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七妹像（毛泽东母亲）
读《文强自述传》方知 毛泽东竟是文天祥的后裔
1283年腊月初九，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慷慨就义。1275年，元军犯边，他组织义军北上勤王，坚持抗元。后兵败被捕，在诱降期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的名句。崖山之战后，南宋灭亡。1283年，文天祥拒降，向南跪拜，英勇赴义。六百余年后，文天祥的22世孙女文七妹生下儿子叫毛泽东.以下短文摘自《文强自述传》----文强（1907—2001）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学运，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1年脱离共产党后，为国民党效命。1948年，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淮海战役中，为人民解放军俘获。被特赦后，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07年，那是辛亥革命的前五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簏，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要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10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的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嗣堂里对呵，他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毛泽东表弟文强是国民党特务 同为文天祥后裔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毛泽东是他表兄，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少奇是他的同乡，林彪是他的同学，戴笠倚视他为心腹骨干，杜聿明对他甚为欣赏……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上海没找到周恩来，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并未引起重视。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在老朋友程潜处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在狱中，他拒绝写悔过书。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6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特赦了杜聿明等一大批战犯，然而都没有文强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特赦后的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