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转轨时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2009年11月07日 14:00 凤凰网专稿



六十年风雨历程,几代科学家接力走过,薪火相传的是他们不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才有了一个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一个个的中国奇迹,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凤凰卫视11月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科学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这是30年前广播员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充满着激情宣读的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和定位,成为了解放知识分子的宣言,从此科技界涌动起无穷的活力,中国的科技事业开始了新一轮的飞奔。

解说:这是中科院建院60周年大型展览的布置现场,这里集中展示着6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成就,中国科技在一次次的飞跃中,也改写着世界科技的格局。

歌词: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解说:一个复苏的季节到来了,科学家们获得了耕耘的权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科院开始了大规模恢复重建科研机构的工作。然而究竟谁应该作为科研机构的领航者?邓小平讲了一句话,叫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而后一封来自院长方毅的辞职信,将中科院推向了大胆探求(探索)科研机构改革的道路。

王扬宗(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他当时打了一个报告,要求辞去科学院院长的职务,这报告里头他提出说,科学院这种学术机构吧,应该由专家来领导,我们国家也有很多在科学界有声望,有领导能力的科学家。所以他提出,科学院的院长应该由专家里头产生,而且将来逐步由他们选举,全体学部委员的大会来选举院长。

解说:1981年5月,一位谈吐幽默的长者踏着春天的脚步,走进了中科院的学部委员会,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执掌中国科学院,成为了第三任院长,他就是66岁的化学家卢嘉锡。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卢老,他是中科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经过选举而产生的院长,卢嘉锡从事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研究,对中国原子簇化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所指导的新技术晶体材料科学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绩。

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是卢嘉锡所面临的最大难题,经89位学部委员联名建议,国家拨款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并且要面向全国。

曹效业(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因为当时我们内部的政策规定,是80%要接受院外的申请,留了20%,如果你考虑了当时的中国科技布局,大学的科研还没有起来,工业部门的研究,特别是在基础研究方面也比较弱,其实它的主力部队在中国科学院。但是即便如此还是下决心,用80%的钱去支持院外的年轻人,这在科学院当时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事情。

解说:1985年3月13日,一条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科技界,财政科技拨款制度改革打响了,这次改革按照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为了解放科技生产力,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曹效业:当时的所谓改革的政策、措施,我觉得就是两条,一条是减钱,一条是叫做,话好听,叫拨款制度改革,本质是减钱。第二条叫放活科技人员,我看本质是减员,所以基本上当时科技,它就是这么一弄,一弄以后使得你,因为当时判断是成果太多,人浮于事。

解说:在这套方案中,大部分研究机构事业费大幅缩减,有的甚至要求三五年内达到自给,而早在一年前,嗅到了国家改革气息的中科院,就率先在本系统开始了经费改革,成了第一个吃螃蟹者。

曹效业:大约是开发类的研究所要减40%左右,基础类的大概减的少一点,结果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央1985年,就做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中呢,它的一个主要的措施就是拨款制度改革。所谓改革就是减钱了,它当时规定是按照1984年的,年底的经济基数来进行核减,所以科学院已经减过一次了。所以这个它不认账,所以到最后,科学院相当一批研究所实际上减了两次,实际上减了两次。所以那个时期,我觉得研究所非常地困难。

 

解说:这是一部拍摄于1992年的电影,故事讲述了光学家蒋筑英由于积劳成疾,在出差成都途中病故,当时的科学界出现了令人扼腕叹息的现象,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等纷纷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许多老科学家、老院士,甚至到了申请生活困难补贴的程度。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俚语,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妻子、儿子、房子、票子、车子,如何解决这五子登科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当时的一大言论就是,“解散科学院,基础研究归大学,应用研究归产业部门”,中国科学院生死一线间。

1987年1月,时任副院长的周光召,临危授命接掌中国科学院,出任第四任院长。

周光召,1954年从北大理论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到了7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向粒子物理领域,并以“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的研究”,获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要说到物理,那是周光召的专长,而至于怎样搞活科学院的经济,这可就让他感到为难了。

曹效业:第一件事情当时就是成立了我们政策局,我就是那时候调到他身边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说,说我们要来认真读书,这个读什么书?他说要读点经济学的书,所以后来我们给他找了一点,这个中国经济学家写的经济的书。他看了看,老头非常聪明,说这个不行,这个肯定不行,说咱们要读经典原著。所以后来就给他,正好那时候社科院系统出了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集,大概一套书,然后分配任务,每人一本,读完以后还要讲。

解说: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一套新方案由周光召呈报了上去,这套方案旨在将中科院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相结合,调动大部分科技人员上国民经济主战场,同时保留精干的力量来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曹效业:我们最早叫一院两制,后来中央有一位管外交的领导,好像是钱其琛,就跟他说你别叫什么一院两制,容易和一国两制混起来,好像你们既要搞社会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一样。所以后来我们标准的官方语言是,“一院两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就是希望从事高技术研发的工作和基础研究规律不一样,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解说:新模式的运用解了燃眉之急,科学院不仅推动了基础研究领域,而且在技术应用领域也陆续成立了400多家科技公司和经济实体,其中与外企联合的就有50多个,两个领域并行不悖,犹如两架马车,引领着科技事业向前狂奔。在新的改革措施的推动下,一批科研技术人员从中科院的大楼中,逐渐走了出来。

何亮亮:许多人将中关村的崛起描述成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正在今天的中国人中间口口相传,人们把它叫做中国的硅谷,事实上仅仅在20多年以前,对大多数北京人来说,中关村还只是海淀北街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远不如北京其他地方那么知名度大。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从中科院的科研大楼里走出来,他们前仆后继地来到了中关村,用智慧和勇气改写了它的历史。

解说:1980年,一位身材不高,衣着普通的人,走进了位于中关村物理所的一间破旧仓库,他右脚穿着白袜子,左脚上却是黑袜子,手里拿着黑色的人造革手提包。他曾说,“我是以思想为职业的人,如果不想了,我的生命也就没有价值了”,他就是中科院的物理学家陈春先。

陈春先曾在一次去美国考察过程中,发现几十人的小公司,既然焕发着巨大的活力,惠普和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更让陈春先怦然心动。

1980年12月,就在这两间木板房里,陈春先带着十几个人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关村的首家公司,所有人员都是业余时间工作,以智力咨询为主业,每年能有两三万块钱的收入。

陈春先(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研究人员自己办一个以科技、知识、技能、盈利的机构,就是可以收人家的钱,而且给参加的科技人员发了七八块钱,每个月15元的少量的津贴,这个犯了当时的一个大的忌讳,所以说给我们扣了很多帽子。

解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称这样的群体大逆不道,这件事情很快就引起了极大争议,搞歪们邪道、不务正业、腐蚀干部,各种说法层出不穷,甚至最后竟然闹到要查账封门的地步。这时一篇新华社的内参让事情有了转机,1983年初,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等,对此事先后做了批示。

陈春先:正因为这种争论,所以说以后把这个争论,反映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时的领导同志作了肯定的批复,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研究人员走出高楼大院,在社会上创办企业,这个方向是对头的。

解说:这个批示犹如一剂定心丸,让忐忑不安的创业者放下了心里的包袱,由此在中关村的大街小巷,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各种科技企业,陈春先也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下海者说》的报导,为科学院的创业者摇旗呐喊,“下海”也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词。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有中科院的背景,有的是科学院人员自筹资金成立的公司,有些是科学院直接投资开创。

 

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先请允许我把联想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子就是我在1984年的时候,我的大股东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我当时是那里的一个技术员,给我投资了20万块钱,我带了11个人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办联想。

解说:这间小平房,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传达室,在这间小屋子里,一个公司诞生了,它的名字叫中科院计算新技术开发公司,这便是联想集团的前身,柳传志是创办人之一。公司建立之初,计算所也给予了十分宽松的环境,除了公司的年收入交给所里一部分外,公司所有的人事权、财务权和业务权全部交给公司负责,所里绝不干预。

柳传志说,所里巴不得不决策,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其实当时的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究竟是什么。

柳传志:就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不是也得要做点小买卖,先把这个日常维持起来,于是我们就卖过旱冰鞋,什么电子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是没有卖过,我去进过货,进货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和这个我的同事一起到深圳,去的时候带了1000块钱,1000块钱呢这个当时为了我没带过这么多钱,我从小到大到那时候,40岁以前的存款最多的时候是80块钱。所以这1000块钱呢,就是叫我老婆缝了个口袋,把这个1000块钱缝在裤子这个里头,要这个解开裤子才能把钱拿出来。当时只顾了安全了,忘了到买东西的时候你得解裤子,这是非常难堪的事。

解说: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社会环境很复杂,市场机制也不完善,骗子更是防不胜防。尽管在每次做买卖时都小心谨慎,柳传志仍几次栽在骗子手里,在商场的历练中,他也逐渐的适应了自己商人的身份。很多人提议公司能够在独立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甚至可以完全摆脱计算所的控制,这遭到了他的反对。在之后的20多年里,计算所凭借最初掏出的20万元,每年收获数千万元,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占了大便宜。但柳传志始终明确表态,为计算所辩护。

柳传志:我本来是科学院的一个企业,科学院占了我百分之百的股份,我们希望能够变成一个股份制企业对吧,能够让员工能够有一定的股份。但是国家它改不了,当时的时候不可能国家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我就求助于我的小环境,科学院的领导很开明,然后怎么样呢?就给了我们比如分红权,利润上奖励你们百分之三十五,这时我也能稳住队伍,也有很大的好处。

解说:树大好乘凉,凭借计算所这块金字招牌,公司早期的银行贷款,都是以计算所的名义申请的,而且同时获得了中科院产业局的担保。在之后的十几年里,计算所的若干项研究成果都被顺利带到公司,被进一步开发利用,这种种优惠,给公司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低估的。

作为联想起点的老传达室,已在2001年拆掉了,以便腾出地方来盖大楼,动工之前,联想的元老被召唤回来,留下了这张合影。

柳传志:所有人都觉得那个平房真的不该拆,但那个是盖在这个楼区的最中心的地方,没办法,在那儿实在是影响了这个楼的建设了。所以就决定说赶紧把它挪个地方,就盖了起来,就把它挪到这来了。这地方正好是未来的地方,它正好是个空场,所以就给它挪过来了,唯一不满的是现在盖的这个,比我当初的小平房强多了。

解说:从1984年的走出大楼走进平房,到后来的走出平房走进大楼,发生蜕变的不仅仅是联想本身。1998年5月,联想集团第一百万台电脑下线,它标志着中国计算机工业的成熟。

柳传志:我以前都是最早在这边熟悉骑车上班的,所以所有的地方都很熟悉,后来坐汽车上班后,把我放下要我自己走回来都很困难找这个路。

解说:楼宇间已经颇具“硅谷”气质的中关村,五十多年前,还只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它的腾飞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大批科技工作者抢滩中关村。截至1997年,中科院系统企业营业收入,超过千万元的企业已达57家,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形成了共生共荣的局面。科学家与商人也在这个新的舞台上,进行着身份的融合。

何亮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都把发展高科技作为一项战略性的强国计划,比如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欧洲的“尤利卡计划”,以及日本的“科技振兴基本国策”。一时间,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1986年3月3日,老科学家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邓小平立即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由此一项以“863”命名的高技术兴国计划拉开了帷幕。

解说:1988年10月24日,秋高气爽的一天,邓小平来到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上一次是在四年前,他来出席高能所的奠基仪式。在仪式上他提出了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的目标,而他这次来到高能所,同样为的是加速器。

解说:十年浩劫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百废待兴之际,国家投入又有限,科研经费严重不足,再加上科学院曾两次核减了事业费,除掉人员工资之后,科研经费所剩无几。

当时动物分类研究室需要买一些资料卡片,就连这点经费都拿不出来,后来还是水产部门给的钱。陈景润曾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谈及他的五人小组的研究经费,每人每年数百元经费,连出差都难,国内有些学术会议都无力参加,更不敢请人来,科研经费的严重不足,也导致人才的大量流失,大批科研人员下海经商。

曹效业:其实国内是有不同声音的,这次研究院史发现中央还专门来调查过,这个调查的事,那是早期了,八十年代的,1983年,1984年的样子吧,当时科学院少数人,少数的研究所和少数的科研人员开始下海了。这个有人写告状信,听说科学院的研究所这个,用这个科研事业费这个办公司,这个要好好查一查。

电影《蒋筑英》片断:筑英,你醒醒啊,你醒醒,你知道吗?孩子们都到成都来看你来了呀,我的天吶,这是怎么回事啊。

 

因为就在8天前,高能所的对撞机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仅仅四年时间,中国高能加速器从无到有,建造成功。这一建设速度在国际加速器建造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863”项目以及其他一些专项经费的支持下,各个领域都不断传来新成果的捷报,专家对计划选择的关键技术进行分析评估,认为在863计划实施十年里,60%以上的技术在水平很低,或几乎完全空白的基础上起步。但此时已进入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11%达到或保持国际领先水平,但还有25%仍然落后,或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痛苦转轨时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曹效业:它做完了以后就完了,它留不下积累,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后期还是有点改进,开始关注一点科研的一些基本的积累,大概还是做到了。这个保留了中国科学和战略高技术的这么一支队伍,没有散掉,或者是还有所发展,我觉得是在历史上看是功不可没的。

解说:而同时,在863计划外的一些科学领域也遍地开花,孙鸿烈所主持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更是填补了世人对于那片神秘土地认知的空白。

孙鸿烈(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科院院士):一开始我们对青藏高原搞了这些年,对青藏高原土壤的分类系统建立起来了,对植被的类型,有哪些植被类型,它的分布规律也建立起来了,对青藏高原形成。这些问题都是通过我们这些年来,通过地质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各个方面的专家,研究岩石学的专家、古生物的专家,他们对青藏高原整个的形成演化这个过程弄清楚了。

解说:然而到了90年代初期,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开始初现端倪,在科研大军中,真正一流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科学家还是寥寥无几。而同时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万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在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中,1/3以上都是外来移民。

于是一项旨在从国外引进100到200名优秀人才,培养跨世纪的学术技术带头人的计划,在中科院启动了,这个计划也称为百人计划。

白春礼(中科院常务副院长 中科院院士):这个百人计划当时在国内应该说是资助强度最高的百人计划,每个入选者有200万元的科研经费的、启动经费的支持,可以建立自己的实验室,提供助手,提供研究生,可以买仪器设备。

解说:“百人计划”这个名词,立刻成了海外华人科学家所热议的话题,尽管项目所能提供的科研条件很有限,很难与国外的条件相比,但对很多人来说,仍旧(仍然)有着很多充满吸引力的地方。在美国休斯顿大学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他就是第一批“百人计划”入选者王恩哥。

王恩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中科院院士):我回国之前是在美国休斯敦大学,当时我们正在做的一件工作呢,就是想把一个生长的设备,直接用飞船带到外空去,然后在那里长材料,然后再把材料运回来,做它的分析,看看有没有价值,为未来的应用做一个前期的科研的铺垫。

解说:选择百人计划,就意味着可能永远也无法再从事这项工作了,况且家人全都在美国,王恩哥犹豫了。

王恩哥:我在百人计划,我接受之前,我曾经到回国来一趟,这趟里对我的一些经历,我的触动也是非常之大。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现在的院长,路甬祥院长和当时科学院的几乎所有在家的局长,一起请我吃了一个饭,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人,有人看得起大概是一种最应该珍惜的事情。

解说:1995年6月5日的夜晚,在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里,一场特殊的招待会正在举行,这是专门为即将回国的王恩哥举行的欢送招待会。

总领事亲手将一块刻着“赤子之心科技报国”的牌匾,赠与了王恩哥。王恩哥放弃美国休斯敦大学的工作,回国发展的举动,在当地华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生活、工作条件都优越得多的美国,回到中国,同时回绝了亚洲其他著名研究机构的邀请,很多人都不理解王恩哥,还有人认为他是不是想出风头,或者想回国“当官”。

王恩哥:对于我在政治上的前途或者什么东西,没有任何的许诺,我回来以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觉得很吸引我的就是,我毕竟可以独立做事情,可以开一个课题,按照我的想法来建设这样一个课题组,这个大概是很吸引人的,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最重要的一点。

 

解说:回到中科院物理所后,王恩哥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标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实验室工作和培养学生上,做出让国际物理学界认可的成绩,为回国的人争口气。

曹建林(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百人计划,我觉得它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它的标准时比较严格的,而这样的同志他入选之后,由于有这样比较严格的标准,同时在社会上有比较高的声望,因此他拿到百人计划的人,一定会拼命努力,他要名副其实。

解说:百人计划执行到现在十多年来,科学院通过百人计划,已经培养凝聚了1500多名优秀的人才,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从海外直接招聘回来的。

白春礼:在接受百人计划这种形势(形式)支持的入选者当中,目前我们有29位当选了科学院或者工程院的院士。我们还有37位,都是作为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的首席科学家,另外我们还有几百位作为863的专家,所以这些优秀人才通过这个计划的支持,使得他们脱颖而出,很快地弥补了由于文革十年动乱,造成的人才断层。

解说:为了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1997年底,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并主动请缨,承担知识创新工程的试点任务。

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 中科院院长):一个国家要摆脱贫困,要实现小康,最后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要走一条创新的道路。因为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你只能够依靠引进,只能跟在人家的后头。你只有原始科学创新,只有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还有强大的集成转化能力,你才能走到前头去。

歌词: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

何亮亮:六十年风雨历程,几代科学家接力走过,薪火相传的是他们不变的爱国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有了这些才有了一个个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奇迹,而一个个的中国奇迹,又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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