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文名：曾泽生
籍贯：中国云南
出生地：中国云南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02年10月
去世年月：1973年2月22日
职业：军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政党：中国共产党
成就：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重要事件：台儿庄战役
长春起义
曾泽生（1902—1973），云南省永善县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48年长春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曾泽生
曾泽生，一九二三年考入云南唐继尧所办的军士队。一九二四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一九二五年任黄埔军校区队长，次年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一九二九年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召回滇，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一九三七年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一九四六年起，任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军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率部于长春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四野战军五十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五十军军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曾泽生
云南省永善县人，毕业于昆明省立中学。
1922年入唐继尧办的建国军机关枪军7队学习，因成绩优异，于1924年1月免试进入云南讲武堂18期学习。
1925年任黄埔军校区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任广东20师教导团连长。
1927年转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
1929年1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召回滇，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
1930年任讨伐军第10路军3旅5团副团长。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9月任国民党政府60军184师团长。
率部参加台儿庄对日作战。
1939年1月任184师副师长，7月任师长。
1944年11月任60军军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率部去越南参加受降。
1946年12月任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兼60军军长。
1948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军吉林守备军司令兼60军军长，3月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
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发动内战、屠杀人民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毅然于1948年10月率60军在长春起义。
起义后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军，任军长。
积极配合政治委员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关于改编起义部队的各项政策，使这支部队顺利转变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949年率部参加解放鄂西、四川的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长。
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在朝鲜战场上共进行大小战斗95次，歼敌14492人。
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以身作则，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8年9月离职退休。
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53年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7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1902年，曾泽生出生于云南永善县大兴镇一户有田地数百亩，人口三四十，却又“自私自利的地主家庭”。未及两岁丧父后，寡母带着曾泽生和他7岁的哥哥改嫁叔父，从此，在族内族外的地位一落千丈。曾泽生少年失学，13岁时，由舅父出面说情，家庭方允其到200余里外的昭通读书。高小毕业后，家庭拒绝继续供读，曾泽生求学心切，乃私窃家中200银圆逃走，被家人缉回，经亲戚再为说情，才勉强允许其赴昆明读初中，刚一年，又断绝供给。刚满20岁的曾泽生走投无路，毅然弃学从军，考入云南省都督唐继尧的军士队。
1948年9月，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合影。前排左三起为罗荣桓、张轸，后排左四起为曾泽生、刘白羽。
幼年及求学的屈辱，在曾泽生的心灵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奠定了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内向型性格的基石，涂抹了他明哲保身、中恕之道的处世态度之底色。巨大阴影伴随着情感和心理上的重压，重压滋生了对恶势力的反感，又以反作用力激活了了他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我要做一个好人！”
追求理想的强烈愿望冲破心理上的重压，推动着曾泽生向异化性格方向上勇敢地迈出了一步。从军头10年，曾泽生立志“洁身自好”，“抱定‘修脯’之外，一芥不敢”。却不知，青天白日下的军旅仕途，月黑风高，渊深冰薄，步履维艰，想“洁身”，未必能“保身”，想“自好”，未必可“得好”！曾泽生从军士队毕业后，以优良成绩免试保送进入第18期云南讲武堂。该校清朝末年创建，曾以新式教学名噪一时，但衰败很快，曾泽生入校一年后，“因校当局不发津贴又逢过年，眼见尉级同学家属来校诉苦之惨状，于是心中愤慨，乘夜间点名时鼓吹暴动，打闹校宿，通夜不息”，被校方发觉，逃离学校。
1925年5月，曾泽生投奔黄埔军校，被任为第3期的区队长，11月，调教导师第3团任连长，未及一年，因厌恶“军官们只知嫖赌，不问营事”的“腐败恶习”，乃坚决辞职回黄埔军校。
1927年，曾泽生由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调往前方，“当时看到国民党军队克扣军饷伙食比比皆是，士兵不堪其苦，有的集队请愿，有的武装暴动”，而官长们却积习难改，曾泽生不屑为伍，遂再辞现职，赴上海学工。
1929年，龙云登上“云南王”的宝座后，为培养干部，改造滇军，派卢浚泉赴上海将曾泽生等20余人请回昆明，在云南讲武堂旧址举办“军官候补生队”，卢浚泉任队长，曾泽生任队附。曾泽生一伙年轻军官“凭着一股热情”，创办《新武力》校刊，鼓吹“发扬革命精神，反对封建专制，铲除贪官污吏”。然而，未及数月，蒋介石即派王柏龄来滇查办，先将军官候补生队全部缴械，再将曾泽生等人打入牢狱。
这次牢狱之灾险些搭上曾泽生的性命，经龙云的心腹干将卢汉等人力保，禁闭数月后才获释。面壁反省，痛定思痛，曾泽生终于领悟了国民党军队中的“生存真谛”：长官意志就是真理，惟长官意志是从才有出路。从此，不得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曾泽生，了结了血气方刚年纪中的性格冲突，时时处处“以服从为天职”约束自己，忍辱负重，惟命是从，埋头苦干，终于赢得了各级长官的好感，也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曾泽生想“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人格追求与地位追求之间寻求两全其美。然而，“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社会黑暗，即便“自扫门前雪”，也未必容易。
曾泽生自1925年当连长掌握经济时起，即“反对剥削士兵伙食薪饷之恶习”，所以，手中的积蓄很少，以至于1937年开赴抗战前线时，虽已升任团长，但他也只能给寄托在丈母娘家里的老婆孩子预支几个月的薪水，自己过着行装一被一褥，衣服不破不添，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玩弄女人的清苦生活。
打碎曾泽生“洁身梦”的，是抗战中期让他揪心撕肺伤感，使他百般无奈难堪，令他无地自容尴尬的家庭窘境。30年代初，国民党军各级军官每月的薪水，上将800元，中将500元，少将320元，上校240元，中校175元，少校135元，上尉80元，中尉60元，少尉40元，准尉32元。“九·一八”事变后，军政部规定，按原定薪额，上将至上校减半，中校、少校打六折，尉官打七折。照此标准，曾泽生当团长、副师长时的薪水是少尉排长的6倍。
1949年3月，解放军第50军部分领导于沈阳开会期间在东北旅社左起：第148师师长白肇学、军政委徐文烈、军长曾泽生、第149师师长陇耀、军宣传部部长刘惠之、第150师师长李佐
若在一般人家，这是很宽裕的，但在讲门面、比排场、摆阔气成风的国民党官场，根本撑不起什么面子，加上物价上涨，曾泽生家人的日子过得相当窘迫，以至于连岳母家的积蓄也全部用光。
1940年初，已升任副师长的曾泽生由江西请假回昆明，打算将度日艰难的老婆孩子送回永善县老家。行前，夫人分娩难产，住院手术，钱花得曾泽生囊空如洗不说，还有200余元的住院费无钱结算，经向朋友借贷，乃得完纳出院，可回老家的路费又没了，把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多余的衣物尽行出卖，还是不够，只好再向卢汉告借。更使“抗日将领”曾泽生伤心的是，他未满月的婴儿，因冻而病，死于回老家的途中。
曾泽生寄希望于老家的家人，他很有把握地安慰夫人李律声：“放心，国难当头，家人不会让你们饿肚子，会接济你们的。”谁知，任凭曾泽生怎么解释，老家的家人全然不信：“人家当官，都捎钱给家里盖房置地。你这副师长的官也不小了！”言外之意，责怪曾泽生小气、装穷！果然，曾泽生走后，家人只给李律声她们送点大米，别的一概不管。李律声在老家住了1年，又返回昆明。
身为副师长，养家糊口，要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治病还乡，要四处借贷，八方求人，在旧军队里，是很丢脸的。没人会同情曾泽生“廉洁奉公”，相反，还会受到别人的百般耻笑：当了那么大的官还不会捞钱，太窝囊了，太没本事了！蜚短流长，众口铄金。极爱面子的曾泽生，要顾面子，就不能不随风转舵，随波逐流，以应天承运。从此，曾泽生不再“天涯荡孤舟”，顺天应人随俗沉浮地滑入一条他原本厌恶的歧途：一边“抗日救国”，一边捞钱养家。但此后养家，已远远越出了“糊口”的范围。
曾泽生捞钱，见之于他的《自传》：1943年，我由182师师长调任184师师长时，向银行借款600万元，开始做囤积生意。1945年日寇投降，我随军入越南受降，再从银行借款，筹集2000万元本金，做金子生意，由越南利用飞机来往，几天一转，可免税收及运费，时仅数月，我除将银行之本利付清外，尚余金子300余两。《自传》下笔之处，曾泽生有意回避了一些在新社会难以启齿的往事。
经历了思想改造后的曾泽生在他撰写的《自传》中，有一段发自肺腑的感叹：“旧社会有官必贪，有地皆豪，无绅不劣，无商不奸，在污水盆里共浴，哪里还有一个干净人？”
长春起义后没几天，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根据曾泽生最近数日各种表现较吴化文要好，你们应对他其所部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云南军队被迫来东北作战，又在长春受了苦楚，可能改造成为较好的部队。改造是必须坚持的方针，但不应操之过急，应依据情况逐渐进行之，首先注意取得曾泽生及其较好干部对共产党的信用，以利协同进行部队的教育工作。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图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肖劲光（中）、政委肖华（左）会见曾泽生（右）。
原国民党第60军184师少将师长潘朔端于1946年5月在辽宁海城率部起义后，于当年底率部进驻黑龙江兴隆镇，随后，部队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训。据潘朔端身边的副官赵霖芝回忆，当时，潘朔端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也下去听听战士诉苦，这样对提高思想觉悟是会有启发的。”曾泽生就没有潘朔端那般洒脱了。
曾泽生率部起义后，部队即开赴九台县，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整训。政治整训内容包括三个运动和三个教育，核心是发动起义官兵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那是一场哭天喊地震动寰宇的苦难控诉，是涕泗滂沱泪水涟涟的灵魂洗礼，更是起义官兵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彻底的思想改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首任政治部主任王振乾著文回忆：“在整编改造中，困难最大、工作最难做的还是一些上层人物。”中、下级起义军官的思想改造好办，他们在部队、在东北军政大学直接参加了震撼心灵的“泪血大控诉”。对上层将领则不同，既要“彻底摧毁、改造旧军队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以及旧军队的各种制度”，又要“多做疏通引导工作，务使大家心情舒畅”。
共产党干部期望曾泽生等起义将领能主动反思自己的历史罪恶，否定旧我，重铸新我，可人家死要面子，历史罪恶讲得少，历史功绩讲得多，什么护国讨袁啦，什么台儿庄大战啦，什么长春起义啦，还有保护小丰满电站等等，反反复复，讲个没完。也难怪，旧军队压根就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说！改造起义的高级将领，一个天大的难题！
要坚持彻底改造方针，就不能不无情揭露旧军队中诸如贪污腐化、打骂士兵、虐杀俘虏、祸害百姓等等不人道的一切罪恶，其间，不可能不涉及起义将领们的过去。更何况，鼓励起义官兵揭发他们往日顶礼膜拜唯命是从的将领的历史罪恶，有助于割断他们之间的封建关系，有助于实现他们脱胎换骨的灵魂裂变，有助于重建他们的人格尊严、价值观念、是非标准，有助于为彻底改造起义部队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对于曾泽生在控诉运动中的态度，参加改造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干部是有意见的，虽然，徐文烈政委等军领导一再劝说大家要有耐心，相信曾泽生军长会提高觉悟，但是，一些相当难听的指责还是随之流露了出来。尽管，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与起义将领“背靠背”控诉，尽管，对揭发出来起义将领的历史罪恶，共产党干部闭口不谈，更不予以追究，但曾泽生还是风闻到一些只言片语的情况。如此，他“心情舒畅”得了吗？
1951年3月志愿军第50军部分军师领导在汉城兴国寺。军长曾泽生（中排右二），军政委徐文烈（前排右）、副军长蔡正国（中排右三），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李佐（中排右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中排左三），第150师政委李冠元（前排左）。
曾泽生“于沉闷中”留下的一篇日记，颇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我自己因参加国民党军队，有过压迫人民等种种罪恶，对于有些过失，曾经作过思想斗争，从严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和反省检讨，向真理低头，唯求宽大谅解，使我参加革命。但是，除上级领导以及党的政策本身实属宽大外，下面一般执行者往往老以反革命的皮给我披上。……其实，以往我们之所以当过反革命封建小头目，那是由于当时思想糊涂，误为人家作工具，本身尚不是反动的封建头子，说不上积重难返。（陇师长也遭同样看待，他愿意离开一下，也好最低限度使部队改造不受障碍）。
赶上时代思想潮流的机会是曾泽生自己安排的。部队的控诉运动进入高潮后，他提出：鉴于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发作，希望组织能批准自己赴辽宁五龙背做温泉疗养。一个皆大欢喜的请求。如此，曾泽生不仅可以免除面对控诉的尴尬，还有了闭门读书，静心反省的安谧条件。
从1949年4月17日到8月4日疗养期间，曾泽生如饥似渴地读了几十本书，有经典、深奥的马、恩、列、斯著作，有深入浅出的中共延安整风文献，有面向大众的社会主义普及读物，曾泽生逐一拜读，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曾泽生用手中的笔，为后人留下了他思想转变的轨迹：4月25日，曾泽生“于沉闷中”开始认真地思索自己的人生轨迹，探寻今后的人生道路。5天后，他详细拟订了自己“休养期间的读书计划”。又过了5天，他写道：我在这里每天洗两次，洗是治病，洗身、洗面、洗心。洗身后又对照书本来洗心，看洗去了多少污浊，还剩多少，再去洗面。每天都不断洗照，决心把罪过洗去，换上一些新的思想，确定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能否如愿以偿，现在仍无把握，不敢断定，只是努力坚持，以洗和照，照和洗，从主观上来要求自己。
如此洗法，仅仅洗了7天，茅塞顿开的曾泽生便有了“过河登山”的雅兴，欣赏起了“花草树木枝繁叶茂，原野碧绿朝气蓬勃”的盎然春意。5月26日，当部队即将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时，回部队为连以上干部讲话的曾泽生军长，已有满腹的共产党“经纶”可以“讲经说法”，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了。
曾泽生的思想改造，没有经历中、下级军官体验过的那种短时巨痛，但处于社会变革大潮的新型人民军队里，他还是因为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于从“主子”到人民勤务员的社会角色转换中，不断地感受到了一些并非恶意的难堪。
曾泽生在欢迎解放军进入长春的大会上讲话
第50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驾驶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51年，曾泽生因车祸负伤回国治疗，夫人李律声前来探望。一天，李律声因私事外出，向管理部门要了一辆小车送行，回到住地，李律声一下车，随手从坤包里掏出钱来，一边客客气气地道谢，一边面带笑容地把小费塞给驾驶员。在旧军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长官坐车，于公于私都有天经地义的资格，不需要给任何小费。家眷就不同了，家眷因私乘车一般要给小费，尤其坐“外人”的车，必须给小费。付小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太太们在“外人”面前为当官的老公绷面子。
李律声以贤内助著称，平时处处注意维护丈夫的面子，对待丈夫手下的人也比较和蔼，她初次付小费，本以为驾驶员能为自己出手大方而笑纳，不料，面有难色的驾驶员说什么也不要。按以往的经验，拒绝接受小费通常是嫌钱少，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便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相当扫面子丢脸。李律声立刻收敛了笑容，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一声不吭，打开随身的小坤包，又掏出一把钱，数都没数，“哗”地一下，撒到车上，扭头就走了。驾驶员望着车上东一张西一张花花绿绿的钞票，不知所云，手足无措，像木头一样戳在小车旁，呆了！
管车的干部发现军长夫人动了气，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就要训斥驾驶员，没等开口，驾驶员两串眼泪“噗嗒噗嗒”地掉了下来，只好先和言细语地问问：“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军长夫人是为驾驶员拒收小费怄气，而满腹委屈的驾驶员又另有一番道理：“你们领导上课不是讲过了嘛，职务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的津贴是国家发，再收他们的小费，不就又成他家的佣人了吗？”管车的干部哑口无言，只好把钱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数一数，上交领导。
据说，有关领导为还钱的事煞费苦心：既要还钱，又不能伤军长的面子，还要讲清道理。李律声和驾驶员各自的委屈，均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在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曾泽生身边当了8年侍从副官的乔景轩，曾写了一篇《回忆曾泽生军长》的文章，其中，评价曾泽生在旧军队时“很讲旧道德”。当这篇被普遍认为相当客观的文章编入某书时，编辑将“很讲旧道德”一句中的“旧”字漏掉了。一字之漏，将往日效劳于阶级压迫制度的曾泽生抬上仙境，也将晚辈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导入迷途。
1951年，曾泽生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召见。曾泽生又遇到一次尴尬。这次尴尬，比士兵拒绝接受他夫人的小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1948年10月17日，郑洞国、曾泽生率部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受到夹道欢迎
本来，在旧军队，别说晋见最高统帅，就是见了云南王龙云、卢汉，曾泽生都要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不仅仅是习惯。旧社会、旧军队通行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要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中生存，就不能不在“主子”和“奴才”面前经常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
人民军队则不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建国初期的人民军队又没有那么多的繁缛礼节，所以，曾泽生虽然早已转换了社会角色，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但在毛泽东那里，他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习惯却很自然地成了尴尬。见曾泽生局促不安，毛泽东有意识地向他询问起汉江五十昼夜阻击战的情况。这是第50军建军以来最辉煌的战史，也是曾泽生生平最得意的经历。
毛泽东从战役最初阶段该军坚守的前沿阵地修理山、帽落山、白云山、文衡山，问到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的第二道防御地带；从美军1月15日发起的“磁性攻势”作战，问到1月25日发起的“闪击作战”攻势、3月7日发起的“撕裂者行动”攻势；从军、师的作战部署，一直问到团的布防、营的作战经过。
越问，曾泽生越惊叹：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数百万大军的统帅，日理万机，竟然连我们50军作战分队的情况也要细细过问，了如指掌！越问，曾泽生越紧张：他老人家再这样问下去，我这个一军之长要是被问住了，答不上来，那多丢脸！果然，当毛泽东问到第二线部队某营驻地时，曾泽生被问住了。若仅仅是一问，还好受些，偏偏他老人家记忆超群，突然想起了一个地点，问曾泽生是不是？曾泽生顿时窘得面红耳赤，汗颜无地，羞愧难当。毛泽东见状，不再发问，急忙宽慰曾泽生：“我只是随便问问，你们50军在朝鲜战场打得还是蛮不错嘛！”
回到家里，无地自容的曾泽生告诉对自己体贴入微的夫人：“北京，我一天也不呆了，马上回朝鲜，下基层，上阵地！”曾泽生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对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已有了解，对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官兵同甘共苦的战斗作风也多有感受。返回朝鲜前线，曾泽生立刻深入基层分队，他再也不愿像在旧军队时那样高高在上了。
1954年5月，第50军由朝鲜凯旋回国，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曾泽生。
1948年10月17日，郑洞国、曾泽生率部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受到夹道欢迎。
这一次，他十分谨慎却又十二分郑重地向领袖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真诚请求：“主席，我想申请入党，不知行不行？”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曾军长能要求入党，说明你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觉悟。”但接下来却道出了一个表转折意味的连词：“不过……”本来就忐忑不安曾泽生，心一下子收紧了：难道难容我的过去？难道还要交代历史？难道读书太少？难道深入群众不够？难道……
没等曾泽生高速运转的思维将更多的“难道”从脑海深处搜索出来，毛泽东在“不过”之后，接出了一句令曾泽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幽默：“你那个党，可是个大党呦！”如堕五里雾中的曾泽生，瞪着大眼又开动了高速运转的思维机器：我那个党？国民党？长春起义后我已经声明退出来啦！不但退出来了，退出后，国民党又把我“开除”了一次。再说，人心丧尽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蜗居台湾后，哪还算得上什么大党呀？
谈笑风声的毛泽东笑得更厉害了，边笑边在半空中打着手势，“你看，无党派的各界人士全国有多少？同共产党比，不是个很大的党吗？”曾泽生也乐了：原来领袖和我开了个玩笑！毛泽东收住了笑容，像游龙戏水，将刚才的玩笑自如地导入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你的志愿是好的，但就目前情况看，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为了统一祖国这个大局，曾军长，你看是否可以再等一段时间？”指破迷团，恍然大悟。曾泽生欣然同意。
从那以后，曾泽生经常向亲友念叨：“主席向我说了……”从那以后，曾泽生坚定地信守一个责任：“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从那以后，曾泽生望眼欲穿地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期待那一天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将军因病逝世，享年71岁。叶剑英、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将军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悼词，给曾泽生将军以很高的评价。曾泽生将军终生遗憾：他的骨灰盒上没有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
曾泽生将军哲嗣有继：他的六个子女，长子曾达明、次子曾达仁、三子曾达康、四子曾强、长女曾达媛、次女曾达莉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将军衔
一级解放勋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50军是由原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改编的。
1948年秋，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奉命从5月开始，对长春守军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指挥新7军、第60军等部）共约10万人，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针，进行长困久围。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将军面对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又经过人民解放军的争取，毅然率部三个师于
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这一果断行动，为长春和平解放及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60军起义后，立即开赴吉林省发台县及其附近。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番号，并任命了领导人。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副军长叶长庚、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其所属原第182师编为第148师，师长白肇学，政治委员陈一震；原暂编第21师编为149师，师长龙耀，政治委员李桂林；原暂编第52师编为第150师，师长李佐，政治委员李冠元。全军2.3万余人，隶属东北军区。3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军区将第167师（由1948年2月25日在营口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暂编第58师改编而成），编入第50军建制，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张梓桢。全军共辖4个步兵师，1个直属炮兵团。
第50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进行政治整训，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和健全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革命的官兵关系，培植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时，从东北军区所属机关，部队陆续抽调各级各类干部466名，从辽北学院，长春青年干校等单位招收青年知识分子600多名，从牡丹江教导团调来460多名改造较好的云南籍解放军官到该军任职；又从东北翻身农民中补入5400多人，使部队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改善。该军也抽调2490名班以上人员和军官到东北军政大学和牡丹江教导团学习，调341名军官到教导队学习。
通过整训，这支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快成为忠诚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彻底胜利而战斗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1949年6月14日，第50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第四野战军建制。9月，到达湖北当阳地区，遵照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决定，第150师所属部队按营、连建制，分别划入第148师和第149师；第167师改称第150师，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李冠元。9月中旬，中南军区抽调部分干部到第50军工作，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干部500余人也分配回军。
10月，参加鄂西战役，俘国民党军第79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11月下旬，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成都战役，俘国民党军8100人，迫降1.7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50年2月，奉命归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回湖北沙市、钟祥一带参加农业生产和修筑汉江大堤工程。中南军区将补训第15团、第15医院调归第50军建制。此时，加上在鄂西战役和成都战役中解放、收编的国民党官兵2.7万余人，以及在四川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1600余人，全军官兵已达5.8万余人。5月，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将收编的国民党军第20兵团三个军的残部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师长方墩，政治委员秦振，归第50军建制，并在天门地区进行整训。
1950年9月下旬，第50军奉命由湖北开赴东北，归东北军区指挥，在吉林西丰、辽原、磐石、海龙一带集结待命。在此期间，奉命撤销了第167师和军炮兵团，组建了三个师属炮兵营。
10月25日，第50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粮食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
1951年3月15日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踞的椴、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第50军从朝鲜撤军回国。
第50军在入朝作战的期间，广大指战员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鲍清芳，国际主义战士、二级模范王永维等功臣、模范1.4万人，有一个团、六个连、十一个班、七个组获荣誉称号，有7000余人获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或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