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诚
陈诚，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陈诚主政台湾期间，对稳定国民党在台统治作用甚大。陈诚是蒋中正的亲信，也是自黄埔成立后蒋中正执政的心腹之一，有“小委员长”之称。国民革命军内部由陈诚领导的派系亦有土木系之称。明朝和今人都有同名的人。
中文名： 陈诚
别名： 小委员长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高市乡外村
出生日期： 1898年1月4日
逝世日期： 1965年3月5日
职业： 军事家，政治家
毕业院校： 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
信仰： 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 随蒋介石东征讨伐陈炯明
参加北伐任十一师师长十八军军长
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
在台湾推行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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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军陈诚
陈诚 (1898.1.4—1965.3.5)，汉族，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国民党副总裁，军事统帅。陈诚以18军为骨干建立了土木系，从而使他在黄埔系中地位举足轻重。陈诚不但是黄埔系骨干将领，而且处处模仿蒋介石，最终成长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才干要强于军事才干，施政台湾期间，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了台湾，通过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腾飞打下良好的基础。个人经历
陈诚于1898年1月4日出生在一个世代农家。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高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叔父陈一鹏，系前清贡生。母亲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八十五岁那年，寿终于台北。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他父亲只好改变初衷，让他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会两下子，特别喜欢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翻单杠还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成。这时，陈诚已经二十岁了，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便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翌年，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了业。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他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于1920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
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的约束，径自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三民主义》。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次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15日拂晓，攻击淡水城的战斗打响，蒋介石亲自在炮兵阵地上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猛烈轰击，命中目标，摧毁城墙多处，由教导第—、第二团官兵组成的奋勇队随即从缺口发起冲击，攻下淡水城。东征初战告捷，陈诚的炮连受到蒋介石的赞许。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刚刚步入军界的陈诚，获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称，觉得日后跟着蒋介石有奔头。正当他洋洋得意之际，突然接到家母的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当时，他很矛盾，既担心回乡治丧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思前顾后，还是请假回了老家。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山里老婆，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6月，陈诚奉命参加平定桂军刘震寰部和滇军杨希闵部的叛乱。13日，败退增城的杨希闵部胡思舜旅，突然回师广州，反攻观音山。正率炮连在北校场出操的陈诚，见事态危急，当机立断，命炮兵向滇军轰击，首发击倒胡旅的军旗，敌军惊恐，四散奔逃。黄埔教导团闻警赶去，将胡旅歼灭。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浙江底定后，北伐军分三路进攻苏皖。第二十一师随东路军取淞沪，陈诚率第六十三团攻占吴江。3月22日，乘夜攻克苏州，复下松江，在常熟东门外河下截击直鲁军毕庶澄轻重部队和军官教导团，俘获甚众。4月7日，第二十一师进驻南京。随即，他因功升任第二十一师少将副师长，仍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严重不愿随蒋倒行逆施，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他又前往谒严，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干！”继又含着眼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的。”严慰勉他说：“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这时，严重正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陈诚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保荐，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任上海办事处主任，旋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合不来，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宫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侦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这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6月24日，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土日，陈诚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
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之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
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派附员石心志随肖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这年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量子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祥提出要推迟，说：“你同吴舜莲的离婚手续书还没办好呐。”于是，他将第十八军军部军需主任吴子奇，特地从南昌传动南京，代替其妹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友人调解，吴氏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欣然接受。他与谭祥结婚之后，感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师长亦作了红军的俘虏。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何应钦大骂陈诚饭桶，逼蒋介石严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电告蒋说：“辞修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惨遭失败，其责非浅，望委座撤销他全职，改编十八军。”顾祝同、杨永泰也趁机向陈诚发难。蒋为避免国民党军内部离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便给了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陈诚觉得威信扫地，无颜见人，不得不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任凭同僚对他攻击。
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蒋，蒋介石也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便去与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携同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与陈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他听说十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耍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赣之东北与东南、及闽西北之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黎川。随即，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部属问他，现在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眼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看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说明此意。蒋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白崇禧副总长、黄季宽、王达夫等会商战斗序列。第二天，与熊天翼赴沪视察，于20日返回南京。途中熊问陈：“返京后，对领袖报告是否彼此需要一致?”陈说：“以分报为宜，如此领袖可多得一份参考资料。”
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天翼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表示“一定打”。陈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参见淞沪会战)。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蒋的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一零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这时，左路日军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陈诚的远征军司令经历
1943年3月23日，蒋介石审定了军政部云南练兵的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随后陈诚带领大批人员到云南，在楚雄建立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将楚雄以西所有军队指挥权从昆明行营的系统分割出去。
3月28日，陈诚视察了已经开到云南的受训部队，发现部队武器不整齐，缺员又多。次日飞抵大理，向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员训话。陈诚在训话中说：远征军的任务非常重要，这是中印缅战区的联合作战，对于中美两国最有关系。倘若一战成功，就可以开辟由印度到中国的陆路交通供应线。这不只是抵御日军侵略的自卫战争，也有争取同盟国全体胜利的目的。要求学员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5月5日，陈诚拟定了远征军作战计划，预定在中国驻印军和英美盟军同时发动攻势时，远征军就从云南出击，相互呼应。正在此时，日军进攻鄂西，陈诚奉命赶回第六战区。直到6月中旬以后，才返回楚雄。
10月12日，陈诚再次拟定作战计划，预定在美英盟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以远征军主力攻击腾冲、龙陵，进出八莫和九谷一线，然后攻击腊戍，12月完成作战准备，实施安纳吉姆战役计划。
11月23日，就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陈诚在台湾的最后岁月
“杀陈诚以谢天下”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一败再败。这一年，蒋介石将陈诚派到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夺取整个东北。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那时，国民党内的舆论一致声讨陈诚的败绩，甚至有人提出应该“杀陈诚以谢天下”。在被迫离开东北之时，陈诚已经是贫病交加。
陈履安说，父亲离开东北，一切职务都被免除。当时面临什么问题？没钱，他确实是没有积蓄的一个人。要去养病，到哪儿去呢？他一离开东北，十二指肠溃疡发作，必须要住医院，就在上海江湾医院。开刀之前，蒋“总统”去看他，有一次两个人坐下来谈了3个小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亲就把很多话实话实说。这个“总统”啊，听不进去，说很多失败的因素早就种在那里。我父亲在江湾动了手术之后，他就考虑到哪儿去。后来“总统”给了我父亲一点钱，到台湾去养病。
1948年10月，陈诚去往台湾。1个月之后，11岁的陈履安随陈家的老老少少一起也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父亲团聚。1948年年底，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的任命。
蒋介石最信任的人
就在陈诚接到“台湾省主席”任命的几天之后，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布了“求和”的文告，宣布下野。陈履安说，根据父亲的回忆，蒋介石是早已注意到了隔着海峡的台湾，并且准备把这里作为国民党军队最后的据守地。而陈诚之所以会去台湾，也是源于蒋介石的这种安排。蒋介石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开辟最后退路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陈诚。
陈履安说，他的父亲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据说蒋介石提拔人的时候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陈诚是三者兼备。此外，他还是蒋介石的干女婿。
陈履安说，每次父亲陈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抗战胜利之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施政”台湾
蒋介石十分看重台湾，这让时任国民政府“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感到重任在肩。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时，台湾只有600万人口，到了1949年初，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人口已经暴增了100多万。1949年初，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陈履安说，当年父亲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但是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即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如该条例规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亦即耕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约3/8）。此外，它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陋规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如租约短暂、地主可任意夺佃、押租金、预收地租、作物歉收时亦需缴交的铁租、副产物租等。
1950年3月，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成为“行政院长”，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田。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 了大量的自耕农。
裂痕
1950年3月，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1960年，蒋经国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国防部”的副部长。连任风波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在陈履安看来，父亲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
陈履安说，第一次在台湾“总统”大选，没有问题，因为照“宪法”，老“总统”可以连任，但是第二次（连任）就有点问题了。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60年。在1959年，就要提名了，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怎么办？老蒋“总统”不说，不谈这个事情，你们看着办。时间越来越迫切了，我父亲就找了些大佬来研商，因为他是“副总统”。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
陈履安回忆说，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
陈履安说，在1960年7月，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就写了，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时就得到消息，说军中传言“行政院”要加薪，决定不加了，有钱不加薪，尤其军人不加薪。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
1964年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
1965年3月5，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家庭
陈诚原配妻子吴舜莲，两人未生有子女。
1932年元旦，陈诚与谭延闿的女儿谭祥结婚，育有四子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二女陈幸、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