠与吐蕃使臣谈话的时候，就有人喊：“杨国忠与蕃人谋反啦！”众军士怒火中烧，将杨国忠斩首。而这时大家又在想，杨国忠能权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们想到了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愤怒的士兵认为唐玄宗之所以废弛朝政、贪于享乐，杨国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乱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杨贵妃。因此，将士们群情激奋、山呼海啸，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这让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难在江山与美人中间作出取舍，但玄宗最后舍弃了美人，将杨贵妃缢死。这才平息了哗变，使大队人马最终得以到达成都。而就在此时，另一件事也让老皇帝非常吃惊，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于宁夏灵武即位，是为肃宗（711—762年），尊玄宗为太上皇。这是公开的夺权行为，可对于出逃在外、无计可施的玄宗来讲，他只能听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于762年忧郁地病逝于长安宫中。在唐朝内部发生权力更迭的同时，安禄山集团内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将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自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出现的内讧，为唐军平叛创造了有利条件。肃宗即位后，一边任命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节度使处调兵增援。此外，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在叛军的控制区，如河北等地，由于叛军的残暴统治，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安、史的统治。在唐官军和地方百姓的双重打击下，宝应元年（762年），安史叛军已经穷途末路。当年正月，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不予接纳，遂自杀。历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1安史之乱，唐朝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国力，自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没有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百姓饱受战争之苦，流离失所，经济损失严重，土地大量荒芜。东都洛阳遭到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多毁于战火。回纥等少数民族军队在助剿的同时，也大肆抢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难。肃宗在借兵之时就与回纥统治者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员归唐朝，金银财宝、老百姓皆归回纥。”这使得回纥的抢掠更加有恃无恐。安史之乱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割据长期存在于唐朝后期，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得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导致唐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这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几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实行，这就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此外，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依然存在，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没有力量消灭他们，就只能安抚他们，期望他们能改过自新。战争刚刚结束，唐代宗就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与唐朝优崇安抚的初衷相左，这一任命给这些已有割据之志的将领们提供了成为新的割据者的条件。在各藩镇中，有一部分能够服从中央指挥，但相当数量的藩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其中平卢、成德、魏博三镇的割据性最强，被称为“河朔三镇”。在这些藩镇中，节度使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而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还经常爆发战争，使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
面对这一局面，唐朝中央多数时间在忍耐，但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唐朝政府与藩镇也曾发生过战争，其中德宗、宪宗、武宗时期的三次规模战争较大。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请袭其父位，魏博镇节度使田悦亦代为请求，唐德宗予以坚决拒绝。李、田于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也请求袭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应，李纳也因此叛乱。唐德宗只得采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调动其他藩镇军队镇压叛乱军队，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藩镇卷入了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四人称王，二人称帝；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称楚帝，朱称秦帝。在平叛过程中，许多藩镇采取观望态度，不肯出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德宗只得远调泾原兵参战。可是当泾原兵路过长安之时，嫌朝廷犒赏不丰，遂拥立朱，起兵作乱。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险些丢掉性命。这场战争经历了五年，结果是唐德宗向藩镇妥协，藩镇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了。唐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宪宗一即位,就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决心平服藩镇、重振国威。从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节度使，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朝廷，成德镇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输贡赋、请朝廷派官吏。宪宗打击藩镇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藩务，随即叛乱。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最终于元和十二年擒吴元济，平定淮西。不久，宪宗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能够取得如此多的胜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努力密不可分。宪宗时期，中央已经有了直辖部队——神策军，这是打击藩镇的军事保障，同时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为打击藩镇创造物质基础。宪宗本人的决心与意志，在平服藩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讨淮西三年不下,满朝文武皆呼罢兵,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的方针,终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卢、成德藩镇制造恐怖事件，在京师刺杀宰相,并在东都策划暴动,企图动摇宪宗平叛的决心。而宪宗果断处置,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将平叛继续下去，最终取得胜利。但宪宗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他死后不久，许多藩镇又纷纷发生变乱，各自为政。
唐武宗时期与藩镇的战争主要是同泽潞镇进行的。泽潞镇节度使刘从谏素不服从中央。会昌三年（843年），刘从谏死，武宗采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发兵讨伐泽潞镇，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加之泽潞镇内部发生内讧，朝廷终获胜利。武宗之后，中央已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双方相安无事，倒是藩镇之间、藩镇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藩镇之间的斗争，导致藩镇之间力量对比变化很大；藩镇内部斗争的结果是藩帅的变更。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于藩镇自雄，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几次企图削弱藩镇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致使国家再没有能力与藩镇较量。与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藩镇的力量却越来越强，藩镇割据更加无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听之任之，通过仅有的几个直接控制区域，艰难维持“大唐帝国”的统治。
宦官秉政
宦官是皇宫中专门负责皇帝和后宫的衣食起居、皇宫宿卫的侍从人员。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卑贱和身体的残缺，历来为人们所不齿。唐代的宦官，从唐玄宗晚年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开宦官专权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经说过一段话，反映了唐代宦官专权的情况。他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统领神策军（中央禁卫军，负责保卫皇帝）。从此，宦官参掌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可见，唐朝后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力之大，危害之广了。
从崔胤的话，我们知道唐代的宦官权势是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增长的。唐初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为四品官；宦官不得参与政事，只负责守卫、清扫、后宫饮食等事。到玄宗时，宦官开始统兵，并允许担任三品以上的官职。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拜大将军，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管理，但此时尚未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势力真正猖獗还是在安史之乱以后。肃宗、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被皇帝赋予很大的权力，手握禁军，代宗时还被尊为“尚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之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代宗讲：“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代宗处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杀李辅国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权在握。到德宗时，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宪宗朝，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中书、门下的权力均被其侵夺。后来的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黑暗统治的代名词。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们废立。宪宗、敬宗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与大臣的不满。为此，他们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为南衙，由宦官操纵的各种机构称为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的斗争。这其中，“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因而被称为“八司马”。“二王八司马”的改革发生在顺宗年间，由于顺宗的年号为永贞（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被称为“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得到了顺宗的支持。顺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改革派还颁布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罢免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市里欢呼”。但这次改革的打击面过大，触动的利益过广，所以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反对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而且他们计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后盾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即位，就是唐宪宗。而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贬逐与杀害，这场以打击宦官势力为目标的改革宣告失败。
永贞年间的反宦官斗争失败后，许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总结经验。有一部分人认为，对宦官不能采取和平夺权方式，要用武力来消灭宦官，进而消除阉党势力，由此便引发了文宗时期的另一场反对宦官的斗争——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来，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武力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用他们两人执行翦除阉宦的计划，不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的计划。大和九年（835年）月21日早朝时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说：“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李训遂率百官称贺，请文宗前去观看。文宗也装作非常高兴的样子。并派李训等人先去查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1000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权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朋党之争
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党争，是中国古代官场的顽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朋党之争，唐后期的党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唐朝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后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之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的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使本已不和谐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几分混乱。
“牛李党争”中“牛”指的是牛党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李”指的是李党首领李德裕。“牛李党争”缘起于一场科举考试。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科举考试。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在答题中对时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这触怒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就在宪宗面前陈诉，说翰林学士裴、王涯在审查考卷时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宪宗闻听，勃然大怒，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获重用，被外放充当藩镇的幕僚。事后很多人为牛僧孺等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嫉贤妒能。于是宪宗于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启用被贬职的裴出任宰相。这样，两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现了初步对立的局面，但这时还属于“牛李党争”的形成时期。在之后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两党势力互有进退，一党在朝执政，就将另一党贬至朝外。
政治主张不同，是“牛李党争”的一大特点。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而李党对科举制不满，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李党力主削弱藩镇势力，恢复中央权威，而牛党则反对用兵藩镇，主张采取妥协政策；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而牛党却极力反对。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党争的不讲原则性。精简国家机构，利国利民，有何不可？牛党明知是正确的，但这主张是李党所提，不管有无可取之处，一概否定。有个例子，更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镇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请朝廷收复吐蕃占领的维州，当时形势对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为相的牛僧孺却坚决反对。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党的杜收复了维州，而在朝执政的牛党人物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可见，党争的实质就是对人不对事。哪怕是完全正确的事，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要坚决否定。这哪里是在为朝廷着想，为亿万苍生着想呢？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毫无原则的义气之争。“牛李党争”，以宣宗朝牛党当政而最终结束。
朋党之争，是继南衙北司之争后的另一场统治阶级内耗的争斗，而且旷日持久，朝野震惊，破坏了正常的议政、施政程序，扰乱了皇帝大政方针的制定。加之，各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内连阉宦，外结藩镇，使三股势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们只知互相倾轧，置国家的前途于不顾，这样的国家岂能不亡？
唐末变乱
唐朝后期，由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连年战争，不断向百姓增加赋税、徭役，掌权的宦官更加有恃无恐地欺压百姓，强占土地，勒索钱财，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时期，连年的天灾，使得粮食产量锐减，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断的加派赋役，于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导者是王仙芝与黄巢。
起义爆发于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起义，后协同作战，活动范围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王、黄又分兵作战。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其众投奔黄巢，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此时，黄巢决定东攻洛阳，而唐朝派来大军，打消了黄巢的计划。之后，黄巢率军转战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发展、壮大农民起义军。广明元年（880年）7月，黄巢利用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相猜忌并畏惧起义军的形势，迅速北渡长江，于同年11月占领东都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12月13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将原有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革职，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黄巢严惩皇族，唐宗室留在长安者全部被处死，富豪的财产被没收，分给百姓使用。但黄巢没有追击逃跑的僖宗，也没有将中央禁军全部歼灭，同时大齐政权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和二年（882年），起义军将领朱温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于唐朝，这就大大增强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唐军开始了反扑。起义军于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长安，向东撤退。之后，起义军与唐军的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损失惨重。在朱温、李克用等军队的包围阻击下，黄巢最终退至今山东莱芜境内，于中和四年（884年）6月，战败自杀。至此由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这次农民战争，给垂死挣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击，唐朝的统治瓦解了。叛变投降的朱温，成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复三年（903年），朱温将内侍省数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专权局面结束。天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改国号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政权得以如此长时间的维持，有赖于唐朝前期君主的励精图治所打下的坚实基础，也有赖于后期有作为君主的亡羊补牢。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藩镇长期割据，与中央对抗，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的力量；宦官专权，使皇帝大权旁落，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统治秩序；朋党之争，瓦解了统治集团的力量，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政权日趋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日趋悲惨，最终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唐朝统治彻底崩溃，统治中国290年的大唐帝国寿终正寝了。
南冠北系：南唐覆亡真相
南唐，建国于937年，亡于976年，历前主李、中主李、后主李煜三世，享国共39年。南唐辖土不过江淮，最盛时也仅有35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国，就如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浪花而已，太过平凡而普通，本来人们应该很容易就把它遗忘掉了。但因为和一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唐从此不朽。这个人就是李煜，一个谜一样的皇帝。
李煜出生于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恰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一个颇赋传奇色彩的东方式“情人节”。巧的是，李煜在人间度过42个春夏秋冬之后，又在同一天与世长辞。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迹，他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谓“铁钩锁”。通晓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凡是中国人，凡是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一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道多少”等。无数人震惊于他的艺术才华之余，都有一个问题要问：这样颇具“才情”的聪明人怎么会守不住祖宗传下来的那点基业呢？难道真是诗人误国吗？
创业艰难
在探究南唐覆灭的真相时，我们需要把目光稍微放远点，才能把问题看得比较全面。我们先从南唐的立国者李煜的祖父李（888—943年）谈起。因为他在创立这个国家时留下了很多的负面东西，让他的子孙尝尽了苦头。
五代十国是中国大一统过程中的一个插曲。鼎盛的唐朝经“安史之乱”打击后，一蹶不振，百病丛生。其内有宦官专政、朋党争权、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南诏、回纥侵扰。尤其是那些藩镇，拥兵自重，不受中央节制，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藩镇一直尾大不掉，肃宗之后的历代皇帝大多无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黄巢义军席卷全国，最后攻破洛阳、长安，毁去了唐王朝的最后一点颜面。借机而起的朱温觉得唐王朝已无存在的必要，就废去了自己新立的一个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国号为“梁”，五代十国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就这样开始了。
北方地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你争我夺，战火连绵，南方则有十个小国星罗棋布。南方诸国中，以吴国和南唐疆域最大，国力最强。南唐尤以立国时间久、保持稳定时间长而著称。南唐王朝的缔造者，就是自称唐宗室后裔的李。李是吴国的宰相徐温的养子，原名徐知诰。徐温死后，吴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诰通过废长立幼，逼其禅让，夺取了皇位，改国号为大齐，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诰宣称自己为唐玄宗的后代，就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自己也改名李。李是个很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江淮本来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时最重要的财源，曾力撑唐王朝达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免赋税，均定田租，发展生产，奖励农民垦种，栽桑养蚕，发展经济作物和工商业，使江淮独在五代乱世中能“比年丰稔，兵食有余”。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说：“南方诸国君主固无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后唐明宗也难望其项背，能胜过他的惟有后周世宗柴荣。”
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守成非易
中主李（916－961年）在升元七年（943年）李死后，继任当了皇帝，改元保大。称李为守成之君是有点拔高他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相对于后主李煜而言的。毕竟李没有把基业给丢掉，而且在其即位的初期，由于南唐国力强盛，还扩展了国家的版图，吞并了一些州县，将李传下来的28个州增加到35个。只是到了统治后期，昏聩的李遇上了英姿勃发的后周世宗柴荣，李在两人的较量中一败涂地，丢失了大片土地，军队精锐丧失殆尽，国家沦为后周的附庸，从此一蹶不振。
李爱好文学，性情温和，最喜欢别人顺着他，对他说好听话，这样一来，那些谄谀之臣有了用武之地，朝政日乱。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宠臣冯延巳（冯延巳字正中，他的号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号延巳，又一说号延己）。冯延巳在中国的诗词史上的地位紧追南唐二主之后。他的词流传下来的有一百余首，留有《阳春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冯正中（冯延巳，字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可见冯延巳对宋词影响之大。
如此优秀的一位词人，冯延巳在政治上却是一个十足的卑鄙小人。前主李很欣赏青年时期冯延巳的才华，就封他为秘书郎，让他陪伴太子李。喜欢填词作曲的李对冯延己一见如故，两人爱好相同，经常作词唱和，感情自然与日俱增。所以，自李做齐王起，冯延巳便一直担任他的掌书记，其后又两次担任宰相，权倾朝野。就这么一个人，在获得人主的恩宠之后，马上作威作福起来。为了能买到姬妾，他竟和弟弟冯延鲁伪造了一份前主李的遗诏，下令：听任民间出卖儿女。大臣萧俨识破了他的伎俩，告到李那里，但李为了照顾到冯延巳的面子，竟然不了了之。冯延巳为了邀功固宠，用尽了手段。前主李死后，李刚刚即位，当时还只是一个掌书记的冯延巳，就跑来跑去和李说闲话，一天要去好几次。弄得李都觉得有点讨厌，就训斥他道：“即使是当掌书记也应该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吧，你怎么这么讨人嫌，总往我这里跑呢？”这次虽然吃了个“闭门羹”，但他摸准了中主李爱慕虚荣的心理，一找到机会就用花言巧语来献媚取宠。一次，他说：“原来打仗时，我们仅仅损失了几千士卒，先皇便吃不下饭，这种乡下老农的做法怎么能成就天下大事呢！现在陛下有几万军队在外面作战，照样宴乐击球，这才是真正的英明之主啊！”这话后来传到中主那里，李听起来十分受用。冯延巳当宰相后，知道李不爱勤政，为了自己能大权独揽，就撒了个弥天大谎：“天下之所以不能国泰民安，是因为我不能施展出我的真正才能，陛下以后不要亲自处理那些具体的事情了，交给我来办就好了。”这正中中主的下怀。冯延巳真正的才能如何呢，从处理湖南叛乱时的手忙脚乱、丧师失地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施政本事。
同朝的大臣对冯延巳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一次，冯延巳对大臣孙晟出言不逊，他说道：“你小子是凭什么混到现在这个官的？”孙晟怒气填膺，就回敬道：“小子我只不过是江北过来的一个书生，要论捉笔填词，不及你的十分之一，要论喝酒和搞笑，也不及你的百分之一，要论谄媚阴险与狡诈，更比你差千倍万倍。你时常鄙视我，这我也倒无所谓。可是皇上让你辅佐太子，是让你用道德来影响他，你可不要误了国家大事呀！小子我担任现职，不知道凭什么得来的，但你所擅长的那些邪门歪道，恐怕要败坏我们这个国家了。”由此可见冯延巳人品之差。
但李身边的这种小人远不止一个，除了冯延巳、冯延鲁兄弟二人外，还有陈觉、魏岑、查文徽。这五个人狼狈为奸、结党营私，把持败坏朝政，南唐人把他们五人称作“五鬼”。“五鬼”如此不堪，李应该不会不知，他之所以对他们如此优容，还有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冯延巳、冯延鲁、魏岑都是齐王府里的旧僚，都是李的心腹，是李精心培植的一股势力。李虽然已经登上了皇位，但前主李选嗣不当造成的裂痕还在，当年全力拥戴二王子景迁的宋齐丘今日也还在朝中，并与陈觉结党，势力颇为不弱。所以，虽然李高高的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却难免会脊背发凉，很难保证哪天不会被从皇位上拖下来杀掉。为了让自己王位坐得长久，无形当中他就把自己和冯延巳等人绑在了一条船上，下面的大臣越是对他们进行弹劾，他越不为所动，甚至往往还会免去弹劾者的官职。这种短视和浅见只能使南唐的政治越来越腐朽，越来越黑暗。
李在选嗣的问题上，麻烦不断。即位之初，他曾在父亲李的梓棺前发誓，要遵守李“兄终弟及”的遗诏，等自己千秋万载后就传位给三弟景遂。一开始时他也确实准备这么做：中兴五年（947年）他立景遂为太弟，以作储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把自己的大儿子弘冀封为藩王，让他离开京城去镇守边境。但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打乱了这一切。中兴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后周世宗柴荣开始进攻南唐，大军长驱直入，摧枯拉朽，大将或被捕或被杀，仅有的15万大军几乎消耗殆尽。消息传来，南唐举国震惊。在大臣们的劝说之下，李把长江以北的14个州割让给后周，同意去掉皇帝的称号，称唐国主，奴颜婢膝地向后周上表称臣，并以后周的正朔为年号（时年为后周显德五年）。柴荣基本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班师回朝。江南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与时同时，南唐围绕立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后周大军兵临城下之时，李曾想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弟景遂，并让太傅宋齐丘总揽大权，但尚书陈乔认识不妥。出人意料的是，皇太弟景遂和景达接连上书推辞，都不愿为储，李遂乘机毁掉“兄终弟及”的誓言，将皇太弟景遂发往洪州做晋王，立自己的长子燕王弘冀为太子。太子弘冀沉厚寡言，屡有战功，按说是个很不错的人选，但长时间的等待和煎熬已经让他失去了耐心，他变得刚愎自用、凶狠残暴起来。为了改变李那种国主软弱、朝纲不振的局面，他准备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朝廷中那些他不喜欢的年老的官员统统罢官。这批失意的人就聚集在李的周围哭诉太子弘冀的种种不是，让心肠软的李很生气，有一次他把太子叫来，用球杆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还说要废了他，仍立景遂为皇太弟。太子听了很慌张，惊惧之下派人去洪州，下毒鸠杀了自己的叔叔，制造了骨肉相残的宫廷血案。太子的丑行瞒过了大家的眼睛，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他突然开始生起病来，病情日渐加重，最后不治而亡。
李接连丧弟失子，诸子之中，以六子从嘉最为年长，李就不顾大臣的反对，于北周显德六年（959年）将其立为太子。北宋建隆二年（961年）6月，李死去，太子从嘉继位，这就是南唐最后一位君主李煜。
李这样做是极不明智的，拿他自己来说吧，他就是一个不怎么喜欢政治、不愿意当皇帝也不怎么会当皇帝的人，被逼无奈才勉力为之。李在位期间，南唐国力江河日下，仅仅是当时北方多事，国家才没有亡在他手上。可惜的是，他虽然知道这一点，却又重蹈覆辙，立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太子，南唐国灭为天下笑，李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危机四伏
南唐后主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他不仅生日特别奇巧（他出生于七夕节），出生之后的相貌也与常人不同，史书称之为“骈齿重瞳”，就是有两层门牙和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他长大之后，英俊秀美，才气逼人，他“精究六经，旁纵百氏”，善诗词、精书画、通音律，身边簇拥着南唐文人韩熙载、冯延巳、李建勋、徐铉等。在即位之前，他一直过着“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的文人雅士的生活。
他本来就诗心风流，南唐政治斗争的残酷更加促使他选择逃避现实，一心向文。他父亲是个温厚、与世无争的人，因为皇位的问题却屡屡和皇叔们闹得不欢而散，朝中大臣们亦是貌合神离，父亲整天愁眉不展，让他觉得为人君也没有多少乐趣。给李煜刺激最大的还是他的哥哥前太子弘冀，他们之间本来感情很好，是无话不谈的兄弟。但李煜长大之后，慢慢有了人君之像，尤其是他眼睛重瞳，这是传说中的大舜和西楚霸王项羽才有过的异相。弘冀慢慢对李煜嫉恨起来，害怕李煜将来和他争夺太子之位。李煜其实对皇权这东西并不感兴趣，他后来给赵匡胤的上书时曾说过：“自出胶庠，心疏利禄，被父兄之萌育。乐日月以优游。”他在《渔父》词中也说：“一壶酒，一竿鳞，世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这些话确实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哥哥弘冀猜忌他，他虽然很伤心，但他对哥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弘冀因为玩弄阴谋，重疾缠身，李煜跑前跑后地照顾他，弘冀深为感动。所以，在临死之前，弘冀对李煜吐露了他毒杀皇叔景遂的人间惨剧，这极大地刺激了李煜，使他对政治愈加厌恶。
因为李煜不是长子，而且弘冀也非常能干，李煜从未想过去做一国之君。他很想在藩王的位置上终老此生就可以了，他为自己取号为：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钟峰白莲居士，其中均饱含着消极出世、逃避遁隐的意味。但弘冀和他父亲相继死后，南唐的江山却意外地落到了他的手上。更加无奈的是：此时分裂的局面已经接近尾声，中国大统一的格局随着一个人的即位已经越来越近，这个人就是赵匡胤，一个应后唐明宗李嗣源祈祷而生的人物。
据说，五代时后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年，唐沙陀部人），勤于治国，“天下粗安”，被后世誉为“小康”之主。在一次祭祀活动中，他无限真诚地祷告：“臣本蕃人，岂足治天下！世乱久矣，愿天早生圣人。”没过多久，赵匡胤（927—976年）就在后唐禁军将领赵弘殷家里诞生了。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大宋。最幸运的是，他得到一份很好的家业。创造这份家业的是一代英主柴荣（921－959年），柴荣在位五年有余，曾决心“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政治，整顿军事，奖励生产，兴修水利，熔佛铸币，均定田赋。他南征北战，先后取后蜀阶、成、秦、凤四州和南唐江淮地区14州，又北攻契丹，不折一将一卒，一举收复莫、瀛、易3州17县，为北宋的统一打下坚实的基础。赵匡胤登基后，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战争方略，准备依次吞并南方的荆南、南汉、后蜀、吴越、南唐等割据政权，最后再来对付北边的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
李煜接手的南唐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国库不丰，又屡兴干戈，还要不停地向北方上贡。后周显德五年（958年），中主李向后周称臣后，以劳军的名义，向柴荣送上银、绢、钱、茶、谷共百万。李煜刚登基时，也给北宋贡去了金器2000两、银器20000两、纱罗缯彩三万匹。为收买北宋宰相赵普，一次就送给人家50000两白银。南唐本是小国，这样折腾的结果常常是入不敷出，中主李末年就有大臣钟谟请求铸大钱“永通泉货”，以一当十，来度过财政危机。李煜即位后，又于乾德二年（964年）发行铁钱来救急，同时还要巧立名目收税来增加收入，发展到后来，连民间鹅生双蛋、柳条结絮都要抽税，真是穷疯了！南唐在多次战争中精锐尽失，剩下的大多疲惫不堪，士气低落。作为战略缓冲之地的江北14州既已失去，一旦北宋军队渡过长江，南唐都城大门洞开，再无险可依。本来北人不适舟楫，南唐水军犀利，但南唐水军被北宋诱降、俘虏者不在少数，赵匡胤就用这些人加紧训练水军，南唐最后的一点优势也丧失掉了。
南唐国中大臣一直精于弄权。自南唐开国后，就有宋齐丘和孙晟结成两党，争斗不已，互相攻击，造成了极大的内耗，前主李和中主李均不胜其烦。李煜即位后，朝中亦不乏硕才俊士，如：萧俨、陈乔、徐铉、韩熙载、潘佑、张等，但由于李煜摸不透他们的脾气，所以并不能做到知人善用，最典型的就是韩熙载。韩熙载（902—970年），山东北海人，字叔言，五代南唐进士，工于文章诗词。他是南唐三朝老臣，兵部尚书。年轻时志向很大，他离开家乡来江南时，一个叫李的好朋友来给他送别，他就对李说：“江南要是任用我为宰相，要不了多久就会长驱直入，平定中原”。李也说：“中原要是让我当宰相，平定江南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样容易。”后来后周进攻江南，果然任用李为将，轻易就夺取了淮南之地。韩熙载因为是北方人，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李后主刚即位时，猜忌心很重，鸠杀了很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韩熙载为逃避南唐李后主的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李煜对韩熙载的放荡行为很不满意，就派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仔细观察韩的所作所为，然后画出来给他看。这幅画今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画名就叫《韩熙载夜宴图》。如此精美传神的图画，背后折射出来的却是当时南唐君臣互相怀疑、彼此不信任的尴尬状态。事后，韩熙载还是没有被李煜重用，最终在凄凉中死去。
南唐更无成功的外交可言。虽然也是“远交近攻”，但画虎不成反类犬。吴越国和南唐挨得最近，前主李时主动和其修好，甚至在吴越国有难的时候去救济人家，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独霸江南的好时机。中主李时，闽国内乱，南唐趁机抢夺地盘，吴越国也插手其中，两国终于反目，但两国并未全力火并。吴越国后来就投靠了北周及以后的北宋，每次南唐被北方进攻，吴越国都要趁火打劫一番，南唐却也无可奈何，这是“近攻”。至于“远交”，是指北方的两个国家：契丹辽国和北汉。契丹是南唐努力结交的对象，但此时的辽主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辽穆王耶律（931－969年），号称“睡王”，经常酗酒，性情残暴，视人命如草芥，稍有不如意就杀人，如此一个昏君，自然不把南唐放在心上，辽穆王贪图的只是南唐的那些礼物。辽穆王还曾派自己舅舅出使南唐，由于南唐照顾不周，竟被后周的刺客割去了首级，辽穆王大怒，从此与南唐绝交。
虽然如此，李煜还是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打理国家，力图给死气沉沉的南唐带来一点改变。即位初年，李煜也确实励精图治，赏罚分明。他建立龙翔军，操练水战，以备不时之需。金陵烽火使韩德霸负责京城治安，但此人飞扬跋扈，经常无故欺压百姓，国子监教授卢郢打抱不平，将韩德霸拉下马来，痛揍了他一顿。韩德霸来李煜面前哭诉，李煜毫不手软，立即革了韩德霸的职。人们都为后主如此干脆利落的手段而眼前一亮，此事一时传颂江南。李煜一直想物色一位杰出的宰相，来辅助他挽狂澜于既倒。他也试图发挥韩熙载的作用，却因无法接受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纵妾卖春的人来做宰相，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他时常大力称赞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比如陆昭符入宋不辱使命，集贤殿学士徐锗，守正不阿，为国选拔了许多英才。这让满朝上下心服口服，一时人心思进，南唐气象为之一变，国家也获得暂时的安宁。
国灭身囚
日子一长，李煜就被暂时的安定蒙蔽了，放松了警惕，开始胡作非为起来。李煜佞佛，每次散朝以后，李煜就和皇后换上僧服，开始颂经拜佛，天天如此，以至于他脸颊上长出了一个赘瘤。佞佛之外，他还爱下棋，为了和他的近侍下棋，他常常拒绝召见大臣。无聊之余，他又琢磨着怎么样改进造纸和制砚的技巧，好纸好砚是造出来了，政事却也荒废了。他的皇后是个很会玩的女人。她善弹琵琶，后主就为她找来烧槽琵琶，她创制一种叶子格游戏（类似于今天的纸牌游戏），还精通服装设计，创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装，又会制造香水，尤喜舞蹈。李煜对皇后情有独钟，双宿双飞，游戏人间，难免慢怠了政务。李煜的《浣溪沙》将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描写得极其生动：“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又闻萧鼓奏。”他时常沉醉于儿女私情中不能自拔，有两首词将他的这种情绪表述得最为清晰，一首为《一斛珠》：“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囊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谬腕。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另一首为《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这两首词都写得十分香艳，不似人君所为。他有宫女名（音杳）娘，轻丽善舞，用帛缠足，纤小弯曲像新月，着素袜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旋舞，飘飘然有凌波仙子的姿态。相传中国妇女的缠足，从那时开始。荒淫如此,不亡何待。
后主李煜在这边悠游度日，赵匡胤统一天下的网却越收越紧了。966年，北宋在灭掉后蜀之后，将兵锋指向了南汉，为了节省点气力，同时为了考验一下南唐的忠诚度，赵匡胤降旨，让南唐后主给南汉写封劝降信。李煜虽然照办了，但也被这种羞辱深深的刺痛了。他又打算奋发图强了。次年三月，李煜下令让两省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等，分班于光政殿值夜，召对咨询，指陈时政，论古今得失，往往进行到深夜。这架势看起来很不错，但大家提了很多建议，李煜却不知道怎么采用。过了一年之后，他见局势没有什么变化，就故态复萌，又开始宴乐游玩了。
他幼稚地认为只要自己不停地上贡，以诚相待，赵匡胤就会放过他，任他偏安于东南一隅，延续唐末以来藩镇割据的故事。所以，他听不进去大臣们的劝告，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将们的建议。970年，北宋倾力猛攻南汉，边防空虚。南唐大将林仁肇上言，愿“假臣兵数万，出寿春，渡肥、淮，据正阳，”可以收复江北全境。李煜害怕会得罪北宋，拿出前主李“保境安民”之令，曰：“无妄言，宗社斩矣。”赵匡胤素来忌惮林仁肇的威名，就使出了一招非常拙劣的反间计。他拿出一副林仁肇的画像来让南唐的使臣看，说这是林仁肇准备来投降的信物。使臣回来一汇报，李煜就信以为真，立即派人鸠杀了林仁肇，自毁长城。林仁肇死后，将士离心，南唐国势愈来愈弱，日薄西山，已是不可救药了。
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
烟消云散：辽朝覆亡真相
辽朝与北宋、西夏、金一度并存，四个政权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一度成为我国中世纪后期历史的主流，同时也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辽朝自耶律阿保机称帝，共历八帝，当国210年。其辖境最广大时，东起鸭绿江，西抵阿尔泰山，北到贝加尔湖，南至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地域不可谓不广，国祚不可谓不久。在其繁荣昌盛之时，周边的政权如北宋、西夏和金等政权，有的接受册封，成为辽的附属；有的每年交纳巨额岁币，以换取和平，其国势不可谓不强大。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有如此国运国势，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并不常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及其政权，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境地？又是如何退出中国传统政权主流，最后竟然集体消失在茫茫草原和大漠之中，不能不令人深思……
南征北伐
辽国由古老的契丹族建立，契丹族从哪里来，史学界众说纷纭,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辽河上游是契丹族人民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契丹族的始祖奇首可汗乘白马出游时遇到一位驾青牛车的女子，奇首可汗与该女子相爱，两人婚后生下八个儿子，据说就是契丹族八部的祖先。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契丹族杰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出生在迭剌部的一个新贵族家庭。阿保机成年以后,身体魁梧健壮，武功高强，而且胸怀大志，成为经国济世的人才。
唐天复元年（901年），刚刚而立之年的阿保机被推举为迭剌部的“夷离堇”（军事首长）。他多次率军出征，击破室韦、突厥和奚人部落，甚至越过长城南下掠夺河东、代北，俘获了大量牲畜、人口，大大增强了迭剌部的政治和军事实力。唐天四年（907年），契丹八部一致推举阿保机作为联盟的可汗,自担任可汗之日起，阿保机就积极进行建国称帝的准备。9
年5月，阿保机的族弟剌葛等人联合发动叛乱，阿保机果断采取措施，平息了叛乱。战争虽然历时三年，牵制了阿保机的兵力，打乱了他对外扩张的计划，但阿保机的首领地位也借此得以巩固。
916年，阿保机正式称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阿保机称“天皇帝”，妻子述律氏称“地皇后”。历史上契丹的国号曾有几次变动：947年改称辽，983年又改为大契丹，1066年改称大辽，此后不再改号，直到1125年被金所灭。在汉人和与之结盟的中原割据政权的影响下，阿保机已经不甘心只做草原游牧部落的统治者,他把目光投向了草原地区之外。阿保机称帝后，加紧向周边用兵，他庞大的征服计划是：征服漠北，占领辽东，臣服高丽，南下幽、蓟，将统治范围推进到黄河以北，建立一个南到黄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国。
神册二年（917年），驻扎在太原的军阀李存勖聚力量进攻后梁，征兵新州（今河北涿鹿），激起军民不满，李存勖的部将卢文进举兵降辽，这为契丹提供了一次绝好的南下机会。阿保机抓住战机，很快发动了对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新州、幽州之战,他指挥契丹兵联合卢文进合攻新州，击败李存勖部将周德威，并围攻幽州达半年之久。之后阿保机虽在李存勖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撤军，但幽州实际被卢文进控制，这为契丹再次南下留置了一个重要通道。
神册六年（921年）冬，阿保机再度率军入关，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围定州（今河北定州），与李存勖大战于沙河、望都（今河北沙河市和望都县），攻势猛烈。只是后来天降大雪，契丹军马粮草奇缺，伤亡很大，阿保机才不得已撤兵。两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机改变了战略部署，将进攻方向转向西北和东北，计划先征服草原诸游牧部落，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再全力南下争夺河北、河东。天赞三年（924年），他亲率大军，大举征伐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兵锋北至乌孤山（今蒙古国肯特山），西达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次年，阿保机又举兵东征渤海。渤海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政权，政治和文化都在北方各民族之上，素有“海东盛国”之称，但当时的国力已经下降。阿保机降服渤海后，改为东丹国，意即东契丹国，由皇太子耶律倍出任东丹王，管理东丹事务。这样，阿保机将势力扩大到了渤海沿岸。
辽建国前后，大批汉人进入草原地区，阿保机的统治灵活地兼顾契丹族等游牧人口与汉族等农业人口，使辽朝成为兼治蕃汉的多元政权。他不仅任命效忠于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控制契丹诸部，还积极网罗汉族的有识之士，如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协助他管理汉人并处理汉民族的诸项事务。
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新兴游牧民族的首领，阿保机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他命人参照汉字制定了契丹大字，参照回鹘字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后来失传，解放前，考古学者在辽庆陵（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北）出土的“哀册”上看到了许多奇怪的文字，经过确认，古老的契丹文字重新为世人所认识。阿保机以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统一了草原各游牧民族和北疆大片领土，加速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渔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天显元年（926年）七月，阿保机在由渤海国回军途中，病死于扶余府（今吉林农安县）。
在辽太祖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女人不能不提，这就是皇后述律平。述律平不仅多次帮助阿保机统兵作战，“名震诸夷”，而且还积极为阿保机网罗人才，辽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韩延徽，就是由她举荐的。辽太祖死后，述律平以皇后身份称制，掌握了军国大权。当时有元勋重臣不服管制，述律平以传统的部族礼仪为由，下令他们为太祖殉葬。汉人赵思温反驳她：“亲近之人莫过于太后，太后为何不以身殉？”述律平毫不迟疑，挥起佩刀，砍下自己的右手，放在太祖棺内，说道：“儿女幼小不可离母，暂不能相从于地下，以手代之。”臣下没有办法，只得为太祖殉葬,述律平因此得到“断腕太后”的称号。述律平称制期间，曾遣使与后唐修好,长期遭受战乱的各族人民有了暂时的安宁。阿保机死后，在述律平的主持下，次子耶律德光继位为契丹新皇帝，此为辽太宗。耶律德光在20岁的时候就做了契丹兵马大元帅，跟着阿保机立下赫赫军功。他继位之后，促进了契丹族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辽国逐渐走向强盛。在巩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后，辽太宗着手将父亲阿保机的伟业继续推进，向南用兵，争霸中原。这时，后唐大将石敬瑭为了谋求称帝，向辽太宗求救。石敬瑭在给契丹的文书中，表示愿意称臣于契丹，并答应向耶律德光行父子之礼，而且在事成之后把雁门关以北十六州的土地献与契丹。等待时机已久的辽太宗喜出望外，赶忙亲自出兵相救。在辽军的帮助下，石敬瑭打败后唐军，接受耶律德光的册封为晋帝，他信守前言，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并约定双方永为父子之邦。当时石敬瑭45岁，耶律德光只有34岁。石敬瑭死后，辽太宗为了继续南进，接连三次发动对后晋的讨伐战争，直到灭了后晋。会同十年（947年），辽太宗率领大军进驻后晋的都城开封，他穿上汉族皇帝的装束，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辽太宗在中原称帝，完成了他父亲阿保机的夙愿。随着辽的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辽太宗为了更好地治理各民族的事务，他承袭阿保机“因俗而治”的原则，创制了颇具民族特色的北、南两套完整的官制，即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北面官制，即辽朝契丹族的官制，官吏一律用契丹人，掌握契丹的军政事务。南面官制，是十十六州等以南的广大汉族区域的官制，利用汉官管理汉人事务。辽太宗重视人才，尤其注重选拔有才能的汉族人做官。在援助石敬瑭的战争中，辽太宗得到了后唐的翰林学士张砺，他非常高兴，让手下以礼相待。张砺非常感动，此后真心辅佐辽太宗，在攻伐后晋的战争中屡屡直言进谏，辽太宗从中获益匪浅。辽太宗还允准契丹人随汉族礼俗，可以和汉族人自由通婚，从而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进一步的融合，也从根本上密切了契丹族与汉族的关系。作为一个草原中走出来的少数民族首领，此举难能可贵。然而，契丹人入主中原，蛮横习性一时难以改变。辽兵每到一处，经常骚扰百姓，抢夺粮草，一些汉人充当契丹人走狗，也借机搜刮民财，鱼肉百姓，这引起中原人士对辽军的极大不满，于是中原地区反抗不断。辽太宗驻留汴京不足三月，怏怏北返，途中病故于栾城（今河北栾城）。
母子经略
公元10世纪后期，辽国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契丹贵族女性，她就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生母萧绰，也就是我们在戏剧舞台上经常看到的“萧太后”。萧太后和辽圣宗当政时期，辽国历史进入鼎盛。
辽应历十九年（969年），辽景宗即位以后，征召朝臣萧思温的女儿萧绰入宫。萧绰聪明机智，美丽过人，深受景宗宠爱，进宫不到半年，被册封为皇后。辽国在景宗的父亲世宗和堂叔穆宗治理期间，国势已日渐衰微。景宗很想将国家扶上中兴之路，然而他即位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风疾，身体非常虚弱，于是他将权力委于聪慧过人的皇后身上。从此，萧绰开始代替景宗治理国家，推行全面的改革。在她的努力下，辽国军事日渐强盛，政治经济也步入正轨。辽与北宋的对峙也由此拉开了帷幕。
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亲自率军攻打幽州城，萧太后放权给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两位统帅，大败宋兵于高粱河上。乾亨五年(982年)9月，辽景宗在出猎途中，病卒于云州（山西大同）焦山行宫。临终之时他留下遗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时年，年仅29岁的萧太后扶持幼子即位，并且很快完成了新朝的军政权力调整：战功赫赫的耶律休哥为南京（今北京）留守，总管南面军事，加强边防；另一员名将耶律斜轸为北院枢密使，管理内政事务，严管契丹贵族。萧太后当政期间，对辽国陈旧的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此时由于契丹族的势力扩张，与汉族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为此，萧太后注重调整各民族的法律关系和地位。在辽国原来的法律中,契丹人的地位明显高过汉人等其它民族。例如：契丹人打死汉人，只须赔偿财物牛马；如果汉人打死契丹人的话，不但本人抵命，亲属还要被没为奴婢。后来萧太后规定：只要是辽国子民，无论是契丹族还是汉族，都一律平等对待。萧太后还致力于缓和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此前辽国的特权阶级违犯法律、损害百姓利益，往往能逃过追查。萧绰严格执法，规定即使是主人，也不可以擅杀奴婢，奴婢犯下过失，也必须交由官府审决。皇族贵戚耶律国留将出逃的奴仆擅自杀死，萧太后知道后便将耶律国留处斩。
在选官用人方面，萧太后采取了诸多积极的措施。统和六年（988年），萧绰在辽国实行科举制度，为平民发挥才干、跻身上层社会开通了一条道路。萧绰知人善任，在她的亲信重臣中，有一个汉族官员韩德让。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父亲韩匡嗣先后受到太祖和太宗的重用。萧绰对韩氏家族格外优遇，韩德让的忠心和才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他不但为太后和幼主想出了一个辖治宗室的绝妙计策，还“领宿卫事”，直接负责太后的安全。除了治理内政，萧绰还想尽办法发展辽国的军事力量。她对将士奖罚分明，辽国军人一扫从前的颓废之势，士气大振。通过诸多改革，辽国面貌焕然一新。据辽史记载，自变革之后,辽国“国无幸民，纲纪修举，吏多奉职，人重犯法”，一片兴旺的景象。这一时期，由于辽迅速崛起，因此在与北宋的角力中占得先机，获取了主动。辽宋之间有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这就是后晋皇帝石敬塘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这片土地不但幅员辽阔、经济发达，而且是交通枢纽、战略要地。辽国不愿退出，宋朝则耿耿于怀，意欲收回。统和四年(986年)，宋太宗遣30万大军兵分三路直扑燕云，向辽国南境发起全线进攻。宋军初战连连得手，危急之下,萧太后率幼帝御驾亲征，她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概，接连大败三路宋军，杨家将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北宋名将杨业就在这一次大战中遇难。辽军全胜而归，从此宋军再也不敢深入辽境。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萧绰看到宋朝多次丧师，畏惧怯战，再度亲率20万大军挥戈南下。辽师长驱直入，两个月便抵达与北宋都城开封隔河相望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萧太后“亲御戎车，指麾三军”，在澶渊城下摆开阵势。北宋真宗惊惶失措，在宰相寇准力劝之下，真宗勉强亲征，宋军大振。此时，辽大将萧挞览在察看地形时中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在形势对宋有利的情况下，萧太后审时度势，顺势采取了与宋通好的建议，与宋朝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即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帝尊萧太后为叔母。宋辽多年芥蒂，终以一纸和约偃旗息鼓，此后宋辽友好往来达120年之久。当一切障碍俱已扫除，政权稳如泰山，国势蒸蒸日上之时，苦心经营了27年的萧太后终于放心地把权力交给她的爱子耶律隆绪，即辽圣宗。圣宗即位时，年仅12岁，他刻苦学习，文武兼修。他喜好汉族文化，向往汉族的先进文明，他曾亲自翻译了白居易的讽谏集，遍召臣下阅读。圣宗极为钦佩唐太宗，认为唐太宗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亲政后，辽圣宗大力选拔人才，知人善任；重用有才干的汉族官员，在他们的帮助下，进行封建化改革。他还审时度势，修治法律。他又实行赋税制度，建立封建性质的生产关系。在他统治期间，辽国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萧太后和辽圣宗勤于政事,在他们母子执政期间，彻底扭转了辽穆宗以后的中衰局面，使得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昏君乱政
辽代历史上，昏君乱政的事例为数不少。在萧太后当国和辽圣宗执政之前，辽国就因为几位国君的昏庸无能险些丧国。
在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后，世宗和穆宗相继统治辽国，由于二人统治腐败，辽国刚刚出现的强盛势头就渐趋衰微。辽世宗耶律阮时代，贵族争权斗争更趋激烈。耶律阮残酷镇压了异己力量，同时重用佞臣耶律察割等人。天禄五年（951年），耶律阮召集各部酋长出兵攻打后周，酋长们由于连年征战，民力耗损，不愿意南侵。耶律阮强令他们按期南下，自己也统率本部人马到达归化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晚上驻宿于火神淀。耶律阮设宴招待群臣和各部酋长，喝得酩酊大醉，深夜，耶律察割率人冲入内帐，刀杀了沉睡中的耶律阮。穆宗耶律是在权贵斗争中上台的，辽世宗死后，时为寿安王的耶律杀死耶律察割，登上大宝。辽穆宗在历史上有“睡王”之称，常常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然后一睡不起。穆宗在位时期，皇族的反叛夺位事件层出不穷，穆宗均予以血腥镇压。辽穆宗嗜杀成性,为了镇压反叛者,他设立了许多种毒刑，“或以手刃刺之，斩击射燎，断手足，烂肩股，折腰胫，划口碎齿，弃尸于野”。辽穆宗甚至对近侍吹毛求疵，近侍拿筷子和刀叉慢了些，穆宗就亲手将他刺死。野蛮的酷刑和残杀激起了身边人的无比愤恨,穆宗的残暴终于换来杀身之祸。应历十九年（969年），辽穆宗前往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境）打猎,就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近侍和厨子上前将他杀死。之后，萧太后和辽圣宗母子励精图治，一扫辽国的颓废，使辽国国力达于鼎盛。但是，圣宗长子耶律宗真即位以后，由于他连年征战，再加上他本人笃信佛教，穷奢极欲，辽国政治从此腐败，国力急遽衰落。
(1055年)，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辽道宗在位长达47年之久，他在位期间，辽国政治更加腐败。辽道宗重用耶律重元等奸佞，自己不理朝政，结果导致“重元叛乱”。此外他还笃信佛教，在位期间曾大修佛寺佛塔，社会风气日趋消极。辽道宗统治后期，错误地制造了“皇后案”和“太子案”，极大地挫伤了辽国的元气。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也出身于“一门出三后，四世出十王”的辽朝萧家。史载，萧观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她因生下皇太子耶律浚，加之达晓事理，在朝野上下深孚众望。萧观音非常关心朝政,她对辽道宗终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的行为深感不安。萧观音多方进谏，规劝辽道宗以国家社稷为重，辽道宗对萧观音的良苦用心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逐渐疏远。
太子耶律浚长大涉政后对耶律乙辛等奸臣的行为极其不满，耶律乙辛也把太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废掉太子，耶律乙辛煞费心机，偶然间他读到了萧观音的《怀古》诗，灵机一动，计上心头。耶律乙辛向辽道宗密奏萧皇后和伶官赵惟一有染，并拿出《怀古》一诗，诗中有“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一句，耶律乙辛诬陷诗中的“赵惟一”三字说明皇后与赵惟一通奸，辽道宗竟然信以为真。这时候,辽国社会流传一首《十香词》，词句非常香艳，据说《十香词》出自萧观音之手。萧观音深居宫中，又有诗人的浪漫，写出这样的词句本来无可厚非，耶律乙辛竟诬称《十香词》是萧观音写给赵惟一的信物。辽道宗勃然大怒，不听萧观音的苦苦辩解，诏令萧观音自尽，年仅36岁的萧观音绝望地写下一首凄惨绝伦的《绝命词》后自缢而死。萧观音死后不久，太子耶律浚也受到耶律乙辛的陷害而死。“皇后案”和“太子案”在辽国激起轩然大波，辽国百姓群起而为萧观音母子鸣冤，这两起冤案使得辽朝统治集团大失人心。之后耶律乙辛还不罢休，大肆诛杀与太子关系密切的朝臣，造成巨大的内耗。辽道宗死后，更为残暴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上台，辽朝的灭亡也就成了必然。辽的腐朽统治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满，尤其是其间被辽统治者压迫的女真族开始兴起，最终成为辽的掘墓人。
天祚帝耶律延禧很喜欢捕鱼射猎，现在河北张家口坝上有一个安固里淖旅游区，在辽朝时是天祚帝最喜欢游玩的地方。据《辽史》记载，仅此一处，天祚帝在位时七次来游猎取乐。天祚帝时期，辽国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但是契丹贵族浑然不知。对所辖女真族的压迫日甚一日，好猎的契丹贵族经常派出使者到女真人的领地强行索要海东青。使者凶横残暴，到处搜刮勒索。污人妻女，并常常去榷场中强买强卖女真人的贡品，还戏称为“打女真”。天祚帝哪里知道，女真族仇恨的怒火正在暗中蕴积，只待机会炽然燎原。辽天庆二年（1112年），天祚帝到混同江（今松花江）游猎玩耍。依照辽朝礼制，四周各部落的酋长都来拜会这位大朝天子。酒宴之间，天祚帝喝得高兴，命各位头人挨个跳舞助兴，偏偏女真族酋长完颜阿骨打神情冷漠，推辞不能，这场宴会闹得不欢而散。天祚帝本想杀掉阿骨打，但是又怕引起其他酋长的反对，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
阿骨打性格刚直，早就不满辽朝贵族欺负女真人民。他继任完颜部首领后，建筑城堡，打造军器，训练人马，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积极准备反辽。天庆四年（1114年）冬，完颜阿骨打召集周围女真部落，以2500兵马，一举攻下辽国的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不久，女真人又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大破辽国军队。天祚帝又惊又怒，亲率70万大军御驾亲征。完颜阿骨打当时只有两万兵，但“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两军相会，女真将士以一当百，把辽军杀得尸横遍野。辽天祚帝连夜溃逃，才算保住了性命。从宁江州战场中逃溃的残兵败将四处劫掠，朝廷以担心他们相聚为患为由，不予治罪。当时，军队中流传着“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的说法。战士既贪生怕死，武官见皇帝无能，遂生变节之心。不久，辽军都监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乱。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叛乱分裂的风潮在辽朝内部越积越浓，不久渤海国也发生叛乱。一时之间，辽朝内外交困。
烟消云散
当大辽昏君权臣在一点点地恣意破坏着祖宗留下的基业时，被他们压迫奴役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发动了灭辽战争。阿骨打的实力不断壮大、雄心日益膨胀。加之，北宋政权对幽云十六州挥之不去的情结促使着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辽的用兵。多种力量汇集在一起，辽朝灭亡的命运似乎已经难以避免了。
为满足自己骄奢淫逸的生活，辽统治者对百姓政繁赋重、淫刑吝赏，对广大人民群体的剥削日甚一日，造成民罹涂炭。基层百姓怨声载道，反抗情绪广为散布。他们最初选择逃亡，农民游食四方，官府为了保证税收、防止流民闹事，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防范和打击措施，同时把逃亡农民的赋税摊派到没有逃亡的农民身上，此举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和更大规模的流亡。“官逼民反”，走投无路的百姓开始走向公开对抗官府的道路。天庆六年（1116年），渤海人高永昌杀掉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称大渤海皇帝，揭竿起义，短短的十余天，“远近响应”，汇集了近万人的队伍，可见民间反官府力量之庞大。
与此同时，不甘忍受迫害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带领下，把反辽建国事业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辽天庆五年(1115年)，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正式称帝，国号大金。这时候，辽朝兵力大部丧失，不满辽朝贵族统治的北方人民，积极合作，发动了更为广泛、更大规模的起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汇在一起，辽的丧国指日可待了！此时，北宋政权也乘辽国衰微之际积极收复失地。有人向宋徽宗提议，辽朝行将灭亡，收复北方燕云失地，机不可失。宋徽宗派人从山东渡海，前往金朝会见阿骨打，表示愿意夹攻辽朝。双方约定灭掉辽朝之后，北宋收回后晋时期割让给辽朝的燕云十六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给辽朝的银、绢，如数转送给金朝，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海上之盟”。辽军溃败之后，天祚帝只得逃入夹山（今内蒙中部武川阴山一带）。仓皇败逃途中，天祚帝仍旧不改往日恶习，仍然常常带着随从打猎饮酒。天祚帝文妃萧瑟瑟见国事当头，皇帝却畋游无忧，忠臣良将广遭疏斥，便做诗讽谏：“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宫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蓄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帝读完此诗，以为文妃讽刺自己柔弱无能，听由强臣摆布，恼怒之下，下令赐死文妃。
金军起兵不到十年，势如破竹，连战连捷，接连攻下辽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以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虽然1124年完颜阿骨打病死，但金灭辽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即位的金太宗联合西夏，对天祚帝穷追不舍。金天会二年（1124年）冬，天祚帝不听大臣耶律大石等人的劝阻，率残军出夹山，南下武州(今山西省神池县)，试图收复山西州县，结果又被金军击败，许多部下投降了金军。金天会三年（1125年）正月，天祚帝经天德军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过沙漠，向西逃窜，路上水粮断绝，只能吞咽冰雪充饥止渴。二月，他逃到应州新城(今山西省怀仁县西)东，被金兵追上俘获。金太宗降封他为海滨王，不久改封为豫王。没过多久，金人又将他杀死，并且驱赶马群将他的尸体踩成一摊肉泥(一说于1178年病死)，至此，大辽国的主体已经灭亡。
从恃强凌弱，到任人欺凌，大辽政权经历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们注意。通过上述对辽代历史的纵向分析不难看出，辽朝的灭亡在道宗执政时期就已经注定，这一点已被当时人和稍后的达人贤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后七子之一”的浙江临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资治通鉴》时，对辽的灭亡有精辟地评价：“道宗之初，似有可观者，而晚年谗巧竞进，贼残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戏，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贪赃枉法，极大地损害了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当时的时局已经是“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王宗沐于是肯定地说：“辽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实确如此，天祚即位后，既没有能力重振朝纲，力挽将倾之厦，却又在行将倒塌的大厦上投下了“最后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国稻草”。辽勃兴之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披坚执锐的草原雄鹰形象；辽之衰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病魔附体的瘟鸡形象。辽朝之败，在于它既抛弃了熟悉的草原环境和丧失了本民族优秀品质，又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华传统的儒家治理国家的精髓和实质，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习性，岂有不亡国之理？！
辽国灭亡后，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拥戴。此后他挥兵西进，捷报频传，击破西域诸政权十多万大军，并于1128年在起尔曼（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称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称西辽。他即位后，派兵东行伐金遭到失败，但在中亚，西辽的军队称得上“万里可横行”，连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称臣，成为西辽附庸。耶律大石精通辽、汉文字，博学多识，他把整个辽国制度搬用于西辽。耶律大石之后，西辽政权趋于稳定，统治者内部再生骄奢淫逸之风，醉生梦死。军纪败坏，以烧杀劫掠为快事，劫来财物之后，又常常因为分赃不公发生内部战争，一些将领率领军队出走，大大削弱了国力。一部分出走的将领投靠了渐趋强劲的蒙古族贵族成吉思汗，西辽遂成为蒙古族贵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辽亡于蒙古，计统治80余年。
随着西辽的灭亡，契丹民族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剽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称雄一时的民族，自明代以后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到清代，有学者注意到，在辽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上活跃着一支特色鲜明的草原民族——达斡尔人。通过比较，人们发现：达斡尔族和契丹族在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上有大量的相似之处，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然而，在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之前，许多学者对这个集体消失的民族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探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