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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
方言
复辅音
赵志刚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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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嗲死你;(不错的死法哦?)
上海话属于太湖片。是现代吴语地区的最有影响力的方言。这不仅是因上海的城市地位，更是由上海话的历史形成和特点决定的。
上海旧属松江府，曾隶属嘉兴辖下，语言以嘉兴话为主。松江府成立后，松江地区方言在嘉兴话的基础上独立发展，形成吴语中发展相对滞后的松江话。根据《松江府志》记载：明代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而到清朝则是“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苏州话因其权威性和丰富的文学形式（吴语小说、传奇、弹词和民歌等）对上海话也有过重要影响。
上海开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语言对上海话造成了一番影响，尤以宁波话为重。因为宁波人数量大、且有社会地位，现在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复数“阿拉”即来自宁波话。这样，形成以上海本地话（松江话）为主，多种吴语方言（苏州话、宁波话为主）的共存、混杂和融合的新上海话。新上海话继承了老上海话的基本特色，融合了北部吴语的主流特征，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方言，也替代传统的苏州话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吴语方言，并与苏州话一起成为当代吴语的代表方言。
是造成上海话语音简化并成为各地吴语“最大公约数”和代表音之一。上海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都十分易于其他吴语使用者理解。所以上海话有成为吴语起码是北吴语地区的通用语的基础和趋势，曾经在80年代前成为长三角地区通用语。目前由于推广普通话，上海话在吴语区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主要原因是强制推广普通话，使得普通话取代了方言的作为主要的沟通工具。
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这是由上海独特点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独特机遇所决定的。原来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滩头，所谓“上海滩”是对它的最合适当称呼，它是远离府治的乡村僻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域的边缘。历史上苏州府和嘉兴府是两个大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松江府却比较落后，而上海地区又是在近海滩，所以就整个松江地域的方言来说在太湖片里发展是很缓慢地，上海方言更为古老。它保留着许多松江方言留给它的很古老的语音和词语。然而，上海又面临东海，碰上了特殊的机遇，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以后，成为一个自由发展的租界，有相当长时间的市民自治，使上海迅速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庞大移民和高速经济的冲刷，使上海话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语言。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话和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突飞猛进，上海话中的一些要素在短短的两三代人里就可以看到较重大的变化轨迹，这在国内的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点。
概括地说，上海话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 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
上海虽然只有七百年的历史，但是松江地区的人类活动却又六千多年的历史，上海的初民从松江移来，加上上海地区历史上语言发展缓慢，原江南地区语言中不少古老的语音、词语一直保留至今。比如上海话里“锯子”读如“盖子”、“五虚六肿”中的“虚”读如“嗨”，这都是中古早期江东方言在今江南的遗留。上海话里的“角落”就是“角”、，“鸡壳落”中的“壳落”就是“壳”，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呢？这是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证明，即[kl]这个复辅音现还遗留于上海话里，有时读[klo?]，有时分成两个音节读作[ko?lo?]，有时单辅音化读为[ko?]。上古有[kl]这个复辅音还可在汉字的形声字里找到证据。如“格、胳”的声母现读[k]，“络、洛”的声母现读[l]。在老年人的老派语音中，“帮”、“端”的声母不是读[p]、[t]的，而是读一种伴有浓重鼻音的缩气浊音[’b]、[’d]，这种缩气音现在浙南庆元、仙居等山区才有，在壮侗语里还有这种音。壮族、侗族人都是古越人即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百越语音的缩气音作为一种语言底层还长久保留在上海话的主要声母中。这些例子说明上海语音里还保留着很古老的因素。近一点的例子，比如上海话里“龟、贵、鬼”白读都读[?y]，读如“举”，不读“桂”；“亏”[?hy](吃亏)读如“区”，又读如“奎”；“柜（柜台）、跪”[?y]都读如“距”；“围（围巾）”[y]读如“雨”，“喂（喂饭）、圩[y]”读如“迂”，不读如“为”、“委”。在乡村有的地方，“归去”（回去）还读如“居去”，“鲑鱼”还读如“举五”，“钟馗”读如“钟具”，这最后几个读音在太湖片吴语区里是保留最老的发音了。但是，语音的快速合并，上海话又是跑在最前面的，如“碗”“暗”不分，“官”、“干”不分；“圆”、“雨”不分，“权”、“具”不分，“出书”与“拆尿”不分，“石头”与“舌头”不分，这些都是上海话里首先发生的，走在其他吴语方言的前头。上海话的入声韵是吴语中保留最全的。在乡下老年人中，“客[kh？？k]”、“掐[kh??]”、“刻[kh∧k]”、“渴[kh??]”、“磕[khe?]”、“壳[kh?k]”、“哭[khok]”都不同音，即有七个基本韵，发展到现在城区的青少年，合并到只余下二个了，“客＝掐＝刻＝渴＝磕[kh??]、壳＝哭[kho?]”。上海话的韵母从19世纪中叶开埠时的62个，归并到20世纪末新派只有32个，就在四代人中完成，这种语音上的跨度也是其他方言中没有发生过的。上海城里语音的内部差异很大，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说着不同发展层次口音颇不相同的上海话，彼此常常觉察到差异，但也没感到有什么交际障碍。偶然发生理解错误也是有的。如有一个老上海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公共汽车上青年售票员把“乌鲁木齐路”叫成“麦琪路”，因为“麦琪路”是原来殖民主义者取的旧路名。其实是他听错了，该售票员叫的是简称“木齐路”（双音节化倾向），那是新派语音[A]、[o]开始接近，[?]向[?]（“齐”的声母）合并对结果（齐＝琪）。又有一次有人在报上批评越剧青年名演员赵志刚在领奖时说“今天我捞到奖了”，言语不够文明。其实赵志刚是说“我拿到了奖”，“拿”字的读音在年轻人口中已从[nE]演变为[n?]，与“捞”字音[l?]相近。那位长者是听错了。现在[n?]倒是恢复了上海话的旧音，1862年麦高温记“拿”的音就是[n?]。老派、新派不管哪一派，在上海都没法成为权威左右别人的说话了。
二 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
上海成为商埠之后，全国各地的移民汇集上海，他们的语言势必对上海话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江浙人多，语言也和上海话相近，对上海话的影响最大。南北语言在上海交汇，在自由的交际中，不少词语在上海生根，融入上海话，使上海话里的同义词特别多。比如表示“合在一起”的副词有“一共、一总、总共、共总、统总、拢共、一共拢总、一齐、一齐辣海、一齐拢总、一齐拉起、一齐勒化、一塌括子、亨八冷打、国落三姆”等，其中“一共”、“总共”来自北方话共同语；“一齐、一齐辣海、一齐拉起、一齐勒化”则出自本土，现在在上海农村还在用，城里多已不说。“拢总、拢共”等多用于浙江籍人；“亨八冷打”来自闽粤语，“国落三姆”来自宁波腔的洋泾浜英语“all sum”，最初的读法是“和路三姆”；“一共拢总”曾在40－60年代的上海很常用，现在说“一共、共总、一共辣海、一塌括子”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