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
——《大学》《中庸》讲演录(之一)①
王岳川
对“经典”的解释是对经典文本“意义”的深层理解和延伸解释。意义表现了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诸多复杂关系。文本是解释者世界的一部分,传统通过文本向人敞开,人也通过理解而向文本敞开自身的历史性。理解经典是经典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理解过程。经典文本的解释存在两个极点:文本一极、解释者一极。把文本作为解释中心可称之为“文本解释”的客观主义,而“主体解释”标举个体主观的阐释活动不太注重文本原意,讲求理解的创见,表现为解释的主观主义。
笔者对待经典的态度是:尽可能地与原文本意或原解释结论相符或趋近,同时阐发文本文化语境及其当代意义,从而使经典文本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增殖。一般而言,经典文本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令后人不断地加以理解和解释,而永远不能穷尽其深层意蕴。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方法是“文本细读法”,我力求通过逐字逐句对经典的解读,尽可能接近经典的原意,然后经过内容阐释而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重要的当代意义。本文的分析将尽量同那些“戏说大话”或者“随口引申”的解说划清界限。
一、作为经典的《大学》与其当代价值《礼记·大学》的“大学”,在先秦时代读作“太(tài)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dà)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它是《礼记》中的第42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见识,在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收集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其中像《大学》、《中庸》等都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意思就是对人们所应当遵守的礼节、仪式的记载。
(一)由“记”上升到“经”《礼记》最初的地位并不太高。
一般而言,儒家经典分成三部分。一是“经”,也就是经典、座右铭、指导思想、纲要等。二是“传”,是对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阐释。三是“记”,仅仅是一种记载。在“经”、“传”、“记”中,“经”最为重要,“记”属于最末。《礼记》就属于“记”,最初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把《仪礼》、《周礼》和《礼记》“三礼”合并为“三礼经”后,《礼记》就从“记”的地位上升到了“经”的地位,变成了儒家的重要经典。其中《大学》、《中庸》在宋代又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由《礼记》中的两篇,加上《论语》、《孟子》合成《四书》,到宋代成为与《五经》并列的重要经典,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历史上看,汉代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到南北朝隋唐时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佛教的消极方面也越来越明显。为反对佛教,唐代韩愈就提出了以《大学》为纲领的理论体系,用《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来抨击佛教中只讲个人修身养性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学说来和佛教对抗。他们开始把《大学》、《中庸》提高到与“六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这些又是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连。
朱熹在《大学》的开篇之前有一段提示,而且是引用他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大学章句》)
“子程子曰”,前面那个“子”是老师的意思,后面那个程子的“子”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意思是说,我的老师程颐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是孔子留下来的书籍(但今天学界认为是孔子门生留下来的书籍),是“初学入德之门也”,就是最初开始学习、读书,进行道德修养的入门读物。接着朱熹又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有一个先后开端和总结的过程,而这个开端很重要,“独赖此篇之存。”《大学》正是进入学问的第一篇,叫“开端入门之学”。
其次读《论语》和《孟子》,最后读《中庸》。这样,学习的人要沿着《大学》所说的次序去学习,眼界必然高,心境必然明。由于读书是循序渐进,最后达到道德修养的境界,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很不错了。由此可知,这个开端是对学生的一个“提示”,表明了《大学》这本书的重要性,《大学》就是进入广阔思想精神域的第一站。
朱熹继承并大大发扬了程颐的思想,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在一起成为《四书》,还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作《四书章句集注》。由于朱熹的贡献,《大学》这篇短短的两千字左右的论文就升华成为了一本重要的书。尽管它很短,但绝不能小看。因为朱熹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朱子语类》卷十四)这就为人们指出了读《四书》的先后顺序,“宜先看”三字说明《大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门的重要的途径。
经过朱熹的努力,《四书》的经典地位逐渐确立起来,并从此开始风行于世。元仁宗皇庆二年,即公元1313年,《四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明朝永乐年间,官修《四书大全》并颁行天下,作为士子的标准读本。科举考试又以它为出题的依据,并以朱熹的《集注》为标准答案。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曾经多次抬高《四书》的地位。从此以后,《四书》成为中国民间最普遍的读本,深深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多年的读书人。
(二)《大学》的作者
《大学》的作者,传统的说法是曾参。一般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而在文笔上,《大学》还没有《中庸》那么成熟,因此《大学》应早于《中庸》,所以,《大学》可能是曾参所作,或由其弟子加以补充。
曾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05年。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学识渊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世称“曾子”,后世尊称为“宗圣”。曾子以孝著称,在《二十四孝》中“啮指心痛”讲的就是曾子的故事。曾子对母亲非常孝顺,少年时家境贫寒经常上山打柴。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怎样招待客人,着急中就咬自己的手指,曾子忽然感应而觉得心痛,感到母亲在呼唤自己,便背着柴迅速回家问清情况,对客人以礼相待。曾参的孝与修身齐家的《大学》思想完全吻合、相得益彰,史料也证明《大学》的作者应是曾参。
朱熹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章句·序》)这表明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与古代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也就是太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有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与大学相对的是“小学”。在中国古代一般是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所谓大学,就是长大成人之学。今天的小学大学之间又增加了“中学”,所以现代人入大学一般是18岁。
“小学”的学习内容比较简单。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章句·序》)学习扫地和如何跟大人进行对话,学会懂人伦礼貌懂进退秩序。除此之外还要读一些修身养性的儿童读物,学会“射”(射箭),学会“御”(驾车),学习算术、书写等。
“大学”同“小学”在学习内容方面有重大的递进和提升。朱熹认为:“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
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大学章句·序》)大学要做的就是“格”、
“致”、“诚”、“正”、“修”、“齐”、“治”、“平”。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二）
标签： 文化
分类： 学术
(三)《大学》的文化心理整合意义
在我看来,《大学》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千百年,但是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在战争、灾难、瘟疫和人的精神生态失衡的状况下,《大学》中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其东方思想的光辉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而映射出来。
首先,儒家思想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一种塑型。因为儒学是向内心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扪心自问”,是进行心灵的反省的“致良知”,是让人拿出自己本真的知觉的精神醒悟。儒家并不是鼓吹让人获得千千万万的财产之后才变成一个伟大的人物,相反,儒家认为,颜回的高尚在于他于清贫之中对道的追求,清贫并不意味着个体德行(道)的低矮。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尊重历史,尊重教化,尊重道义,对今天而言意义重大。今天的社会是一个被西方中心主义怂恿的消费主义社会。在全球化中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人都想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这有正义和合理之处,但消费主义是在超出个体支付能力的情况下,过分地向整个社会攫取,去获得那些非礼之财、非义之财,以及自己永远花不完的钱财,导致多少人因人性败坏而锒铛入狱,使得多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一点上,清贫持重、坚持道义的儒学思想并没有过时,而且很有必要将儒家的“忧道不忧贫”,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思想发扬光大。这对抵制过分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过分的个人主义,都是大有好处的。
再次,儒家思想还特别强调了个体精神修养的重要性,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的和谐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设想一下,哲学家说“他人就是狼,他人就是地狱”。如果每个现代人都变成损他利己的人,对这个社会都疯狂攫取肆意拿来,不劳而获却坐享其成,现代社会还有安宁之日吗?因此,克制自己非分的欲望,去供奉一份公心平常心,通过对自我内在精神美德的光大发扬,去做有利于这个世界和谐发展的事情,当然有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这些都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超越历史的不可泯灭的价值。
最后,还应区分儒学思想中哪些是精华应该继承,哪些是糟粕应该抛弃。大致上说,儒家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儒家又称为原始儒家,孔子、孟子思想,包括《大学》、《中庸》思想是其代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健康、清新、平等对话的思想、“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以及“吾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应该发扬光大,因为这对人类整体都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就包含《大学》的作者曾参本人的诚信品德。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可以说,“曾子杀小猪”的故事体现了先秦儒家质朴清新的诚信思想,这种思想对后世中国人格完善和完成影响颇为深远。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儒家的两汉“经学”中,“经”把儒家思想神圣化宗教化了,诸多问题随之出现。当一种有鲜活生命力的思想———原生态原创思想经过组装改装之后,变成了一种适应当时政治需要的宗教性教化思想时,它错综复杂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儒学思想也开始僵化,而不再具有清新刚健的精神了。到了宋明以后,儒家又变成了带有更多哲学意味的思想,成为很多知识分子所探讨的“内圣外王”之学,并被官方化成为一套禁锢人性的观念规范。在这种观念规范的支配下,出现了一些偏激的和骇人听闻的现象,如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还有像束胸、缠足、守寡(不能改嫁)等。这些消极方面在“五四”时期被大加挞伐。那么,这些消极方面是孔子、孟子的本意吗?显然不是。这些消极方面的出现有多重原因,但原始儒家包括孔子、曾子、孟子等,他们本来的意思是在于完善人性,而非戕害人性。将儒学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都算在原始儒家的身上,无疑是偏颇的。
(四)《大学》的当代精神生态价值
《大学》虽然是古代儒家的思想,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当代价值。《大学是中国人文世界的精神土壤,对民族、国家和个体而言,《大学》的价值又非同一般。
现代“大学”主要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等方面。古代中国的“大学”则主要强调对内在道德心性的开发和完善,所以二者有区别。那么,这一侧重内心完善的大学教育与现代大学并不是冲突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因此,在全球化时代重新阅读先秦的经典,重新审视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这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说明古代思想有其亘古常青的思想魅力。
全球化对东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和东方对全球化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西方人认为全球化就等于同质化,而同质化就是整个世界完全一体化。但是,如果西方人或者是美国人的思想等同于全世界所有人的思想,美国人的娱乐方式、波普文化等于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娱乐方式,西方的所有的思想、宗教都变成全球化,那么这个世界就因其单一性同质性而异常枯燥和乏味。但东方思想家认为,全球化应该有东方的价值和地位。由此,东西方的冲突就出现了。美国的一位思想家亨廷顿曾提出,21世纪将是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冲突。②而中国就是儒家文明的代表。正是由于东方认为全球化应该有其差异性的维度,才让西方人感到东方不再那么温顺,感到东方浩然之气威胁到西方霸权主义。
实际上,思想文化观念正在从冲突对话协商中走向融合和更高的文化境界。在我看来,全球化等于逐渐学会尊重差异性文化,并通过差异进行对话和沟通而获得更高的文化共识。这一良好愿望当然也遭遇到现实的挑战。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自我传统的不信任,过去的经典早已被排斥到边缘,而西方的波普文化、行为艺术、解构思想已经达到狂欢的地步了,进入中国的流行文化更是变本加厉,经典文化彻底边缘化。尽管如此,但我们不能悲观。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只要它们原初产生的思想成果曾经为人类的思想史有过重要贡献,为人类精神的成长提供过有益的精神营养,就值得当代人尊重和不断学习。
文明之所以得以传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能启发当代人解决现实问题。当今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的突出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公布了三个百分之一,情况可谓触目惊心。第一个百分之一是精神病。在过去,精神病出现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现在却是人类的百分之一,这就意味着在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精神不正常、精神失常、精神忧郁。第二个百分之一更为可怕,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全世界已经有六千万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占人类60亿人口的百分之一。第三是自杀率百分之一。第一个百分之一还可以医治,第二个百分之一连医治都不可能,而第三个百分之一就是死亡本身。这些情况说明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存在方式出现了裂痕,我和他人、我和社会、我和世界、我和自我、精神和肉体的关系严重撕裂。为什么现代化现代性给予世界人们的承诺是人人幸福而过上美好的生活,却出现整体分裂的三个百分之一?面对如此之复杂的问题,人类的精神需要真正的文化来疗治,否则人类今后赚得了整个世界,但是他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幸福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重新提出大学的意义问题。大学的意义,古代和今天都在追问。汉代的郑玄说:“大学者,以其记博可以为政也。”这是古代的看法,今天的人们也在探讨大学的意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所谓“大师”就是指那些德高望重、学贯中西、眼光深邃,而且是面对整个世界毫无私心地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的大学者。可以说,现代的大学理想和古代的大学理想有内在相通之处。当然,这种理想也遭遇到现实的问题。今天的大学,学生空前增多,但是灵魂无根问题、精神空洞问题、精神缺钙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重新审视大学的意义,重新塑造大学精神就成为当务之急。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什么叫“天下”?什么叫“公器”?今天,我们有多少学者,有多少大学生心里边还有“天下”这个词?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吗?在这个时候,重温我们的经典,中国经典———《大学》的意义就鲜明地浮现出来。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三）
标签： 文化
分类： 学术
二《大学》“三纲”的历史语境
《大学》的思想固然高深,但必须以细读为理解的前提。细读是一种方法,即通过对具体文本,包括字、词、句、章等加以深刻了解,才能抵达思想的深处。阅读经典不能囫囵吞枣,也不能望文生义,细读保证我们对经典的基本理解的可靠性。
(一)内在品格的自我彰显
“大学之道”有三个纲领,也称“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仅从文字本身还不能透彻理解其内涵,因为文本的意义是镶嵌在思想史背景中的。三纲中的“道”、“德”、“善”是中国思想的关键词。要明白这些关键词背后的深刻精神,需要下一番思想史功夫。
第一个问题是“大学之道”的“道”指的是什么。老子在《道德经》里经常提到“道”,道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其实,道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道”不仅有“道路”这种形而下的意思,还有形而上的意思,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道”,这个“道”已经从形而下的具体的道路升华为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思想。相比较而言,道家更强调道的形而上的意义。此处“大学之道”的道主要指道理、宗旨、规律等。在古代,大学是成人的仪式,15岁入学(今天是18岁),接受成人立业的教育。大学的对象不仅包括大学生,还包括一切长大成人的人。“大学之道”中的“道”指的是办大学的宗旨、方针,读大学的要求和成为大学生的一套自我行为规范。
“大学之道”第一条纲领是“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第一个“明”就是明白、彰显、弄清楚的意思。第二个“明”是明亮的、光大的、高迈的意思。这个“德”是指德性、品德和个人修养。“在明明德”就是要去明白、弄清楚并且彰显人人内心原有的光辉品德。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的本性原来就像赤子之心一样,生下来不是恶的。之所以长大了以后,有的变成了很好的青年,而有的却变成了罪犯恶人,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就在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③。因此,外在环境和人性发展的关系就是大学教育不得不考虑的方面了。
儒家所谈到的人,指出“性本善”,讲的是人刚生下来并不是恶的,长大后的改变是由后天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德行的彰显也是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西方的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探索,其中存在主义就提出了人要面对的四重问题。
存在主义哲学家就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人处于世界当中,他面对四重关系:
第一,人与自我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人成为一棵会思考的芦苇,相信自己通过培养而具有伟大光辉,相信自己能够把握自己。但是,人与自我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弗洛伊德告诉人们,人不是神,人也不是万物的灵长,人恰好还有动物的本性,人的本能使得人充满了欲望,最后人与自我分裂了。
第二,人与他人的关系。自我只有一个,而他人则千千万万。放眼社会,可以说损己利人的人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圣人却很少。人和他人构成了社会的一个维度,但是很多人却破坏这个维度,去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这样一来,人和他人的关系就已然破裂,而不再具有一种合作协作的关系。
第三,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人是具体所指的,而社会则没有具体所指,可以说是全部他人的总和。从小处说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而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或者由众多家庭组成。古代的家庭是“家族”,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家庭。今天的家庭结构变简单了,父母子女几人,而且很多还是核心家庭,独生子女多。于是,这些独生子女都认为自己是父母亲掌上的明珠。但在古代,上有兄长下有幼弟,还有叔伯侄子姐妹等,在这样一个五世同堂的家族里边,要把这个家族弄清楚,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进退,也是非常难的。而从家族扩大到社会,厘定自己的位置则更难。
最后,人与世界的关系。康德说:在我的头上有满天星空,在我的心中有道德律令。今天的世界不仅有中国,不仅有汉语经典,不仅有儒家经典,还有佛家经典、道家经典,还有西方经典,还有各类的英语、法语、德语等。世界之大,难以穷尽。人总是无法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不仅太大而且变化太快。
儒家找到了一种面对世界的良好方式就是“明明德”。面对这四重天,去把自己内在的光辉发掘出来。《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通过良好的教化、修养、陶冶之后,能够把内在清净无染的本性发展出来,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为了将人性内在的光辉发扬出来,或者培养光辉的人性,就要克服环境的恶劣影响,这样才能把每个人心里所有的光明德行激发彰显出来。在我看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启蒙,去洗掉那些蒙蔽心灵的赘物和虚假的东西,而把美好的德行开启出来。
(二)推己及人的公共意识
“大学之道”的第一个纲领“明明德”,主要强调的是自我启蒙。第二个纲领是“亲民”,对“亲
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亲民就是亲近人民,程颐认为“亲,当读作新”,朱熹继承程颐的观点,认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大学章句》)而从《大学》后面的内容看,“亲民”应为“新民”。
“明明德”意味着当人明白“大学之道”,应进一步去启迪自己而去掉杂欲,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而“亲民”则告诫人们,通过自我完善而获得的心性提升成果不能一人独享。因为知识权力告诉人们,知识不能独享,一旦人经过自我启蒙获得了刚健清新的人生境界后,还有去除其他人之“蒙”的义务,从而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去掉蒙昧,走向新生。这就是“亲民”的精神,就是强调要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内在的心灵蒙昧而变成新的人。这种推广及人的启蒙,正是知识分子和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大学不是“独善”,而是“兼善”,不仅让自我变得更加完美,而且也让天下更为完美起来。有这一批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不断去发扬这种“明明德”精神,就会让这个正在被污染和蒙昧的世界变得更加清洁美好。
但是,做这样的启蒙大事是很难的,其难并不在于启发自己,而在于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他人的思想之难,而变成他人认可的思想则更难。当面对一些人,他的内心全是固若金汤的偏见,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春风化雨的教化,他过分坚持自己、自我、固我、本我的东西,处在一种顽固不化的想法禁锢之中。面对这样的人,教化就显得非常难,而生硬地去教化就显得教者缺乏人性。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却比比皆是。比如,现在有多少儿童的学习成绩,不是父母亲打骂出来的呢?④为什么要打?这说明连父母亲去推己及子的春风化雨都如此地难,而进行普遍的大学教育当何其难哉!所以,当人们在否定知识分子启蒙功能的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启蒙做得还很不够。这个启蒙是双重启蒙,先启蒙自己再启蒙他人,即先要“明明德”,才可能去“亲民”。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四）
标签： 文化
分类： 学术
(三)止于至善的高妙境界
“明明德”讲的是自我启蒙,而“在亲民”侧重于推己及人。第三纲领是“止于至善”。此处的“止”是一个关键词。一般来说,止是停止、终止。但在这里,对“知止”的理解有其难度。只有当一个人有很高教养之后才能做到“知止”。“知止”是对自己的很高要求———知道进退、知悉厉害、去掉杂欲、有所不能而有所能。这个“止”的意思是说人的目的是要达到最高的善,抵达人生最完善之境,不达到极为高妙的境界就不能停止追求,即使达到好的境界也还要精益求精。
显然这是一项很难做到的大事业,其难在两个方面,只要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并循序渐进,就能达到至善。首先,要知道什么不能做,这就是那些不善的事情。第二,要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就是去做那些善的事情。这看似简单其实很难,人们总是在最简单的道理面前犯错误。要避免那些不好的,要去做那些好的,就是强调自己清醒的判断力、坚定的意志力。正是因为有了清醒的判断力,人才会有所不为而有所为,有了坚定的意志,才能达到至善完美。
至善不仅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做事业的要求,它弥漫在整个社会当中,成为人们内在的尺度。在今天的商业时代,生产的质量要止于至善,服务也要止于至善。众所周知,德国产品的质量非常好,奔驰、宝马等都是高质量的轿车。其原因就是德国人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甚至这种精益求精已经到了古板教条不容通融的程度。一辆宝马车在出厂时,检测人员在车表面漆上发现了比芝麻粒儿还小的一块不太平的油漆,就要重新刮掉全车油漆重新做。在很多人看来,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敷敷衍衍就可以了。但德国人从不敷衍随便,就是要把所有漆去掉重漆一遍。连对一小块漆都如此的认真,那对机器、机件、传动机当然是精益求精了。
(四)循序渐进的精神跃升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说要把内在的欲望去掉,从而彰显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及天下的真正的友善思想,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这是历经岁月而不减其光辉的难能可贵的思想。而实现这三个纲领有其具体做法。其具体的做法又有重要的几条规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知止而后有定”中的“知止”是说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强调要心
静、心止。“止”非常关键,除了止其所当止以外,“止”还有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停止在事物的边界上,停止下来以后,将其变成可以居住栖息之地———“至善之地”。之所以要“止于至善”,不仅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至善当中。“定”是说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后意志才会有定力。
“定而后能静”是说意志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静,才能安静下来。“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今天刮东风就往东跑,明天刮西风就往西跑,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浮躁的、随风飘荡的人,这就是没有“定”。定力极为重要,因为定了之后心才能清静下来。之所以要清心是因为内心的余念、杂念太多,人在社会上就会变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结果就是出现内在的一些疾病,这个疾病表现出来就是妄动。妄动就是不按规律去动,不顾现实条件去动,执意按照自己的躁动之心奇思怪想去动,甚至是超越了现实的条件去乱动,不懂进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给自己定位,其结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险,这是儒家所不愿看到的。所以,首先要有意志的定力,然后内心才能清静而不妄动。做到心不妄动,在环境当中才会处于一种安适的状态,即“静而后能安”。安适的状态是一种安逸、舒适、激发自己的灵感和创造力的精神状态,这不是一般的“随遇而安”,因为随遇而安仍然是局限而被动的。这里的“安”是指一种主动行为,是主动去寻求的安适的状态。只有心不妄动,身不妄动,才能达到心安理得的状态。但是,人要做到随遇而安,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而做到心安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更何况去主动地克服环境获得安。能安之后,人才能够处事有度、思虑周详,即“安而后能虑”,而且一旦定下来就不再变,能够思思考问题各个方面而达到至善的境界,这样就会有所得,即“虑而后能得”。
这就是儒家所谈到的几条具体的达到纲领的知行方法,循此步骤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事情往往是这样:浅者不觉其深,而深者不觉其浅。看上去容易的事,做起来却很难,但并不意味着没人能做到。这里可以提一下德国哲学家康德,尽管他不是儒家。康德在《伦理的基础》中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不许撒谎”。“不许撒谎”的“不许”就是“止”,“不许”在这里是一个绝对界线。于是,有好事者就问他,如果杀人犯逼上门来,要你康德老人交出朋友所藏的地方,如果你不撒谎,把朋友交出来,那你岂不就是一个助纣为虐,跟杀人犯同谋的人吗?康德痛苦地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说“不许撒谎”。别人不明白,就问为什么他说,如果是为了救朋友就撒谎,看起来这个事情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撒谎”变成了“人类本性”如果“撒谎”变成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么你今天撒了谎,明天就要用十个谎去圆前面那个谎,后天就要用更多谎言来使前面这十个谎自圆其说。这样一来,撒谎就变成了人类的本性,人就变成了一个“撒谎的动物”,这就很可怕了。所以,康德坚持“不许撒谎”!这“不许”就说明了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原则可以出卖“不许撒谎”就是对人的“至善”的高要求,这是深刻体现了他的心定、心静、意志力、思虑周详和精神最高境界。在康德看来,这一次他的朋友因为他不撒谎而死了,但是他维系了人类的不撒谎的权利和尊严。这就是“不许撒谎”的深刻意义。
“定”、“静”、“安”、“虑”、“得”都是一种精神的、意志力的内在规范和秩序。但是现实的很多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常常有一些外在特例。虽然思虑周详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但是同样会有问题。美国法律上曾出现这样一件轰动性事件:一艘船在海上航行遭遇风暴,船上有一名船长、七名水手以及八十多名旅客,由于超重,船马上就要翻了,船上能扔的东西都扔到了大海里,但还是超重。为了保证更多人的生命安全,船长决定把八名胖旅客扔进大海,然后船终于顺利地靠岸了但一上岸,船长就被起诉为一级谋杀罪。这就是一个本体问题。当你自己思虑周详想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局面时,它可能触犯了另一部分的东西所以《大学》里所谈到的关于几个达到纲要的步骤,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正惟此,更需认真地去做。
法庭上的辩论使得双方争论不休,一部分人认为这位船长正是出于深刻的人道主义,所以他灵活地以最小的牺牲换来了更多人的生命。但是那八位去世的旅客的家属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根据的是另一条原则———一个人没有任何权力去判另一个人的死刑,没有任何权力让另一个人去死因为这在人性的天平上是不合法的。在我看来理论和现实的问题都需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任何理论上的要求都有一个适用范围的问题。如果从儒家观点来看这个事情,或者从那些经过自我启蒙而有觉悟的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可能会认为应该让那八位船员自己跳下去。但是如果船员跳下去了,那船上的八十几位旅客,肯定就会葬身大海。我认为,儒家所主张的去掉杂念,彰明本心,寻得定力,然后思虑周详,最后达到完善境界,仍然是一种不错的,人们可以遵循的原则。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段话主要强调“溯本正源”。人总是被一些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东西左右,而忘掉了真正的本原性和根本性所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说明事物有本根,也有末梢,事情总是有开端,也有结束。“知所先后”是说认识有一个先后顺序次序。“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强调,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知道开端与终结,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本原什么是末流支节。这是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让人明白本心,然后去知道社会世界秩序的真正的方向,最后知道事情的路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根本,才不会本末倒置,才不会去坑害他人,同时也不再去醉心于蝇头小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否则,就像《圣经》所说:你获得了整个世界,你获得了天底下所有的金钱,而你失掉了灵魂,你还剩下什么呢?你怎么去赎回你的灵魂呢?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五）
标签： 文化
分类： 学术
三 《大学》的“八目”方法论问题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个纲要必须配以具体的步骤,这就是“大学”的“八目”。
(一)内在修养的人格境界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一段话中的“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是很重要的关键词,也表明了八个层次。这八个层次形成一个由外到内的谱系:“天下”、“国”、“家”、“身”、“心”、“意”、“知”、“物”。相应还有八个动词,“平”、“治”、“齐”、“修”、“正”、“诚”、“致”、“格”。这八个动词非同一般,意思值得深入探究。在八目中,“平天下”、“治国”、“齐家”可以说是一种“亲(新)民知识”,通过启迪民众的智能,把自己所体会到的东西传播到天下去。这是对外的一方面,对内的方面是修身。如果说前面的外是外王,那么这个内就是内圣。“修身”主要强调言行的一致、言语的谦恭、行动的合乎规范。中国人历来都强调修其身、正其身。⑤
“修身”之后是“正心”。“正心”并不容易把握。心正不正不能从表面看出来,即使有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心正也不能完全相信。人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知心”之难。知心之难也就是在于不能把握那颗心到底正还是不正。儒家讲究的“正心”就是让自己做到问心无愧。“正心”的关键是“诚意”。“诚意”有多方面的要求,其中真诚性、本真性、真血性,这些“真”是“诚意”的关键所在。“致知”是指“凡一事不晓皆为耻”,要尽其所能去把握外在世界的各个方面的知识以全面提升自己。“致知在格物”,在古代“格”有多重含义,今天只保留下来部分含义,比如“格斗”这个“格”,就是指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推举开。除此之外,“格”还有另一个意思是“穷极”,即对事物的方方面面尽可能精微地加以了解观照,并去把握它。“格”的意思就是指去掉那些遮蔽眼睛的表面现象,看清楚事物的本质,这就叫穷极观照。这个“格物”在古代被人说得很玄,或者很形而上,其实,“格”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去掉事物的表面现象,对它加以深度把握,穷极观照它的真实的本质。“格物”就是要排除那些虚幻的、引你走入歧途的东西,去把握真实的本质。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中的“八目”,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因为《大学》后面的章节都是在阐释这“八目”,阐释如何通过“八目”的修行,而达到“三纲”的最高境界。在中国人看来,《大学》的“八目”有着很深的思想关怀和人文意识,并没有过时,绝不能说这“八目”是一种封建迷信。“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并不都是过时的东西,它可以在当代引导人抛弃虚假的消极的自我而走向真正的善良的自我。⑥
“格物”就是尽可能去把握世界的本质。“致知”就是自己去掉蒙昧,变得智能起来。“格物”“致知”之后使自己“诚其意”。“诚”极为重要。“诚意”之后是“正心”。此时的“心”就如同一块透明的翡翠,一块珍贵的宝石,经过了纯净心灵、陶冶精神之后,才可能在言和行上达到君子所具有的合度与规范,才可能以这样的君子风度去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
家是国家的最小细胞,家是个体安顿自己身体的一个基本单元。没有家,人将漂泊无依;没有家,国将变得不稳定,所以人们总是期望“家和万事兴”。因此,儒家把进退有序、长幼有序的“齐家”看成是一个人成年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家族里边要言行规范,要能够齐家。
人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要参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首先就是家,然后是国,而修养或责任的实施也是由“齐家”到“治国”。有的人会认为,治理国家与个体没什么大的关系,而是那些当领导的人去治理的。这种看法是偏颇的。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正说明天下的事国家的事不是和个人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如果国将不国,家何为,人何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国与个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
在我看来,《大学》的“八目”尽管产生于历史语境之中,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它对心性之学的强调,对诚实、心诚、心正的强调,让人见小利、见大利而不为、不贪,这些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很多人并没有重视自己的心性教养和自我修养,而是贪婪无比、肆无忌惮地投机钻营,费尽心机地去钻制度的空子、钻法律的空子以中饱私囊,最后的结局就是被“绳之以法”。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六）
(二)“内圣外王”的批判性思考
可以说,今天的新儒家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是一种拯救人世的努力,但也有问题。因为“内圣”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大方面的内容,都是跟自己个体相关的,这叫“内圣”之学、修养之学。这五点很重要,但却不一定能够开出“新外王”。“外王”就是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能开出“新外王”比较困难。因为,前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强调的是心性调养、自我陶冶,因此修身是一个自我提升、灵魂净化的过程。这一点很多人都会认为是不错的,但是要说道德很好了就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看来可能至少是不全面的,因为社会并不仅仅包含个体的方面,还包括制度的方面。一个灵魂再好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制度,他的好就不可能被他人接受,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形成平等对话,这个社会也不能达到良性循环。所以,人类仍然需要具有公正性、合法性的制度,制度的建立仍然是必要的。因为用心性只能起到陶冶心性的作用,但并不必然开出新外王。教育可以直接影响人的心灵和道德,但教育不可能直接影响这个社会。我认为,从内心进行教育就可以对政治有直接的影响还是太理想化了。在这一点上,新儒家有他们的局限性。
但是制度好了,并不意味着无论什么样的官吏,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治国。尽管我们拥有了一个健全良好的制度,并不意味着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安排社会生活的方式,一个健全良好的制度确实可以遏制人不犯罪,可以遏制人不因小失大,可以遏制人不去懒、馋、占、贪、变、败,但是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如此。在一个人自己内在教养不严的情况下,也就是“内圣”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他身居高位,很可能会以制度的合法性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情。所以我也不同意西方只要制度好了,这种制度就天然地保证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治国。这样的看法同样是偏颇的。在东方的强调心性陶冶和西方的强调制度方面应该形成互补,应该进行和谐对话,而不要形成二元对立。应该说,一方面个体需要提升,灵魂需要净化,另一方面制度需要加强,由此使得制度和灵魂成为一种互动的圆融的和谐的模式,而这就是解决未来天下太平、人类和谐的关键。
(三)格物的精神指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序谈了一遍之后,又反序地谈了一遍,说明八目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当你穷极观照那个物,你就可以获得一种智能。当你获得了一种智能以后,你的意志可以正平。因为只有智能的人才可能剔除内心的私欲,尽可能地使自己公平、公正和善良。一个蒙昧的人,你要求他的意诚,他可能会诚,但是你要他完全消除私利却不可能。意诚才会心地端正,心地端正才会言行得体、修养合度。这样才可以让整个家族生活整齐、规范、良善和和谐。有了这种能力和品德,就有资格服务社会,才可以去治理国家,成为一名好的官吏。治理好国家以后,才可以使得天下太平,使得人类的大同世界到来。
这是中国古代所说的由小及大、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不要以为小事就可以做,小恶就可以做,小事就可以不在乎、没有什么关系,小节可以不断地犯错。这完全错了。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一个人小时候的某个习惯可能决定他一辈子的胜负。这就在于他是否认真地去格物了,是否获得了对内在自我的一种提升,从而彰显一种差异性的精神魅力。
“东坡画竹”的故事就深刻体现了这一点。苏东坡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是书法家,写过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他是诗人,写过著名的西湖诗《饮湖上初晴后雨》;他是词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唱千古;他是一个大文豪,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是一个造福一方百姓的好官。⑦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他画的竹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不合乎规范。竹子都是青绿色的,但他用朱砂来画,用红色来画竹。他画出的竹子是红色的,而且不画出竹叶有光的一面,而把竹子画得竹影婆娑。这使他受到一些同僚的耻笑,说你画竹都没有去格那个竹,没去仔细观察仔细琢磨竹子,去把握那个真实精深之竹。苏东坡说,我把握的恰好就是那个去其表面现象,得其神得其本质之竹。可以说,正是因为他观竹观得如此深厚才可能出现独属于苏东坡的丹竹、赤竹。他用红色画竹子,画的竹子就是心中之竹、胸中之竹、人格之竹、一片丹心之竹。用东坡的诗来说明:“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书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文与可也画竹,画的竹又跟苏东坡不一样。苏轼诗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文与可画的是弯竹。谁都知道,竹是一杆直上苍天、中正挺拔、虚心境界、高风亮节。但文与可为什么画弯竹?那就是文与可心中、胸中的情感意志之竹。文与可的“弯竹”表明,知识分子哪怕是被压到了巨石之下,也要挺出来、昂扬向上。这就是知识分子那种九死而未悔、不屈服于任何恶势力的光辉形象。
郑板桥也画竹,他又不一样,从竹子那婆娑的身影当中,从风吹过竹子的声音当中,他听到了民间的疾苦。正可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从三个画竹的故事可知,观物很重要。在观物过程当中,人就在诚意正心,就在推己及人地将美德和明德推向社会,让整个社会充满人间的温暖和温情。在这个意义上,诚心仍然是我们今天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
(四)修身为本的人文内涵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最高领导人到一般老百姓都有一样的规则,都应该把修养身心看作自己处事的根本。修身为本的“本”就强调每个个体、全体民众乃至最高统治者都应该去修身,无分上下,这是超越上下关系的人伦大本。只有这样,整个民族修养才能得到提升,全民才会有教养,这个社会才会是一个文明知礼的社会。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可贵的因素。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根本是混乱的,本质是差的,本质出了问题,但却把那些花枝招展的枝叶、那些末梢还做得金辉灿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只是一时的,因为表面的繁华是掩盖不住本质的虚空的,建立在本质的空虚之上的繁华也会迅速衰败。“华而不实”或“外强中干”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正因为本乱、无本、无实,末才不能得到治理。“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句话是说,应该厚的心灵、灵魂而不去厚,应该薄的功名利禄欲望而不去鄙视摒弃。这种当厚不厚、当薄不薄的结局就是相反的。如此,这个人他要想成功,要想成为一个很高尚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从大说到小,从天下说到“格物”,又反过来,从“格物”说到天下,然后又再反过来,指出去追逐末流而舍弃根本,追逐虚假现象,否定本质的真实和灵魂的升华,而要成为一个良善之人、能去治国之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学》开篇便表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个人的修养很重要,即修身为“本”之“本”就是一切事情的根本,如果没有这个根本,你做的越多,错的越多,不是进步,而是“巩固错误”。
很多人住在豪华的别墅里,但他们的灵魂空虚。因此,中国儒家所说的修身为本对丰富灵魂极为重要。如果是一个情趣高尚的人,哪怕住到陋室,也可以写出《陋室铭》(刘禹锡)这样的好作品来。哪怕处于污泥,在污泥浊水当中,也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周敦颐《爱莲说》)。这就是修身为本的当代思想价值,如果追逐舒适的生活而遗忘了根本的修身,那么即使得到最好的生活条件,依然没有得到最好的生活。
除了“本”,还有一个字是“止”,终止的止。同时这个“止”还有前面所说的是“诗意栖居”的意思。“止”告诉我们,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到此为止,那是个底线,最后我们才可能心定,心定就是目标坚定,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叫“无欲则刚”(林则徐),最后才会得。我们特别喜欢说两个字,叫“舍得”,舍才能得,说明只有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就是《大学》“八目”的很重要的思想启示。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七）
标签： 文化
分类： 学术
四 “明明德”与“亲民”的重要性
《大学》“三纲”、“八目”有其生命力的部分,也有其过时僵化的成分,前者要发扬,后者要剔除。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推陈出新,要发现那些因为历史的残片衰落以后依然可以嵌入当代生活之中那些本质而美好的碎片,应该对他们加以重新清理。对个人如此,对社会如此,对中国历史的文献同样如此。
《大学》的前一部分是孔子的言论,是由孔子的弟子曾参记录下来的。以后的传闻十章,则是曾参的见解,是由曾参的门人记录下来的。
(一)光明大德的主体自觉性
“《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这一部分主要是解释“明明德”,引用了三部古代文献。“明明德”就是除掉一己之私欲,把被现实污染的内心本有的宁静的德行彰显出来、光大起来。这个彰显、光大的思想在孔子以前就已经出现。在《大学》以前,周代的文献《康诰》,还有记载商代历史的文献《大甲》,甚至包括商代以前记载唐尧的《尧典》,它们里面都有这样的思想。这些思想汇集到《大学》里面,用来阐发一种观点,这种方式就是“引经据典”(“六经注我”),就是用先人思想来说明、证明、阐发我的思想。
《康诰》是周代的文献,主要是周公代周成王大诰治殷的方法。武王克商之后,有一个问题摆在周的面前,即如何处置这些商的遗民。周王并没有将殷代遗民赶尽杀绝,也没有完全剥夺他们做人的权利,而是要去感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归附新朝的新人。实际上,周代是一个很有气象的朝代,也是一个颇有人性的朝代。所以要“克明德”。“克”,能,能够,可以的意思,就是说可以去明德。明德首先要明自己的德,以身作则去做让他们感动的事情,这样就能让殷朝遗民感受到自己那种宽容、仁厚之心。“克明德”就是说能够发明德行、弘扬德行,并且让先前社会中的遗民转化过来,并从内心佩服自己归附自己。
《大甲》的“大”(读“泰”)。《大甲》是商朝的文献,它主要讲的是贤相伊尹如何规劝大甲,让他知道当年成汤顾念上天的灵明命令,敬奉上帝的神灵,善待百姓,所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得到了天下。所以只有仿效先王的行为做到仁慈,上天才会降下吉祥与和平。“故諟”,“諟”,这、此、那么的意思;“故”,目的所在,就是顾念这个天之命、灵命。“故諟”,就是要顾念上天灵明的命令,敬奉上帝神灵,就是心要有所敬畏。不要成为一个霸主,不要成为一个很凶残的人,不要成为一个目中无人、目中无物、目中无天的人,不要成为一个丧失人性的人,而要善待百姓,这样社会才会降下吉祥、和平、安宁。
《帝典》指的就是《尚书·尧典》。“克明峻德”,克,就是能够,可以。明,阐明,弘扬的意思。峻,大,恢弘。“克明峻?”是说尧舜发扬大德的事情,他能够彰明伟大的德行。尧认为,家族和睦才可能处理好事情,只有“家和”才可以向天下万邦广施仁政、德政,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正是因为他能明明德能施仁政,他才成为被后世怀念缅怀的理想君王。
“皆自明也”,“皆”,都是。“自明”,自己敞明,弘扬光大。一个人、一个君王,如果他内心一团黑暗,充满贪婪残忍,他就不可能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就不可能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光明伟大的国家。“皆自明也”有两种意思,一是自知之明的意思,二是自己去发明,自己去敞明,自己去弘扬,自己去光大的意思。
《大学》所引事迹,不管是周公去告诉的封(康叔名,武王胞弟),伊尹规劝的大甲,还是唐尧自己的政绩,这些都说明了,发扬自己的德行才可能感召他人,才可能让天下建立和谐的社会。
“明明德”所讲述的是人们自己的美德怎样得以彰显和发扬的。明明德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如果想“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肯定不行。如果自己都没有弄清楚,都是糊涂、昏庸、偏私的,那怎么可能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清静明白、朗朗乾坤的和谐社会呢?如果你自己内心都是充满了贪婪、野蛮、疯狂,怎么可能让这个社会变成得公正、公平、文明呢?由此可知,儒家抓住了一个根本点,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人之所以来自动物界但又高于动物,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有自己的灵魂、心性和价值。
俄苏作家契诃夫曾写过一个很短的小说,题目叫《最后的三分钟》。我在很多年以前读过,印象特别深。情景简单:有一天沙俄要判一个年轻的罪犯死刑,就在临刑前的三分钟,他抬头看看天,天是那么蓝,突然间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于是他拼命地在人群中寻找,终于他看到了两位老人,他们是那么的苍老、伤心和痛苦,他感到懊悔极了。就要拉开绞刑绳索的时候,远方传来了皇帝大赦的命令,他被释放了。可是,他被释放后并没有悔改,还是继续着自己的罪恶生涯。在60岁的时候,他又一次被抓,这次他真的要被枪决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40年前他被放到绞刑架上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自己的良知,而到了今天真的要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一下子顿悟了,其实自己这一辈子真正活过的时间只有绞刑架上那三分钟,就是良知发现灵魂开启的三分钟。
这说明,人的价值并不在于活得长寿,而在于活得有意义。说别人很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去拷问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自己是否真的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恐怕任何人都应该深加思考。当然,为了灵魂开启,为了一生有意义并不需要在绞刑架下才明白这个道理。其实生活本身,朗朗乾坤,每天太阳的升起都告诉我们,人需要不断更新自己、敞明自己的明德。这样,每时每刻才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人生才是光辉明亮的人生。
本章通过三篇古籍《康诰》、《大甲》、《帝典》说明,先人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可以说,如何敞亮自己变得非常重要。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过一个节目,使我心里边一直对当代人的灵魂归宿、价值操守有些忧虑。这个节目说,有一个青年迷恋上赌博,不但把家里赌得一贫如洗,就连自己的媳妇也被当作赌注输了进去,后来他又打起了父母房产的主意。父亲坚决反对,说:“你已经把自己的家都赌光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改过重新做人啊。”可是他听完了却非常愤怒,抡起棍子把父亲打晕了。这个时候母亲买菜回来,看到倒在地上的丈夫,就怒斥儿子,可是儿子又把母亲打倒在地。这两位老人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这个时候那个青年急忙翻箱倒柜,找到了房产证,可是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弟弟的名字。他不禁想到,我是长子,房子应该由我来继承才对,竟然把房子给了我弟弟。于是他恶从胆边生,又拿起棍子对已经倒在血泊中的两位老人下了毒手。由于灵魂的愚昧和黑暗导致惨剧的发生,最终这个人被押赴刑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赶到了监狱,请他说最后的话。我本以为,这个再过几分钟就要告别人世的人,可能会说出自己的良知,能够去忏悔,因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论语·泰伯》)。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我弟弟,房子归他了。他还惦记着房子!他心里边除了钱,除了物,就没有任何父母之爱,兄弟之爱。这样的人还可以称为人吗?
我认为,今天世界“明明德”极为重要。如果人不去发扬内在光辉品德,而是被名利金钱欲望所左右,这个社会就会一团黑暗。今天对每个人内在情思和良知的发掘,并没有过时。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和人性光辉的澄亮,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强调个体内在的光明。
(二)君子惟新的社会担当
《大学》的第一个纲领是“明明德”,强调发扬本心,并以发扬展现出来的大德推己及人推而广之,这就是“亲民”。“亲民”是《大学》的第二个纲领。“明明德”是对自己的、内在的德行的要求,而“亲民”则是对外的要求,在自我启迪以后,进而把这种明德推广到整个社会和全体国民当中,让人们共同享受启迪蒙昧之乐,享受人类向前推进和升华之乐。“亲民”不是对他人的一种强迫,而是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人的心灵。启蒙不是强制别人去掉蒙,而是诱导所有的人自觉地去掉蒙。这个原理尽管简单,但很深刻。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汤”指的是殷商王朝的奠基人成汤,是一位很有作为很有德行的帝王,在自己的实践中很少犯错误,依然严格要求自己,或者说他的不犯错误是因为他能够时刻警醒自己。“盘”,就是浴盆,洗澡的;“铭”,刻下文字。他为了不让自己做错事,天天给自己一个警告。在把自己变得清洁的过程之中,也提醒自己。
“苟日新”,“苟”,成也,也可以解释成假设、如果的意思。如果每天都是新的,就像我洗澡一样,“日日新”,我经常地洗涤自己,我不仅洗涤身体,我还洗涤灵魂,我不仅洗涤自己,我还洗涤整个世界。“又日新”,就是说,如果一天能够革新的话,那么每日每刻能够都可以变得更新,而且天天往前走,天天革新,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可以更加美好。
《康诰》曰:“作新民。”意思是说,《尚书·康诰》上说,殷商的遗老遗少,你们要做新式的人民。如果汤之《盘铭》是帝王对自己的要求的话,是商汤对自己一个人的要求,那么《康诰》的对象就扩大了,由一个人扩大到一群人,即新的政权周朝对上一个政权殷的遗老遗少的要求———“作新民”。告诉殷的遗民,你们要做新式的人民,你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自己在那个旧的社会当中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言说方式,而去适应新的朝代。由此才可能做一个新式的老百姓、新式的人民。这个移风易俗、改换新民的习惯可以说和制度紧密相关,就是说,它是通过周朝的建立与周朝的“诰”来推动实行的。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句话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出自《诗经·文王》。“周虽旧邦”说明,周并不是在灭了殷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国家,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即旧邦。那么,两个同样很早的国家,为什么商却败了,腐败了,战败了,而周却变成一个新兴的政体呢?其原因就在于“其命惟新”,就是说在于其命运得到了革新。周因为不断地革新自己,所以能够获得天命,而殷商的统治者纣王,不自思、自醒、自修,而腐朽没落了,落后了,就被上天所遗弃。因而可以说,不进则退,不新则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慢进也是退,因为你进步的速度没有别人快,当然就意味着你的退步。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有德行的圣人君子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达到极点的,君子或者品德高尚的圣人,由于他们不断地超越,他们没有极限,他们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九死其犹为未悔”(屈原《离骚》),他们将不断地以崭新的自我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里的“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非常简练而深刻的概括。“无所不用其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他在自我修养方面,无论做什么,他都可以去做到日日新。另一个是在修养的境界上,他又不为自己设限,不是说达到了一个美好的境界我就终止了,“止于至善”说明,“至善”是不断接近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止”本身就是过程性的。一旦终止在某个固定的点上那就是保守,就会没落而走向衰亡。所以,《大学》强调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周文王和周武王能够振兴周邦,消灭殷商并改变了殷商遗民过去的命运,使他们变成了一种新的民众。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腐朽没落的殷纣王朝当然是无可抵挡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圣人、君子正因为超越,他才可以不断地走向完善,才可能真正地达到善良,达到美好的未来远景。那些达到一个小目标而自满的人,那些得到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自得自足的人,如果不去开启自己的心扉,不去革新自己,不去拨开那些遮蔽内心的杂物,不去拭去那些模糊心灵的杂念,不去祛除那些不好的、负面的情绪和心态,那么等着他的就将是衰败和灭亡。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八）
标签： 文化
分类： 学术
五 “止于至善”的精神高度
《大学》第一章“明明德”告诫人们要发扬自身的美德成就伟大事业的道理,第二章“亲民”要求人们自新、新民,对上要求君主自新,对下要求百姓更新的道理,第三章则要求人们“止于至善”。
(一)“知止”的主体自觉与多元取向
“止于至善”一章比较复杂,引用了很多的《诗经》上的话。“《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经·玄鸟》这一篇当中说,邦国的王都有千里之广,都是他的老百姓所居住的地方。“惟所止”指老百姓所达到,所居住的地方。“止”,除了终止、截止以外,还有理想境界、至善之区的意思。在这里可以把它解释成“至善之区”,即最美好、最理想的生活环境。“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是说,邦国的王都很宽阔,老百姓所居住的是美好的地方,在这里安居乐业。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说就是“诗意地栖居”。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缗蛮”,“缗”,也读Mín(民音),是一种鸟的叫声,缗蛮鸣叫的声音。黄鹂鸟的鸣叫又清脆又动听。如果黄鹂鸟因为它叫得动听,那就满天下都是黄鹂鸟,行不行呢?这肯定不行。尽管黄鹂鸟鸣叫得很动听,但它栖息在山丘的一个区域、一个地点。黄鹂鸟虽然很多,它也不能占尽整个世界。在我看来,只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才是多姿多彩的生态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鸟一种树,那就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就是世界的末日人类的末日。因此,“止”很重要,它代表了一种节制和限度。在古代中国,有很多关于多元和节制、知足的思想火花,《诗经》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引用了《诗经》之后,又接着引用了孔子的话。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子发感慨说,对于“止”,就是居在一个善良、美好的地方,对自己栖息之地有自足感,就是说我不是盲目地扩展,我不是无所顾忌地占有别人的领地,然后自己一个人来住,而是说我只住到我应该住到的地方。通过这一个比喻,可以知道儒家思想对节制、秩序、知足和分寸是极为重视的。儒家的“止”有其深刻的价值。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人却连那黄鸟也不如吗?“知其所止”,即鸟都知道所止,都知道栖息在它应该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吗?如果人不守和谐安乐,他就不如鸟。他只知道征战,只知道霸权,只知道去践踏别人的人权。如果个体不守社会的秩序,不守人伦礼节,那这样的人,孔子认为禽兽不如。《诗经》所说的和孔子所说的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闪烁着人文理性的光辉,是人对自身的自醒和反观。这几句话所表达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当中仍然有生命力的文化的碎片,不仅值得中国人去重新发现,也值得整个世界去发现。
在我看来,“止于至善”极为重要,安居乐业是老百姓的事情,国泰民安是国家的事情。有了“止于至善”,国和家都是安康的,国家的安康是一个国家的福音。由此可知,为什么孔子动辄就要把人和动物加以比较呢?就是因为,人有超越于动物之上的对社会、自我的思考。人们经常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他远远超越了动物,他会创造和使用工具,他有语言,他有许许多多动物所不具有的东西。但孔子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孔子认为,如果你不遵守秩序,不遵守人伦礼节,那你连禽兽都不如,连鸟都不如。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可能不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大,要不然为什么动物可以做到的,而人却不能做到呢?人通过“比德”,从动物身上看到了很多光辉的品德,比如“知止”,当然,最常见的就是动物的母爱。这种母爱被人冠以“本能”而草率地从价值平台转移到了科学的冷冰冰的事实平台上,其实,人很可能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遗忘了这种来源于天地本身的母爱。
屠格涅夫写过一本《猎人手记》,其中有一篇《麻雀》是关于动物母爱的,读来令人感动。有一天雨后,屠格涅夫带着他的狗出去打猎。当走到路上的时候,突然间从水淋淋的树上掉下来一只还没有长羽毛的小麻雀,这时这只猎狗毫不犹豫地冲过去就要吃掉这弱小的生命,就在这猎狗张开血盆大口要吃它的时候,只见一只蓬松得不成样子的母麻雀从树上飞了下来,它一次次地去撞猎狗的嘴,它是要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只母麻雀的举动让猎狗惊愕。
屠格涅夫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常人看了这个可能一笑了之,或者无动于衷,他作为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他能由此体察出一种精神。他首先感受到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那只母麻雀在那个枝头上不能停留,而一定要冲下来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自己的孩子?显然,是出于她的母爱,她要救她的孩子,她要救她的小雏。这种东西就叫母爱。他说,这种母爱的力量使他的狗在面对这个母亲的时候感到惊愕,也许这只狗也感受到这种母爱的伟大和震撼。动物能够为了自己的孩子奋不顾身,人类世界又何尝不是。人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连动物都不如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亲眼目睹一件事情,让我深深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大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天,火车站站台上的人特别少,当时铁轨上有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大约一岁的孩子前行,孩子的手里拿着一根毛草在玩。突然间,那位妇女尖叫了一声:“谁夹住了我的脚?”原来是搬闸工把电闸合上了,铁轨并轨了,那位妇女的脚被正好被夹在了铁轨中间,大家听到叫声以后都急忙朝妇女这边跑过来,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火车飞快地行驶过来,顿时大家都惊呆了。火车呼啸而过,一切归于寂静,在铁轨旁传来婴儿的啼哭,我们放眼望去大吃一惊,那个婴儿居然完好无损地躺在对面的沙堆上。原来就在火车即将撞倒妇女前的一刹那,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她把孩子瞬间从背上解了下来并扔了出去,而自己却死在了车轮之下。这件事情让我很震惊,从那天开始我认为,我比屠格涅夫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母爱的伟大。人的求生本能,在关键时候肯定先救自己,但是,就在那么短短的时间之内,一个农村的妇女能够想得如此之深。所以我们看看孔子所说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伦理礼节,没有这样的真诚的爱,人真不如禽兽。所以,这位农村的妇女尽管没有太多的学问,但她的内在良知是光明、博大的,她的心灵充满着温润之情。所以,从此以后我认为做学问绝不能做空头之学问,而要做体验之学问!心体身验,既是理论又是实践,这样子可以加以引照的学问,才能是真血性、真性情的学问。
“止于至善”对于人而言,首先就是要坚守人伦礼节,饱含人性和美好的光辉,如果肆意践踏道德礼法,人也就不能成其为人了。那么,在孔子看来,谁才可以被看作止于至善的典范呢?
(二)五伦关系的现代意义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句话出现了几个关键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论的词。《诗经·文王》中说,穆穆,深远的周文王,光辉不断,而且恭敬威武。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为人父,这几个关键词,君、臣、父、子,人们耳熟能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成君之样,臣要有臣之格,父要有父之慈,子要有子之孝。具体要求就是,作为君,即作为领导,应该“止于仁”,即定位在“仁”。“止”的意思很重要,这个“止”就是定位。你定位到什么样子,你才能显示出一种什么样的政,就是你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行仁政、爱人民,还是行暴政、害人民,结局是截然不同的,行暴政的结局就是君不成其君,就会被人民厌弃。因此要“君其君”就应定位于“仁”,“仁”就是对一个君王的要求。这里《大学》鲜明地提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定位在仁,就是爱人民。
“为人臣,止于敬”指作为下级,应该定位在尊敬,恭敬上。当然这有些过分,因为太追求敬,就导致最后连意见都不能提,提了就叫大不敬,更不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所以,对敬不能过分强调,不能过分到牺牲真理的程度上。所以,在尊敬的基础上,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独到的想法。当然,作为下级,也不能没有敬。而且即使平等的双方之间也要敬。敬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都不尊敬别人,我们都不听人家说清楚,说什么话,你就开始起来反驳,那这个社会岂不是吵吵嚷嚷甚至拳打脚踢起来了,某些国家和地区就出现了在国会上的拳打脚踢的恶劣现象。所以,相互尊重是很重要的。
“为人子,止于孝”,指作为子女,应该定位在孝,就是孝顺父母亲。这个孝顺很重要,被人骂为“不孝”是极为严厉的。中国流传一句话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忠”是对国家而言,“孝”是对父母而言。实际上,“忠”高于“孝”,因为“齐家”之后是“治国”,或者说“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孝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人伦标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那他忠于国家,为国捐躯,是不可能的。他连家族中最起码的人伦常识都没有,他要为国家,为这个大集体去付出,其乎难哉!在这个意义上,在“忠孝”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忠”,因为选择“忠”就是“大孝”,是对整个国家的负责。但对一般人而言,尽孝道与尽忠并没有严重的冲突。
“为人父,止于慈”,指作为父亲要定位在慈上,就是要慈爱。朱自清教授有一篇散文《背影》。朱自清离家的时候,身体不好的父亲到了月台上送孩子,车还没有开,这时父亲想要给孩子买一袋桔子,父亲买桔子两次爬月台融进在艰难地攀登月台的背影之中而,儿子爱父之意也从注视着父亲背影的泪眼中流泻出来。“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父亲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朱红的橘子”,还有父亲所有的爱和寄托和父亲的慈祥、慈爱。朱自清教授那个时代已经是现代了,但这孝慈思想过时了吗?难道都应该完全抛弃吗?当然没有过时,也不能抛弃。
“与国人交,止于信”,指与那些国家的人民交往,应该定位在信,定位在诚信上。一个国家的人民和国家的基本机构,如果没有诚信,那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自然、天地、宇宙没有诚信,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大自然已有的规范和秩序丧失了,今天太阳是早上六点升起的,明天突然三点就升起,下午两点天就落山了,这个世界的轨道就出大问题了。诚信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品质,是一个一往直前的、坚守自己德行的品质,是一言九鼎的信守诺言。这样一种品质,以其不变展现了重要的价值。那些丧失了诚信、巧言令色、花样百出、坑蒙拐骗,甚至是妖言惑众的人,尽管能得宠于一时,最终将自食其果。
君、臣、子、父、国人都各有其所“止”,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道德行为的伦常,社会才能在诚信与和谐中发展,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
《大学》的第三章,强调了仁、敬、孝、慈、信,说明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柔性的、软性的文化。《大学》规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作为国家的臣(或者是按今天的说,就是作为下级),作为家族里边的子和父,以及作为普通人的老百姓,是紧密相关的一个链条,也就是说,从君王到大臣、从孩子到父亲,最后到普通人,都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大学》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君臣关系,对现代社会而言,君臣关系可以转换为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能苛求在孔子的时代或先秦的时代,就有现代意义上的上级与下级关系。经过现代的阐释,君臣关系其实代表了一种上下级关系。同样父子关系也不能照搬古代,应该增加新的意义,但子孝父慈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即使在今天的家族里边，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也应该强调孝与敬。所以,从品德意义上来说,仁爱、尊敬、慈孝和诚信,在今天基本上还应继续发扬下去。当然,要是愚忠、愚敬、愚孝、愚慈,甚至被忠、敬、孝、慈吞噬,那是不允许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民主而理性的社会,强调人自己的个体自由是不可以出让的,这与古代不同。因此,我们不应对古代的东西完全加以否弃,当然也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是,理性地丢掉不合时宜的东西,并去发扬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包括人类文明当中那些美好的,还有价值的,还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精神支撑的东西。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对“止于至善”的实践,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的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在我看来,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这说明中国和西方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服务个人,所以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个体性。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和谐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种差别,在今天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东方的重整体关系的价值应该加以重视。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九）
标签： 文化
分类： 学术
(三)止于至善的精神高度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瞻彼淇澳”,在那个淇水的岸边,岸口。“箓竹猗猗”,箓竹长得那么茂盛,那么葱绿。“有斐君子”,“斐”是文质彬彬的意思。这个“君子”在古代除了指德高望重的、文质彬彬的人,还指美男子。在《诗经》里,也可以看作是那个美男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切骨,就是一般的骨头,可以用来做器具。“磋”,磋角,就是去磋很硬很尖锐的兽角或象牙。“琢”,是琢玉。“磨”,是磨石。骨、角、玉、石都是很硬的东西,但正是因为硬,才能显示出这种君子的厚度和高度。一般而言,如果做学问,你找了一块很薄的板子钻下去,那你只能是学问当中的弱者,你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如同奥运比赛,一个跳高运动员起身一跳不是两米多,而是一米多,那他就不可能是冠军,甚至早就被淘汰,更不可能成为万民敬仰的英雄。因此,硬度、高度、厚度和深度是君子必须达到的,当然这也是很难达到的。只有当获得了很高的成就之后,才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瑟兮僩兮”,真威武啊!真勇仪啊!“赫兮喧兮”,真显赫啊!真高大呀!“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文质彬彬的君子啊,不能忘啊,不可以忘怀的呀!这里提出,只有君子才是不可以忘怀的。只有拥有优美德行,文质彬彬,质胜文不行,文胜质不行(《论语·雍也》),只有文质彬彬才是君子。“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这是一个总结。如切如磋,就好象切骨磋角。因为骨和兽角都很硬,切磋的时候就是硬碰硬,就是前沿对前沿、思想对思想,要碰出火花。这说的是诗友之间相互学习提高的过程。中国古代做学问并不是说“骑墙派”,不是折中调和,不是左右各对一半。相反是如切如磋,刀切肉很容易,切骨头容易吗?很难。拿一个牛角,拿一个象牙,很难切,因为它很尖锐。这说明《大学》强调的是研制学问的艰、深、高,为了学问,就是诗友之间可以争论、争辩,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这是古代很好的一句关于做学问的话。“如琢如磨”是对自己说的,当你深夜在灯下,一灯独萤,窗外竹影婆娑,细心研读古籍和今人之作的时候,应该做的就是如琢如磨。如琢如磨就是说,如同拿着一块美玉慢慢地琢磨,因为一刀下去可能就毁坏了,就好象对一个石头慢慢地磨,打磨得很光滑,珠圆玉润,晶莹剔透。这是很高的境界,这就是质的精微,做的是慢功夫。“如琢如磨”要求就是要自我不断的打磨,做到精益求精。
“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真威武、真武毅,这是指君子呈现出端庄恭敬的状态。"赫兮喧兮者,威仪也”,真显赫、真高大,这是指君子呈现出一种威风的仪态。“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文质彬彬的君子是很难让我忘记的,他道德最完善,而百姓就不可能忘记他。这说明,人民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人民众口铄金,为什么人民可以高山仰止?你如果做了坏事,千夫所指;做了好事,万民永远记住你。这就是说,人们对于好的德行、好的人物、文质彬彬的君子,会迅速去仿效,因为心里佩服,从心里边觉得高山仰止,所以他会去仿效。因此在我看来,《大学》是对一种高大美好的人物的君子形象的赞美。我认为,这种赞美至今不可小看,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完美的人格,遍地都是一心向私损公肥私的精神侏儒,这个社会就没有救了。可以说,严于治学、谨小慎微、行为端正,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君子,才能成为道德的典范。
最后,《大学》引用《诗经》的话对“止于至善”进行总结。“《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这里的“于戏”就是“呜呼”,是个感叹词。“前王不忘”,先前的君王,不会遗忘,就是高风亮节的贤民君王,对后世影响极大的那些伟大的人物,人类精神的领袖和先导者,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作为君子的圣人君王去敬重他的贤人,亲近他的亲人。“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平民百姓享受他的欢乐,而得到了这位伟大人物的利益。“此以没世不忘也”,因此尽管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人们却永远缅怀他。在中国,周恩来总理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人。他作为总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贤其贤而亲其亲”,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怀念他,正是因为这样,他把善良推进到了极致。由此可知,德行的绵长,个人的修养不是一次就能的完成,它是需要生生不停,是生生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要不断地发扬光大,而且要智能不灭、薪火相传,还需要一代代地往下传。同时,这种定位,要定位在仁爱上,所谓的子孝父慈等。其实都是一种慈爱,都是一种仁政。《大学》在这里还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达到了完善,还不是最美好的世界,要使他人同样完善,使所有的人达到完善,这个社会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
在“止于至善”这一章中,引用了《诗经》中的话来说明“止于至善”的“止”,强调有所止,且止于善处。接着又引用了《诗经》来说明至善,还引用了“前王不忘”来咏叹周文王的至善至美,至此大学“三纲”得以完满阐释。
注释:
①本文以笔者在中央电视台讲授《大学》、《中庸》为蓝本,加上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生硕士生们讲《大学》《中庸》的理论分析为补充,最后合而为一整理成稿,基本保持了讲演的鲜活性和现场性。本文分成四部分连载发表,特此说明。
②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③晋·傅玄《太子少傅箴》。
④前不久,一位十三岁的小女孩获得了国际钢琴比赛的金奖。他的父亲在她领奖时痛苦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大家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她的父亲接着说:“因为她从三岁开始练琴,到十三岁了都没有逛过一天公园,没有和小伙伴们做过一次游戏,相反在整整十年间为了练好钢琴,我打了她四百个耳光。”众人在愕然中感受到其中的分外的沉重。
⑤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嫁女送字”的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天,他的女儿要出嫁了。何绍基家里并不穷,一般人家都会给爱女好嫁妆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对女儿的父爱。可是就在女儿出嫁的当天晚上,小两口本以为父亲会送什么像样的礼物或者传家之宝,于是打开箱子一看,两人都呆住了,原来是一个空箱子,但是再仔细一看,箱底写了一个“勤”字。于是新婚夫妇明白了,原来父亲是要告诉他们一个最根本的道理———修身为本、勤劳为本。父亲送给自己女儿的嫁妆就是一个字,看起来很轻,但也很重,因为他把对女儿的全部的爱、对女儿未来的想象都寄托在这一个字里面。“勤”不仅指身体的勤快,也指德行修养的不间断。
⑥被称为“中国的脊梁”的鲁迅也有一段故事。他在12岁上学的时候经常迟到,老师便严肃地批评了他,他立刻警觉并醒悟,就拿了一把小刀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让它成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着自己。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迟到过,并且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写作了一生。他的座右铭就是救治自己的劣根性,救治自己的那些不好的方面。
⑦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1089-1091),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给万众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以至于就在他离开杭州的时候,老百姓集体为他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