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一切战争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开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宣而战的战争(或者说国际武装冲突)，到最近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流血事件，莫不如此，今后还将是这样。
当然，昨天还是友好关系，但今天却晴天霹雳，突然以刀枪相见，这样的突然袭击，几乎还没有过。一般说来，都是双方处于敌对关系和紧张状态，或者有这方面的征候，然后才突如其来地进行武装入侵。完全可以断言，所有以这种形式开始的战争，亦即武装冲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由突然袭击开始的，至少在现象上是这样。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突然袭击的一方即使在其行动被对方预测到时，也有一定把握，如果计划得当，就更能取得成功。所谓突然袭击，是避开对方可能估计的时间、地点、方法和利用其他机会而实施的突然行动，它具有取得成功的必然性。而采取普通常识性的行动，则不能称其为突然袭击。进行突然袭击的一方，隐匿自己的计划，采取欺骗行动，使对方判断错误；对自己一方也进行隐瞒，实施意想不到的行动，通过周密地计算，果断地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把敌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所以能够获得成功。
突然袭击能成功的原因，同被袭击的一方也有关系。这是因为，即使被袭击的一方充分地估计到可能要遭到突然袭击，也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戒备，但实际上人们不可能自始至终地保持着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即使依靠人以外的机械进行警戒，但由于机械的能力受条件的限制，突然袭击的一方利用其间隙实施行动，也不是很困难的。此外，使用机械的是人，创造机械的也是人，结果还是人的过失或者错误给突然袭击提供了机会。
如上所述，既然突然袭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被袭击的一方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突然袭击所造成的损失，尽早地从遭到突然袭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适时转入反击，将国家引向最后的胜利。近来经常报道的有关“危机管理’的问题，不知是否是针对这方面情况的。如果是根据别的观点提出的“危机管理”，也应该从这方面进行考虑。
这里，应该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突然袭击是不可避免的，它可以首先取得成功，但它同最后的胜利又未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突然袭击的成功能使战争初期的胜利得到保证，但不一定能关连到最后的胜利。历史上既有突然袭击成功，最终达到国家目的的例子，也有突然袭击虽然取得了初期的成功，但因后来的处理失着，反而不得不在对方面前屈服的例子。如果战争是短期决战，或者仅仅是为达到政治目的的突然袭击，可以说突然袭击的一方就是胜利者。但如果是长期战争，即使因突然袭击受到损失，只要尔后的对策得当，被袭击的一方也有获胜的机会.
主宰现代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有害怕突然袭击的恐怖心理。哪一方一按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电钮，大约30分钟后对方就会受到核武器的破坏。如果对方不把来自北极上空的导弹压制住，本国或者盟国的领土就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必须在15分钟的时间内对其进行拦截。美苏两国的这种恐怖感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美苏两国的对峙，基本上就是在这“15分钟恐怖均衡”的基础上构成的。因此，上从宇宙空间的对方超高空预警卫星，下到地面和海上的警戒系统以及水下的探测系统，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严密的警戒壁障，能实时地处理突袭情报。但尽管如此，双方还是害怕发生突然袭击。可以说，惨不忍睹的击落南朝鲜民航飞机的事件，正是美苏两国这种恐怖均衡的象征。
美国方面正想方设法减少来自新的恐怖发源地——鄂霍次克海的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而苏联方面却想使鄂霍次克海完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区域。南朝鲜民航飞机就象飞蛾扑灯一样撞上了这个看不见的激烈对峙的警戒网。仅从南朝鲜民航飞机事件来看，同美国能测试出苏联的能力相比，苏联受到南朝鲜民航飞机突然袭击的震动好象更大。从苏军有关负责人的降职和自杀事件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可以联想到，以前发生的以射击强迫南朝鲜民航飞机着陆的摩尔曼斯克事件，就同这次事件非常相似。由此可见，苏联非常害怕会受到美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
据估计，美国拥有比苏联先进得多的警戒和防卫系统。但美国完全知道，即使获得充分的情报，遭受突然袭击也将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美开战时的珍珠港事件是这样，最近发生的苏联侵略阿富汗和在此之前的伊朗扣留美国人质的事件也是这样。无论哪次事件，尽管得到了非常充分的情报，发现了突然袭击的征候，甚至被袭击一方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在盲目状态之中突然袭击的行动已经结束了。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进行突然袭击的一方总是处于优势地位。这是为什么？
本书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发生的一些事例。当然，这里不可能罗列所有的例子，只能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典型，从中汲取“突然袭击的教训”，总结“突然袭击的理论”，制定“对付突然袭击”即“危机管理措施”的目标和方针。
这里想到的是，在米格-25事件和摩尔曼斯克南朝鲜民航飞机事件相继发生的时候，正好就是笔者以珍珠港袭击事件和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为例，就“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问题发表了两、三篇论文的时候。有两、三位专家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从日本的战略环境来看，论述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出版一本以突然袭击为主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的专著。
访问北约军队司令部时，听说为了对付突然袭击，要求具备“5秒钟的反应能力”。新技术的发展会产生新的突然袭击方式，同时，新技术又能提供对付以新形式进行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进行突然袭击一方和被袭击一方都是人，这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在人所进行的战争的历史中，很多典型事例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实际意义。
根据这种思想，拟研究的事例首先是同日本有关的突然袭击。其中一个是日本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一个是日本遭到突然袭击的例子，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苏联进攻中国东北地区的悲惨教训。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进行的突然袭击，如突破马其诺防线的作战、“巴巴罗萨”作战和盟军进行的诺曼底登陆作战。战后的突然袭击战例则以中东的六天战争、赎罪日战争和苏联入侵捷克为素材。最后一部分介绍的不是战争，而是提出了尼克松的“奇袭外交”，对国家之间激烈的政治活动的戏剧性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积极外交中突然袭击性行动的效果与意义，进行了剖析。现在，雅尔塔体制正在发生着令人可怕的显著变化。笔者确信，在这个时候对外交上的突然袭击行动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从各个方面提供重要的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想尽可能广泛地论述战时与平时突然袭击的事实和现象。此外，“突然性”和带有突然性意图的行动，全都可以称为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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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工具箱[ 发短消息 引用回复 回复话题 ] 版主工具箱 [ 删除 编辑 精华 加密 ] 2楼 2006-4-5 18:58:29
Re:突然袭击的研究
战例研究1人的本质招致突然袭击——1941年12月8日日军袭击珍珠港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所谓罗斯福计谋论
所谓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论
日本的突然袭击行动
所谓罗斯福计谋论
促使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获得成功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计谋。支持这种所谓“罗斯福计谋论”的人，即使在专家中也很多。尤其是日本人从减轻日本开战责任的心情出发，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最高决策集团，在日美开战前破译了日本最绝密的外交密码。根据这一密码情报，美国完全知道日本的动向。在边查明日本开战的意图，边故意地诱使日本发动进攻，并且作为美国参战理由的同时，成功地将其作为团结美国国民奋起的诱因，动员全部力量对日本进行谴责。在珍珠港事件40周年之际出版的美国普利来奖金获奖作家约翰·特兰德的《袭击珍珠港》一书认为，罗斯福知道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故意不把情报传送到现场(没有确凿的证据，主要是从当时的有关人士那里听来的)。可以说，该书的作者是“罗斯福计谋论”一派的代表。
但是，在美国人中，也有不少权威人士反对这种说法。已故的歌德·普兰盖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其遗稿《在我们沉睡的黎明时刻》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美国预测到战争的开始和日本的突然袭击将取得成功”。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由于破译了密码及获得了其他情报，预测到了战争一定会爆发，但却没有想到日本会对珍珠港进行攻击。笔者分析了这几年美国解除秘密公布的密码文件及其他大量的秘密文件后得出结论，认为应该支持普兰盖的观点。
其理由很多，但笔者主要是根据以下三点推论的。第一，当时美国的方针是“首先对付德国”，而把日本放在后面，以全力“压制希特勒”。为此，要全面援助丘吉尔。这是罗斯福脑子里经常盘旋的一个念头。所以，尽管获得了破译日本外交机密电报的“魔术”密码情报，了解日美谈判中日本的行动，但对“魔术”密码情报中出现的德国的动向却更加关心。同美国破译日本密码将其称为“魔术”情报一样，英国将其破译的德国“谜语”密码称为“超级”情报，并且进行了灵活运用。但据最新资料表明，在日美开战之前，这两个密码情报曾进行了对接。美国之所以将得到的情报原封不动地送到英国，无非是证明罗斯福对欧洲非常关心。
斋藤真教授(国际基督教大学)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同关心对付日本相比，美国人更关心对付德国。教授的一个熟人告诉他，在太平洋战争中，一个在特种训练中学习日语的美国军人，听到德国投降的消息后便认为战争结束了(实际上美国对日战争更加激烈，以后将对日本本土实施登陆决战，他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就把日语教科书烧掉了。这个故事如实反映了在美国人的头脑里，德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尽管日美两国正在进行谈判，但美国却没有更多地注意日本的情况。
第二个理由是，美国还根据破译的密码得知，日本当时怀疑自己的外交密码被破译，并进行了调查。为此，美国对后来日本仍然继续使用的同一密码，多少有些警惕。有趣的是，日本怀疑密码是否被美国破译，是因为其驻德大使大岛在柏林受到了德国的注意。起因是德国驻苏大使在莫斯科根据来自美国的情报得知，苏联已经知道德国进攻苏联的意图。但大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发往东京的密电会被破译，所以迅速报告说日美谈判的电文被破译。结果，野村大使受到调查。
这个插曲可再次证实前述第一个理由。美国总想压制德国，所以马上把大岛电报中得知的德国进攻苏联的意图通知了苏联。美国在以此离间苏德关系的同时，努力讨好苏联，这也表明美国对德国和欧洲非常关心。
排除罗斯福计谋论的第三个理由是，如果仔细研究“魔术”密码电文，就可以知道，可能译错了重要的地方，怀疑美国方面是不是把这理解为开战的前夜，充满了紧迫的危机感。美国认为最多不过是在东南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而对于日本袭击美国本土的胸口——珍珠港一事，华盛顿根本没有想到。此外，在驻华盛顿的日本外交官之间，也没有露出开战前夜的危机感。日本方面“递交战书”的时间晚了一个小时的责任，现在怎么说也没有用。重要的是，在日美关系恶化的最后阶段，驻华盛顿的日本外交官员还作出一副东京在日美关系决裂之前仍抱有希望的姿态。
笔者近几年来研究了“魔术”密码电文和有关的记录，结果认为，日本能够突然袭击珍珠港的真正原因，不在于罗斯福的计谋，而是在于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和被袭击的一方，即在日美双方的人们之中(不是罗斯福这样的领导者个人)。也就是说，进行突然袭击一方的意图及其活动，即使被袭击一方知道，突然袭击也不可避免。
所谓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论
根据这种观点，笔者对曾在美国获得班克罗夫特奖的罗伯塔·沃尔斯特德女士的《珍珠港——警报与决心》一书的看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该书认为，即使依靠破译密码及其他手段知道了日本攻击珍珠港，但从分析判断当时的情况来看，突然袭击也是不可避免的。该书的这种看法不仅仅是历史性的记述，同时也适用于现在核时代的理论研究。这本书受到很高的评价，被称为“突然袭击研究的古典名著”，世界上一旦发生什么突然性的事件，就会立即被引用。但奇怪的是还没有翻译成日文。
沃尔斯特德的著作告诉我们的是“能够进行突然袭击的人的因素”。即使掌握了大量情报，建立了严密的警戒体制，但人的机能不能经常百分之百地保持警惕。纵然是在珍珠港的情况下，如果当时把应该作的事情都做到了，本应能够防御日军的攻击，但由于人的错误，还是遭到了突然袭击。一言以蔽之，沃尔斯特德的“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论”，就是根据这种逻辑推论出来的。这是被突然袭击一方的理论。我想，在这里归纳一下其要点，也是有意义的。
突然袭击不可避免的第一个重要的人的错误是，在大量的情报中，真假判断失误。用沃尔斯特德的话说，就是“对珍珠港突然袭击的预测失败，不是因为有关的资料不足，而是由于无关的资料和情报太多。”如前所述，美国先入为主地认为同日本相比，德国才具有“优先考虑的价值”，日本即使发动攻击，也是在东南亚方面，决不可能直接攻击美国的领土。结果，美国在情报判断上失败了。战争结束后，在最早召开的议会查问委员会上提出的记录中，有大量的证据证实这个问题。
华盛顿最初把11月30日设想为开战日期，后来终于预测到袭击珍珠港的日期为12月7日。事先并不是没有情报，驻日大使格尔发来了情报；海军的通信情报部发出了警报；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发出了警告。但是，美国直至遭到突然袭击之前还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
沃尔斯特德指出的第二个重要的人的错误是，中央(华盛顿)同现场(檀香山)在思想认识和行动姿态上存在差距，就是说华盛顿和檀香山之间对危机的感觉全然不同。华盛顿根据破译的密码，知道很快就要开战，但却没有把这个“魔术”情报通报给檀香山。华盛顿曾于1940年6月17日、1941年7月25日和同年10月16日三次发出“警报”。可是，三次都落空了。
有人指出，这三次警报的发出方法、途径和内容有问题，但从华盛顿传到檀香山的警报，在檀香山现场却没有理解为“真正的的危机”。檀香山的有关人员即使抱有象听到童话中“放羊孩子的喊叫声”似的心理，也没有什么可笑的。另外，“魔术”情报的破译机没有设在檀香山，也加大了华盛顿和檀香山的差距。据说，华盛顿当初也想把这个密码破译机器设置在檀香山，但为了帮助英国，而把准备设在檀香山的机器交给了他们。如果这是事实，那就更能证明笔者前述的罗斯福对德国的偏向性。
使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第三个重要的人的错误是，人的“惰性”。也就是说，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如果当时把事都做得万无一失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华盛顿传达了准确的情报，如果檀香山做了不限那天做的事情，“如果……”这种事情很多。陆军担任沿海警戒的飞机，那天一架也没有起飞；沿海的警戒雷达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都在遭受袭击前几个小时就停止了工作；海军的远洋巡逻飞机进行了巡逻飞行，但却以为日本特混舰队会在其巡逻路线的北方海面上活动；通信传递系统也没有保持正常的机能。
包括这些内容在内，沃尔斯特德将美国方面的原因总结归纳为以下八点：(一)被“虚假警报”所麻痹；(二)把注意力放在欧洲而忽略了迫在眉睫的“真正的危机”；(三)敌人的情报过多，未能很好地掌握运用；(四)在过多的情报中真假混杂难分；(五)固执于过去对德国方向的偏向，未能根据“新的变化”采取应付措施；(六)华盛顿和檀香山基层单位之间的通信联络不畅通；(七)警报电文含糊不清，未能明确地表达意思；(八)由于政府机构和军队内陆海空三军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各自固有的思想未能疏通。
沃尔斯符德指出的这几点，我认为都是有道理的。
日本的突然袭击行动
那么，日本方面为了使袭击珍珠港取得成功，又是怎样想的和如何行动的呢？如果沃尔斯特德所说的是“被突然袭击一方”的理论，那么日本的行动则给“突然袭击的一方”的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材料。对于这个问题，过去(1969-1970年)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曾进行过研究。巴顿·乌埃利博士写成了《军事战略——战争中的欺骗与突然袭击》一书。该书简要地描述了日本为袭击珍珠港而动了很多脑筋，其内容同笔者在海军学校学习时教官所讲的袭击夏威夷成功的说法大体一致。
在1941年1月以前，日本舰队袭击夏威夷的计划还未形成。那仅是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上将个人头脑中的想法。据森存说，山本命令参谋人员对这个想法的现实性进行研究是在1941年1月底。这件事在同年8月海军大学召开战术研究会之前，一直是仅有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海军大学战术研究会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因其风险和代价太大，军令部总长永野保留作出决定。陆军接触这个计划已是9月以后了。
10月18日东条内阁组阁后，日美谈判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小，海军同东条妥协，开始踏上战争的道路。但同时，海军把珍珠港纳入攻击目标的想法得到了东条的批准，并且在有关石油和钢铁的分配上海军成功地取得了最大的优先权。11月5日，山本发出了联合舰队机密作战的第1号命令，其中包括以美国、英国和荷兰为作战对象。11月10日，山本同南方军队总司令官寺内对同时攻击珍珠港和东南亚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11月7日，暂定12月8日为开战日。12月2日，特混舰队收到了决定性的指令。
日本这样做是对命运的孤注一掷。为了使这个庞大的计划取得成功，日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人乌埃利研究的结果。笔者故意不使用日本的文献，而使用美国人的记述。因为日本人的叙述，总有为自己辩护的地方。当然，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也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在了解前述沃尔斯特德的研究情况的同时，了解一下受害者美国人对于加害者的看法也是很有意义的。乌埃利对于“日本的突然袭击行动”指出以下几点：
(一)日本的想法是，为了提高突然袭击的效果，不是对单一目标而是对珍珠港、菲律宾和马来亚三个地区的大量目标同时进行攻击。最初是逐次攻击，后来特意改变为同时攻击，企图最大限度地取得袭击珍珠港的效果。
(二)将攻击日选定在周末。巧妙地利用周末美国舰队一般都返回海港，大部分船员上岸休假的习惯。
(三)11月1日的联络会议上决定对美开战以后，仍然使美国感到日本有谈判的诚意，战争的危机还很遥远。
(四)有关其攻击开始的时间、地点和样式，日本海军即使对外交部也隐瞒着。因此，日本外交官自己也以为是真心为了和平而进行日美谈判。关于11月5日御前会议后东京的动向和决定，野村和来栖两位大使也都被蒙在鼓里。
(五)11月30日，东条首相尽管知道外交谈判已到最后阶段，攻击夏威夷的特混舰队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已经出港4天，但仍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野村大使正在进行谈判。
(六)海军为了对外部和内部隐匿夏威夷攻击计划，予以最慎重的注意。首先，在11月5日联合舰队第1号密令中，有关夏威夷作战的话一句也未提及。只是用抽象的和一般性的表达方法简单地谈到即使对美国舰队也可进行战斗的意思。据说这个命令是七OO部制定的，但有关夏威夷作战的重要内容，只以口头形式直接传达给极其有限的几个负责人。
(七)12月1日，日本海军所有舰船的电台呼号全部改变。这使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情报机关一时搞不清楚日本舰船的位置(反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八)为了隐蔽攻击夏威夷的主力特混舰队，11月10日以后禁止同其舰船直接进行通信联络。因此，11月16日以后美海军情报部一点也不知道日本航空母舰所在位置。
(九)为了自始至终隐蔽特混舰队的活动，停泊在吴市、横须贺和佐世保等海港内的舰船发出假电报，使人产生特混舰队在内海或近海的错觉。据说，由于让特混舰队所属舰船的通信兵专门从事假电文的发报工作，所以连特混舰队的收报人员都搞错了(利用通信兵敲键的孤僻动作)。
(十)为了让人们以为特混舰队在日本，组织缀有相同标志的许多水兵在横浜和东京上岸休息。
(十一)为了隐蔽作战地区，对补给物资的装载也作了精心策划。也就是说，将货船集结在寒冷的单冠湾，而实际却在炎热的夏威夷海域进行作战。这样就不会由于接受补给物资而被敌人发觉。
(十二)为了隐匿自己的行动，特混舰队所属的32艘舰船，分别在11月10日到18日期间从内海单舰、单船出航，驶向集结地点，最后一艘舰船到达单冠湾是11月21日。
(十三)集结后仍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例如禁止特混舰队的所有人员上岸，禁止将垃圾投入海里，绝对禁止发射电波(只收信)。
(十四)11月25日特混舰队接到作战命令离港后，仍非常注意隐匿自己的行动。严格遵守下列规定，即封闭电波，离开民用船航线，避开美国的空中巡逻，在航空母舰的前方和周围派出驱逐舰进行警戒(为了及时发出有充裕时间的预先警报)。
(十五)11月25日日本外交部宣布，从美国和巴拿马撤回的日本人将于12月2日乘日本邮船“龙田丸”离港。“龙田丸”遂按宣布的日期离开了港口。当时日美关系尽管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但根据这个报道，美国认为至少“龙田丸”在海上航行期间不会成为敌对关系。但是，这是从一开始就经过精心策划的欺骗活动。在离开横滨港的时候，海军情报军官交给船长一个贴有封印的手提箱，上面写着12月8日上午零点启封。船长在规定的时间打开箱子一看，里面有一支装着子弹的手枪和命令“立即返回海港”、实行“无线电静默”的文件。“龙田丸”立即转向日本，船上的23名美国人就这样进了收容所。
(十六)控制通信，以便使外国情报机关误认为日本的可能行动方向是南方。主要是对通信量和比率加以控制，使日本海军使用的200电波波道的主要方向好像在南方和日本本土之间，至少不隐瞒同这个方向的通信(如前所述，同特混舰队之间的通信是绝对禁止的)。
乌埃利指出的这几点(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日本都是企图进行突然袭击而展开的欺骗活动)，实际而明确地描绘出了突然袭击一方的理论。这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迅速集中地搅乱对方，或者使对方产生误解。就这一点来说，日本进行的突然袭击和下一篇所讲的日本遭受的突然袭击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可笑的是，日本给苏联提供了一个最好的突然袭击的范例。
日军袭击珍珠港1941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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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突然袭击的研究
战例研究2法律义务被无视和被反其意而用之——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美国投掷原子弹后
外交上的突然袭击
军事上的突然袭击
突然袭击成功的主要原因
美国投掷原子弹后
一提到“突然袭击”，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珍珠港。但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不能不想起“苏联的突然袭击”，即苏联利用美国投掷原子弹的打击，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几乎毫无损失地席卷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广岛投掷了第1颗原子弹(俗称“小孩”)，接着又于8月9日向长崎投掷了第2颗原子弹。在向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同一天，即8月9上午零时10分，苏军便突然越过边境，开始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所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是在第2颗原子弹投掷以前。但日本人却由于8月6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袭击而陷入了一片混乱。
当时，一般的日本国民还不知道是原子弹，大部分人只以为是一种新型的大威力的特殊炸弹。从后来政府采取的对付措施来看，人们才敏锐地感到这一定是原子弹。不用说，同一般国民相比，日本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受到的打击更大。
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这一天，我正在广岛以西40公里的大竹海军潜水学校。当时，我作为防备美军在本土登陆的秘密水下特攻兵器“蛟龙”号艇长，正用潜水学校的水上袭击练习器(即现在所说的模拟器)进行最后一个项目的训练。训练结束后，准备乘途经广岛的火车返回吴市的那天早上，当我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原子弹爆炸的闪光。
顺便提一下，这里所说的“蛟龙”号，被称为特攻兵器，但不是用身体向对方冲撞的自杀兵器，而是曾用于攻击珍珠港的特殊潜艇。这种特攻兵器，本来由两人乘坐，称为“甲标靶”，只能用电池作动力进行24小时的作战活动，现已改装为5人乘坐的大型潜艇，可以单独行动一个星期。也就是在水面航行时使用柴油机，增加了油箱和进气装置，由于体积的增大和长期的单独行动，所需乘员增加为5人。该潜艇能边以柴油机在水上航行，边转动发电机充电，以电池作动力进行潜航作战。
“蛟龙”号艇长训练的结束日，正好是“日本的命运日”。对于我的人生道路来说，这是个值得记念的日子。当时我感觉到闪光后，立即跑到窗前，但什么也没有看到。正在人群吵吵嚷嚷的时候，我被一阵可怕的狂风吹倒。听到扩音器里发出“全体人员隐蔽”、“卧倒”的声音。之后，我们互相喊叫着趴在床铺下和躲到隐蔽处，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我们不慌不忙地再次跑到窗前向窗外张望。这时，就看到了奇妙的蘑菇云升上了东方的天空；不久，从中间又高高地涌出一个蘑菇云来，我们默视着“两重蘑菇云”的奇特形状。
那天，终于未能回到家里。第二天，在火车不通的地方只好徒步行走。我在广岛市内走了一个多小时。广岛市被烧成了一片废墟，几乎无法进行整理。目睹这一悲惨凄凉的状况，内心感到日本受到了巨大的挫折，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了基地。当时所看到的荒凉景象，是永远也忘不掉的。
广岛遭到原子弹的破坏，这对日本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的影响有多大，就连我们这些最基层的军官从基地里收到的电文的混乱状况中也能想象到。一说象是原子弹，就立即收到了否定的电文，但紧接着又发来了指令，要采取对付原子弹的措施。例如部队要准备白布啦，如果“B-29”飞机来袭就躲到隐蔽处啦，等等。总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些支离破碎的电报，使基层部队混乱不堪，并且越来越怀疑，情绪更加不安。
当日本人(包括政治家、军人和一般国民)在心理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挫折的时候，苏军趁虚而入。象怒涛似地进入了中国东北地区。
外交上的突然袭击
据说同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一样，苏军没有预先通告就进入中国东北，欺骗了日本。但是，这种说法好象也不准确。准确的情况是，8月8日下午5点(莫斯科时间)，莫洛托夫外长通知日本驻苏大使说，日苏两国进入了战争状态。所以，日本在东京时间8日下午11时接到了通知。这样说来，日本是在苏军进入中国东北的70分钟前接到正式通告的。
但是，从当时外交关系的通信情况来看，在这70分钟的时间里，日本大使能否向东京打通电报还是个问题。此外，也查不到苏联驻日大使在东京向日本外务省通告开战的记录。这样，70分钟前苏联在莫斯科的宣战通告，在外交上是否有合法性，很值得怀疑。也就是说，苏联的对日行动从一开始就没有遵守国际法。可以说，苏联采取了“外交上的突然袭击”或者是“欺骗外交”。
为了使突然袭击取得成功，从突然袭击的一方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让对方觉察突然袭击的时间和地点。苏联首先在突然袭击的时间上没有让日本觉察到，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70分钟前的宣战通告也就是在这个意图下采取的措施。如果从一开始就考虑到预先通告的合法性后再采取行动，日本的准备时间会充裕一些，而且东京也能同时采取对付措施。
从其它方面也可以证实苏联的这种外交上的欺骗活动。这就是1945年4月5日宣布的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不延长通告。这个条约是日苏两国于1941年4月签定的，有效期限为5年，如果到有效期限的前一年不发出废除的预先通告，就自动延长。当然，1945年4月5日苏联发表了不延长的通告，使日本方面有了精神准备，认识到1946年4月到期限后，这个条约对日苏两国将失去约束。但是，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时，这个条约分明还是有效的。
人们也可能认为，苏联既然真打算进行突然袭击，就必然要在1945年4月通告废除条约。在太平洋战区遭到步步紧逼，并且被逼近到本土决战的日本，已估计到结束了对德作战的苏军必将转向东方，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苏联向日本通告废除条约，不就是告诉日本要做好对苏作战的准备吗？所以，苏联已经善意地劝告日本要看到自己将要失败，莫如及早停止作战！
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地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出苏联的狡猾程度了。也就是，苏联使日本人认为两国的条约将在1946年春天失效，而他们却制定了在这之前发动突然袭击的计划。根据G·H·莱森的《奇妙的中立》一书得知，苏军可能是在1944年决定于1945年春天或秋天发动对日本作战的。他指出，显然正如苏联所打算的那样，日本根据国际法认为同苏联的战争可能在1946年春天以后。即使非常悲观的日本人，也没有想到苏联会在1945年夏天以前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
给日本人造成这种错误认识以后，苏军就能于1945年8月轻而易举地进入没有准备(思想准备和战备)的中国东北地区。可以说，苏联于1945年4月发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不延长的通告，是苏联为使这次外交上的突然袭击取得成功而采取的第一个招数。
原来，苏联人有个特点，即看到对方“好对付”时再动手。如果不是“好对付”的对手或者有利的时间，苏联就不会在外交上采取措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从一开始就把战局不利的日本看成“好对付”的对手而首先在外交上采取了欺骗措施，并且成功地使日本搞不清苏联对日攻击的时间。这种看法难道不对吗？
军事上的突然袭击
苏联决定将8月作为出兵中国东北的时间，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是很有意义的。人们常说，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通常要保持数量上的优势地位。在出兵中国东北之前，苏联在兵力方面对日本就保持了绝对的优势，其兵力为日本的1.2倍，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约为4.8倍，飞机约为1.5倍。
这样的现代化装备，还使苏军具备了仅次于“时间”和“地点”的第3个突然袭击的重要条件——“速度”。选择8月的理由之一是苏联有这样的意图，即在日本为加强在中国东北的力量而调动的兵力到达之前开始行动。也就是要在苏军明显占优势地位期间发起进攻。此外，之所以选择在8月，据说还有一个理由是斯大林同丘吉尔、罗斯福已约定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苏联对日采取行动。
如上所述，日本估计苏联不会在8月采取军事行动。其理由是，在外交上苏联发布了不延长互不侵犯条约的通告，所以在第二年春天以前苏联要受国际法的约束。另外，从军事上来看，8月也不利于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适逢雨季，笨重的坦克和卡车在泥泞的地方无法实施战斗行动。所以，日军情报部据此为由，判断苏联要到第二年即1946年才能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据说，后来随着苏军兵力的不断增加，认为其行动时间可能会提前，即便如此，仍认为不是在8月，而是9月。
不知斯大林是否知道美国即将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但对斯大林来说，必须尽可能抢在美国之前对日本发动进攻。据估计，苏联8月开始行动的主要动机也在这里。在明知是雨季却仍然实施行动的苏联来说，反而幸运地得到了天气的帮助。从西面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与担心下雨相比，更害怕沙漠。事实证明，他们只是在进攻后的最初几天，才因下雨而停止过前进。
苏军从西面、东面和北面三个方向开始进入中国东北，由从西面越过沙漠和大兴安岭的第6坦克集团军担任主攻。从地图上一看就明白，按军事常识来说，大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不便在沙漠和山地作战。日军司令部也正是按照这一常识来考虑的。所以，以大规模的装甲部队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发起进攻，是出乎日本预料之外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日本军事专家中有很多人认为，当时日军即使预料到苏军的进攻，但也没有办法阻挡)。在这样的地区，苏军仅作为先头部队就出动两个机械化军、一个坦克军、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两个自行炮旅和4个独立坦克营的大部队展开了进攻。
日军司令部将作战的重点放在了海拉尔一带。他们认为苏军如果发动进攻，肯定会把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军事上有重要价值的海拉尔。但是，从西面和东面进入的苏军，准备把进攻矛头指向长春和吉林即中国东北的中部，并且在那里汇合。不过，苏军也出动了第36集团军向日军重点防御的海拉尔实施进攻。这是苏军为使日军误认为进攻的主要方向在海拉尔而进行的佯动作战。该集团军和指挥官是一流的，但部队是二流的，而且本来就没有赋予夺取海拉尔的任务。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支有7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一个工兵旅且装备了许多火炮和火箭的大部队，但其目的是要把日军的主力引向这里。这样，苏军就能在主要进攻方向上将计就计，乘日军之虚取得突然袭击的成功。
苏军为了使突然袭击获得成功，除了“时间”、“地点”和“速度”之外，还考虑到了“集中兵力”这一重要因素。当决定对日作战之后，苏军在该方向上投入的强大兵力大大超过了日军(这是苏联决定对日作战的重要背景)。苏军不断增加力量，开始作战时已占绝对优势。其中兵力为日军的1.8倍，坦克和装甲车为4.8倍，火炮为5.2倍，飞机是1.9倍。从数量上看，苏军向该方向集中的兵力为1,577,725人，坦克、装甲车5,556辆，火炮26,137门，作战飞机3,446架。与其相对抗的日军则拥有兵力881,000人、坦克与装甲车1,115辆、火炮5,000门、飞机1,800架。
德军战败后，苏军迅速将这些增援部队从欧洲调往中国东北地区周围。为了不让日本发现这一行动，苏联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当然，苏联必须使用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距边境线非常近，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发觉。苏军必须想方设法使日军认为，该增援部队不是为了攻击日军而调过来的。因而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让新调来的部队一到达目的地就立即构筑防御阵地，以造成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加强防御的假象。增援部队的驻地远离居民点，禁止他们同当地居民接触。同时也禁止居民活动，部队的换防均在夜间进行，以免被人发现。
为了使日军以为苏军没有进攻的意图，苏军还禁止进行各种强行侦察和航空侦察，只采取派遣侦察军官的手段收集必要的情报，而且经常使侦察人员着便衣潜入内地活动。此外，按惯例，在发起进攻之前要进行炮火准备，但这次却一反常规。因此，据说在苏军攻进来的时候，日军还在睡大觉。
由于这种极严密的措施，苏军在作战开始的第一阶段就为提高其突然袭击的效果而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在1944年12月到1945年7月期间，苏军向其远东地区运送了火炮炮弹320万发，轻武器弹药4亿1千万发。在中国东北的作战实际上只进行了9天，所以这些弹药几乎没有使用。但由于苏军进行了如此充分的准备，即使战争延长时间，也有能力进行下去。正因为这样，苏军在战争初期就迅速控制了空中优势，从而保障了地面军队的进攻按计划(作战效果超过了预期的计划)进行，并且能看准情况以足够的兵力实施大胆的行动。当然，苏军也有弱点，进攻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完全可以说，其超过这些不利方面的主要因素使其对日军的进攻获得了成功。
上述有关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袭击日军的记述，主要是依据英国陆军军官学校苏联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维格尔教授的观点整理的。该教授的观点可能受到苏联资料的影响。与其相比，日本在这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同点：
(一)日军认为，苏军可能会越过大兴安岭从西面入侵，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二)作战的重点没有放在海拉尔，这里只配置了少量部队。所谓把作战重点放在海拉尔的说法，事实上是错误的。
(三)苏军没有进行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斗。
(四)苏联人对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兵力估计过大。据说，苏联为了炫耀自己军队的功绩，故意夸大数字。
(五)日军只进行了局部的阻挡，几乎没有进行象样的抵抗，所以苏军坦克得以高速突击是理所当然的。
(六)所以，对“时间”上的突然袭击暂且不论，维格尔教授指出的“地点”上的突然袭击也是很可笑的。其“速度”也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突然袭击成功的主要原因
日本方面的看法姑且不说，英国陆军军官学校苏联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维格尔教授在其新著的《苏联的突然袭击理论》一书中，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突然袭击日军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归纳如下：
(一)驻中国东北的日军，对于苏联来说是“容易对付”的对手。
(二)从作战一开始，苏联就掌握了该地区的制空权。
(三)苏联在战略、战役和战术上都能采取突然袭击行动。
(四)苏联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并且能在适当的时机将其优势的军事力量投入进攻的主要方向，换句话说，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突然袭击的效果。
(五)与前项相同，苏军可以灵活地利用突然袭击的效果，高速前进。
(六)苏军通过突然袭击并充分利用其效果，不给日军以喘息之机。
(七)苏联陆海空三军之间进行了密切的协同。
(八)苏联不仅准备了突然袭击所必需的弹药和物资，而且还准备了足以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作战的弹药和物资。
另一方面，维格尔教授在其著作中也指出了苏联的不足方面：
(一)苏军缺乏搅乱日军后方的空降能力。当时，苏联没有适合担负这种任务的运输机和直升机，所以未能配合地面军队的进攻，在敌人后方实施空降作战。否则，苏军就能取得更有效的结果。
(二)苏军缺乏能在整个中国东北地区同时进行轰炸的能力。尽管以轰炸机进行了一些空袭活动，但在数量上，远不能适于担任这种轰炸任务。
(三)苏联没有有组织地进行扰乱社会、罢工、散布谣言和失败情绪的所谓第5纵队活动。尽管只是在有限的地区内进行过这种活动，但终究没有在莫斯科的指示下有组织地实施。例如，如果能同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密切配合，出兵中国东北的突然袭击，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战果。
维格尔教授指出的这几点，正好就是北约国家战略问题研究专家们现在感到伤脑筋的问题。也就是，由此联想到苏联如果对同其接壤的西欧采取突然袭击行动，就必定会吸取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时的经验教训，成功地席卷北约各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1945年8月苏联做不到的事情，现在能够做到了。这一点，可以从战后苏联袭击捷克和阿富汗的事件中清楚地看出。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11天前进了900公里，达到了一天82公里的速度。从东面进入中国东北的苏军步兵师进行了5天的作战，进攻速度平均每天16-23公里。在坦克、飞机、导弹和核武器等迅速发展的现代条件下，苏车在突然袭击条件下作战的进攻速度有多大，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所谓“时间”、“地点”、“速度”等苏军出兵中国东北袭击日军的教训，难道我们在这个时候还不应该进行反复的研究吗？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194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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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突然袭击的研究
战例研究3发生了没有预料到的事情——1940年5月10日德军突破法国马其诺防线的“黄色”作战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卢瑟福事件”和马其诺防线突破计划
德国的欺骗活动
使时间发生错乱的速度
“卢瑟福事件”和马其诺防线突破计划
这是发生在1940年1月10日的事情。德国空降部队的莱茵巴格少校根据卡特将军的指示，研究和制定了对比利时和荷兰进行空降作战的计划。1月9日，他接到命令前往科隆参加会议，于是乘火车出发。但由于火车云集，铁路交通阻塞，不得不在中途停了下来。这天夜里，他在当地的军官俱乐部里住下，喝酒时遇见了一位飞行员朋友。这就是事件的开始。
莱茵巴格少校谈了自己准备去科隆的事情。这时，这位飞行员朋友也说有什么预定的飞行任务，商定要以飞机送他去科隆。莱茵巴格少校携带着秘密的作战计划，但由于脑子里只想着要参加会议的事情，忽视了不能乘飞机送秘密文件的规定，所以第二天早上就乘坐飞行员朋友驾驶的飞机飞往科隆。但因天气不好，飞机迷失方向，再加上硬行操纵，发动机发生故障，不得不迫降。不幸的是，他们以为这里是莱茵河畔，但迫降的地方却是默兹河畔。因此，他们很快被比利时军队逮捕了。
当时，莱茵巴格少校想立即烧掉秘密文件，但未能做到。在警察面前他仍试图烧掉，因受到严格监视，也未能达到目的。由于莱茵巴格少校坐卧不安地过于担心这份文件，所以引起比利时警察的注意。警察详细地查看了这份文件后，就大吃一惊。这是一份德国的入侵攻击计划及为此而进行空降作战的重要文件。不用说，比利时情报部将这一情报告诉给英国和法国，并且发出了警报。为了保守秘密，该事件用隐语取名为“卢瑟福事件”。这是因为，莱茵巴格极力试图烧毁秘密文件的火柴是“卢瑟福”牌的。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战争期间出版的比利时外交刊物《比利时——1939-1940年间所发生事件的正式记录》。
得知这一件事的希特勒立即给莱茵巴格的上级负责人(司令官和参谋长)以禁闭12天的处分。驻比利时的德国武官接到命令要进行调查，其结果报告说“该文件已被烧掉”(得到的是比利时方面的假情报)。但希特勒没有相信这一报告，并且将原定1月17日为“开战日”，最初推迟到1月20日，接着又推迟到“春天”，最后将预定的3月下旬改为5月10日。
这一推迟开战日期的结果，给希特勒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使“黄色”作战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在预定的1月17日这天，德军并没有发动进攻。在总以为今天会进攻的感觉之中，春天很快地过去了。这样，当比利时等国成了像是“放羊孩子”的故事中的心理状态时，希特勒于5月10日闪电式地同时侵入了荷兰和比利时。并且，在强大的航空部队的支援下，以坦克集群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唯一致命的弱点”即北方的低洼地带。另一方面，于5月15日出人意料地穿过阿登地区的森林进入法国腹地。
不宣而战的德国军队迅速席卷荷兰和比利时。荷兰女王和政府于开战后的第3天流亡到伦敦，开战后的第4天下午荷兰军队总司令官宣布投降。据说，当时荷兰军队伤亡10万人。比利时国王及其军队的投降是在开战后的第18天。在5月26日到6月4日期间，包括11万法国军人在内的约40万人的大军被从敦刻尔克赶下海去。6月22日，法国军队正式向德军投降。同德军损失156,000人相比，英法联军包括被俘人员在内共损失1,788,000人(法国为1,720,000人，英国为68,000人)，盟军遭到了1比11的惨败。这充分地说明，德军的突然袭击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由于“卢瑟福事件”而推迟开战日期，这从另一方面来看反而帮助了希特勒。这一事件使他改变了作战计划的内容。如果说推迟开战日期使希特勒具备了“时间”这一突然袭击的条件，那么这个事件还使希特勒获得了“地点”上的突然袭击条件。也就是说，莱茵巴格少校携带的秘密作战计划，正好证实了法军最高司令部估计的德军进攻路线。但希特勒在推迟开战日期期间突然改为从法军认为不可能的方向进入。
法军最高司令部估计，德军不会首先从马其诺防线的正面突破，很可能会迂回到马其诺防线北部防御力量比较弱的比利时的低洼地带突破进来。所以，如果法国因德军对该方向的进攻而感到吃惊，就可能是由于这种进攻是以其适时的陆空协同强行袭击的形式进行的。但是，德军以大规模坦克部队穿过法军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阿登地区的森林进行的突破作战，确实使法国军队体会到了名符其实的突然袭击的效果。
阿登地区的森林很不适于德军大规模坦克部队作战。法军认为，这里最多只限于普通的12个师在95英里的正面展开，以没有纵深的攻击能力实施进攻。但是，希特勒在阿登地区的森林里配置了44个师，其中有10个王牌坦克师的9个师。在这一大胆的作战行动中，突破了马其诺防线的坦克部队没有等后续部队到达，一举插入了法国腹地，“捻钻式”地突进，切断了英法联军的后方，从后方包围了马其诺防线。
穿过阿登地区的森林突破法军防线的计划，是早在2月17日就决定了的，但在挪威作战结束之前不能实现。原因是空军没有足够的力量。5月初，挪威作战结束后作好了对法国进攻的准备。然而，气象条件不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后拖延，但终于在5月10日希特勒下达了作战命令。后来的情况就无需再说了。
德国的欺骗活动
尽管秘密作战计划在“卢瑟福事件”中落到了对方的手里，但德国还是成功地进行了突然袭击。其原因，除上述情况外，不用说还有德国本身的欺骗活动奏效和盟国方面的疏忽。不仅作为这次“黄色”作战对象的整个盟国对突然袭击感到出乎意外，而且由于德国的这一欺骗活动，其他各国也没有预料到会分别遭到突然袭击。
例如荷兰，在遭到突然袭击的前一天，即5月9日，驻柏林的武官发来详细的情报和警报说，第二天德国将开始进攻低洼地带。这是从驻柏林的日本大使馆和德国国防部搞到伪情报。从英国外交部也获得了一些隐隐约约的情报。但是，荷兰政府将其作为一种单纯的谣传而没有坦率地接受。
此外，德国使用了“特洛伊马”作战这一隐语，竭力隐匿入侵后下一步作战的准备。在入侵攻击时为了保障坦克部队的顺利进攻，德国派出了穿着荷兰宪兵制服的先遣队，以确保5条公路和铁路的桥梁。其中，有的桥梁由于荷兰方面的破坏，已无法确保，但在其假宪兵的努力下，德军坦克部队的进攻基本上能按计划顺利进展。对于这种常有的欺骗活动，当然事前就应该有所防备，但遗憾的是，荷兰边防警备队没有得到任何警戒的指示。德国的“特洛伊马”作战的欺骗活动确实收到了效果。
这样，越过200英里边境线的德军10个师，很快就席卷了荷兰。德军采取了以空降部队、坦克部队、空军和大量的火炮互相配合的现代战术，对在兵力方面几乎相等的荷兰军队不动声色这一点也没有忽视。但不能不承认，在这一现代战术获得成功的后面，也有“特洛伊马”作战的成果。开战后第3天，荷兰女王和政府就流亡到伦敦，第4天荷兰军队总司令官便宣布投降。这种短期决战的事实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比利时方面，有关德国围绕“卢瑟福事件”进行的活动，已如前所述。有趣的是，作为日本大使馆的情报，比利时事前已从驻柏林的荷兰大使馆得到。但是，比利时政府却将其作为德国的“计谋”而简单地拒绝了。再加上“卢瑟福事件”预告的德国的进攻，迟迟没有发生。因而陷入了好象听到“放羊孩子”喊叫“狼来了”的心情。
尽管如此，比利时军队对德国现代化军队的进攻抵抗了两周时间。这期间，也得到了英法军队的反攻援助。但是，5月15月，与盟军的预测相反，当德军穿过阿登地区的森林，切断了马其诺防线后，怎么也顶不住了。比利时军队完全处于德军的包围之中，终于在18天后不得不向德国投降。
如前所述，法国感到震惊的不是德国的进攻本身，而是其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从兵力对比上来看，法国军队决不比德国军队少。从质量上来看，法国军队的坦克和飞机也不比德国军队的差。对法国军队打击最大的是，德军以坦克师为主力的大规模精锐部队，从完全没有想到的阿登地区森林里出现。并且，最初受到的心理上的巨大打击，对尔后的战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影响从这种打击发展为恐慌混乱。对德国来说，这也是一次冒险和赌注。但是，正因为冒险性很大，所以它的成功给对方所造成的打击就更大，从而大大提高了突然袭击的效果。
关于法国军队受到的巨大震惊，法国有名的鲍夫尔将军在其《1940年——法国的失败》一书中这样说：
“但是，对于这一魔鬼似的坦克群，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鲍夫尔将军短短的一句话便道出了法国受到打击的程度，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领导人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在德国陆军参谋部组织对盟军作战的同时，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正在埋头制定欺骗计划。例如，最高统帅部于1940年2月22日印发了《欺骗敌人的一般指示》和《时间表》两本小册子。据说，其《时间表》一书后来成了德国国防军的准则性手册。对苏进攻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就是根据这个准则制定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计划性突然袭击”的计划。欺骗可以增加震惊的程度，而震惊则会加速军事上的不适当性和不安定性，给希特勒开辟获得巨大胜利的道路。关于法国失败的背景和经过，除上述鲍夫尔将军的著作外，笔者去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时看到在相继出版的以下著作中都有详细的记述。例如，约翰·维利阿兹的《5月的恶梦——法国的失败和1940年5月与6月》、阿尔斯特尔·豪恩的《失去的战争——1940年的法国》、查普曼的《法国为什么失败？——1940年法国陆军的失败》和赛奥德·德莱帕的《六个星期的战争》等等。这些书里所表示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分析和指出了法国失败于德国在入侵攻击中的“突然袭击”。
使时间发生错乱的速度
希特勒对法国的“黄色”作战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果把前面所讲到的内容加以归纳，可以概括为：(一)“适时”；(二)出人所料的主攻“地点”；(三)“欺骗”活动；(四)新的坦克“战术”。其中，使法国受到震惊的是(二)和(四)。特别是(四)的新坦克“战术”，同以往的传统战术思想正相反，由于这种新“战术”，与以往战争中“时间”的感觉完全不同了。没有想到如此软弱的英法军队的崩溃，是由于他们战术上的时间标准同德国进攻部队的时间存在着差距的缘故。换句话说，就是英法军队传统的战术思想的“速度”远远不及德军的闪击战术的“速度”。
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修筑的。在长达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方互相对峙。战略家们从这种静止的堑壕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呢？法国的战略家从这次严酷的经验教训中看出，下次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将是“火力”和“防御战术”。要求配备强大火力进行防御作战的法国军队，作为其战略性研究的结果，决定把重点放在修筑马其诺防线上。于是，该防线就成了法国的命根子。但法国人忘记了战争是发展变化的。1940年的德国完全是从另一方面接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占优势的德军坦克之所以取得绝对胜利的根本原因。
戴高乐在其《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对当时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受到的巨大打击作了这样的描写：
“法国领导人所依赖的原则和整个组织系统都失去了效能，使他们丧失了力量的源泉。一种精神上的怀疑突然使一切都失去了信任。特别是，失去了对他们自己的信任。从这时开始，离心力迅速支配了他们自己。”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初期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震惊会带来巨大的军事上的震惊。据说，如果从最初就完全作为军事方面的突然袭击来处理，其损失就会大大减少。法国的情况是，由于领导人事先未觉察列突然袭击的征候，所以在军事上受到袭击后，又转化为相当于实际打击几倍的心理上的打击，而德国的新战术又进一步加重了这一打击。由于初期受到的打击，使法国的战备活动暂时停顿下来，其后来的战略思想也未能跟上德国的进攻行动。
据说，在1940年春天时，德国的空军力量略超过法国，但在坦克方面却不如法国。法国的坦克无论是在装甲方面还是在火力方面都比德国优越。法国尽管知道在速度上和指挥上有问题，但在实际数量上有时过高地估计了德国。5月10日，德国确实有效地使用了这一劣势的坦克部队。使德军取得决定性突然袭击效果的关键，在于其坦克的组织指挥和使用方法。同空军的对地攻击密切配合，伴随独立的机械化步兵部队行动的独立坦克集团，没有等待后续步兵部队的到达就突入了敌人纵深。这种违反常规的战术不能不使盟军发生混乱。
法国也打算革新坦克的使用方法，并且新建了3个坦克师。但当时还处在试用阶段，而且将其中的一个坦克师分散使用，伴随步兵作战，使之成了小规模的坦克部队。法国和英国的坦克部队稀疏地分散配置在绵亘的战线上。与此相反，德军却将其全部坦克部队的70%的兵力，集中使用在法国认为不适于大规模坦克作战的阿登地区的森林地带。此举虽然带有冒险性，但德国还是选择了能取得最大突然袭击效果的这一进攻方向，并且取得了成功。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所谓“坦克时间”这一新的战术时间标准。不能不说戴高乐的新编第4坦克师组建得太晚，规模也太小。不能对付“坦克时间”的法国军队，由于受到初期打击所波及的连锁反应，陆续遭到了毁灭。这是比军事打击还要强大的心理战。由于“心理上的突然袭击”而引起的军事上的混乱，法军和英军放弃了战斗，一退再退。
败退的盟军重新整编，所需要的时间赶不上德军的“坦克时间”快。当他们正想重新编成的时候，德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了；或者盟军正想等待机会，而德军却不给以喘息的时间。盟军对自己的战略所依据的基础一失去信任，就一事无成了。上从指挥官下到一兵一卒，只顾保全自己。路只有一条，就是投降。于是，法国军队只好陆续举起了白旗，被俘人员多达150万人。谁都会认为，这么多部队都干了些什么？但这充分地说明，战争不是以数量决定胜负的。
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的“黄色”作战194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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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突然袭击的研究
战例研究4被错觉和幻想欺骗——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获悉德国进攻苏联
日本也知道德国和苏联要爆发战争
德国的欺骗和苏联的错觉
获悉德国进攻苏联
同美国破译日本的外交密码，将其称为“魔术”情报加以灵活运用一样，英国也破译了德国的“谜语”密码，并将其作为“超级”情报由丘吉尔亲自掌握运用。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在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里多处出现“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的说法。实际上，这是指“超级”情报。在欧洲战争爆发的1939年，英国已经开始仿制和使用“谜语”密码机了。据说，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德国的控制下得救，就是由于雷达和这种“超级”情报所起的作用。
英国的情报人员从1940年6月法国投降德国的那天起，就开始对德国的下一步行动进行研究，认为在德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中也包括对苏联的入侵。实际上，早在希特勒发出准备对苏进攻的命令之前，英国已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这种卓越的洞察力不能不令人佩服。希特勒提出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前秘密命令，是在1940年12月18日，但在此之前的8月到10月，德国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就开始进行研究了。希特勒召开有关“巴巴罗萨”作战的总统府最高会议，是在1941年1月9日。英国得到有关这方面的情报是在1941年的1月至2月。可是这一情报不是来自“超级”情报，而是来自美国驻柏林的商务专员。
也许是德国的保密措施取得的效果，在英国的秘密武器“谜语”密码破译机里第一次出现表示“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的电报即“计划B”的信号，是在进行作战准备后近一个月的1941年5月14日，后来显示德军移动的“谜语”密码情报就陆续出现了。特别是在此之前的3月28日，丘吉尔根据有关德军将大量部队投入巴尔干的“谜语”密码情报，已看出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意图，并且判断出，该行动计划不得不推迟到5、6月份。
这样，英国的情报部门充分地预测到德国入侵苏联的进攻计划。美国(这时还是中立国之一)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并且提供给了丘吉尔。可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为什么能够达成突然性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通过对各方面情况的回顾，英国情报人员在德国入侵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和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计划之间，在德苏谈判是妥协还是破裂之间，很难作出结论。
最近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第1卷第14章“巴巴罗萨”作战占了54页的篇幅，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英军各部队指挥员收到有关德国可能进攻苏联的电报，是在1941年5月31日，所以即使从法国投降后开始研究，在得出结论之前当然也需要一段时间。因而，可以充分地想象出真假情报难以判断的错综复杂情况。许多有关人士甚至在德国开始进攻的三周之前还认为，德国的进攻准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谈判成功而施加压力，直到收到最后通牒时仍然持怀疑态度，甚至在突然袭击已经开始，还不相信。人们感兴趣的是，这里究竟有什么背景？对于德国突然袭击成功的报告，斯大林却在犹豫是否立即命令苏军反攻。对于这一点，谁都想问一个“为什么”？
英国情报人员感到困惑，不知如何去做。如前所述，英国曾估计法国投降后会立即爆发德苏战争，并且要开始进行研究。但是，英国陆军情报部认为，德国肯定会首先实施“海狮”计划先对英国作战。联合情报委员会的结论是，1940年8月德苏之间存在着避免正面冲突的理由。但是，德国在此之前的7月29日和30日，希特勒同军事顾问们讨论后决定，在1941年5月后的5个月内对苏作战，将对英作战延迟到这年秋后或者1942年。8月5日，最初的进攻计划草案送交给希特勒了。这件事情，限制在只有希特勒和极少数几个上层人物知道。实际上，德国打消“海狮”作战的念头是在1940年10月。
伦敦沉浸在否定德苏战争的气氛之中，但与此同时，肯定的情绪也很强烈。这是因为，德国军队相继从西向东移动，来自外交人员的开战情报，肯定了后一种情况。例如，英国的秘密情报部报告说，1940年7月，驻柏林的苏联武官向莫斯科发出了有关德国准备对苏开战的警告电报。希特勒在大战爆发以前就在其《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了明确的信念。他对官员们说，法国投降后，反回来“下一件大事就是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决战”。在英国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希特勒的心情是加紧促使这一信念成为现实。
进入1941年以后，证实希特勒对苏作战决心的情报越来越多，德国军队东移的情况也更加明显。3月，德国空军在东欧地区大肆修筑机场和扩建设施。德国还开始向南斯拉夫、波兰和芬兰进军。从3月下半月到5月上半月，德空军部队从海峡地区向东部移动的情报十分引人注目。
日本也知道德国和苏联要爆发战争
如前所述，英国于1941年1月或2月，从驻柏林的美国商务专员传来的情报得知，德国正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当然，这一情报也送到了华盛顿。罗斯福认为，这正是离间德苏关系的好机会，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但苏联对此却全然不信。该情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是2月21日，华盛顿通知驻美苏联大使则是3月1日。在苏联人的眼里，这完全是美国的挑拨和计谋。
美国于3月20日再次对驻美国的苏联大使警告说，德国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有趣的是，当时的警告是根据美国成功地破译和利用日本最高机密外交密码电文的内容提出的。也就是说，美国是以“魔术”密码情报为根据的。由于当时日本驻德国的大岛大使在担任武官的时候就赢得了德国上层人物的信任和亲密的交情，不断地把有关德国意图和动向的极其准确的情报从柏林送到东京。其中，也包括德国企图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这件事在英国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第1卷中有明确记载。
大岛大使知道了德国准备对苏联发动军事进攻，所以反对松岗外相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日本外相访问柏林之前，大岛大使就向东京打电报，报告了德国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一计划好象被美国破译了。在柏林，大岛也向松岗表明了反对的意见，但没有被采纳，于是大岛说了许多不满意的话，再三给松岗打电报要求辞职，而这种电报也被美国破译了。在美国国防部编辑的《珍珠港的“魔术”密码破译背景》一书中，极其详细地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从这时起，美国在频繁地向英国提供“魔术”密码情报的同时，还将一台密码破译机送给英国的布赖丘里伯克(密码破译部队根据地)。在政府密码破译学校里，英国开始单独进行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作业。据说，交给英国的这台“魔术”密码破译机，实际上应该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但是，同“对日作战”相比，罗斯福更加重视“对德作战”，于是就把这种设备送给了伦敦和新加坡。这样一来，檀香山就不能充分地掌握日本的情报，从而受到了日本特混舰队的突然袭击。许多人认为，罗斯福最关心的还是欧洲(美国一方面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作为英国事实上的同盟国实施行动)，所以倾注全力协助丘吉尔。
如前所述，在美国国防部编写的书里没有收录3月份以前大岛发出的电文，但4月16日的长篇电文报告了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13日在莫斯科日苏两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后，大岛在16日的电文中指桑骂槐地对松岗表示了不满。
“1941年4月16日，柏林发，东京收，笫418号电报，同第413号电报相关联。以下的内容为野村海军中将、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本官开会讨论的结果。这里谨报告如下。
“(一)尽管苏联的态度是那样，但德国正在计划对苏联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德国对英国作战的意图好象已经取消。估计德国准备首先取得进攻苏联的胜利，目的是夺取苏联的资源宝库，并且用它来加强自己的国家以后，再对英国发动攻击。……看起来，德国好象对进攻英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已失去信心。……可以看出，德国好象担心战争拖长时间对其不利，应该给苏联以决定性的打击。总之，德苏关系急剧冷淡。……德国对苏联的善意完全失去了信任。这一点可以从希特勒及其亲信的发言中得到证明。……苏联长期以来都是德国的敌人。德国认识到，不能不同苏联作战。进入冬季以后，对苏作战就困难了，所以德国对苏联的进攻，行动越早越好。这一看法，所有的人都同意。
“(二)……在进入对苏战争以前，希特勒当然非常注意军事和政治计划的制定。德国的计划是，首先确保同苏联接壤的边境领土。德国打算控制乌克兰和高加索。现在大概已在着手执行这项计划了。苏联红军失败后，苏联的国际地位下降，斯大林体制濒临崩溃。不用说，斯大林体制即使能维持，其影响力也会消失。
“……(中略)……
“英美两国都欢迎德苏开战，虽然努力援助苏联，但最终英国和美国都不会给斯大林以很大的援助。即使英美两国给一些援助，对德苏战争的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三)德苏战争开始时，日本还应继续采取一贯的反共政策，但在日本同莫斯科缔结了中立条约的现实情况下，德国只要有对付苏联的信心，就不会期待日本同时进攻苏联。德国希望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北部地区维持日本的军队和军事设施，从这个地区牵制苏联军队向欧洲战场的移动。这样，德国就会感到满意。此外，德国还希望日本以其在南部海域的兵力，封锁英美的活动。总之，日本没有必要采取配合德国一举一动的具体行动。……现在，以新加坡为中心的英美在远东的影响，是对日本的威协。因此，夺取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欧洲的局势正在迅速地向高峰发展。……实际上，在德苏发生战争的时候，从日本的政策角度来看，正是实现日本计划的好机会。……”
大岛将这些情报送到了东京。可笑的是，利用这一情报的(虽然失败了，但美国将这些情报告诉苏联，采取了离间德苏关系的计策)却是敌国，即英美两国，而不是日本。所以，如果说得极端一点，大岛其实是日本的盟国德国的叛徒。这里也有一件同被突然袭击的一方相似的事情。即，尽管取得了情报，但不能区分出情报的真假，只能从许多假情报中选出一个。如果说这时日本在外交上受到的突然袭击要比苏联遭到德国的突然袭击时震惊更大，这种说法并不过分。
后来，大岛在柏林被施塔姆叫去，并且受到警告说：“日本的密码好象被美国破译了。”但是，不知道电报被破译原因的大岛深信，当时在日美谈判过程中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电报来往频繁是主要原因，并且发电联系说，要查证野村大使(这份电报也被美国破译)。
5月3日大岛的电报说：
“1941年5月3日，柏林发，东京收，第482号电报。今天施塔姆召见本官，要求严守这次事件的秘密后通知说，德国在国外(或美国)有很可靠的情报组织。根据这个组织得到的情报，美国政府确实看了野村大使的密码电报。关于这件事，应该采取根本的对策。
“从这个问题中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德国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从本官以前在职时的经验来看，德国拥有大规模的破译组织……。”
对于大岛的电报，东京主管部门回电，要大岛进一步向德国方面查明其情报来源，同时也向华盛顿发出电令，要求迅速调查。但结果却是不了了之，仍然反复使用同样的密码；而美国方面在感到松一口气的同时，还是边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欺骗，边继续利用。另一方面，从美国了解到由于破译大岛密码电报而获悉德国对苏侵略意图的苏联，直到遭受突然袭击时(甚至在被突然袭击后)都不相信。这是为什么呢？
此外，大岛还将6月4日同希特勒的会见情况向东京发了电报。他报告说，希特勒在会见时说：“德国下定决心要消灭共产主义国家苏联。如果现在不这么做，那么5-10年后苏联的力量就会增加20倍。罗马尼亚和芬兰从属于德国，战争要尽快结束。”并且还报告说，“希特勒和里宾特罗普在那天会见时，都没有具体地说什么，但给人的印象是事态的发展迫在眉睫。”
日本政府取得了有关德苏开战的情报，但却好象在袖手旁观。结果，由于“不理解德国的行动”，松岗下台，内阁也重新改组了。日本给德国进行外交上的突然袭击开了绿灯。
德国的欺骗和苏联的错觉
进入1941年6月以后，英国情报部又获悉了类似“谜语”密码情报的内容，基本上相信很快会爆发德苏战争。上述6月4日大岛的电报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是英军总部和指挥体系用美国提供的“魔术”密码破译机截获的情况。6月10日德国的“谜语”密码情报说明6月15日以前不会发动进攻。从6月14日到22日(进攻开始之日)期间，德国空军的“谜语”密码通信没有肯定其进攻的日期，但进攻迫在眉睫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6月14日，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从挪威和芬兰对苏作战那样，德国第5航空队接到了写有收信地址代号的通知。15日，航空队接到指示，准备移驻芬兰。18日，在挪威建立了指挥对苏作战的空军特别参谋部。20日，发出指示，越过边境，从挪威移驻芬兰。21日，给第4航空队指示了第一次攻击的目标。16日，指示说19日以后随时都可能发起行动。
这种情报随时都可能传到驻伦敦的苏联大使馆，莫斯科是知道德国这一行动的，但不相信。另一方面，英国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德国进攻苏联对进攻英国会有什么影响。最初，英国认为苏联很容易被德国打败，不要多久德国就会发动“海狮”作战向英国进攻，不可放松警惕。6月25日，丘吉尔发出指示说，这种警戒到9月1日以后要进入最高战备状态。但是，对照德国进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战备逐渐减弱了。7月23日，英国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1942年以前德国不会进攻英国，8月1日又作出了相同的结论。于是，第二天丘吉尔决定撤回6月25日的指示。也就是说，英国作出了德国大概不会进攻英国的结论。
英国的活动姑且不论。遭到德国正面进攻的苏联，虽然得到了大量的情报，但还是遭到了突然袭击(在时间、地点和进攻的规模等方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当研究员时，该所乌埃利博士的研究成果《代号名称“巴巴罗萨”》一书，对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启示。归纳乌埃利博士的分析，苏联遭到德国突然袭击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情报和战略计划之间存在差距；第二是德国欺骗活动取得成功；第三是斯大林的估计错误。
情报和战略计划之间的差距：从德苏双方当时的兵力对比来看，苏联方面处在相当优势的地位。飞机，苏联6,000架，德国1,800架；坦克，苏联10,000辆，德国3,350辆。苏联有相当强大的情报组织，所以对德军在边境附近的集结和展开情况收集到了较准确的情报。但德军只用4周时间就进入苏联境内纵深400英里，这一事实使苏联大为震惊。但与其说这是情报上的错误，还不如说是苏联战略计划和防御计划的失误，其中缺乏适时的战争动员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苏军的各级指挥官充分地研究了前一年法国投降的教训。法国的失败在于缺乏伴有强大空中力量掩护的机械化“闪击部队”。明白这一道理的苏军指挥官担心苏联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这场战争赌博中，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即被德军攻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在诺门坎，实际上，朱可夫元帅率领的坦克部队明显地战胜了日军。尽管有这样的事实，但到3月以前，斯大林仍未作出决定，因此有20个机械化师行动晚了，坦克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最高水平。这样，苏军就在正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扩军计划的时候，遭到了德军的进攻，陷入了混乱状态。
苏军的现代化建设半途而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斯大林的前沿防御思想的错误造成的。1940年，谢波西柯夫元帅的配置计划是，主要部队配置在1936年的边境线内侧地带(这里能到处确保防御阵地，安全有利)，遭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使能争取动员时间的伪装部队从波兰转移到西部地区。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同时，他还批驳了把生产设施分散转移到东部地区和把储备物资从伏尔加河一线撤向后方的建议。不但没有向东移，而且移向了更靠近西部边境的危险地区。
德国欺骗活动的成功：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是很多的。乌埃利在他的研究报告中列举了84次警报。内容很广泛，例如丘吉尔同斯大林的联络；德国的战争动员、兵力集结与增强、侵犯边境和侦察活动等明显的证据；美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非正式报告；派驻在欧洲和柏林的苏联谍报员和波兰的地下情报人员所取得的情报；德军高级指挥官泄露的机密；德国人的亲属从莫斯科撤回；德国大使馆烧毁记录；德国的商船离开苏联港口；截获和破译德军作战命令的电报及其他，等等。可笑的是，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也是苏联潜伏最深的情报网之一。有关“巴巴罗萨”作战的情报一个个地传到这里，苏联的间谍佐尔格于3月5日将德国大使馆收到的电报微形胶卷送到了莫斯科。但该情报说进攻苏联的时间是6月中旬。
为了否定这种德国进攻苏联的警报，希特勒不仅对外国而且对国内也进行了欺骗活动。希特勒平时就对其亲信说：“我的想法谁也不知道。对于那些知道我的想法的人，我更要否认这不是真的。”关于“巴巴罗萨”作战，希特勒对他的高级指挥官们说，这是为了对付苏联没有改变其政策时的紧急计划。并且秘密宣布，加强东部地区是为了准备进攻英国的“海狮”作战。为此，有必要在英国轰炸机的活动范围外进行训练，以隐蔽对英作战计划。希特勒决定增加对英国轰炸的次数，加强对英国的宣传活动，停止对苏联的宣传活动。希特勒还宣扬说，这是为了进行巴尔干作战，暂时把21个师转移到西部地区(均为第二流部队)。
希特勒企图使自己军队的下级指挥官们相信，加强东部边境地带的兵力，是防御性的。希特勒在对其下级军官灌输这种思想的同时，命令他们努力构筑防御阵地。另一方面，希特勒还企图使苏联方面以为德军的军事行动是一种“广告气球性”的示威行动，莫如说是施加胁迫自己开始谈判和让步的压力。因此，尽管好不容易取得了有用的情报，但苏联领导人却认为，这是企图挑拨苏德关系的一种计谋。
德国这种巧妙的宣传活动，连英国也在5月以后又亲自根据破译德国的“谜语”密码进行确认。在进入“巴巴罗萨”作战的实施阶段以前，希特勒完全不用“谜语”密码通信传达有关“巴巴罗萨”作战的事项。因此，到1941年5月下半月以前期间，一涉及到德苏会不会发生战争，人们都对真假难辨的各种各样的情报感到一喜一忧。这些情报中，有的说“海狮”作战是德国的主要目标，有的说德国的矛头是要指向巴尔干，有的说在北欧局势稳定后德国才采取行动，有的说德国是为了谈判而施加军事压力，还有的说德国在发动进攻之前会发出最后通牒，等等。
斯大林先入为主地估计错误：使德国的“巴巴罗萨”突然袭击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不管怎么说还是在于斯大林自己。当时，不知为什么斯大林对希特勒抱有一种亲近感和信任感。疑心很重的斯大林每次收到有关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都认为是某个国家企图“挑拨”苏德关系的计谋而加以拒绝，不知这里面有什么背景。即使是有，但从兵力对比来看，也可能是抱有一种不现实的信念，认为以苏联的力量完全能够对付德国的进攻。在丘吉尔的《大战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记载，即斯大林在事件发生后对丘吉尔说：“我知道战争要发生，但以为大约还会有6个月的时间。”斯大林采取拖延妥协的政策，想用贸易上让步的方法打开谈判的政治大门。德国的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强制性交易”的方式。
这时，对于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德国是否发动进攻，而是要确认“何时”发动进攻。所以，斯大林正在期待着进攻前德国会提出某些最后要求。但是，正在考虑发动突然袭击的希特勒不想遵从国际惯例。而斯大林后来也采取了类似的行为，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军实施突然袭击时，一边预告一年后不延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一边在条约的有效期间无视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国际条约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原认为希特勒的进攻可能从南边开始，但其主力部队却从中部地区攻进来了。对地点的判断错误，是导致突然袭击成功的条件之一。据说，苏联是把德国战略上的长期计划和战术上的短期行动混同一起考虑的。所以，即使到了德军进攻的前一天，斯大林也没有对这个警报采取什么对策，直至德军开始进攻后，收到前线部队发来的紧急电报，斯大林这才下令只能采取有限制的行动，并且指示要极力控制打炮。到这时，斯大林还不相信德国已开始正式进攻，只认为这是一种“挑衅”行动。
斯大林先入为主的估计错误是使德国突然袭击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斯大林可能感到德国进攻苏联有如“晴天霹雳”，但这“晴天”实际上不过是斯大林的幻想而已。
德军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1941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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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工具箱[ 发短消息 引用回复 回复话题 ] 版主工具箱 [ 删除 编辑 精华 加密 ] 6楼 2006-4-5 19:02:51
Re:突然袭击的研究
战例研究5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使用情报——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的“霸王”作战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超级”情报的巨大作用
从心里不安到坚定信心
盟军对德军的欺骗活动
“超级”情报的巨大作用
因在波兰获胜(1939年9月)、攻陷法国的马其诺防线(1940年5月)和侵入苏联(1941年6月)而洋洋得意的希特勒，从这时起运气开始转坏。在阿拉曼(1942年10月)和斯大林格勒(1943年1月)被击退的德军，由于英美联合部队的登陆(1942年11月)，背后受到威胁，很快地被迫从阿拉曼狼狈逃窜到突尼斯，被追得走投无路的德军，于1943年5月在邦角地区投降。当时投降的德军达33万人。在斯大林格勒，有10万德军投降。东线德军当时虽然还停留在高加索和克里木半岛，但已只顾后退，无心作战了，到1943年底，整个苏联领土几乎全部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因此，1942年期间再次出现了被认为不现实的盟军进攻欧洲的争论。斯大林为了摆脱本国的困境，似乎早就希望实施这一作战，罗斯福最初也是如此。但在1942年却采纳了丘吉尔的建议，决定盟军在非洲西北部实施作战。然而，在非洲作战获胜之前，于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国再次提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建议。英国认为尚无实战经验的美国军队直接在欧洲登陆是很危险的，所以，这次还是通过了英国的主张，一致同意不直接进攻德国，而是于1943年7月从西西里岛和1943年9月从意大利对德国发动进攻。但在这年的圣诞节之前，正当意大利战线进展迅速，前途光明的时候，又一致决定于1944年实施登陆作战，给欧洲方向的德军以决定性的打击。于是，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和几支当时已经有作战经验的部队，紧急从意大利方向投入这一作战。
1943年12月6日，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并且到达英国。蒙哥马利于1944年1月15日被任命为第21集团军司令指挥登陆部队，并开始进行工作。英美两军的司令部里都有特别联络队，一直保持着“协商与合作”的精神，这就是乍一看上去像抱着很多炸弹的乌合之众的盟军能比组织严密的德国军队进展顺利的主要原因。
希特勒的国防军自1941年12月成立最高陆军司令部以来，一直是一支组织系统非常严密的部队，比英美联合部队的协同方式合理得多。到1944年，希特勒依然坚信他1941年建立的这个组织系统仍能卓有成效地发挥作用。但是，这时的战况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德军不但要在东面和西面被迫实施两面作战，而且战线扩大到了远隔海洋的非洲地区，从当时的通信手段和运输能力来看，将相距3,000英里的两端连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也可以说，德军简单的一元化组织形式，反而不适应复杂的战争的实际需要了。
相反，英美联合部队的“协商与合作”的组织形式，反倒有效地适应了战争的潮流。所谓英美联合部队的这种组织形式的弱点，最终却显示了很强的威力。尽管德军具有最高统帅部合理的组织形式，但结果却无法对每个战区进行综合协调。然而，英美联合部队，只要保持和各战区、各级部队的互相合作和协商精神，集中一个目标，就能够顺利地对付复杂变化的战局。这种关系，在华盛顿和伦敦都不可能达到。在三个战线上实施不同类型的战争，仅仅依赖于首脑部门纸上谈兵式的指挥，终究是不可能的。隆美尔的失败，可以说就是这个原因。
此外，英美联合部队一转为积极作战，“超级”情报就开始发挥威力了。即丘吉尔为了掌握德军的动向，重新使用1939年波兰秘密复制的德国“谜语”密码机获取情报，并称之为“超级”情报，在整个战争期间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实际上，在法国作战和在苏德战争中早已开始利用这种“超级”情报了。但是，当时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整，而且战况被动，不管哪一方，都在拼命地对付对方的情报活动。虽说如此，但丘吉尔在《大战回忆录》一书中提到的“最可信赖的情报来源”，实际上就是“超级”情报，这是现在公认的历史事实。据说，英国之所以能够经得住德国空军的猛烈攻击，也是由于雷达和“超级”情报的作用。由此可见，“超级”情报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关于“超级”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何发挥重大作用的问题，在英国从1979年开始出版的大型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现已出版三卷)中，有详细的记述。
现仅以英美联合部队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即“霸王”作战为例，介绍一下“超级”情报活动的情况。拉尔夫·贝内特是当时在布赖丘里伯克(通信情报密码破译部队的根据地)工作4年多的第3营地情报官，主要从事对德国陆军和空军的“谜语”密码破译工作。他在《西线的“超级”情报——1944至1945年的诺曼底作战》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其活动情况。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都不可能获得那样巨大的成功。
在计划和实施作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掌握有关敌人的兵力、配置及其活动的情报。只要能够准确地掌握敌人的情况，而且又不让敌人了解到我方的情报，那么就可以断定，作战的成功率将在90%以上。正如孙子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在制定“霸王”作战计划时，上从艾森豪威尔将军，下至一兵一卒，都对德军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虽然知道非洲战线和东线的战局正在发生变化，但对德军“是无敌的，是难以摧毁”的这一点还非常不安。“超级”情报对这种不安的心理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登陆作战中要进行极其艰苦的战斗，但也使人们逐步树立了坚强的信心，确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盟军方面。
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能够在短时间内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也没有一点过低估计德军抵抗能力的情绪。特别是这次作战，是以经过长途跋涉的美军为主体而重新编成的作战集团进入对方控制的区域作战。“超级”情报部队担负着三项重要任务：第一，要了解德军的实际情况；第二，要千方百计地隐蔽自己的行动；第三，要使德军尽量远离盟军预定登陆的地点。这些任务虽然不能全都完成，但可以说，只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是能够圆满地完成的。在登陆作战前几个月，布赖丘里伯克的“超级”情报部队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昼役不停地工作，确实费尽了心机。
从心里不安到坚定信心
“超级”情报搞清楚了德军的什么问题呢？对于不断发生的难以预料的事情，只要进行敏锐的观察和搜集，认真分析“谜语”密码通信，就会一清二楚了。
第一个搞清楚的问题是，德军急剧削弱的原因。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德军的战线与其国家的大小和国家实力相比，拉得过长。如前所述，首先是德军难以实施统一的指挥控制。因此，中央和战场司令缺乏思想上的交流，在指挥战争的最高领导层之间开始出现了极其不协调的空气。“超级”情报在宇宙空间传播的无线电电报中，对这种实际情况非常敏感。希特勒与隆美尔及其他将军们的对立，日益加剧。“超级”情报曾获知某个将军大骂希特勒“混蛋！赶快停止战争！”由于德国领导层内部的对立关系，必然会被盟军的欺骗和干扰工作所利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准备在其他部分介绍。
其次是了解到敌人武器弹药、燃料和物资严重不足，而且分配和补给也相当困难。极为有限的资源当然不可能满足延伸扩大的战线。这对新武器的研制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希特勒正在努力研制梅塞施米特式262型喷气飞机和其他新型飞机，并且集中力量研制“秘密武器”。所谓的“秘密武器”系指V-1和V-2远程无人火箭弹。但因当时还没有向英国发射过，也没有人看见过，所以有的情报认为，希特勒研制“秘密武器”优先于研制新型飞机。这对整个英国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威胁。但从担任制定登陆作战计划的人来看，根据这一情报得知德国战略计划的重点后，反而使他们感到放心了。对德国来说，无疑优先研制喷气式战斗机对其以后的作战则会更为有利，而希特勒在这个武器的优先研制问题上选择的失败，在现在看来是普通常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这个优先发展问题的选择错误，对盟军的诺曼底作战反而是个特大喜讯。
关于德国海军企图研制配备新式U型艇的情报，也使布赖丘里伯克“超级”情报部队惊恐不安。这主要是由于“通气管”式潜艇能使用内燃机在水中边充电，边航行。这个划时代的发明一旦实现，既能提高水中航行速度，又能增加水中行动的时间，这一点很早就引起了各国海军的精心研究。但德国一旦抢先在大西洋上使用，就会大大影响盟军搜捕U型艇的活动。因此这使盟军精神高度紧张。但幸运的是，根据“超级”情报得知，这种新型潜艇已来不及用于诺曼底作战。这才使有关人员松了口气。
根据英国最近出版的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情报活动》第3卷第1篇记载，关于新型“通气管”式潜艇的情报，是根据破译日本驻柏林的阿部海军中将(轴心国三国同盟军事委员)发给东京的电报而获得的。英国当时已能够灵活使用从美国取得的“魔术”破密机，再不必一一从美国那里索取情报了。大概“魔术”破密机与“超级”情报相连接就可以直接显示出来。阿部中将的电报，是有关德国“通气管”式潜艇和U型艇的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1944年4月24日，阿部与驻柏林的日本海军武官一起访问了邓尼茨提督。这是邓尼茨应阿部将军要求，为其了解德国新式的高速U型艇情况的请求而专门安排的机会。会见时在座的有德国海军作战部长迈泽尔和首席造船总监富克斯。
“德国决定以两种新式的U型艇再次展开潜艇的攻击，企图使两种潜艇都能在水中快速行进，并且能完全在水中自由行动。工程进展非常顺利，估计于1944年秋竣工。原来那种旧型潜艇对付不了盟军的雷达和飞机，作战难以成功。
“两种新式潜艇，外观都呈鱼形，马力为原来电池式功率的3倍，备有潜航中为电池充电的延伸供气管。
“预定大型的用于大西洋作战，小型的用于地中海作战。小型的还能遂行内河运输任务。
“主要性能如下：
1.大型艇：约1,600吨。装6个鱼雷发射管、14枚预备鱼雷和30毫米机关炮4门。水上速度为18海里/小时；水中速度为15.6海里/小时。水上续航距离：以10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15,500英里，以6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28,500英里；水中续航距离：以17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24英里，以3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450英里。
2.小型艇：约250吨。装两个鱼雷发射管(没有预备鱼雷)，没有机枪。水上速度为13海里/小时；水中速度为13.1海里/小时。水上续航距离：以9.7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1,350英里；水中续航距离：以3海里/小时的速度行进时为300英里。”
这种新式U型艇能在登陆海域为所欲为地进行骚扰，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但是，根据阿部的电报得知，这种潜艇不可能在秋天以前建成，似乎也赶不上“霸王”作战的预定时间。因此，盟军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们都解除了后顾之忧。
根据“超级”情报搞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军估计的盟军预定登陆地点。盟军部队会在什么地方登陆？登陆部队有多少兵力？德军应该准备多大的兵力，预定在什么地方聚集补给物资？德军方面肯定在经常考虑这些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制定计划，调整部署。因此，只要知道德军的配置情况，就可以知道德军对这些问题是如何考虑的。“超级”情报由于细致地分析了“谜语”密码，在预定登陆日以前，对实施作战问题，就有充分把握地推断出德军的部署。
例如，6月6日发动“霸王”作战这天，德军约有28个师配置在从阿姆斯特丹到布雷斯特之间。根据“超级”情报，截至5月末，大体上确定了其中半数以上即15个师的具体位置(当然其中也有弄错的)。除了机动的步兵师之外，对配置在固定阵地上的各师的位置已全部掌握。也就是说，在发动登陆作战后最初能够进行抵抗和反击的德军的位置，基本上搞清了。
德军所炫耀的王牌坦克部队的动向，也是盟国军队最担心的问题。如果能够搞清其位置，那么在发起登陆这天敌人的反击速度和飞机对哪条道路、哪个地域、哪个方向进行支援、轰炸等等，都可以计算出来。“超级”情报对西线坦克师的配置和调动情况所进行的相当准确的分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3月26日，根据“超级”情报得知，希特勒决定将两个坦克师从诺曼底转移到苏联战线，因此，盟军的指挥官们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4月26日，希特勒命令由4个师组成的第1坦克军编入直辖的西线预备队，未经批准不许调动。但“超级”情报准确地得知，该第1坦克军自1943年12月以来一直常驻布鲁塞尔，1944年5月调到了巴黎以西地区，并且一一推断出该军4个师的动向。到5月19日，“超级”情报又提供了第1坦克军的兵力已超过两万人及其装备状况的资料。而且在登陆日之前，还明确地报告了德军第2坦克军、第12坦克军、第17坦克军和第11坦克军等西线坦克部队的动向。这些情报对“霸王”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们来说，确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不安的心情逐渐变成了成功的信心。然后就是将计就计地利用德军估计的登陆地点和登陆时间。但是，对于德军的这个判断，“超级”情报怎么也没有弄清楚。很明显，希特勒认为以后的大规模作战不是在东线，而是在西线，也就是指盟军在西线的登陆作战。但是，对盟军可能在何时何地进行登陆，德军的“谜语”密码却没有搞清楚。焦急不安的“超级”情报部队的有关人员不久发现，那是盟军对德国进行的欺骗活动。也就是说，对德进行的欺骗已经获得成功，它动摇了德军的决心，因此出现了不稳定的“谜语”电报。德军的态度之所以不明确，是由于盟军对德军实施欺骗活动的结果。
盟军对德军的欺骗活动
盟军为什么要进行欺骗作战呢？目的就在于使德军尽量远离实施“霸王”作战的预定地域，不让其知道实施作战的时间。为此，盟军极其秘密地制订了周密的欺骗作战计划。在弗雷德里克·摩根(陆军中将)指挥下，由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以前称为欧洲盟军总司令部)担任该项任务，从1943年3月开始工作。这个计划被称之为“帽章”计划，主要由下面三个具体计划构成。一是“廷德尔”计划，企图让德国人认为下一个主要战场是挪威；二是“瓦哈姆”计划，目的是夸大在英国集结的美国军队，使德军看上去好像是第5军，其进攻矛头指向布雷斯特；三是“星形钥”计划，企图在配置英国陆军的同时，使德国人认为盟军的主力准备以加来地区为进攻目标。总之，“帽章”计划就是为了使德军的注意力离开诺曼底，于1943年期间把德军引诱到其它地域。
1944年1月，在欧洲盟军总司令部改变为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的同时，“帽章”计划改变成“坚忍”计划。这个计划按时间可分为“坚忍Ⅰ”和“坚忍Ⅱ”两个阶段；按内容则可分为“北坚忍”和“南坚忍”两个方面。第一阶段，登陆日预定为7月，在此之前一直进行隐蔽活动，使德国人认为不会在诺曼底登陆；第二阶段，在诺曼底实施佯动登陆作战，使德国人认为，以后主要的攻击目标可能在别的地方。“北坚忍”计划同让德国人认为主要登陆地点在加来的“南坚忍”计划相呼应，制造并散布一连串的假情报，使德国人认为登陆地点似乎在挪威南部。关于“坚忍”计划是如何成功的问题，在亲自担任过指挥的摩根所著的《霸王作战的序幕》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战区范围的欺骗活动，只不过是丘吉尔战略欺骗计划即有名的“卫兵”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不仅关系到英国和美国，而且也把苏联卷进去了。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大战略，最初是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三巨头”会谈时丘吉尔提出来的。后来由英国的贝万上校具体制订，并且在1944年2月与美国进行协商的基础上，由贝万上校和美国的秘密活动专家鲍马中校以及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迪恩少将提交给苏联。在这项计划中，苏联所担负的任务是，在挪威北部对德国进行佯动作战，使德国人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已推迟到7月；此外，苏联军队还要做出假装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实施登陆的样子。
在“坚忍Ⅰ”计划中最有名的活动是，在登陆日之前，英国情报五处(MI·5)将假蒙哥马利将军送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并任命其为第21集团军群司令，把德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中海方向。登陆日之前的主要伪装工作，是被称为“闪光”作战、“课税”作战和“大鼓”作战等一连串的由飞机和小型舰艇实施的佯动，其目的是在登陆时干扰德国的警戒雷达。为此，盟国新研制的“心轴”系统直到6月5日晚上还没有使用，而是在登陆当天突然用来干扰德军雷达，保障登陆舰船能安全靠近，这也可以称其为“技术上的突然袭击”。
“坚忍Ⅱ”和“南坚忍”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诺曼底登陆日前后使德国人相信至少有6个师组成的盟军部队在加来登陆。为此，组织了假司令部并实施了通信联络，构筑假设施，集结假部队，故意让德国空军的侦察机拍照，并且任命了有名的将军担任假进攻部队的司令。例如，任命巴顿将军为由美国第3集团军和加拿大第1集团军组成的假登陆部队的司令，并且把这支假部队归属于实际存在的美国第1集团军群。该美国第1集团军群虽然存在，但实际上不过是只有司令部和少数机关干部的简编部队，登陆发起后转移到诺曼底，其任务是协助美军后续部队进行调整。此外，利用情报人员谋划“故意泄漏”，传播假电报，协助英国情报五处开展活动等等，诸如此类的欺骗活动不胜枚举。
这里应特别提及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登陆前的战略性欺骗活动(这一点以前都不太重视)中的作用。美国联邦调查局利用被称为“ND98”的情报机关(一种双重间谍)，成功地将德军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中海方面。这同包括英国情报五处的“蒙蒂双重”作战在内的“坚忍”计划的某一部分有关联，但该“ND98”情报机关于1944年6月1日(登陆日之前5天)向汉堡发了如下内容的电报：
“……高速客船莱·德·弗朗塞号和新阿姆斯特丹号预计一两天内从纽约起航。去向不明，好象是地中海的港口，担负着最重要的任务，而且，看样子计划好象有变化。由大量步兵和坦克部队组成的大规模部队登陆船，当初预定驶向英国，现在似乎要改变为某种特别作战。详细情况有待继续努力查明”。
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利用命名为“艾伯特·班·卢普”的荷兰流亡宝石商(这也是一个双重间谍)协助实行“北坚忍”计划，成功地将德国的注意力吸引到挪威方面。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同英国的特别活动执行部和美国的战略情报局的特工队，以及法国、荷兰、比利时的地下组织联合在一起，在干扰破坏德国情报部方面发挥了巨大威力。这样，德国情报部被盟军的欺骗作战搞得稀里糊涂。在登陆日之前，德国情报部收到了250多份报告，但其中能够准确地提供登陆地点和登陆时间的只有一份。这一事实完全说明，盟军的欺骗是非常成功的。
在登陆的当天，盟军由8个师组成的(空运3个师，由2,727艘舰船输送5个师)共计156,000人的大部队集结在诺曼底，开始了登陆作战。进行抗击的德军只有力量有限的3个师，盟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德军的失败已确定无疑。后来，诺曼底登陆部队从“霸王”作战转向“眼镜蛇”作战。但盟军进行的各种欺骗作战也以不引人注目的形式支持了布莱德雷将军及其他部队的进攻。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除了前面提到的摩根的著作之外，在参加过实战的人们所写的下列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即埃利斯少校的《西线的胜利》第一卷《诺曼底》、布莱德雷的《一个军人的手记》、阿尔伯特·诺曼的《“霸王”作战》、阿伦·米奇的《进攻欧洲》和贝尔菲尔德的《诺曼底之战》等等。
盟军诺曼底登陆的“霸王”作战194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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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突然袭击的研究
战例研究6从各个方面进行扰乱——1967年6月5日六天战争中的以色列军队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六天战争的经验
开战前达扬采取的欺骗措施
“战场之雾”作战
六天战争的经验
笔者是1968年8月底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员到达美国的。当时正值美国竞选总统的高潮之中，尼克松与汉弗莱正在展开激烈的舌战。9月份，我一走进在一年之内对我有很大帮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书店时，使我非常吃惊的是，在书架上并排陈列着几十册以一年前在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即通称“六天战争”为主题的新书。这象征着美国很多犹太人对以色列非常关心。鲜艳醒目的“以色列的突然袭击”，在当时对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处于进退维谷困境的美国人来说，好象从被其支持的以色列的壮举中获得了救命的灵丹妙药似的。
不管怎么说，笔者还是购买了相当数量的这些反映美国人想法的书。仅冠以“六天战争”字样标题的书就可以列举如下几种：丘吉尔[投笔从戎注：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孙子]的《六天战争》(1967年)、多诺万与洛杉矶时报记者合著的《六天战争——为生存而战的以色列》(1967年)、美联社的《来自以色列的闪光——中东的六天战争》(1967年)和格鲁伯的《第七天的以色列》(1968年)等。
在兵力上明显处于劣势的以色列，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为攻击对象，首先以闪击战袭击了其中心国家埃及。这一不动声色的闪击行动，可谓突然袭击的又一典型战例。这次闪击战虽然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与盟国共同实施的作战计划那样雄伟壮观，但不管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包括很多经验教训在内的突然袭击(含变化无常的欺骗战术)。在整个六天战争期间，以色列为了巧妙地发动突然袭击，自始至终都采取了欺骗作战的方法。它包括能达成战争突然性的战略欺骗、可以提高战争效果的战术欺骗和有助于联合国开展政治工作的外交欺骗等等。在搞清楚以色列的这些活动之前，首先对当时围绕以色列问题的中东形势和有关国家的兵力情况，简单地进行一下分析比较。
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之间存在着历史深远的矛盾不须再说，而利用东西方各大国之间争夺势力范围(援助武器)的对立，又使这一矛盾变成了发生实际战争的危机。针对下述情况，即苏制武器源源不断地进入阿拉伯各国、苏联技术顾问不断增加、边境冲突发生的频率不断提高与规模不断扩大、军事警报屡有发生、维持占总人口10%的军队所需费用负担困难、纳赛尔封锁蒂朗海峡的声明(5月22日)、纳赛尔与侯赛因签订安曼协定(5月30日)和阿拉伯国家逼近以色列的不详动向等，以色列内阁于6月1日决定开战，紧急召回达扬将军为国防部长，并决定首先给埃及以先发制人的打击(也有人说，开战决定是在开战前一天即6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的)。总而言之，以色列最后决定于6月5日发动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正如前述兵力对比所表明的那样，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以色列为了压倒敌方，只有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来歼灭敌人的主要兵力。首先是要对埃及进行突然袭击。这期间，在叙利亚和约旦战线上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以色列一直坚持的基本战略方针，是很早以前由精明强干的拉宾参谋长精确制定的。而接受这一基本战略方针，准确无误和巧妙果断地发动突然袭击的技艺则是由空军司令员胡德及其参谋们施展出来的。毫无疑问，国防部长达扬主动承担了最后的战略计划的协调任务；同时还负责拟定战略上与外交上的欺骗计划与组织实施。达扬在1956年10月29日首开战端的以色列和埃及战争期间的“珈底什”作战中，以大规模的欺骗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达扬同英国和法国串通一起牵制埃及，散布伊拉克侵入约旦的谣言；尽可能推迟敌方的战争动员，不让敌人察觉攻击意图；千方百计地不让敌人知道已召集后备部队隶属南部军指挥；限定尽可能小规模地，不明显地对预定进攻地域进行侦察；即使在开战之后还要让埃及坚信预定的主要战场在其他地方，使其对开战日期及其他事项判断错误，等等。这次作战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巴巴罗萨”作战和诺曼底登陆中美英联合部队的“坚忍”作战那样，组织得非常巧妙。
达扬的这些欺骗活动，从“费用与效果的对比”上来看，也使以色列方面受益不浅。在1956年11月5日“珈底什”作战结束时。以色列控制了24,000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域(几乎整个西奈半岛)，确保了后来进行谈判的优势地位。在这次作战中使埃及损失8,000人，而以色列只损失900人，缴获的武器有：一艘驱逐舰、56辆坦克、260门自行火炮、122辆装甲车和2,984辆普通车辆。用这些战利品来补偿以色列的物质损失还绰绰有余。因此，可以说以色列取得了“以小力获大利”的名副其实的胜利。
达扬的这些活动，在他自己著的《西奈作战日记》(1967年)、休·托马斯著的《苏伊士》(1967年)和伯恩斯中将著的《在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1968年)等书中都做了生动的描述。
开战前达扬采取的欺骗措施
为了使6月5日的突然袭击获得成功，特伦特·达扬究竟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策略呢？作为“鹰派”首领而闻名于世的达扬突然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很显然，包括埃及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一下子就会判断出以色列的战争决心。但是，事实上却发生了使人难以想象的事情。6月3日(星期六)夜里，达扬在就任国防部长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却发表了如下的讲话。他知道，他的讲话马上就会通过电报发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第二天清晨，《耶路撒冷邮报》做了如下报道：
“达扬国防部长说，……对于埃及封锁蒂朗海峡的问题，以军事手段来对付已经为时太晚，而采取外交行动，下结论又为时过早。达扬宣布说：‘政府……在我上任之前就采取了外交手段。我们一定要在外交上给予解决问题的机会’……”
达扬的这一声明通篇都是假话，这一点在他另外写的《紧急突击——以色列六天战争的战史》(1967年)一书中说得很清楚。达扬的任命使埃及及其他各国的领导人都感到吃惊，但达扬这一声明，恰恰和这些领导人原来的预料相反，这就使他们能安下心来渡过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种麻痹大意确实保证了5日(星期一)突然袭击的成功。
达扬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星期六所发表的声明，让数千名官兵休假，周末到热闹繁华的场所去游玩，使人们感觉不到任何开战的迹象。而且在各报星期天的晨报上都以照片的形式，大肆报道了这些官兵在海滩和酒巴间游玩的情景。不仅以色列人如此，就连埃及的高级将领们也都松了一口气，在开罗的网球场上呈现出周末的一派欢乐景象。以色列不仅欺骗了敌人，也迷惑了本国国民，而且按惯例召开了内阁例会，公开发表了新闻公报，向有关宣传报道部门公开宣布了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债券和税捐问题、移民和退伍军人的雇用问题、与比利时的文化交流问题、同秘鲁协作开发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等等。第二天早晨，各报都发麦了这些内容。以色列的记者、埃及的记者和从世界各地云集而来搜集战争情报的各种人员，都同往常一样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周末，发稿后各自回去休息了。
在政府上层进行这些战略欺骗活动的同时，军队也在战术上采取欺骗措施，企图以此使埃及军队按照以色列所希望的那样进行配备。
第一，以色列海军采取的欺骗措施。只拥有落后于时代的小规模海军的以色列，为了把埃及海军的注意力从地中海吸引到红海方面来，仿效过去的作法，利用少数几艘舰船扮演临时角色，反复暴露在公众面前，实际上是为了欺骗照相机的“眼睛”而循环进行同样的活动。在开战前几天，以色列海军装扮成准备在以红海的亚喀巴湾为中心的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的样子，而且在昼间威风凛凛地从陆路将4艘鱼雷快艇运往埃拉特。但到了晚上，又偷偷地掩盖好再返回原地，这4艘鱼雷快艇就是这样来回运送，反复地进行同一行动。实际上，以色列的红海海军部队也只有3艘鱼雷快艇。由于以色列海军的这一欺骗行动，在开战的前两天，迫使埃及的两艘驱逐舰从地中海调出。虽说是两艘驱逐舰，但却占埃及海军兵力的30%，对以色列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帮助。
第二，以色列陆军采取的欺骗措施。南线的以色列军队必须采取措施不让埃及方面掌握到西奈地区展开行动的地面机动部队的真实情况。实施伪装是肯定无疑的，但为了更有效地蒙骗敌人的眼睛，就让小规模的坦克部队在实际配备的后方地域来回移动，并且在其周围堆起很多土堆，看上去好象有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在那里集结。开战时，在西奈地区埃及配备了7个师的兵力，以色列虽然配备了3个师，但实际上只有几个临时编成的小规模部队。
开战前的第三个欺骗措施也是陆军采取的。沙隆将军采取这一欺骗措施的目的是，使敌人误认为西奈中部以色列军队的进攻方向是西奈南部。他使用假坦克进行配备，假装其加强的部队能从两方面展开作战；并且利用这种假象，成功地使埃及方面产生一种错误的印象，即他的主力部队在一旦有事的时候便可通过孔蒂拉向亚喀巴进攻。在1956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以色列曾运用这种欺骗作战获得过成功。沙隆将军这次还要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他的实际任务却是面对苏伊士一直向西前进。
第四，以色列空军采取的战术欺骗措施。其主要任务是分散位于作战地域正面的埃及空军兵力。为此，以色列空军与海军采取的措施相呼应，增强对亚喀巴湾和红海地区的空中巡逻。以色列的战争计划是让人们认为，他企图对西奈南部地区进行空中攻击。埃及方面已把第一线的20架苏制飞机从北部基地转场到南部基地，结果这20架非常重要的飞机，在开战的重要时刻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不仅如此，当一听到紧急情况立即返航时，机场的跑道已被炸毁；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却被正在那里等候的以色列的飞机击落了。
这里拟大书特书的是空军的行动。这与其说是欺骗措施，倒不如说是出人所料的行动更好些。通常在发动空中攻击之前，都要采取电子干扰措施，而以色列空军在6月5日7时45分(开罗时间是8时45分)发动第一次空中攻击时，并没有实施电子干扰。而是以超低空秘密按照海上迂回的航线突如其来，使埃军的雷达显示器上没有丝毫显示就进入了攻击。这是因为，如果事前实施电子干扰，埃军必然会进入戒备状态，袭击就难以达成突然性，事实正是如此。这样，在开战后最初的170分钟内就在地面上成功地摧毁了埃及空军主力飞机300架，占其第一线飞机的90%。这一初战的巨大成功，完全决定了六天战争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当时，能够升空的埃及飞机只有8架。
最后，必须附带说明的一点是以色列对付国际舆论的措施。为了避免遭到联合国的起诉而被谴责为“侵略者”，防止以不完全的形式强行停战，必须给人们是埃及方面首先动手的印象。因此，仅以埃及封锁蒂朗海峡为借口是很不充分的，必须使人们认为全面战争是由埃及首先挑起的。6月5日7时55分，以色列发出了第一次空袭警报。实际上，在10分钟之前，以色列空军飞机早已经起飞离地，这个时候正好是埃及空军飞机早晨巡逻完毕后返回基地实施加油的空白时间，空中没有一架埃及作战飞机。8时15分，以色列广播电台突然中断了节目广播，由以色列国防部长匿名发言人向全体公民发表公告说：“为了对付埃及军队的攻击，现在战争已经开始了。”
从此，斗争的舞台从军事转向外交。外交部长埃本立即飞往纽约，在外交上连续不断地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在政治谎言和国民的愤怒交织在一起的舌战不休的联合国会议上，统一了口径，战场上的将军和提督们都一致对“埃及的挑衅行为”多次进行反击。以色列的攻击到底是“预防”还是“先发制人”暂且不论，但六天战争最初的行动，完全是按照以色列的“预定方案”展开的，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同1956年发生的战争完全一样，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从费用与效果对比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推算出令人惊奇的胜利的数字。
埃及方面人员损失达11,500人，而以色列仅仅损失1,084人；埃及方面被破坏的坦克达500辆，被俘获的坦克200辆，而以色列仅损失了61辆；埃及方面损失飞机(轰炸机、歼击轰炸机、歼击机等)共约310架，而以色列仅损失19架。
关于开战时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的基本情况，本文开头列举了很多著作。除了丘吉尔的《六天战争》一书做了生动的描述之外，在拜福德琼斯的《闪击战》一书(1968年)中也做了详细的介绍。对叙利亚和约旦进行的类似的作战，以色列方面也同样获得了赫赫战果。但是，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作战并没有就此罢休。6月5日的袭击，只不过是以色列和埃及之间战争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火花而已。
“战场之雾”作战
在对六天战争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忽略以色列情报部所说的“总体战略”活动，在此提及一下也是有意义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六天战争。在开战前后，包括有组织地实施欺骗在内的军事情报活动(积极的、消极的、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等等)都隐藏在突然袭击的精彩画面里，绝对不会暴露在表面之上。但不管是在突然袭击里还是在以后的作战中，这些从不出头露面而做实际工作的人员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援。这就是所谓的“战场之雾”作战，是由以色列情报部长卡利布准将指挥的。
“战场之雾”作战的任务是向己方战斗部队提供准确的敌军情报，特别是敌空军基地的情报(例如准确地通报假飞机的位置)；同时，乘双方战斗情况混乱之机，充分地利用己方的成功和敌人的失败，并尽量努力限制己方的失败和敌人的成功所造成的影响。从对敌人的效果来说，就是扰乱敌军指挥，引诱敌人进入圈套，将敌军部队引向错误的方向，使敌高级指挥机关产生混乱、误解和错觉，促使敌军丧失士气，破坏敌军的指挥体系。
具体来说，如对占领地区，就是与政府声明步调一致地传播情报，使之与军事上的欺骗活动相呼应，播送消息；与此同时，使用战场上敌我双方的无线电通讯频道进行“无线电广播游戏”。如以色列情报部经常搜索调查埃军通信系统的情况(频率、使用密码和通信程序等等)，反过来加以利用；推迟和提前发表新闻，可以提高作战效果(故意不发表占领某个机场的消息，致使不了解情况的敌机不慌不忙、毫不戒备地着陆，轻易俘获敌机的笑话时有发生)；有时播送似乎真地占领了尚未占领的地方的消息，使敌人误解我方的行动，同时给对方在心理上增加压迫感；隐瞒事实真相，以提高欺骗敌人的效果，甚至有这样的例子，即埃及的当地居民不知道自己军队的失败，而把入侵者以色列的军队当作自己的军队加以欢迎。
此外，在以色列军队占领了约旦的杰里科的时候，以色列竟在48小时之内没有发表这一事实，以色列明明知道占领该地的消息从历史、宗教和民族的背景来看，新闻价值都很高，宣传效果亦很大，但却故意推迟发表。以色列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认为，杰里科是越过约旦通往安曼的所有道路的连接点，此处的位置在战术上很有价值。约旦军队不知道杰里科已被以色列军队占领的事实，为了向安曼撤退，都想通过杰里科。因此，以色列军队在此轻而易举地俘获了约旦的全部残存部队。
以色列情报部的“战场之雾”作战，除了进行上述活动之外，还监控埃及的战场通信，有选择地实施干扰破坏。其目的是，在埃军的骨干和下级指挥官向上级指挥官的报告中，凡有利于以方的报告，就不加任何干扰地让其原样上报，而对准确的报告则要实施干扰，使其不能很顺利地向上级机关传送。不久，这种干扰的效果显示出来了。埃军虽然企图设法重新建立通信系统，想大量使用有线电或者传令兵，但以色列地面军队已经封锁了道路或者在那里伏击，因此埃军的通信联络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此外，以色列情报部还努力探测这种战场上同开罗上级司令部之间的混乱与不安的状况。针对这些情况，达扬进一步加强了战略欺骗活动。
作战情报的来源还有谍报活动和审问俘虏。一般说来，军人和官员都有一种通病，即喜欢贪功诿过，夸大成功，而把失败和损失缩小到最小限度。特别是埃及军人，这种倾向更为严重。以色列军队情报部不仅努力获取情报和进行监控，而且也非常注意情报的安全保密工作。特别注意不牵连苏联的情报活动，同时也很注意雷达被监控和能进行电子对抗的逆火式飞机。据说，以色列军队情报部自1956年以来一直采用一次性随机密钥式密码通信方式，就连苏联的克格勃和军事情报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保障局都破译不了以色列的这种密码。
如上所述，以色列军队情报部的“战场之雾”作战充分地利用了埃及通信系统不完备的弱点，有效地对由于混乱而丧失耳目的埃及军队提供大量错误情报的活动，从而更加扩大了埃军的混乱和不安。战后，埃及方面也整理出了许多情报记录，给人的印象是以色列在这方面未必处于绝对优势。但可笑的是，这恰恰再次证明了“战场之雾”作战的成功。就是说，埃及的领导人和将军们，也把以色列所散布的假情报误认为是己方的情报而进行引用。
1967年6月的六天战争，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突然袭击行动，是按照意图完成突然袭击计划的典范。但其成功却在下次战争中(即1973年10月6日的所谓“赎罪日战争”)，成为把以色列置于六天战争中埃及位置的悲剧性的原因。
六日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的突然袭击1967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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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研究7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中的阿拉伯军队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与珍珠港事件的相同之点
技术上突然袭击时代的开始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在六天战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以色列，在1973年10月的“赎罪日战争”(阿拉伯方面在以色列的“赎罪节”这天发动的突然袭击，故称之为“赎罪日战争”)中，相反地却遭到了阿拉伯方面的突然袭击(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技术上和心理上的突然袭击)。在战争初期的一周时间内，以色列完全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深渊，这样讲毫不夸张。有的专家说，如果当时埃及军队在初战胜利后不停顿地一直攻占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以色列就会彻底失败。但是，由于埃及军队不想离开由各种导弹和火器构成的保障初胜的“防空保护伞”，在争夺戈兰高地的战斗结束后，以色列以勇敢战斗精神和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乘机转入反击，结果获得了最后的辉煌胜利。
阿拉伯方面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对以色列发动的这次战争，在当时使东西方各国的军事专家们大为吃惊。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象以色列这样一个以第一流的情报而闻名于世的国家，为什么能被阿拉伯方面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而且使自己初战惨败，几乎陷入亡国的边缘呢？
军事专家中有人认为，以色列在开战之前10小时发出了预先警报，进行了部分动员(10万人)，并且在4小时之前下达了总动员令，因此这次战争的开始不是突然袭击，而应该称之为“急袭”。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不仅未能阻止阿拉伯方面的攻击，而且在很多方面感到“突然”。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专门成立了“阿格拉纳特委员会”。该委员会最后确认是遭到了“突然袭击”。所以说，“赎罪日战争”是以“突然袭击”开始的。
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在《耶路撒冷邮报周刊》上以整整4页的篇幅进行了大肆报道，大量列举了政权斗争中耸人听闻的有关消息。问题的中心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即掌握了大量的情报，为什么容许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呢？该委员会在分析追究了各种战争的背景和发展之后。将其原因归结为“情报判断”错误，提议改正“情报系统”的缺陷。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其原因，质问“为什么情报判断会发生错误呢？”这样就不能单纯地归因于情报判断的错误和情报系统的缺陷了。最后，不得不追究到潜在的真正的原因，即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世界政治》杂志上刊登的《国家情报判断的错误——赎罪日战争中的情况》(阿维·施莱姆)和《马后炮与先知——突然袭击分析的理论结构》(阿布拉罕·本兹)两篇文章，从这个侧面进行了彻底的分析。
有关阿拉伯方面，特别是埃及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的情报，在这之前曾多次发出警告。以色列5月份虽然下达了动员令，但却完全落空。停留在口头上的动员是很简单的，但如果作为国家的事情来考虑，那就是非同小可了，而且，尚需很多经费。因此，政府领导人和军事领导机关迟迟未能做出决断，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在特拉维夫的决策者们的心理活动中，总以为这次可能又是“假情报”，因为对“狼来了”、“狼来了”的叫喊声已经习以为常，之所以推迟决断的时间，正是由于这种心情在作怪。
不仅政治上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前线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心理状态同样也是听惯了“狼来了”的叫喊声。当时正好是赎罪节。此外，也可能是由于对六天战争中体验到的敌我双方的实力差距，过于自信了。即使下达了部分动员令，前线也不一定能够认真领会，总以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没有采取对付侵略的措施。
在军事指挥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这就是关于对阿拉伯方面的作战原则和战术原则的认识问题。这准备在后面详细叙述。但以色列军队首脑机关根本没有预料到，阿拉伯特别是埃及军队的地面部队会在其“防空保护伞”的掩护下前进，而且还将大量反坦克导弹投入了战斗。因此，同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渡河部队的交战中，一下子就损失了大量飞机和坦克，使作战行动遭到了很大挫折。一般来说，军队都具有难以从旧军事原则中摆脱出来的本性，而在赎罪日战争初期，这一缺点完全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在国家情报的判断方面，制度上的混乱和对立，影响着向高层领导呈报正确的判断，妨碍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且，制度上存在的缺点，更进一步加重了人的主观上的错误。一般情况下，在情报的制作者和情报的使用者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区别。决策人和情报专家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相互间也应该完全保持着独立、自由的立场，必须充分地保证各自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和行政上的自主性。著名的沙曼·肯特先生也说：“对于情报来说，为了获得最大的指导价值，必须充分地接近于政策、计划、行动和作战。但也不能过分接近，以免丧失其客观性和判断的综合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开始之前，似乎面临着最严重的事态。这时，只有军事情报部门才享有作为直接辅助内阁的唯一机关的地位，政府首脑几乎要将其全部垄断，因为六天战争的巨大胜利提高了以色列军事当局的地位。不管怎么说，垄断的情报机构容易使决策人做出狭隘的、武断的错误结论。当时的以色列似乎正处于这种最严重事态的顶点。尽管有4个情报机关，但唯独军事情报部才能与内阁接触。阿格拉纳特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由于这些人为的和制度上存在的重要原因交织在一起，使以色列在大量情报资料面前，辨别不清“干扰”与“信号”，丧失了决断的良机，在赎罪节这天遭到了突然袭击。因此，赎罪日战争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与珍珠港事件的相同之点
为了研究赎罪日的突然袭击，必然要同有关的人员一起再次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典型战例，即珍珠港事件。通过研究，发现了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特别明显的地方有如下三点：
第一，遭受突然袭击的一方都获得了对方的大量情报，这一点几乎完全相似。尽管如此，但如果情报不准确或处理错误，就会影响适时地定下决心，或者错误地发出警报。
第二，未能判断出对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急剧变化的战略(战术)原则或者行动样式(方针)和技术革新的变化。
第三，遭受突然袭击的一方都存在着同样的弱点，即麻痹大意、过于自信和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情况判断。虽然形式不向，但情报机构的状况都有同样的问题。而且在政治机关、军事机关同前线之间都未能及时疏通情况。
在《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一书中介绍了罗伯塔·沃尔斯特德女士分析的情况，在此仅就其结论部分再简单地重复几点。据该女士说，美国方面招致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八点：
(一)在檀香山，对虚假的警报已经习以为常，因而以悠闲的心情等待着警报。
(二)华盛顿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战线上，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先入为主，没有看到身边迫在眉睫的真正危机。
(三)密码的破译和对方情报的获取都过于容易，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和评价过于自信。
(四)在大量的“干扰”信号中，很难识别出“信号”的真假。
(五)固执于过去的倾向和原则，不能适应现在的新形势。
(六)华盛顿——檀香山——基层单位之间的信息交流不畅。
(七)传达的情报、电报和警报的内容含糊不清，容易使接收的一方产生误解。
(八)在政府机构和军事当局内部，缺乏统一明确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两者间还存在着相互对立和竞争的关系，不能采取一致的行动。
如果把美国换成以色列，把日本换成阿拉伯(埃及)，把檀香山换成西奈前线，把华盛顿换成特拉维夫，沃尔斯特德女士的这八条主要原因完全适合于赎罪日战争。尽管掌握了阿拉伯各国进行战争准备的情报，但没有采取充分的警戒措施。以色列(包括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在内)也同样过于顽固地坚持先入为主的观念，错误地解释了美苏之间缓和的意思，误解了苏联撤走技术顾问的意思——不是作为危机的临近，而是误认为苏联脱离开罗。也就是把从政治关系和战略环境中获得的先入为主的观点，错误地用来制定军事原则和指导作战行动。
此外，以色列和美国都过低地估价了阿拉伯的军事力量，将1967年6月取得绝对胜利时对阿拉伯的印象，原封不动地搬到了1973年10月。仍然认为阿拉伯军队训练不严格，没有任何加强，士气低落，对现代武器的操作不熟练，不善于展开协同作战。更没有想到埃及军队会越过苏伊士运河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另外还认为阿拉伯军队采取高效率的军事行动缺乏必要的精神上、文化上、民族和生理上的素质。在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手册上，都是这样介绍阿拉伯军队的情况。因此，可以说在赎罪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受到了一种“能力”的突然袭击。
从其对能力的评价和对形势的估计方面来看，不仅以色列，就连美国也负有很大责任。美国人的慌张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造成的。对于阿拉伯方面肯定要发动战争的消息，以色列是10月6日上午4时才知道的。当天晚些时候，获得了战争开始的情报，首相断定这是“具有权威”的情报，国防部长也认为是“可以信赖”的情报。因为这份情报不是关于军队调动的情况，而是阿拉伯方面决定开战的消息。但即使如此，达扬仍未下决心进行总动员。因为过去曾发过这样的警报，但结果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还是要美国给阿拉伯做工作，让其打消发动战争的念头。于是就把阿拉伯决定开战的情报转达给了美国。
首相虽然建议召回全部预备役人员，但达扬只同意进行部分动员。首相批准这一命令，用了两小时的时间，于9时零5分发布了部分动员令。但20分钟后又改为全面动员，开始的时间是上午10时。从获得真实的情报之后，实际上已经过了近6个小时，而且已经到了是战争开始前的4小时。当获得这一情报的时候，以色列领导人认定阿拉伯方面要发动进攻，时间预计在下午6时(比实际爆发战争的时间晚4小时)。所以南方部队的指挥官反应非常迟钝，调动坦克部队的指令下达得也很缓慢。结果，在战争初期，南线几乎全部遭到埃及的突然袭击；在北线，也遭到了叙利亚以同样的手段进行的突然袭击。
尽管美国拥有庞大而严密的情报网，但美国情报部也犯了类似以色列的错误。早在1973年9月下旬，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获得了有关阿拉伯方面的进攻图意和进攻时间的情报，但认为来源不可信，并且断定，即使出现了紧张状态，也不可能发展成为战争。10月份又一次获得了阿拉伯企图发动战争的情报，但中央情报局轻信了外交官员否定这一情报的说法。在开战的两天前，国家保密局的研究人员报告说：“战争即将来临”。但其上级完全不相信。甚至在阿拉伯发动突然袭击的当天早晨，情报委员会还断定战争没有逼近，而且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之所以这样，因为出席者当中，有的人对这种情报持否定态度。
即使在战争爆发后紧急召集的最高危机管理集团的联席会议上，除一人之外，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以色列首先发动的战争。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有科尔比中央情报局局长、施莱辛格国防部长、默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些人也同样认为是以色列方面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据说，只有艾萨顿助理国务卿一人认为是阿拉伯首先发动攻击的。这个情况在科尔比和福巴斯合著的《可尊敬的人们——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活》一书中做了详细的描写。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进一步恶化。繁杂不一的情报的泛滥，使美国国防情报局陷入极其混乱的状态。最后达到了美苏即将针锋相对的地步，美国向其驻世界各地的部队发布命令，要求进入“三级戒备”状态，以防备同苏联一触即发的事态发生。由于不能正确地判断情报所造成的巨大“震惊”，美国的混乱状况也似乎超过了限度。稍不谨慎，就有可能把以色列从这个世界上毁灭掉。说穿了，美国最担心的是发展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大战。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自以为是、主观武断的例子。
技术上突然袭击时代的开始
在赎罪日战争中，引起世界各国军事专家们特别注意的是“技术上的突然袭击”。也就是说，新的军事技术的突然出现，会招致过去没有预料到的“战场上优劣关系逆转”的现象。在赎罪日战争中，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已经变成了现实。一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弱小的阿拉伯军队，在战争初期给予实力强大的以色列军队以沉痛的打击，原因是阿拉伯军队第一次使用了新式轻型武器(新型导弹)和以最新方法使用了旧式武器。所以，以往战斗力最差的步兵，在同坦克和飞机针锋相对时，反而能处于优势地位。
在埃及军队渡过苏伊士运河，进攻西奈半岛的时候，前来迎击的以色列最精锐的坦克部队虽然轻而易举地突进去了。但是，在这里却遭到了由大量反坦克导弹装备起来的埃及步兵的打击。埃及步兵使用的都是苏制盗贼式(AT-1)和烧箱式(AT-3)反坦克导弹，每两人一枚，积极地同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部队相对抗。这样，没有任何交战精神准备的以色列的一个精锐的坦克旅就在西奈半岛很快被击毁了。从武器的性能上来说，可能不如以色列，但其数量却很多。以色列方面在开战之初的一周期间，大约有200辆王牌坦克无法出动，为此，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们气急败坏。阿拉伯军队的步兵部队战胜了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部队，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同样的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发生了。渡过苏伊士运河的埃及军队，因为没有藏身之处，好似飞蛾投火，正是飞机攻击的有利目标。以色列空军飞机对踊跃渡河的军队进行了空中攻击，但反而出乎意料地遭到了毁灭。埃军的渡河作战部队几乎完全在“防空保护伞”的掩护之下，从容不迫地实施行动。展开攻击的以色列飞机，不断地被击落下来。除使用了自越南战争以来人们热知的高空、中空和低空地空导弹外，还使用了第一次露面的、抗电子干扰的SA-6得利式地空导弹，所以埃及的地面军队能有效地抗击以色列的空中突击。这样一来，在战争初期的头一周内，以色列方面就损失了100多架歼击机，占其全部飞机的五分之一，结果航空部队被步兵打败了。这对以色列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这样，就产生了新的战场原则。当时的《新闻周刊》进行了如下论述：
“坦克未必能够控制战场”。
“地面军队也能够抵抗空中力量”。
“无论是坦克还是飞机，在作战的时候，都应该同步兵配合行动”。
“恶魔一样的导弹”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战争样式。
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新式武器，以色列恐怕很难恢复元气。由于从美国引进了小牛式空地导弹和反雷达导弹，才使以色列摆脱了困境。后来，发扬了勇敢精神，一举突破了埃军的战线，冲过苏伊士运河，并且包围了埃军，看到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但是，据说在战争初期，以色列人受到的“技术上突然袭击的冲击”，比其他任何突然袭击的冲击都大得多。
赎罪日战争提供了很多与珍珠港事件相同的“突然袭击的经验教训”。关于突然袭击，且不论与最后胜利的关系如何，但它往往取决首先发动战争的一方。企图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智慧和手段，想方设法攻其不备或乘虚而入，力图发生“预料不到的事件”；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科学技术能使以往“不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的时代，因此，就使发动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在赎罪日战争中，除了“时间”、“地点”、“速度”、“战术”和“欺骗”等重要条件之外，还增加了技术方面的新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使人感到具有新时代突然袭击的特征。在被称为军事专家的人们中间，存在着故意降低这种新“技术”革命意义的倾向。但是，在今后的战争和国际纠纷中，这种“技术上的突然袭击”将成为胜败的关键，这已是不可掩盖的事实。
正如在福克兰群岛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朝鲜航空公司飞机被击落和美国侵占格林纳达等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在八十年代以后发生的冠以“战争”之名称的事件中，“技术上的突然袭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在与“欺骗”手段相结合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是令人难以预料的。所谓的“电子欺骗”就是如此。能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看不见的战争”，这时，被袭击的一方就难以对付。既老而又新的问题正在变换着样式，准备以一切手段(从有形的手段到无形的手段)投入突然袭击。这样突然袭击肯定会成功。即使在实力上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对付力量强大的对手时，如果计划得当，突然袭击也会成功。所以，要获得胜利，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手段了，那怕是企图暂时获胜的一方，也必定要采取这种手段。“突然袭击的不可避免性”是会长期存在下去的。
赎罪日战争中阿拉伯方面的防空配置和地面袭击部队1973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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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工具箱[ 发短消息 引用回复 回复话题 ] 版主工具箱 [ 删除 编辑 精华 加密 ] 9楼 2006-4-5 19: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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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例研究8对敌人和自己都进行欺骗——1968年8月20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岩岛久夫[日本]
[出自《突然袭击的研究》]
迈向危机的步伐
西方国家情报部门的失败
西方国家的混乱
迈向危机的步伐
笔者作为富布赖特研究员的第一次活动，是从1968年8月底首次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年度大会开始的。当时正值总统大选之年，尼克松与汉弗莱之间的激烈争夺战也带进了学会。会场上到处都是共和党派和民主党派的争论。但当时集中到这里来的学者和研究员们之间，主要话题则是在一周前即8月20日发生的苏联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在学会的日程之外，散发了许多传单，号召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参加讨论。学会结束后，到了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在那里又在著名的反共学者斯特劳斯弗佩博士和金特纳博士指导下进行研究活动，这一年受益非浅。年轻的研究员们都在以捷克事件为主题从事研究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