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李广、卫青、霍去病，二千多年前横戈勒马，挺立在汉族最前边的三个男人。
在他们面前，匈奴铁骑垂下了挥鞭如风、引弓如月的粗壮手臂。
祁连山，被写有他们名字的旌旗改变了颜色。
然而，在命运面前呢？
——李广选择了不屈；
——卫青选择了屈服；
只有少年英雄霍去病是最幸运的，他疾风一样掠过了茫茫大漠，也跃过了这一灰暗的选择。
半生机缘巧凑，见识过不少人。比如，我写过的清末、民国海军名将萨镇冰，是元朝著名诗人萨都剌之后，雁门萨氏原为色目人。前些年一起去过山东古镇口的女作家叶广芩，是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的近亲。80年代初一块儿办过诗社、神神叨叨的沐长伟兄，是云南沐王府的传人，彼时金庸小说在大陆还不流行，所以也没追问他和侠女沐剑屏、流氓韦小宝怎么论辈分。至于“三百年修得同席饮”的衮衮诸公中，除了满、蒙、回、藏、壮、维之外，亦有纳西族、土家族、水族、京族、黎族、彝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以及台湾的阿美族，甚至还有朋友祖上是犹太人，流落中原，后定居福建泉州乡里。
但是，没遇到一个人自称“匈奴后裔”。我的蒙族兄弟哈苏尔用生硬的汉语坚定地告诉我：蒙古——生下来就是蒙古，蒙古和匈奴，不是一个祖宗。
匈奴，似乎已成了一个化石般的名词。
它究竟是“夏后氏之苗裔”，还是来自遥远西方的游牧民族？
它和猃狁、荤粥、鬼方、戎翟、突厥、鲜卑、鞑靼、蒙古是什么关系？
在长城沿线南北数省，汉裔者谁？匈裔者谁？这民族交融、种姓混杂、文化勾兑、DNA缭乱的过程持续了多少年？
在我们可怜的阅读视野之外，那些被称作赤翟、白翟、西戎、緄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林胡、楼烦、东胡、山戎、燕京、余无、绵诸的北方部族，是被它征服、取代、融合了呢，还是另有其渊远？
它真的曾经征服过东、西哥特人，并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撼动了罗马帝国的大厦吗？
它是匈牙利人的祖先吗？
它那马背上苍凉高亢的古歌真能流传至今，留存于裕固民歌或匈牙利舞曲中吗？
……这真的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迷宫，多少学者因它兴奋不已、愁肠百结、身陷其间、不能自拔，围绕匈奴问题，学界照例聚讼不定，争执不休，而象牙之塔外的国人对此完全不知所云，觉得和自己毫无关系。
自今上溯到公元纪元前后的各两三百年，匈奴却是整个中原的恶梦。和这个名词连在一起的，是剽掠、杀戮，是劫火、哭嚎，是“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我在画家朋友吴兄建科那里，见到过他收藏的一块“匈奴掳掠图纹镀金铜饰板”，上面的匈奴骑兵戴尖顶毡帽，蹬翘尖长靴，留八字胡子，细腰带上插弓佩箭，战马胸前挂着人头，马背上驮着汉族妇女，马屁股后面是抢来的牛羊，方寸之间，已见农耕民族在匈奴铁骑面前的战栗觳觫。那个时代，需要有人挺身而出，站在汉族的最前面。赵国李牧、秦国蒙恬，都曾经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到汉代，站在汉族的最前边与匈奴周旋于广阔北方的三个著名将军，是李广、卫青、霍去病，他们的名字，任何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国人都会耳熟能详。
李广——令匈奴闻风丧胆的“飞将军”，早在卫青霍去病横空出世之前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是大汉民族震慑匈奴的利器，五十余载风沙霜雪岁月，七十余场金戈铁马征杀，他用自己的生命护卫着身后的炊烟和婴啼。“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壮（王昌龄）；“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高适）的感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杜甫）的憧憬；“笑不侯李广，射石夸雄，仰天一问穷通”（刘省斋）的无奈，无不出自这一生征战、一生无功的白发将军。
卫青——一个可以担荷起整个民族兴衰的大将军，一个出身奴隶、拥兵数万的汉军统帅，一个坚忍不拔、临难不顾的军人，一个匈奴全盛时代的终结者，他的一生，捣龙城、出定襄、收河朔、袭高阙、平漠南、扫漠北，戎车七出，捷报七传，本部从无败绩。古人评说：“赵有李牧，汉有卫青”（《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北宋抗金名将元帅宗泽有云：“为将者当学卫青”。三国时的英武少年曹彰亦曾对父亲曹操发誓：“大丈夫当学卫青”，毕生“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何能作博士耶？”
霍去病——烈火一样的名字，狂飙一般的身影，这疾风少年，这黑色闪电，这迅猛猎豹，这汉家好儿郎，十八从军，率八百骑，风驰千里，一战封侯；十九为帅，兵出祁连，斩敌四万，马踏匈奴，通河西走廊；二十二岁，挥师漠北，封狼居胥，威震瀚海，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班固有赞：“票骑冠军，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他的一句“匈奴不灭，何以家为”，换得“控弦十万”的强虏唱起“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这三位汉家豪杰，共同书写了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一页历史，历来史家，在他们身上从不吝惜笔墨；历朝诗人，用最慷慨绚烂的诗句描画他们的雄姿；历代军人，无不心向往之。自然，关于他们的死，也成了人们瞩目、猜测、玄想、研究的题目。而要真的分说清楚，却并不容易——假如我们把汉匈斗争当做两千年前两大民族在同一历史平台上共同构建的“历史过程”，假如我们把汉匈两个民族的生存权看做天赋予之、从而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以汉民族为中心的道德批判立场，假如我们把汉武帝对匈政策的得失作为司马迁史学思想和批判立场的重要成因，假如我们把卫青、霍去病、李广作为典型去全面考量中国军人的历史命运，假如我们把不同时代、不同时期对这三个军人的评价作为理解国人史学判断得失正误的钥匙，假如我们就此展开对当今流行的权力史学、阴谋史学、隐私史学、窥探史学的无情批驳，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会更趋复杂。
当然，作为一篇历史随笔，我不想为难读者，也不想苛待自己。历史这东西，你把它特当一回事，能搞死你；你把它不当一回事，能笑死你。而历史随笔，说到底，不具备考古挖掘和田野调查的NB身份，作者也不过就是个“历史驴友”，罢了。
说卫青、霍去病、李广，最直接的进入方式，首先是说他们各自的出身。
出身问题，是个很早就被当作“问题”的问题，因此很成问题。五卷《毛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第一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由此，“出身——血统”决定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几乎成为上世纪中国数十年农民革命的“圣经”。遗憾的是历史总是戏弄“圣经”，搞得“圣经”很“跌份”。最近作关于“辛亥革命百年”的课题，看到民初南北风云人物，北方虽有袁世凯、徐世昌出身官僚世家、唐绍仪出身富商家庭，但很多后来成为官僚军阀的家伙，当年都是咱苦出身的“阶级弟兄”。如“北洋三杰”中，王士珍靠母亲给人家作针线活长大，他自己也是15岁投军当了勤务兵；段祺瑞之父是淮军小军官，早年被仇杀，同样靠寡母含辛茹苦养大；冯国璋先祖虽号称是明朝的开国功臣冯胜，可到父辈已是贫下中农，他本人更是聂士成部队的炊事员出身。其他如张作霖，父亲是个好赌的堕民，本人是纯牌胡匪。吴佩孚虽中过秀才，父亲不过是个开小杂货店的城市贫民。曹锟之父是个造船的“排船工”，属于早期的“工人阶级”。还有张宗昌出身土匪，张勋和孙传芳都做过牧童，靳云鹏早年是勤杂工，段芝贵出身差役，王占元是马夫，张怀芝要过饭，田中玉做过小贩，孟恩远是鱼贩子……这些“革命”的“朋友”，最终都成了“革命”的“敌人”。反倒是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中，不乏地主资本家出身者。由此可见，所谓出身，是要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生命机遇中的。
以汉代的目光看，卫、霍、李三人，只有李广出身堂堂正正。他的故里本来在今属陕西兴平县的怀里，后来迁居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先祖是秦的著名将军李信，在燕国被灭后，曾率兵追捕逃跑的燕太子丹；父亲李尚，作过陇西郡成纪县的县令。
关于李广的生卒年龄，需要“扯”一下子。《史记·李将军列传》上说：“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这一年是公元前166年，知道当时李广究竟多大年纪，就可推算出他的大致生年。秦汉之际，男子达到一定年龄，即注册登记，准备服兵役，这叫“傅籍”。所谓“傅”，颜师古在注《汉书·高帝纪》时说：“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那么，多大年龄开始“傅籍”呢？据云梦秦简，秦代正常情况下“始傅”年龄是17岁；在战事紧张时，可下调到15岁。汉代基本延用秦制，到汉景帝时才改为20岁“始傅”。李广是汉文帝时生人，他的“始傅”年龄，最大范围应在15—20岁之间；若取其中，则约为18岁。《史记》上还有他的自述，说自己“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这个“结发”，按周秦之制是在15岁。由此我们推断，李广当兵的年龄相对偏小，大约下限在15岁，上限在18岁左右。这样我们就可得出结论：李广大约生于公元前184年到公元前181年之间。李广死于公元前119年，当时他应该是62—65岁之间。
至于“良家子”，不是说一般的家世清白，按照汉代的规矩，医生、巫祝、商贾、百工，都不能算“良家”。李广大约出自一个军人世家，家风好骑射，祖传一手百步穿杨的好箭法。这个“人长，猿臂”，“悛悛如鄙人”的西北汉子，自从军后，“用善骑射，杀首虏多”，开始封为中郎，职掌守卫宫禁门户，在皇帝外出时充当车骑护从。他的勇猛善射，为文帝所赏识，看到他冲锋陷阵或者和猛兽格斗，文帝感叹道：“可惜呀可惜，你要是生在高祖打天下的时候，封个万户侯又有什么难处？”后来，他又和堂弟李蔡成为“秩八百石”的“武骑常侍”，做了皇帝的侍从骑兵官。这应该已是景帝时，因为这个官衔是景帝时才开始设立的。以此观之，少年李广，根正苗红，将门虎子，能征惯战，受到过文景两代帝王的赏识。所以，他由陇西都尉、而骑郎将、而骁骑都尉，30岁前，一路顺风顺水，成长为汉军将领。这个出身，是卫青、霍去病都比不了的。
当时的平阳侯，是汉初名臣曹参的曾孙子，叫曹寿。按照汉制，皇帝的女儿称公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皇帝的姑姑称大长公主。曹寿小子运气好，娶了汉武帝的姐姐——长公主。他们住的平阳县，有个叫郑季的小干部，以县吏的身份常去平阳侯家办事。郑干部出入侯门，一来二去，和平阳侯家的下人、一个叫卫媪的有夫之妇私通，生下的男孩，就是卫青。因为卫青是下人所生，又是私生子，所以没有正式的名分，《汉书》上说“青为侯家人”，我的理解是：卫青的地位很像清代八旗旗主家的“家生子”——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断然是个奴隶。
卫青曾一度到生父郑干部家混饭吃，但郑家人对男主人的风流野种非常排斥，兄弟不把他当亲哥们儿看；郑干部本人也很不喜欢这个意外得来的儿子，让他去放羊。在寄人篱下的那段黑暗岁月中，卫青曾和人去过一次甘泉宫官署中囚禁犯人的监狱，一个带着铁枷、被施以钳形的犯人看见卫青，大惊失色，说：“这可是个贵人，将来一定可以封侯。”卫青当时的反映是苦笑一声，叹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卫青长成后，回到了平阳侯家，成为一个青年骑奴，在长公主出行的时候，他骑马扈从左右。算来他本该是姓郑的，但因生父郑干部不认他，他才不得不以其生母的夫家姓氏为姓，所以史书上都说他“‘冒’卫氏”。谁能想象他日后不但能成为大将军、大司马、长平侯，而且居然还在平阳侯曹寿死去后，娶了比他年岁大很多的当年的女主人长公主为妻呢？
霍去病的出身，也莫名其妙的很。话说那个卫媪，不但在私通中生下了卫青，而且还生了数男数女，其中，美丽的三闺女卫子夫，在平阳侯家作了歌女，被18岁的汉武帝遇见，选在宫禁，日后产下太子刘据，被封为皇后。卫家兄弟姐妹在子夫得宠、卫青建功后，都时来运转。其中二闺女卫少儿，日后嫁给了汉初名臣陈平的后代陈掌为妻。但出嫁前，她也和母亲一样，有过一段风流韵事。男方叫霍仲孺，和母亲的相好郑季一样，也是个平阳县的小干部。霍仲孺和卫少儿忙里偷闲生下的男孩，就是霍去病。霍去病和卫青虽同为私生子，但境遇不同。霍去病生于公元前140年，第二年即公元前139年，他的姨母卫子夫就“一朝选在君王侧”，舅舅卫青也开始在建章宫当差，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眼看着就要开始了。特别是霍去病11岁时，舅舅卫青就取得了龙城大捷，成为汉武帝倚重的著名将领。故霍去病虽出身不明，但身为汉武帝刘彻、皇后卫子夫、大将军卫青的非婚生外甥，他的身世足够显贵——虽然说起来不够理直气壮。
历史的机缘巧凑，把这三个不同来路、不同脾气的男人放在一起，让他们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的车、马、炮，演绎一场铁马金戈的战争大戏和勾心斗角的宫廷大戏。这戏里戏外的故事，被无数次言说着，自然，也被无数次误解着。
在汉民族对匈奴的战争中，卫青、霍去病、李广三人谁的功业最辉煌？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一般史书，大都以战果作判定，而所谓战果，无非胜负如何、斩首多少。其实，问题要复杂得多。
汉武帝刘彻16岁即位，接过了祖父、父亲两代靠休养生息缔造的“人给家足”、“国库充盈”、聚集了一定的战争潜力的国家，也接过了如何处置汉匈关系的老大难题。
事实上，自战国开始，汉匈斗争从未停止，汉民族一直在苦苦寻找与这个“负戎马足，怀鸟兽心”的游牧民族相处的办法。战国李牧的战略性决战，秦朝蒙恬的修筑长城，都有“治标”之效，但都无“治本”之功。汉匈交界的 15英寸降水线，像一条绷紧的琴弦，声声惊弦霹雳，弹奏着亚洲大陆的咳嗽。汉朝建立以后，经文、景二帝，无论是战争手段，还是和平手段，都无法根除匈奴之祸。贾谊曾向汉文帝提出“三表”、“五饵”，幻想用汉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各种优待引诱匈奴贵族归化，其实不外和亲厚赏而已，既无新意，也难收良效。晁错与此不同，提出以夷制夷、奖励屯边的办法，但施行难，收效更难。冯唐的见解与此又不同，提出守边必用良将，把解决汉匈问题的关键，系于前线指挥官的素质能力。但在实际的历史环境下，也难以实现。
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匈奴遣使来请和亲，引发汉武帝时对匈政策的第一次大辩论。大行王恢提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所以，主张“举兵击之”。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反对诉诸战争，他首先强调匈奴“迁徙鸟集”、往来飘忽的生存和战争方式，“难得而制。”然后强调即使战争胜利，成果也难巩固：“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因此，他主张“不如和亲”。当时大部分朝臣都倾向于韩安国的意见，汉武帝勉强接受了和亲策略。但第二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又亲自发起了对匈政策的第二次大辩论，这位23岁的年轻帝王愤然指出：“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慢），侵盗亡（无）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以王恢为代表的“鹰派”和以韩安国为代表的“鸽派”，再次展开激烈争论，但最后，由于汉武帝本人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朝议决定采取战争方式，征伐匈奴。
“打”，就这样决定要“打”了，但怎么“打”才能打赢？谁都没准谱儿。我读司马迁《匈奴列传》，篇末太史公连续两次写到：“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真是“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汉书·刘向传》句）。元光初年，李广仅仅是个骁骑将军衔的“中层指挥员”，卫青还没有战争经历，霍去病更只是个竹马绕床的小屁孩儿。国无贤臣，军无能帅，一个空空的战争舞台，等待着它的主角。
当然，“舞台”怎么会真的“空”下来呢？跃跃欲试、要插空蹦上台去表演一番的，大有人在。战略战术上的著名庸才王恢、雁门土豪“大忽悠”聂一，就是这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三流演员。他俩撺掇汉武帝调动30万大军，在马邑（故城在今山西朔县）设伏，欲主动引诱匈奴进犯，然后一鼓而歼之。这“想当然”的作战方案，完全是对赵国李牧作战方案的蹩脚抄袭。结果匈奴单于率部南下，先是发现进军沿途虽有散落牛羊，却空无一人，不禁产生疑问。然后，匈奴捉到一个雁门尉史，审问出真情。汉军的战役欺骗手段就此失败，匈奴单于“觉之”，撤退，整个战役变成了“扎马步放蔫儿屁”的闹剧。出馊主意的王恢也因没有主动出击、截击匈奴辎重而被治罪，最终自杀了事。实际上，如此大规模、密集兵力、狭窄地域的伏击战，可操作性极差，很难达成预期。而匈奴骑兵机动性强，稍有察觉，可以立即撤退。汉军又没有第二方案，兵力上步兵居多，无法组织侧袭和追歼作战。这场仗，压根儿就胜不了。
“马邑之战”暴露了汉王朝对匈作战的盲目决心和低下能力，也逼迫着汉民族探索更为有效的对匈战略战术。但在这个根本性转变还未及发生前，匈奴再次大规模入侵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元光六年夏（公元前129年）汉武帝被迫应战，四万大军，开塞出击，分兵四路，各自为战，其上不设统帅，互相不为统属。这个战役看似声势浩大，但多路出击，兵力分散，正面过宽，在通讯联络和侦察手段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既不可能达成有效协同，又困于敌情多变、路途遥远、作战区域地形复杂。所以，四路大军中的公孙敖、公孙贺、李广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将军李广甚至遭遇匈奴主力，兵败被俘。深深敬重李广为人的司马迁用一个传奇色彩浓厚的插曲，稀释了这次失败的惨痛，他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上写到：“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匈奴兵在两匹马之间系上网兜，兜着受伤的李广。李广诈死，偷眼看见身旁有个胡人少年骑着匹快马经过，“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但李广本人还是因“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唯有车骑将军卫青一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作为一个首次担任战役指挥员、首次经历实战考验的将军，作为一个被汉武帝破格提拔重用、寄予无限厚望的皇亲，卫青表现出了强韧而坚定的作战决心，他的部队目标明确，行动果决，直捣匈奴祭天之处龙城（今内蒙古正镶白旗附近），歼敌700人，卫青因功一跃而为关内侯。
怎么评价卫青的“龙城大捷”？单纯从战果上看，其实并不惊人。但首先，在政治上，这场仅有的胜利掩盖了汉武帝作战指导上的失误，巩固了整个汉王朝对匈作战的政治决心。在军事上，尝试了远途奔袭、深入匈奴腹地的作战样式，修正了平分兵力、在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和匈奴骑兵拼机动性的错误，同时，也打破了“匈奴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为汉军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从而结束了汉朝的消极防御时代、拉开了有计划的战略反攻的序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卫青本人的横空出世。很短时间内，卫青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命运转变，并一跃成为汉武帝对匈政策最可倚重、最可信赖的棋子。从此，这座空空的战争舞台，有了自己真正的主角。而李广等老一辈汉军将领，就此作用衰减，地位下降，在挽歌声中开始逐步淡出，远离战争舞台的“中心表演区”。
卫青、霍去病等新一代军人是幸运的，皇亲背景使他们拥有最高权力的绝对信任和绝对支持，而且他们赶上了战略反击的大好时代，国家军事力量的投入、战争的性质和规模，都是李广那一代军人所不曾拥有的。相比之下，李广的确算得上是个另类，他仍坚持在汉族的最前面，以格虎屠熊的姿态，对抗着命运的铁腕和无情的时间。他若早生若干年，可以赶上汉高祖逐鹿中原的大战；若晚生若干年，可以和卫青、霍去病同时崛起。偏偏他生不逢时，上下够不着，所谓“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王维《老将行》），实在不是人力所能逆转的。
“龙城大捷”，坚定了汉武帝的战略反攻决心。在反攻准备阶段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天，匈奴大举南犯辽西，杀辽西太守，劫掠百姓两千多人，失守渔阳的韩安国被下狱，呕血而死。汉武帝命李广出任右北平太守后，匈奴主动避开了这位可怕的战神，由右北平（今辽宁省凌源西），转从雁门关入塞，进攻汉朝北部边郡。汉武帝把卫青派上战场，卫青率30000骑兵，长驱而进，从背后袭击匈奴，斩杀、俘获敌人数千名，匈奴败逃。但第二年，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去而复返，再次大举入侵上谷、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
这一次，汉军主力没有和匈奴在东线纠缠，而是变被动迎击为主动出击，突然从中部的云中（秦故城在今内蒙托克托东北）杀出，沿着河套北岸向西挺进，先迂回至匈奴境内之高阙（今内蒙杭锦后旗东北），至于陇西，切断了占据黄河河套地区的匈奴白羊、楼烦二王所部与匈奴右贤王本部的联系。再突然折而南下，大破匈奴，白羊、楼烦二王仓惶逃走，汉军活捉匈奴数千人，夺取牲畜100多万头，一举收复河南地。然后在此筑朔方城，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修复了蒙恬所筑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还从内地迁徙10万人定居，从而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
这次“收复河南战役”，完全是卫青的战争杰作，连宋代名将岳飞也赞叹说：“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首先，一向东来东挡、西来西剿，被匈奴骑兵牵着鼻子疲于应付的汉军，在卫青的天才指挥下突然改弦更张，坚持敌击我东、我击敌西，出敌不意、以我为主，赢得了战役主动权。次之，汉军作战目的明确，择敌薄弱环节，大胆迂回，由北向南兜击，使右贤王不敢轻出南下驰援，白羊、楼烦无法纵骑北窜，切蛋糕式地“切”下了黄河河套地区，获得了具有政治、军事双重意义的实实在在的战果。又次，汉军深入敌境两千里，计划周密，组织严谨，准备充分，沿途行动隐蔽，不断捕捉匈奴零星哨骑，寻找可靠向导，了解水草位置，解决大军供给，这一切不仅体现了卫青的实战指挥才能，而且透射出这位由奴隶而贵戚而将军的战争英才身上，有那样一种沉毅坚韧、勤勉质朴、谨慎负责、不骄不妄的可贵品质。凯歌声中，汉军“全甲兵而还”，卫青也在战后获封长平侯，食邑3800户。这一重大战役进行时，李广身负坚守右北平之责，没有机会参予；而霍去病仅13岁，尚未从军。
匈奴失去河南地后不甘失败，又多次出兵南侵。而汉武帝在取得对匈作战初步胜利后，信心更足，在西线痛击对关中腹地构成威胁的匈奴右贤王部，成为他解决匈奴问题宏大战略构想中的当务之急。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武帝命卫青为统帅，节制当时各路主将，主动出击。卫青命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从朔方出发；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由右北平出发。他汇集兵力十余万人，将步、骑、车、弩各兵力按照作战需要混合编成。而卫青本人自领3万大军，隐蔽、迅速地前出六七百里，直扑匈奴腹地。然后，卫青果断迅速地展开部队，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对匈奴右贤王部的四面合围。
这一前所未有的“闪击战”，匈奴右贤王毫无察觉，还以为汉军尚远在千里之外，而实际上，卫青剑锋的寒光已在他的牛毛大帐顶闪烁了。直到战鼓隆隆，杀声惊起，喝醉了的右贤王才知神兵天降。他扔下部众，“独与其爱妾一人”，在几百壮骑的护卫下，“溃围北去”。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领兵追赶数百里没有追上，却俘虏了右贤王的“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基本打垮了匈奴右贤王本部，实现了将匈奴分割成东西两段、再逐次击破的战略目的。
汉军大获全胜，引军还。汉武帝喜出望外，等不及爱将还朝，就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汉军所有将领统统归他指挥。这个昔日的骑奴，在风云际会的战争中一跃成为汉军的最高统帅。
汉武帝还要加封卫青的三个未成年儿子为列侯。而饱览世态炎凉、身经命运跌宕的卫青，一定看透了荣宠与权势的“毒”性，他坚决推辞：“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裂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汉武帝立刻嘉赏了追随卫青出征的诸将军校尉，各封侯爵。而卫青的三个儿子卫伉、卫不疑、卫登最终也还是被分别封为宜春侯、阴安侯和发干侯，各食邑1300户。
这一获封名单上，李广依然无份，年近六旬的他一年年坚守在汉族的最前边，从卫青霍去病尚未出生时起，他就一仗仗地打，一阵阵地厮杀，一回回地翼护着整个汉族熬过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而他本人却一次次错过建功封侯的时机。汉王朝的封赏制度对他不利，汉武帝的急功趋利对他不公，他在这场战争大戏中扮演的是一位老工兵，排雷、筑垒、挖壕、铺路，干着最脏最累最不出彩的活儿，谢幕时灰头土脸地站在远离鲜花掌声的角落。每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自问自答：这是什么？这就是命。什么是命？有的时候，就是历史的泼皮和故意。
袭击右贤王王庭之战，仅仅让汉民族长出了一口气。汉军长途奔袭的新战法，已经引起匈奴警觉，艰苦的战斗即将展开。
在“残”了匈奴右贤王部之后，汉军急于寻找匈奴单于主力决战。他们没有等待多久，就接到战报：自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秋天开始，匈奴不断入代地、攻雁门、掠定襄、袭上郡。
汉军忍过了整个冬天，第二年刚一开春，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汉武帝命卫青率领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六军齐发，兵出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巡歼匈奴单于本部，从而拉开了著名的“漠南大战”序幕。有趣的是，这不但是新一代统帅卫青和老一辈将军李广作为上下级的首次合作，而且第三代——18岁的霍去病——也以骠姚校尉的身份，率800精骑随军出征。三个最著名的汉军将领，三代汉军军人，开始在同一战争舞台，完成各自的“戏份”。
但是，二月的出击扑了个空，眼见黄沙漫漫，辽阔天空中连一只鹰的影子都没有，哪里去找单于主力？卫青引兵退回定襄休整。不到两个月，汉武帝已开始催促卫青再度进兵。多少年来，对匈战争已经成为汉民族沉重的负担，大军出征，人力夫役、辎重粮草、甲胄马匹，那可都是要花银子的。为了支撑战争消耗，汉王朝不得不加重赋税，开发税源，什么盐铁官营，什么舟车收捐，什么出卖爵位，什么纳金赎罪，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所以，汉军拖不得，也拖不起。
卫青二出定襄，派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率3000骑兵为右翼，掩护主力部队，向北挺进。但是，不久就传来坏消息——卫青苦寻不着的单于本部，突然出现在他的右翼，一举将苏建、赵信两将军包围。激战一日，汉军全军覆没，苏建弃军，突围逃回。而翕侯赵信本来就是个匈奴降将，兵败后，“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
这是卫青作为全军统帅，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但他“挺”住了——身为大将，很多时候需要后世曾国藩极力推崇的这个“挺”字。“挺”过失败，等待胜利，这需要耐心，需要坚忍，需要有足够的“抗打击能力”。
很快，卫青“挺”过了最艰危的时刻，他率主力捕捉到了战机，一举歼灭匈奴19000人，重创单于主力。激战之中，他的外甥、刚刚随军参战的青年将领霍去病挺身而出，以非凡的锐气冲杀在最前面。特别是在匈奴单于退走时，霍去病独自率壮勇轻骑800人，前出大军数百里，追歼逃敌，斩首2028级，还意外地斩杀了伊稚斜单于祖父辈的匈奴贵族籍若侯产，俘获了单于的叔叔罗姑比以及匈奴的相国、当户等多人。战报传回，焦虑中的汉武帝喜出望外，立即封这个勇敢的小内甥为冠军侯，此时，霍去病刚满18岁。
那么，后将军李广呢？《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载如下：“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封侯，一定要“中首虏率”，就是斩首和俘虏敌人的数字要符合国家行赏的标准。现实就是如此严酷，连司马迁都无法为他掩饰。“广军无功”，不得封侯。这架公路上突突冒烟的老爷车，既得不到至尊款卡迪拉克（卫青）的赏识和提携，还要眼看着新款法拉利（霍去病）强行右道超车。此时，他最应该做的，其实是解甲归田，告老还乡。纳金封爵，或许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李广是战士，让他求一个或买一个“侯”，还不如让他即刻死掉。他选择了继续留在军中，他要用他这把老骨头，堂堂正正地和匈奴、和自己的命运拼一场。
“漠南大战”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插曲。
一是如何处置有罪的右将军苏建。有个叫周霸的议郎，建议卫青砍了苏建的脑袋，以确立大将军的不二威严。而另有人认为苏建在作战中已尽全力，罪不当死。卫青全面权衡后，给出答案：我有幸成为皇亲贵戚，服务军中，担当重任，我“不患无威”。赏罚当出于天子，即使我有权处决部将，也绝不滥用权力，专擅妄杀。
其实，作为一个出身卑微、侥幸得到重用的将领，卫青最知道自己享有的全部恩遇，都需要不断用作战胜利来巩固。而苏建、赵信的失败，差点断送了他的所有努力。所以即使他砍了苏建，也没啥不可理解的。但卫青对专制权力有更深一层体会，对汉武帝也有更深一层了解。所以，他只是命人把苏建装入囚车，送回长安。汉武帝呢？他在意的也许并不是苏建的生死，而是卫青的态度。显然，他领会了卫青不恃功而骄纵跋扈的政治表态，于是顺水推舟，赦免了苏建。我记得在冯梦龙《智囊全书》中，看到他对这段历史做出过如下评价：“卫青握兵数载，宠任无比，而上不疑、下不忌，唯能避权远嫌故。”我因此认为，冯梦龙这人很讨厌，是那种总高喊出“皇帝佬儿啥也没穿”的多嘴孩子。
另一个插曲，是“算总账”的时候，汉武帝认为卫青虽取得了漠南大战的胜利，但毕竟“失两将军军（苏建、赵信军），亡翕侯（赵信），军功不多，不益封。”不过，还是在“大将军至，赐千金”，算是一种安慰。这“千金”之赏，换了李广或者霍去病，一定坦然受之，而卫青却没敢要。当时，王夫人正得汉武帝宠爱。这对于卫青，绝对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皇后姐姐卫子夫的失宠可能会影响到他，他的行事不当也可能牵连到皇后姐姐。于是，他听从一个叫宁乘的人的建议，把受赏的“千金”，分出一半送给王夫人的父母当做寿礼。这件事，后来被汉武帝知道了，就问卫青为何如此。卫青当即转述了宁乘的话，其中最重要、也是卫青最希望向汉武帝表述的是：“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汉武帝听罢呵呵大笑，他没有直接评价卫青对错，而是赏了宁乘一个东海都尉的官职。
惜墨如金的司马迁为什么会记录这个插曲？他要暴露什么？贬斥什么？臧否什么？这专制权利黑幕下的平平仄仄，您还是自己去琢磨吧。
说起立身汉族最前边的汉代军人，很多人似乎更喜欢它的青春版本，喜欢少年英雄霍去病。在大学女生间进行的某网络调查表明，80—90后少女最愿嫁的古人，排在第一的是三国周郎，第二名就是西汉霍大少。比起生不逢时的前辈李广，霍去病幸运得多；比起谨慎负重的舅舅卫青，霍去病轻松的多。这个能打仗、敢冒险、爱踢球（穿域蹴鞠）、对人情世故还比较懵懂的少年郎，不是很会说话也不大爱说话，但话一出口就铃儿响叮当，他甚至在姨夫汉武帝面前，都我行我素，直言无忌。一次，汉武帝来了兴趣，要交这个内甥读兵书。可霍去病一晃脑袋，答：“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意思是：那些劳什子兵书读它有啥用？后来他功劳大了，汉武帝派人给他修建了豪华住宅，让他自己去看看，他还是一晃脑袋：“匈奴不灭，无以为家也！”
一心赢得对匈战争的汉武帝，非常喜欢这个满身英雄气的内甥，随时准备把他送上战场，经受历练，建立功业。
当时，黄河以西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称为“河西之地”，即今所说“河西走廊”。它南接祁连，北濒沙漠，是陇西通往西域的战略要冲，原来是月氏人所居。匈奴驱月氏，占酒泉，控西域，结羌人，常东出侵扰西北，威胁长安，逼近汉天子的卧榻。而汉武帝要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也必须进击河西，打通西域，“断匈奴右臂”。所以，发起河西之战，成为汉武帝对匈整体战略中重要的一环。但汉武帝却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冒了一次天大的险。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决定发起河西之战，他任命的独当一面的远征军将领，即不是老而弥坚的李广，居然也不是如日中天的卫青，而是刚满19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具识人之明；有人说专制权利之最大特点，就是神秘、任意和非理性；有人甚至沿用阴谋史学的模式，猜测汉武帝已感到了卫青的功高势大，急于将霍去病培养成卫青的换代产品。为史之难，恰恰在于你明明对所有答案都不满意，却找不出否定它们的铁证。柯林伍德坚持历史研究的“始点”是“事实”而非“假设”，坚持历史推理的关键在于“证据之有无及对于证据之了解”，坚持历史学家所构成的“历史景象”必须获得证据的支持。但是，我们失去了真相失去了证据更失去了对证据的了解，却拥有大把大把的猜测，还要把这猜测当成学术到处分发派送，这岂不是很搞笑吗？
19岁的霍去病不会在意两千年后我们这些庸人的困境，他已率领万骑雄兵出发了。汉军的旗帜指向日落的方向，黄河喧哗的水声时远时近，二月的山川沟壑一片枯黄，行军的路上，白天只能看见一两只孤独的猎隼在头顶盘旋，夜晚却满耳朵此起彼伏的狼嗥。
19岁的霍去病终于拔出了悬在鞍桥上的利剑，他命令大军：“距战者诛，服者则赦”！士卒不抓俘虏，不取财物，溃敌之后，连续轻装突进，务求作战行动的迅猛突然。在他的指挥下，汉军所向披靡，转战六天，旋风般掠过五个匈奴王国，前出焉之山（甘肃山丹东南）千余里，斩杀匈奴折蓝王、卢侯王及匈奴相国、都尉以下8960余级，匈奴休屠王神圣的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霍去病所部汉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去时10000精兵，凯旋仅3000骑。
19岁的霍去病在“对”的时机，用“对”的方式，选择了“对”的敌人，打了一场“对”的战争。因为第一，匈奴右贤王所部经过汉军的反复打击，元气大伤。第二，以往汉匈作战战场都在河套阴山方向，河西匈奴对汉军来袭毫无准备。第三，匈奴河西各部，分散而不相统属，很难在遭受突然打击后迅速组织起有秩序的协同反击。第四，霍去病的远征军急行突进，保持了战役的突然性。
所有因素，共同支撑了霍去病的奇胜，这，就是历史对19岁英雄的厚待。
第一次远征河西之后，霍去病经过休整和兵员补充，又于当年四月，与叔叔辈的公孙贺率大军数万，从北地郡西出，再击西河。途中，传来公孙贺部迷失道路的消息，霍去病不为所动，单独率军渡过黄河，翻越贺兰山，跋涉千里大沙漠，绕过居延泽。在艰苦的两千里行军中，沿途荒漠漫漫，寂无人烟，水枯草稀，但霍去病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大纵深迂回，从侧背后突然杀向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后脑勺。在皋兰山，霍去病与两匈奴王主力展开决战，一鼓聚歼之，斩首达32000级之多，俘虏匈奴王5人及匈奴大小阏氏、匈奴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计63人。自此，汉军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有人说汉武帝在拥有了卫青、霍去病之后，彻底抛弃了老一辈的将军李广。其实这不是事实。在霍去病二击西河的同时，汉武帝同时也给了李广一个机会，命他和博望侯张骞从右北平分道出击。但张骞的10000人马还在路上，李广所部4000人已先到汇合地点，并立刻陷入匈奴左贤王40000大军的包围中。敌我兵力，相差10倍，汉军士卒，心惊胆裂，颜色更变。
万分危急中的李广，兴奋得白胡子都翘了起来。他终于等到了这证明自己的一天，他要让天下看看：我李家的军人是怎么打仗的！
他向他的儿子李敢发出战斗命令。剽悍的李敢立即率骑兵数十名，冲入敌阵，左冲右突，往来盘旋，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坦然破围而还。李广满意地看着被敌血染红征袍战马的儿子，对全军将士大声吼道：“胡虏易与耳！”
飞将军战神般的吼声，安定了慌乱的军心。李广令士兵组成环形阵势，四面拒敌。在激战中，汉军舍死忘生，死伤过半，箭矢将尽。危机之中，李广命令士卒“持满毋发”，自己则独自驱坐骑出阵前，挺立马上，“以大黄（弓）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
夜色降临了，苦战一天的汉军“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到了天明，李广又组织部队与敌激战，此时，博望侯张骞的大部队终于赶到，匈奴见势不妙，仓皇逃走。但经过激战，“广军几没”，张骞的部队长途跋涉，也非常疲惫，根本无法进行追歼作战。战斗就这样早早结束。按照汉代律法，博望侯张骞迟误军机，罪当处死，最后靠交罚金废为庶人。而李广，也只落得一个“功过相抵”，没有收到任何封赏。
比起少年霍去病，李爷爷真是太不顺了。而苍天还在不断制造热气腾腾的比萨饼，往霍去病的头上砸。在西线，经霍去病的连续打击，西河匈奴一蹶不振。而匈奴单于对浑邪王、休屠王的失败十分恼怒，要将他们斩首治罪。走投无路的匈奴二王遣使者送信，要投降汉朝。当时正在黄河边修筑城池的大行李息立即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担心匈奴有诈，急令霍去病率军前往，名为迎降，实为监督。
这是霍去病在一年间第三次完成重大军事任务了。他来到黄河岸边，发现这热气腾腾的比萨饼也不是那么好入口的。情况瞬息生变，一部分匈奴士卒遥见汉军旌旗，担心被杀，不愿投降，有的试图顽抗，有的已四散逃走，局面混乱，大有难以收拾之势。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年轻气壮的霍去病作出一个惊人决定——他仅率精骑数名，一提马缰，径直驰入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坚其降意，然后令其诛杀哗变士卒。
有人说：匈奴浑邪王被眼前这位少年汉家将军孤身犯险的行为所震慑。有人说：浑邪王的举动完全是出于为本部部众的前途考虑。还有人说：这数万匈奴本就不属于同一部族，彼此敌视，一盘散沙，所以才易被制服。我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已经习惯了给出“结论”，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我们的好身手。其实，历史中存在解不开的迷局，恰是历史的应有状态。可我们往往不能容忍这迷局的存在，就像我们不能忍容忍身边竟然还有一片寂静的山林湖泊没被政府和开发商折腾成旅游点儿。这恶习往往让历史变得毫无生趣、面目皆非。
总之，那一夜的情景无法再现，黑暗中也许只有弯刀劈砍颈骨的声音响成一片。黎明到来了，浑邪王已按照霍去病的要求，将哗变的8000匈奴士卒全部斩杀，余者40000人，全部投降。
霍去病为防止变故再次发生，先送浑邪王去朝见汉武帝，然后自率大军，监督匈奴降众分批渡河。据载，这个浑邪王被汉武帝封为漯阴侯，食邑万户，他的降众也被分散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塞外，称为“五属国”。于是，河西之地至盐泽（新疆蒲昌海），“空无匈奴”，汉军驻守陇西、北地、上郡的戍卒减少了一半。
汉军的一连串胜利，使汉匈态势，发生逆转。投降匈奴的赵信向匈奴单于献计说：在汉军处于强势、匈奴居于弱势的今天，“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意思是说：我们不要靠近长城关塞，而应当撤往大漠以北，诱使汉军深入大漠，远道来袭。我们便可以俟其疲惫，实施抄袭，从而击破汉军。匈奴单于完全听从了赵信的建议，率领部众，向漠北迁徙。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召集会议，商讨进军方略，并决定“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这是汉武帝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匈决战，即“漠北大战”。
为毕其功于一役，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财力、物力，仅挑选的战马就达10万匹；为供应大军粮草，汉武帝还动员了私人马匹4万多匹。他除了调集10万骑兵为主攻力量外，还以步兵数十余万人组成步兵兵团，逐次随骑兵主力跟进前出，掩护和运输粮草辎重，在骑兵攻击路线之后形成不间断的流动补给线，给骑兵主力以强有力的支撑。汉武帝打出了手中最重要的两张王牌，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锐骑兵5万人，霍去病率李敢等从代郡出发，卫青率李广等从定襄出发，分东西两路，远征漠北。
此前又发生了两个插曲。一是原计划由霍去病率军出定襄，直取匈奴伊稚斜单于；而以卫青部攻击东线匈奴左贤王部。后来，突然捉到一个匈奴俘获，说伊稚斜单于不在中路王庭，而远在东方。汉武帝临时调整战斗序列，改由霍去病自东方的代郡出塞，卫青从中路的定襄出塞。从兵力分配上，霍去病部下聚集了汉军的最精锐部队。这样的安排，不足以说明汉武帝对卫青已不再倚重，在涉及根本利益的战略决战前夜，他不仅要考虑到领兵将帅的忠诚和能力，或许还想借助霍去病的那股非凡的勇气、锐气和好运气。
另一个插曲，和李广有关。本来，战前，李广“数自请行”，要作打头阵的先锋。他已经老到须发皆白了，出兵漠北可能是他的最后机会，他不想放弃。开始，“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而以公孙贺为左将军、赵食其为右将军、曹襄为后将军。但是，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卫青，对这场大战的期待都是更高层次的。汉民族不堪战争重负，战争潜力已经罗掘一空，一旦作战失利，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缓过气来。当此之时，他们不可能为了对一个老将军进行“人文关怀”，而拿整个战役的胜败开玩笑。客观上讲，李广这个人运气太差，总是遇到七七八八、意想不到的困难。所以，在对他的使用上，汉武帝和卫青都颇为犹豫。
问题是卫青出塞不久，又有准确情报证明：匈奴伊稚斜单于其实并不在东路霍去病的攻击方向上，而就在自己当面的匈奴王庭。战前汉武帝调整部署，令自己让出了直取匈奴单于的光荣任务，而委重任于外甥霍去病，卫青无论心里怎么想的，口头上没有表示异议。现在老天垂顾，把伊稚斜单于又丢到自己的面前来了，于公于私，卫青都要紧紧抓牢这个天赐良机。于是，他决定自率精骑，追杀匈奴单于，而让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一起，牵制作战。这不是卫青一个人的意见，《史记·李将军列传》上写道：“大将军青亦阴（私下里）受上（汉武帝）诫，以为李广老，数奇（运气差），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对卫青有过救命之恩的中将军公孙敖，刚刚因故丢掉了侯爵，卫青也很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干掉单于，建立功勋。所以，决定把前将军李广调到了次要方向上。
这是李广所不能接受的。白发将军愤然要求卫青收回调令。但卫青不答应，甚至没有解释，他命长史写文书发给李广，命他“急诣部，如书。（赶快回到部队中去，照文书上写的执行）。”李广怒不可遏，也不向卫青告辞，起程与右将军赵食其向东路出发。
卫青的大军在北行1000多里、跨过大沙漠后，终于与严阵以待的匈奴军遭遇了。
这其实也是卫青等待了很久、也准备了很久的决战。他命令部队用坚固的武刚车组成环型阵地，屏护在本部外围，以构筑稳固的战役支撑点。然后，派出5000骑兵，向匈奴阵地发起冲击；匈奴方面也出动10000多骑兵迎战。双方在天昏地暗的狂风中，呼啸叱咤，挥舞战刀，绞杀在一起。
在司马迁的笔下，这场大战如此展开：“会日且入（天将要黑时），而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迂回包围）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刚刚傍晚），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冲破）汉（军）围西北驰去。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
所谓“相纷挐”，其实就是一场敌我双方交错缠绕在一起的近身肉搏，而这残酷混战的最终胜利，属于卫青。
汉军的一位左校从俘虏嘴里听说单于天还没黑就逃跑了，卫青听罢，急发轻骑，连夜追击，自己紧随其后，穷追不舍。到了天明，大队骑兵追出200多里，还是让匈奴单于跑掉了。这一战，不但斩杀并俘虏匈奴官兵 19000多人，而且一路急进，攻取了窴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乌兰巴托市西），得到了匈奴的大量粮秣。卫青深憾不能生擒匈奴单于，大军在赵信城留一日，毁坏城池、烧掉拿不走的粮草，带着异常复杂的心境恨恨班师。
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浩荡北进，深入匈奴腹地两千多里，巡歼匈奴左贤王集团主力。他的部队行动迅速，作战勇猛，不惧艰险，骑兵战术纯熟，不但善于长途机动，而且善于短途突击。他的部属中，大多是一些年富力强的青壮军官，出征时竟没有一个裨将，于是他临时把李广的儿子李敢等一批级别低、作战勇敢、求战立功欲望强烈的军官调入军中，以“大校”（最高级的校尉）出征。所以军中勇气盛而暮气少。他还任用了一些匈奴降将，利用他们熟悉匈奴境内道里的条件，引导汉军长驱直入而方向不失。
霍去病大军先是摧垮匈奴阵地，俘虏了单于属下的章渠。然后横扫北车奢部众，痛击左大将双，掠获了匈奴的旗帜金鼓。汉军忍受鏖战之苦，乘胜挺进，经过度难侯山，再涉过弓卢水（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上游），与屯头王、韩王等匈奴部发生激战，一举将其击溃，擒获三位匈奴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以约万余人的兵力损失（师率减什二），赢得了斩匈奴首级70443级的大胜。不可一世的匈奴左贤王狼狈败逃，匈奴的主力元气大伤，被迫向西北迁徙，不复南下，自此“漠南无王庭”。
霍去病先后在狼居胥山（在今蒙古境内乌兰巴托东，克鲁伦河西）和姑衍山（在今蒙古境内乌兰巴托东），筑台告祭天地神祇，以彰汉军之功。他巡歼匈奴心切，部队前锋最远已纵贯整个蒙古高原，抵达北海，即今贝加尔湖。后世有传说称：霍去病追击匈奴，不肯休兵，将士们问其何时班师，霍去病断然回答：“需倒看北斗！”后，大军露营于野，军士执戈巡逻至其床前，悄悄抬床，轻转方向，并呼：“北斗倒转！北斗倒转！”众士卒不辨真伪，随之鼓噪。霍去病梦醒，见北斗的方向确与睡前反，遂令班师。这当然只可作故事听听了。
卫青、霍去病先是在西线共同摧毁了匈奴三大集团中的右贤王集团，然后又在“漠北大战”中，分别在中路和东路，横扫单于王庭、马踏左贤王主力，令匈奴两大集团一蹶不振。相比之下，霍去病获得的战果，还远在舅舅卫青之上。为表彰这位22岁的青年将军，汉武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并特加封他们为大司马，令霍去病秩禄与卫青相同。随他一起出征的李敢等各有封赏，其中，北平太守路博德封邳离侯，北地都尉卫山封义阳侯，票侯赵破奴、昌邑侯赵安稽，都“益封三百户”，连匈奴降王复陆支、伊即靬也分别封为杜侯和众利侯。此外，“渔阳太守解、校尉（李）敢，皆获旗鼓，赐封关内侯，解食邑三百户，敢食邑二百户。”
在卫青、霍去病建立不世之功的时候，在李广的儿子李敢也获封为关内侯的时候，老将军李广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司马迁一向崇敬李广为人，用他的笔为李广写下了《史记》中最慷慨、最动情的列传，他甚至为了替李广的孙子李陵“打抱不平”而获罪受辱，遭受腐刑。他的好友在卫青军中效力，或许也会向他谈起卫——李之间的所有纠葛，这个人，就是《报任安书》中的任安。所以关于李广的死、关于卫——李矛盾，他应该是有很深了解的。
《史记·李将军列传》上说：卫青“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没能抓到单于）而还。”悻悻回师途中，卫青才意外的与“军亡（向）导，或失道，（滞）后（于）大将军”的“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相遇。显然，李广和赵食其贻误了战机，理当受到处罚。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既然李广已见过了卫青，那么按常理推断，他不会不向卫青报告迷失道路、贻误战机的情况。他说得是否详尽，不得而知。但从《史记》文本上看，他和卫青当时都没追究下去，而李广应该也没有什么自责的表示，就回到了自己的军中（“还入军”）。
此后，矛盾是怎么激化的呢？《史记》中《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记载略有不同。
《卫将军骠骑列传》上说：“大将军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就是说，卫青是按照规定，准备向汉武帝递交详细的作战情况报告，才让负责文案的长史去找李广了解情况。这其中有一个“责”字，大概说明这次下工作组调查，确实有追究问责之意。从事后汉王朝对右将军赵食其“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的处置看，李广和赵食其的罪过确实不轻，身为三军统帅的卫青职份所在，不可能稀里糊涂地既不追查清楚、也不作交代明白。
而《李将军列传》上的说法是：“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拿着酒饭送给李广），因问（李）广、（赵）食其失道（迷路）状，”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是卫青的问责并非那么凌厉逼人，反而先给李广送去酒饭，这应该是比较婉转了。二是卫青的问责，并不针对李广一人，赵食其也在问责之列，因此我们可以看做是一次必要的例行调查，而不含个人恩怨。三是卫青以大将军身份，在未能完成全部作战任务、心情恶劣的情况下，对贻误战机的李广、赵食其还是耐心说明了问责的原因，即：“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这是合情合理、尽情尽理的，不如此，他怎么向那个无比精明狠辣、无比寡恩薄情的汉武帝交差呢？假如当时霍去病的胜利和得宠，真的对卫青有所刺激、有所威胁，那么卫青就更有必要先从李广、赵食其那里了解相形详情，再一五一十向汉武帝回报了。说到底，卫青、霍去病、李广都是在同一专制权力的笼罩下艰难生存的，彼此换个位置，不也要这样做吗？
但是，李广对此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卫将军骠骑列传》上紧接着“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就是三个冰冷的字——“广自杀”。
《李将军列传》上的记载要稍微详尽一点：在卫青派人调查情况后，先是“广未对”。这可以理解为李广默然无语或无以答对，但更像是李广不予理睬或拒绝交待。也许是因为李广天生就讨厌文牍往来那一套规矩，《史记》曾记载过，他一向是“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的；也许，他根本就不愿意搭理前去问责的工作组“刀笔小吏”们，这不奇怪，他对那些“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跋扈小官僚、嚣张真奴才，向来痛恨。
总之，李广这个态度显然激化了矛盾，也刺激了卫青。于是，“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显然，卫青也有些动气了。身为三军统帅，他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李广前来做出汇报，这是无可指责的。卫青是比李广晚一辈的军人，出身远不如李广光明正大，拥有的权利、建立的功业、获得的恩遇却天差地别，这是否决定卫青天性中隐藏着深深的自卑和严苛，而李广天性中隐藏着深深的自傲和不服，而两种天性是否又必然构成天然的“嫌怨”？再猜下去，不是变成心理学病例分析，就是变成阴谋史学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卫青与李广谈不上私怨，但也谈不上私交，彼此本不在一条道儿上。而在卫青担任军事统帅期间，李广更从来没有真正出色地完成过战斗任务。应该说卫青对李广的处分，还是留着情面的。联系到卫青处置苏建时的作法，他似乎也不是一个勒逼苛待部属的长官，所以，在李广问题上，看不出卫青有什么失误，或私心。
从文本上看，后来李广和卫青还见了一回面，他对卫青的回答，近乎赌气：“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然后，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军中，这才有“至莫府，广谓其麾下”的那番话。
李广的原话是：“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我意译一下原文，且供诸君玩味：“我李广从少年时起，就一直和匈奴血战，大大小小打了七十余仗。如今，我有幸随大将军卫青出战匈奴单于，本来是可以抓住这个战机建功封侯、达成心愿的，而大将军偏偏又调我的部队离开主攻方向，走远道迂回策应。可我偏偏又迷失道路、未能参战——这不是天意不让我封侯吗？我老人家都六十多岁了，绝不去和那些刀笔小吏当面对质，承受侮辱！”
然后，“引刀自刭。”
李广就这样死了，“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
李广死了。在封侯理想彻底破灭后，他不堪与“刀笔小吏”分辨，更不愿意向皇帝乞求。他的死，那么高傲，像一头老迈的猛虎，宁愿回到深山，饿死在草丛中，也不愿意被人养在动物园，靠吃派发的碎肉渣子玉米粥延续生命。
是耶？非耶？我想，这大约比较接近司马迁的原意。
每次读《史记·李将军列传》，我都会想起赫尔曼·沃克的名剧《哗变》，想起北京人艺朱旭先生饰演的那位和整个美国一起走过战争、承受艰难、以致扭曲和丢失了自我的老舰长魁格少校。是魁格少校，让我产生了用精神分析理论剖析李广之死的想法。
对李广的精神分析，基于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以及其中的性格因素。
他这个人，“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他喜欢战斗，好勇斗狠，不顾生死，射杀敌人时，追求箭无虚发，不冲到距敌数十步不发箭，正是由于冒险轻进，他也多次陷于敌中，血战得脱。没有匈奴可打的日子，他就去打老虎，听说哪儿有老虎，一定要亲自去射杀。在右北平当太守时，他已年近花甲，还去和老虎玩儿命，“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有一次他看到草丛中有只虎，一箭射去，结果“平明寻白羽，没入石棱中”。一般人见此，哈哈一笑也就算完了，但他不算完，张弓搭箭对着石头一个劲儿猛射，却怎么也射不进去了。那情景，挺“石光荣”的。
喜欢战争、喜欢打猎的李广，对政治一窍不通。当年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他随周亚夫军出战，他冲入敌阵，夺取敌军旗，威名大震。梁王赏给他一颗将军印，照理说，陟罚臧否出于天子，这是为官的常识，可李广想都不想就接了印。这是个明显的“犯规动作”，因为梁王是汉景帝的弟弟，也是皇位的最大竞争者，朝中确实有一股势力闹着要拥立梁王。李广政治上的不成熟，惹得汉景帝很不高兴，故他虽有军功，不获封赏。而他依然故我，尤其不能忍受“权力宵小们”的欺凌。他赋闲期间，饮酒夜归经过霸陵亭。霸陵亭尉和我们常见的恶霸城管一样，以宵禁为由不让通行，还大声呵斥李广。李广的随骑说：“这是前任的李将军。”那亭尉犯狂耍混，说：“‘神马’前任将军！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行！”不但如此，还派人扣留了李广等人，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汉武帝重新启用李广为右北平太守。李广向汉武帝请求带上这个霸陵亭尉一同去上任。结果，一到军中，李广立刻就削了这势利眼狗官的脑袋。
李广像藐视权贵一样，藐视“规矩”。他身为大将，带兵简约，不尚虚文，行军也没个行列，驻扎也不派哨兵击刁斗戒备，可将士们居然还特别服他，哪怕不能得到功劳奖赏，也愿意追随他。其实，他拙嘴笨舌的，像一个老农，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和部下射箭赌酒。有了赏赐，他就分给部下，因此他家无余财，也不置产业。他爱兵如子，身先士卒，与士兵同吃同饮。行军打仗时，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近水边；士兵不全吃到饭，他一口不食。
唯一让他惦记着的，就是立功封侯，这是他生命的最高追求。在无数次错失良机后，他甚至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因此，他才去找那个懂“望气算命”的家伙王朔。他问王半仙儿：“自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李广说得也是，别讲别人，就说他的堂弟李蔡吧，能力声望远不如他，但俩人一起参军，一起“提干”，后来李蔡离开战场，调到“中央”当了办事人员，再后来，居然当上了丞相，还早早获封安乐侯，这事搁谁身上，也会想不通的。
那个王朔当然也解释不了，就反问李广：“你是不是作过什么值得追悔的事？”这话足证敢姓王名朔的，都很狡猾。试想，为官带兵大半生，谁能没做过点儿后悔的事呢？
可李广很认真，翻着眼皮回忆一番，说：“唉，我作陇西太守时，羌人造反，我诱降了他们八百多人。但是，但是，但是……当天我就杀了他们……”
王朔马上接过话头：“你看你看，我说嘛我说嘛，杀降罪莫大焉，这就是你不得封侯的原因。”
我想象，王朔的话，一定像一块不化的冰砣子，坠在了老将军的心中。
赫尔曼·沃克在他的名作《哗变》中，塑造了一个性情偏执、年老固执的军舰舰长魁格少校，他在军舰遇到危险的时候处置适当，被他手下的年轻军官解除了职务。年轻军官是拯救军舰与全舰官兵生命的英雄，还是哗变犯？美军军事法庭对此进行了开庭审理。犹太籍辩护律师格林沃上尉深深知道：“当纳粹想跨过大海占领美国，把我妈格林沃老太太烧成灰做肥皂的时候，正是魁格舰长他们这一代美国军人在和纳粹战斗。”但在庭辩中，他不得不设置另一个论辩前提：战争摧毁敌人，同样摧毁着自己，哪怕他站在正义一边，哪怕他是个战场上的英雄，也难逃人性被摧毁、性格被扭曲的结果。格林沃律师使用了一个精神分析学的名词，叫“带有类偏狂型特点的强迫性人格”。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疾病，具有这种心理疾病的人，通常总是需要在生活中寻找某些缓解精神紧张的发泄渠道，以释放压力，获得某种心理补偿。而常见的释压渠道，一个表现为行为上的偏执偏好、固执己见、处事极端、自尊狂妄、自我期待甚高而自我评价不切实际，即所谓“类偏狂模式”；另一个，就对事业成功的追求达到极致。赫尔曼·沃克甚至通过格林沃律师的嘴巴半开玩笑地说：所有美国军人都是如此。
李广无疑是一个战场上的英雄。他创造了战争的奇迹，战争创造了他的病态心理。他在战场上太久了，回归现实，回归官场，回到与命运独对的暗夜，他无疑正被“带有类偏狂型特点的强迫性人格”心理疾病所折磨。从他的行为方式上，我们能看到比较明显的“类偏狂人格模式”的迹象。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更残酷的是他清楚地看到：一连串的作战失利，和无可挽回的苍老，毁掉了事业成功、建功封侯的最后一丝可能。
两个可以缓解精神压力的出口，一个已经彻底堵死，一个正把他放逐到深渊。我非常不情愿地作出如下想象：李广自尽时，是清醒的，也是迷茫的。清醒，在于他看懂了现实的无情。迷茫，在于他至死也无法摆脱命运的纠缠。他不是死于作战失败，更不是死于卫——李矛盾，他死于漫长的战争，死于心理的失衡，死于愤怒、绝望，和无奈。
这就是我对李广的全部猜想。
关于李广，还有一道余波。李广的三儿子李敢因父亲的死而迁怒卫青，他居然找上门去，对三军统帅大打出手。这简直是犯上作乱！但受了伤的卫青居然没有追究，在汉武帝面前，他甚至极力掩盖这件事，而不使李敢获罪。这并不说明他理亏心虚或者天生好脾气，说到底，他也是军人，也走过了残酷的战争。对于李广的死，他理解，亦同情。
反倒是霍去病年轻气盛，替舅舅抱屈。一次，汉武帝命他和李敢等陪着去甘泉宫打猎，霍去病居然借机一箭把李敢射死了。汉武帝呢？他自然知道其中的隐情。但他决定抹稀泥，对外公布说：李敢是被鹿顶死的。
李广、李敢父子死后不久，霍去病也死了，终年仅仅24岁。
关于霍去病的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上的记载并不复杂：“去病……元狩六年薨。”那么，他是怎么“薨”的？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有如下文字：“光（指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未死时上书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无后……’”也就是说，霍光认为、或起码他公开承认：霍去病是病死的。
由于记录过于简约，后人对此有所猜测推想，也属正常。比如，猜测“漠北之战”中，匈奴人将病死的牛羊埋入水源，酿成瘟疫，而霍去病因此染病殒命。这似乎于理有不通之处，不论。另有说法是霍去病杀死李敢后，跑到朔方城避风头，途中染病而死。这更无原始记录支撑，属于想象，亦不论。还有人沿用“帝王——功臣”模式，解释为汉武帝鸟尽弓藏，或说汉武帝担心这个二杆子内甥继续给他惹是生非，乃痛下杀手。此属于“民间经验性读史”，毋庸论。另有人说是卫青嫉妒外甥霍去病，出手暗杀了他。这属于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看坏了脑子，无需论。甚至有人说：卫青和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的男宠，他们互相争宠，自相残杀。这，这，这，这我就更没法论了。
我冷眼旁观，觉得国人对于宫廷斗争，有一种特殊的、持续不断的兴趣。为什么国人对此特别“上瘾”？我妄说一句，这有点儿像夫妻生活寡淡的干涩男女，对偷窥和传播他人桃色新闻特别“上瘾”。实在说，国人从来没有过真正独立于权利体系之外的意见表达，他们的经济生态可能千差万别，政治生态却超常的一致，他们其实大部分时间既没有独立的政治见解，也没有彻底的权力诉求，所谓民众的关注、参与和意见，大多数时间里仅仅是对最高级别的、最隐秘幽深的权力斗争的猜测。即使在最专制黑暗的时代，人们也会通过“道路以目”的那一道道“目光”，传递着对高大宫墙内风吹草动的猜测，那里面，无论“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无论是大风起兮云飞扬，还是风吹稻花香两岸，都牵动着所有人的敏感神经。于是，充满阴谋味道的宫廷戏，几乎成了国人全部的“历史经验”，无宫廷、无阴谋，则无政治、无历史。
其实，“阴谋论”是“经验性”的，在一个有2000多年中央集权宗法专制制度史的国家，“阴谋论”总能在活的历史过程中找到佐证。而且，它有一个自我复制的能力——经验成为范本，范本决定选择。前朝的阴谋，成为后代“资治”的“通鉴”，和读史的路标。它甚至还可以分成不同层次地产生广泛影响，大到庙堂筹策，小到单位纠葛，甚至细入兄弟析产、妇姑勃谿，概莫能外，于是，阴谋成为文化，成为文化中最阴暗、最低劣，却也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就如同低端的老鼠、虱子、跳骚、蟑螂，生命力远强于高端的剑齿虎、猛犸象甚至大熊猫。
但“经验”的致命之处，在于它即使一条条、一次次地被史实印证，但终究无法覆盖全部历史。所以，它绝不具备真理的品质。历史，毕竟不可能是一个阴谋接着一个阴谋的电视连续剧，它应该有、而且必然有自己的运行路径。而要论证这个路径，唯一的条件，就是证据。没有证据，不一定真的不存在，因为我们获取证据的手段毕竟是有限的；但历史的真实肯定不依我们的“获证手段”和“判证能力”而存在。不依赖证据的妄加揣测，也许很丰富、很热闹、很煽情、很文学，但也肯定很胡闹、很扯淡、很没品、很不历史。而且，我一直坚持：即使让历史依旧保持混沌，也强于用猜想钩织假象。让古人在坟墓里安静地睡觉，躲过我们这个浮华和浮躁的时代，有什么不好？
好了，打住！你这个爱得罪人的家伙！
回头说霍去病，在没有任何新的直接的史料记载出现之前，他的死只能有一个结论：英年病逝。他死后，“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子嬗嗣。嬗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而薨。无子，国除。”这是《汉书》的记载，《史记》与之不同的是，记载了霍去病的儿子霍嬗死后，谥“哀侯”，因为无子，霍去病的直系就此断绝了。所谓“国除”，就是取消了他们世袭的封号，一切“归零”。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漠北大战，令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但远没有真正灭绝。而对汉王朝，也是一场代价甚高的“皮洛士式的胜利”，为准备漠北大战，汉军调集征用的14万匹战马，归来时仅剩3万匹。从元狩元年（前122年）到太初二年（前103年）的16年间，匈奴与汉朝没有大的战事。但此后，双方战乱又起，看不到尽头。匈奴与汉王朝，谈和亲、派使者、讲条件，然后再不停的翻脸。汉匈两民族，似乎重新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这足以证明战争手段并不是解决汉匈矛盾的钥匙。汉匈间复杂的“历史过程”还没有结束，一切都需要等待——就像一个妊娠的母亲，性子再急，盼子之心再切，生下个儿子的意愿再正当，她也必须等到280多天后，才能听到儿子的嘹亮初啼。
据载，汉武帝显然知道自己必须继续和匈奴缠斗下去，漠北大战后，他确实准备继续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但“汉方复收士马”积极备战，却传来霍去病去世的消息，新一轮对匈战争，就此告寝。加上汉武帝“又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为了再次赢得战争，多年后汉武帝甚至按照“皇后卫子夫——将军卫青”的模式，完成了一次“皇妃李夫人——将军李广利”的重塑。但是新国舅李广利可不是老国舅卫青，这个蠢材没给汉武帝带来任何值得夸耀的胜利，甚至可以说汉武帝的对匈战争虽然在卫青、霍去病时代一度取得确定性的胜利，但最后还是在李广利等一干蠢材手中，以失败告终。汉武帝的继任者，继续遭受匈奴的骚扰，北方一直没有消停过。直到匈奴内部发生动乱和民族分裂，或内附南归，或西迁远遁。战争与和平，像钟摆一样不停，只不过有时振幅大，有时振幅小而已。其变故之多，难以尽述；其时间之久，数百年而不绝矣。
这就是我强调的所谓“历史过程”不受外力终结的原因。
霍去病死后十余年，卫青也死了。卫青的死，比李广、霍去病拖沓很多，其中的不爽，也多得多。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卫青和当年做骑奴时的女主人、汉武帝的姐姐长公主的婚姻。
先让我们作个有趣的假设——假设皇后卫子夫与丈夫汉武帝刘彻同龄（实际上卫子夫的年龄很可能更小），而汉武帝的姐姐的年龄一定大于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大多少？算不出来。卫青“尚”长公主应是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之后。依据上述假设，汉武帝最少41岁，卫青最高不过40岁，而长公主最少也应该42岁了。话说长公主的丈夫曹寿得了“恶疾”，死了，不少帮闲为寡居的长公主另找性伙伴。作这个贵族寡妇的枕边人，硬件条件起码是侯爵了。所以她才问：“列侯谁贤者？” 帮闲们都推荐大将军卫青。长公主笑了，说：“这个家伙是从我们家走出去发迹的，曾是我的骑奴，而今能做我的丈夫吗？” 帮闲们都说：“于今尊贵无比。”于是，长公主向皇后卫子夫作了汇报，皇后卫子夫当然会为自己、更为自己的弟弟卫青居间斡旋了。于是，汉武帝下诏，令卫青“尚”长公主，作了自己的姐夫。卫青死后，是与长公主合葬的，他们的坟冢，模样很象当年他率大军征伐的匈奴窴颜山。
但是，“尚”长公主，除了必须陪伴这个40多岁的贵族老寡妇外，也让卫青更深地绞缠在权力斗争的酱缸里。
汉代自高祖开始，皇室斗争就异常激烈，经常是夫妻反目，父子为仇，兄弟动武，女婿要弄死老丈人，加上外戚专权，整个皇室时时刻刻处于紧张状态。汉武帝一朝的内廷斗争，同样一天没有停息，而后期尤其酷烈，几乎所有皇室成员，几乎所有与皇室存在婚姻关系的家族，都置身在这架绞肉机中。汉武帝晚年之所以下诏自责“行事狂悖”，除了他“悔征伐”和“悔求仙”外，处理不好皇室关系，也是心头的一道无法弥合的暗伤。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卫氏、霍氏家族都不能幸免。当时有民谚道：“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卫、霍家族先是因婚姻关系，成为皇亲外戚，然后迅速膨胀，最终惨痛垮台。
必须指出，卫青和霍去病本人并没有参与到外戚争权之中。霍去病早早死了，不说。而卫青，自从他离开战场、离开“汉族的最前边”后，给我的感觉是“有的人活着，已经死去”。面对匈奴、面对战争，这位大将军大司马充满了沉毅、坚定、果决；而离开战争，回归朝堂内外的政治角逐中，所谓大将军大司马不过是一个空衔。而卫青本人，深知其间厉害，他坚持“以和柔自媚于上”，既无野心，也无兴趣；既无办法进取，也无能力自保。他甚至既不结党，也不招揽宾客，因为他知道：“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他的理论是：“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这些事，都是“人主之柄也”。作为臣子，该做的只能是“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否则，“天子切齿”，你的好日子还能有几天？
我曾对几个90后的少男少女说起过卫青的最后岁月。他们的问题是：像卫青这样生活，他能有朋友吗？我愣了一下，回答他们：在专制权力漩涡中沉浮的人，无论地位尊卑，其实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而卫青尤甚。他不但没朋友、没粉丝，而且没喜怒、没悲欢、没爱憎、没苦乐、没是非、没情趣、没笑容，甚至没有儿女私情内帏之欢、没有飞鹰走狗射猎之乐、没有呼朋引类烂醉如泥、没有暗室扪心痛哭一场。在卫青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头中了麻药的狮子。他完全不见往日震慑山林的威风，他蜷伏在长乐宫宫门外的石阶下，承受风雨，担忧雷霆，甚至害怕自己肚皮底下那一小块土地会突然塌陷。一个叱咤风云的男人，就这样在中国式样的“达摩克利斯利剑”之下，恐慌地度过了他的余生。
《资治通鉴》载：征和二年，汉武帝与卫青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起因是卫青的姐姐、皇后卫子夫的儿子，即太子刘据。这个太子性格“仁恕温谨”。当时，汉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任用了很多酷吏）”，而“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对于汉武帝的频繁用兵，太子也“每谏征伐四夷。”这让汉武帝觉得太子“其材能少，不类己”。渐渐的，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都觉得“宠浸衰”，担心汉武帝更喜欢其他儿子——王夫人生的儿子刘闳，李姬生的儿子刘旦、刘胥，和李夫人生的儿子刘髀，所以寝食难安。
《资治通鉴》上没有详细描述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的自危状况，也没有写卫青对此作何表示。但依常理，卫青一定也深深陷于忧虑之中。正因为此，汉武帝才“觉之”，并主动找到卫青“交心通气”。
汉武帝先向卫青阐述了自己为什么严刑峻法、四出征伐，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他似乎在表明如下心迹：严刑峻法、征伐四方的事，并不是一个帝王的执政常态，朕这样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而这些事，朕可以作，后代不可以作，“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而正因为如此，朕才要加倍努力，替后代把这些“脏活儿”干完、干彻底，后人才有可能作“守文之主”，回归常态，执政安民。
接着，他又评价他的儿子刘据：“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至于“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那是完全不必要的，“岂有之邪？”
最后，他要求卫青去皇后、太子那里“可以意晓之”。
听了这番话，卫青当时“顿首谢”。而皇后卫子夫从弟弟卫青那里得知汉武帝的这番表白后，连忙“脱簪请罪”。
这番谈话，似乎是汉武帝对卫青及其家族的一种“政治交待”；其实也是汉武帝对自己执政理念的一种“政治总结”。这次重要谈话发生在什么时候？《资治通鉴》上没有记载。但有些时间的帐，细算一下，才会看出味道。
先说卫子夫最初获得19岁的汉武帝宠幸，有史明确记载是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的春天。卫子夫入宫得幸，使卫青得到了建章侍中的官职；此后，卫子夫封夫人，卫青为太中大夫。而卫青作为车骑将军首次出现在抗击匈奴的战场上，是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正是这一年，卫子夫给汉武帝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就是后来的太子刘据。第二年、即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卫子夫母以子贵，被封为皇后。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7岁的刘据被立为太子。
李贽在《藏书》中专门为刘据立传，上面说：“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太子既长，仁恕温谨，上嫌其才能少，不类己，皇后、太子不自安。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联系《资治通鉴》的上下文意，显然，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才能产生疑虑，是在太子刘据超过15岁的及冠之年后，因为只有在他“就宫”、“通宾客”后，他的所作所为才暴露出性格和才具上的弱点。这个情况，最早的发生时间也应该在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之后。
前面说过，卫青指挥漠北大战，扫除匈奴王庭，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此为界限，卫青除了四年后的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尚”了长公主，没有什么突出的故事，也没有什么突出得到贡献。大约正是在他成为汉武帝的新姐夫之后不太久，汉武帝就开始不满太子，并引出了对卫青的那番“政治交待”。此时的卫青，正当40岁左右的壮年，但皇后姐姐卫子夫与皇帝姐夫汉武帝刘彻之间已出现裂隙，太子外甥刘据在汉武帝的心中地位已开始动摇，尽管问题还仅仅是初露端倪，尽管汉武帝日后为维护太子刘据也真的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在皇帝——皇后——太子的“联合肌体”中，癌细胞已经开始增生，恶化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以卫青对王朝政治的深度介入，以他一贯的谨慎甚至有些阴郁的性格，他不可能不为此忧心忡忡。换言之，他自40岁的壮年时起，就隐隐听到了丧钟的低鸣，就开始在彻夜的难眠中，等待“靴子落地”。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6年），五十岁上下的卫青，在度过了七、八年的惶恐日子后，悄无声息地撒手人寰。死后谥“烈侯”。根据《谥法》“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秉德尊业曰烈。”
遗憾的是：汉武帝背弃了他的所有承诺。15年后的征和二年，巫蛊祸起，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被逼自杀，刘据的谥号竟是一个“戾”字。而卫青的儿子卫伉终于未能幸免，他深深地卷了这场残酷的宫廷内斗中，并为卫氏家族招来灭门之祸。史书记载：“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支属五人为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皆夺国。”
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霍光后来也曾权倾朝野，他废了昌邑王，立了皇曾孙，即汉宣帝。自汉昭帝至汉宣帝初年，霍氏集团占据了朝中要职，总揽兵权，党亲连体，相据于朝廷。可霍光一死，呼啦啦大厦崩塌，霍氏亲戚全部被处死，“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据《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载，不久前，该杂志撰稿人陈旭从二连浩特出境，穿过扎门乌德东戈壁，直插赛因山达，试图寻找霍去病远征的踪迹，寻找“封狼居胥”的明证。但是，“我们搜寻周围的遗迹，看不到任何汉字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与中国有关的物件。1964年中苏恶交，蒙古总理策登巴尔驱逐中国人，执行去中国化政策，影响至今。我们能在蒙古看到清晰的苏俄痕迹，却难觅中国文化的影子。看着居住着21000人、却只有几十栋楼房的赛因山达古城，我忽然觉得，我们是在寻找风的影子，历史像一阵风刮过，而后一切都沉寂了下来，没有几个人知道答案。”
这让我想起那年春上去陕西，专门去了兴平的霍去病墓，看见了冢前那些非凡的汉代石刻。介绍材料上说：“霍去病墓前石刻现存16件，可辨识的石象生14件，其中有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 1.9 米，高1.68米，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
我记得同去的朋友中，有位年轻妈妈，她的儿子17个月大，胖胖的像个小铁蛋。年轻妈妈不厌其烦地指着石像问儿子：“嘎嘎，这是什么？” “嘎嘎，那是什么？”
嘎嘎先生神色巍然，一律断然回答：“狗狗！”惹得大家大笑。
我有些疑惑了。历史写作，就是细究光阴的纹理沟壑，让过往的一切不再含糊混沌；就是分剖是非曲直、明辨头尾毛发，不再笼统而为“狗狗”。
这样的写作，高明吗？快乐吗？需要吗？值得吗？
写完李广、卫青、霍去病，我愈加失去了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