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九四二》是2013年贺岁影片的先锋，也是冯小刚积淀19年的“圆梦之作”。这部影片自播出以后，好评不断，但从票房上来说，仅收3.7亿，对比2.2亿的制作成本和3000万的宣传费，2.5亿的投资，片方只能收回1.5亿，亏损达1亿。这个亏损甚至导致华谊股价连续暴跌，总亏损估计达3亿以上。
有人分析《一九四二》的亏损是因为冯小刚在一个贺岁的季节里上映了一个不讨喜的题材和过于严肃的主题，观众们到影院去看贺岁档，自然不愿意去看这么悲伤的剧情，买悲情和眼泪。也有人归咎于当下的青年一代丧失了历史感和厚重感，只追求一些浮躁、简单的剧情。甚至有人痛骂国人忘记历史，忘记文化的。
我不否认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仅仅把“叫好不叫座”的责任推给观众是不行的。因为在相同的时间内，欣赏电影的观众都是同一群。好的导演会用他拍摄出的作品吸引住观众，让观众走进影院去欣赏自己的作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反思的就应该是导演本人，光靠骂观众、骂国民性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令导演本人走向盲目的自大，这对他今后事业的发展无疑也是相当不利的。
首先是政治色彩太浓。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在号称灾难片的同时也号称是历史剧，但他在历史还原和历史阐释的时候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比如在解释《大公报》被停刊三天的事件时，冯小刚的解释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但同样报道灾情的重庆《新华日报》，却在《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发表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多达40余篇。且据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大公报》被停刊的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参考谌旭彬：《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冯小刚将两段同时但不相干的历史联系起来，其主旨在于政治的批评。不惜以扭曲事实为代价抨击当今政府的旧敌，目的在于获取政治上的加分。所以较好声中，不乏政府的支持为效；不叫座的局面，也不免懂历史的良知者的叹息之声。
其次，就技术上来说，过于渲染血腥的场面。影片一开始就在枪声和血影中开展，中间又夹杂大量的血腥、残暴的内容。比如白修德拍摄河南灾情的一段，多次复现了狗吃死人的镜头。中国大陆的影片一向没有分级的制度，所以导演们往往钻这个空子，用血腥渲染悲情，从而博得观众的眼球。但这个策略只适合在平时的环境下使用。《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上映在“贺岁档”时期，过分血腥的场面在对观众没有丝毫心理预示的情况下突然闯入、屡次闯入，对于观众的接受底线来说形成了一个挑战。所以冯小刚用血腥场面渲染所带来的叫好虽然如故，但挑战观众们心理底线的后果，必然是导演失去票房。
再次，从结构上说，彻底的悲剧令影片失去观众群。电影和小说不同，小说的篇目长，小说可以通过文字的渲染突出悲剧，让人在阅读之余产生反思。但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短则一个小时，长则三个小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为观众密集展示一个巨大的家破人亡的悲剧无疑是非常失策的。所以在对完全悲剧的原著进行改编的时候，优秀的电影导演都会对情节进行一些改编，不把悲剧做彻底，让结局有一些希望。例如余华的小说《活着》，本来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家珍也死、苦根也死、二喜也死，只有福贵和黄牛活着。但张艺谋在电影改编的时候，就照顾到观众的情绪，把悲痛的结局终止在凤霞之死上，让观众在蕴含希望的同时，也有时间和经历对稍早之前的悲剧进行反思。而反观冯小刚对《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密集地展示悲剧，唯恐观众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些悲惨的事实。在电影院内，把悲剧强迫地灌输给观众，而不予其反思的时间。所以冯氏将故事片拍成了教育片，于是这部电影只好在优裕的时间里慢慢欣赏和回味，而不宜在电影院里观映和咀嚼。因此它的叫好而不叫座本来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从人性上说，对人性的彻底否定只能引起观众的反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说，可以大量描写非常时期的人性之恶，因为文字可以通过间接的语言蕴含褒贬，带动读者对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评判。但对于一部影片来说，没有纯粹善良的真实人性展现，无疑是十分吃亏的。在整部影片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比如瞎鹿为了粮食偷偷卖自己的女儿，拴柱以两块饼干为诱饵，目的在诱奸东家的女儿。花枝之前不为了粮食顺从少东家，之后又因两块饼干而称愿跟栓柱睡觉，似乎只是因为当时的饥饿程度还不够。老范这个人物戏份最多，实际上最平面，他的性格像一张白纸。没有一个人符合道德的要求，这可能是非常时期的事实，历史应该如实地记录，小说也可以这样真是的表达，唯独故事片做这样的展现，是非常不明智的举措。因为观众对于故事都具有良好的期盼，把这种期盼打碎无疑是同观众的情感认同为敌。
其实上面分析的原因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冯小刚太不拿观众当一回事了。在回答《一九四二》为什么叫好不叫座的时候，冯小刚说：“观众不是我的上帝！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媚过谁，觉得有意思，想拍就拍。观众和导演是朋友的关系：我拍电影给大家带来笑声及愉悦感，观众给我信任感，是平等关系，没有谁必须要买谁的好。”这种论调无疑错了，因为导演一定指盼观众的票房，但观众不一定非看导演的作品不可。《一九四二》就算拍的再好，观众们也没有非看不可的义务。所以冯小刚在“贺岁档”的时段，用血腥挑战观众的底线也好，制造彻底的悲剧也好，不给观众以人性的希望也好，看上去是他的硬气，实际上却是置自己于观众的对立，最终一赔再赔。
在电影的放映中，输的永远不会是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