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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报告
经济增长与否、经济增长快慢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社会总体幸福感的增长
文 | 黄琳
《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200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与推选活动近日揭晓，颁奖晚会于2009年12月26日在陕西西安举行。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背景下讨论城市带给人们的幸福感受，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描绘一张更为细致的和谐社会图谱。
获得2009年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有20个城市，其中包括10个副省级/地级城市和10个县级市。
10个副省级/地级城市，分别是杭州、成都、宁波、西安、昆明、长沙、南京、银川、南昌、长春。其中，杭州市因连续多年在这一调查推选活动中表现优异，成都市因为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对民生贡献突出，分获“建国六十年特别大奖”。宁波则因连续三年获奖，而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金奖”。
入选的10个县级市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湖南长沙县、江苏江都市、浙江余姚市、云南安宁市、四川都江堰市、辽宁海城市、广东增城市。
本次调查活动继续沿用著名学者奚恺元主持研究的幸福学评价体系，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文明程度、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等12类具体指标。
100个城市入围
为了更全面细致地了解人们对于幸福城市的理解和感受，本次调查活动所涉及的城市范围更为广泛，将县级市也纳入进来。考虑到副省级/地级市和县级市在经济、人口等因素上的差别，对它们分别研究比较。
组委会委托零点调查公司，在入围的50个副省级/地市级城市和50个县级城市中进行了覆盖60多万人的独立入户调查，全国各地参与报刊、手机短信和网络问卷调查者，累计约3000万人，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一次城市调查推选活动。
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与2008年相比，本次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数量有所下降。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居民开始关注经济指标以外的因素。
就入选的副省级/地级市来说，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必然特别注重民生问题的均衡发展，要么是丰富教育资源，要么是城市品质提升；而那些中度发达城市由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压力较小，也颇受青睐；另外，那些拥有独特风景资源的城市也往往得分较高。这些都说明，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
连续几年的城市幸福感调查显示，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完全代表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程度，社会总体幸福感更应值得关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很多与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例如情感状况、社交关系、生活环境等。
与副省级/地级市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这届调查中首次参与的县级市中，入选前十名的大都是东部沿海城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城市规模有限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能够带给居民较明显的幸福感提升。
考虑到不同职业和年龄层的市民对各种媒介的接触机会不同，本次调查的方式分为：入户调查(组委会委托北京零点调查公司负责)、报刊调查、网络调查、网络投票、手机短信投票等五种方式。最终结果则是这五种调查方式根据不同的权重综合计算而来
人情味最浓：成都、宁波、杭州
人情味，是指被调查者对当地人情味浓厚程度的感受。综合五种调查方式的结果看，成都、宁波、杭州等成为人情味最浓的城市。上榜的城市大都是一些休闲特征较明显的城市，生活节奏相对较慢。
就县级市而言，人情味最浓的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和江苏吴江市。
就业机会最满意：宁波、成都、西安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以出口为主的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在就业机会满意度方面，注重自身创业的宁波位居榜首，成都、西安紧随其后。
而县级市进入前10名的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名列前茅的是：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
交通：银川最满意
有趣的是，无论是问卷调查、网络调查，还是报刊、手机短信投票，对于自己城市的交通状况满意度最高的都是宁夏银川，大部分大型发达城市则未入榜。若想在交通状况方面获得居民的肯定，大型发达城市任重道远。
而很多县级市虽然经济发达，但人流量和交通状况尚在负荷之内，因此很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在这一项调查中仍位居前列，其中江苏宜兴市、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列前三。
生活便利度南京获第一
与2008年的调查结果不同，这次进入生活便利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多了一些新面孔，南京荣登榜首。
而生活便利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一方面自身发展较好，另一方面都紧靠发达的地级市。前三名分别是：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
西安、杭州、成都医疗卫生幸福度最高
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幸福感，调查结果显示，入选的既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比如杭州，也有诸如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地区。
对县级市来说，长三角城市的医疗卫生整体优势非常明显，占据了前10位的大部分席位。山东邹平县获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湖南长沙县分获第二第三。
南京继续领跑教育幸福感
和2008年调查结果类似，在城市教育状况幸福感的排名中，南京继续领跑，位列榜首。西安、杭州分列第二第三。教育质量的满意度，既与当地知名高校的数量正相关，更与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有关。
教育状况幸福感排名前10位的县级市榜单上，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位居前三。 安全幸福感最高城市：宁波、西安、杭州
在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中，宁波夺得冠军，成为居民的治安幸福度排名最高的城市，随后是西安和杭州。县级市的城市治安幸福度排名榜单上，山东邹平县夺得冠军，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第二第三名。
环境：杭州、成都、宁波、西安幸福度高
就环境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城市而言，杭州、成都、宁波、南京、西安等地的山清水秀或环境不断改善获得了市民的好评，分列前四。县级市的环境幸福度，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享前三名。
房价幸福度：昆明一马当先
居民对于所在城市房价的幸福感受，位居前列的几乎都不是超大城市，昆明一马当先，紧接着是宁波、成都。
而房价幸福度较高的县级市，大多临近大城市。可能是因为这些县级市的市民通常将本地房价与附近的大城市比较，因此获得幸福感。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吴江市分获前三。
经济发展幸福度：杭州第一
就经济发展幸福度而言，副省级/地级市中，杭州排名第一，随后是昆明、宁波、成都等。一些大型经济发达城市未能进入前十，这可能是由于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感受，并非取决于当地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
而县级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和经济规模一致，排名前10位的城市，基本上也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江苏宜兴市分列前三。
文化娱乐：成都登榜首
成都居民2009年在大多数幸福度指标上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文化娱乐幸福度也不例外。其他获选前10的城市大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经济水平较高。娱乐幸福度排行榜上，成都、杭州、长沙、昆明、宁波分列前五。
县级市中，娱乐幸福度排行榜前四名的城市是，湖南长沙县、山东邹平县、江苏宜兴市、江苏昆山市。
文明程度：杭州、昆明、西安位居前三
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前10位的副省级/地级市，与教育幸福度前10名的城市大部分重合，这显示出教育与文明有着不可忽视的正相关关系。杭州、昆明、西安、成都成为市民文明程度幸福度排行榜上位居前四的城市。
在县级市的文明程度幸福榜上，江苏宜兴市获第一，山东邹平县、江苏吴江市和湖南长沙县位居其后。
在整个调查及其成果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人们对于幸福的体验与追求，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阶段，对于幸福内涵的理解肯定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杭州
城市品牌志愿者
“杭州是最早意识到城市品牌效应的。”曹增节用手指向杭州的新城标，那是个汉字“杭”的篆书变体，融入了航船、城郭、建筑、园林、拱桥等诸多要素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 | 浙江杭州报道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曹增节家住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畔。闲来无事，他总喜欢靠在临江的窗口，看南来北往的货船悠悠驶过。这条全球最长的古代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从春秋战国一直流到今天。
三个月前，随着为期三年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整治保护一期工程竣工，运河上开起了游船。曹增节觉得，“历史的大运河有了生活的气息，这才是活的历史。”
从旁观者到建设者
京杭大运河开通游船，其中有曹增节的功劳。“我赞成开船，这大大拓展了市民的生活空间，杭州的好去处更多了。”
京杭大运河这些年的整治、开发与保护，每一个微小动作，都渗透了包括曹增节在内的多领域人才的心血。
曹增节是“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秘书长。促进会的旗帜下，汇聚了杭州高校、机关、媒体、企业等各界人士。在事关杭州发展趋势的多个重大决策过程中，促进会成员同时扮演着智囊团和执行者的角色。
2009年的杭州市十大年度现象评选活动中，“社会复合主体你我参与”榜上有名。所谓“社会复合主体”，说的就是这样一群打破部门条块分割，资源互补共享的“复合型”人才组合。
在促进会里，曹增节找到了他在象牙塔外的另一种身份。他在教授大学哲学课程之余，将学术理想与城市愿景相融合，知识分子的智慧由此打通了现实出口。
这让他感到十分幸运：“一个学者的建议能够直接影响城市建设，这是一种自我实现，是我从旁观者到建设者的转变。”
从纯粹的教书匠到影响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条道路曹增节们走了整整十年。
“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发轫于1999年成立的“杭州发展研究会”。那段时日，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正在研究一个事关全局的综合性课题：如何实现杭州跨世纪的跳跃式发展？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大专院校等社会机构，希望汇集民间智慧来谋划城市发展。
包括曹增节在内的三四十名学界人士，就在这时走进了政府决策层的视野。
起初的“杭州发展研究会”只以讨论研究为主，类似政府智囊团，并不参与实际操作。慢慢地，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人加入进来，这个群体对城市建设的介入也日益加深。
让曹增节最感慨的是浙大著名历史学教授毛昭晰的加入：“老先生早期对市政府的一些做法并不认可，包括对西湖的整治。后来他逐步从批评者转变为建议者，提了很多好建议，包括西湖的免费开放，西溪湿地的保护等。”
推动城市品牌的志愿者
从研究会到促进会的十年，有三次大讨论让曹增节记忆深刻。
2002年，曹增节参与研究了城市人文精神的课题。有人提出，杭州要“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引发极大争议。“‘精致和谐’符合大家一贯认识，关键是‘大气开放’。”曹增节解释说，“传统的看法认为杭州是女性化的城市，应该是悠闲安逸的。”
最终，“大杭州”的认识压倒了传统观念。大家达成共识，要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这一理念最终催生了钱江新城的建设。
“到杭州来都应该去看看钱江新城。”曹增节语带自豪，“9月份上海市领导来杭州访问、座谈，他们对钱江新城的规划和建设速度印象深刻，钱江新城的规划是超前的。”
2004年，研究会又讨论了杭州的发展模式，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起群众性投票，“和谐创业”的选项获得了最高票。
曹增节认为，杭州的特色是休闲、文化、创业三位一体，“传统消费领域特别适合创业，比如女装、丝绸、茶叶。”
在整座城市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杭州发展研究会也逐渐羽翼丰满，形成了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四界联动”的复合型组织。
2006年，杭州市的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那一年，一个全球关注的热点就是资源枯竭问题。杭州市政府感到，城市发展需要新的驱动力。
这一次，放在曹增节等人面前的课题是关于城市品牌建设。如今让人耳熟能详的“生活品质之城”的说法即来源于此次讨论。
“杭州是最早意识到城市品牌效应的。”曹增节用手指向杭州的新城标，那是个汉字“杭”的篆书变体，融入了航船、城郭、建筑、园林、拱桥等诸多要素。
2007年的一次市党代会上，有代表提出，要有一批专门的人来推动城市品牌建设。由此，“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在研究会的基础上诞生。
如今，这个团队已壮大到300余人，除常设机构的少数工作人员，其余均为“志愿者”性质的兼职人员。西湖、西溪、运河、良渚、丝绸、茶、美食、动漫，城市定位、城市战略、城市品牌，这些综保工程、特色行业、重大决策的背后，都活跃着这个特殊群体的身影。
促进会口号很简单：“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他们创办了“生活品质”网站、“生活品质”期刊、“生活品质”视听媒体，组建了生活品质调查中心、展览中心、纪念品中心等，构建了一个集研究院、研究社团、展览、推广、制作机构于一体的复合构架。
“现在我每年要开200多次会，都是和生活品质有关的。”曹增节忙得像个不停息的陀螺，他也是促进会里不拿报酬的志愿者之一。
重续丝绸之府的传奇
促进会成员中不乏巨商大贾、企业界翘楚。达利(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费建明就是其一。
费建明出生于丝绸世家，其曾祖曾在湖州农村种桑养蚕，祖父开了一家小型绸厂。到了父亲那一代，费家的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
但儿时的费建明对丝绸并没有特别的记忆，只记得院子里有一间空屋，他常常在那里玩耍，那里曾放过祖父的纺织机。
初中毕业后，费建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8年艰苦岁月。1976年，24岁的他终于调回家乡，被分配到杭州西湖绸厂，成了一名机修工。命运再次将他与丝绸业连接在一起。
当时的西湖绸厂，是杭州丝绸系统中规模最小、效益最差的企业。1985年7月，已成为绸厂骨干的费建明从杭州大学中文系进修归来，对绸厂的积弊有了更深认识。深思熟虑后，他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举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打报告，主动要求当厂长。
虽然西湖绸厂那时已濒临破产，但费建明的举动依然引来非议。他连续要求了四年，打了三次报告，才被上级批准任命为西湖绸厂厂长。
这个丝绸世家的第四代传人成为国营绸厂的掌舵人后，花了两年时间进行大改革，工厂出现了新的气息。他又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通过中外合资接轨国际市场，使西湖绸厂成为目前国内丝绸女装出口量最大的达利(中国)有限公司。
如今费建明28岁的儿子也在这家公司上班，这是费家在丝绸行当的第五代传人了。
费建明说：“中国丝绸在织造、开发、印染等技术层面上与法国、意大利等国不存在差距，但在设计和品牌价值上仍有距离。”
中国丝绸曾让全世界为之倾倒，费建明相信，在技术创新的前提下，中国传统的丝绸产业重振辉煌的时机已经到来。
近年来，杭州提出了“弘扬丝绸之府、打造女装之都”的口号。在城市品牌促进会的推动下，国内第一个丝绸女装产业联盟于2009年成立。产业联盟中的每个人都有分工，费建明负责的是市场拓展和国际交流工作。
旧时清河坊鳞次栉比的绸庄见证了杭州丝绸经济的繁荣。如今杭州的丝绸女装企业超过2000家，自主品牌350多个，数量占全国一半。这种细腻温柔的面料，蕴含了这座城市的精致秀美。从顶着“近代十大爱国实业家”头衔的传奇商人都锦生到杭州知青费建明，丝绸织就的五色云霞与杭州地区的历史交相融汇。
“我不过是一片茶叶”
说到丝绸，就一定要说茶叶。丝绸与茶叶，仿佛杭州品牌的两翼。在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的框架下，茶行业战略联盟为杭州赢得了“中国茶都”的金字招牌。
茶行业联盟的代表人物王旭烽，与毛昭晰、曹增节、费建明四人同被评为“2009年杭州市年度人物”。王旭烽身兼作家、茶人、教授等多种身份，她的自我评价是：“我不过是一片茶叶，只是在清水的浸泡中才放出了一些清香。”
在她眼中，每种茶都有独特的气质，“碧螺春是水乡处子，龙井茶是大家闺秀，开化龙顶则如山中老衲。”
在浙江林学院教书两三年，王旭烽带领全院师生共同打造的大型茶文化舞台艺术呈现---“中国茶谣”，糅合了音乐、文学与茶文化，先后在联合国粮农组织政府间茶叶工作会议和第十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开幕式的演出中获得好评，还被评为浙江省高校校园文化品牌。
此后，茶文化学院利用该项目盈余策划成立了“中国茶谣。茶文化创意产业园”作为教学基地---这其实是一家开在林学院附近的个性茶馆。茶馆中的门童、服务生、经理等职位都由学生担任，而从炒制茶叶、配置茶点到经营核算各个环节也都由他们独立操作。
冬日午后，担任茶馆文化总监的王旭烽推开“中国茶谣”的大门。她的视线转向一个戴眼镜的男孩：“他的父母是我在茶叶博物馆的同事，我看着他妈妈的肚子一点点隆起，现在他都在茶文化学院读大三了。”
这个茶人的后代，前不久随茶文化学院的“中国茶谣茶礼队”赴深圳，参加了中国国际茶艺友好邀请赛，并荣获“最佳优秀创意奖”。
走读西湖
茶文化之外，王旭烽还酷爱研究杭州地方史。从小生长在西子湖畔的王旭烽对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都流露出深深的爱意，各种典故烂熟于胸。
她出版了一系列与杭州有关的小说、散文作品，如《走读西湖》、《爱情西湖》、《绝色杭州》、《杭州史话》。她自我评价说：“我也许是描写杭州最多的作家了。”
起初，她只是想用文学笔触描绘一个纸上西湖，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杭州。慢慢地，人们不再只把她当作一位小说家，她对城市的文化建设也有了建言和参与的机会。她告诉记者：“是杭州这座城市给了我选择的可能。”
王旭烽常说，杭州是一座需要慢慢品味的城市。她始终带着诗情画意看待这座城市，就像她在《走读西湖》中所写：西湖是一座书院，我们是书院的学子，我们在湖上走读。
“杭州的美是发掘不尽的，就像一本线装书，需要反复阅读。”王旭烽以西湖的苏堤作喻，“粗粗一看，它连接了交通；再一看，桃红柳绿，美不胜收；再往下看，这是在西湖竣工的水利工程；再深一层想，它的建造者是伟大诗人苏东坡??美就是这么创造出来的。”
她这样描述自己心目中的杭州：“它反映了人类智慧的高度，是南中国文明的代表。一座城市要有它的高度和深度，我们在这方面还要多下工夫。”
她有时信马由缰，想在西泠印社边的俞楼上办起章太炎的小学研究班，一星期讲解一个字，一年就讲50字。
那就是完美的人间天堂了 成都 新街坊的“巴适”生活
社区为各个社团排了时间表，周一舞蹈队，周二民乐队，周三??社团太多，社员太热情，有时候为了争取排练时间还会发生点儿“小摩擦”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欣 | 四川成都报道
成都在细雨薄雾中苏醒。
浓密的绿树把车水马龙结结实实挡在新华公园门外。走进来，跟广场上悠闲自得踱步的白鸽打过招呼，人们就汇集到不大的广场上。
音乐开始热闹。先是舒缓的彝族舞曲，慢慢地汇入了欢快的恰恰，还有断断续续的架子鼓声。这边，三五成群把柔力球挥舞得行云流水；那边，在只有7摄氏度的清晨，武者们穿着背心却大汗淋漓；一群着红色黑纱曳地长裙的老奶奶在人群中起舞旋转，扎眼得很。
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的全职社工贾荔媛在广场上慢慢走着，不时停下来欣赏一下。她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在促进会负责“成华区组合民乐艺术团”。一有空，她就来这里走走看看，看到谁“耍得好”，她就上前去说服人家加入艺术团。她说自己是个“星探”。
像“选妃”一样选队员
贾荔媛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了陈华筠。当时，陈奶奶正和一群朋友们在新华公园深处的一棵大树下翩翩起舞。
70岁的陈奶奶，笑容从嘴角一直荡漾到眼角的皱纹里。她拿出自己的名片，正面写着“韵美艺术团”，反面列着“民族舞、秧歌、腰鼓、戏曲、歌咏以及时装”各活动项目。说话间，她掏出了一款粉白相间、亮闪闪的手机接了个电话，确定了晚上排练的时间。
陈奶奶从小学川剧，打下了戏曲演唱和身段儿的底子。只是现在口音里有了普通话的调调，“玉露琼浆的‘琼’字唱不出川味儿喽！”她笑着说。
受到贾荔媛和促进会的鼓舞，陈奶奶牵头组织起了社区腰鼓队、舞蹈队，最近还搞了一支模特队。很多退了休的阿姨奶奶们慕名而来，跟着她一起耍。“既要看样子，又要看身材，还要有舞蹈底子，简直跟选妃子似的。”陈华筠说着，惹来舞蹈队姐妹们一阵大笑。
每周都有那么一两天，她们会在新华公园这棵大树下排练。10点钟，姐妹们从各个社区到这里集合。她们拿着大包小包，有的装着舞鞋，有的装着录音机，“没的音乐，跳起来没的感觉。”
两盘磁带加上一个“坨坨”---那是录音机“电池”，录音机上的一红一黄两条线接在“坨坨”上，《吉祥》、《辣妹子》、《月亮之上》就飘出来了。中午她们都不回家，带着饭盒在公园里凑合一顿，下午接着练到4点。
贾荔媛介绍说，像这样的社区文化艺术团，已经遍布成都市成华区的每个社区。在保和街道东升社区，记者看到一幢二层小楼，灰砖红柱，一间宽敞明亮的排练厅里，四墙都是镜子，还有舞蹈把杆。
社区党委书记刘大森告诉记者，社区为各个文化社团排了时间表，周一舞蹈队，周二民乐队，周三??但是社区的社团太多，社员们太热情，有时候还会为了争取排练时间发生点儿“小摩擦”。
贾荔媛就曾在锦江区的一个文化馆听过一场“中西合璧”的合奏。大提琴、中提琴、笙、阮、琵琶，各种乐器争先恐后地响，听得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些民间音乐家中的高手都被贾荔媛“一网打尽”，招揽到了“组合民乐艺术团”里。目前，艺术团已有团员50多人。
促进会经常承办成都的社区群众文艺活动。最近一次是在2009年11月25日，陈华筠她们排练的舞蹈《吉祥》在成华区房管局干部岗位教育主题活动上表演。
“洁白的头饰，鲜红的藏裙，腰间缎带抖落下彩虹的颜色。”贾荔媛说，最精彩的还是每位阿姨奶奶认认真真的扭腰抖胯动作。
训练了一支升旗小队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书记龚世达介绍说，2006年9月，该学院政治思想理论课新增了一项内容：20课时的课外教学，折合成社区义工40小时，计1.5个学分，如果完不成规定的服务时间，该课程不能结业。
这种“义工学分制”，是成都理工大学和成华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区团委、区人事局等单位“校地合作”，共建和谐社区和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具体举措。
截止到2009年11月，共有超过1500位同学进入了思想政治理论课“义工”实践基地，总计服务时间超过70000小时，人均服务时间超过40小时。同学们从事了空巢老人心理慰藉、义务家教、创建全国和谐社区示范区、防治艾滋病宣传、城乡少儿快乐成长计划、5.12抗震救灾等多领域的志愿服务。
社会学专业大三学生丁鑫玮曾到成都市双水小学做过班主任助理。这里一多半的孩子都是流动人口子弟，“有些孩子身上脏兮兮的，还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
丁鑫玮给孩子们辅导功课，教他们跳舞、拉小提琴、打篮球。他自己是成都理工大学“国旗班”成员，结合特长，他在小学生中训练出了一支20人的升旗小队。小队员们操练起齐步走，甩旗，动作已经十分潇洒。丁老师离开后，孩子们还在进行着升旗小队的日常训练，梦想着有朝一日到天安门升一回旗。
促进会党支部组织委员李铭波曾到社区教英语。有位70多岁的爷爷，牙剩下没几颗了，怎么都发不出“two”这个音，但还跟着同学们一遍遍念着。
政治行政学专业的汪坤，经历就没那么可乐。刚开始，汪坤拉住社区居民宣讲艾滋病知识时，“有些居民觉得我像在咒他得艾滋病，对我避而远之。”
随着“校地合作”的深入，成都理工大学的社工们发现，目前对于社区的研究和关注还远远不够。“一方面，‘小政府大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职能下沉到社区，社区职能发挥需要观念和技能的调整；另一方面，社区各自为政，大量的资源缺乏整合，社区资源无法变为资本。”成华区保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欣蓉告诉记者。
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需要，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于2008年应时而生。这是一个由成都市民政局主管，由成都高校、媒体、机关、街道、社区专业人员“联动整合”的高端科研、活动组织。
促进会副会长李向前说，在“义工学分制”基础上，最近一年多来，促进会与成都理工大学以及成华区各政府部门合作，探索出“VPE教育成才新模式”。
VPE模式，是将社区志愿服务同顶岗实习、就业见习、创业就业整合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大学生人才培养模式，旨在缩短大学生就业前的社会适应期。
区人事局局长钟萍说，自2008年起，区内100个社区以及60多个区委、区政府行政单位以及区内企业已全部向大学生开放实习岗位。
“全域”社区
5.12大地震那天，成华区保和街道东升社区6组的李清秀老人正在搬家。由于老城改造，她的临时住房被安置到了龙泉驿区十陵街道来龙社区9组。
保和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欣蓉介绍说，目前共有1万多名村民从保和街道搬到龙泉驿区“跨区安置”。
“虽然搬了家，但社保、医疗都必须回原籍申办，两头跑路太折腾人了！”成了“跨区户”，李清秀感到不便：新家门口的社保定点医院不接待，什么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要一次次地跑回东升社区办理。
“在成都统筹城乡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村民搬离原地集中居住，原来的地域关系、利益关系、生产劳作方式都被打破了。”促进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罗映光介绍说。像东升社区这样正处在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期间的涉农社区，居民办事和社区管理都存在难度。为此，促进会学术委员会在成都市率先提出了“全域社区”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自2009年7月19日起，成华区民政局、龙泉驿区民政局与促进会三方联合行动签订“全域社区委托服务管理”协议，并推出“全域社区”服务体系，实施“社区居民事务代办制度”。
这是全国第一个跨越行政区域的“大社区”。“两个街道之间，将打破以区、街为单位进行板块化管理的现状，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两地社区直接对接。”保和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方友介绍说。
“VPE社工全域走访服务”同时推出。成都市统筹城乡工作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6月到9月，社工为过渡居民代办残疾证、少儿互助金、独生子女证等事务8件，上门走访通知过渡居民领取过渡费、培训券等事项60次，为过渡居民提供招聘、体检信息50条。
李清秀笑着说，现在的异地安置生活“好耍得很”。政府提供了两种过渡安置的补贴办法：按人头补贴，前一年半每人每月200元，一年半后提高为每人每月400元；或者，按原有住房面积每平方米每月补贴8元。居民可以根据自家情况选择比较划算的补贴方法。
虽然住得远了，但李清秀还会常常到东升社区转转。从东升社区办公室循着轰鸣的机器声和清脆的钢筋水泥碰撞声望去，一座18层的电梯公寓正在拔地而起，那是政府给她和老邻居们盖的新家。
看看自家的楼盖到哪儿了，成了李清秀和众多原东升社区居民们的习惯。
社工有了“哈佛”
“建设路商业大街12月24日要开街了。”成华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主任余斌挺激动。
“通过整合片区各种优势资源，我们要打造具有现代时尚气息、人文宜居的成都第三商圈。”建设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田丽介绍说。建设路商业大街改造一期工程总投入将达1.5亿元，未来几年，位于成华区一环路至二环路间的建设路街道将作为主要整治地段，主路段辐射的5条支路也将被纳入整体改造范围。
在进行硬件改造的同时，街道办事处与促进会积极合作，打造商圈的“服务软件”。目前已在操作的是“新商圈现代服务业VPE试验区”项目，目的是在社区内开办大学生创业就业园。
促进会组织了200多名大学生，在三个月内对新商圈软环境、商家需求和居民需求进行了走访，为优化商圈产业布局和提升软环境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通过对现有社区服务站进行改革，或者成立‘社区就业后勤公司’，大学生可以通过委托、订单、招投标等方式承担社区的各种服务项目。”余斌说，从停车场、绿化、家电维修、家政到社区企业的后勤服务项目、社区居民需求项目、人口普查等政府需求项目，全都可以尝试。
“事实上，随着社区职能不断增加，社区工作人员的理念也要随之更新，社区继续教育显得格外重要。”李向前说。2009年6月22日，全国首个社区党校和社区事务管理学校在保和街道东升社区开学。随后，促进会与建设路街道合作设立了VPE社区继续教育学校，四川省社科院的专家将其解读为“社区干部的黄埔军校”和“社工的哈佛大学”。
20名大学生和30多名社区干部成为学校首批学员。以东升社区这种涉农社区为例，从农村转变而来的社区以前依靠社区集体经济，成为城市社区后则要发展“社区公益经济”。
“把社区的资源转变成资本，就可以解决社区公共服务资金的问题。”李向前说。
小天竺黉门街社区承接华西医院后勤服务，通过“辖区企业后勤服务社会化”，成功实现了为社区公共服务资金“造血”。而这些新生资金在促进会的协助规划下，将投入到更丰富的社区公共服务中。
沙河畔，梅林里，竹藤椅一摆，顺手摘几朵梅花儿丢入薄烟晕起的盖碗儿茶，“和谐社区”里的街坊们活得越来越“巴适 宁波 老人互访团的增值效应
大到社区事务，小到邻里纠纷，只要老年互访团成员出面，总能化干戈为玉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亚平 | 浙江宁波报道
在宁波，华光城很有名。
那是个拥有近万居民的大型涉外社区，它的出名源于社区里的“老年互访团”。其成员年纪最小的51岁，最大的接近百岁。大到社区事务，小到邻里纠纷，只要“老年互访团”出面，总能化干戈为玉帛。
有人甚至说，华光城房价都因为“老年互访团”飙升了不少。
“怕老”的创始人
78岁的朱金元是互访团团长。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也戴着墨镜，胸前挂着一张显眼的红卡片。这两样东西他从不离身。
戴墨镜是因为有眼疾；红卡片则是互访团的“身份证”。卡片上是互访团的标志---两只紧紧相握的手，上面还有照片、名字、电话和编号。
30年前，朱金元是宁波一所中学的校长，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与他一起住的岳母，每天“不是围着灶头转，就是跟着(河)埠头转”，生活十分单调，“她一辈子没有走出农村，唯一一次像样的娱乐活动，就是经过30里水路，到宁波市区看了一场越剧《红楼梦》。”
打那时起，朱金元暗暗发誓，自己要有精彩的老年。“不怕穷不怕苦，就是‘怕老’。”
2001年，退休的朱金元搬到华光城。居住条件改善了，老爷子的忧虑却与日俱增：“每天除了去公园打打拳，剩余时间就是在家洗衣做饭带孙儿。”
那时候在华光城，寂寞的老人大有人在。互访团成员周见雄感慨地说，他与隔壁邻居相处了好几年，只知道邻居家姓黄。
早在近20年前，老龄化问题已在宁波初见端倪。据预测，到2010年，宁波市60周岁以上老人将达100万人。
百无聊赖之中，朱金元偶尔会到社区图书馆聊聊天，渐渐和周见雄等人熟了起来。
“要不，自己组织些活动？”朱金元向老伙伴们提议，马上得到积极响应。2003年，华光城社区的“周末茶馆”开张了。
从“头脑风暴”开始
打开张那天起，“茶馆”就有独特的程序和议题，套用个时髦词---“头脑风暴”。
每周五下午，16名志趣相投的老人聚在社区阅览室，选定一个主题展开讨论。他们年纪一大把，话题可都与时俱进，小到社区治理大到“八荣八耻”。“茶馆”越来越热闹，朱金元们觉得自己又充满了青春活力。
一次，一位茶友接连几周都没出席聚会，朱金元和老伙伴们很担心，却发现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人走茶凉，”朱金元感悟到，不固定的“周末茶馆”并非长久之计。
有没有可能建立起社区老人都能参与的自我关怀社团？即使茶馆不在了，老年人之间也能经常联系？朱金元萌生了一个设想：成立“老年互访团”！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其他老伙伴的赞同。
2006年3月，茶馆正式升级为社团，老茶友们自动成为第一批成员。
互访团虽小却“五脏俱全”，组织运作架构清晰。作为主要工作班子，议事组由9名议事员组成，负责组织和处理互访团的日常工作。议事员不需选举，由成员自荐或推荐产生。
但成为议事员并非易事。“一定要热心、奉献、主动和创新。”这八个字是必备条件。如今，身为议事员和副团长的乐国英每天日程都很满，甚至比当处长的儿子还要忙碌。
此外，互访团还根据兴趣爱好和个人能力成立了不同的工作组：活动组负责策划、安排各项活动及后勤；文艺组负责腰鼓队、舞蹈队和太极拳等娱乐活动；健康组由退休医生担任，负责记录每个人的健康档案，定期开展上门体检。
为了弘扬互访团理念，朱金元起草了互访团的《一号通告》，张贴在小区各个楼道的显眼处：在社区居住、寄居的老年人，年龄50岁以上，都可以加入互访团，不受户口限制、不收费、不附加任何条件。
通告一出，立即吸引了不少老人驻足，纷纷找到茶馆咨询入会事宜。
卖掉别墅也要来华光城
最初，互访团只是在一起串门拉家常，年龄相仿的老人总有着相似的快乐和烦恼。
82岁的黄丛来自内蒙古。女儿工作繁忙，老太太听不懂宁波话，看起来有些古怪，每次互访团成员在阅览室谈笑风生时，黄老太总是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看书，偶尔偷偷瞟一眼。
其实，黄老太早就被互访团“盯”上了。在她生日那天，互访团的阿姨们早早准备了蛋糕，还专门排练了几首歌曲，在腰鼓队的伴奏下来到黄老太家。一开始，孤僻的老太太十分警觉，不肯开门，只从门缝里往外看。门外老阿姨们说明来意，并唱起怀旧老歌，黄老太终于卸下心中戒备，敞开了家门。
短短半年，互访团人数增至近百人。这些老人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不同，职业各异，但他们的生活却都悄悄改变了。
67岁的胡志芳是互访团的“御用”摄像师。加入互访团之前，他根本不会用相机、摄像机。为了把互访团的活动记录下来，老头下了狠心，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琢磨拍片、剪辑，还自学电脑刻盘，忙得不亦乐乎。
互访团中还有一群侨胞。宁波是著名侨乡，旅居世界的“宁波帮”达数十万人，而华光城作为宁波最早的涉外小区也吸引了不少侨胞回归。黄埔军校十期学员、现年96岁的加籍华人华宣恩就是其中之一。
在互访团成立之前，社区的本地老人和侨胞之间基本上“互不搭界”。独自回国的华老只有保姆陪伴，十分孤寂。互访团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上门陪华老聊天解闷，哪天要是他没有出现在社区里，互访团马上就会打电话过去询问。
在互访团里，“老人就是宝”，越是老越受尊重。即便是日常聚会，大家也会在长者面前铺上红绸布，摆放鲜花，以示对他们的重视。
华宣恩说，互访团成员就如自己的兄弟姊妹。他已把互访团周年庆光碟寄给自己仍在加拿大的弟弟，游说他一道回国定居。
互访团也吸引了很多其他小区的老人，如今成员已扩展到了整个宁波。甚至还有老阿姨在参加完活动后“扬言”要卖掉自己的别墅住到华光城来。
绝不能向团员收钱
互访团规模日益扩大，可现实问题摆在眼前，活动经费哪里来？尽管朱金元一筹莫展，但他坚决打消让大伙出钱的想法，“如果收钱，互访团的性质就变了。”
无奈下，他想到了“拉赞助”，首先从自家下手，曾是宁波银行灵桥支行行长的女儿被他选为第一个“目标”。女儿爽快答应，不但自己出钱，还动员灵桥支行的小青年们跟互访团进行助老结对。朱金元就这样淘到了“第一桶金”。
随即，互访团的老人们纷纷效仿，“挖自家墙脚”。一位老人的儿子捐赠了300套红色衣服和帽子，于是互访团有了自己的团服。每次出去，老人们都统一着装，特别“拉风”，华光城的“红衣队”更出名了。
出名后的互访团得到了更多关注，一些昔日难题迎刃而解。如今，每逢互访团外出活动，一些医院、企业都会主动提供交通、资金等帮助。
有活动资金了，但互访团用钱还是绝对的“抠门”。按团规，凡超过100元的款项，必须由议事组进行集体讨论。外出旅游或探望病人的费用，成员们常常是自掏腰包。
不过，“吝啬”的互访团“该出手时就出手”。附近颐养院的电风扇总是吱吱作响，影响老人睡眠，互访团二话没说，马上买了六台电风扇送给颐养院。
人一多，又解决了资金问题，活动自然更丰富，朱金元也更忙碌了。于是，老伴成了他的专职秘书。
除了邻里互访和生日会，朱金元开始策划着外出旅游，但要带着几十名甚至上百名老人外出，可不是开玩笑的。何况，团里还有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
朱家儿女齐齐否决了他的“异想天开”，其他老人的子女也表示担心。然而老人们都跃跃欲试，在家久了，外面世界变化太快，大家都想出去赶赶潮流。
在宁波经济的晴雨表上，北仑港的集装箱吞吐量是重要指标之一。要让老团友们看看宁波的新变化，北仑集装箱码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为确保活动万无一失，朱金元先约了几个“年轻”团友前去探点。时值盛夏，“年轻”的老人们刚走到码头，就已累得气喘吁吁。
更没想到，还没等朱金元拿出介绍信，码头工作人员就一口回绝了他们的参观要求：“集装箱码头不对外人开放，有介绍信也不行！”
吃了闭门羹，朱金元不死心，他拿出自己的红色“身份证”，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听他说完老人们的愿望，又看到他们不辞酷暑跑来，工作人员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不仅起身为老人们让座倒茶，还主动提出安排他们参观。
真要出去长见识，可忙煞了活动组。100多个人，怎么安排行程？怎么安排座位？怎么确保安全？
互访团采取了“老少搭配”原则，每车任命两个车长，负责统筹。年纪大、腿脚不便的老人，由一至两名“年轻”成员陪伴，照顾其行走起立。
北仑港之行很顺利，老人们回来后也特别骄傲，几乎个个都跟家里人念叨了好几天，儿女们开始觉得可以放手让爹妈出去“疯”了。
于是，春天去东钱湖野餐，秋天去镇海赏菊，夏天去游览杭州湾跨海大桥，冬天去奉化参观浙江船厂??几乎每一季，互访团都给老人们安排了特色旅行。
老亦有所为
然而老头老太的快乐还不止在旅游娱乐。
谁家要是忘了收衣服、没空接小孩，只要说一声，互访团立马就派老人过去帮忙。哪家长辈生病，儿女没时间照料，互访团成员也会轮流去陪伴探望。
78岁的王老太失去老伴后经常独自在家，加入互访团后，张金凤、金杏珠和谢爱菊三位老人经常去她家串门聊天。
有段时间，王老太的肩膀隐隐作痛，谢爱菊等人就每天陪她去社区医疗室做推拿。一次，谢爱菊临时有事，委托团长朱金元接送老人去做推拿。王老太觉得过意不去，横竖不要老朱他们陪同。无奈，老朱夫妇只好偷偷“尾随”王老太，一直看到她安全进了医疗室；等她做完推拿，两人又假装“巧遇”，将她送回家。
互访团还是小区业主间的黏合剂。以前业主们互不往来，小区矛盾也很多。如今老人们当起了义务调解员，每个老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居委会解决不了的，互访团的老人们常能摆平。
2008年5月，社区居民高先生家4岁的女儿澜绮得了白血病。听到这个消息，互访团马上忙开了。他们迅速起草了一份联合署名的“爱心倡议书”，为小澜绮募捐，并把倡议书张贴到社区每个楼道里。
第二天，老人们在小区三个门口轮流值班进行募捐。消息传出，许多偶然路过华光城的过客也前来捐款。有人恰巧没带钱，还特地跑到银行去取来现金。短短三天，互访团就募集到善款22万余元。
老人们做事特别严谨，每一笔捐赠，无论数目大小，都必须经由三名成员共同签字见证。一些献爱心的居民不愿说出名字，老人们就用“红衣女郎”、“蓝衣男士”或车牌号进行记录，保证每一笔款都“师出有名”。
老人互访团得到全社区的认可，成员们又开始开发更多的工作领域。章燕佩办起了公益“红娘站”，为单身男女无偿提供婚介服务。
如今，这个名为“芳燕红线”的红娘站越做越热闹。“登记的有1480人，25对已登记结婚，150对情侣正在交往中??”章燕佩的桌上有10多本厚厚的登记册。
互访团声名远扬，从宁波各个社区前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
如何让更多的老人快乐起来？朱金元又在思考“战略”问题。2008年，华光城所在的江东区为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决定成立“红蚂蚁”助老志愿队，朱金元被任命为队长。
“红蚂蚁”旨在帮助老人解决实际问题，以独居、大病、困难老人为重点服务对象。短短一年，志愿者队伍就扩大到2000多人，其中有耄耋老人，也有刚上学的孩子。
从社区走向社会，朱金元们更忙了，也更快乐了 西安 西部新城3.0版
估计不久后，看完兵马俑、吃完羊肉泡馍、听完秦腔的外地外国游客一定会再来浐灞逛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陕西西安报道
上个世纪末，贾平凹在散文《老西安》中写道：上千年的风雨里，这个城市竟呼呼啦啦败落下来……种子种久了退化，田地耕久了板结……
就像贾平凹描绘的那样，在许多人心中，西安承载了中国人的盛世回忆，那是个秦腔、兵马俑加羊肉泡馍合成的古旧身影。但是，假如你来到今天的西安，走进第三代新城“浐灞生态区”，会发现心中的那些定义和眼前的崭新城市全不是一回事。
“浐灞”因浐水、灞水得名，位于西安东郊。这片原本荒凉偏远的地方，仅在短短两年内，楼盘房价已经飙升到七八千元每平方米。
“浐灞生态区刚开发的时候，第一期楼盘卖价是2900多元每平米。因为环境治理得好，2007年10月，F1摩托艇世锦赛看上了这儿，就在浐河、灞河流入渭河的交汇处举办。国际赛事一开，那里的房价随着就一步登天了。现在，临水位置的房子已卖到了9000多元每平方米。”徐东军说。
西部城市往往缺水而古旧，这和逐水而时尚的摩托艇比赛似乎风格不符，两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为了改变大家对西部城市的印象，西安一群摄影家齐齐把镜头投向了浐灞。徐东军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起，徐东军就开始用镜头记录浐灞变化的点点滴滴。“我看过许多讲老西安的纪录片和书籍，我非常想通过自己的镜头，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现代的西安。”徐东军说，“浐灞，是一个西部城市的3.0版。”
30秒记录8个月
徐东军不是西安本地人。他199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从事水利工作，对于浐河和灞河，他很早就听过“八水绕长安”的故事。但十多年前的浐灞沿岸面貌，让他触目惊心，“臭不可闻，能把人熏死。”
2005年以前，浐灞地区是西安市的一个大垃圾场，也是一个生态重灾区。那时候，浐灞地区河流污染、垃圾成山，由于当地没有下水系统，西安市60万人口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全部直接排入浐河，日均排污约10万立方米，而浐河一年的径流量只有1.8亿立方米，污水足足占了1/5。浐河有多脏，不难想象。
那时的浐河是条让人绕着走的“五彩河”，河面上各种垃圾呈现出乱七八糟的颜色。有段时间，人从河中趟过，皮肤就会发痒，还有人看到过畸形的鱼。
灞河又是另一番景象，但是生存的危机一样严重。
灞河的河沙是中国最好的建筑用沙，人民大会堂的建设用沙就取自于灞河。灞河沿岸的村民许多都是以挖沙为生，一个沙场，投资20万，每天卖沙子就能收入2万多元。利润之厚使得灞河一直存在着过度挖沙的现象，河床严重下切达6米之深。“那几年每年都会有人因游泳而死亡，挖沙的大坑在水底下随处都是，人们防不胜防。”徐东军说。
在从事水利工作的徐东军看来，浐灞已到了不得不治的最后时刻。2003年，徐东军被调到未央区浐灞河综合治理办公室，那一年浐灞治理的序幕正式拉开。从那一刻起，徐东军就拿起相机，他要记录下这个污染重灾区如何被改造成新城的全过程。
徐东军所在单位的新办公楼在浐灞大道旁边施工时，他每天都会在一个相同的角度拍一张照片。“施工进行了8个月，我拍出来的照片连续放映只用了30秒就看完了。而看完这些照片，你也了解了那8个月。”
作为综合治理办的工作人员，为了阻止当地人向浐灞河区域内倒垃圾，徐东军曾经挨过打。“那个村叫新房村，为了倒垃圾的事，村子与当地乡镇政府的矛盾已经白热化了。等到我去的时候，村里派出三位老人，直接对我拳打脚踢。咱们对老人也没办法，只能挨着。”徐东军回忆说。
看到这片原本荒凉恶臭的地方，逐渐变干净、变顺眼，又逐渐发展成为一片投资热土，徐东军颇为自豪。回忆起F1摩托艇世锦赛的盛况，他的脸上不由笑意盎然。
那天的浐灞人山人海。来自全世界11支摩托艇队的24名顶尖选手同场较量，全球10亿人次通过卫星电视观看比赛，其中10万人次现场观看。“他们也同时看到了一个中国西部新城。人们都很难相信这里就是西安，甚至有人说，西安在哪里举办F1摩托艇世锦赛？难道在护城河吗？”徐东军说，其实，现在的浐灞河交汇处水面最宽的地方有700多米，举办这样规模的比赛绰绰有余。
“比赛第一天还卖票，第二天就不卖了，人太多了。”徐东军说。在他看来，浐灞生态区现在已经成了“本地人游本地”的场所，“估计不久后，看完兵马俑、吃完羊肉泡馍、听完秦腔的外地外国游客也一定会再来浐灞逛逛。”
浐灞的规划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浐灞生态新区，打造西安第三代新城---一个在“宜居宜创业”导向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新中心。
顺应自然前提下的利用自然
在这个记录浐灞的摄影家团体中，西安市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贺泽余与浐灞的联系更为长久。1952年，贺泽余的父亲响应“华东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西安。他父亲工作的西北纺织基地就在浐河沿岸，紧挨着古老的半坡博物馆。
那个时代，浐灞几乎没有任何人工痕迹，浐河上没有桥，而灞河的桥据说建于王莽时期。贺泽余常听父亲讲浐灞河的文化传说：“灞河是古时候人们送别的地方。”1978年，当贺泽余接班定居西安之后，浐灞河仍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状态。
这种荒凉的自然状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80年代初，从那时起，浐灞河“热闹”了起来。“我喜欢顺着浐河、灞河的河床走。”贺泽余说，最多的时候，他曾经亲自数出了浐河沿岸有30多个排污口，汩汩的黑臭污水不断排入；而灞河上，因为挖沙太无节制，陇海铁路线曾经在一夜之间被水冲断。”
贺泽余经常与同伴一起背着摄影器材到浐灞区域去“艺术创作”。他对浐灞河上的桥情有独钟。他说自己非常喜欢那种明快的曲线，尤其是在晚上灯光的映照下。为了拍摄浐河大桥的夜景，他曾经一个人大半夜跑到白鹿原寻找角度，还把车钥匙给丢了，结果回不了家。
“整个浐河的变化真的很美。”贺泽余说，这里有一条绕城高速，还有一条三环线，横跨两岸，从摄影的角度看，构图是最美的。
2009年5月，贺泽余与摄影伙伴们相聚灞河边。贺泽余拍摄的灞河特大桥照片，由于出色的光线利用，获得了浐灞生态管委会举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奖金一万元。
贺泽余很认可浐灞生态区的定位，“从生态入手，并非不考虑人的需要。这里永远不会失去乡野之趣，所有的开发都是在顺应自然前提下的利用自然。”
他很喜欢浐灞现代的建筑形式，尤其是浐灞两岸的道路，虽然材料是现代的，但那些道路曲曲弯弯，依着自然的趋势，“拍摄起来优美而意境深远。”过去的垃圾堆已经被改造成山体景观，上面还有人造湖泊。每当下雨时，他就喜欢到那些路上去溜达着找镜头。
贺泽余一直有个愿望---航拍浐灞地区治理的总体情景。为此，每次出差从上海回西安，他总是选择下午三四点钟能够到达浐灞上空的航班。因为，这趟飞机一过秦岭，就会有一个自西偏东的角度，从飞机上俯视下去，浐灞超级漂亮。“目前，因为构图、光线以及空气透视度等问题，我还没能拍出最满意的作品”。
从拍人到拍鸟
在浐河、灞河的交汇处，有一片数千亩的湿地，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鸟，许多是珍稀野生物种，如花脸鸭、针尾鸭等。2003年前，由于河水污染，常常可以在河面上看到死亡的白鹭和苍鹭。现在，生态越来越好，浐灞的鸟儿也越来越多。摄影家安喜和他的同伴们经常在清晨六七点钟去浐灞河上拍鸟。
安喜更喜欢新城的“原生态”。从1993年开始，安喜一直在拍摄浐灞沿岸的人文风情。至今习惯使用胶片拍摄人像的他，镜头总是瞄准那些朴实的乡民与他们的生活。他经常顺着浐灞河向上，去探访那些固守着传统风俗的村落，去记录那些村民生活的变化。
十多年前，浐灞河上有许多当地农民自发架设的小桥，有的是用两根电线杆子绑在一起，有的则是用两根树干绑在一起，横在河上。“你会看到有小脚老太太，走到桥头不敢再往前走，后面就会有个小伙子，过来搀扶着老人过去。”安喜说，老太太穿着棉裤，把裤腿扎起来，看上去像灯笼一样，头上包着一块大大的毛巾，在画面中正是大家想象中的古老西部的模样。
在这些桥上，安喜在同一角度拍摄了形形色色的过桥人：推着独轮车的老汉，提篮子的少妇，快步过桥的学生……2002年，这组“形形色色的过桥人”照片参加了第十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那时候，我是关注人，现在我还关注鸟。”安喜说，“浐灞地区现在种了好多树，河面清洁了，鱼也多起来了，灰鹤到处都是。”在田家湾、马腾空垃圾场上就地堆山挖湖建成的雁鸣湖，是一片面积达千亩的湖泊湿地，吸引了许多漂亮的鸟儿来做安喜的“模特”。灞河右岸的沙坑也被“整形”，取坑为湖、取陆为洲，建设成了广运潭生态工程区。
“垃圾堆和烂沙坑，已经变成了寸土寸金的好地方。浐灞地区潜在经济效益数以百亿计。将来等高品质的居民住宅小区、浐灞金融商务区建成后，别说‘用鼻子找浐河’，就是河水颜色稍有变化，人家也会投诉你。这样，一套良性循环的机制就形成了。”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浐灞生态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王军说。
“千亩大湖”广运潭位于浐灞生态区的核心，它是在灞河与浐河交汇之前，拦截河道而成的大片湖面。这里，将是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
从生态重灾区到生态补偿区
浐灞生态区的建设，使得西安顿然年轻了起来。
专家指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新城，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以企业发展主导城市发展，企业是新城的主体；第二代新城是以产业发展主导城市发展，其最典型的形态为各种形式的开发区；第三代新城由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生态建设三位一体。
从2004年，浐灞生态区成立以来，区域内新建了四座拦河橡胶坝、七个亲水码头，新增水面7000余亩。浐灞由过去的生态重灾区变成了西安的生态补偿区。
这两年，西安地下水位上升迅速，而浐灞地区最为明显，现已抬高了6米左右。拦河橡胶坝所制造的大量新增水面为这一区域的水位上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陕西省的南水北调工程“引汉济渭”，也为正在建设中的“第三代新城”保证了足够的水源。
秦腔还是那么高亢，羊肉泡馍还是那么醇厚，西安古风依旧。但是，通过新城建设，从曲江新城到大明宫，再到浐灞，这座古城也在给中国西部城市创造全新的模式 昆明 与红嘴鸥有个约会
在中国南方，每个城市附近都会有比较适合鸟类栖息的环境，许多人也会前往这些地方开展环保活动。但是，还没有其他城市能经受住考验，让如此庞大的野生鸟类持续进入城市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云南昆明报道
飞翔的红嘴鸥像舞动的白色绸带，先是覆盖了湖面，然后沿着护栏兜转。几米外就是飞驰的轿车和高耸的大厦。
这些鸟儿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近30年来，它们也曾飞入中国的其他城市，却只与昆明深深结缘。
“是全体昆明市民一起留住了红嘴鸥，每个昆明人都是这个大团体中的一员。”昆明鸟类协会会长王紫江说。
海鸥偶然“进城”
对于24年前的那次偶遇，《云南日报》记者任琴的描述很简单：一群水鸟在怡然地觅食、嬉戏，水面上不时掠过它们翻飞的身影。但是，她在报道中写到的地点却让读者感到困惑：“昆明盘龙江德胜桥至双龙桥段”，这里，是人来车往的城区。
昆明人对于海鸥本不陌生，每年冬天都有大量海鸥到滇池越冬。有文字记载的海鸥光临已有1000多年，几乎与这座城市的历史等长。
奇特的是，在1985年那个有些温暖的冬天，它们居然“进城”了。
任琴采访时，这些水鸟已经在城区住了近十天。江边人家也说，这是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她在报道中写道：几十只来路不明的水鸟光临闹市---当时她还不知道这些水鸟叫红嘴鸥。
就是这篇《盘龙江上水鸟翻飞》的新闻报道，拉开了昆明20多年人鸥故事的序幕。
水鸟进市区的新闻引起市民关注，其中包括云南大学教师王紫江。
王紫江毕业于云南大学动植物系，随后留校任教。即便是专家，他和同事们一时也无法解释海鸥进城的原因。
王紫江于是向云大申请了5000元经费，加上市环保局的拨款，开始专门研究红嘴鸥进城的原因。
“最后的结果是，那一年在昆明过冬的海鸥数量明显增加，但由于污染，滇池的空间十分有限，它们只好进城。”王紫江回忆说。
红嘴鸥每年5月在贝加尔湖产卵。9月，它们就在严冬到来前举家向温暖的南方迁移。一般年份，到滇池越冬的红嘴鸥不到3000只。1985年入秋后，中纬度地区的西风环流势力较强，提前南下。云南气温比往年偏高，而华东地区仍然阴冷，导致云南大多数湖泊的红嘴鸥数量都有所增加。
其中，滇池的海鸥骤然增加到9000多只，一部分红嘴鸥不得不离开滇池另寻出路。而盘龙江从北向南纵贯昆明市区，在滇池的入湖口经常会有来自城区的食物垃圾。红嘴鸥就逆江寻食而上，进入市区。
“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红嘴鸥不会进市区。而找不到食物，那些过去在其他地区过冬的海鸥第二年也会回到原来的越冬地。”王紫江说，“1985年红嘴鸥的进城其实并非必然”。
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红嘴鸥的故事
1985年，许多市民出于好奇前往市内的翠湖公园和盘龙江沿线喂鸥，带去的食物有饼干、蛋糕、酥饼、馒头、包子甚至猪皮、土豆。海鸥到底吃什么，大家都糊涂。
1986年1月，云南省政府拨款3万元作为保护红嘴鸥的费用，由昆明市的环保机构在翠湖等地设点投放食物。
那时候，也有人打鸟，甚至把鸟制成肉干。昆明市政府因此发布了公告，要求保护红嘴鸥。
冬天倏忽而过。当昆明迎来春天的时候，红嘴鸥展翅北归。海鸥明年会不会再飞进昆明城，谁也不知道。
但是，红嘴鸥记住了这个友善的城市。在市民的等待中，1986年11月11日，红嘴鸥再次飞临昆明，与前一年的进城日(11月12日)只差一天。
红嘴鸥的再次到来，引起了大中院校生物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关注。1987年1月，60多名爱鸟人士组织成立了昆明市红嘴鸥协会，这就是后来的昆明市鸟类协会。
王紫江回忆说，协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喂鸟。大家都知道，红嘴鸥能再次飞进昆明，是因为有食物。“协会那时候没钱，就卖旧报纸。”
后来实在窘迫，就收了每人10元会费用来做鸟食。这在月收入不过百元的80年代中后期，已是一笔“巨款”。中学教师们白天上课，晚上蒸饲料，赶在第二天清晨送到水边。
而第一代爱鸟人的最大作用，并不只是为海鸥提供食物。
“那时候，爱护红嘴鸥成了昆明中小学最主要的课余活动，生物老师们不仅自己去喂鸟，还带着孩子们。”王紫江说，“如今这些三四十岁的市民，就是那一代中小学生。”
现在美国工作的动植物学者张志强回忆说，他当时正读小学，开始大家并不愿意每天跟着老师去喂海鸥，“后来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了红嘴鸥漫长艰苦的迁徙路线，我们这些男同学一下就被震惊了。”
张志强后来几乎天天放学都要走一个多小时去盘龙江边。有一个周末，他把父母拉到了翠湖公园，“下一个周末，我妈也约了好几个女同事带了馒头去喂海鸥。”
对于红嘴鸥的记忆，深深影响了张志强。他最终和王紫江一样，把动植物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到后来，云南省还组织了有5万名中小学生参与的爱鸥征文大赛。红嘴鸥因此成为一代人对于童年的共同记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红嘴鸥的故事。”张志强说。
危机带来的机会
1992年1月，进城的红嘴鸥数量锐减，而且一个月后就提前离开。10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危机”，王紫江等人记忆犹新。
这一年，首先是严重干旱，滇池、翠湖等水面明显下降。更为严峻的是，1991年到1992年，惊吓、捕杀海鸥的情况非常严重。
有人甚至一次捕杀了21只红嘴鸥，开膛破肚、盐腌日晒。“红嘴鸥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王紫江举例说，他们为了研究需要曾捕捉了几只红嘴鸥，结果那一大片水面的海鸥都惊慌地离开，一天都没有回来。
1993年冬天，红嘴鸥继续减少。翠湖更是在元旦后看不到一只海鸥。
昆明市环保局的报告解释说，翠湖公园举行武术表演，喧闹声吓住了海鸥。1992年春节前后，鞭炮声曾使数百只红嘴鸥在城市上空盘旋许久，不敢下落。这个原因也导致第二年来昆明的海鸥减少。
同时，滇池污染继续加重，鱼虾都不能生存。在红嘴鸥提前离开昆明后，整个城市忧心忡忡。
“通过这次危机，大家已经发现，红嘴鸥对昆明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张志强说。
1993年10月，《昆明日报》宣布将重奖第一个发现红嘴鸥来昆明的人。11月23日，昆明汽修一厂的一名职工首先在翠湖发现海鸥，获得1000元奖金。海鸥的归来让人们异常兴奋，留住海鸥也成为市民的呼声。
一次捐赠活动就收到5000多元现金和3000元支票，两吨面粉、8000多个面包和其他物资。年底，昆明市政府决定在城区禁放鞭炮。
“当时对于红嘴鸥，政府内部也有些不同声音。”昆明市环保系统的一位官员回忆说，红嘴鸥在闹市产生的粪便对市容有很大影响，叫声也影响群众休息，“而且为了一种并不珍稀的鸟实施鞭炮禁放，改变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是不是值得？”
1994年3月，红嘴鸥离开前，昆明市大张旗鼓地对爱鸥护鸥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表彰，争议之声就此销声匿迹。
王紫江告诉本刊记者，20年多来，在昆明越冬的红嘴鸥数量可以分三个阶段。
1985年到1988年是进城初期，数量不稳定；到2000年前是增长期，每年可以达到1万只以上；2001年到2006年是稳定期，进城数量已在2万只以上。
“2004~2005年是个大转折。”王紫江说，当时禽流感泛滥，翠湖和盘龙江沿线只有寥寥数人在喂鸟。饥饿的海鸥纷纷飞离昆明，前往大理、玉溪。而大理也有市民提出，要留住红嘴鸥。
鸟类协会和昆明市环保局紧急对红嘴鸥进行了检查，并在媒体公布红嘴鸥中并没有禽流感。“这时红嘴鸥已经饿得很厉害了。”王紫江说。
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紧急救助活动开展了起来。有的小学生步行几公里把几块钱送到捐助站，还有的工人甚至送来了食堂的饭票。有个北京人6年前到昆明看到过红嘴鸥，在电视上知道危机的情况后，下午两点多乘飞机赶到昆明去翠湖喂鸥，然后当晚又飞回北京。
这一年，捐款有40多万元。
参与的幸福
云南省科技咨询中心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昆明红嘴鸥的无形价值在100亿到300亿元之间。在翠湖，14个面包摊点收入16.8万元，16个照相摊点收入63.3万元。当地旅行社则估计，10年中有超过500万外地游客来专门观看红嘴鸥。
20多年来，红嘴鸥也曾经飞进过中国的其他城市。还有地方请王紫江去，希望他能帮忙把鸟招进城市。
其实，在中国南方，每个城市附近都会有比较适合鸟类栖息的环境，许多人也会前往这些地方开展环保活动。但是，还没有其他城市能经受住考验，让如此庞大的野生鸟类持续进入城市。
一只红嘴鸥一天进食约80克，2万只就是1600公斤。这么多食物并非扔在地上由海鸥自己吃食，绝大多数需要人工投放。
如此，要么有相当大的一个固定群体坚持喂鸥，要么就有一个更庞大的人群接替投食。偶然喂一两包饲料也许很好玩，但是不断挥动手臂投食对任何人都不是易事。
这件不容易的事情却被大家变成了快乐。对于昆明市民来讲，接近红嘴鸥更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和休息。
在翠湖公园，有三座醒目的雕塑。一座是1995年，为纪念红嘴鸥进城10周年建的“翠湖戏鸥”；一座是1998年制作的不锈钢塑像“少女与鸥”；第三座则专门纪念一位普通的昆明市民“海鸥老人”。为普通市民塑像，这在全国也罕有听说。
“海鸥老人”叫吴庆恒，一直孤身一人生活，从昆明化工厂退休后，他每天步行几公里到翠湖喂鸥，风雨无阻。
1995年冬天，与他相熟的人们突然发现老人连续三天没有来翠湖。等找到他家，老人已经去世，家里只有一张床和打算制作鸥粮的6个鸡蛋、一小袋面粉。人们还发现，他过去花几角钱购买的海鸥照片被郑重地摆放在床头。
后来，人们了解到，老人从来不报销医药费，从来不买新衣服。但在最后一次去翠湖时，他特意穿上了崭新的手缝衣服。
由昆明市民捐款，在翠湖公园塑造了吴庆恒塑像。他的故事则被写进中学语文课本：“当人们把海鸥老人的遗像摆放在他经常喂鸥的地方时，一大群海鸥突然飞来，围着老人的遗像翻飞盘旋，连声鸣叫，叫声和姿势与平时大不一样，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这篇文章最后说，“海鸥老人孤独地躺在灵床上，像他生前的每个夜晚一样。但我知道海鸥老人是幸福的。”
昆明人与红嘴鸥的幸福约会，年年如期而至。
这个城市被命名为“中国红嘴鸥之乡”。2006年，市长基金拨款购买专用饲料生产设备，并增加10万元饲料款。鸟协也得到社会捐助，赴东北及俄罗斯考察红嘴鸥繁殖地。2007年，昆明越冬的红嘴鸥数量突破3万只。2008年冬季，到昆明越冬的红嘴鸥数量达31700余只。■ 长沙 守望橘子洲
橘子洲绝不会成为高消费场所，它将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态岛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 | 湖南长沙报道
橘子洲狭长如带，横穿湘江大桥。从公元305年开始，洲上就开始种植橘树，因而得名。1925年，32岁的毛泽东从广州回到湖南领导农民运动，寒秋时节，重游橘子洲，写下了《沁园春。长沙》，开篇一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橘子洲从此声名大震。
82岁的彭锡强站在橘子洲头，仔细找寻自己当年的生活痕迹。当他重新走在橘子洲上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他是橘子洲的“原住民”。2004年，因长沙市对橘子洲进行全面改造，包括彭锡强一家在内的3800户居民从橘子洲移民上岸。
再次与“故土”发生联系，缘于2009年的橘子洲志愿者活动。
2009年5月，长沙市政府发起了“橘子洲保护月”活动。彭锡强难以割舍在橘子洲头的那段岁月，也报名成为一名志愿者。现在，他时常会提着扫帚、垃圾袋和盒饭来这里做环保义工。
老回忆
橘子洲作为风景区，是从1960年开始的。
当时，橘洲公园在洲头建立，占地仅14.2公顷，堤岸只是简单地围砌石栏，栽了些垂柳。1962年正式开放，从那以后，橘子洲并没有进一步建设。
那时，长沙人习惯称橘子洲为水陆洲。彭锡强的记忆中时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在当年橘子洲财神殿的街两边，一户挨一户的居民，坐在各自家门口安详地拉着家常。
穿过小巷，财神殿临小河边有大片菜地。那时没有公共厕所，居民家中都置有马桶。每到傍晚，各家提着马桶将粪便倾倒到菜地里，这是上好的肥料。收获的蔬菜除居民自己食用外，大多销往长沙城中。
彭锡强介绍说，在如今湘江橘子洲大桥北引桥下，是旧时橘子洲最热闹的老街---百搭桥。这是当年橘子洲“商贾云集”的地段。整条街宽不过五六米，长不过几十米，却是过河东西来往的必经要道，从早到晚熙熙攘攘。那时，橘子洲没有自来水，居民都是从河里挑水吃。洲上唯一的粮店在轮渡台子马路边上，买米、打油，凭粮证供应。
直到70年代末，橘子洲还到处都是荒山草地。
1982年，彭锡强成为了湘江上的一名船夫，摆渡和运货构成了他单调的日常生活。1984年，他才在洲上建起自己的新房。房子有两层，80多平米。之前他都住在自己的船上。
洲上生活，最大的挑战来自每年春秋两季“发洪水”。 彭锡强对1998年的特大洪水还心有余悸，“五六个晚上出不来，只能到洲上的高地上呆着。”
一楼被淹了，居民都挤到二楼三楼。买菜必须乘船才能出去，孩子寄居在岸上的亲戚家，大人困守家中。
1983年，马跃群嫁到橘子洲，她也对洪水记忆深刻。她家用水泥砌高了一层，还铺上一些竹篾，试图用这种简易的装置抵挡洪水侵袭，但往往无济于事，“大水一到，家具就得往楼上搬。”
贺婷家里从不买好家具，“一涨水就等于没装修。”但无论是她，还是彭锡强，洲上居民大都并不愿意离开橘子洲，“也许是因为对孩子们来说，橘子洲从来都是乐园”。
参与保护橘子洲的另一名志愿者冯叶，从小就生活于此。这里是她和伙伴们的童年天堂，捉泥鳅、蝌蚪、青蛙，扔石子，堆泥巴??
从橘子洲大桥俯瞰橘子洲，低矮的房屋被绿色植物层层包围，一派田园风光。
过去，橘子洲上不同地段的人维持生计的方式不同。上洲居民开饭店，中洲居民种菜，下洲居民捕鱼。“下洲都是鱼店，那时流行吃一种名为‘黄鸭叫’的鱼，连市里人也跑来吃。”冯叶说。
从橘子洲眺望长沙主城区的这片水域，习称“大河”；望向湾镇、岳麓山的水域称“小河”。
大河宽，水深；小河窄，水浅。平时，大河小河里各有两条轮船对开。船上傍船舷一溜座位，更多的空间留给自行车、货担子和乘客混合使用。一般是乘客上满，轮船就开。彼时的橘子洲已有3800户人家，共20000多人。
冯叶小时候上学需要付一块钱坐舢板船，“像现在坐的士一样，很高级。”之后父亲买了辆摩托车，她才结束了坐船上学的历史。
大移民
进入21世纪，城市化的车轮日渐加速，众多商家希望与当地政府合作，在橘子洲头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 面对唾手可得的巨额收益，也困于当时捉襟见肘的政府财力，长沙市曾有意招商引资开发建设橘子洲。
2002年11月初，长沙市政府召集众多专家商讨橘子洲规划，与会者一致反对商业开发方案。“橘子洲是全民共有共享的绿地空间，决不应该蜕变为少数人专享的贵族天堂，永远应该是百姓的乐园。”
同时，长沙市民也纷纷通过网络、电话、信件等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也希望橘子洲始终保持她的平民特质。
2006年1月，时任长沙市长的谭仲池在市人大会上承诺：“请市民放心，今后橘子洲绝不会成为高消费场所，它将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诱惑的生态岛。”
生态岛改造方案出台后，摆在长沙市政府面前的首先是拆迁问题。
橘洲新苑社区党委书记李升向本刊记者介绍，橘子洲上的居民大多生活贫困，贫困群体包括漂泊在湘江上的渔民、无固定居所的流浪者和附近企业的职工。2004年前后，橘子洲连接湾镇的便桥拆除，相关工程中，拆迁队面对的是无业者达90%的拆迁户。
在拆迁安置补偿上，市政府给予了当地居民最大优惠。住房不足45平方米的按45平方米补足，3000人享受城市低保。一批居民走上政府设置的公益岗位就业，还有一批居民在政府帮助下实现自我创业。
有了政府的妥善安置，橘子洲原住居民陆续签订了拆迁合同。从2003年第一批居民迁出，到2004年，2万多居民全部搬迁完毕。
这些橘洲老住户现在大多居住在“橘洲新苑”社区。
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曾对当地群众说：“橘子洲居民饱受洪水之苦、生计之困，政府改造橘子洲的决策，不仅要造景于洲，更重要的是要造福于民。”
生态岛
拆迁工作结束后，长沙市政府就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造措施，有意将橘子洲打造成一个公园式的旅游景点。
“改造之前，由于企业污水和居民生活污水排放，湘江水质受到严重威胁，拆迁后，这一地域的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橘子洲风景区管理处副主任盛泽说。
贺婷一家在2003年搬出橘子洲，新家有160多平米。“搬迁的时候很多人舍不得走，特别是老一辈，从小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对橘子洲感情深。”
贺婷大学刚毕业时，橘子洲还没正式开发。2008年初，橘子洲建设基本完成，她回到橘子洲担任导游，兼任环保志愿者。
如今，从湘江大桥进入橘子洲，一眼就能看到一座高达109米的喷泉，喷泉旁边的石头上，用铿锵的毛体刻着《沁园春。长沙》。
“整个橘子洲现在有11栋保护建筑，包括文化宫、长沙海关办公楼旧址、红方别墅、美国教会建的五栋建筑群，再往前是美孚洋行、薛公馆，还有书山古路??”贺婷介绍说，“高达32米的毛泽东雕像也将建成，这将是迄今世界上最高的毛泽东胸像雕塑。”
橘子洲游人如织。“十一”黄金周，一天接待6万~10万游客。
马跃群对搬迁的橘洲新苑小区很满意，“绿化很好，社区还经常组织老年人的活动。没事就散散步，跳跳舞，生活很舒服。就是觉得新小区少了点橘洲的味道！”
为了化解老住户的心结，街道办还请人在小区公园里重新仿制了一个《沁园春。长沙》的诗词碑，老居民们这才满意。
马跃群的儿子现在在珠海工作，在电话中听到母亲对如今橘子洲的描述，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橘子洲的变迁，再三要求母亲替他报名成为一名保护橘子洲环境的志愿者。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橘子洲”
开发之前，橘子洲公园只有现在核心景区的1/6大，如今，橘子洲整个洲面有138.43公顷。橘子洲免费向市民开放后，每天都有几万人次前来参观，管理人员承担着巨大的环保压力。
“白色垃圾很多，2003年，有媒体在星级厕所拍了照片，看上去一片狼藉。”志愿者刘大江介绍说。
那个时候，橘子洲“就像一个杂乱的小树林，路面上到处是烟头和食品包装”。让刘大江印象深刻的是，橘子红了时，游人会想方设法去摘，“有人竟冒着危险踩在别人身上去摘”。
橘子洲景区总共只有100多名专职工作人员，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显得力不从心。为此，长沙市长张剑飞喊出口号：“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保护橘子洲”。
张市长把橘子洲称为长沙所有市民的“大客厅”，而维护这个客厅的环境是每一个市民都应该承担的责任。
经过市政府讨论，决定将2009年5月定为“橘子洲行动月”。消息一出，长沙市民、学生和各界人士报名争当橘洲环保志愿者。
橘洲志愿者启动那一天，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31人和湖南财专的30人共同组成了环保宣传志愿者方阵。那天下起了雨，志愿者们套上薄膜雨衣，不怕脏不怕累，认真地对橘子洲景区的垃圾做着地毯式清理。
志愿者尹礼忘不了那天的情景：有年轻父母带着孩子一家三口来“拾荒”；有情侣搭档，亲密地携手捡垃圾；还有许多年轻人，扛着大包承担着垃圾运送??
2009年“十一”黄金周，橘子洲景区环境已经极大改观，“整个景区很干净，有志愿者在做环保活动，游客都有意识不扔垃圾了。”
“以前橘子洲产生的污水直接排到湘江，现在污水处理装置已经开始运转，垃圾回收站也已投入使用。”盛泽说。
据估算，现在橘子洲志愿者约有4000多人。长沙市政府在橘子洲设立了环保志愿者指挥部。长沙市委宣传部长陈泽珲说：“橘子洲是长沙的一张名片，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志愿活动，让长沙市民对这座城市有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
根据橘子洲景区设计方案，未来的橘子洲将以自然风光为主体，以生态、文化、旅游、休闲为主题。
在由长沙市规划局2009年8月新拟的《长沙市交通发展示意图》上，可清晰地看出湘江上将再添六条过江通道，地铁交通构建起黄金“十字架”。届时，橘子洲的各种硬件设施将更加齐全。
盛泽说：“橘子洲这几年的发展其实就是长沙发展的一个缩影。”■
南京 环保者的“蝴蝶效应”
身着统一红色服装的志愿者们在青山绿水间捡拾垃圾，就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江苏南京报道
紫金山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远在北欧的哥本哈根被打动了。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是2009年最炙手可热的全球焦点之一。在政要云集的会场之外，一位名叫特雷西的丹麦女孩站在长凳上向围观者慷慨陈词，演说她在南京捡垃圾的经历。
特雷西身着红衣，胸口印有一只漂亮的蝴蝶，随着她身子的摆动，蝴蝶活灵活现。这只蝴蝶叫“虎凤蝶”，这件衣服是南京“虎凤蝶行动”志愿者的队服。
特雷西曾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6月，她骑车登上紫金山，看到胸口绘有蝴蝶的一大队人马。她很好奇，打听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捡垃圾、做环保的活动，她报了名，领了一件衣服就“入伙”了。
由南京《金陵晚报》发起的“虎凤蝶行动”，从2007年4月28日至今，已动员了近4万人参与其中。
这个行动的口号是“捡起每片垃圾，让紫金山畅快呼吸”，简而言之，主要行动就是捡垃圾，那为什么又自命为“虎凤蝶行动”呢？
一张蝴蝶地图
《金陵晚报》的陈莉介绍说，这个活动在两年零8个月前，还只是新闻工作者登上紫金山，有组织地清理山上的垃圾，后来固定下来，定期开展。按照她的说法，“是山上的生物链自然而然地打通了虎凤蝶与捡垃圾的逻辑关系，并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挂上了这个链条。”
来龙去脉要从这只“虎之斑斓，蝶之翩翩”的中华虎凤蝶说起。
虎凤蝶在南京珍稀物种界的地位如何？看看南京环保志愿者手中的一副扑克牌就知道了。54张扑克牌，54张蝴蝶照片，记录的全都是南京本地蝶种，大王牌面上就是中华虎凤蝶。
它的存在较葫芦洞里的南京猿人更古老。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只生活在武汉到上海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南京是其种群数量最多的地区。
清朝光绪年间，英国学者在长江沿岸发现虎凤蝶，它的美丽就永存于大英博物馆中。吴琦则是在南京发现虎凤蝶的第一人。1982年3月，吴琦在牛首山采集到一只漂亮的虎凤蝶并制作成标本寄给中科院。不久后，一个关于在南京郊县发现虎凤蝶的消息不胫而走。
至今，吴琦还在为这个伟大的发现而后悔。有人闻风而动，上山张网捕蝶。虎凤蝶标本行市好时，在日本卖到每只1000美元。
当年他采集第一枚标本的那个山谷，有30多只蝴蝶成片飞舞，像极了一朵美丽的云；20年前，在南京城的成贤街上还能看到中华虎凤蝶翩翩起舞，在栖霞龙潭、牛首山、汤山的阳山、紫金山的头陀岭、珍珠泉等处都有它的芳踪；1992年，中山植物园附近的虎凤蝶第一次从中山陵消失，紧接着1995年，在樱驼村也销声匿迹了；2006年，历时2个多月的搜索行动仅观察到了6只。虎凤蝶在南京已濒临消亡。
防不胜防的是，吴琦和志愿者们每次欣喜的发现和善意的公布都会给虎凤蝶引火上身，根据他们公布的蝴蝶地图，盗捕者更有针对性了。“我们不会再对外公布新发现的中华虎凤蝶具体栖息地了。”
其中，也有好心办坏事的。去野外采集虎凤蝶的虫卵，然后带回去人工饲养，目前，南京养殖中华虎凤蝶的数目达到1000多只。
吴琦不赞成这种做法。如果这个地区的野生杜蘅只能给养50只虎凤蝶，人工养殖的虎凤蝶放飞到大自然中，无疑增加了食物链的负担，头一年会有很多虎凤蝶出现，但它们必定要被饿死。
杜蘅是虎凤蝶及幼虫唯一的食物，必须得有阳光照到，才能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气味，虎凤蝶嗅到后才会飞来觅食产卵。
保护区内原先的树木已基本被砍伐掉，换栽了毛竹、玉兰树和大叶女贞树等更具观赏性的植物，这样的木本植物组合封杀了杜蘅的阳光空间。
还有一些市民将杜蘅挖去做药引子；小学生课外活动小组的成员为了使自己制作的标本不落人后，也渴望捕到一只中华虎凤蝶；甚至爱走野道的游客也可能在无意中将埋藏在草地里的蝶蛹踩死。近年来，紫金山共被践踏出大大小小的登山道150多条，并集中在紫金山的西南部，即天文台路线。
保护虎凤蝶的生存环境是比保护虎凤蝶本身更重要的事。
一张垃圾地图
吴琦成了紫金山上游走的活地标，很多人都认识他。
每年3月20日到4月20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老人都会在紫金山半山腰一片长不过300米的狭长区域守候4个小时。
“我要守护这些只有25天生命的美丽生灵，让它有繁衍下一代的机会。”已届古稀之年的吴琦表示。
老人在呵护蝴蝶的生命时，遇到了用脚步丈量紫金山道的刘光华。
刘光华是紫金山生态环保志愿大队队长。吴琦在山上观察了30年蝴蝶，刘光华在山上捡了10年垃圾。在寄托了共同心愿的紫金山上，他们相遇了，初次见面，却似神交已久。就着杜蘅幽幽的草香，他们谈起了各自的来历。
刘光华16岁从南京去新疆支边，33岁回乡。1994年3月，骨刺加高血压两种老年病都缠上了他。爬山成了他身心皆宜的锻炼方式。
90年代后半期，尤其是1999年到2000年前后，南京市民中形成了一股登山热潮，每天好几万人，双休日像赶集。
登山人带去了垃圾，山中林间小路上不可降解的垃圾不断增加。“刚开始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见到就捡起来，后来觉得力不从心，靠我们几个是捡不完的。”
而随着对山区的深入调查，刘光华发现了一个更触目惊心的问题：整个紫金山地区驻有近百家各种类别的单位。“他们垃圾从来没有出过山！”
“在30平方公里的紫金山中堆积着大量各种成分的垃圾，有矿渣、炉渣、岩棉，还有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医院和实验室的废弃物。”
为了搞清垃圾数量、种类、分布情况，刘光华和两位朋友用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绘制出一幅紫金山垃圾分布图。
为了全面清理紫金山上的垃圾，刘光华又制定了一个志愿行动计划，约好时间和集合点，网上发布消息召集。每月至少两次，每次活动人数从一两千至三五千不等。
2002年1月，紫金山生态环保志愿大队正式成立了，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给队员们发了证，凭证可以免票进入山区捡拾垃圾。
吴琦与刘光华有类似的动因。20世纪70年代，吴琦在四川一家集成电路厂工作，目睹了当地经济腾飞的同时带来的环境污染。
他们一拍即合，并因虎凤蝶上成为同志。虎凤蝶的濒危状态固然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环境毕竟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刘光华的清理垃圾行动在客观上就是为虎凤蝶打扫庭院。
吴琦被刘光华聘为志愿者大队顾问，大队行动目标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从此，刘光华在清理垃圾的同时，多了一个随手动作---翻遍所有的杜蘅叶，统计叶下有多少虎凤蝶的卵。
一篇碑文
刘光华的大队人马在紫金山满山遍野捡垃圾的时候，还有一个单干的老人柴乾岳，他一个人的知名度足以抢了所有人的风头。
紫金山上有两处知名的石碑：一块是国民党副总裁孙科题写的正气亭石碑；另一块就是立给柴乾岳的。
一百多字的碑文上有这么一句：“他艰难地利用拐杖头，默默地在紫金山上义务捡拾垃圾。他的思想是先进的，他的品质是高尚的，他的行为是有益于所有南京人民的??”
这是2002年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对柴乾岳的评价。那时，年届耄耋的柴乾岳已经捡了5年垃圾。
1998年，柴乾岳从九华山搬到紫金山居住，家对面就是登山道。
老人喜欢登山。在九华山，市长夸过他门前的卫生。不仅带走垃圾，就是山路上被山水冲刷出坑洼，他也会带上工具去填平，顺带把路边有毒的豚草拔掉。
在紫金山，柴乾岳碰上了同样的不顺眼。“爬过几回山，还真看不惯，山上很多垃圾袋、旧报纸和泡沫饭盒，一起风，红红绿绿的。”
柴乾岳开始去山上“上班”，每天早上8点上山，中午12点下山吃饭；下午2点再上去，晚上5点收工回家。
在重合的时间和重合的地点，柴乾岳必然要与刘光华和吴琦这两位山上的“常住人口”相遇。
那时的柴乾岳还默默无闻，但一下子就打动了刘光华。柴老身子骨不硬朗，静脉曲张、糖尿病、心肌梗塞、高血压，浑身是病。他的拐杖不只是用来走路的，还用来钩垃圾。
“大的塑料袋，一挑就到手了；小的果皮，拿拐杖顶着胸口，慢慢探下身子去捡。最怕捡糖纸之类的小东西，腰弯不下来。弯一次腰比正常人跑一场长跑还累??”
在刘光华看来，这位身穿蓝色罩褂的老者弯腰的背影像虎凤蝶一样珍贵。刘光华将他推荐给新闻媒体。柴乾岳和家人开始是抵制的，不想冒尖，直至李源潮批示要宣传。
中山陵园管理局在紫金山的主要路口为老人立了碑，又给老人配了一部手机，还预存了2000元话费。
一座活的丰碑被竖立起来了。丢垃圾的少了，捡垃圾的多了。准备从“编外清洁员”岗位上“退休”的柴乾岳每天只能捡到一两袋垃圾，而开始时他每天能捡到五六袋。
1984年就退休的柴乾岳又在紫金山上了十年班。但他年事已高，寻找接班人成了他的一桩心事。
一张报纸
一直刻意回避媒体的柴乾岳这次主动找到媒体。
2007年5月14日，《金陵晚报》发起的“虎凤蝶行动”进行到第6期，柴敏孜赶到现场，向登山爱好者发出文明登山倡议。她是柴乾岳的女儿，同时，她也想通过报纸为父亲寻找接班人。
由于腿脚不便，此时的柴乾岳已不常上山。这年春节，他瞒着家人偷偷上山，对于现状仍不满意，觉得只有将衣钵传承下去才不至于前功尽弃。
此时，距离《金陵晚报》发起“虎凤蝶行动”只有16天。这个行动的捡垃圾、做环保的内容与柴乾岳的行动目标一致，薪火自燃、自然相传。
媒体有更广泛的动员力，越来越多原本无动于衷的人都被卷入环保大军洪流。
现在，每个星期都有四次活动，报名参加只能预约在三四个月之后，等不及的市民就自己上山当“游击队”了。
如果说吴琦、刘光华、柴乾岳等之前在各自为战中结成同盟，那么一张报纸提供的平台更是整合了各路人马。截至2009年12月中旬，“虎凤蝶行动”已经举行了403期，参与人群来自各种年龄层次和社会的各行各业，“上至八十三，下至手中搀”(儿童)。
据刘光华介绍，目前南京活跃着七八家环保社团，而且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了有机的格局。比如，“紫金山生态环保志愿大队”是综合性的，重点活动区域在紫金山、牛首山，还参与了长江沿线鸟类观察和水环境调查。“自然之友”南京会员组侧重于环保意识建设；南京高校“绿石”组织将注意力放在校园教育上；当年徒步走长江的陆伟发起了“绿色之友”，注重社区环保教育??
通常一地的环保NGO都是由外而内移植进去的，而南京的环保NGO是由内部自发生成的，这是令很多环保人士心生羡慕的地方。不仅如此，它们还在由内而外发挥着辐射作用。
除了紫金山、牛首山两处大本营外，栖霞山、雨花台、秦淮河等南京城的重点区域都有环保NGO的身影；2009年5月去镇江是“虎凤蝶行动”第一次飞出明城墙，12月去马鞍山是第一次飞出江苏省??
“虎凤蝶行动”已经开始向都市圈中的兄弟城市扩展，力求打造覆盖整个都市圈的环保网，甚至还被越洋的“洋蝴蝶”带到了哥本哈根。
这一行动已经成了南京市的品牌。身着统一红色服装的志愿者们在青山绿水间捡拾垃圾，就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仿佛进入庄周梦蝶的化境。
“虎凤蝶都来觅，虎凤蝶都来觅，捡起捡起每片垃圾，让金陵的绿肺常绿常绿，让古老的紫金山畅畅快快呼吸??”《虎凤蝶行动曲》这样唱道。■ 银川 爱心汇“川”
爱心似川流，从各地交汇在银川，使这座大漠边的都会拥有了“海洋文明”--- 爱的海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开 | 宁夏银川报道
西北城市并不都是闭塞之地，比如银川，这个西夏古都就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
不论来自哪里，你都能在银川找到同乡。“移民”作家张贤亮认为，在中国内陆城市中，最能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和成就的，就应该是银川。
而这座偏远城市的开放性，正体现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身上---包括改革开放伊始到银川来谋生的外地手艺人，也包括“西部大开发”号角吹响后，大举进入银川的投资者和创业者。
总是能听到乡音，总是能找到故乡口味的饭馆，一切都不会太感陌生，这是移民城市的重要特质。对于外来者，银川从来就是这样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充满人情味。
如今，那些体味到银川温度而不愿再离开的，多是些怀揣梦想而来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的已走过了许多东部大城市，带着成功投资、创业的经验，或者至少带着失败的教训，终于在西部找到了发展空间；有的，大学一毕业就机缘巧合地来到这里，顺理成章地生根发芽，建起了自己的家；还有的，就是那些一心想着拼搏奋斗的周边农村青年。
这群在这里创业和生活的年轻人，刚来时或许是孤立的，然而不久，他们就会融入这个城市。他们融入城市的方式很多，而银川“青年爱心互助团队”已经给超过500名年轻移民提供了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舞台。
搜索“银川+爱心”
在每个城市，几乎都可以看到一群群年轻人，因各种各样共同的兴趣聚集在一起。银川“青年爱心互助团队”就是当地年轻人的一个兴趣组织，他们的兴趣是“助人为乐”。
团队发起人黄贵，是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看上去憨厚而不失活力。2008年4月，来自宁夏农村的黄贵还没有女朋友，工作之余，他有大量的时间和热情无处释放。“八小时工作之外，就是和同事喝喝酒，打打麻将。感觉日子过得很空虚。”所以，当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志愿者的QQ群时，就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
“那是一个网络社区，大家的爱心还仅限于网上议论。”黄贵回忆说，在成为这个群的管理员之后，他在群里发起倡议，要求大家一律“用实名、干实事”。
通过这个倡议，黄贵认识了后来的两位好朋友：王宁和郑晓宁。这两位同样希望做实事的年轻人，完全赞同黄贵创建一个社团的想法。
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前不久，黄贵、王宁与郑晓宁三人正式成立了“银川爱心互助会”，自己创建了一个QQ群。随后，又合资建立了一个爱心网站。
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没有任何宣传攻势的民间自发组织，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居然发展到了5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来银川创业、生活和学习的年轻人，而他们中的很大比例是通过网络搜索投奔而来的。
被称为“爱心狂”的姜波，在找到“组织”之前过得没有现在这么畅快。“以前下班后就老在网上泡着，打CS，聊QQ。我想用业余时间去做点对社会有帮助的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团队，师出无名，你要去帮助别人是很难的，人家不一定相信你。现在，我觉得每天活得都很充实、很有意义。如果周末没有安排志愿者活动，心里就会空空的。”
“其实，年轻人精力旺盛，工作之余都想做些好事，只是往往没有渠道。”在黄贵看来，“献爱心”完全可以做到脚踏实地。
石磊，一位来自山东的姑娘，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她从小喜欢帮助别人，性格热情开朗。2008年，她刚参加工作，稍有经济基础后，就想去帮助那些求学有困难的孩子，给他们未来以正确的指引。
她在网上输入了“银川、爱心”两个关键词之后，搜索到了黄贵的爱心互助会。很快，她融入了这个大家庭。“几乎每次活动，她都会参加。”黄贵说。现在，经常能想出巧妙主意的她已经成了这个群的宝贝。
长庆油田的赵薇也是从网络上寻找到爱心互助会的。她的工作单位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地方。“生活沉闷无聊，尤其是精神生活非常匮乏。”赵薇说，而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参加些爱心行动，赵薇觉得整个人的境界就会完全不同。
由于年龄稍长一些，赵薇在工作与家庭上已经有了一些压力，即便如此，她也会尽力去参与爱心活动的后勤工作，经济还算充裕的她在资金捐助上也走在前面。
在黄贵的印象中，最有趣的应该是姜波的加入。那是2009年5月2日，黄贵与队员们正在银川南门广场参加一个爱心活动，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伙子一直在广场转悠。不一会儿，那个小伙子来到黄贵的面前问：“你们这个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经费从哪里来？”当他得知这是一个自筹经费的民间组织后，失望地离开了。
黄贵注意到，这个小伙子并没有走远，而是一直在不远的地方观察着他们。没过多久，他又过来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又离开了。当这个小伙子第三次来到黄贵面前时，他终于向黄贵提出了加入团队的申请。“他就是来自哈尔滨的姜波，这小伙子真不错，现在是我们这里最活跃的志愿者。”
其实，姜波的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社会上许多爱心组织的可信度并不是很高。“没办法，我一直想做帮助残疾人的事，但是找不到这样的组织，而有些组织听起来很不错，但却是昙花一现。”姜波说。他曾经在大街上报名参加消防志愿活动，但是在那之后，他并没有收到任何参加活动的消息。什么样的爱心组织才能做些实事，并不容易辨别。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500多名志愿者的加入，使得爱心互助会已经成为今日银川市最大的民间志愿者团队。每个月的四个周末，一次助老，一次扶幼，一次志愿献血小板，另一个周末安排当月主题活动。风雨无阻，几乎无人缺席，做着朴实的事情，但大家都很执著。
“献爱心其实很平凡，即使是打扮得最时髦的姑娘，也一样在养老院挽起袖子帮老人洗澡擦身。”黄贵说，对容易心血来潮的年轻人来说，长期做琐碎的好事是一个考验。
85岁的伍秀兰老人每次见到黄贵他们，都跟见到亲人一样。自从30年前老伴去世后，无儿无女的她就孑然一身，靠拣垃圾为生。
“第一次接触老人的时候，她并不相信我们。我们问她有啥需要帮忙的，她试探地说水管子漏水需要维修，我们就给修好了。老人很开心，从此什么事情都想告诉我们。”黄贵说，其实老人非常希望能有人陪她聊天。她曾经兴奋地对他们说：“1959年新中国解放宁夏时，我是庆功秧歌队队员，还和毛主席握过手呢。”
一位91岁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只有一个侄子照顾。老人神志不清，经常在床上大小便，侄子就把他一个人关在小屋里。老人的侄子非常不欢迎黄贵他们，“我不稀罕你们帮忙。”虽然不受欢迎，但是看到老人接受关心后露出的欣喜表情，黄贵他们还是觉得很值得。
“其实，我们在给他人提供帮助的过程中，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石磊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几乎是这个组织所有人的共识。
爱心互助会脚踏实地办实事的做法在银川口口相传，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来自内蒙古的孙孔训甚至把自己的办公场所免费提供给了互助会。
因为还没有正式注册，互助会在资金和接受捐款方面还存在困难。“有些企业其实挺想为慈善事业做些事的，他们通过报纸、网络找到我们，表示愿意提供资金。但是，企业希望从正规的渠道了解他们提供的资金是否专款专用，而我们目前还没有接受捐款的资格。”
爱心互助会的成员大多利用业余时间做义工，活动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费用。一般情况下，他们大都采用AA制，这不免会给一些成员造成经济负担。“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大概付出了两万多元，而整个团队已经付出了十余万。”黄磊说，这一切他还没跟自己在农村的父母说，因为他们生活得也很艰难，而他自己还承担着还房贷的压力。
对于如何获得救助信息，他们目前还是守株待兔，基本靠群内成员的发现和有人前来求助。对于信息真伪的判断和调查，也是由群内成员自费完成。
“我们现在也是越走越惶恐，我们向来是个人量力而行、不计报酬的志愿活动。而当这样的爱心活动变成一种集体行为时，其发展便不取决于个人信念了。”黄贵说。比如，很多志愿者希望到贫困山区去支教。但是，这项工作对志愿者的素质、知识结构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要求，相关部门还需要对支教老师的资格进行审核和培训，此外还需要支教组织有系统安排和可持续的计划。“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还有点力不从心。”
“而且，有愿望帮助别人的人自己也不一定就没有困难，随着加入的成员越来越多，我很希望探索出一个更科学的爱心互助模式，这样，大家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就能够更有实效地为社会服务，而且我们这个团队也将变得更有凝聚力。”
团队里的年轻人每人都有自己在公益事业方面的理想设计，每次聚在一起，对未来的憧憬成了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我想办一个养老院，让他们颐养天年”；“我想建一个公益图书馆”；“我想建设一个社区互助团队”??这些理想正是他们今天的动力。
走向“义工”
在这个年轻的群体中，有一个刚刚加入不久的特殊人物，她就是银川的公交车售票员于春艳。于春艳是哈尔滨人，在来银川之前，她在深圳工作。来到银川的于春艳一直在寻找“义工”组织，因为在深圳她就是一名“义工”，如果不是来银川的话，现在的于春艳应该是“五星级义工”了。
深圳是国内“义工组织”发展最成熟的城市，而于春艳在深圳就是个小有名气的义工。银川团市委把于春艳介绍给了黄贵的爱心互助会，希望她给银川的青年们带来一些新的理念和经验。被团队“同志们”团团围住，于春艳兴奋地给大家描绘起未来的银川义工组织。“它应该非常有体系，有各种专业人才加入，法律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培训问题，都有专业人士负责，各个部门分工很明确，做事情很有效率，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就像深圳的义工组织，他们的口号‘有困难、找义工’几乎每个市民都知道。”于春艳说。
“虽然爱心互助会比起规范的义工还有距离，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力量，他们都那么热情、那么单纯，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变得更热情、更单纯了。”虽然刚来银川一年，但于春艳已彻底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和爱心互助会。她相信，对于一向开放包容的银川来说，在不久的未来，社会就会认知“义工”的理念，而愿意当义工的青年也会越来越多。
银川，这座仍然处于“移民进行时”的西部城市，正在一点一滴地建立自己的城市性格。
随着志愿者群体的壮大，黄贵他们希望能够尽快获得政府的注册。就在2010年元旦前，好消息传来：黄贵他们已经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马上就要拥有一个官方认证的合法身份了。■ 南昌 红与绿的辩证法
20亿元，这么一笔巨款，南昌没有把它贴在城市的脸上，而是把它埋在地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江西南昌报道
涂清华每年要嫁两次女儿。
大喜日，她凌晨4点就要起床。忙活到日头高起，然后一路上敲锣打鼓送嫁。前面有辆开道车，跟着六辆大卡，插着彩旗，腰封横幅，沿途还要向看客派发红纸头。
红纸黑字印着“城区河流免费垂钓温馨提示”。
涂清华是南昌市水产试验场场长，她把每年两次往河里放鱼称为“嫁女儿”。 那些鱼苗长成成鱼大约需要一年时间，她把小鱼当做待字闺中的女儿一样呵护，而投放的过程和仪式也和办婚礼差不多风光。
冬天是放鱼的好时节，低气温使鱼鳞收紧，捞的时候鳞片不容易脱落。天还没亮，大瓦数的白炽灯将鱼池的水体照得通亮，“女儿”们欢蹦乱跳着，似乎知道今天要投奔新家。
涂清华虽有些舍不得，也不得不把大鱼桶搬上车。因为，这些鱼是南昌市政府早下了“聘礼”的。
每年花30万元，买下这些鱼投放在抚河、玉带河和与梅湖相通的护城河中供爱好者休闲、垂钓，称为“三河一湖放鱼”。年头年尾各一次，成了南昌市民固定的节日。
政府爱钓鱼
2009年12月19日是放鱼节。
“政府钓鱼，我们开心！”有人早早举着牌子等候，更多的人扛着鱼竿，像整装待发的游船桅杆。
杨祥福与程其南的鱼竿高度有很大的落差，杨差不多比程高了20厘米。但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同级“干部”---杨是朝阳洲街办钓鱼协会的会长，程是副会长。
他们的协会就是当下流行的NGO，或称“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个钓鱼协会的会龄与一代鱼长成的鱼龄差不多，有一年多。当下河的这批鱼在涂清华的水产场孵化时，协会正在西湖区孵化。
23个钓友在街道办的见证下拥有了组织身份。此时，这些老钓友终于找到了组织，程其南的钓龄已有四十几年，而赣江汉从十几岁就开始钓鱼。成立仪式成了收徒仪式，当时就有三四名新钓友拜到老前辈的门下。
以前钓鱼，程其南总会带上些干粮，喂自己也喂鱼。藤王阁下、赣江边上一坐就是一天。现在望穿一江水的独乐乐没有了，不仅要指点新收的门生，还得给他们带干粮。
除了照顾徒弟们吃，有时还帮其他忙。钓友张国平的母亲中风，在岸边蹲点的一干会员立即收竿协助送医。当一队别着竿子的人整齐地出现在医院里，成了一道令众人纳闷的景观。
“强化社区自治管理，营造‘小政府，大社会’，这是市、区两级政府鼓励NGO成长的原因。”西湖区委宣传部的郭晓东告诉本刊记者。
2009年2月开始，广润门街道所辖社区的NGO一片热闹景象。街道办采取引进、收编、组合、新办等手段，通过制度规范、人才培养、财政支持、奖励扶持等措施，推动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快速发展，现有广润门老年协会、天天水电维修服务站、心慧编珠协会等民非组织、群团、社会组织106个，参与居民1297人。
为了发展社区自治，街道办给每户居民都发了互助卡，设了互助板、互助墙，谁有诉求，就写在卡片上，然后上墙，广而告之，互通有无，像在互联网的小区论坛上发帖子一样。连不懂“高科技”的老人也用这种山寨方式上了论坛，小区论坛不再是年轻网民独霸的地盘。
谁家孩子放学一时无人照顾，谁家辣椒酱没了，谁家想把旧衣物捐出??都可发帖。程其南家的炖鱼香飘出门缝的时候，邀请邻居来品尝他手艺的帖子也同步登上了论坛。“沙发”位上的回帖是“程爷爷烹鱼的手艺与钓鱼的手艺同样了得！”
若是不懂打字或手写等输入法的老人，还有更简捷的办法，像点击鼠标一样轻按床头的“爱心门铃”就可以了。一键操作，稍等片刻，一会儿义工就上门来了。
钓鱼协会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多了，程其南就让杨瑞福当会长兼发言人，自己甘心做一名“业务型干部”，继续苦练基本功。
功夫到家的程其南真是江鱼的冷面杀手。放鱼这天，群鱼跳跃、人群雀跃，就连婴儿车里的宝宝都探直了身子看，程其南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仿佛等着鱼往他盘子里倒。
“鱼太多了，像在养鱼池里钓。”鱼刚放归大自然还没全散开各奔东西那阵儿，对他来说如同探囊取物，一天就钓了80多斤。
这位民间垂钓高手一边盘点着塑料桶里的鱼，一边对照着“菜单”---本期放鱼清单。“花鲢、白鲢仍是大头，但没那么多了，以前这两种鱼加起来差不多要占总量的90%。”
内行看门道，他看出了什么？
20亿元花在地下
“花鲢、白鲢是水里的清道夫，对水体有强力净化作用。”水产试验场副场长姜伟说。
他还记得放鱼令是2004年南昌市政府的105号令，在投放鱼苗的同时，还向水产场提出了净化水环境的要求。
当时有29条排污管张开对着抚河，主要是排生活污水。姜伟见方抓药，针对污染物的情况，开了一个以鲢鱼为主的套餐药方。
现在偶有贪小便宜的市民将偷偷网上来的鱼拿到集市上卖，插着一块硬纸牌，歪歪扭扭地写着“无污染，绿色鱼”---抚河水质已经改善，成了招牌。前些年水质差的时候，被洪水冲进家门里的鱼，都没人愿意吃。
南昌，是座水城。南昌人的水情结化不开。赣江把南昌市分成南北两城，抚河故道、玉带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城里城外，湖泊塘库星罗棋布，江河港汊纵横交织，水域面积占市域面积的三成。
像很多水资源充沛的城市一样，南昌既因水而生动，也曾为水所困。
“街上鱼在游泳算是好的，还有蛇在逡巡。”《南昌晚报》记者张宁江说。她的报社在象山北路，以前每到雨季是城区内涝的深水区。
2002年9月，张宁江还是个女实习生。“雨势来得迅猛，刚刚收到短信提示有雨，穿上雨靴出门，水已没到脚踝。”
夜来风雨急，她和同事泡在水里等出租车，看着不远处的窨井口有水泡汩汩上涌。在雪亮的车前灯扫过处，白光一闪，三个女孩子惊呆了，“蛇！”张宁江脱口而出，拉着她们逃进车内，关门上锁。车轱辘快而狠地轧过去，轮下咯噔一下。
“刚才有条蛇你们看到了吧？”司机打趣道。回头一看，她们还愣愣地挤在后排座上，吓得没有回过神来。
这是在南昌市排水系统改造前稀松平常的一幕。民国时期的排水管超期服役，排污管与排水管走同一通道，在窨井“反刍”时会一起被吐出来。
每到雨季，南昌就成了一座漂浮在水中的城市。电冰箱摆在凳子上，电视机摆在电冰箱上，是老城区居民的习惯摆法；路上骑自行车的，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拎着皮鞋；三轮车是“摆渡”工具，1元钱从马路这边渡到对面。
乘摆渡车主要是出于安全的需要。被冲走或盗走的窨井盖会留下安全隐患，大人们会插一根树枝在水中作为警示，小朋友不知道，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小孩就在顺外路落井淹死了，家长看到张开在井口处的雨伞，才知道孩子的下落。
2003年6月，24小时之内南昌市区降雨达309毫米，百年一遇。这促成了市五大排水系统改造工程的全面启动。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承诺：两年内，城市内涝问题一定要解决。
处在青春期的中国现代都市群，纷纷患上“血管”堵塞的老年病，内涝是通病。南昌较早地开始了医沉疴的阵痛期，投入水系整治的资金已达到20亿元，阵痛之后是通畅。这么一笔巨款，南昌没有把它贴在城市的脸上，而是把它埋在地下。
盘活一城水
南昌治水，由内而外。
“内涝问题的解决是政府在偿还历史欠账，打造一座山明水秀的南昌城，使市民对这座城的‘期权’得以兑现，才算真正迈出了向着幸福的脚步。”南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家旺说。
五大排水系统改造的同时，玉带河的改造也逐步铺开。
玉带河原为城南排渍道，是雨水自然冲积的城郊壕沟。在城市不断增容中，玉带河变成了黑臭河。坊间民谚唱道：洪都排渍道，纵横四十里；脏乱加破烂，污水伴污泥；人道龙须沟，半点不差厘。
在南昌市园林局黄跃生眼中，南昌的水系确是属“龙”，不过不是龙须沟的“龙”，而是一条龙脉。“疏浚了玉带河，城内河湖连通，使全城的水系都活了起来，相当于打通了龙的任督二脉。”
“活不活？”曾是外来户樊兵押上全部身家下的一个赌注。2002年，这个九江人还是刚进省城的新南昌人。在学校谋得一份计算机老师的差使，拥有一套房是获得归属感的最佳方案。
囿于有限财力，樊兵被逼选择了玉带河的“水景房”。7年前，那里不但河水糟糕，而且玉带河畔的彭家桥还有家精神病院。
“住在玉带河边的老居民，来了亲戚都不好意思往家里带，实在是太臭了！”一名好心的同事提醒樊兵。
其实，随着玉带河整治的进行，第一批开发商已进驻玉带河。但是老南昌人坚信这是一项面子工程，玉带河是“死水”，很快又会发臭。单是这次改造，“嘴上说了39年，纸上画了5年”，真的改好还不知得等到猴年马月。
“反正我家没有省城里的亲戚，把窗一关，过自己的日子就是。”樊兵花了20多万买了套玉带河边御锦城的两居室。
樊兵赌水赌准了。两年后，有人出50万买他的房子，他忍住了，没有卖；现在市价超过百万。老南昌人由避水而居到逐水而居。窗外的一片景造就了窗内一个为自己的眼光而自豪的百万富翁。
樊兵是玉带河边第一代敢于推开窗户凭栏临风的居民。扑面而来的有绿意、水汽，偶尔还有飞鸟误入宅中。
北风起，候鸟来，又到了观鸟的好时节。
“南昌的候鸟证实了我们环境保护的可信度。”江西省爱鸟协会理事长廖国良笑言，“候鸟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真正专家，而且绝不会受贿。”
鸟类是环境质量的指示物种，鸟类宜居，人类就宜居了。
程其南的钓鱼协会在河畔忙抛钩的时候，廖国良的爱鸟协会正在湖畔拍鸟。一城活水养育了水中的鱼、水面的鸟，还有水边的NGO。
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照例汇聚了一拨拨肩扛三角架，透过镜头聚精会神追随飞鸟身姿的发烧友。
“快看，又有一行白鹭经过空中走廊！”鸟协的“长枪短炮”立即瞄准了同一个方向。
绿意红都
白鹭飞过，南昌县南新乡爱民村的老农徐高柳此时也在仰起头看。
他当然听不到鸟协的行动指令，但他仿佛能听到高空中遥远的鸟语，总是适时地检阅着从他领空通行的鸟队。
空中力量不归徐高柳管，他是位“陆军司令”。“每当行走在绿树夹迎的大道上，我感觉自己就像检阅着千军万马的大将军。”
方圆七八千亩的农田、林网、河滩地，都是徐高柳的“领土”，大约66万棵树像挺拔的绿营军，守卫着这片土地和根下的泥土。
为了欢迎候鸟来过冬，南昌开辟了从艾溪湖森林湿地公园至闹市区天香园的空中鸟道，妨碍飞行安全的高空建筑都得“低头”。徐高柳所在的鄱阳湖地区正好在鸟道中，他自信地认为，是自己栽树引得候鸟来。
徐高柳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也是先“绿”起来的一批人。早年徐高柳夫妻俩放下锄头和镰刀进城开饭店，在万元户还是富豪代名词的时候，他已赚了十几万。
揣着这么多钱回乡盖完房，徐高柳在门前种了几百株树，发现自己对绿色上瘾了，决定用余生把这一点绿渲染成一片绿。
南昌市提出建设“森林城乡，花园南昌”战略部署，徐高柳顺理成章成了南昌名人。
2008年，他和南京紫金山生态环保志愿大队队长刘光华同去北京受领“福特汽车环保奖”，合住了半个月；2009年，南京和南昌双双当选由《瞭望东方周刊》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他们通了一个电话：“你说咱俩是不是为城市幸福做出了贡献？”
许多个徐高柳用绿色包围了城市，南昌逐渐变绿。
南昌是红色的，属火。这里是革命圣地和军旗升起的地方；这里也是江南三大“火炉”之一。
南昌也是绿色的，属水。站在南昌街头，不论朝哪个方向走，500米内必定可发现一片绿地或水域。热岛效应早被植被、河湖缓解。
水是这座英雄城的生活线索，从根治老城区的内涝水患，到傍湖建新城，到活水引得鱼欢鸟徙，再到2010年南昌市民可直饮自来水??
火是这座英雄城的精神脉络。从不灭的红色精神，到红歌会的嘹亮，到火辣的菜肴，再到热火朝天的干劲??
这就是南昌水与火、红与绿的辩证法 长春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人情味浓不浓，问路的先知道---在其他城市问路不一定有人搭理，但在长春人人都热心指路，十个人里还总得有两三个要亲自带你过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吉林长春报道
推开长春三道岭小学四年级教室的门，二十几个小脸冻得通红的孩子唰地一下站起来，齐声喊：“客人好！”兰福利走到讲台中间，望着围坐在土炉子边的孩子们，脸上露出亲切的微笑。他的西装衣领上别着一枚志愿者徽章。
他见过不知多少次类似的情景，有的还更糟糕些：教室窗户是塑料布糊的，黑板是水泥刷的，冬天上冻之后根本写不上字，得先点着蜡烛靠近黑板熏一阵儿。孩子们坐在漏风的教室里，小手都生着冻疮，紧紧握着铅笔僵硬又笨拙地写字。
兰福利是长春市“百川志愿者协会” (以下简称“百川”)创始人。“很多人面对苦难会潸然泪下，继而下意识地避免再次触碰，我恰恰相反。”他告诉本刊记者，面对人间的不幸，自己能保持乐观的心态。而只有保持自己乐观，才能理性地为别人提供帮助。
如今，“百川”已运转近五年，组织各项公益活动630多次，总服务时间达64740多小时。成立之初不足200人的社团如今已扩大到600余人。“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歌词儿唱得有道理。”兰福利笑笑说。
做好事儿心里就特别亮堂
接到志愿者周海军的电话，兰福利脸色变了。
他本人提早到了位于长春郊县波泥河镇的三道岭小学，等待跟在后面的小货车运送捐助物资过来，没想到电话打来说：车翻了。
这天，长春的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路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坨子，一步一滑。好在前一夜下了一夜小雪，在冰面上覆盖了一层雪面儿，降低了光滑度。饶是如此，汽车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以30公里的时速慢慢行进。
等兰福利回头赶到几十公里外的出事地点时，已是一个半小时之后了。“解放”牌小货车整个翻倒在路边的沟里，挡风玻璃撞得粉碎，车斗里装的东西倒是都在：篮球、乒乓球案、课外书、旧衣物，只有两块黑板被大树撞崴了两个角。
快60岁的周海军嘴角流着血，衣服前襟满是星星点点的血迹，他见到兰福利与其他几个志愿者过来，连声抱歉：“多好的事儿，都让我给搞砸了。”
到这个小学助学是周海军的倡议。之前，他在长春市遇到老家多年不见的小学老师，对方无意间提及自己正任教的小学条件艰苦，他就记在了心里：“老家还那么艰苦，我们一定要帮帮那些孩子。”
他跟会长兰福利介绍了情况，又与其他志愿者挑了个时间去实地考察，发觉情况比想象中还糟：学校只有一排平房，几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房前空地上除了一个单杠和一个旗杆空无一物；没有任何体育设施、课外读物，每天课余时间孩子们只能在雪地上摸爬滚打；教室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冷得厉害，学生们接连生病，低年级不得不提前放假。
考察回来，志愿者们马上决定捐助东西过去。兰福利本希望多筹一点钱，等来年春天开学时捐助孩子们每人一套校服、几本课外书，给学校捐献几台电脑，但又想到“孩子们看到有人过去考察了，心里都盼着呢”，遂决定在12月18日送第一批物资过去。此时距离考察的日期只有四天。
临行前一晚，周海军帮着买黑板、取篮球、接收各个志愿者送来的衣物，一直忙到凌晨。冬日的长春下午4点半天就黑了，晚上七八点，路上已罕有行人。
“做志愿者不容易，起早贪黑的，我觉得比做生意都累。”周海军经营润滑油销售，生意红火，拥有小汽车、小货车各一辆。他常常为志愿者协会跑东跑西，一分钱不赚，还得往里搭钱、搭油。但他坚持参加各种活动，连上街擦灯箱、清理小广告等体力活儿也概不缺席，他觉得，“做好事儿心里就特别亮堂。”
也许正因为这样，这次即便他要搭上拖车、修车费近千元，自己又受了轻伤，他也毫不在意，开玩笑说：“说不定就因为这次是做好事儿，才只是个皮外伤，要干别的去早摔惨了。”
做所有力所能及的
兰福利记得那是2005年春节前，他在长春站售票大厅门口被一个外地青年拦住：“大哥，能给买一张回榆树的车票吗？”原来青年所在的工程队老板卷款跑了，他连回家过年的路费都没拿到。正好兰福利的老家也在榆树，就帮这个青年买了一张回家的票。
后来他发现，长春市有许多外来务工的年轻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该向谁诉说，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不知该向谁求助。他想了很久，终于决定通过社团方式，组织更多的人，为流动人群建一个“家”。
杨代德今年46岁，但他沧桑的样子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他原是黑龙江阿城的农民，2007年与妻子离婚后赌气跑到长春，带着仅有的100多块钱找工作。由于年龄偏大，又没有手艺，最初几天他一无所获，为了省钱只好住在大浴室里，几块钱熬一晚上。
遇到“百川”的那一天，这个回民兄弟想去清真寺打探有没有工作机会，在路上恰巧遇到一群人做活动宣传。他不识字，不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但看到对方戴着统一的袖标，就问了两句。对方听说他食宿都无着落，对他说：“别去清真寺了，我们帮你找工作。”
之后兰福利出现了，给他一点钱零用，又帮他付钱找了间旅社住下，嘱咐他哪里也别去，在旅社等消息。“第二天他就又来了，告诉我可以去一个饭店打零工。”
“长春人真好，我在饭店待了两年多没看到一次打架闹事的，他们对外地人也从不歧视，不把我当外人。”杨代德工作的饭店离兰福利家很近，常常兰家做了什么好吃的，就喊他一起过去。前不久，这个饭店生意不景气关门不做了，杨代德没办法，又打电话给兰福利：“再麻烦你们帮我找个工作吧。”
这次“百川”替他找了个在网吧烧锅炉、做饭的活儿，每个月850元，包食宿，只是冬天住的地方冷一些。“已经很好了，多亏了他们帮忙。”老实巴交的杨代德说，“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每次说我也赚钱了，请你们吃一顿吧，他们都不让。”
“百川”成立的这些年来，已帮助4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就业，安排下岗职工和青年就业200多人次。
成立之初，兰福利并未想到这个社团会迅速发展壮大，逐渐地帮助外来务工者一项已经无法满足志愿者的需求，更多助学、助老、助贫、社区服务等项目被一一提出：捐助贫困小学、建立农家书屋、扶持孤寡老人、协助交警在高峰期指挥交通、在伊通河沿岸捡拾垃圾、入户免费为市民检查并维修电器??
“凡是志愿者想得到的，能力所及的，我们都做。”兰福利说。
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兰福利曾带领17名志愿者协助长春红十字协会收集捐款，在现场帮忙统计、过账，“经过我们手的就有4000多万元。”
志愿者隋红直接奔赴了第一线。她看到电视新闻说有被压在水泥板下的孩子听到光良的歌而受到鼓舞，便动了亲自去震区的念头。“人有了精神动力就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来，我没法在物质帮助上做什么，但是可以奉献一点精神食粮。”部队文艺兵出身的她尽管转业多年，但唱歌的功力一直没放下。
只是，去四川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来回路费、音响设备、捐助物资款项??而她在吉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当时月工资仅700元。加之与丈夫离婚，40岁的隋红单身抚养上中学的儿子，状况艰难，家人朋友听到她的打算都强烈反对。
隋红却很坚定，拿出多年积蓄的两万多元，花几千块买了一套不需电源的手提音响，随即与另一名志愿者飞到了成都。在成都，她又找到五个愿意同行的志愿者，组成“兵姐姐天下一家小分队”，一路走一路唱，为沿途部队、帐篷小学、灾民带去慰藉。
2008年下半年，隋红在诸多志愿者的提名下成为“百川”的副会长。
为了得到一个精神回馈
在长春，类似“百川”的志愿者团体已达到130多个，注册志愿者33万人，长春心语协会、消防志愿者总队、雷锋车队等一大批志愿者团队早已名声在外。
在长春人看来，当地人热心肠、爱帮人是出了名的。他们最爱举的例子就是问路：“在其他城市问路不一定有人搭理，但在长春人人都热心指路，十个人里还总得有两三个要亲自带你过去。”
日常的电视、广播节目里，一旦有贫困家庭、孤寡老人等需要帮助的信息播出，第二天打电话来咨询联系方式捐款捐物的就络绎不绝。“以前长春不是获得过一个称号叫‘最有人情味儿的城市’吗，我们觉得这个评价挺准确的。”兰福利说。
他对此深有体会。每次“百川”在街上搞活动，总有市民像电视剧里爱国青年找到党组织似的激动地说：“可算找着你们了！我就是想做点事儿，让我干啥都行。”他认为现在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不少，只是大家未必能找到付诸行动的渠道，但凡有人牵头组织，一准儿都有收获。
不仅是大学生和青年们，退休老人、政府公务人员、企业白领、商业成功人士也加入进来，自觉自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从长远来看，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我们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做法影响更多的人，将来自己遇到困难，也一定会有别人来帮助我们。”志愿者朱先生说。
也有人质疑志愿者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费钱、费时间、费精力不说，也未必能对社会起到多大影响。周海军就常常被人“教训”：“现在你已经老了，做公交车连个让座的都没有，你还资助他们？”他却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正因为没人给我让座，说明现在社会还没完全形成这个氛围，我才更要帮别人，带动大家献爱心。”
不久前他的母亲刚刚去世，恰逢之后有次活动他在网上号召捐钱捐物，有网友嘲讽道：“是不是母亲去世缺烧纸钱了？”周海军只是回复“哈哈”二字：“他这么说，说明他还不懂得帮助别人是多快活的事儿。”
不止挨骂，有时志愿者也会遭到暴力对待，兰福利本人就遭遇过两次。一次在公交车站，垃圾桶就在旁边，但一对情侣将手中垃圾随手一扔。兰福利上前请他们把垃圾捡起来，对方感到没有面子，大打出手。
“这种事儿我们每年都会遇到好几起，都是教育志愿者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兰福利笑笑，“这是难免的，好在大部分人都很听劝，而且劝过一次之后就有很好的效果。”
他最得意的“百川”成绩之一，是促成了长春市公交车始发站候车排队的习惯。早先乘客们没有排队候车的习惯，车来了就变得一团乱。后来他们发起文明排队乘车活动，每天分派志愿者在各个始发站待一个小时，协助乘客排队，一直坚持了两个月，情况终于有所改善。现在大部分始发站，无论公交车因为路面问题速度多慢、到达多晚，候车队伍依然有序。
类似的改变还有很多，比如公交车上的小广告现在几乎看不到了，有些公交车队还专门打造了“主题车厢”，以国学、环保等主题内容增加各种装饰；在“百川”组织过走上河滨捡拾垃圾的活动之后，伊通河沿岸的环境也有所改善。这一切都让志愿者们感觉到更多成就感，也给市民带去更好的环境和生活感受。
“志愿者最高兴的，其实就是得到一个精神回馈。”兰福利翻出他曾经捐助过的一个小学生的短信，转述时自己先被孩子的天真逗得乐不可支。那是一次端午节他驱车百余里送了些食品过去，后来小男孩借用老师的手机发短信说：“兰叔叔，粽子真好吃，谢谢你！明天你还来送粽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