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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天一案发到最后宣判，这场旷日持久的罗生门终于有了法律上的裁定，然而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受到如此大的关注，无外乎李双江的光辉形象与其子所为之间的人间失格，其中不仅显影了如今社会阶层的严酷对立，也使案件本身由法律层面泛化至道德领域。在民意汹涌的当下，各方对李双江本人的评价已然矫枉过正。在原有的公开信息里，李双江确实是作为一个毫无瑕疵的偶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然而这个形象离我们的了解，甚至离他本人，都有着巨大的距离……”
李双江与母亲合影
李双江与恩师喻宜萱
关键词：广播明星、校园乐队
1939年3月10日，正值农历的正月二十九，春节的气氛渐渐淡去，春天的温暖却尚未到来，尤其在北国冰城哈尔滨，它的温度依旧停留在酷寒之冬。一个普通农妇李宋氏在这一天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这个新生命为这个平凡的家庭带来了喜悦，但这种喜悦可能更为现实——因为生的是男孩，这意味着家里多了一个劳动力。
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所以孩子的取名也不用过于讲究，依照属性惯性类推下来即可，这在当时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办法，前一个孩子出生时，父亲正在上海，因此被叫做双海，这个孩子接踵而至，不出意外地叫做双江。没有人可以想到，这个名字在随后的时间里，会与中国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成为同义词。
李双江的童年是在劳动中度过的，父母均是闯关东而来，父亲来自山东、母亲祖籍河北，他算是这次大迁徙后的第二代移民，当时的东北还处在伪满政权下，务农是一家人生计的主要来源。但是哈尔滨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很多原沙俄的贵族因革命而流亡至此，哈尔滨也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文化交融地，尤其是音乐，潜移默化地渐渐渗入到这块土地的基因，成为人们的重要娱乐。
1946年4月26日，哈尔滨解放，随后中共中央东北局迁入城内。此后，战地宣传在这片地区展开了全面的工作。李双江在这个时候学会了第一首歌。“七岁的时候，四野有个宣传队，都是特别能唱的一些人，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唱，他们觉得我嗓子不错，就把我拉过来教了我第一首歌《放羊山歌》”晚年的李双江在做客节目时回忆到。
李双江学唱的这首歌被宣传队战士录了下来，并在当晚的广播里播出，李双江的家是几百人的大家族，他的母亲将借来的录音机放在最高处，以便声音可以更远的传播，当少年李双江的歌声传来时，李宋氏流下了眼泪。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在众多子女中，母亲开始更偏爱这个老四，而对于李双江来说，可能也似懂非懂地体会到了音乐实际的好处，哪怕只是别人赞许的言语，或眼光，在一个七岁的少年心里，这已足够贵重。
这次广播之后，李双江成了当地小小的知名人物，像是某种命运的预兆，这次广播也包含了李双江此后人生中的几个关键词，军队、歌唱、荣誉。
随着成长，他慢慢也开始有意识地向音乐靠近。
在哈尔滨四中上学时，李双江便与小他一届的校友金铁霖、陈信昌成立了一个小乐团，李双江担任主唱，当时，这个组合在哈尔滨的业余演唱者中已小有名气。金铁霖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那时，我、李双江、陈信昌经常放学后一起去玩，吹拉弹唱，有时我们还去陈信昌姥爷家去找乐理以及其他音乐书籍看……小乐团经常在群众艺术馆演出，还参加过首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表演，颇受大家欢迎。记得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回来坐车时我们竟都忘了留车费钱……上车后，我弹起了吉他，陈信昌也弹起曼多林，李双江合着乐唱起来，引来全车乘客掌声不断，就这样我们用一台车载音乐会给自己买了票。”
如今这两位早年的朋友一个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一个成为了黑龙江省杂技团乐团指挥，但是那时，尽管广受欢迎，李双江仍不敢确信歌唱将是自己未来的职业。直到1959年，中央音乐学院来到哈尔滨招生，当时已经考取医学院的李双江在母亲的鼓励下，偷偷参加了考试，当时的主考官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汤雪耕、喻宜萱两位教授，而为他担任伴奏的是刚刚从国际钢琴比赛中载誉归来的刘诗昆。李双江在考场里连续演唱了十余首，最终被当场录取，他是那一届整个哈尔滨地区唯一一个被录取的考生。第二年，金铁霖也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再次成为他的师弟。
“李双江是在甄别期前后出的事，所以甄别期过后，他就被学校处理了，没有从音乐学院毕业，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公布处理结果，感觉这个人忽然消失了。”
李双江（二排左三）班级同学合照
青年李双江
关键词：肄业、爱情
“当时他的老师跟我说，收了一个天赋特别好的学生，让我去听听，去了一听，唱得真好，对他印象很深。”一位老歌唱家这么回忆与李双江的第一次见面，而李双江的一位学长却有着不同看法：“当时能进入音乐学院的学生声音条件都非常好，李双江在当时并不突出，反倒是他在学校出事以后才引起关注。”
李双江是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移至北京后的第一批学生，这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任课老师通常有海外留学经历，这使当时的学生拥有了非常好的音乐视野，只是当时连年的政治运动，阻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否则最早的这批学生里，应该有人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前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付林回忆当时时说：“早年间的音乐学院不仅是你考不考得上的问题，得看你敢不敢去考，李双江当时应该是喻宜萱、沈湘的学生，尤其是沈湘，他的学生里成材率特别高。”其实这份师资名单上还要补充上两个人，汤雪耕、蒋英。
当时李双江考取的声乐系是五年制学制，五年中又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年入学是试读期，第二年第三年是甄别期，最后两年才是结业期。在李双江的一位学长看来，试读阶段只是个适应的过程，和一些基础的学习，甄别期则是对学生的前途的判断，看看将来是否能干这一行，如果这一关过了，那才有机会真正毕业从事歌唱。“李双江是在甄别期前后出的事，所以甄别期过后，他就被学校处理了，没有从音乐学院毕业，但是当时学校没有公布处理结果，感觉这个人忽然消失了。”
60年代初期，中国的社会风气尚属保守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情感，很多今日看来无足轻重的事由，在当时都可能引起飞来横祸，一件事是否政治正确，就足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甚至生死。在那样的一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李双江尝试了一段完全不可能被人们接受的感情，当时由于在学校内影响巨大，所以校方在处理李双江的时候，没有进一步扩散事件的影响，因此处理意见只是小范围讨论结果，并没有公诸于世。一位与李双江同时代的歌唱家，向本网记者透露，李并未在音乐学院完成学业。据其称，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员的歌唱家刘秉义是处理意见的参与人之一。当记者向刘秉义求证当年的一些细节时，他的回应是：因问题简单而明确，但时隔半个世纪，记忆模糊，为对人对事负责，建议去音乐学院核实查证，这是最准确无误且查有实据和具有法律程序效应的。本网记者几度致电中央音乐学院，辗转几个部门，试图求证这一事实，对方均回复：年代久远，不清楚。
就这样，李双江匆匆告别了他的大学时光，也告别了北京，等他再次走进这所校园时，他的身份已经是各种学校校庆活动的代表，并成为从这里分离出去的中国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还在那里邂逅了他现在的妻子，梦鸽。
“在1987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演唱了经典老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随后在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同时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
李双江演出照片
李双江演出照片
1972年，戍边十年的李双江从新疆调回北京，进入总政歌舞团，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李双江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由于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在十分有限的文化活动中，样板戏占据了绝对的主流，政治正确与否是衡量一部作品的唯一标准。李双江的回来可以算是适时而归，尽管当时他也受到批斗，但是那段文艺空白时期，确实为他的横空出世创造了先决的条件。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傅庚辰认为，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群众对于文艺的渴望是非常强烈的。“文革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氛围呢？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抒情歌曲一般都不唱了，不让唱了。但后来《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特别的软，还是受到欢迎，这恰恰反应了当时人们一种情绪上的干涸，人们那个时候的生活也是干涸的，没有多少东西可唱。”这些歌曲如今依旧被流传，这也说明如果作品本身的艺术性足够的话，那么无论它诞生于哪个年代，它都会超越那个年代背景而独立存在。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李双江歌唱事业的巅峰期，尤其是七十年代，如今家家必备的电视尚没有普及，广播依旧是主要的传播手段，人们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情况下，李双江的演唱依旧受到巨大的欢迎。前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付林回忆那个时代的李双江时表示，他的唱法独树一帜，在那时就算是如今天王级的了：“这种地位是他几首作品一连串形成的，包括《北京颂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包括写三峡的《船工号子》，他有一系列的歌构成了今天的成就，七十年代几乎是没有别人可以和他竞争的。如果说六十年代是以胡松华为代表的，那么紧接着就是李双江了。按照我的观点，中国的音乐史往往是民歌史，民歌史是最先的。李双江是胡松华之后的代表人物。对于男声啊，李双江确实贡献很大。
李双江在炊事班演唱
李双江在前线演唱
作为歌手，李双江对于自己的作品非常负责，夏米力说：“一首歌不在私底下练上一百遍，他是不会上台唱的。”《船工号子》是他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当年为了演绎这首作品，他曾去三峡体验生活数个月，直到真正理解了那些船工的生活才回来进行录制。这首作品的曲作者陶嘉舟于2013年11月15日逝世家中，李双江为这位挚友写下了悼词，这是李天一案发后，李双江不多的媒体曝光。在陶嘉舟的追悼会上，没有播放哀乐，他的学生和好友合唱了这首《船工号子》为先生送行，可见这首作品的影响。
“为唱《北京颂歌》，他大早上去天安门广场体验生活也确实是事实。”现战友文工团团长、《北京颂歌》词作者洪源之子甲丁这样回复本网记者。由于当时的歌曲作品是没有任何版权限制的，也没有个体歌手这样的概念，所有的作品、演唱者大多出自各大文工团体，因此一首作品常常拥有多个演绎者。《北京颂歌》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成为张越男、李光曦、李双江三个人的共同代表作。而关于这首歌首唱者是谁的说法也有多个版本。“其实这首歌真正意义上的首唱者是张越男。”歌唱家李光曦回忆道：“1973年10月1日的早晨6点半，中央台新闻之后，第一次播出了张越男的录音版本，我的版本是当天在晚上全国联播中播出，那时候晚上全国联播新闻是政治学习，全国都在听，所以我那个版本的影响就大了一点，但都是同一天。”当时，李双江也录制了这首歌，据知情者回忆，七十年代，李双江版本的《北京颂歌》共录了两次，一次乐队版的，一次是钢琴版的，但情调都不是很符合主题，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因此没有广泛流传开，我们熟悉的李双江版本的《北京颂歌》是在文革后结束出现的。这点得到了甲丁的证实，“八十时代初期，中唱为他重新录制了这首作品。”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电视开始渐渐取代广播成为主要传播工具，李双江的偶像形象得到了更立体的塑造，与后辈蒋大为等歌手相比，那时他的歌坛地位已经早早确立，因此在各大晚会和演出中，他的出现几乎都是在最重要的时段。据一位老歌唱家回忆，当时演出时，无论谁排在李双江的后面都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唱完，观众往往会要求返场，不返场的话掌声就不停，排在他下面上场的歌手都很尴尬，不光是受到干扰，而是知道那些掌声并不是给你的。
拍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MV时外景留念
李双江(左四)与金日成（左五）合影
而李双江也渐渐从歌手，慢慢向其他领域渗透着自己的影响力，甚至他也成为某些政策的信号灯。在1987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李双江演唱了经典老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随后在1988年4月，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同时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后的许多财富故事和人生传奇都在那里发生。
央视导演袁德旺回忆道，“后来双江又参加了我们多届春节晚会的策划，还在我们央视的一个名牌栏目叫《综艺大观》做音乐指导。”凭借与电视台的深厚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内李双江在电视领域可谓独领风骚，晚会压轴，光辉回顾，频频的正面形象出现也让观众在潜意识里接受了他是最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这个印象，直至这个印象已不可撼动。
李双江教韩红
“我是1983年入伍的，那时候刚十岁，在军艺上中专的时候，他在总政歌舞团。上大专的时候，他已经在军艺当系主任了。”对当年军艺舞蹈新疆班的学生古丽（化名）来说，她对李双江印象最深的身份是老师。进入九十年代后，李双江的主要工作开始转移到教学工作上。作为老师，他对学生的教育方式是慈威并施型，他的学生在采访中也表示，对李双江老师的感觉是即敬又怕。军艺曾经有过两个新疆班，都是舞蹈系，李双江所在的是声乐系并不承担这两个班的教学工作，而这两个舞蹈班的学生却对李双江印象深刻，古丽就是其中之一。“他对新疆这边有感情，总是询问在新疆上学的学生有什么困难等。不管有没有困难，他都会帮助我们的。”
“他人非常好的，特别朴实。他很体恤新疆的演员，觉得我们很不容易。他最简单的可以做到的是，我们毕业之后，如果在校园里或者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他还会主动要求见面，主动给我们埋单。总是说，你们都是学生，口袋里有几个钱呀？我来给你们埋单。有时还会给我们钱，让我们回家好好吃、好好玩。他对我们很关照，就像老爸一样。当然，我们现在叫“爸爸”，那个时候叫“爷爷”，就是这个感觉。”
李双江举办讲座
而李双江对学生不仅仅是学业和生活上的帮助，在事业上，他同样为很多学生保驾护航。像谭晶、陈思思这样已经成名的歌手的演唱会上，李双江经常会不遗余力地为之站台，而在他自己的音乐会上，也常常可见这些学生的身影。这种方式的最大意义不是增加曝光度，而是以李双江的身份和影响力，他的提携和首肯，会让这些学生更快地得到官方的认可。尤其对于这些民歌歌手来说，官方认可所意味的绝不仅仅是事业。
在整个采访中，凡是李双江的学生，也都觉得今年李天一案发后，舆论对李双江太过不公。其中一位学生是这样说的，“我们觉得他确实很好，就觉得舆论有一些太残忍。可能李老师因为他的事业，没有好好的教育儿子，没有好好的照顾家人。我们一直都是关注他的夫人，觉得他的夫人可能有一些过分，但是他本人还是很好的。”这个夫人当然指的是梦鸽，而梦鸽曾经也是李双江的学生。
据知情者透露，在与梦鸽结合之前，李双江还曾与总政的另一位歌唱演员有过短暂的恋情，记者曾联系过这位歌唱演员，她否认了这个说法。而当年与他们相熟的一些人，则倾向于这段感情的存在，起码是，两人曾经走得很近。
由于时间久远，我们又都不是亲历者，所以有些事我们只能依靠叙述人所提供的线索，来推测并试图还原当年的一些情况。整个采访过程中，更多的受访者对李双江是非常回避的，甚至尽量与其划清界限，不愿被扯入是非之中，在与这些不愿受访的人的交流中，我们大致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李双江印象：有能力又有势力，热情慷慨也八面玲珑，有着纵横各界的人际关系网，并在其中左右逢源进退自如。
他的人生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精彩，他的性格也多元丰富。我们敢肯定的是，他既有个人生活上的瑕疵，也有事业情感上的崇高；他有男人身上的缺点，同时也有教师身上的荣耀。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李天一的两次案件，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他绝不可能处在全民审判的风口浪尖里，他必将安静且平稳地继续着自己已有的辉煌，直到无法继续为止，同样，如果他没有被塑造成今天这个高大完美的形象，那么他如今也不会身陷如此巨大的形象落差之中，成为道德法场的众矢之的，如果他是一个平凡的老者，当他的子女违背了法律并受到了相应的惩罚，那么我们对他可能更多是同情安慰而并非指责与谩骂。但世界不会因如果而改变，他既然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受益者，也自然也难免成为这个时代的牺牲品。他像是一个走在黄昏里的偶像，背负着垂垂迟暮的光泽，随着时间而愈发黯淡，直到完全消失在夜幕里，而就在那一刻，他将有机会迎接下一场黎明，也许会出现在某个公园的晨练者中，也许会现身在某个蔬菜早市上，与他错身而过的人群再也不会将焦点落在他身上，也不再会有人去分析去解读他的喜怒和人生，他将归于平凡，平凡并不可耻，但却是他一生中的最大欠缺。
近年来，关于文工团演职人员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这些新闻往往会被观众过度聚焦，文工团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民意质疑。这个团体的职业属性究竟是军为先，还是艺为先，他担负的使命究竟是何，也成为大众激辩的论题。
战友文工团副团长甲丁
关键词：文工团、使命、名分、责任、军衔
民间人士对文工团的向往
文工团有时可以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有时也是成为一种利益的保证，战友文工团副团长甲丁告诉记者，“为什么军艺招生那么如火如荼，考生趋之若鹜，部队文艺团体为什么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部队来，就觉得在部队这个地方在目前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到部队还比较放心，有人有这么一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多年来的所谓英雄主义教育，造成的就是说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英雄主义情节，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有英雄主义情节，往往似乎进入部队以后，一穿这身军装，你就首先就是这种用自己英雄主义的梦想就稍微的接近了一下梦想，所以很多人愿意是这样，构成真正的吸引，现在有很多地方的艺人都已经很有名了，他也不是要求那个待遇，但是他确实需要有一个身份，需要一个名分。”
百姓对文工团的敌意
当下，体制内外的矛盾已然是社会阶层差别的直接体现，而体制内的种种弊端也随之放大，“现在老百姓有几仇，叫仇官、仇富，仇部队。”甲丁说，“部队形象的影响力很大，有些人天天穿着军装在老百姓跟前晃，唱着一些与部队无关的作品，老百姓就会认为你这个部队不务正业，部队的正业不是这个，仇部队很多的东西都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些文艺工作者，他没有给我们的老百姓在演出当中带来很多很正面的一些形象，甚至一些堂会，一些不咸不淡莫名其妙的演出，一些大款们这个结婚什么这那过生日也穿着军装到那去唱，确实是这个我觉得这是对军人形象的一个极大的败坏，军人的使命不是这个使命，军人的天职也不是这个天职，我们的天职是大家都尽人皆知的。现在部队的出手还是不狠，对于这些部队的形象有影响的这些艺人，不管是唱歌的还是影视界的这些，我们统称为这些艺人们，大范畴的这些艺人，我觉得真的都应该给他处理掉，都应该给他排除到整个部队的体系之外，因为确实我们太需要一个大家放心的，就是大家看到部队就应该特别放心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现在这个形象把部队的好名声已经消耗殆尽。”
而前海政文工团副团长付林曾在凤凰非常道节目时表示，文工团现在的问题，是腕儿太多难以管理。而甲丁则认为，文工团的身份是把双刃剑，“也许是一种身份给予他们的某种优越感，我认为是这样，只能说到这个程度，身份给予人的一种优越感，这个东西很可怕，因为说实在的，这个社会一旦要失去了公平，大家就开始怀疑整个社会的公平性，而恰恰越有影响的人物，我觉得就更应该很好地去捍卫部队的，去维护它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