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官之权力所及，即是官之义务所在。什么义务呢？爱民的义务。为什么古人称官为父母官？父母是谁？是对儿女恩重如山、爱深似海的人。如果为官的不爱他的属民，还配称父母官吗？所以，你做全县人民的父母官，你就有义务爱全县的每一个人；你做全省人民的父母官，你就有义务爱全省的每一个人。就像父母对所有的孩子不论丑俊智愚会同样去爱，也理当同样去爱一样，为官之人有权力管多少人，就有义务爱多少人。你不能说因为张三是我的亲戚，或者同学，或者朋友，所以我爱他，而其他人尽管得服我管，但我可以不爱。那么这些人还会心甘情愿地服你管吗？他们会不给你找麻烦、添乱子吗？退一步说，就算你的手腕非常强硬，令人生畏，但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磨，你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的由你不公下去。历史上，有多少强势之人，丧家亡身？有多少强悍之官，身败名裂？这足以让每个为官不公之人警醒。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公和私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为官之人一有私心，就会妨害到公，就会授人以柄，就无法做一个清正廉明，有威望的官，私心严重的还会干出公报私仇，因私害公，损公肥私，假公济私等徇私枉法之事，从而葬送自己的前程，乃至全家人的幸福。
●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与韩非相谈甚欢，知道自己才能比不上韩非的秦相李斯，对此非常嫉妒，他怕秦王宠信韩非会冷落了自己，就故意在秦王面前陷害韩非，使得韩非被囚禁入狱，而后他又设计逼韩非自杀。后来李斯被宦官赵高陷害入狱，受尽酷刑。最后赵高判决李斯应同时受五种刑罚处死，并在咸阳市将其腰斩，还灭其三族。
──身为朝廷重臣，当以国家利益为重。贤能之士是国家兴盛富强的根本，举贤荐能是臣子应有的本分，做得不尽心便是失职，不这样做更是罪过。而李斯出于私心不但不举贤荐能，还嫉贤害能，实在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如此之人实是国之逆贼，受国法处置也是罪有应得、必然结果。
●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珍藏了一块美玉，有一位叫章持的官员到苏东坡家中拜访时，提出来观赏这块美玉，并趁着观赏的机会，暗暗地用一块燕石换掉了美玉。苏东坡当时没有发觉，等其被贬到黄州的时候才发现。窃玉一事过后没多久，章持就被朝廷贬官，流放到台州而死。
──章持利用其官员的身份，轻易窃得了苏东坡的美玉，类似的事件在官场并不鲜见。殊不知，官员滥用公权，巧夺豪取，中饱私囊，败坏政府声誉，政党形象，并以此为能事，则正如章持窃苏东坡之玉一样，是在巧作恶、豪攒祸啊！
章持窃玉看似和其贬官、流放、死亡没有关系，其实不然。不妨用一把柴火比作章持窃玉之事，用水开比作章持之贬官、流放、死亡，就像用柴火烧水，可能就因多添那一把柴，水才会烧开一样，章持换玉这一损阴德之举，正是促其贬官、流放、死亡之举。反过来如果将添柴之举，变成加水之举，那水离烧开不是差得更远了吗？换言之，章持若把换玉这一损阴德之举变成积阴德之举，他的灾祸就可以避免或减轻了。所以，为官而巧夺豪取之人，要快快觉悟，断恶修善啊！
●唐朝大奸臣卢杞总想找机会致颜真卿于死地，适逢李希烈叛乱，德宗问卢杞对时局的意见，卢杞说：“李希烈是年轻的骁将，依仗有功，骄横简慢，将士没人敢劝说他。假如有一个儒雅重臣，按照圣上的指示向他讲明朝廷的立场，给他指明造反之祸、归顺之福，李希烈肯定会转变态度，用不着使用武力便可将其平服。颜真卿是三朝重臣，忠心、正直、刚强、勇决，为众所服，是最适合的人选。”德宗听信了卢杞的话，就诏命颜真卿去说服李希烈。当时，许多大臣都看出来这是卢杞在借刀杀人，果不其然，颜真卿被李希烈残忍地杀害。后来李怀光向皇上奏报：“卢杞残害忠良，奸臣误国。”卢杞因此而被贬官流放，至死未再被皇帝起用。
──不少“小人官”以公报私仇为看家本领，甚至仗势扬言“谁要与我过不去，我就让他过不去”之类的话，并利用一切机会、制造种种机会疯狂报复，可结果呢？统统都像卢杞一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原来，这权利的内涵并不包括公报私仇，谁要胆敢越权做非分之事，那老天就惩之没商量。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其悲剧的发生无不是为官之人为了一个私──我或我的什么什么，而滥用了公权。
●有人于是就说了那我当官还图什么？我净为别人了，但我毕竟也是一个人，一个有父母家室的人，就算我不为自己打算，我也得为一家老小打算吧。
其实说这话的人是不知道为官的天职与天报。为官的天职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大家为小家，而只要自己做到了这一点，爱人者人恒爱之，你及你的亲人自会有老天帮你照顾，而且要比你照顾得周到得多，根本勿需你操心什么。
有人认为说老天是迷信，说蒙老天照顾更是妄想。这是因为他根本不理解老天照顾的真实意思，那就是善人定会有善报。自古以来从天子到百姓，从圣贤到凡夫，都相信天，敬畏天，都体会到顺天则昌，逆天则殃，岂能无天？天是什么？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天换言之其实就是道，就是规律，就是自然法则。天道是怎么样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孰是善人？恪尽职守，敦伦尽分的人，就是善人，是大善人。这样的人，自会家道昌盛，子孝孙贤。但反过来，自己如果在其位不谋其政，尸位素餐，失天职而辜负天心，那身败名裂，家道败落，子孙顽劣也是在劫难逃的。
●杨震是东汉时一位名人，他没为官时，就一心为乡民办事，在社会上很有威望，朝廷很爱惜他这个人才，于是提拔他担任荆州刺史。当了官后，他更是竭忠尽智，非常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杨震前往山东东莱任太守，路过官员王密之处，因感恩于王震的提拔，王密热情款待他。杨震临行前的晚上，王密推门进来，执意以黄金为报，并说这是个人交情，此事无人知晓。杨震看推辞不掉，就生气地说：“你不要再说了，今天的事已经有四个人知道了！”王密奇怪，就问哪四个人，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王密无奈只好收起了黄金。
杨震为官清廉，从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不少人劝他趁手中有权，置办一些田产和房屋，也好为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但每次他都坚定地说：“我一辈子没有干有损我清白的事情，一旦上了贪船，什么时候靠岸就由不得自己了。这种事人前人后我都不会干。”
有人问杨震：“那你给你的子孙留些什么呢？”
“别人都会说他们是清官的后代，这笔遗产就够他们受用一生了。”杨震自豪地说。
杨震用这笔遗产换得自己安享天年，留名青史，也换得后人活得自豪、自信、自立、自强：史载其子孙四代为官，且都政绩卓著。
──做一个一心为公的清官，就是为儿女家人留下一大笔黄金肥田，这一点只有头脑真清醒的为官者才明白。
●明代的袁了凡在宝坻任知县期间，曾对天发愿做一万件善事。每做一件善事，他都记录下来。过了一阵子他发现自己的善行积得太慢，不免忧心忡忡。大概是精诚所至，一天夜里他梦见一神人安慰他说：“只减粮一节，万善俱完。”醒来后他颇为惊疑，因为确实有这么回事：他曾将宝坻县的租税从二分三厘七毫减至一分四厘六毫。但他心里还是不踏实，适逢五台山的幻余禅师前来，他就把梦告诉禅师，问此事可信否。禅师说：“善心真切，即使一行亦可当万善，况全县减粮万民受福呢？”
──为官之人修善修福要比百姓容易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为官之人仅仅一句善言，就可造福万民，就是修了大善，就会招来大福。
而为官之人究竟能否修大善大福，取决于什么？取决其有没有公心，有多少公心。
谨
为官之人第二要有谨心。何谓谨？谨是小心，是敬畏，是周到，也是负责和明智。
《诗经》里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论语》里说：“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人生在世，何以要谨慎行事，拘束自己？何不随心所欲，怎么高兴就怎么来呢？
正如孔子所言：“君子慎以避祸，笃以不掩，恭以远耻。”这话的意思是：君子谨慎是为了避免灾祸加身，厚养自己的道德是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以恭敬心为人处世是为了让自己远离耻辱。
做人当时时谨慎，做官更须谨字当头，因为为官之人责任重大，且监督、嫉妒的人更多，犹如人在独木桥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水中。
古今中外那些善始善终的官员，一定皆是慎始慎终的人，且一定越得势，越谨慎。
●南北朝的吕僧珍，起初曾经为梁武帝萧衍坐上皇位立下大功，是武帝最信任、敬重的人。武帝对吕僧珍的礼遇，朝中无人能比，但吕僧珍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愈加小心谨慎。当值宫禁之时，即使盛夏他也不敢解衣。每次陪伴武帝，他总是屏气低声，不随意吃桌上的果实。有一次，他酒喝得有点儿多，拿了桌上一个柑橘，武帝笑道：“卿真是大有进步。”
吕僧珍去世后，武帝隆重为其操办丧事，并加谥其为忠敬侯。
●曾国藩是清朝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兼任四个省的总督，人称“小皇帝”，这在清朝三百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但他却毫不骄傲，处处谨慎。他为自己的书房题名“求阙斋”，就是希望能提醒自己不要自满。所以他虽功高震主，嫉妒小人多加谄害，却能善终，未辱及身家。
●唐朝大将郭子仪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朝朝受到重用，尤其他临终时皇帝对他的礼遇，可以说朝中大臣无有能比。
郭子仪生前应该说相当有资格骄傲了，但实际上怎么样呢？
史载，郭子仪见客总有侍女多人服侍在侧，但一听说卢杞要来，他就会把侍女全部屏退。家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卢杞相貌丑陋，妇人见了没有不笑的，如果他在我们家遭到耻笑，那将来他要得志，恐怕我们全家都会活不成了。其谨而不骄由此可见一斑。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爬得高，摔得重；高处不胜寒。这都是形容身居高位自保之难。可吕僧珍、郭子仪、曾国藩，皆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却终其一生既没被“咬”着，也没被“摔”着，还没被“冻”着。何以故？原因都不外“谨”字当头。他们谨于前，谨于后，谨于明，谨于暗，谨于上，谨于下……以谨全其德，全其名，全其身，全其家。
这不是懦弱，这才是智者之勇。
任你处境凶险，这“谨”就是老天赐的尚方宝剑。
●杨智积是隋文帝杨坚的侄子。他的父亲杨整去世后，他以长子的身份，世袭父亲的爵位，被封为蔡王。
做为皇侄，杨智积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年隋文帝尚未发迹时，与杨智积的父亲兄弟不和，所以，杨智积很早就有一种危机感，并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以自保。他平时从不嬉戏游猎，除了办理公事之外，一有空，便端坐读书。他不爱与人拉关系，所以他的门上从不见人来客往，只有几个文人不时到他那里去坐坐，而他也仅仅招待他们简单的饮食，喝酒从不超过三巡。除了逢年过节，他平常从不闻丝竹之声。他还常常自我贬损，就是怕稍有不慎，招来灾祸。有人见他家中没什么产业，劝他置备，他也不肯。
杨智积有五个儿子，到了读书的年龄，他只许他们读《论语》、《孝经》这些讲伦理道德的书，别的书一概不让读。平时家居，也不让他们和宾客交往。有人不明其中的道理，问杨智积，杨智积说：“我实在是怕儿子们知识多了，自以为有了才能，不能安分守己，反而会因此害了他们啊。”
临终时，杨智积终于松了口气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自己可以保全脑袋，安安稳稳地死去了。”
──如果不是因为“谨”，恐怕不但杨智积的脑袋不保，连其子孙的脑袋也保不住。
●司马炎问李秉等人说：“清廉、谨慎、勤勉三种品德，如果迫不得已不能齐具，哪一种最要？”有人答：“清廉是根本。”当问及李秉时，李秉说：“清廉与谨慎必要相辅相成，迫不得已不能双修，谨慎最重要。”司马炎说：“你说得很对。能否举近世最谨慎的人为例？”李秉就举了几个人，司马炎说：“这些人温良谦恭，办事循规蹈矩，是很谨慎，然而最谨慎的莫过于阮嗣宗。每次与他交谈，他所言都玄虚而渺远，从来不涉及国家大事，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他人，这难道不是最谨慎的吗？”
阮嗣宗即史称“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司马昭知道阮籍对自己不满，但又实在找不到把柄，所以一直没能惩治他。
阮籍生活在魏晋交替时期，国家动乱多变，知名人士很少能保全性命的，嵇康、吕安等都因得罪当权的司马氏家族而被杀，而阮籍却以谨慎安度一生。
──“诸葛一生唯谨慎”，哪一个为官谨慎之人不是和诸葛孔明一样出于明智呢？哪一个明智之人不会像诸葛孔明一样，受持谨慎，一生不改呢？
●唐朝的岑文本，在朝廷发布他担任中书令的职务时，他不但不高兴，而且还面带忧愁。他的母亲问他：“朝廷重用你，你怎么不高兴呢？”他说：“中书令是个官位极高，责任很重的职位，而我既不是朝廷的元老重臣，也不是皇亲国戚，却滥叨了朝廷的荣宠，所以我感到忧惧啊。”岑文本对前来道贺的客人说：“我今天只接受你们的吊唁，而不接受你们的道贺。”
●宋朝的司马光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道：“近日承蒙圣上的恩典，任命我为门下侍郎，满朝文武嫉妒我的不少，而我只懂得以愚鲁正直的态度和他们相处，我就像是一片黄叶在狂风中飘荡，想要不掉下来都很困难，所以我自从受命以来，只有恐惧而无喜悦，你们应该知道我的用意啊。”
──如果每个为官之人，都能像岑文本一样，以接受吊唁之心对待道贺；像司马光一样，以狂风中飘荡的黄叶来看待自己的权位，那么那些毁于骄纵放逸的，贪污受贿的，玩忽职守的，草菅人命的，营私舞弊的，欺下瞒上的，自行其是的，损公肥私的……官员，至少能减少百分之九十九，若如此，一方面由此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可估量，另一方面，对于其自身和家庭来说，将是从地狱到天堂般的命运转变。
古人云：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为官之人，心存谨慎方是福，恣意妄为祸胎结。
廉
为官之人第三要有廉心。何谓廉？廉则不贪，贪则不廉。古今中外，为官之人多如繁星，但其官品都可以用这两个字“贪”和“廉”来概括。
我们先来说官之贪者。
●专权误国的南宋宰相贾似道，很喜欢金银财宝。他特地在家里修了一个“多宝阁”，把收藏的宝贝都放在里面，每天都要独自欣赏一番。他听说有位名叫余玠的大官有条玉带，就想据为己有，可这余玠已经死了，玉带做了殉葬品，这丝毫难不倒他，他想要的东西哪怕上天入地，都非得到不可。于是，他竟然下令挖掘余玠的坟墓，把玉带从余玠的身上扒了下来。宋恭宗即位后，在举国上下的压力下，他被贬到循州，就在前往循州的路上，他被押送的人活活打死。
●民间曾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歌谣中的严介溪，就是明朝宰相严嵩。严嵩与其子严世蕃贪婪成性，父子俩倒台后，抄其家时，共抄出金子和各种纯金器皿计三万二千九百六十多两，各种银器和银钱计二百零二万七千多两，其余价值连城的珍珠、宝石、名贵字画等，多得难以计数。结果严世蕃被砍头，其余子孙都被黜官为民，严嵩也被从朝廷扫地出门，不久，便死在其祖坟附近的茅舍里。
●明英宗正统年间，福建的参政宋彰，劳扰民间，搜刮民财，贪污了数万两的黄金，贿赂当时大权在握的宦官王振，得以升迁福建的布政。宋彰上任之后，就计算自己这次升官所花费的钱财，并下令按户分摊和收缴。贫穷无钱可缴的人家，经常被差役逼迫惊扰，因而民怨沸腾。有一个土匪头子叫邓茂七，就乘机造反，福建的百姓参与造反的人相当多，宋彰及其家人结果全都被造反之人杀死。
──明明为自己和家人贪了座金山，为什么转眼间就变成了倾家荡产，连带家破人亡？
我想这是所有贪官在走向败亡之时共同的疑问。其实这个疑问的答案，圣贤早就告诉世人了。《大学》里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思是说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渠道得来的不义之财，也一定会通过疾病、盗贼、水火、败家子、抄没、被骗等天灾人祸的方式，而丧失掉。
孔尚任在《桃花扇》里有这么几句话：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以此来形容贪官所贪得之荣华富贵，实在贴切不过。看看历史上那些权倾一时的大贪官，从起运到走红再到衰败，时间长的也不过二十来年，短的则不过三五年而已，这其中真正享受的时间，则最长的也不过五分之一，更多的时间都在算计、奔波、忧恼中度过，如此算来，就算身为宰相，真正风流快活的时间也不过两三年，而且这风流快活之乐实是刺激之乐，除了戕害身心外毫无益处。就为了这三五年的、于身心有害的刺激之乐，毁了自己不说，还要再付出上羞辱父母祖宗；中殃及兄妹爱人；下孤苦子孙后代的代价，值吗？
说完了贪官，我们再来说廉吏。
●隋朝的赵轨，曾任齐州别驾四年，每年官员考绩，给他的评语都是最好的。隋文帝听说后，特赐他布匹米谷以示嘉奖，并调他入朝。赵轨离任的时候，齐州的父老乡亲一起来送行，流泪与他惜别。乡亲们对他说：“别驾清廉如水，未沾百姓一点财物，所以我们不敢以酒相送，就用一杯清水为您送行。”
赵轨家东边的邻居，靠院墙有一棵很大的桑树，桑椹成熟时，有不少掉落到赵轨家院子里。桑椹本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但赵轨见了，却令家人将其全部捡起来送还邻居。他教育自己的儿子们说：“我并不想以此博得什么好名声，只是因为这非自己劳动所得，不愿意侵占别人的利益。你们应当记住这一点。”
●唐代润州刺史韦诜，一天登楼眺望，看到不远处一所住宅后园中，正有几个人在手忙脚乱地掩埋着什么。他找到宅主裴宽，问其后园埋物之事。裴宽说：“我怕玷污了自己的名节，而从不随便接受别人送的礼物。有人送我鹿肉，送到后就离开了，我不知其名姓，无法送还，又不敢自欺欺人地接受，所以就把它埋掉了。”
●清代的于成龙，任罗成县令时，为官清廉，从不动官银一分一文。他几乎天天喝粥，菜肴不过是一盘豆豉，一碟青菜。百姓见自家生活日见起色，而县官却如此贫困，十分不忍，每天一早一晚都有人到衙门去看望他。有时还带钱物给他，但他都力辞不受。偶尔实在盛情难却，他就留下一壶酒钱买酒喝。
●当初，诸葛亮向后主表白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下一代的衣食富富有余。我做官期间的衣食住行，都依靠朝廷供给，我不再经营别的生计，使自己有丝毫的增加。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一定不会使家人有多余的财物，而辜负陛下对我的信任。”等诸葛亮死时，情况正如他所说的一样。
以上几位之所以放着便宜不占，是因为他们傻吗？诸葛亮傻吗？古今中外有几个人能精明过诸葛亮？而且你打开史书看看他们几位的下场，再与上面几位贪官的下场来个对比，你就会不能不感叹他们是真精明，简直都精明到家了。
当官并非要与财富划清界限，而是要看其财富是否来得合乎道义。合乎道义的财富，利而不害，如灶中火，能烧水，能煮饭，能炒菜；不合道义的财富，如床上火，虽然烧得很旺，但越烧得旺，人会越倒霉。当然这合不合道义，不是自己口头说了算。要谁说了才算？要自己良心说了才算。
廉吏之财就如同灶中火，利而不害；贪官之财就如同床上火，害而不利。
比廉吏境界更高一等的官，我们不妨叫他“散官”。何以叫“散官”呢？因为他们不但不损公肥私，以权谋私，设法捞财，他们还散财。只要自家生活过得去，他们会把自己富余的收入拿出来扶危济困，积德行善。
比如上面提到的诸葛亮，就是个“散官”，他是只要有吃有用，额外一无所取，该得的该要的不得不要，未经其手即捐给国家了。这比到手再散的人，散得更为直接痛快。
再如齐相晏婴，生活非常节俭。齐景公以为他隐藏了国君对他的赏赐，因而责问他，晏婴回答说：“臣承蒙陛下的赏识提拔显贵之后，臣父亲家族中的人，没有不乘马车的；臣母亲家族中的人，没有不丰衣足食的；臣妻子家族中的人，再也没有饿死冻死的；齐国读书人依赖臣吃饭穿衣的，就有三百多人。臣这样的做法，到底是隐藏了陛下对臣的赏赐呢？还是彰显了陛下对臣的赏赐？”
为官不贪财就行了，何必还要散财呢？是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呢？
真为博取虚名而散财的官，他不必拿自己的钱财去散，他可以借花献佛，慷国家之慨；他也过不了长久清贫的生活，顶多偶尔点缀一下，做做秀。好名之人的境界决定了他如此。
真心散财的官，是因为他知道这散中有大利益、真实利益在，什么利益呢？一是会福荫家族宗亲；一是会令自己轻松安宁，有一种解脱般的快乐。
容
为官之人第四要有容心。何谓容？容是指包容、宽容、容忍等意。为官者当能容五种人：容贤，容奸，容恶，容罪，容逆。
容贤──
●薛瑗为燕国宰相的时候，嫉妒他人有所得，喜欢他人有所失。他不但不肯举贤荐能，还处处妨碍他人晋升。结果，他的一个儿子死在监狱里，其余的儿子也全都变成了残废。
●唐朝宰相李林甫，被司马光称“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他把持朝政时，连一个贤人都别想为朝廷所用、所重。结果他七窍流血而死，死后又被开棺戮尸，家产充公，子女发配做奴做妓。
──嫉贤妒能是一些为官者的通病，殊不知这是非常愚蠢而危险的行为。要知道，一个贤官当政，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受益，如果谁妨碍一个贤人做官，那谁无形中伤害、结怨的实际上就是成千上万的人，那他的罪过可就大了，报应可就惨了。
障贤害贤罪大报惨，反过来，举贤荐贤的功德亦大，善报亦厚。被举荐者能够成就多大的功业，获取多大的善报，举荐者就有多大的功劳，就能获取多大的善报，其功劳与善报决不在被举荐者之下。所以有智慧的人，会不遗余力地举贤荐贤。
容奸──
不能容贤是件坏事，不能容奸也不是件好事。
●明朝严嵩是世宗时的宰相，大奸臣，他和儿子严世蕃联手干尽了坏事，朝廷内外都对其恨之入骨，但慑于其威势，都敢怒而不敢言，在表面上还要对他们表示顺从。内阁首辅夏言则不然，他根本不把严嵩父子放在眼里，平时办理公务都是独自拿主意，请旨行事，不和严嵩商量。这还不算，他还常常让严嵩难堪。严嵩因而对他充满了仇恨。后来，因为收复河套兵败一事，朝廷追究责任，发现起因是夏言支持了御史曾铣的主张，明世宗大怒，严嵩趁机唆使世宗杀了夏言。
──像夏言这样有着嫉恶如仇性格的人，生活中并不少见。这嫉恶如仇常常被世俗当做褒义词，甚至是一种美德，其实未必正确，看看夏言的下场就可知道：他嫉恶如仇的结果，既没利己，也没利人，更没利国，反而毁了自己。
然而，对待严嵩这样的小人，不嫉恶如仇，难道还要亲如一家吗？其实这等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都与中庸之道相背，都是非理性表现。不嫉恶如仇，也并非就要亲如一家，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这才是智者的态度。为什么不可以嫉恶如仇呢？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因为对恶人率性行事，结果定会导致灾祸。
容恶──
●北宋宰相富弼宽厚谦和，每当有人告诉他某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时，他总是笑笑不当回事。一次，一个秀才在大街上想当众羞辱富弼，就借口说向他请教一个问题，他明知来者不善，但由于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所以还是答应了。
秀才问富弼：“请问欲正其心必先诚其意，所谓诚其意即勿自欺也，是即为是，非即为非。如果有人骂你，你会怎样？”富弼想了想说：“我会装作没听见。”秀才哈哈大笑：“原来你不过如此。”遂狂笑而去。富弼的侍者对秀才的行为感到愤愤不平，富弼说：“此人乃轻狂之士，若与他以理辩论，必会言辞激烈，无论对错，他心里都会不服，徒劳无益，又何必呢？”
果然，几天后，秀才在街头遇见富弼，富弼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却不理，扭头而去。没走多远，又回头冲着富弼大声道：“富弼只不过是一只缩头乌龟而已。”有人告诉富弼秀才骂他，富弼却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是骂别人，丝毫不理会秀才。秀才无趣，低头走开。
──为官之人，难免要和一些无赖之徒，无礼之辈打交道，遇到这样的恶人，若不是触犯法律，需依法办事外，最好的办法是容忍他，不理他，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若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一则有失身份，水准；一则有仗势欺人，以强凌弱之嫌；一则会使问题扩大化，为自己增添烦恼。此非智者所为。
容罪──
●宋朝的赵清献，人称“铁面御史”，在他担任武安节度推官时，有百姓伪造使用印章，他的部属都说伪造使用印章之人，依法要判处死刑，而他却说道：“百姓造印是在朝廷大赦之前，而使用是在大赦之后。大赦之前并没有使用，大赦之后也没有伪造，所以不论是依大赦之前来论，还是依大赦之后来论，依法都不应判处死刑。”
──容罪是什么意思？是指对罪犯量刑要像赵清献一样，不以从严为快，宁宽勿严，更不可草菅人命。
上天有好生之德，但看古来那些酷吏的下场之惨，即可体察天心。
容逆──
●宋朝的大臣赵清献与范镇两人，因为议论朝政见解不合而心有隔阂。等王安石做了宰相，他痛恨范镇曾向神宗皇帝指责他的过失，就借着皇帝问他“范镇的为人怎么样”时答道：“赵清献对范镇的为人最了解了。”于是皇帝就转而问当时在场的赵清献，赵清献说：“范镇是忠臣。”皇帝又问：“何以知道他是忠臣呢？”赵清献说：“仁宗皇帝有一次身体失调，卧病在床，范镇就率先上奏，请求仁宗皇帝策立太子，以安定社稷民心。奏章在十九日那天呈给仁宗，范镇等了一百天奏章才批下来。范镇为了这件事，急得头发都白了，范镇不是忠臣，那又是什么呢？”下朝后，王安石责问赵清献：“你不是和范镇有仇吗？”赵清献说：“我不敢因为私人的恩怨而废了公道啊。”
──官场上有一种人，他们如王安石一样，心胸狭窄，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一句话意见相左，一件事不合其意，就耿耿于怀，谁要是胆敢指责他，告他的状，那他更会念念不忘报复，处处予以报复。相反，也有一种人，他们如赵清献一样，永远都以平等、公正、宽容、慈悲之心对待每一个人，即便是陷害、忤逆他们的人，他们也不会记恨，更不会报复。
《增广贤文》说：将相顶头堪走马，公侯肚里能撑船。为官之人官越大，量也要越大，不光要容得下顺己之人，更要容得下逆己之人，否则，就说明自己不称职，不配做这个官，既不配做这个官，那就一定会做不好、做不成这个官。换言之，自己早晚得出问题，不是身心出问题，就是前程出问题。王安石最后的下场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平
为官之人第五要有平心。何谓平？平有平等、平常之意。为官要有平心，是指为官者对上不要谄媚巴结，对下也不要傲慢无礼；得意时不要忘乎所以，失意时也不要怨天尤人。永远以一颗平等心、平常心待人处世。
不谄媚──
谄媚可以说是古今官场上的一大恶习。看到一些势力小人靠着谄媚巴结而享受上了荣华富贵，一些人于是就认为人不谄媚就吃不开，上不去，进而也起而效之。果真人谄媚就会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了吗？又果真人不谄媚就不能升官发财，就只会埋没一生吗？
●五代后唐的大臣郭崇韬，为了要迎合庄宗皇帝的心意，就劝庄宗册立刘氏为皇后。郭崇韬劝立刘后还有一个动机，那就是想要结交刘后。不料后来在皇帝面前说他坏话，致使他被杀的，不是别人，正是刘后。
──像郭崇韬这样谄媚反被谄媚误的人，从古到今，屡见不鲜。
古人云：莫向君子谄媚，君子原无私惠；莫向小人谄媚，小人决不吃亏。君子你谄媚他一是他不接受，还可能让你当众当场下不来台，更不可能让你因此而得到什么好处；小人你谄媚他，他则会尽可能地利用你──从财物到身心，尽管他也会给你好处，甚至很大的好处，但这好处一定不会超过你对他的付出。而且一旦你影响到他的利益，他就会对你翻脸不认人。还有一点，喜欢人谄媚的人，人品不正，行多奸邪，早晚难免翻车，届时同乘一辆车的你，岂能安然无恙？看看那些贪官污吏倒台时，有几个不是一倒一大片？
●宋真宗时的韩亿，常常告诫他的八个儿子：“一个人的穷通祸福，都是有一定命分的。如果不择手段地追求飞黄腾达，福禄功名，只能白白地损害自己的志节，千万不可以这样做！我平生只知忠信处事，从来不去拉关系奉承人，而朝廷却也十分信任我。现在我身为宰相，所依靠的也不过是以公心办事和神明保佑而已。”
──像韩亿这样只知忠信处事，从来不去拉关系奉承人，却官运亨通的人，从古至今很多啊！那些阿谀之徒，一定是利令智昏，才会干既赔人格钱财，又折福寿康宁的傻事！
不傲慢──
●初唐四杰之一、《滕王阁序》的作者王勃少年得志，恃才傲物。
唐高宗的几个调皮儿子在宫廷里玩斗鸡的游戏，王勃便写了一篇文章嘲笑之，高宗知道后，十分震怒，遂下诏将他逐出了宫廷。漂泊流浪了一阵后，王勃求补虢州参军，任职期间，又因为傲慢无礼，遭到了同僚们的联合攻击。正所谓可恶之人，天必祸之，恰有宫奴因犯罪躲进王勃的住所，他怕事发受连累，就将宫女杀了，事发后他被判以死刑，虽侥幸遇到大赦，可不久后又死于一场意外。
──古人讲：少年得志大不幸也。这话岂是随便来的？然而为什么少年得志大不幸呢？因为人少年时本多轻狂，再一得志，就越发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前途远大不可限量，而他人都无知无能，不值得自己尊重，于是乎便会目中无人，做出种种欺下犯上，天怒人怨的事情来，这下，灾祸加身也是必然的事了。
为官之人若性情傲慢，就会如同人少年得志一样，从心态到下场。
得意不忘乎所以──
●鱼朝恩因为在狙击西蕃侵犯京都近郊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受到唐代宗的宠幸，于是乎他竟忘了自己是谁，连代宗也不放在眼里。他每次上奏，代宗都必须答允，朝廷大事小情不经他参与他就生气，他还狂妄地说：“天下有不由我决定的事吗？”
鱼朝恩的养子还在幼年，就做了官。养子曾与同僚之间发生嫌隙，回家后告诉鱼朝恩，鱼朝恩第二天见到代宗时说：“臣的儿子官位卑下，被同僚所欺凌，乞求赐他紫衣穿。”代宗还未答应，官吏就已经将紫衣拿到面前。养子穿好后，拜谢代宗，代宗免强笑笑：“小儿穿紫衣，非常合适。”但代宗心里却越发愤恨鱼朝恩，后秘密让元载除掉了他。
──人一得意，就容易忘乎所以，一忘乎所以，就容易非礼行事，而常常非礼行事，就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之人，就会受到法办天谴，这是法则。
即便是权倾朝野，功比天高之人，又怎么可以不受法则支配呢？
●宋朝宰相范仲淹说：“我每天晚上睡觉时，必定回想一下，今天我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国家给我的俸禄，若是对得起，我就能安心入睡，否则，我就会感到惭愧和不安，以致于无法入睡。”
──那些仕途得意的官员，如果都能有范公这样的良心与觉悟，有谁还会忘乎所以呢？有谁还会因忘乎所以而身败名裂呢？
失意不怨天尤人──
●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本当记功，却被小人陷害而遭革职，并流放新疆。而他却毫无怨言，欣然上路。在被谴戍新疆伊犁途中，恰遇黄河河南开封段决口，他又奉命帮助治理河水。治理完河水，他又接着上路。在流放新疆的三年间，他置个人荣辱得失于不顾，大力兴修水利，并协助伊利将军开垦田地三万七千多顷。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就是他在流放途中写下以表明心志的。
●出将入相、名垂青史的范仲淹，仕途也是坎坎坷坷，屡次遭诬遭贬。而面对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在贬谪期间写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最好的回答──
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林、范二公的功劳旷世所稀，而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堪称旷世所稀，如果说委屈，他们的遭遇才叫委屈死人，可他们又是怎样对待人生所受到的委屈呢？
面对人生的巨大落差，他们都选择了不怨天，不尤人，不消沉，不狂放，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他们确实有一颗忠君爱民之心，确实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才能。也因此他们最终复受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精彩的结尾。
这比起那些没有多少功劳，却自以为功比天高，稍稍仕途不顺，就牢骚满腹，自暴自弃，破罐破摔，致使自己雪上加霜，万劫不复的为官者，何啻天渊之别？
仁
为官之人第六要有仁心。何谓仁？仁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所以为官者，犹当重仁，仁则可保其身、亲、家、国，赢得民尊民爱，而不仁，则恰恰相反。
●狄仁杰任豫州刺史期间，越王李贞在汝南起兵失败，受牵连获罪的有六、七百人，被收入宫中为奴的有五千人。司刑使催逼行刑，狄仁杰哀怜这些人被连累，一方面延缓办理此案，同时又秘密上表奏告天子说：“臣想上报实情，又像是在为叛逆者申冤；知道情况不说，又怕违背陛下安抚的旨意。表章写成又撕，拿不定主意。这些人参与叛乱都非出于本心，希望陛下怜悯他们。”后来，天子特下诏宽赦了他们的罪。
──何谓为官之仁？即使对犯了重罪的人，也不可丧失同情之心，于情于法都要兼顾，这样，既能惩前毖后，也可教化罪犯。此即为官之仁。
●清朝宰相张英在一次回老家看望母亲时，感到老宅有些破旧，就命人重新修造。正好邻居叶侍郎家也要扩建房屋，并想占用两家中间的一块地皮，而张家也想利用那块地皮做回廊，于是两家就发生了争执，几次险些动武。张母一怒之下，命人给张英写信，要他回家为家人做主。看了信，张英并未急于回家，而是让人往家里送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千里修书只为墙，再让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看到回信，张母思想一下子通了，并立即主动把墙退后三尺。邻居见状，心生惭愧也把墙退后三尺。这下两家相争的三尺巷，反变成了相让的六尺巷。
──何谓为官之仁？当自身或自家的利益与他人发生冲突时，以身作则，先人后己，舍己为人，而不是巧夺豪取，仗势欺人。此即为官之仁。
●梁武帝听信了大臣王足的建议，发动二十万人修筑河堤。当时正值盛夏，许多人染疫病而死。到了秋天，河水暴涨，冲毁了土堤，河堤崩溃的声音如同巨雷，在三百里之外都听得很清楚。沿河两岸的城市村落计十几万居民，都被大水冲跑。王足因罪被杀，而且还被灭族。
──何谓为官之仁？建言献策也好，自做决策也好，非为个人谋私利，实为百姓得利益；非假公以济私，实大公而无私。此即为官之仁。
●清朝县令陆陇其，如遇父告子不孝的，不是先惩之以法，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声泪俱下地教导当儿子的要尽孝；如遇兄弟相争打官司的，不是一判了之，而是先杖责支使其打官司的人，然后把兄友弟恭的道理讲给他们听。父子、兄弟之间常常能够和解，停止争讼。
──何谓为官之仁？对上也好，对下也罢，努力地通过言传身教，来弘扬伦理道德，尽可能地去影响、引导、教化他们知仁义，懂廉耻，做善人，尽本分。此即为官之仁。
●春秋时，晏子对齐景公说：“国家有三件不吉祥的事情，而妖魔鬼怪并不在内。第一是国家有贤人，而国君不知道；第二是国君知道有贤人，却不用；第三是国君虽任用贤人，却不信任他。”
齐桓公问管仲：“何为而害霸？”
管仲说：“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何谓为官之仁？知贤用贤信贤，荐贤助贤学贤。即是为官之仁。
●齐国大夫国子高病危时对身边的人说：“人活着的时候要对人有益，死了也不要害人。我纵然活着的时候无益于人，难道我死了还要为害于人吗？我死之后，就找一块不长庄稼的地，把我给埋了吧。”
宋朝邵康节先生作诗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但求处处田禾熟，惟愿人人寿命长；国有贤臣安社稷，家无逆子恼爷娘；四方宁静干戈息，我若贫时亦不妨。
──何谓为官之仁？常常生感恩心、惭愧心，念念为大众想、愿大众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即为官之仁。
●唐朝大将郭子仪领兵在外作战，宦官鱼朝恩指使人掘了郭子仪父亲之墓，满朝震惊。郭子仪从泾阳入朝，朝廷内外都顾虑重重，担心出事。郭子仪入朝，皇帝亲自抚慰他，郭子仪泣道：“我领兵日久，不能禁阻士兵损坏他人坟墓，如今父墓被堀，这是上天对我的报应，正所谓天道大公，不是人为的祸患。”此事就此息之。
──何谓为官之仁？顾大局，识大体，不计个人得失恩怨，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此即为官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