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作为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传递出大量敌人的机密情报。为表彰他们的大智大勇，周恩来曾经给予他们“龙潭三杰”的赞誉。 李克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
李克农(1899—1962) ，又名泽田、峡公、种禾、曼梓、稼轩、天痴、震中，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人。汉族。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以对党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紧急关头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克农就读于安徽公学附小和圣雅阁中学。1917年，在北京《通俗周刊》做发行工作，张勋复辟，被迫回芜，是年娶赵瑛为妻。1918年加入蒋光慈等组织的“安社”。“五?四”运动后，参加芜湖学生运动，与高语罕、朱蕴山、钱杏村（阿英）、宫乔岩等，常在科学图书社相聚，并给《皖江日报》撰稿。1920年就任省政府秘书，次年赴六安任县政府第二科科长。1925年5月，芜湖学生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学潮，后李克农与宫乔岩、钱杏村等创办民生中学，任事务主任。“五?卅”惨案后，任皖省“外交后援会”宣传事务。1926年年底，经钱杏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国民党芜湖县党部成立，任宣传委员，后奉中共芜湖特支指示与阿英等打入芜湖青帮组织。4月18日，芜湖国民党右派策划反革命事变，李事先获悉，使中共芜湖特支及共青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主要骨干得以隐避。克农等潜往巢县，11月27日返芜，以民生中学校董事会主席身份主持校务，此校成为中共安徽省临委的秘密活动点，遵照临委指示，在校内成立“济难会”。1928年1月27日芜湖县公安局围捕济难会负责人王绍虞等40余人，28日晨，包围民生中学，进行搜捕，李克农潜往上海，省长陈调元下令通缉。
抵沪后，李克农与阿英在“春野支部”过组织生活，参与党在沪一些小型报纸的创办，后调入党的沪中区任宣传委员。1929年12月，经组织批准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为徐恩曾），任广播新闻编辑，后任电务股长。同年，国民党秘密组建特务组织，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为调查科主任），遵照周恩来的命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设法打入其内部并组成党的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常往来于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并负责与中央特科联系。1930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工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领导，陈赓联系，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及时掌握。1931年，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严重威胁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钱壮飞获悉，即派其女婿去沪告知李克农，李设法转告中共江苏省委，使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及时转移，敌人暗算落空，受到中央嘉奖。李克农机智勇敢与敌人斗争，被誉为“党的秘密工作四杰”之一。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介绍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西安事变后，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1年曾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之一，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2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2年2月9日于北京病逝。
做党守护神
功胜古名臣
李克农病逝，党内军内齐悲。董必武老，曾赋悼诗，毕其功胜于唐太宗前之房玄龄，秦汉之谋士李左车，并慨叹天不遗老，英魂早逝。悼诗全文如下：
三十年前事已赊，
知君才调擅中华。
能谋颇似房仆射，
用间差同李左车。
天不慭遗兹一老，
人如可赎岂千家。
箕裘克绍芝兰秀，
高举红旗幛落霞。
1955年，当毛泽东把军衔授予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大将、上将的时候，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火线交锋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这就是李克农。在很难看到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所建立的功勋虽长期不为人所知，却起到党和军队守护神的特殊作用。
1955年国庆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他戴上了金灿灿的上将军衔。他是这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2名将军中唯一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将军。
毛泽东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了他。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逝世后，各界公祭，周恩来主祭，极尽哀荣。
悼词中，提及并肩战斗的先逝者，非同寻常。
生前，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职务是中共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但却可以列席党的最高层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他去世后，祭礼极为隆重。
主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致悼词。
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院正中大殿的正面，和后来去世的朱德元帅、彭德怀元帅的骨灰相邻。这里是存放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骨灰的地方。
他，凭何功勋有这等隆重的祭礼，获得这样特殊的哀荣？
悼词中有这样不寻常的一段话：“李克农同志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作出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说：李克农等人对党是有大功劳的。
这份悼词，这个评价，是党中央对他们特殊功勋的追思、褒扬，将载入史册。
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欣喜不已，宣布休假3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历史这样说：没有李克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30年代初以后可能要重写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向，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集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
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千钧一发，龙潭三杰显神通，中共中央免遭难
目瞪口呆，叛徒邀功终成空，蒋怒陈悲空嗟叹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深夜。李克农在一个秘密据点里——家不起眼的简陋的旅馆，地处闹市的狭窄马路旁。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符合接头的暗号。他刚开门，一个年轻人跌撞进来。神色紧张，呼吸急促，递给李克农一封密信。
这个青年人是钱壮飞的女婿，钱壮飞把他安排在正元实业社作杂务跑腿的工作，实际是他和李克农之间的联络员。
李克农一看钱壮飞的密信，犹如五雷轰顶，他怔住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队捕获后叛变，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密报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处，并要亲领CC特务，将中央机关和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以作为向蒋介石投降的见面礼！
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危在旦夕！分分秒秒耽误不得！
不巧得很，这天是星期六，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找不到陈赓就无法向中央报告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
李克农在屋内转了一圈又一圈，烟吸了一支又一支！他要强迫自己的情绪镇定下来，让头脑冷静下来。不知不觉间，细汗渗出汇成汗珠顺颊而下。
“有了！”他终于让脑子灵活地运转起来，找到了办法。
找江苏省委。找到江苏省委，就能找到陈赓。
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
熹微中，他步履急迫，问了一人又一人。
苍天有眼。他终于找到了陈赓。
马不停蹄，他和陈赓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络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
立即撤退。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撤出。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地下交通全部转移。
话分两头。南京蒋介石果然接见顾顺章。顾顺章送上了见面礼。
1931年4月27日一早。
陈立夫、徐恩曾带着顾顺章立刻奔往上海。
顾顺章带着陈立夫、徐恩曾像饿虎扑食、恶狼端窝准确无误地向目标扑去。
一处处人去楼空。一个个希望落空。
在四壁徒然的中央机关里，刚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着缕缕青烟。来不及拆除的天线还在那里悠悠晃动。陈立夫目瞪口呆。顾顺章木头人般地戳在那里。
“刚才见到什么人？”陈立夫问。
“有一个气质庄重的女人在附近走过！”
“一个老头行色匆匆转过拐角！”特务们说。
周恩来化妆成女人，陈赓则装扮为一个老者。
他们确实刚刚离开，在敌人眼皮下消失了。
陈立夫哀叹道：活捉周恩来，只差5分钟。
蒋介石在南京坐等喜讯，结果却是个多彩的肥皂泡。他恨恨地骂了声：“娘希匹！”
陈立夫的哀叹并不正确。5分钟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从他委任徐恩曾建立CC特务组织开始的第一秒种就注定了今天的结局
顾顺章出卖了党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出卖了红二方面军在武汉的秘密办事处，到苏州监狱中指认出恽代英，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紧接着，又向敌人提供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特征。由于向忠发不听周恩来劝告私自外出而遭国民党特务逮捕。
1937年冬，顾顺章在镇江被国民党枪毙。
李克农的子女
李 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出生于1920年（安徽巢湖人，李克农上将次女）
李 力——原中央军委三局正师休干。出生于1925年（李克农上将次子）
李 治——原中办局级领导（李克农上将长子）
李 宁——原中央党校教授，出生于1918年（李克农上将长女）
李 伦——原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李克农上将三子）
钱壮飞
钱壮飞（1895年—1935年），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曾长期在国民党系统卧底，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
传奇经历
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1915年，他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1919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后留京行医，还教过美术和解剖学，演过电影，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因欠饷严重、家计无着又去上海，一时失去组织关系。翌年，他在报上看到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钱壮飞无意中进入的这个训练班，属于国民党新建的特务组织。钱壮飞考入训练班后很快显示出才华过人，又与特务头子徐恩曾是同乡，徐表示要调他当机要秘书。他感到关系重大，马上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李克农，向党中央请示。周恩来得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李克农、胡底与钱壮飞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胡底也进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重视，成为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从而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打进了一个“铁三角”。
情报侦察工作，自古以来就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隐蔽斗争。具有传奇经历的钱壮飞，更是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中情侦工作的楷模。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编写教材，认为共产党的情侦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而钱壮飞的成就，除了个人素质和献身精神外，主要归功于党的政治影响力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隐蔽战线领导者的方针正确。
中国共产党的情侦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此后二十多年间，从特科、军委二局到中央社会部，这一特殊战线上的同志们始终遵循周恩来早期确定的原则，即建设有坚定革命意志的隐蔽精干队伍，而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前些年国内一些描写地下工作的影视片恰恰因不懂这些，而有失实的地方）。
正是靠政治信念指导下的奋斗精神，共产党才能以弱小力量一再打中国国民党的要害。1933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顾顺章（不久又将他处死）介绍的共产党特科情况，编写了一部名为《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践》的教材。书中也不得不承认：“C.P（注：英文“中共”的缩写）的特务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钱壮飞于1929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以自己的精明能干及难得的廉洁赢得上司器重。不过，特务头子徐恩曾虽然欣赏钱壮飞的才华，毕竟还有防范。他只让钱壮飞处理文件和电报收发，密码本却随身携带，机要电报也一直由自己亲译。钱壮飞与李克农商议后设定一计。
一次陪徐恩曾到上海，乘这个色鬼进歌舞厅换衣服时，钱壮飞便把密码本拿出来，由守在外面的同志迅速拍照后，再送回徐恩曾的兜内。此后，钱壮飞从报务员那里接到电报后，对估计有价值的都由自己开封先译，然后再原样封好上送。同时，这份密码也送到中央军委和红军那里。国民党几次大“围剿”的计划刚刚制定，尚未下发作战部队，其全部内容就已被破译，并被送到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及苏区的毛泽东、朱德面前。
1931年4月24日，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他被捕后要求把他送到南京，要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密全数供出，保证三天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他还嘱咐，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当地特务机关向南京连发六封电报。此时正值星期六晚间，徐恩曾已去上海花花世界，钱壮飞用密码本将其全部译出，提前向党中央发出警报。接到钱壮飞的情报，周恩来指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立刻采取行动，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立即全部转移。钱壮飞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考虑到自己不便马上离开，钱壮飞让女婿乘夜车赶去上海报警。星期天一早，李克农得到消息后，立刻通过陈赓找到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几百名工作人员紧急搬迁……星期一早晨上班后，钱壮飞平静地将封好的六封电报交给了徐恩曾，结束值班后便乘车离开南京赴上海。钱壮飞出走后，徐恩曾害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自己的秘书是共产党以及密码已经泄露之事。这样，国民党当局长期未更改密码。直至红军长征时，对敌侦察仍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红军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一个小小的密码本，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真是不容低估。
钱壮飞离开南京时，考虑到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不便行动，只好忍痛将他们留下。出于爱子之情，他在办公桌内给徐恩曾留了一封信，说明二人政见不同，却不要殃及孩子，否则便要将掌握的徐恩曾贪污特务经费、暗算同僚和生活上的一些隐私都捅出来。事后，钱壮飞的女儿、女婿和幼儿都被抓捕，不过，徐恩曾毕竟担心短处被揭发，关押一段时间又将他们释放，钱壮飞却从此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女。
钱壮飞自知身份暴露，转移上海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等，仍负责情侦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末，钱壮飞随军长征到达贵州金沙县，为侦察南渡乌江路线只身进入后山乡幸福村梯子岩一带附近的丛林，随即失踪，判定为牺牲。后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斗争的光辉代表。周恩来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列为党的情报工作“龙潭三杰”。凭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钱壮飞深入龙潭虎穴，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永远铭刻于史册。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这样一个名字：钱壮飞。他说，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确使我们的党少走了弯路，全党将永远纪念他！
钱壮飞同志墓址：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后山乡张家垭口，被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委、政府命名为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难解之谜：钱壮飞是怎么死的
对于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说法： 一是空袭遇难。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持此说法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用乱石把他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但息烽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渡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又拿着钱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县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2002年经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但是对此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议，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
胡底
被张国焘杀害的红色特工胡底
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胡底作为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和钱壮飞、李克农一起，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传递出大量敌人的机密情报。为表彰他们的大智大勇，周恩来曾经给予“龙潭三杰”的赞誉。3人中间，胡底年岁最小，钱壮飞长他9岁，李克农长他6岁。李克农说：“胡底年纪最轻，而文笔才华最高。”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惨遭张国焘杀害，年仅30岁。
1905年3月10日，胡底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干汊河镇新街松元村一户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裳天、伊于胡底等。幼年随伯父胡继章读私塾，15岁时进入舒城城关植民小学。1921年，高小还未毕业，胡底以优异成绩考入合肥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刚进中学读了两年，便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
1924年，胡底经过同学吴鹿鸣的介绍，在北京的安徽会馆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夫妇当时在北京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二人从此来往密切，成为挚友。当时钱壮飞住在北京西城平安里，胡底经常前来聚谈。1925年。他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他从中国大学毕业后。就住在钱家。
1926年，钱壮飞、胡底和徐光华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光华电影公司”。当时拍摄的《燕山侠隐》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曾经送到日本放映。胡底和钱壮飞全家上阵，都当演员。钱壮飞年仅11岁的女儿蓁蓁也在片中扮演角色，父女同台演出，以后蓁蓁化名黎莉莉。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党的秘密工作。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就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胡底得到党组织报警马上改名胡马，字“北风”；钱壮飞和他同时改名，化作“南飞”。
这年冬天，他们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其时，钱壮飞已经打进徐恩曾任局长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受到徐的信任。
钱壮飞自从1928年考进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日益得到他的信任。1928年秋天，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的私人秘书。徐是国民党C．C.系统头子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当钱壮飞了解到这些之后、很想向党组织谈谈有关情况，希望得到党的高层领导指示：他在这里该当如何应付？
这时，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在中共沪中区委会任宣传委员。有一天，忽然在一家电影公司摄影棚内遇到胡底。他们是安徽同乡，在芜湖时就相识，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经过胡底的安排，这年11月初一个晚上．钱壮飞和李克农在胡底那个摄影棚里见了面。听完钱壮飞详细讲的这段经历，李克农说，你一个人在里面的确不好周旋，有没有办法再楔个钉子进去？钱壮飞想了想说．眼前倒是有个很好的机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兵买马，扩充人员。现在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希望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李克农将有关情况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报告了中央，并且提出自己愿意报考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和钱壮飞、胡底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周恩来同意李克农的建议。
经钱壮飞安排，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连闯几关，于12月间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被任命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胡底也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
1929年12月，陈立夫筹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反共特务机构，责成徐恩曾来办理这件事。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随即委托钱壮飞以其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这时，根据中央特委的指示，李克农、胡底也趁此机会打进国民党这个最高特务机构。
1930年下半年胡底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胡底出任社长。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报告顾顺章叛变的电报。4月25日夜里均被钱壮飞在调查科“大本营”里截获；他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经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祸。
这时，胡底还在天津。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李克农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的别名钱潮，“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接到电报，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胡底离开天津以后，4月30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勾结日租界捕房赶到长城通讯社搜捕。当时李克农和从南京潜入上海的钱壮飞也都早已在上海闸北地区隐蔽起来。
胡底同钱壮飞于1931年8月一起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李克农到达中央苏区的时间稍迟一些。进入苏区以后，他们一直担任政治保卫工作，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央军委侦察科科长。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但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工作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异常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他的愤懑。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竟将他和李克农、钱壮飞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严格控制起来，取消了他的乘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自己背着背包“戴罪”行军。这年9月行至斯达坝与松岗之间，张国焘竟下令将其杀害。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根据共中央调查部的建议，追认胡底同志为革命烈士。
“龙潭三杰”后三杰
“龙潭三杰”后三杰，是指熊向晖、申健、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向晖
“一人可顶几个师”的中共情报英雄
熊向晖[1]，男，安徽凤阳人，1919年4月生于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原名熊汇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熊向晖1936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至1947年8月受党的派遣，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
熊向晖同志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2005年9月9日，熊向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熊向晖同志逝世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领导同志以不同的方式，对熊向晖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隐蔽战线的传奇经历
熊向晖同志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
后来，熊向晖长期在外事战线工作。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熊向晖，端坐在北京医院213病房的轮椅上，俨然就像一位老教授，这位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辈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职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前他在胡宗南的身边做了13年的副官，而且一直跟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的故事。“这一直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熊老先生一讲起这段历史便显得兴致勃勃。当年有很多关于胡宗南重要行动的情报都是由熊向晖提供给周恩来的。“怪不得胡宗南怎么也找不到还在延安附近转悠的毛主席……”我心中在猜测。但熊老告诉我们说“胡宗南作为一个将军，在蒋介石的军队时还是很出色的，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作为一名副官跟了自己长官那么多年，无论从个人感情从行政关系哪方面讲，熊向晖应该都算得上是比较了解胡宗南的一个人，但13年的潜伏这也确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也难怪张治中将军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一个晚会上见到熊向晖和周总理在一起便说：“熊老弟，你也起义啦！”周总理纠正说：“他哪里是起义？他是归队！”
13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对于熊向晖来说，可能一直都在压抑着个人的愿望，而为党默默地工作着，用那个时代的词汇来表述，就是“怀揣着光明，面向着黑暗”。
曾任职务
1947年5月，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1949年回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1954年，任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
1961年，任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
1962至1967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
1967年1月，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
1971年，任总理助理，参加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访华会谈，和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访华会谈
1971年11月，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
1972年8月，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1973年末，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
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1980年代，任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
申健
申健(1915-1992)，直隶（今河北）大城人。1937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7年赴美国西保大学学习。1949年回国。历任驻印度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1960年后任驻古巴大使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副部长，中国古巴友好协会会长，驻印度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外交学院教授。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陈忠经
陈忠经，出生于1916年，江苏仪征人。１９３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安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１９４７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１９４９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