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顾维钧先生（1888 一1985 ）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自1912 年担任北京政府总统府及国务院秘书起，历任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大使，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折冲搏姐逾半个世纪，经历过一系列中外关系的大事，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顾氏自196 。年开始，应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之请，用了十七年的时间，耗资二十五万美元，完成了英文稿1100 。页的口述回忆录。这部长篇回忆录涉及旧中国的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内容极其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通过陈鲁直大使、贺其治先生，拜访了顾维钧先生，洽商在国内出版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顾氏欣然表示同意，并恃意为中文版写了序言．其后，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天津编译中心）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委托，成立了以袁东衣先生为首的翻译组，全盘承担了此书的翻译任务。翻译组从1 982 年7 月开始工作。参加翻译和校订工作的先后达六十余人，大都是高等院校的学者与社会知名人士。译校工作自始至终严肃认真，不仅力求文笔畅达，忠于原著，而且反复查证史实，务期准确无误．译本的第一分册于1983 年5 月间世，第十三分册于1 994 年出齐，全书共600 万字。顾氏回忆录中文版发行后，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史学界、外交界及广大知识界的赞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许，咸以为顾氏回忆录中文版的出版，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然而，由于该书篇幅浩大，使般读者难以卒读．为此，顾维钧先生女公子菊珍女士19 , 4 年回国时，曾与天津编译中心共同研议，决定出版一部《缩编》 ，以适应一般读者的需要，并可促进此书的流传。
由于回忆录所记述的史实连贯性很强，许多事情的演变过程曲折复杂，盘根错节，缩编工作的难度很大。经过反复研究，确定缩编的原则是：主线不断，层次不乱，大事不丢，文字不变。即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整体框架与章节层次，抓住主要历史事件，突出关键环节，并力求保持作者的思维方式与文字风格口除正本中“次日”、“两天后”之类的时间用语改为具体时间外，全为中文本原文。缩编是全书的浓缩，不是局部切割，从总体上保持了原著的精华。为做好《顾维钧回忆录》 的缩编工作，特组织了以袁东衣为首的编辑组，成员有谢国祥、杨大辛、孙立民、何林荣、傅曾仁、刘保慧。缩编工作历时一年有半，经过反复阅读，更番审定，将原书600 万字压缩为100 万字，分上、下两册出版。在缩编过程中，并对原中文本中误译和错排之处，作了更正。但在内容的取舍方面仍难免有不尽如意之处，尚祈读者鉴察。
第一章家庭与求学
我于1888 年1 月29 日在上海出生．父亲顾溶（字晴川），母亲蒋氏。我行四。生我那年，母亲二十三岁。我不到两岁，妹妹就出生了。外祖母承担了对我的照看。当我三岁零一个月的时候，二哥和我就被送去上私塾，离家一英里。我记得，我非常愿意天天上学。我在私塾交了许多朋友。每天两、三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玩。我觉得我既在学习，又在娱乐。这种生活，持续到我十岁。我姐姐结婚，她丈夫去一所教会学校上学，名叫英华书院。他向我建议，和他一起去那里上学。我进入这所学校的预科后，周末回家，每星期一早晨返校，
学校里的新环境和新课程使我耳目一新。我在学校开始学英文，还学算术和地理。1899 年的期末大考，我在三百五十名学生中，名列第八，被奖给一本英文大字典。转年暑假，我患了疟疾，从7 月中得病，直到10 月病情才开始有所好转。当时英华书院的第二学期早已开学，我再跟班已为时过晚。在此期间，姐夫蒋昌桂想去圣约翰书院上学。在蒋昌桂的劝说下，我和他一起报考了圣约翰书院。
二十世纪的头四年，我在圣约翰书院上学。我记得当时校内外到处谈论改革，即实行宪政和社会改革。1904 年初，学校当局鉴于赞同所谓新学的情绪普遍高涨，决定调整中国教师。他们聘请了新教师多人以取代守旧的教师。我们的中文课改由一位留日归国的' , ．用．. . ．卜胃侧，翻．. . ，曰．. . . . . ．目阴口日口．. ．即‘．盆，口．口目日曰口．．曰脚口．侧价‘即．" . . . .
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学者讲投，他完全同意康梁维新派所王张的新思想。他在日本读书数年，头脑中充满新思想，因此深受学生欢迎。
我有两个同学，决定赴美留学，约我同往，要走的同学共有四人。另外两人是施肇基博士的侄子，炳元和赞元。施家兄弟也劝我和他们同行。我立即表示同意，母亲则强烈反对。我尽力向她说明那是该做的事，她始终没被说服，但我还是着手准备。我确定出国并通知父母后，就决定剪掉辫子。我剪了辫子，用丝带把辫子扎好，放在纸袋里，我带回家里，交给母亲。她一见到就大吃一惊，并哭了起来。她把辫子当作珍贵物品锁在衣箱里。
我们一行七人于1904 年8 月赴美。其中有。施氏三兄弟炳元、赞元和厚元，朱榜生，还有孙嘉禄。此外，有一位是江苏省政府官费获得者杨诵清。施肇基先生是我们的领队，他照料着我们。他负有照料江苏省派遣的留学生的使命。他把我们安置在库克学院。实际上，他准许我们在两所学校里任选一所，并告诉我们两校各自的优缺点，但是他自己比较喜欢库克学院。我记得，我和孙嘉禄决定上库克学院。
库克学院是一所寄宿学校，学生都来自附近的村庄。实际是一所农村学校，费用很低。我记得我们一年只要有九百美元就够了，食宿和学费都在内，我们在库克学院呆了一年。学校师生对我们很好。校长诺顿博士和他的夫人和蔼可亲。他们看待我们有如自己的子弟。
早在我出国之前，我就想去哥伦比亚大学上学。它是一所著名的大学，政治系尤其有名，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考试，除了化学以外，其他各科都及格。但我还是被录取了，条件是我须在大学补习化学。1905 年9 月底，我办完了入学手续，开始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生活，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清政府派五大臣到西方考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5 察立宪政治。我记得他们是在1905 年末到1906 年初的那个冬天来的。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和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我代表中国学生团体参加欢迎考察团。我陪同他们参观了学校。考察团的主要顾问都是曾经留学美国或英国的学生，这对我的印象很深。有一位顾问就是我们来美时的领队施肇基。那时候，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由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组成。其中有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德，研究欧洲史的罗宾逊，研究社会学的吉丁斯，研究近东和西亚的杰克逊。我可以指出几十位来。所有这些学者都负有国际声望．
除杰克逊外，其他人的课我都选过。但我对杰克逊很了解，因为他组织了一个社团。后来，我又选修法学院一些教授开设的课程，如著名的克尔奇威、库欣和讲罗马法的史密斯教授。我有机会在这些名师的教导下读书，确实是三生有幸。
我对校内的一些活动越来越感兴趣。我参加了通常由法学社主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我甚至参加了戏剧社。
我进了《 旁观者》 编辑部，成了副编辑。又逐步从副编辑升到新闻编辑。义过了一年，我被选到经理部工作，后来在四年级时当上了总编辑。虽然《 旁观者》的工作很艰巨，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它确实大大有助于我提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我当时还担任《 哥伦比亚月刊》 的业务经理和《 哥伦比亚人》 的编辑。我记得在三年级时，有一天，一项通告发表了，说要选举九名学生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学生包括全体教师在内来和学校当局打交道的。最后，我听从朋友们的意见，也当了候选人。
6 颐维钧回忆录缩编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交往中是从来不考虑种族区分的，我和洛种族的学生都交朋友。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是信仰犹太教的，同时也有很多是信奉其它宗教的。这两方面的人似乎都感到他们宁可投中国人一票，也不愿意投其他那一派的人一票。这使我得到了犹太学生和非犹太学生双方的支持，在选举中取得成功。我参加了一些社团，其中有法语学会，“皇冠”组织，还有一个纳柯姆斯（Nacoms ）高年级学生协会。
第二章婚姻问题
我于1908 年夏夭回国。我取道欧洲，以便看看旧大陆。这当然是一次相当重要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欧洲。
我是遵父命回来的，在这次回国期间，我第一次结婚，按照老习惯，父母都尽早为子女选择配偶。有一次提亲，提的是著名中医张聋馨的侄孙女，比我小两岁。到我十二岁半的时候，我父母背着我商定了这门亲事。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来信，建议我在毕业前回家成亲。我回信说，婚事应该在我完成学业并有了固定职业之后再办。不久，我哥哥来信说，这是风俗，我要是能回国成家，会使父母喜欢。当我从信里知道我父亲因我拒婚而烦恼时，我也很难过。找说，如果他真要见我，我就回去看望他，条件是回去后不结婚，仅把这事情商量一下。随后我收到一封回信，说父亲完全接受我的意见。我回上海后，母亲第一个向我暗示我父亲有意为我安排结婚，当天晚上，他和我母亲在一起，把我叫去商谈我的婚姻问题、谈话破裂，父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哥哥到我屋子里来对我说，昨夜的会谈太伤老人的心了，以至于他饭都不吃。我哥哥同我长时间谈话，使我做出了一个很不情愿的决定。我说，既然父亲把这事看得这样严重，我当然不想使他不偷快，甚至生病。因此，如果他要我结婚，我愿意履行结婚仪式，以使他高兴并顾全他的面子。我哥哥很快把我们之间达成的谅解告诉了我父亲。他不再拒绝进食了，并吩咐立即准备举
8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行婚礼。婚礼仪式完成后，我们被俄拥着上楼到新房里去。吃过了饭，我到我母亲的屋子里去睡觉，这件事引起了轰动。第二天以及以后几天的晚匕我还是到我母亲屋里去睡。直到有天，我毋亲告诉我，她要用她自己的屋子了，并且指出我总不去新房是不对的。我父亲也为此担心和不高兴。于是，在她的敦促下，我回到了新居，{ R 只是吃完晚饭才去。我睡在一个躺椅上。我形式上的妻子要我在大床上睡。我说大床是给她的。她说，如果我要单独睡，她可以睡躺椅，把大床给我．就这样，好几夜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我的思想始终集中在如何尽快回到美国。有一天，在我父亲仁班之前，我见到了他。我对他说，婚礼已经举行，我已结婚，他应该高兴，我也准备回去了。显然他一定已经听到许多关于我的行为的闲话，所以很坦然地对我说，可以回去，但必须带着妻子，他实际是提出了一个绝对的条件，要么把她带走，要么我也别走。我只好把她带走。
我记得我们在旅途中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只谈了些对她本人和对她的教育有利的事，还有她在美国会碰到的情况。我把她当作我的姐妹；我对她负有责任。到达纽约的当天，我把她送往费城。那里我有一位朋友可以给她介绍学校。他推荐一个家庭，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女儿。这女房东慈爱如母，对她非常关心；她或她的女儿将轮流指导她学习英语。
第二天安排好一切后，我返回纽约。只要有可能，我就去看她。我（lJ 像朋友那样见面，我总设法带她到外面去散散心。我们常在一起进行娱乐或消遣，谈谈我们的朱来。对于我们未来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或争论。
1909 年秋天，我提故找再倪诗这种人为的关系。我们必须作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9 出安排，使双方都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样对双方都好。我记得她当时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她只是听着，显然还没有充分理解我们谈话的全部意义。她只是问道，既然我们已经正式结婚，那该怎么办。我告诉她说．中国的民法有关于双方自愿离婚的规定，只要有关两方签一项协议就行了。我引用了规定的条文，并答应寄给她一份。我一同到纽约就把文件寄出。在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又讨论了这个问题。她问我她以后该怎么办。我说这要看她了。一旦我们签了协议，我们两人就都自由r 。她可以自由选择，或者留在美国，由我负担她的学习费用；或者回中国去，按照她自己的意愿，住我父母家，或间她自己的家。她可以工作、教书或继续学习。
我回纽约写出协议草稿，把草稿带给了她，要她研究一「，看看是否对一切都明白了，还要不要修改。又过了好几个月，我去看她。她说，她想不出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如果我要在协议上签字，她也准备签。
我们大概是在1911 年签的协议。协议规定，我们两人各执一份，另两份送双方父母。我们以一种十分友好的方式脱离了关系。以后她说她不知道是否该立即回家；她打算留下来，因为她已经对学习发生兴趣。我还像平日那样，不时地去看她。我记得直到1911 年下半年辛亥革命之后她才回国。我曾去给她送行。
- J 囚一．- . . . ．一
第三章结业回国
我于1908 年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n 月份，唐绍仪先生作为特使会见西奥多· 罗斯福总统。据当时报道，在美国公民因义和团叛乱所受的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均已如期偿付之后，美国准备把存在美国财政部的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予以退还。据说使团的主要目的，是磋商退还方法和款项用途。双方都有意把这笔钱用于向美国派遣中国留学生。这个意见深受太平洋两岸人民的欢迎．使团的第二个目的，虽然没有公开宣扬，但据说具有同等重要性。那就是同美国磋商，由美国投资开发满洲。
正在这时候，北京由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死而发生危机。来自北京的电讯，带来了北京流传的谣言，对皇帝之死，众说纷纭。随着慈禧太后之死，袁世凯失去了权势。袁曾掌握操纵皇室的权力，他支持唐绍仪的出使。从华盛顿私下传来的消息表明，唐的使团准备缩短访间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唐是袁世凯集团的一位很重要的支持者。由于慈禧太后的逝世，袁世凯不仅失去了权力，而且丢掉了职位。事实上新政权一上台就把他免职了。在使团离去以前，唐绍仪向中国学生团体发出了邀请。他邀请四十位中国学生作为他的客人在华盛顿逗留十天。我是其中之一。一般认为名单上的四十个人具有广泛代表性，因为所选的学生都属于学生团体中公认的代表人物。
十天的访问在1 月初开始。我到了那里，大致组织了一下，以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11 便找一个发言人，在使团征求意见时代表学生团体的观点和在适当场合发表感想。学生团体推我为代表。唐绍仪设盛宴招待我们。在宴会上，他向我们表示欢迎，并说，中国正处在使国家现代化和强大的伟大运动的开端，为此急需经过训练、受过现代教育并熟悉西方各国崛起富强的思想和方法的人才。他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人，和在西方各国学习的中国人一样，都是非常需要的；他们回国后，都大有可为。这是一篇鼓舞和激动人心的讲话，作为受邀团体的代表，我应邀致答词。我记得我作了一次适合当时场合的简短发
，不仅受到我所代表的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
我在1908 年的时候，我从注册
。会后，唐亲自过
彭甲气向我表示祝贺· 这就
言识
是我同唐绍仪的第
一百二十四个学分
；因此，我有资格‘。我去告诉他，我
分排
我所在的班在190
E 我三年级快要结束坛已经读完了规定的了一百二十六个学告，请他做出毕业安我告诉他说，我想跟这个班，特别是由于
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分乐意干的《 旁观者》 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和纳柯姆斯高年级学生协会的成员等。注册主任说，他不明白，按照规章，我已完成了规定的课程，既然我坚持不愿毕业，他说可以考虑一下。后来他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告诉我说，我可以拒交二十五美元的毕业费，然后他就把我的名字去掉，并在他的报告中说明，我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要求。从1909 年初开始，我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生。我是按照穆尔教授的意见学习法律的。他是我主修专业课程即国际法和外交的教授。我在法学院读了两年，学习了全部课一一～一～一～一一一肖崎叫的，. . . . . . " . . . . . ．曰．. . ．闷目曰．月脚门未如入
12 顾维钧网忆录缩编
程，也就是说，我学了除有关司法程序以外的所有学科。我的主修科，国际外交，由穆尔教授指导。我还兼修两门副科．就是古德诺教授的宪法和行政法和比尔德教授的政治学。我间穆尔教授是否有必要攻读文学硕士。穆尔教授回答说，如果我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我只要写一篇论文就行了。我就决定先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穆尔教授给我指定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 “破火山口”案件的历史和法律》 。
我～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继续学习。我前面说过，我在三年内读完了规定的学分。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四年级时，我实际上已经在读研究生的课程。到1909 年，我在获得学十学位的同时也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 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 。穆尔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其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而且还很少有人论述。我的论文写了两年。我努力搜集各种有关资料。这是一个新的题目，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的资料没有经过很好的整理，我不得不把它当作部分原始资料来进行工作。其它资料有英国议会报告书，通常叫做蓝皮书，法国外交部向国民议会的报告书，通常叫做黄皮书；还有德国外交部的黑皮书之类。我在洛氏纪念图书馆的地下室花费了大约两年时间，翻阅各种资料．1911 年秋季，我开始认真写作，并开始复习读过的书、听过的课和过去一年里上过的课程，以准备哲学博士的口试。辛亥革命后的几个月，是我紧张工作的一段时期，进展很快，同时我还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中国事态的发展。
大约在1912 年2 月中旬，我收到中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一封公函，邀请我去拜访张荫棠公使。几天后，我利用周末应邀前去．出乎意料，公使通知我说，他收到袁世凯总统的秘书长发来的一封电
第一卷童午及求学时代13 报，转达总统的邀请，要我去他的办公室当英文秘书。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无法想象这个职位的性质和要求。我又惊又喜，但并没有忙着接受任务。我告诉公使说，我对这个建议受宠若惊，但我不能离开美国，因为我正在为哲学博士学位作准备。公使说，电报的口气很肯定，而且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以这样的职位开始他的事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所以我不应拒绝。他甚至说，我可以在以后再回来完成攻读博士学位。他敦促我接受，回国支持新政府。但对我来说，在哥伦比亚一劳永逸地完成我的学业要重要得多。这样，我使公使感到非常失望。他告诉我，他将把我的话电告国内，不过，他也同样感到国内是不会同意我拒绝的。
我回到纽约，立刻去找穆尔教授，告诉他事情经过。他对我竟然没有事先同他商量就拒绝r 这项建议，似乎非常惊讶，甚至有些困惑不解。于是他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他知道我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是为了准备担任公联，为国家服务，而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使年轻人进入国家机关，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和发展工作。教授告诫我说，如果这项建议再次提出，我绝不能再拒绝了，而且我必须先和他谈一谈。
不久，我想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张公使果然给我来了公函，附着一份北京来电的抄件，这个来电是答复他去电的。来电要求公使促我接受。我立刻去找穆尔教授，把这消息告诉他。他很高兴，并且说，我一定得去。我反间他，我的论文和口试怎么办呢？他说口试可以在我喜欢的任何一天举行；至于论文，他要知道我的进度。他要我把已经写好的部分给他，以便他看一下，然后告诉我他的意见。我按他说的办了，给了他四章，就是引言和已经完成的三章。两天之后，他叫我去，告诉我他已经看完了。他认为，引言提供
1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了列强在中国地位的背景材料，这就足够一篇论文了。他已经和其他两位教授讨论了这件事，他们都同意他的看法，换句话说，他准备接受引言作为我的论文，题目当然要改一下。他告诉我说，我以后还可以续写其他各篇章，作为另一本书。他对我进行的工作很高兴，因为是按照他的建议和期望写的，这样，口试和论文这两件我心里最主要的事都解决了。
我写信给中国公使说，经过考虑并和我的教授商量之后，我可以回中国，但最快还得一个月。他来信让我把行期告诉他。我记得我的口试是在3 月份举行的。按照惯例，不担任我主修或兼修科目的老师也可以出席考试，由于我J ' L 乎念了政治系的所有课程，我是这个系所有教授的学生，很多教授都出席了。考试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按照常规，教授们退下去进行评议。大约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以后，教授们都出来了，宣布我通过了考试。然后就是我的论文问题。我已经说过，穆尔教授对我称为引言的那章十分满意。这篇引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外国和外国侨民在中国以条约形式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外国侨民居住、经商、工作或传教所享有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穆尔教授建议我就一些技术安排问题再考虑一下，印刷和出版都需要时间，还有校对，最好请教比尔德教授。大概是在第二天，我同比尔德教授会见二他对我百般鼓励，对于我应召回国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他强调说，这对我是一个好机会，对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是一件好事。至于那些具体问题，他让我交给他去办。他说，他可以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安排印刷、出版以及任何必要的事。我说，我必须在最近离开，甚至没有时间进行校对。他让我放心，说这事没间题，比尔德夫人很乐意担当这项任务。他说，论文的序言必须由我自己写。我说，我正忙于整治行装，最早也得等到我上船横渡大西洋时才能动手撰写。
第一卷童年及求学时代15 他说这也行，如果我在英国一上岸就把序言寄回来，他还赶得上付印，并能在颁发学位之前把论文印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在s 月初获得所授的学位。我在大西洋途中写好了序言。我记得那是一篇很简短的序言，是从英国寄回的。就这样，所有有关论文的准备工作都办妥了。
我从伦敦经巴黎到柏林。我乘火车旅行，在华沙换车，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北京，在4 月底到达。
第二卷
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1912 - －一1922 )
一－. －一．- - - - - - - - - - J 且－
前言返国后的最初印象
1912 年4 月后半月，我由华抄回北京，旅程为时约十三天。在北京车站，有当时的总理唐绍仪先生派来的两三位秘书迎接我。他们陪我到城东北角贵宵学堂内的国务院。总理不在，说是到总统府去了。我未停留即被领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次日晨，我得到通知，唐先生将在下午四时左右带我去渴见总统。接近四点钟，饭店的一个仆役匆匆跑来说，唐大人来看我，我大为吃惊，感到惶恐不安。我本来决定先去拜渴他，万没想到他倒先来看我。他说他正要去见总统，来此是为带我前去，为我引见。我于是乘他的马车一同前往总统府。
那是中南海内一间很大的办公厅，唐告诉总统，我是奉总统之命刚从美国何来的顾维钧。我向总统鞠躬，他还礼后让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唐绍仪先生坐在他右边的椅子上，他们开始谈论关于委派直隶都督的事。我静静的听着，根本不了解事情的背景和它的重要意义，讨论显然没有取得结论。然后唐先生对总统说，我除了在总统府任职外，还须兼做他的秘书，这个意见看来总统不大高兴，他声调有些激动地说：“我请顾先生来是你保荐的呀工应该在我这里做我的秘书，帮我的忙。”唐先生说：“你这里事情不多，我想他可以两边跑＿"
关于我，袁总统和唐总理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并无恶意的争执。自然，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后，唐先生提出折衷办法，总统说
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恐怕只好这样了．
袁世凯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另一件使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和唐称兄道弟，颇为亲热，唐称袁世凯为“总统先生”，有时叫“老兄”；总统则称唐先生为“老弟”.
我到北京后不几天，便有命令委任我和另外七个人为总理的秘书。一个年轻人刚刚从国外回来便受到这样的殊遇，这实在是令人感到荣耀的事，尤其是同事们大都是四十几岁的中年人，有的五十几了，他们几乎全部都是科举出身。我的工作是负责总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和外国官方的一切来往函电。被派担任这个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八个人中年纪最小，然而不知何故，我在八个秘书之中却排在第四名。我的工作很清闲，而有些年老同事的工作负担却十分沉重。
内阁秘书长魏衰组先生曾留学比利时。他对我很好，不仅把收到的外文函件，主要是法文函件（有的是给他的，另一些是给总理的），交给我让浅作复，还和我谈论北京的生活，特别是官场生活以及总理面临的一些间题。他的中文很好，对欧洲和西方的情况也了解。
第一章民国初年的北京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治
在北京，新政府刚刚成立，正按照共和体制基本原则进行改革。不过此事并无先例，领袖人物及其僚属虽有善良的愿望，但不知从何处着手，正在暗中摸索。对于政府和革命党之间关系的发展，大家也在拭目以待。唐绍仪先生作为总理的任务是设法使政府机构现代化，还要在同盟会（1912 年8 月25 日以后改名为国民党）中创造一种信任感。
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干旧派，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尽管唐先生和袁总统是多年拜把兄弟，非常友好，但他们看间题的角度不同，一接触实际问题，他们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当时最尖锐的问题是直隶都督的任命。直隶是京都所在的省份，一向被认为是北京的命脉所系。唐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商议后，答应委派老同盟会员王芝祥将军任直隶都督。袁世凯总统坚决反对。按照旧日的做法，京都所在省份的都督应是他自己的嫡系人物，他想委派内务总长赵秉钧。而唐先生竟连自己内阁的内务总长
嚣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赵秉钩也拒绝接受，这就成了袁唐之间的矛盾激化的导火线，争吵激烈，无法调和。唐先生递上辞呈，总统并未感到意外，因为争论的时间已不短了。
按中国官场惯例，总统对唐予以挽留，劝其打消辞意，但这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唐对总统的意思也完全清楚，未等辞呈批准，便离京溜到天津。
我记得1912 年秋天我和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那时我向他报告我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我起立告辞、但他让我稍待，要和我谈话。他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我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他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我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是，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他说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不过我想用不了那么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提这段谈话的意思是想说明衰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1912 年8 月，孙中山博士正式访问北京和拜会民国总统袁世凯。访间为时三天，大家抱了很大的希望，期待两巨头之间取得谅解，并对影响新政府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然而希望竟成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2s 泡影，既没有达成重要协议，也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决定。孙中山受命为全国铁路总督办，负责拟订全国铁路发展总规划。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将总部设子上海。双方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楚，两巨头之l 司根本没有诚意，没有相互的信任。
无论在北京，还是在长江流域和南方，矛盾的尖锐化表现在国民党最能干的有力人物之一，宋教仁的突遭暗杀。他才三十一岁，他的迫随者拟拥戴他为下届国务总理。这件事无疑使国民党人感到愤怒，他们认识到和袁世凯已没有调和的余地。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大家议论纷纷，反袁的声浪日益高涨。终于在1913 年7 月从国民党都督统治下的南方各省发动了内战。
这时，袁在北京的地位已十分巩固。他对国民党的活动采取了坚决镇压手段．临时国会被解散了。袁下令逮捕许多重要的国民党党员。孙中山逃亡日本，他的助手们随后也逃到日本。袁世凯乃假借民主政府之名，实行专制独裁之实。袁解散国会，另行成立了所谓“约法会议”，负责起草新宪法以代替唐内阁草拟的宪法．约法会议这个机构，只备咨询，其作用不过是在袁世凯送交的文件上盖章而已。这时，旧官僚政客开始糜集在袁世凯的周围，怂恿他恢复旧制。在颁布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如“祭圣告令”之后，每年一度的祭孔和在天坛的祭天大典也恢复了。从前，祭孔和祭天是皇帝的特权，而今竟然重演．新的规章条例甚至还规定了与前清十分相似的衣冠、祭服和礼仪，恢复卿、大夫爵位。总之，施政走向繁文缚节，走向帝制政府。
帝制的急速筹备引起了国人的公开反对，终子爆发了云南都督唐继尧领导的反对帝制的战争。他反对取消共和、反对拥袁称帝的通电获得各省的热烈响应。甚至积极拥护袁世凯的四川将军兼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巡按使陈宦也出面公开通电赞助共和。随着战局的逆转，袁世凯终于决定放弃他的全部企图。他被迫取消帝制以后不久便死去了。
二在北京的生活与职务
1912 年6 月初，唐绍仪辞职后，我和另外七名秘书按官场惯例一同辞去国务院职务。唐先生已离京去天津，我为了和他保持联系，也随后去津。几乎每天我均被邀去唐府吃午饭或晚饭。我把辞去总统府秘书的事就商于唐先生，他说我辞去国务院的职务是可以的，没有必要连总统府的职务也辞去。秘书随总理同进退是文官条例中载明的，而总统身边工作人员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是总统个人委振的，不包括在正式编制之内。
我对唐先生说，由于他已离开北京，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一下我下一步的打算，同时我也想去上海探望我的父母。因为我是从美国经西伯利亚径直到北京的。他说走一趟也好，不过我年轻，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在总统府于下去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说，梁士治先生J ' L 次来津带话说，总统要我回去继续供耿。唐先生说下午梁先生来看他，他约我参加这次谈话。梁士治先生一到，唐先生即派人叫我。我记得唐先生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梁先生把总统的传话直接告诉我。梁先生说是奉袁总统命来召找回京，并请唐先生劝我回去。唐先生对我说：“你从上海回来后应即回北京，你也许觉得工作过于清闲。其实，你的职位是在外交部。”他觉得我肯定有朝一日会去外交部。我告诉他当时任外交次长的颜惠庆曾约我进外交部，唐说：“答应下来。”他认为这正是我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的地方，而且这两个职务也不矛盾，正如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职务毫无抵触一样。唐的忠告帮助我选定了我未来事业的道路．
我住在天津，候轮去沪．正是这两个多星期的工夫，唐先生对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巧我发生了好感，把他的女儿― 唐梅介绍给我。按照他的授意，我俩总是下午出门，不是闲逛，就是买东西，喝茶。我是单身汉，虽然住在利顺德饭店，还是几乎成了唐家的常客；只要没有其它约会．我总是和他们家人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这时我和梅混得熟了。我要离津时，唐说梅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姑母，她好久没去上海了，间我是否能顺便陪她去。我说那会使我感到很高兴。于是我们同船去沪，当然，我们更加熟稳了。
我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就订了婚，次年结婚，
上海省亲后回到北京，我即到外交部就任新职，以后三年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外交部工作。外交部是几个月以前陆微祥建立起来的。外交部的前身是外务部。
作为外交总长的秘书，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外交总长或次长和各驻北京外交使团团长的会晤。陆总长是著名的学者，会说流利的法语，但不会说英语。作为他的秘书，我的经常性的任务是去东交民巷走访说英语的各国使节。这种做法只限于亚洲国家才有。别处的惯例是．大使馆或公使馆若和驻在国政府商讨某个同题，大使或公使本人或派代表走访驻在国的外交部，而在北京则不是这样。义和团事件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更增强了外国外交使团的地位。我是学外交的，使我惊异的是外交总长回复外国使节提出的问题，不是召他来部，而是派秘书去公使馆答复、
我的另一工作是和外国记者打交道，包括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如《 京津时报》 和《 字林西报》 的记者。外交部未设新闻司，所以像这类事便在．总长和次长领导之下落在秘书身上。
任秘书一年多以后，我升任外交部参事。参事的工作是研究有待批准公布的法令。四个参事要负责对这些法令从法律的观点加以审查，并在草稿上签字，然后呈次长和总长审批。这个工作相当
纺顾维钧同忆录缩编
轻松，不过我还继续搞我的秘书工作。
然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不时发生的外交问题。我忙于准备备忘录和报告。一旦发生了什么外交大事，总长，次长和有关司长便开会商讨对策。从公事上说，草拟复文或备忘录是属于有关司的职权，不论是外政司还是通商司。但事先总是给我送一份来件副本，我也被邀参加讨论。关于复文我屡次发表意见，而且往往和司长的意见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受命起稿供讨论，最后被采用。因此，我的正式职务虽然清闲，但我老在忙碌，没有闲暇的时候。我本来有两位录事，后来又添了一位秘书和两位录事，有时还不得不用临时录事。
晋升外交部参事后，我仍一面在外交部工作，一面兼任袁世凯总统的英文秘书。从1912 年我和袁世凯的那次谈话中，我知道袁对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懂。但秘书的大部分工作都和外交有关，我得以观察他处理外交问题的方法。袁世凯对人对事有数十年的经验，做直隶总督以及以后当政务处政务大臣时，除了握有军权以外，还插手外交事务。所以他虽然没出过洋，一句外国话也不会说，一个外国字也不识，他还是知道怎样对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事。我刚入外交部时，J ' L 乎天天去总统府办公，工作包括受命起草在外文报纸上刊登的声明或公告，更多的是处理致总统府的信件和公报。有些极重要的函件和电报，总统便与外交总长共同研究。总长每天去总统府，大都是在上午。我充当的是更低一级的联络员，我最常接触的是总统府秘书长，但有时总统也特别召见我。这多半是在总统会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或显要人物时，让我充当翻译。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三中国的对外关系
．边境纠纷及中英、中俄谈判
1912 至1916 年间发生的重大外交问题，大多数与我国边境地区的领土有关，如在西藏与英国的争端，在外蒙与俄国的争端，以及在满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山东与日本的争端。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民国的建立，我国政局不稳，全国各地，特别是边境地区呈现政治混乱状态。和我国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一如既往，立即乘我国政局不稳之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越过传统边界扩张政治影响。
西藏问题是和英国长期争论的问题。争端的发生不仅西藏地方当局，而且印度英国当局都有责任。西藏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西藏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本来已在1 908 年签订的中英条约中基本解决。当时参加交涉的，中国方面是唐绍仪，英国方面是鄂康诺。按照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特权，同时中国也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权。条约对中国驻藏大臣的驻地和卫队数目，以及中国驻西藏几个大城市的代表的地位都作了规定。总的来说，英国和中国在西藏享有几乎相等的权利。西藏人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企图摆脱中国的统治。在印度的英国人究竟怎样唆使西藏地方当局采取行动，提供了多少援助，不大清楚。但发生的事实表明，当时西藏人有充足的武器和相当大的军事力量，终于把中国的驻藏大臣及其卫队赶出西藏。他们还进犯内地，企图巩固他们在西藏东部的势力。西藏入侵者与中国军队在酉藏与四川交界地区确曾交战。英国人出面调解停火，双方同意通过谈判来解决西藏和中国的边界间题。袁世凯就任民国总统不久，英国公使将此间题提出，要求中
29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英间开始谈判解决西藏间题。
中国接受英方请求，双方于1913 年开始谈判。朱尔典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阿题，而西藏间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我的任务是在他们会谈时充当翻译。谈判拖延了几个月，症结所在是后藏、前藏之间边界线的划分问题。争论相当激烈，讨论常常陷于僵局，因为双方都明白前后藏之间的不同情况。前藏与四川接壤，中国政府权力可及；后藏则不然，实际上完全不受中国管辖。正是这一点，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谈判拖延两年之久也没有解决。达成的唯一协议是由双方组成混合委员会在西藏和印度交界的西姆拉继续商谈。中国的代表是陈贻范，他是研究西藏问题的，对西藏的地理、历史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经过几个星期的谈判，双方达成临时协议。协议内容电告北京外交部，即呈总统批示。总统府和外交部对草案中的条款都不满意，总统坚持要对草案进行修改。训令尚未发出，竟接陈贻范来电，称协议已经草签，这完全出乎总统和外交部意料之外．总统对我国代表的这种擅自行动大为展怒，立即召他返京，当面汇报。两年多来企图解决西藏间题的努力竟这样不了了之，英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但从这时起，西藏问题已成为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由于无法迅速找到解决方案，西藏问题又一次，至少是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另一个是外蒙古问题。外蒙是中国的主要属地之一。长期以来，俄国即对外蒙抱有野心．关于俄国企图颠搜中国对外蒙的统治的阴谋活动，外蒙首府库伦不断送呈报告。俄国心里明白，它没有法律根据向外蒙提出任何要求。中国的辛亥革命却给它以在亚洲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可乘之机。1912 年n 月21 日，俄国驻华公使要求紧急会见我国刚上任不几天的外交总长梁如浩，向中国提交一份照会，其中包括三点要求，并声称如中国拒绝，俄国将在外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29 蒙采取单独行动。俄国显然是想用恐吓手段迫使中国屈服。当时我是外交部四个秘书之一，俄国公使离开后，梁立即找我去，把照会给我看。他异常气惯，说二十世纪竟还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行为，向中国提出这种要求真是荒谬绝伦二我说，其实这就是大多数帝国主义强国现时在亚洲奉行的政策，当前重要的间题是如何去对付它。梁接着大声说他绝不办理这个交涉，他要递辞呈让别位外长来办理这件事。我劝慰他说，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间题上不屈服。他只回答说我受过正式训练，学过外交和国际法，而他没有。他认为为了对总统对国家负责，只有立刻辞职。他去见总统说明他的意思。辞呈当天下午就送了上去，总统也没有能把他挽留住。
在梁如浩继任人陆徽样任职期间（1912 年n 月巧日至1913 年9 月4 日），中俄交涉拖延未决，由下任外长孙宝琦继续办理。孙是衰世凯的姻亲，是袁的心腹。
俄国提出的三个条件是：承认外蒙自治；撤退外蒙的中国驻军；撤销向外蒙移民的条例。俄国的态度十分强硬，中国如不作重大让步，谈判即无法进行。而袁世凯又无意让步。因此，谈判悬而未决。后来，由于库伦俄人的煽动，外蒙在俄国的协助和支持下迫使中国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军离境，这与在拉萨的西藏人获得驻印英人的支持驱逐中国驻藏大臣及其卫队同出一辙。
2 ，日本傻占＊岛及“二＋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消息在北京引起极大的忧虑．这并非怕战争迅速波及远东，一般人担心的是怕日本将乘机在亚洲大陆推行扩张政策。这种担心不久即成为现实，门，．挂… ‘. . ‘峨．由．脚节‘明目口．口．臼曲自．曰．曰口曰．. . . ．山．.
加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威胁着中国的安全。1914 年8 月间，离欧战爆发还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碟，要求德国撤出其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当然，德国当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当最后通碟送达柏林时，日本军事当局早已准备就绪，随时可将其威胁付诸行动，对德国租借地发动进攻。所采取的方式是日军在山东登陆。本来德国建筑的炮台都是面向海洋以防海上袭击，而日军却出其不意在其租借地距芝果不远的后方龙口登陆，向青岛推进。事先日本政府并未通知我国，直至日军已开始在龙口登陆，才由驻北京公使馆告知中国政府。日本的行为显然是侵犯中立国领土，完全违犯国际公法。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我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我发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确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不是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31 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袁世凯转问陆军总长段棋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间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了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这话显然是对我和伍朝枢说的，他以为国际法是人制订的，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的国际法呢？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 至1905 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作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
德国由于在欧洲无法分身，在青岛的抵抗不过是象征性的，只有两天的工夫就结束了。德军投降，日军随后开入并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包括青岛在内；然后紧跟着控制了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这使山东都督大为吃惊，也给中国政府出了一个新的难题。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遏制日本的行动。在首都，政府的优虑增加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 . . . . , , . . . . . . ‘月月月娜月口月明‘
3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唯恐日本在山东的军事行动之后继续提出更多的特权要求。大家认为这是日本在亚洲大陆上推行其扩张主义政策的大好时机，它绝对不肯交臂失之。
这种优虑是有充分理由的。1 915 年1 月，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要求特别会见总统。会晤时他提出一系列要求，即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要总统答应保守秘密。他声言如秘密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二十一条”对中国犹如晴天薛雳，政府内部立即陷入紧张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的这一特殊要求。袁世凯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立即决定答应与日本举行谈判．日本公使曾暗示某些要求必须接受，某些可以商谈。“二十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的，第二号是关于满洲的，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的，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的，最后一号是有关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谈判方针决定后，总统立即让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陆徽祥被再度起用为外交总长，这显然是为了便于与驻京日本公使进行谈判。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代表团的组成是外交部与日方代表团需要立即商谈解决的另一问题．中国提出双方应各组成五人代表团。报界对中国代表团究由何人组成，不免有所猜测。外交总长与留日的次长曹汝霖是两个主要的谈判人自不待言，至于其他三个成员，我的名字也被认为必定在数的，理由是这个谈判十分艰巨，结果如何要看中国能获得讲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多大支持。我的任务可能是负责向国内外新闻界宣传有关谈判的进展情况。但这时双方代表的人数又成了间题。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总长出席，顶多带一名秘书。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33 显然日本公使是奉东京之命要进行秘密谈判，把和北京讲英语国家的公使有来往，侍别是与国外讲英语国家的新闻界有联系的中方人员排除在外。日本坚持己见，迫使中国撤回自己的建议，接受日本的反建议。因此我和另一位秘书被排斥于中国代表团之外。我虽未参加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次谈判内容和进展毫无所知。事实上，外交总长每次和日本公使会晤之后，总是召开小型会议，讨论会晤中提出的间题。
头几次会谈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微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
陆的另一个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此时，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我看有必要让华盛顿了解“二十一条”的内容，也应告知伦敦。因为英国的在华、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利益是很大的。中国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是尽力争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支持，因为其它有在华利益的国家无力干预亚洲的事务。
一一一．州曰‘, , . ，气卜中～内，, . . . . ．州．. . . . ．甲．. ．曰．．口．日时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这时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丙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徽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在日本强大压力下，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把前四号的谈判结束下来。
这时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二显然美国政府已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已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日本外相当然也感到奥论影响有利于中国。在第五号上中国则采取强硬态度，根本拒绝讨论，而日方则继续坚持讨论。4 月中旬，前四号告一段落后，谈判即陷于停顿状态。日本压迫中国对第五号进行谈判，而袁世凯总统坚予拒绝，以种种理由拖延谈判。华盛顿的支持显然是为了让中国不屈服，并重申了美国的立场。袁世凯决定派日人顾间为特使去东京和那些对日本政府，特别是对日本外务省有影响的元老联络，因为日本的各项政策都先在天皇主持的元老院决定。这位德高望重的日本政治家便是西园寺公。袁世凯总统希望从元老们的私人意见中得知在迫使中国接受第五号条件上，日本要走多远。当然，这位日本人要完成他的使命需要时间，谈判停顿了几乎三个星期，日本公使催促迅速结束谈判。而袁世凯总统指示外交总长不要恢复谈判，尽可能拖延下去。5 月1 日，中国驻东京公使和日本顾问都从东京来电，说如果中国通过谈判已接受前四号，那么可以拒绝讨论第五号；但前四号的条款必须尽快签定，否则日本将在山东或满洲采取某种行动。日本公使也催促中国政府早日鉴订条约。袁总统仍采取拖延办法，甚至日本公使暗示，如中国不接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35 受会谈中已达成协议的结果，日本将提出最后通碟时，哀世凯总统仍不明所以。5 月7 日暗示变为现实。日本公使递交最后通膜，指责中国拖延谈判，并限定四十八小时内签订条约。中国如不在四十八小时内同意签订条约，则一切后果由中国负责。
中国面临的与其说是是否接受最后通碟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起草回文接受条款的间题。这个任务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时，浅因紧张、疲劳而发高烧，已在德国医院住院两天。外交总长来看我，就最后通碟的内容和回文的要点和我商量。他说总统指示接受日本要求并回文作复。复文不长，没多大工夫就草拟好了。前四号已经解决了，重要的是第五号如何处理。我草拟的复文异常简短，关于第五号，我明白指出中国不能接受。外交总长认为可以，送呈总统，总统也同意．正在誊写复文时，我代表团中讲日文的成员施履本提出，草稿最好先送日本公使看看。施这时按例正与日本公使及其僚属保持密切接触。他解释道，如果日方不能接受，正式复文送出后，将造成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局面。次长曹汝霖同意这样做．施带回了日本公使的反应，大意是语气过于决绝，建议关于第五号改为容后再议，东京可能更容易接受。我认为没有必要，否则在中国公众和友好国家的心目中我们太软弱、太妥协了，而且也给日本将来重新提出此问题提供借口，因为施说日本公使曾表示，修改此句更易为东京所接受，并可顾全日本政府的面子。我住在德国医院，未能参加在总统府召开的最后批准草案的会议，而复文中终于保留了修改的辞句。
1915 年5 月25 日继“二十一条”提出之后签订的这份条约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条约是签字了，然而对中国来说，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美国来说，间题并没有结束。在巴黎和会和1921 年2 月华盛顿会议上，这个间题再次成为外交争端。
－酒一－, - ．一～- ? －一一－- . ? －一
第二章首次出使华盛顿
一出任驻华盛顿公使
我在1915 年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这项任命的由来颇不寻常，有一段令人遗憾的插曲。当时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是夏偕复先生。在中国外交部中，人人羡慕的职位就是在华盛顿任职。孙宝琦先生担任了外交总长后，就向总统推荐他的内弟夏偕复为出使华盛顿的人选．外交部内尽人皆知，袁世凯总统对这一荐举并不以为然．然而孙宝琦先生忠心耿耿，长期追随总统左右，是总统的密友，又是儿女亲家。孙有一位千金嫁与袁的一位公子。袁世凯勉强批准了这一推荐，夏先生遂得以持节赴任。夏先生抵达华盛顿时，局势正值紧要关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爆发，美国的地位、政策及态度，对于中国及协约国均至关重要。大战打到1915 年，传说白宫有意出面斡旋，结束战争。美国自然是盼望恢复和平的。显然，美国上下鱼盼早日恢复和平的心情给夏公使的印象颇深，他本人也极为赞同。然而他以为袁世凯总统所处地位，比威尔逊总统更有利于担当居中调停、结束战争的责任。因而他既未征得袁总统的同意，也未事先请示政府，径自前去拜访国务卿，提议应当邀请袁总统居间斡旋，说这是袁本人的意愿。
北京对这一举动一无所知，直到美国驻华公使前来探询，间袁总统对居间斡旋战事的确切意图究竟如何时才有所闻。这一消息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即不营晴天霹雳。总统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早已胸中有数，明知极不适宜承担这类活动，闻知此讯，不禁勃然大怒。盛怒之下，立即命孙宝琦将夏先生撤职。孙感到于公于私，此事对自己的威信均是个打击，便向总统恳请承担责任，以免夏公使丢丑。然而总统对孙的恳求置之不理。
陆微祥先生就职后经与．急统商议，乃召见我说，总统和他本人决定派我赴华盛顿，任使馆参赞，主持使馆事务。此事对我来说，实在来得突然。我考虑了一天，回复陆总长说，对于他和总统的信任，我深为感激；但对于这样的安排，我以为无济于事，恐有辱重托。做为参赞，我可以替驻华盛顿公使出谋献策，然而无论何事，终须由他作主。他若能言听计从，事还好办；倘若与我意见相左，就会使我处境尴尬，进退维谷了。我若不坚持已见，则非但于事无补，反辜负了急长的信任。
陆先生答复说，夏公使留任期甚短，这还是尊重孙宝琦先生的意见，盼给夏留些时间，不要使他太难堪了。要不然，照总统的意见办，早将夏公使召回国了。他们已看中了我，让我去应付在华盛顿的局面，处理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他们愿意委派我先担任参赞，然后任临时代办，为以后担任驻华盛顿公使奠定基础。因为照常例，一流职务总须委派年高德肋、阅历丰富者担任。他的这些解释虽然言之有理，我还是说，从实际来看，还是以委派一位新公使为好，应当选一位资历更高的人任中国公使。可是陆总长说袁世凯总统决心已定，一心一意要我履行在华盛顿的职责，我的推辞会使他大失所望。
当天下午，陆又召见我，将任命我为驻墨西哥公使，以这个身份赴墨西哥尽快呈递国书，然后再改派我赴华盛顿任中国驻美公使。这样一转，我就不会给人以过于少不更事的印象了。
洲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们急于派我去华盛顿，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荣幸，可是这种刚一到任、刚早涕了国书就改派驻华盛顿的做法，对墨西哥是相当失礼的。我这种一再拒绝被破格提升的做法使他们大为不解，于是他们便问我究竟怎么办才好。我去找夏治霆先生商议，我们认为最好先委派我为驻墨西哥公使，可在赴墨西哥城就任前，先将我派往英国执行特殊使命，即向驻伦敦公使施肇基传达机密使命。这就为由驻墨西哥公使改派为驻美国公使取得了时间，不显得那么急促了。陆先生与袁．总统对这个主意大为赞赏，因为欧战也很重要，总统自然想了解欧洲局势― 尤其是英国对于战争及战争持续时间的看法。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任命我为驻墨西哥公使，但先带特殊使命前往伦敦与驻伦敦公使施肇基商讨欧战情况。
委派我去墨西哥是按照外交程序进行的。由墨西哥驻华公使转告本国，征求同意二他十分高兴，衷心祝贺并设午宴为我饯行。由于行程紧迫，要尽快动身。我的准备工作只用了两个多星期，于1 915 年8 月初离开北京。当时只能乘船前往，航行三个星期才抵达旧金山。我从旧金山直接赴纽约，只作短期逗留便登船去伦敦了。
驻伦敦公使施肇基博士与我是旧交，我（rI 立即交换了彼此对许多间题，特别是对欧洲战局的看法。他安排我会见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我在英国虽然是非正式访间，英国政府还是设午宴对我表示欢迎。
由于中国政府通过我的任命需要时间，因而我在伦敦逗留时间比预期的要长。换任华盛顿公使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要根据总统指令准备一份推荐书提交内阁。经内阁批准，由总统、总理一致赞同后，还须征得华盛顿的同意。直到10 月中旬才通知我说，必要的程序已完成，叫我准备动身去华盛顿。由于这是我首次担任驻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外职务，必须做好准备，直到n 月中旬我才启程赴纽约。
二1916 年芝加哥借款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到海外任职的时候，国内政局由干袁世凯及其亲信大搞帝制运动而复杂化了。19 飞6 年3 月22 日宣布结束和废止刚建立的帝制统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副总统作为民国宪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名正言顺地就任了中华民国总统。在新组成的内阁中，财政总长为陈锦涛，他是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著名的经济学家。袁世凯之死与黎元洪仓促继任，使国家陷人混乱，国库空虚。北京行政当局必须有钱才能行使职权。陈锦涛作为财政总长急于想从海外获得贷款。欧洲忙于战争，只有美国尚有开展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市场。陈急忙向我求助，要我想方设法至少弄到五百万美元的美国贷款。
我在纽约几经询问后，开始与大陆商业信托储蓄银行谈判，该行在波士顿和芝加哥均有分行。纽约分行负责人是艾伦先生。他本人虽然从未到过中国和远东，却不仅乐于贷款，而且对中国的情况深表同情。回想起来，当时的讨论与谈判均不甚困难，只有一个难题，就是贷款的担保间题。艾伦先生对于以前中国与外国银行缔结贷款的特点与偿付方式都很熟悉，他说除政府对偿还贷款的保证之外，还须有其他保证。他希望指定用烟、酒的税收来偿付贷款，并要由银行代表监督。有争议的主要就是这一款。我告诉他，中国进入美国市场，不是只为获得区区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中国是有意改变传统的借款方式．以前的借款总要带些政治性条件．比如在铁路借款中，要委派一位外籍经理，由他来监督和控制所建铁路的运愉；再比如善后借款中，建立一个盐业专卖局，由贷款银行团委派一名总会计师来控制和监督盐业的收入。这些规定是有损中国主
切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权的。我向艾伦先生指出，如果一家美国银行以身作则，纯从做生意出发，贷款给中国，就会开创～个极好的先例。经过多次讨论，终于在合同上写明由中国政府担保，以税收，特别是烟、酒业的税收来偿付贷款，把所有特殊的规定一概去掉。能签订这样一个贷款协定，我很高兴，这给中国政府将来筹措海外的资金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范例。
没料到出现了意外的发展和反应。我是在努力弄到一笔尽可能不带政治色彩的贷款，并且深信已达到了目的。可是议妥贷款的消息一经传出，却遭到反对派政党的强烈反对。一天，意外地收到我岳父唐绍仪先生打来的私人电报，谴责这项借款，要求我设法取消，否则将无颜归国重见故旧。这笔借款被看成是加强北京政府财政的政治行动，借款的目的是为了供应执政的中国政府控制的军队，以和反对党打仗。这真是节外生枝。我立即给唐先生写了一封详尽的复信，解释说，我承担此事是应财政总长陈锦涛博士的要求，陈本人即是广东方面的一位主要的领导人，归国留学生，国民党员。不管北京政府想如何利用这笔借款，我办成这项借款则是为了帮助新政府，因为它毕竟是恢复共和制后的第一届政府。这完全是一笔商业借款，其背后没有任何政治动机或想法。这个事件表明政治斗争与内部冲突达到何等地步。
三中国宣战
1917 年间，我和中国都面临一个极为重要的间题，即由于美国参战，我国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我把有关美国政策发展的情况尽可能完整地提供给政府，不时地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让他们充分考虑我提出的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好处… … ，而我对北京以及全国当时的奥论并不完全了解。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这个问题竟会引起动
第几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41 荡和混乱，甚至导致中国的内乱。我知道以冯国璋将军为首的政府同意采纳我的观点。政府总理是段棋瑞将军，他甚至比冯总统还要强烈地支持我的见解。当时的局势在我看来，不难理解，为使山东间题获得妥善解决，为在战争结束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必须参加协约国，我本人对鹿死谁手是毫不怀疑的，美国参战后，协约国必胜已经是普遍的看法了．
北京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斗争的双方报纸上称之为主战派与反战派。在斗争中赞成参加美国一方的以段棋瑞将军为．首，并得到冯国璋总统及其军事同僚的支持。但是他们受到国会中一些派别的强烈反对，这些派别得到首都和南方大多数国民党人的支持。南方反对参战，显然主要不在于反对中国站在美国一方，而是担心中国参战会使北方有借口，来取得美国、甚至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以增强其武装力量，用以进攻和征服南方的反对势力。
北京斗争的战略中心是国会，因为中国宣战首先得经国会批准。两派在国会中一连辩论了好多天。国会以外，带有各种政治色彩的各界反战派举行示威游行，召集群众大会，警告政府不要做出支持协约国的决定二斗争待续了几个星期，直到自美国参战起就强烈主张中国参战的段棋瑞将军获得了多数省区长官的支持为止。我了解到北京的这场斗争时，就决定拍一封说明情况的电报，列举中国参战可能获得的好处。在这关键时刻发出的长篇电文中，还摘要介绍了我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以及与协约国大使们谈话的内容。段将军回电加以肯定，说我的电文已翻印出来，分发给内阁成员。我不知道电文有多大影响。对于那些站在政府一方，但对支持中国参战却不大热心的某些内阁总长和国会议员，电文也许还有些作用。无论如何，政府对电文是欢迎的。段总理于5 月8 日亲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自向国会呼吁，但国会还是不支持中国参战。直到8 月14 日国会解散，迁往南方，北京才宣战。
四1917 年n 月蓝辛一一石井换文
在远东，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到日本。日本抓住欧战这个天赐良机，在大陆上推行自己的领土扩张政策，寻求在亚洲的霸权与优势。欧战占据了欧洲英、法的全部注意力。两国在亚洲都有大片殖民地以及其他经济与政治利益，然而却顾不上了，因为他们正全力以赴投入战争，从德国人手中拯救自己的本土。日本突然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只是其亚洲政策之一例。这个政策还包含着要美国从亚洲、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撤出的决心。日本认为中国大陆天然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特别是自中国第一个共和体制建立之后，持续的扩展，无异是日本的肉中刺．由于英、法以全副精力应付战争，美国就成为能够干预并防止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政策的唯一重要国家。
日本政府实际上也抓住了欧战这个空前的良机来加强对付美国的地位。1917 年派老练的外交家石井子爵，率领高级外交使团去美谈判，想签订一项协议，让美国方面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享有特殊的、压倒一切的权利。石井的使命理所当然地引起北京的不安。我作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竭尽全力警告美国政府，日本居心厦测，因为日本人广泛的公开宣传，使这次使命似乎是为了促进目前两国就双方在华利益达成更好的谅解。蓝辛先生继布赖恩先生任国务卿。他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曾研究并写过有关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亚洲利益方面的专著。他对形势了如指掌，对日本的亚洲大陆政策及中国的危险地位也很清楚．我每次去见他都谈到这次特殊使命背后日本的居心，以及北京对这个使团出现在华盛顿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的担心。蓝辛先生总是要我相信，美国充分了解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谋略。他保证美国一定注意不使其地位削弱，或使其利益减少，而对日本有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石井子爵访问期限延长，中国北京政府方面的不安也随之增大。我想获得蓝辛先生与石井子爵谈判的全、部情况也越来越困难了。中国和美国的报纸都有报道说，在谋取美国承认日本对华政策方面，日本使节在华盛顿已取得进展。据这些报纸说，两国已同意，相邻的地理位置应在日中关系中加以考虑。这一消息使我甚为担心。我继续试图获得国务卿与特使达成谅解真相的说明。我会见蓝辛先生的时候，他想让我放心，说承认这个原则不过是承认一个地理事实，是在美国坚决反对“特殊利益或优先利益”之类措辞之后，才同意这样一种提法。
经过两方代表长期谈判，所谓的蓝辛一石井换文在1917 年11 月公布了。这时，我掌握了更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协议的真正实质，并且尽力向国务卿指出这项协定隐藏的危险，不仅危及中国，也危及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利益；对于地理位置相邻原则的实质与范围，日本肯定有自己的解释，并且会根据自己的解释，坚持其一贯的在中国实行领土扩张的基本政策。
记得蓝辛先生尽力安慰我说，换文绝对没有阴谋，没有秘密条款，凡是达成协议的条款都包括在换文之中了。这些条款，无论日本会作何解释，美国早已向日本指出其实在含义了。记得我还问过他，为什么偏要承认这样一条原则？如果没有害处，肯定就没有必要提出来了。蓝辛解释说，石井不能在美国一无所获就离开；换文总能让他不至于两手空空回日本。他请我谅解，承认这个原则是权宜之计，待欧战结束后可再行更改。直到1 922 年华盛顿会议上，由于美国向日本递交了希望废止该协定的通知，这项协定才失效。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五从几尔登到凡尔赛，和会前夕
1918 年夏，特别是凡尔登战役之后，人们普遍感觉到，战争即将结束。10 月，奥地利求和，这加速了德国的垮台。1 , 18 年11 月n 日，停战协定签字，战争正式结束。虽然战争会尽早结束已在人们意料之中，但是，停战似乎仍使协约国政府感到来得突然，因此，华盛顿和北京都J 贮作一团，中国驻巴黎公使出乎意料之快地接到一份通知说：即将召开协约国最高级会议，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和平条件。胡惟德公使随即电请政府指派代表参加会议。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我所接到的电报不仅将胡公使电报内容通知我，而且指派我为中国代表，令即赴巴黎。惊诧之余，我想到，在这种时候让我离开华盛顿万万不可。因为这几周内，要决定对德国及其盟国的和平条件，我留在华盛顿更为重要。不言而喻，美国政府必将对和会提出许多建议及看法，这对英、法政府必然影响极大，故而对中、日两国也将产生影响。在和会上，中国政府不能对英、法抱太大希望，真正可以指望的只有美国的支持。
还有一个次要原因，使我决定不能即赴巴黎，这就是我妻子的去世二1 918 年10 月，我妻病故。当时正在流行西班牙流感，她成了牺牲品。她的去世对我不仅是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一可怕打击。她患病后仅几天便死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两岁。据我回忆，那次流感相当可怖。西班牙武官在为日本武官送葬的四天之内亦死于同病。使馆内，三秘夫人和二秘之子也都在十天之内死去。妻子的去世打乱了我小家庭的安宁，而那两位职员的悲伤则使整个使馆的气氛极为消沉。
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要获知中国能在和会上得到多少席位。中国希望自己能被视为大国，派出和主要协约及参战国同等数
第二卷担任外交宫的头十年45 目的代表。中国驻巴黎公使从法国外交部得到的印象也如同从华盛顿得到的印象一样鼓舞人心：中国想派多少代表都可以，只是席位问题要取决于和会每次会议所涉及的内容。战事结束后，和会组织间题被提出来了，中国的待遇间题随即也被提出来了，但各主要协约国这时却决定：协约及参战各国在和会上将分为三类，一是五个主要协约国，每国五个席位；二是战争中提供过某些有效援助的国家，每国三个席位；三是协约国阵营中的其它成员，每国两个席位。中国竟被归在第三类，因此仅分给两个席位口这一决定使中国和其它归于第三类的国家大失所望。中国政府之不悦，不仅在于这有损于中国在国内国外的威望，而且还使政府在任命全权代表时产生困难。在此之前，外交总长曾经给我及其他公使发了电报，声称在和会上他将有赖于大家的合作。在给我的电报中，他清楚表明，我将是全权代表之一。但是，他至少还对四位其他公使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愿。他们是：驻巴黎公使胡惟德（中国外交界老前辈）, 驻伦敦公使施肇基，驻哥本哈根公使颜惠庆〔 一直兼任驻丹麦及德国公使二职），驻布鲁塞尔公使汪荣宝，故而陆徽样先生此时颇为尴尬，席位只有两个，决定任命谁呢？自然，无论代表团具何规模，陆本人将任团长。
我想我是12 月4 日启航的。中国政府一直在催我尽速赶到巴黎去参加最高委员会的一切会议。我是负责为该委员会准备有关行将召开的和会的指导原则和政策的。我的大西洋航程用去了十天。
我整天埋头于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项计划，以备陆总长抵法后呈请批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曾经开列过一张单子，包括以下七个问题：一、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二、归还租借地；三、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四、归还在华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国驻
4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军．六、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七、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施肇基博士和我讨论r 这张单子。我们决定由各位未来的代表团成员分头准备这七个间题。我主动承担了一、二、三、七这四项；施肇基博士同意准备五、六两项；第四项“归还租界”则由严鹤龄博士准备。严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当然这个方案只是暂定方案，还要等陆总长到达巴黎后加以批准。
在为起草四份备忘录搜集材料的同时，我也立即投入了对国联问题的研究。时间不长，我便写出了两个有关国联间题的备忘录。一个是有关建立新世界组织的原则以及我所了解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的观点；另一个是有关新的世界组织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应全力支持的理由。
一－? - - - －翻匡－
第三章巴黎和会
一陆总长到达巴黎；代表团内部名次间题
陆总长一行定于1919 年1 月n 日抵达瑟堡，但船到瑟堡的准确时间未定，火车到巴黎的准确时间更无从得知。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着去车站迎接从北京来的外交总长和其家眷以及随行人员。一直到凌晨四时，我们才确知火车将子半小时内到站。大家急奔车站，总算及时赶到。陆总长一行下车后随即前往吕特蒂旅馆。那是中国代表团的．急部，所有的中国外交使团团长在那里都有房间，我也有一个办公室。
当天下午，陆总长召开首次会议。与会的中国外交官们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够指派几名代表出席和会。显然这个间题在陆总长的心目中也占主耍地位。据悉仅分给中国两个席位，他显然对此大失所望。起初，陆曾得知主要协约及参战国每国将获五个席位，他认为中国．总可获得五个席位的，所以不仅给我，还给其他大约五、六名公使发出电报，邀请我们每人都参加代表团，并作为一名代表。现在，陆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
1 月18 日下午，和会正式开幕前三十六小时，陆总长召集中国代表团开会，中国驻欧各国使团团长全体到会。许多从国内来的顾间和主要驻欧使团的参赞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要决定中国参加和会的正式代表，以便陆总长呈请大总统颁布任命。但此类涉及人
喂B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事的问题，在座的公使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建议。有人建议由总长决定。这时，陆情绪激动，踌躇不决，很是为难。但他最后终于宣布，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这也是因为陆总长已在法国外交部弄清，中国虽然仅有两席正式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调换，不限于固定二人。陆总长接着说，他想让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我任第三，施肇基博士任第四，魏衰组博士任第五．他说，他所以考虑让魏任代表，是因为魏曾任外交部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撰写中文公文，对此经验丰富。他还说，他极愿让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任代表，所憾席位有限，无法如愿；但是，胡虽非正式代表，将和正式代表享有同等地位，同时他将有赖于胡的合作，而驻巴黎公使一职正可使胡为代表团助力，他希望胡能理解这一点。
胡惟德是个具绅士风度的老式外交家和学者，态度自然地答道，请陆总长放心，他于头衔并无所求。
接着，我便发言。我说，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魏在1 912 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陆总长说，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同题而言，和美国代表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我是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先生，他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代表团内务工作。魏先生列第五也符合他本人意愿。
我又坚持道，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陆总长最后总算是理解我的想法了，他宣布，名单将排列如下：陆徽样先生、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博士、我和魏衰组先生。于是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橘负责准备致和会函件，签字后立即发出。魏先生负责拟写电文，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49 呈请中国大总统按所报名单予以任命。电报也及时发出。对我来讲，我觉得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但出乎我意料，北京推翻了这种安排．第二天是星期天，岳先生打来紧急电话称，陆总长想立即在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和我见面。我先去秘书长办公室，弄清为何如此急迫。他让我看打字机上快打完的函件稿。这个函件请求撤销二十四小时前致和会秘书长的函件，说明顷接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徽样总长、顾维钧、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魏衰组博士。我当即对岳先生说；“请勿发出，我要与陆总长谈谈。”
到陆总长那里之后，我发现他身体不适，心烦意乱，衣着不整。他默不作声，递给我一封电报，那上面有大总统关于五位代表名次的训令，将我列于王博士、施博士之前。我对陆说，这种改变令我吃惊。总长可以对北京进行说明，正式通知已经发出，不宜仅为代表名次而撤销原件，另发新函。
陆．总长虽然看L 去心情有些不快，但他态度很坚定。他说：不，由他签发的函件只不过是外交部函件，而载有大总统训令的电报高于任何外交部函件；总统的意愿必须尊重，我们都是政府的仆人。我对陆说，我名列第一还是第四，对我本人都一样，但是您身体欠佳，恐不能保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在我坚持己见时，他说道，他曾接过一封非正式电报，告诉他国内的形势，也表示了大总统和政府方面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在北京政府心目中，如陆不能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则应由我去代他为中国辩护。陆认为，在这点上北京是正确的。鉴于国内政治情势，如陆本人因健康关系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便让南方的代表王正廷博士来代表中国政府。他最后说，他叫我来仅仅是为了通知我此项训令，至于函件的拟稿及发送已让岳先生去办理了。
5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看到没有争辩的余地．我只得告辞。
二代表团内的初期摩擦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极为不幸。它在代表团内，特别是在以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先生为一方，以陆总长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纠纷。同时，在代表们开会时，我有时也成了批评目标。
在和会正式开会后的第一周内，大家都忙于和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各种活动，使中国选入某些委员会。王正廷博士和施肇基博士分别在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工作，我则每天去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会议，有时一天两次。同时，我还要准备备忘录，有些备忘录分派给顾问们，如严鹤龄博士等人去写，我本人要起草的有三、四份。施博士起草两份，一份是关于外国在华开办的邮电机构；另一份是关于外国驻军的。
代表团内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摩擦，是指派我给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国联盟约。陆总长显然把我看作是这个间题的学者，他读过我写的关于国联问题的两份备忘录，极为欣赏，签字批准了我首先提议的、并随后付诸实施的使中国进入委员会的方案。由于我是中国在该委员会中的唯一代表，每次会后，我都写出报告供陆总长和同僚们参阅。每次报告内容也即刻电呈北京。外交部因急于知道国联间题的进展情况，曾特别指示代表团以最大可能尽快汇报。我的办法是将拍发国内的报告抄存一份在代表中传阅。但是，我的报告不断受到施肇基先生和王正廷博士的攻击。然而，他们的批评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批评得不对题，看来主要是有意便陆总长和我难堪。
他们曾有过这样一次措辞严厉的批评，说我有一份电文歪曲. , ? . , , , ，目一－～一一－子～, les , . . . ．卜‘, . ．中．．匕．矛．r 尸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51 了国联委员会讨论中的真实情况，这种歪曲有损于中国，因为它使得中国好像不必要地站到r 主张君主政体的国家一边。他们说，电文支持了以袁世凯为皇帝的洪宪政权。这可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显然是完全误解了“帝国主义”这个词。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而非意指政体．我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是英、法等这徉的国家，为维护其殖民政策，提出了一种委任统治制度来解决接管德国殖民地间题的观点，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他们硬说我的电文弦外有音，而把这作为攻击陆总长的论据，说这一电文肯定出自陆的授意，Lt ］为陆于洪宪帝制时曾任过国务卿。他们的论点是，我本应表明，中国反对任何君主制政府，因为中国是共和国。但是，他们把“帝国主义”一词解释为“帝王的统治”了。
代表团会议于是便成为王博士和施博士二位代表吹毛求疵，肆意攻击陆总长或我的集会。在名次间题造成代表团内部矛盾之后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是施肇基博士建议召开的，为的是任命一位新秘书长来负责会汉记录和执行代表团交付的对外任务。当时办公室秘书长是胡惟德公使手下的参赞岳昭炳先生，他一直和陆总长在一起工作，与法国政府成员及各国驻巴黎外交使团都极为熟识。但是，因为他曾为陆总长起草了变更代表名次的函件，而且他未与施、王二位协商，径将该函发出。所以，施博士和王博士显然对他很不高兴。这二位先生直截了当地攻击岳先生是陆．总长的私人代理，并认为代表团应当任命一位事先取得全团同意的秘书长。接着，施博士又提议，由他自己所信任的助手，驻伦敦公使馆一等秘书施斌先生来取代岳先生。王正廷博士附议这项动议。我表示反对，以岳先生工作甚佳，实无更换之必要。与会的代表和顾同们缄默不语。魏哀组先生赞同我的发言，他也认为换人并无必要。会议主席陆总长是一位温文谦逊的绅士，而且显然遵奉着老子哲学。
5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并未反对，只说他本人同意通过这项动议。于是，岳先生退职，施先生立即上任继岳先生负责代表团会议记录，但对和会方面，岳仍是代表团秘书长。
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立场
中国在“十人会”上的论辩关系至大。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间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料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那是1 月27 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消息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卫理出于友谊预先通报给我们的。他说，日本已在上午的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卫理非常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为论辩作好准备，他还说，和会秘书长将会发来正式邀请函，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就餐的同僚们。
这个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营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在场的有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魏衰组先生、胡惟德先生和岳昭嫣先生。所有的代表，包括陆总长在内，都已习喷于共进午餐，并利用进餐时间商议工作。陆总长因患病卧床．未能参加午餐聚会。代表团人人保持着沉默。我充分意识到，同时，我断定别人也都充分意识到，中国代表出席下午会议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讨论，邀请函送来了。到会时间定于下午三时，可此函来时，两点钟已过。我说，此事必须立即报告陆总长。岳便上楼去报告。但是，岳带来的回话是，陆总长疾病缠身，无法赴会，让我ft ］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时间早已两点多了，我便说，根据级
第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洲别，我提议主正廷阵士、施肇基博士赴会。施立即答道，“我不想去。我从未准备过这个议题。”他又指着我说：“该去的话，就该你去，因为你一直在研究准备这个议题。，，我答道：“团长陆总长缺席，自应由第二代表上正廷博十来发言。施肇基博士去，也无须开口的。”王博士说，如果他非去不，丁，他．J 以去，但他不发言，并指着我说，顾博士应该去，并且应该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至此，我只得说道：“是的，我不否认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问题，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最终并未准备出什么东西来，再说，夜们大家也未曾讨论过。”此事到此不r 了之，施肇基在恳切表示不愿赴会之后便离开饭桌上楼去了。接着，王正廷说，我是必去的，至于他自己，如不发言，去亦可。我说，你是第二代表，陆缺席，你理应代理。但他说：“我无准备，你有准备，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便说：“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来发言。我只有一个条件，当他们请中国代表阐述观点时，你要起身宣布请你的同僚来代表中国讲话。你只需说这一句话。”王回答说，如果我坚持，他可以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此最后达成协议．有此凉解之后，我们决定前去赴会。
我们于三时准时到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的会议，因为这次“十人会”纯粹是为要解决与中、日直接有关的“山东间题”而召开的，克里孟梭主持会议，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和会主席，所以，根据职权，他同时也是“五巨头会”和“十人会”的主席。会议室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子，到会代表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劳合· 乔治先生、阿瑟· 贝尔福先生、威尔逊总统、蓝辛先生、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他的外长桑理诺男爵在会仪厅内坐于主席有侧，我们在左侧相向而坐。房间中央的几排座位上，除了几名其它国家的代表之外，几乎全是口本代表，其中有牧野男爵、西园寺侯爵，还有日本代表团的其他代表。
5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当主席请日本代表团阐迷口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后，牧野男爵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阿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出的贡献。
这份声明显然不具说服力，原因很清楚。牧野讲完之后，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考虑是否对日本声明作一答复，抑或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作准备。我和王正廷商量了一下，然后王便对主席说，将由我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以准备中国的声明，克里孟梭说，“十人会”将很高兴能在明天听取中国方面的声明。会议随即休会。
第二天，1 月28 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间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间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 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 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克里孟梭说，他希望得到一份刚才所述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他又问，这一声明能否在两、三夭内交来。我说，中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份尽可能充分的声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和本国政府联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年55 系，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资料，最后，和会主席同意给一周时间，在这一周时间之末，须将附有中日所签订的各种协定的声明送至“十人会’，。
“十人会”的活动虽说是秘密的，但是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有自己的新闻发布官。这些新闻发布官惯于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报界代表。于是，白天的会议新闻到晚＿仁就在当地报纸上刊印出来了一一当然，是一般的报道，但是它待别强调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显然，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因为在以后的若干天内，我们收到许多致代表团的贺电。在贺电中，人们称中国的论辩是杰作。这些贺电中，有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有关那天会议的所有报道，在国内，也在巴黎的友好人士中间唤起巨大的希望。人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将会获胜。
四代表团内部困难加深；陆微祥的遵然离去和归来；讹传我订婚
书面声明递交和会之后．我和同僚们都料想“十人会”会用一定的时间来讨论声明并作出结论。我们最初获得的印象是很好的。在进行论辩后的几周之内，无论是在宴会上，还是和友邦代表见面时，谈话总是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已经获胜。与此同时，代表们之间的摩擦却日趋严重。2 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通知是十时开会，我到会稍许提前二、三分钟，除新任秘书长和一、二名秘书外，还没有人来。通常在长桌上首给会议主席陆总长留有一个座位。可这次我看到那儿放着两把椅子，我第一次见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安排。于是，找问新任秘书长，这是什么意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思，谁叫这么做的。他说，这是一位叫赵麟荪（音译）的少校让这样做的．赵少校是作为王正廷博士的私人秘书来到巴黎，经过我同意了王的要求，才得以进入代表团的。据施斌先生讲，就是他重排了座位。我又问，这是为什么。施说，赵告诉过他，王正廷博士代表南方，如同陆总长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像联合主席那样并排就座。接着，在大家步入会议室时，陆总长对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紧靠着我的左侧椅子上平静地坐下。而王正廷却神态庄严地走进门来，坐在右侧椅子上。这简直是一幅喜剧画面，陆总长显然吃了一惊，以至有片刻时间一语不发。这时，王正廷博士竟无所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得寸进尺地把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丫。但是陆总长并未作声。我记得，我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未作汇报。直到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种我所看不惯的座位变化。我指出，陆总长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我还i 己得，我当时说，我们必须先澄清这种局面后再开会。
翌日，陆总长称病未到会。不久，便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陆最亲密的朋友、他毕生的支持者、驻罗马公使王广析和陆的另一位亲密朋友、驻巴西公使夏冶霆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们对此不仅骇然，而且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代表团内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博士和王博士；另一派同情陆总长。王广折先生曾报告说，陆总长很可能去了瑞士，他在洛迎诺湖畔有一处寓所，那是他最喜爱的休憩之地。
北京得知陆托词休息已撇下代表团从巴黎转赴瑞士后，大为吃惊。这时巴黎有谣传说，梁启超先生已离京前来，将代陆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的成员并不轻信这一谣传。但梁启超，他的政治背
第＿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必景一向被认为在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是较为和缓的。当时的这种印象可能未必真实，但由于梁在北京是总统的亲密顾问，又是支持政府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这一传闻似乎又有些可信。3 月上旬，陆．欲长回来了。那时，由于北京内阁改组，他已被重新任命为外交总长。他在瑞士时和北京有过通讯往来。现在得到的电稿表明，他一直在和北京就提高团长权力，伸便处理代表团内部间题进行商谈。他重返巴黎时，带着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同时拥有必要时可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己决定任何间题的权力。我料想这一着棋是专为对付那两位同僚的。陆先生回来以后，在代表团会议上，代表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进，隔阂并未消除，对立更为隐蔽，而在偶尔暴露对立之时，矛头所指更多的却是我，而非陆先生了。大概在5 月的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上海友人的来电，告知我簇字林西报》 发表了两整版的论文，矛头特别指向了我。论文以一则报道起首，说我为求与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妆霖先生之女订婚。当时曹汝霖被误认为是北京亲日派首领。朋友的电报还说，文章对此评论道，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这一报道真令我不胜惊讶，以至无法相信竟会有人编造如此毫无根据的谣言。这报道恰似晴天霹雳。我当即复电，请其查明谣言来源。上海很快复电，称谣言出自广州，系由通讯社发往上海。于是我猜疑此事或与巴黎情况有关，极欲得知这一猜测是否确有根据。两天之内，我未对任何人谈及此事。但是，当我接到上海第二封电报时，我决定去向一位和广州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同僚询问此事。那是在一次由我出面招待李石曾先生的午宴上。李石曾是政界元老，那次午宴他坐于上首，王正廷博士坐于我右侧。午宴将尽
5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之时，我对王正廷博士说，我有一事不明。近日收到上海来电，大意说我已和曹小姐订婚。但此事绝无可能。因为我虽丧偶，但却从未想过续弦之事。我又说，这消息是从巴黎传至广州，又由广州传出去的，所以我特来向他请教，不知他是否知道此事，抑或发出这消息的就是他本人。这时王正廷满面通红，答道：“是的。”我同：“你相信此事是真的吗？”他用中文答道：“有闻即报是我的责任。”我说：“这是私事，我们每天都开会见面，发电之前，你起码应该先问间我本人。”他脸色更红了，说：“我希望这不是真事。”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事。”这时他答道：“但是不光是我，伍朝枢也发出同样的报告。”谈话到此为止，我心里烦乱至极。想不到代表团内的同僚，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身份的人，竟会由于政治上的目的而出此伎俩。
那时，伍朝枢博士已赴纽约。我当即致函请他答复我，王正廷之言是否属实。儿天之后，我接到伍朝枢博士从纽约寄来的亲笔复信，信中说，他可以肯定地告诉我，王正廷是个撒谎者，他从未听说过我订婚的事，他要给王正廷写信，指出王是个撒谎者。对我来讲，事情也就到此了结了。自然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在政治生活中，是会有像王正廷那样全然不顾事实的人的。
曹小姐在北京，我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曹汝霖有几位千金，也不知谣传和我订婚的是哪一位，而且自从1915 年我与曹先生在外交部共事以来，我们根本未曾互通过只言片语。
五“四人会”作出决定；中国力争修改
在威尔逊总统启程返美、陆总长隐遁不见之后，中国代表团一直在忙于准备反映中国迫切要求的七份备忘录。3 月中旬左右，这些备忘录终于完成并递交和会，正好赶在威尔逊总统回巴黎之前。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59 日本是组成“十人会”和最高会议的协约国五强之一，它要求吞并太平洋上前德国所属岛屿，其中包括对美国具有特殊利益的关岛，寸步不让。威尔逊总统则坚持将原德属太平洋岛屿转让日本时，必须把关岛除外，并认为这一条件必不可少。另一个争论是日本要求在盟约中体现平等原则。美国在国联委员会内起草盟约时曾全力反对这一要求，但是这却是日本最为认真看待的重要声明之一。
中国一直在劝说友邦，尤其是美、英，尽快地在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因为中国担心各国由于其它问题延误了时间，而对这一主要间题便只能作出不利于中国的仓促决定。与美、英、法等代表团成员之间的谈话表明，目前尚未确定解决方案，要过些时候才能着手解决。
将近4 月底时，人们得悉，和会已经着手解决山东问题，经过讨论也已找到某种解决办法。4 月22 日，中国代表团接到通知称，威尔逊总统、劳合· 乔治和克里孟梭约见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到美国代表团威尔逊总统的窝所参加了会见。我们发现仅有五人参加这次会见－一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英文翻译汉基将军，法文翻译是一名法国海军上校，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我们受到了诚挚的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劳合· 乔治和克里孟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样之兆。克里孟梭提议由威尔逊总统代表他们大家讲话。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间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间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间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间题的要求，由于播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
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厂。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日前“会议”的其它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威尔逊所说的其它成员国是指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以前曾答应支持日本要求，意大利则已退出和会。
陆总长让我代表他讲话，这样可以使威尔逊总统直接从英文来理解意思。于是我遵命而谈。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威尔逊总统，我是何等失望，方案又是何等不公。这种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而且无疑将在亚洲播下动乱的种子。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的方案对中国和世界和平都无所补益。我还向他指出，这个方案只字未提日本归还它在山东全部权利的时间表。总之，中国要求不由日本而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这是我们要求的要点，也是我们关于山东问题备忘录中的要点。威尔逊说，他理解我所讲的话，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形势所致，这已是能够为中国谋得的最佳方案了。他又说，和会结束之后，国联能够对各国所提要求重新调整并主持国际间的正义。作为国联成员国，中国可以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随时向国联提出自已的要求。他极力劝我们对此放心。我则力图向他们阐明，国联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组织，但它是否能够改变刚才总统所提出的方案，中国是怀疑的。
劳合· 乔治接着说，他想提个间题：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先制订的那个方案呢，还是于深思熟虑之后决定采纳刚才所谈的新方案？前者指的是作为二十一条的产物又被1918 年9 月中日
第一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叔换文再次认可了的中日条约，后者则明确日本只能得到中德条约中原定的经济权利，而不享有胶州租借地。我跳起来，告诉陆总长，劳合· 乔治讲了些什么。我提醒陆，两种方案均无法接受。陆．急长表示完全同意。这时，威尔逊总统转而间克里孟梭是否有话要讲。克里孟梭说，他完全同意劳合· 乔治刚才的发言。子是，我在和陆总氏商量之后说道，劳合· 乔治所提的问题使中国进退两难。这两种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事业。我又解释说，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山东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沿海省份．日本获得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威尔逊总统说，中国代表团或许愿意对他刚才就解决方案所说的话再作考虑，或许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该建议是目前情势下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我提出要求，希望得到威尔逊刚才所提方案的抄件以及“十人会’，讨论、提出方案的会议记录。威尔逊．总统听后便把脸转向劳合· 乔治，劳合· 乔治又把脸转向汉基将军。这时，汉基说，“十人会”会议记录是绝密的。我便强调说，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关系到巾国的重大问题，应该向中国代表团提供有关讨论内容和有关方案形成过程的全部记录。威尔逊总统说，他将和其他同僚对此予以考虑。他又提出，中国或许愿意花费一定时间来研究一下他刚才所说的话。
“十人会”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京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攫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1918 年9 月的换文以及二十一条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在
石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1915 年5 月25 日以二十一条为基础所签条约中的前几项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
时间已是4 月末了。剩下的六、七周时间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力争得到“十人会”决定的文本全文，以便了解该方案的实质和范围．中国代表团费尽周折，总算说服美、英、法同意提供文本。最后在要我们绝对保密之后，终于得到该文本的抄件。美、英、法说，提供会议文件资料并非“十人会”的惯例，另有一些国家在“十人会”处理、裁定其要求之后也曾请求得到有关文本，但均遭拒绝。
两周之后，当我们看到文本全文时，我们的失望程度之大不亚于听取威尔逊总统口述那次。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继续努力，设法使方案能得到修改。从整个5 月，一直到6 月上旬，中国代表团都在全力以赴敦促修改方案。但是，和其它协约国的商谈也如同与美国的商谈一样，未能成功。
当和会秘书长正忙于为德国全权代表签字作准备时，中国代表团由于发现方案绝无修改可能而深感失望。对于即将对德国代表宣布的和平条件，除其中与中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条款之外几乎毫无兴趣。这些感兴趣的条款包括：废除战前的中德条约；归还义和团时期德国从北京掠去的天文仪器；当然也包括转让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于日本的条款，而且这一条款无疑是痛心之点。人所共知，对德宣布和平条件之后，和会便也行将结束了。因此，对于这一包括我们所反对的山东方案在内的和约应持何种态度，便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当务之急。我的态度自始就是：对山东间题不能取得保留就应拒签。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六力争对青岛条款的保留权利
代表团未能全体参加关于最后表态的讨论。施肇基博士已返伦敦，颜惠庆博士和其他当顾间的公使也都各返其欧洲任所，只有那些剩下未走的人参加了讨沦二陆总长当时正在圣· 克卢德医院住院，也未能参加讨论．代表团的成员大都未改初衷。在讨论是否应先提出保留再签字，以及如保留遭拒是苦拒签等间题之后，大家一致同意对山东间题应坚持保留。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和我三人态度都很鲜明．赞成拒签。
6 月28 日，在凡尔赛会议即将召开最后会议对和约签字之前不久，由于陆总长不在，与法、美代表团打交道的任务便落到我的身上，与英国代表团打交道的则是施肇基博士。我ff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使他们支持中国的保留态度。
法国反对保留意见，而且态度最为强硬。法国人明确表示，法国肯定将拒绝支持中国代表团对山东条款所提出的任何保留。英国代表团也认为任何保留都行不通，他们和法国一样，反对保留的立场坚定不移。
与此相反，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则支持中国保留，而且包括蓝辛国务卿在内的几位成员还和我讨论了保留的条件。但是，蓝辛向我表明，无论条件如何措辞，只要威尔逊总统不同意，美国代表团便不能支持。此外，还有豪斯上校，他对我表示过，这种保留极难获准，因为这会为其它代表团也提出保留开路。豪斯的说法看来反映了威尔逊的意见，因为不久之后，美国代表团发现，威尔逊未对支持中国的保留采取任何行动。
和约签字前一天，即6 月27 日的下午，我会见了法国外长毕勋先生，谈了中国的最后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
64 顾维钧问亿录缩编
约之内；第二种选择是将保留附于和约之后；第二种选择是由中国在预备会上作一声明，大意是中国虽然签字，但不接受山东条款，同时将此声明记录在案。这次谈话仅五分钟就戛然中止，因为毕勋强硬表示，任何声明，即使只是在会上宣读并不附于约后，也难以获准，这是由于这样做势必引起轰动。和会的最后会议纯系签字仪式，中国如作此类声明，将与惯例相悖并在协约国内制造不和。法国如此断然拒绝，使力争保留毫无希望，剩下的事只是决定签字与否了。
中国政府当时已决定签字，如有可能，则附以保留。陆总长对此似亦无异议，他忧惧拒签的后果而倾向于签字。6 月24 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这自然把中国代表团团长置于极为严峻的困境。陆总氏当时已经在圣· 克卢德医院住院多日了。
七中国不参加和约签字
6 月27 日晚，凡尔赛和约签字前夕，我去圣· 克卢德医院，在陆总长卧室内向陆报告全部情况。那时，和会对中国间题的不利决定已经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而且，对子五四运动的爆发，它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中国学生各组织，还有华侨代表，他们全都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他们急欲获知代表团的立场。为了应付他们，我函待陆总长决策。当时国内公众团体以及某些省份的督军省长们甚为焦急，纷纷致电代表团，坚请拒签。他们称，北京政府已愿意签字，因此，巴黎代表团应采取明确的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65 爱园立场，拒绝签字，以符民意。
我去见陆先生的主要rI 的是向这位外交总长和代表团团长报告，尽管我曾向和会主动提出，保留意见不载于条约正文之内，而仅附于我们的签名之后，但仍未获准。此外，中国预备在会上作声明的建议也被毕勋先生拒绝。我知道，北京政府和陆总长，还有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如颜惠庆蹲士，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中国摒子和会这～庞大组织之外是极为严重的事情。我也有此同感。然而另一方面，我坚信如果中国在力争保留完全失败之后拒绝签字，将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怀着这一想法，我建议另作尝试― 设法在和会上发表一口头声明。我把经过修改的口头声明稿交陆总长过日。陆和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签署了这一声明。我建议，为了不在和会上引起轰动，我们应该通知法国。于是，我便往见和会秘书长。
我好不容易才和迪塔斯塔秘书长约定好于6 月28 日晨会晤。但是，迪塔斯塔在会晤中声称，发表声明，无法接受。我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绝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我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
我于是去圣· 克卢德向陆总长汇报。那是大清晨，彼时情景我记忆犹新。我自己驱车驶离医院。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 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八中国决策的背景
对巴黎中国代表团来说，直到6 月28 日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实际上，直到6 月28 日下午，中国代表已经拒绝出席和会全体会议之时，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就任新内阁外交总长的陆徽祥觉得如此重大事件不应由他个人决策，请总统和总理就签字一事给予明确训令。但北京政府却电谕陆．急长自行决定。6 月郡日或是z7 日，陆总长再次电请北京给予特别训令。由于代表团所接训令一直为“签字”，所以陆为加强自身地位计，呈请北京务必作出拒签决策。到27 日下午，事情已经一清二楚，甚至“将保留附于约后”也已注定无望。经将有关情况再次电呈北京，说明此种情势之下只有拒签为宜，望政府重新指示。发出此电之后，我们接到北京复电称，北京早些时候曾有电谕，而奇怪的是巴黎何故不曾收到。这一电报实际上是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电报于6 月z8 日下午到达，我想是三点钟左右，那已在和会最后会议结束之后了。到那时候还来了电报，实可惊异。最后决定并未经全体代表和顾间们充分商议。实际上，在和代表团正式或非正式接触的人们中，许多人，即使仍在巴黎的人，已经不再活跃了。最后，他们都打算和巴黎的悲剧局面一刀两断了。代表团已经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人员也已不多。陆总长当时住在圣· 克卢德，我和他倒是经常碰面。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和一名秘书长．驻巴黎公使胡惟德甚至都不常见到。6 月2s 日那天早晨，我没有见到王正廷博士，不知他在何处。但是，如果需要去人到和会签字的话，那是应该由他和外交总长这前两名全权代表去。不允保留就不签字，无疑是代表团一致的意见。例如，施肇基博士，尽管他起初态度犹豫不定，但在赴伦敦之前，也表示了这一
第皿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67 看法。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
回顾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的立场和前此的发展过程，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出席和会导致必须披露中日密约，特别是那些于1918 年战争结束前夕签订的密约。这些密约，政府对日本负有保密义务，未曾透露过。现在披露出来，便引起巨大的公愤。总的说来，中国公众认为这些密约完全有损于中国利益。南方军政府则认为，北京政府是为在财政及其它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以便使用武力镇压国内反对党，而蓄意采取这种与日签约的政策的．这种看法，似乎形成于安福系控制北京，握有北方政权，执行与日勾结，迁就日本愿望的政策那一时期。
和会对国内政治情势影响至巨。和会期间双方停止了公开的战争。然而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
一，, ～甲月．. , . . . . . ．口．
－返L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曰一
第四章首次出使伦敦及华府会议
一我的任命和华府会议的召开
我于1 92 。年lc 月返回华盛顿，结束我在美国首都的外交使命，等候去伦敦就任新的职务。这次任命是与施肇基博上交换，已指定他接任华盛顿的职务二对这个变更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中国一旦入选国际联盟行政院，必定委派我兼任行政院的中国代表。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我继续与北京联系，安排中国就任行政院席位之前的预备事宜，并为一年内召开的首次大会做准备。到达华盛顿之后不久就接到总统正式任命，派我担任囚联行政院中国代表。这个任命是1920 年12 月，即我已就任驻伦敦公使后公布的。当时中国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颇感兴趣，因为即使中国向和会提交的备忘录没有明确表明山东问题应当提交国际联盟，但是在我和陆总长与威尔逊总统在巴黎讨论山东问题时，总统却这样建议过。我到伦敦的第一年，并非完全在首都伦敦度过，我得出席几次国联行政院会议，这些会议只有一次在伦敦召开。除开我在国联行政院中承担的工作以及1920 年9 月的首次大会外，我最关心的就是山东问题。1921 年秋末，报上有消息说华盛顿新政府意欲召开一个会议，主要讨论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以及由于山东问题久悬未
第几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69 决而日趋严重的远东问题。
华盛顿会议实际是美国在将近lo 月底建议召开的，而且在被邀参加各国的首都都已秘密地讨论过了。我很高兴收到厂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的私人电报，是由清华大学校长周治春博士签署的，他是外长和我的挚友。电文说颜博士想委派我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全权代表，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第二全权代表的职务由施肇基先生担任，因为他是当时驻华盛顿公使。我立即明白了这次电询的目的，因为我想到了我们在巴黎的尴尬处境。我毫不迟疑地回电，表明若需要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拟议的会议，我将乐于从命，颜博士大可不必为席位的主次担心，我指出施肇基博士不但是驻华盛顿公使，他从事外交事业的资历也比我老。结果外交部正式来电邀请我做中国代表团成员。总统的命令系在会议召开后公布，任命施肇基博士为首席代表，我名列第二，王宠惠博士位居第三。会议的主旨乃出于英、美两大海军强国要与另一个海军强国日本解决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的共同愿望；裁军是当时英、美两国普遍关心的问题。远东问题则是由于111 东阿题而变得重要起来；美国新当权的虽然是共和党，但其首脑们充分了解威尔逊．急统对中国的保证：由新的国际组织为中国解忧，这新的国际组织是威尔逊．急统为之献身的，当时的共和党也是如此。
二华府会议― 组织与程序
我于11 月初登轮启程，对于华盛顿会议上将涉及的有关中国的间题只不过有个大体了解。我偕夫人及两三位秘书抵达纽约时，美国政府派代表前来迎接，并和当地行政长官一起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我们直接去华盛顿，被安顿在美国政府专为中国代表团准备的莫兰大厦。在纽约和华盛顿，美国方面欢迎的热诚与华侨到场
？。颓维钧回忆录缩编
之众多，都给予我很深的印象，这表明他们对即将召开的会议都极为关心。在我到达的一两天内，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到了旧金山，直接乘火车来华盛顿二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已在华盛顿了。第三位全权代表王宠惠博士未携夫人同行，与他同行的是一大批以各种名义在代表闭巾工作的重要中国官员。其中有三位高等顾问，一位是周自齐先生，曾任山东都督、财政总长、代理外交总长及国务总理，一度甚至代理过陆军总长。第二位是梁如浩，人们称为梁孟亭，广东人，曾在1913 或工9J4 年间任外交．急长二个月。他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派遣到美国的最早留学生之一。返华之后，虽然一度担任过天津海关道台，主要还是任铁路总办。梁孟亭先生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施肇基先生和王宠惠博士的好友。第三位是蔡廷斡海军中将，他也是早期自美国回国的留学生。任命这几位在国内享有政治威望的前辈政治家来充当实际资历比他们浅的三位全权代表的顾问，是由子他们．与全权代表的私交与本人的声望，可以调解全权代表间的任何个人分歧。有过巴黎的经历，我很能体谅这番苦心。
参加华盛顿会议的国家有不少问题要解决。许多问题是直接由战争或是由战争结束时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日、美两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利益有明显的矛盾，东京与华盛顿自然要就这种局面达成某种谅解和协议。巴黎和会上，日本对华政策和山东间题均未得解决；而且，自和会以来，这些问题在美国已变成政治问题。玲20 年共和党竞选总统获胜，在竞选中，提到美国普遍关心的中国问题，共和党保证要公正处理，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拿出一些行动来履行这个诺言，英日同盟的终结，使大不列颠有必要重新调整在太平洋及远东地区的外交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地位削弱了，迫切需要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因为美国
第几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71 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而国际联盟盟约是和约的第一章，美国不能加入国联，这就使国际形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日本则发现由于白己在和会中的柴鹜不驯，现在就必然要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国问题和太平洋地区形势间题上，不得不同华盛顿达成某种谅解。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显然是很重要的。中国的主要对手是日本口中国非常盼望趁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换言之，中国政府和人民最关切的是两个主要问题：马上解决山东问题，立即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尤其是针对日本，要免受日本在中国大陆推行领土扩张和经济渗透政策之害。中国本身则被一些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弄得四分五裂，当时不仅南北对抗，督军之间也互相争夺。举国上下，忧国忧民者莫不翘首以待，盼望华盛顿会议能解救中国时局，带来和平，使国家能够得到发展。
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有外交部直接指派的，还有各部委派的，使中国代表团人数达一百三十名之多。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人员为三十五至四十名，还比不上目前的技术专家、特派代表和各部代表的人数。
至于在大会中的工作，代表团里有两种会议：一是全权代表会议，以中国政府总的指示精神为基础，来决定方针、政策和在大会上应取的态度；再就是我们所谓的代表团会议，一般参加者有全权代表、高等顾问及其参谋、技术专家、秘书长及秘书。我们有时还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第二种会议经常根据大会的工作召开，主要目的是通知有关事宜，给技术专家分派工作，以及召集大家征求意见等等。全权代表们一致同意对大会工作进行如下分工：施肇基博士
花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自愿负责撤军及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间题。王宠惠博士自愿承担的问题有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这个问题包括了中国的新法典和中国法庭的组织等，他对这一领域一直十分关心，并对这些问题很熟悉；他还负贵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剩一「的问题由我负贵，有租借地问题、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间题、山东间题以及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对中国来说，会议的最重要问题是远东问题。海军裁军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远东问题要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九大国来讨论。除中、日、美、英、法之外还有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
由于各代表团，特别是主要大国的代表团都是由许多杰出人物组成的，可以说，华盛顿会议堪与巴黎和会相媲美。美国以国务卿休士为代表团长，团员有参议员罗脱和安德伍德。英国代表有枢密院大臣贝尔福等人。法国代表有白里安、魏斐亚尼和远东事务权威萨罗。日本代表有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币原喜重郎。荷兰代表是布洛普劳德和柯尼碧克。各国都尽量多派些杰出的外交家参加大会。许多代表不仅熟悉远东局势，在中国也很出名，有的是担任过本国的驻华代表，有的则与中国间题打过交道。
争议较大的题目均集中在像二十一条、废除租借地以及关税问题这类政治问题上，一般由王宠惠博士和我发言。我们安排好每人都对自己答应准备备忘录的议题负责进行辩护，因此分工是很明确的。然而，在阐明了事先准备好的论点之后，我们都可以在实际辩论中插话。在首次交锋之后的辩论中，总的来讲，我的发言要多一些。
然而，最重要的工作都分派给专题委员会去做。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预备会上的一般性讨论之后，组成不同的专题委员会。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了3 各个专题委员会的成员们常常讨论得很紧张，有时甚至很激烈。我从凡尔赛和会就有这么一个总印象，他们愿意就我们提出的全部论点加以讨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首先设法解决山东问题，除山东问题外，再解决一两个其他问题，使远东问题的会议能够名副其实。对于像二十一条前四号以及不平等条约这样的间题，只作了一般性辩论，没有采取任何积极措施。而对于治外法权问题，他们则认为只有派一个考察委员会到中国实地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之后，才有可能解决。中国代表团当然十分关切取消在中国的外国势力范围、外国租借地和租界的问题。我们也讨论过几次，但看来是会议解决不了的．总的态度再是会议不讨论涉及个别大国的问题。因而，虽然中国提出的问题相当全面，实际结果是除山东问题外，在决议中除了撤退外国军队和撤销外国邮局的同题外，对于重订关税率、取消治外法权，以及一些其他问题均未承担义务。为了迁就日本的意愿山东问题的会谈是在会议之外进行的。大会的主要宗旨是限制军备，其他如与太平洋及远东相关的问题，只处干整个会议的从属地位。
三山东问题的会谈
中日间山东lbJ 题的背景是相当复杂的。中国想在巴黎和会中使山东问题获得公正合理解决的努力未能如愿以偿。
因为山东闷题被当成国际问题而不是单纯中日之间的间题，才产生了所谓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这种巧妙安排，来迁就日本把会谈与华府会议分开的意见。中国的一贯立场是绝不直接与日本谈判山东间题。这个立场与日本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仅与中国有关，也关系到太平洋与远东的整个形势。巴黎和会上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因而，华盛顿会议
入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也应当直接解决这个间题。最后采取变通办法，在海军裁军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会谈，使其成为大会的“边缘”。中国反对直接对话。为了使中国满意，美国向英国建议，应当派观察员列席会谈；它们对中国方面解释说，这些观察员按时列席旁听，主要任务是观察以及必要时出面调解纠纷以弥合分歧，实际会谈中，日方代表为加藤和币原，由施、王和我代表中国。双方根据问题的情况各有一两位顾问或技术专家作为随员。黄邪先生就坐在中国代表身后。前几周，中国秘书长出席，有一位秘书作助手；日方也有一位秘书长。首次会谈中决定，虽然会谈的记录并不经代表正式认可，还是由双方派秘书做详细记录以备代表审核。加藤男爵并不经常到会，只在初次会谈时讲了些话。会谈两三次后，他就再不露面了；大概是由于限制军备问题的讨论已到利害枚关时刻，而我们的山东间题会谈与该会议同时进行，使他难以分身。只剩下币原，由值原和出渊相助。我方的三位全权代表则始终参加会谈。
首次会谈之后，实际就一直由币原代表日方谈判，我方则主要由我发言。我们对任何间题的基本方针或态度事先都在三位全权代表中讨论过。因此，我的发言都是根据我们的一致立场。全权代表面临的头一个间题是究竟从主要问题．还是从次要问题开始讨论。比较简单的问题有档案核对、行政移交和港口接管。其次是警察与邮政问题。双方对这些较为简单的问题，是不难达成协议的。
胶济铁路则是双方都最为重视的问题。起初双方达成部分谅解，处理完较简单的问题之后再讨论铁路问题。在前十天会谈中，虽然似乎已达成了许多实质性的协议，然而对子这种顺序，中国代表却在自己代表团中遇到了困难。中国代表团中以黄邪为首的一部分人普遍认为，按照这样的顺序，中国会有耗费时间的危险，下
第＿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
一步将难以要求彻底解决铁路问题。他认为中国应当在一开始就提出铁路问题，而我与施、王则认为，从谈判技巧以及双方强烈感情考虑，还是先处理比较简单的间题较为明智，这样有利于为讨论最困难的问题创造一种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气氛。黄郭争辩说，整个山东问题中，铁路最为重要，日本的政策是尽可能拖延谈判，以争取时间迫使中国最后要么接受日本的主张，要么使整个山东问题得不到解决。当然在会谈中对这两种顺序有过争论，然而从技术观点看来，中国代表主张把较大的伺题搁置一下是更明智的；而且，币原男爵也很痛快地赞同这个建议，他作为讲究实际的谈判者，也认为应当先解决比较简单的问题。
可是，由于受黄郭等人看法的影响，十一、二天之后，当～系列较简单的问题还未解决完时，我们在讨论中途突然提出了铁路问题。当然，这个间题又牵涉到许多难题。首先，在要求日本人阐明观点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说，愿在最初中德铁路协定的同样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只是按铁路贷款协议，进行接管，并且取代德国的地位，整个行政管理权名义上保留在中国人手中，实际上由日本人控制。在旧的贷款协定中，铁路公司总裁一直是中国人，但实际则由一名德国总工程司、一名德国车务总管和一名德国总司计管理整个铁路公司。另一个难题是关于在他们所谓的铁路区内，护路的铁路警察何题。第三个难题是开发铁路区域内的矿藏问题。日本在铁路间题上以及与其有关的几个方面的立场坚持不变。他们无疑确信会得到巴黎与伦敦的支持。
日本对铁路的态度很强硬，它提出要求说，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解决方法很简单：在一切有关铁路利益的问题．上，只消把日本当成德国的接替者就行了。然而在猛烈的抨击下，币原男爵无法捍卫日本做接替者的地位。因为铁路已经修好，已在运营了，铁路贷
? 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款协定已不再需要。中国提出偿还贷款来反对日本的立场。我们承认，日本凭武力夺得r 铁路协定中规定的德国在铁路的财政与经济利益，但中国愿偿还贷款，从而废除整个协定，使铁路归属中国（铁路贷款为二千五百万元）。在这个问题上，天天争论不休，最后，中国政府指示代表们，铁路贷款协议可在原则上接受，但要谈判，尽可能缩短其期限。当口本坚持要贷款，并要取代德国在贷款协定中的地位时，我们反驳说，没有贷款的需要；中国准备偿还贷款，任何国家坚持让别国接受不需要的贷款都是不合情理的。我指出，在中国既不需要借债、也无须用钱的时候，日本似乎急于让中国充当日本的债务人口
然而，在向国内非官方一各方面询问，中国能否轻易而迅速筹集此项资金时，答案令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代表团曾陆续收到中国各地的来电，有各省长官的，有诸如学生团体等民众组织的，有广西、湖北、云南等许多南方省份打来的，还有昊佩孚将军来电，都赞成立即偿还贷款。由于北京政府拖延汇款，张作霖甚至慷慨解囊，汇来一笔万五千元也许是二万元的款子供代表团开销。许多来电纷纷保证，所需款数可立即凑齐，并通知我们，估计募捐款额已超过四千万元。中国代表团随即秘密给上海银行公会和中国各商会的主席打电报，询问那些承诺的捐款是否可靠，能否筹集到现金。得到的秘密答复使代表团极为失望，募集到的尚不足五十万美元，而且据他们看来，有指望得到的总数不会超过两三百万元。他们指出，这些诺言都有政治色彩，代表收到的电报中的诺言是靠不住的。而旦，即使诺言能够兑现，交出二千五百万元这样一笔巨额外汇，对中国货币市场的影响会造成上海金融界的严重危机。政府当然从未向代表团表示过可立即筹措到这笔款子，政府还是了解局势的。正因为政府自知无法筹措如许款项，才指示代表团原则上
第二卷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77 接受贷款协定，但要努力协商，尽量缩短期限。我们提议为三年，后来延长至五年。日本起初想定为二十年，后来减到十二至十五年。以上的伺题最后终于解决了。然后就讨论三个关键的职务，即总工程司、总司计和车务总管。我们主张，由于铁路即将为中国政府经营，胶州也将交还中国，连接胶州与济南府的铁路理应完全由中国人经营管理。倘若日本要保障其在铁路上、也就是铁路贷款上的财政利益，可以把总I 二程司职务让给他们，由中国任命总司计和车务急管。然而．日本人认为这两个职务比总工程司一职更重要。双方都明白，铁路业已运营。在铁路建成以前，总工程司的职务极为重要，因为可以影响到路线的选定，可能会穿过某些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和贸易中心等等；此外，总工程司对获取供应以及向何处定货等事务的管理有主动权。最后，我们抛开了工程司l 司题。日本人虽然希望中国人当总＿l ' ．程司，可是他们接受了由中国人当副总工程司；我们也不十分坚持非由中国人当总工程司不可。车务总管是争论的中心，因为由他掌握铁路日常运行、货运管理，对贸易有很大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执了许多天。日本主张由日本人担任车务长，而中国反对，说应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他们作出妥协，先是提出中国可于三年后任命一名副车务总管，后来改为由双方同时任命。我们坚持由中国人担任车务总管，由日本人担任副职。在这一点上，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了好几天毫无进展。
我们最后采取的立场是，无论如何也应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总司计可让给日本人；由于让日本人主管会计业务，只有由中国人当车务总管才公平。起初口方提出由日本人做车务总管，中国人任副职，我方拒绝了，并如法炮制，回敬口本人。日方也拒绝了。后来，由于会谈陷于僵局，币原男爵就指出，这不该成为如此困难的间
邓顾维钧回陌录缩编
题；这不过是与铁路有关的诸多问题之一。干是他说，为表示日本代表团方面极其和解的态度，他提出接受中国人为车务长，而以日本人为副职，而两位的权力应大体相等，对一切事情应当协商一致。然而他说，这只是他个人的建议，与日本代表团得到的训令是相抵触的。然而他说，为摆脱僵局，他将亲自向政府提议由中国人任车务总管而以日本人为副职，双方具有同等权力。他希望把这看成是他个人的建议．倘若中国能够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他答应尽力劝说政府采纳这个方案。我方答应对这一方案加以考虑。两星期后．我问到当时的日本方案是什么。他们都说得到了币原男爵的通知，说日方只能接受由日本人任车务总管，五年之后再由一名中国人担任副车务总管。
第三卷
回国任职
( 1922 －一1932 )
第一章北京的政治生活( 1922 一1924 )
颜惠庆博士再次担任内阁总理
在华盛顿会议结束时，颜惠庆博士给在华府的中国代表团发去一封电报，希望三位代表会后返京一行，以便磋商如何实行华盛顿会议的一些有关决议，特别是关于山东间题的协定。实际上施肇基博士并没有回国，王宠惠博士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回国，向政府汇报会议的情况。我准备把在英国的工作安排就绪后也启程，估计春天可以回到中国。
会议一闭幕我就返回伦敦，但直到4 月下旬才动身回国，旅途经过五个多星期才从伦敦经苏伊士运河抵上海。我到达上海时已5 月下旬。
在上海时，我给颜惠庆外交总长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我已抵沪，几天内就可到达北京，向他亲自汇报。颜复电表示欢迎。我抵京后不久，在一天下午两点半钟时前去看望颜总长，向他汇报有关实行华盛顿会议决议事宜和当时中、英之间的国际关系。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颜总长对华盛顿会议决议或一般的国际关系都闭口不谈，只说他要在当夭晚上离开北京去接家眷从杭州北来度夏。我听说他正巧要在当夭离京，觉得有些惊讶。他说要离开北京一些日子，休息一下，又说，因为在政府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交总长，从
8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健康情况考虑需要休息较长时期，希望我接任他在外交部的职位。他的建议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回国只是为了就当时的一般国际形势，尤其是山东问题与外交部进行公务性的磋商，并不打算在国内久留。而且，我也无意进入政界，只想返回伦敦，因为我在那里仅仅工作了一年多一点。，
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很混乱。在颜博士离京后我渴见了徐世昌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徐总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称赞我在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所做的工作和在会议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说要为欢迎我举行一次午宴，已经吩咐庶务科长准备了．通过这些礼节性的渴见，我了解到北京的政治局势正处于动荡状态。报纸上登载了不少关于聚集天津的政界要人的活动，人们预料可能发生政变。
l , 22 年6 月2 日，也就是预定为我举行欢迎午宴的那天上午，我给庶务科长（总务部门负责人）打电话，请他报告总统：鉴于总统近来一直为政治局势操劳，觉得他应该取消这次宴会，请他不必对此感到为难。庶务科长说，总统一早就吩咐按计划做好各项准备，甚至问到了谁将参加宴会。由此可见总统是真心实意要举办这次安排好的宴会的。我出席了午宴，地点在居仁堂。参加宴会的宾客约有四十人，其中有内阁各部总长、副总统、军警首脑，如卫戍司令、警察总监、宪兵司令都出席了。进餐时我坐在徐总统的右侧，我们边吃边谈，他问了一些关于华盛顿和英国的问题，丝毫没有显露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迹象。他神态十分安详，有时也和左侧或对面的客人从容交谈。午宴结束后― 我们吃的是西餐― 他请大家到另一间屋子去喝咖啡、抽烟，并且说有几句话要对大家谈。我们退入休息室，当咖啡端上来后，我们站成一个圈。徐总统说，他想对这次给了他很大乐趣的聚会讲几句话，他知道在这种场合主人讲
第三卷回国任职83 话是不平常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他说一说心里话的好机会。于是他宣布由于年老和身体不大好，觉得应该引退休息了，他知道照管国务方面的安排已经做好，所以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告别。他说他已做好旅行的一切准备，将直接去车站乘车返回天津。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我想也许有些人（我认为很少）已经知道了总统引退的决定。我们随即都赶到火车站为他送行。这天是6 月2 日，他下午三点左右离京，开始其退休生涯。
此后不久，黎元洪抵京。在车站等候迎接新总统时，我惊奇地看到颜博士也在场。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说：“昨天晚上。”这时我见他走过去和王宠惠博士低声谈话，我心中暗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在车站上的人群中，许多人都是我熟悉的，其中也有王正廷博士。使我感到惊诧的是不但见到了颜博士，还见到了许多据说已经离开北京的人，他们本来在天津或其他地方，现在突然都出现在车站上。他们大多数人随黎元洪总统前往他在东厂胡同的公馆。
我离开车站前，王宠惠博士说：“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家，说颜博士托他转告我，他已经推荐我当外交总长。王博士说，颜博士特地要他转告我这个口信。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只是回来汇报的，只带了很少一点随身衣物，其他东西都还留在伦敦。
当时我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个口信，可是我意识到某种政治角逐正在进行。我所以没有跟随大伙去黎总统的公馆的原因是在车站等待时― 其中有众议院议长吴景滦、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以及其他许多人，包括我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 我已推测到黎总统将要组阁，据知吴景镰、王家襄、颜惠庆和王正廷去总统公馆是为了商议新内阁的人选事宜。原宣布当天下午就要发表内阁名单，但
跳顾维钧回陌录缩编
等到很晚他们说还没有研究好，而且颜博士也已离开北京去了西山。黎总统派王正廷博士去劝他回来。我听说原来黎元洪．总统提名唐绍仪先生任内阁总理，颜惠庆博士任外交总长，在唐绍仪到任之前由颜代行总理职权。颜博士对这一职务安排不满意，所以离去了。组阁人员知道这些情况后，终干接受了颜博士的意见，公布他为内阁．急理，于是颜着手组织内阁。
过了几天，颜博士给王宠惠博士打电话，请他转告我：他本想邀我加入内阁，但很抱歉，因为许多派系都要求在内阁中占有席位，所以不能邀我入阁，但他仍希望我与他密切合作，准备给我安排财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征求我的同意。我回答王博士说，我这次回国原来就只打算停留不长时间，现在还是这个主意。他说：“别那么说！中国的财务工作紊乱，颜博士掌握了一些材料，认为纯粹的财政家应付不了那种局面。加以中国的财政间题与国际银行业密切相关，他不得不从财政界以外物色一些无党派并且熟悉国际情况的人士担任此项工作。”我告诉王博士说，这完全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后来，颜博士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的忙。他对我说在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方面，我完全可以自主。而且这个职位的薪傣将和各部总长一样，希望我能重新考虑他的建议。他还说：成立财务委员会的事已经公布了，难道我能不助他一臂之力吗？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在关于总理职位问题上所出现的斗争。众议院议长吴大头（吴景嫌）极力主张由唐绍仪先生任内阁的挂名总理，在唐先生到职以前，由颜博士以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颜博士自有他的一批政治伙伴，他们劝颜不要接受这个任命，免得处境尴尬。吴景镰作为众议院议长和黎元洪总统复职的主要支持者，也有他的一套想法，而且早已制订了一个方案并坚持不肯让步，所以双方的意见冲突难以解决。由于颜博士拂袖而去以示抗议，这就
第三卷回凶任职
形成了僵局。因为当时还不知道唐绍仪先生是否愿意接受总理的职位，如果接受的话，也不知什么时侯才能到任。结果经过王正廷博士的斡旋― 王正廷当时是参议院副议长，土家襄是议长― 黎．总统听取劝告，满足了颜博士的愿望，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内阁名单发表后，吴景滚很不满意，曾对他的同事们发过一些牢骚，这些人中有几个也是找的亲密朋友，他们给我透信说：“恐怕颜惠庆博士的内阁寿命不长，当内阁名单提交国会批准时，他要遇到难关。”吴景镰先生的集团曾经扬言，除非内阁中有能被众议院接受的阁员，众议院将不批准这个内阁。那时吴是所谓“益友社”集团的首脑，政学系也靠近他，因此吴控制了整个众议院。在内阁得不到国会批准的趋势变得明朗化之后，颜博士宣布他的内阁属于过渡性质，只准备执政六个星期左右。因为国会要到1922 伍8 月1 日才开会，在此以前他的内阁并不需要被批准。一待国会到期开会，他就提出辞耿。
二王宠惠博士的内阁及其与国会的冲突
颜惠庆博士内阁辞职是人们预料中的结局，因此在1922 年7 月下旬以后，以总统府为一方，以吴景镰领导的国会为另一方，已经就组织新内阁问题开始了幕后协商。驻节洛阳的吴佩孚将军主张由参加过华盛顿会议的代表们组成内阁，这种意见当时在国内很流行。关于组阁间题，吴将军与保定派有着密切联系。保定派的发言人是曹银的弟弟曹锐。吴将军的发言人是孙丹林，他还有另一个代表名叫高恩洪，但比较起来吴更为信任孙丹林。孙和高两人都是吴佩孚将军的出生地蓬莱县同乡。
1 , 22 年8 月5 日，王宠惠博士被任命为代理．咏理，他要我当他的外交总长，高恩洪当交通总长。找了解到每个阁员的提名都电
吕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告洛阳取得同意。这时唐绍仪是内阁总理，王宠惠只是在唐到任前代理总理，吴景滦自己承担了与唐先生联系的任务。在一个短时期内，好像在上海的唐绍仪先生可能同意出任总理。这时在王宠惠代总理的内阁中，田文烈任内务总长，高凌雳任财政总长，张绍曾任陆军总长，李鼎新任海军总长，张耀曾任司法总长，王宠惠兼任教育总长，卢信任农商总长，高恩洪任交通总长。既然这届内阁的组成是这副模样，我完全理解唐绍仪不愿就任总理的原因，因为有些内阁人事安排是唐不能同意的。所谓唐绍仪内阁仅仅是利用了他的名字，这个内阁实质上是保定、洛阳两派达成协议并与吴景镰为首的“益友社”取得谅解后的产物。
王宠惠代总理的内阁组成子1922 年8 月5 日，在唐绍仪明确拒绝出任总理后，于9 月19 日进行了改组。由王宠惠任总理，孙丹林任内务总长，罗文斡任财政总长，张绍曾任陆军总长，李鼎新任海军总长，徐谦任司法总长，汤尔和任教育总长，高凌玲任农商总长，高恩洪任交通总长，我继续任外交总长。
王宠惠博士的内阁由于和吴景赚为首的国会之间关系处得不好，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有这些原因：首先是提出内阁名单经国会批准时，孙丹林和高恩洪得不到国会的同意，理由很明显，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孙和高不够资格当内阁阁员，其政治品质也不清楚，他们的名字能列入内阁名单，就因为他们是吴佩孚的人。此外，还认为内阁名单中收罗了一些钻营禄位的人。人们都知道王宠惠博士是处于孙和高的影响之下，王通过他们两人特别是孙与吴将军保持密切联系。吴将军是强有力的人物，是内阁的后台。得到国会其他一些派别支持的吴景镰集团放出风声，当国会根据宪法对批准内阁名单进行投票表决时，孙丹林和高恩洪两人就要遭到否决。吴景滚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他与洛阳、
第三卷回国任职87 保定两派合作迫使徐世昌下台，迎回黎元洪，是月为以吴景镰为一方与以洛阳和保定派为另一方之间达成了协议。政界人士都知道有这样一个谅解．在徐世昌下台后，暂时恢复黎元洪的总统职位，以便为选举曹银当总统铺平道路。待曹馄选上总统后，吴景赚就出任总理组织内阁。
王宠惠博士听到昊景谦及其在国会中的同伙宣称孙丹林、高恩洪两位总长的任命将遭国会否决后，他接受别人劝告并通过孙和高的渠道得到吴佩孚将军的同意，决定不把他的内阁阁员名单提交国会审批，使国会得不到推翻内阁的机会。这便是王博士内阁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这些困难导致总理和以吴景滚为首的国会之间的公开争吵。这种公开争吵反过来又促使财政总长罗文斡拒绝支付国会的必要经费，最后激成了罗文斡被逮捕、拘留的案件。王宠惠内阁组成不久，国会和内阁之间就发生了摩擦。吴景滚亲自带领一些国会议员登门找到罗文斡，索取国家预算中拨给国会的经费。罗博士觉得难以筹措所要求的款项，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国会财政困难的办法。一天，吴景嫌先生来找我，抱怨财政总长的冷漠态度和拒绝提供国会经费，要我替他想想办法。我说我给罗总长打电话，支持吴先生对经费的要求。当我给罗打电话时，罗说“别理他”，接着罗给我解释：第一，国库没有这么多钱．第二，吴不和政府合作。在私下里说，他的话也许有几分理由，但用来处理政治纷争，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国会接连不断地给总统送去公文，要求他送去内阁阁员名单，总统却始终听信内阁，更确切地说是听信两个昊佩孚代表的意见，没有理会国会的要求。因此，国会想方设法挑政府的毛病。他们屡次要求总统命令总理亲自出席国会接受质询，但王博士从没去过国会。我一直认为国会是根
舫顾维钧回亿录缩编
据宪法行事，内阁也应该按照宪法去做，派人出席国会。王博士看到我总是主张和国会取得进一步的谅解，他就派我出席国会答复质询。
我来到国会时，发现议员们的神态很严肃，因为他们都想找我的麻烦。随之开始提出质询，我很有礼貌地作了回答。答复质询时，我对他们的态度很诚恳，尽可能地说明真实情况、原因、困难以及正面与反面的理由。一般说来，每当我的答辩结束后，议员们都鼓掌欢迎，有人还来到我面前，对我出席国会表示欢迎，说我树立了一个尊重宪法的榜样。但这总不是满意的解决办法，尽管国会议员们对我相当友善，他们的真实意图仍然是给内阁制造困难，当时北京笼罩着一种政治气氛，似乎将要发生什么事件来加剧内阁与国会的冲突。果然没隔多久就证明这种推测并非全无根据。一个星期六的夜晚，海军总长李鼎新将军在海军俱乐部举行宴会，像往常那样，内阁主要成员和武装部队领导人都应邀出席。在军警首脑中有京俄卫戊司令、京师警察总监、宪兵司令。此外，还有一些国会议员。在宴会过程中，进来一位将军和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说了几句话。看到这种情形，我预感到要出什么事。晚间九点十五分宴会结束，我回到家里即接到从罗博士公馆打来的电话，说有几个军人来到罗家把罗带走了，从罗被带走的方式来看，他好像是被逮捕了。这个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立即赶到王宠惠博士家，想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博士说他也接到了罗博士被摘的消息，而且和罗一道被捕的还有财政部的库藏司司长。罗博士被捕对王博士是个震动。我向他建议应该把这件事报告总统，查明为什么一个财政总长会受到这样的对待。王博士显得很沮丧，说他要辞职。我告诉他这可能是下一步势所必行的，但现在我们首先应该查明这桩非常事件的背景。显然，这时王博士感到非常心烦意乱。
第二卷回国任职8 , 第二天上午刚过九点，我来到总统府，立刻被带进一个正在开会的房间。人们招呼我入座后，我发现总统坐在会议桌的主席位置，在座的有卫戍司令王怀庆，驻北京的步兵师师长、警察总监和众议院议长吴景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此外可能还有一两个出席会议的人，现在我已想不起他们的姓名了。我到达时，他们都保持沉默。当时我很激动，直截了当地对总统说：我认为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来意与罗博士被捕有关。我说，王宠惠总理不能来，我来是得到了他同意的。我接着说财政总长的突然被捕，不仅对内阁而且对总统也是个严重事件，因为根据宪法，目前的内阁是向总统负责的。怎能不和政府、总理或司法总长打个招呼就逮捕阁员呢？所以，我来勤见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准下令逮捕罗博士的，以便确定责任间题。对我当着出席会议的人的面严肃地对黎元洪总统说话，他看来似有所动。他忙说他没有下令逮捕。于是我说，如果．总统没有下令逮捕，谁能下这个命令？还有，既然代表总统行使职权的内阁也不知道这件事，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我接着说，这个事件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我说，既然总统说他没有下令逮描，究竟谁能下这个命令？这时总统指着王怀庆将军说，是他的司令部下令逮捕r 罗文斡。王怀庆将军回答说：“不！我对总统说了，是总统指示我去办的。”总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告诉你吴景滚议长来信的内容，信里说这件事涉及到奥国贷款。收到信件后，我确是把你叫了来，但我并没有让你逮捕罗总长．”王将军说：“我奉命来到后，你告诉了我信件内容，我问是不是要依法办理，你说放手去办吧。”总统回答说：“我没有命令你逮捕他。”王将军说他理解总统的意思是要他把罗看管起来。总统说是吴议长曾经口头和书面建议逮捕罗总长。于是吴景镰说，他只是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至于
g 。顾维钧回亿录缩编
决定是要由总统来做的。最后，总统说他没有逮捕罗的意思。我插话说，从他们刚才说的话判断，没有人下令逮捕罗。如果没有特别命令，卫戍司令肯定无权逮捕。这个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我还特别强调说，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我们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总统指着出席会议的军警长官说，顾总长说得对，应该立刻释放罗总长。于是我就表示我高兴地看到总统已经领会到这个事件的症结而且措置得宜，接着我就离开了总统府。我回到王博士家向他报告交涉的经过。隔了一会儿，我仍在那里时，王博士接到一个可能是从总统府打来的电话，说罗博士已经被释放并被请到总统府。
后来，我得知事件的经过是，总统、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在会后进行了商议。显而易见，他们对这件事从法律方面考虑，同意释放罗博士。可是因为罗博士在基于奥国赔款的奥国贷款事件中被指控为违法，这个问题仍然未得解决。现在让罗博士恢复自由而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日后如果对他的控告终于核实成立，就要冒在此期间罗有可能离开北京、逃避法律制裁的风险。所以他们决定把罗博士作为一位非自愿的客人“请”到总统府来。显然，这是一场国会、内阁和总统之间的三角冲突。
王博士决心和整个内阁一同辞职。我完全同意他的决定。但我坚持这两个案件必须弄清，因为王博士和我都充分相信罗博士的诚实品质。此外，这件丑闻的政治目的是为了促使内阁垮台，它的主要策划人是众议院议长吴景镰和像陆军总长这样的一些内阁成员。陆军总长张绍曾并不掩饰想当内阁首撰的野心，他和吴景镰过从甚密，而且已经谈论到由他担任下届总理。
第三卷回国任职
三张绍曾将军组阁及其垮台
不管关于昊景赚伙同张绍曾秘密筹划攫取政权的政治流言是否属实，总统理所当然地照准了王宠惠内阁的．急辞职。我猜想黎元洪总统身边那些不赞成吴景滚集团的谋士们一定曾向他献策，找一位年高资深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的政界元老继王宠惠当内阁总理。因此汪大燮先生勉为其难，接受了总理的任命。汪是一位学者和外交官，在清代担任过驻伦敦的中国公使，作为一位老政治家，他享有较高的声誉。汪提出就任总理的条件是，他只出来填补空档，摄职以十日为期。
汪大燮就任代理总理后，有一天他的秘书长陈汉第打电话告诉我：总统的秘书很快就要给我送来一份汪大燮刚刚签署的任命书，任命我为关税委员会主席。我对陈汉第说：虽然我个人很愿意帮助总统，但不能接受政府的任何官职。我还说我将很快提出辞职。于是我写好辞皇，派我的秘书亲自交给陈汉第。然后，我给陈打电话，请他向汪大燮代总理转陈我辞职的理由，并递上辞呈请汪批准。
根据事先商定的条件，汪先生不久就辞职了。1 922 年12 月10 日，王正廷博士接长政府，担任代理总理兼财政总长。那时，热中于登上总理宝座的张绍曾将军积极地与昊景廉合作，力求能被任命为总理，组织新内阁。至于张的任命迟迟未能公布和需要王正廷博士出来成立一个临时内阁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要等拟议中的内阁与以吴景镰为首的国会集团之间制订出一个合作计划。吴景镰虽是众议院议长，但在众议院中也有他的为难之处。吴是“益友社”的首脑（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但还有一些其他派系反对吴的集团。即使在“益友社”和其他亲吴派系成员中，也有不
9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少人特别是广东省的议员是王宠惠博士和罗文斡博士的朋友，不赞成张绍曾组阁，因为张参加了王宠惠内阁后又从中兴风作浪设法推翻王的内阁。
然而张绍曾的组阁愿望终于实现，并以施肇基博士担任外交总长。当国会举行投票表决内阁名单那一天，施博士的姓名首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接着在参议院举行投票，院内院外的人们都一致认为施博士被顺利批准是理所当然的，谁知表决时竟没有得到必要的票数。
参议院没有通过施博士的提名，多少打乱了张绍曾将军的组阁计划，但不太严重。以后黄郭将军在1923 年2 月代替施肇基博士当了近两个月的外交总长。
新外交总长黄郭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是送交在北京的法国公使一份答复照会，同意法国关于解决金佛郎问题的要求。金佛郎问题是件错综复杂的悬案。1922 年8 月我就任外交总长后，曾起草了一份呈交内阁的备忘录，指出，无论从l 叨1 年9 月1 日的议定书来看，还是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来看，法国人的要求都缺乏充分依据。根据以上理由，我给法国公使作了否定的答复。张绍曾将军组阁后，金佛郎问题是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同时张绍曾也迫切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各国外交使团，至少法国使团将会采用扣留交还赔款减免部分的办法来给政府制造困难。所以黄郭就职后，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法国公使送去一份答复金佛郎同题的照会。
很快，国会知道了这个消息，因这时吴景镰对张绍曾已感到失望，国会与内阁之间开始发生姐龋。国会开始要求总统派．总理和外交总长到国会接受质询并回答间题。黄邪根本没有去国会回答问题。由于张绍曾决定不理睬国会，事情闹得越来越厉害。结果金佛
第二卷回国任职呱郎争议变成了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议。最后导致了黄郭将军的辞职。
然后，我在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更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的情况下被任命为外交急长。这当然使我大吃一惊。我记得任命刚一公布，曹馄的三个得力助手就来游说，劝我接受任命，斌廿个人都是张绍曾内阁的阁员，高凌霹任内务总长，昊毓麟任交通总长，陆锦任陆军．急长。我没有同意，告诉他们说只要罗文斡的案件一天不澄清，我就一天不任职。高、吴、陆三人听了我坚决拒绝接受新职的理由后，说：如果这是我提出的条件，那么一侯我就职后，罗案即将解决。这是他们许下的诺言。
最后，在一位陈先生家里安排f 一次会议。陈是北京《 亚洲日报》 的编辑，福建人。因为他与北京的政治界关系密切，他的妻子又是一位殷勤好客的女主人，所以许多政界人士经常利用他家作为会议场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吴景嫌、司法总长程克、王兰亭、高凌雳、陆锦和吴毓麟。他们之中有人躺在床上抽鸦片烟，其余的人抽雪茄烟。吴景赚说：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向我保证将要释放罗博士。我表示我将在罗文斡被释放后的当天就职。他们说最好是我先就职，随后释放罗。因为司法总长下达释放罗的命令要经内阁批准。最好由我先参加内阁，这样我就可以监督使命令得到批准．他们还说这项批准手续将在我出席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完成。取得了这一谅解后我同意就职。因此，我第二天上任，随后罗文斡被释放，这是1923 年了月初的事。
我记得昊毓麟和高凌霹来看望并敦促我就任外交总长职位时，他们曾对我说，按照宪法规定，在没有总理的情况下，我作为外交总长将领导内阁。后来我同意就职时曾明确地提出，我当外交总长只致力于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不想介入国内的行政事务，因为我
94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对国内的问题不大熟悉、我还争辩说‘在总理和外交总长缺席时，按顺序应由内务总长高凌爵领导内阁，事实上他也已经主持了内阁会议。我相信他们心中有数，知道我不愿意和各个政治派系打交道，尤其不愿意和内阁的真正后台保定派周旋。我也相信他们要我当外交总长，只是为了使内阁看起来更像一个政府。
四摄政内阁
1923 年夏当我就任摄政内阁的外交总长时，国会正在开会，主要的政治议题是准备选举新总统。我尽量不参与这件事。选举活动中的主要间题在于使国会议员协调一致投曹馄的票。众议院议长吴景漆和其他一些集团的首脑看来想为实现这一企图召开会议都有困难。显然，以曹锐为一方，和以操纵着国会中最大集团的昊景滚及国会内外其他集团首脑为另一方在讨价还价。这时国会内部简直开不成会，许多议员为了不让任何会议达到法定人数而离开了北京。同时，为了便于操纵即将到来的选举，国会议员们组织的各种交谊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当时曹馄在保定。充当他的竞选代理人经常往来于保定、北京两地的是他的弟弟曹锐。曹锐被人们称为曹四爷，在幕后进行了全部策划。他和吴佩孚大帅虽然属于相同的政治派系，却遭到吴的激烈反对。吴景谏不只是不喜欢曹锐，甚至还恨他，因为曹锐拒不履行他和吴景深所达成的政治交易。据了解，曹棍当选总统后，吴景镰将成为总理以偿平生夙愿。临近选举前夕，吴景深身为众议院议长，手里掌握着操纵选举的武器。毫无疑间，他企图阻挠选举，向保定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要求。由于他的强硬态度和苛刻条件，使国会议员们分裂成不同的集团。有些所谓特别议员俱乐部，成了吴景镰集团的直接竟争对手。吴未能实现其野心，因为曹馄当选总统
第三卷回国任职95 后，仍由高凌露继续任总理。
在摄政内阁时期，我想起一段有养筹集总统选举经费的插曲。其时国会仍在会期中，众议院议长吴景镰在议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一次内阁会议上，财政总长张英华提议把向日本借的参战惜款利息转入本金内。我记得有几个阁员赞成这个意见，但我表示反对。当时我所持的理由是：这项关于中国参加欧战的借款，已经成为国内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二这也是激起五四运动的原因之一。国会曾多次通过决议，拒绝承认这笔借款。我说，政府如果批准把上述的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那将是很不明智的举动。于是高凌雳先生说，既然顾总长反对这个建议，内阁可以把它搁置存档。
每逢夏季，我经常在星期五晚上去北戴河度周末。有一个星期五的傍晚，我接到了昊景滚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我听说你要去北戴河，请先别去。”我问：“为什么？＂他说他得到一个报告，大意是有的阁员知道我要去北戴河，他们准备在明夭上午的内阁会议上提出有关中国参战借款的问题。我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去了。’，第二天上午我去内阁开会，往常会议都是安排在上午十点开始，这一天的开会时间却提前了五或十分钟。我在十点三分左右到达会议室，这时其他阁员已经就座，我坐在代理总理高凌蔚的对面。高说：“决议已经通过了。”我问高通过决议的内容，他说是关于中国参加欧战借款问题的决议。于是我说：叨肠一天我已阐明了对这个同题的意见，内阁应该非常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于是，高说：“既然顾总长不同意这个决议，我将告诉秘书长把这个问题先搁置一边，这个决议算没有通过。”正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吴毓麟总长被叫去接电话。给吴来电话的是日本工业公司的冈田，我猜想冈田一定是通过电话向昊打听内阁会议讨论的结果。吴在隔壁房间接电话．大声
gG 顾维钧四陌录缩编
说：“还没有万还没有！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间题。”随后，高凌爵又重复一遍：“这个决议没有通过。”
星期日晚上，我被邀请参加王兰亭举办的宴会。王是保定派的首脑之一，后来当上了曹棍总统的秘书长。参加宴会的除了王兰亭外，客人有吴毓麟、高凌雳、陆锦和李彦青，我们很友好地进行了交谈。吴毓麟说他不得不对中国参战借款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他能够理解为什么我反对承认借款，然而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个间题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曹馄是否能当选总统。他接着说：“少川，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但对我们来说，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曹三爷（曹馄）下台，我们就要失业，”所以他希望我能够理解他们的个人处境。他还强调他不仅仅为他自己说话，同时也代表了所有其他在座的人。我倒是有凡分赞赏他的坦率，因为他的话表明他们把我当作朋友对待。我说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处境，我反对承认中国参战借款，不单是因为国会多次否决了它，也是为了曹三爷和他那一派的利益着想。我解释说：“如果政府批准了承认中国参战借款，立刻就会遭到国会的反对，同时全国人民都将知道这件事。这样不仅影响曹馄当选的机会，而且即使他被选上了总统，也使曹银的政敌们有攻击他的口实。再者，这样一来，你们将会丧失作为政府官员的声誉。”
无论怎么说，参战借款问题总算被搁置一边了。
五对曹棍和吴佩孚的一些回忆
曹银当选总统早在人们意料之中，他于1923 年10 月5 日当选，五夭以后正式就职。
这次选举总统遭到了猛烈的政治攻击，特别是南方的反应更
第三卷回国任职盯为强烈。我和内阁某些成员都不知道其中进行了什么交易，而且我们也没有参与其事。选举过后，曹馄贿选总统成了贻笑全国的一个话栖。我和曹馄总统共事的时间比和其他任何国家元首共事的时间都长，在连续四届的内阁更迭中，我一直担任外交总长并且任过一个时期的总理，人们传说曹馄是个文盲，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我发现每当我靴见他向他呈递报告或文件时，他总是把那些东西放在一边，而要求我口述文件的内容。在我的政治经历中，我曾亲自接触过中国的儿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馄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儿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儿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馄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昊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恒、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馄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有一个涉及国际关系的例子（我在下一章还要说到这件事》，足以证明吴大帅对曹将军的尊重。19 名4 年3 月，苏联大使加拉罕和王正廷博士草签了解决两国之间一些问题（例如外蒙古、中东铁路问题等）的中苏协定，昊大帅对王正廷博士草签的协定表示坚决支持，他出面发出通电批评我主管的外交部。这就置曹馄于既尴尬又恼怒的处境。曹是北京的总统，吴佩孚公开出面反对我当总长的外交部，批评我应负责的外交政策，而这个政策却是我在曹馄总统领导下执行的。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总统，并且说：“这种局面让外界看来难以理解，国内外都认为吴佩孚将军是你最忠实的部属，但他却公开攻击你的一位总长。这个政策难道不是经你批准的吗？' ’曹总统立刻看到了问题的要害，他
98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显然动了怒：“我在这里，当然比吴子玉（吴佩孚的字）知道得多。他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事，应该闭上嘴，”他还说：“我今天要派专人去告诉他停止发出通电，并且要他闭上嘴。因为有些事他不大清楚，这些事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曹总统果然在当天下午派了一个人乘专车前往洛阳。下次我见到他时，他说使者已经带着吴佩孚将军的明确保证回来，吴允诺今后保持沉默，对这件事决不再说一句话口另外，还有一件事给了我深刻印象，使我了解到曹馄将军为什么能从一个普通士兵升到中国总统的最高地位。正好在他就职后的三个月，高凌雳内阁被以孙宝琦为总理的内阁所代替，在新内阁中我仍然任外交总长。保定派的三个领袖陆军总长陆锦将军、交通总长吴毓麟先生和高凌雳先生曾一起及分别对我劝说，极力要求我任命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黄曾任过驻澳大利亚和纽约的领事及驻奥国公使，他是个职业外交官，同时也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他们黄是个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官，但任命他为驻英国公使还需要慎重考虑，因为当时的任何国家都认为伦敦是个最重要的外交岗位．第二天他们又来找我，两天后他们继续催促，我在这种不断逼迫的压力下感到有些厌烦。我对他们说我正在考虑，还说我们必须选择最合适的人到这个重要岗位。黄先生在华盛顿干得很好，一般说他的性情、举止和言辞都不错。至于说到担任驻伦敦使节，因为我自己在那里工作过，知道一些英国的情况，我要选派最适合于这个位置的人赴任。他们肯定把我的回答理解成了拒绝。一天，总统在他的办公室召开内阁会议，研究一些其他问题。在孙宝琦总理来到之前，总统和其他阁员都到齐了，吴毓麟先生隔着会议桌对总统说：他和陆锦、高凌雳都对外交总长谈过关于黄荣良的任命问题，希望总统再亲自和顾总长谈一谈。曹总统听了吴毓麟的话立刻沉下脸来，对他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
第三卷回国任职99 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由于总统回答得很干脆，其他人都不作声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并没有对总统提过黄的任命问题，也没有向他解释过对这项任命需要花费时间考虑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断，认为他们不应该干预，
在这些行动上曹．急统表现了他的性格。每当他任用一个他认为胜任的人，他就放手让他拥有充分的办事权力。换句话说，他信守这个原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认为他处人处事的方式给人印象颇深。他可能没有从书本中学过这些，但他的行为却一直符合这句中国的古老格言。他也很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当吴佩孚大帅于1924 年9 月中旬来到北京后，在他的司令部中当着刚组成不久的颜惠庆内阁全体阁员的面，草拟命令，派任各军司令官。我记得他一写完命令就打发内阁秘书立刻送呈总统批准，以便加盖总统印章。我以前曾和几位总统共过事，他们必然会对吴这种狂妄越权的行为感到愤慨。吴大帅很可能没有和总统商量过这件事，因为他在那天下午刚刚到达，会见总统的时间很短，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见到了总统。可是一切顺利，当关晚上命令就正式公布了，也就是说得到了总统的批准。这件事说明曹总统充分信任昊佩孚大帅，对吴大帅行使权力并不敏感多疑。所以我对曹馄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具有领袖的品格。
我对昊将军的印象是：他不仅是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他对部下要求很严格。用过去的标准衡量，他可以说是个第一流的军人。他执法严明，办事公正。我另外一个印象是：他操守廉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但是他也像其他军人一样，是个性情专横的独裁者。我记得他在北京建立司令部后出发去前线
l 。。顾维钧王司忆录缩编
之前，有一次邀请我去讨论日本方面的最新发展和巾日两国的外交关系。我去拜访他时，他正笔写忙碌，因为他喜欢亲自书写命令。吴将军和我交谈中，北京的三位军界首脑来求见他，一个是京缺卫戍司令王怀庆将军，一个是一位步兵师师长，另一个是执法处长车将军。吴将军看到他们后，让他们站在一边等了很久，他自己继续和我谈话。我想告辞，他说：“让他们等一会儿。”这三个人等了好几分钟。我对他说，这三位等候着的将军一定有重要军情要向他报告，我是个文人，最好马上离开。吴将军说。“不必。”于是他没有请那三位将军坐下就向他们发布命令。他对王怀庆将军和步兵师长说：“你们今晚七点出发，火车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到达第一个停留点后就打电话回来报告。”然后他让车将军同乘这列车到某某地方，然后打电话回来报告。二位将军问他是否还有其他指示，他说没有，并要他们立刻离开。那时王怀庆是陆军上将，身居要职，吴将军对王和其他两位将军说话的态度显示了他的威望。事实上，吴不但是个军事领袖，还是个铁腕人物。
六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倒戈
曹馄就任总统后的三个月中，我在高凌雳内阁担任外交总长。1924 年1 月内阁改组，由孙宝琦出面组织新的内阁。孙以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务，他推荐颜惠庆博士当外交总长（颜夫人是孙的姊妹），在政治上孙和颜是同路人。我本人对是否留在政府中并不介意，因为我的朋友们都离开了。
孙宝琦推荐颜惠庆当外交总长，曹总统却要我留任这个职位，并通知了孙。孙一心想把颜拉入内阁，因为颜比我接近保定派。不管怎样，孙宝琦最后还是接受了总统的意见，我继续留在内阁担任外交总长。
第三卷回国任职101 在孙宝琦辞职后，出现了类似的局面。那是1924 年夏天，我仍在内阁担任外交总长。一天下午，交通总长昊毓麟打电话到外交部，祝贺我升任代理总理。因为我事前一无所知，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惊奇。我任代总理的命令发布于1924 年7 月2 日。我告诉吴毓麟说，我不愿就职，因为我不熟悉北京的政治情况，而且我想继续献身于外交事业。他说，总统和孙宝琦同意按照宪法，总理缺席由外交总长代理的规定，任命我代理总理。他劝我不必踌躇，还说内阁其他阁员将会继续帮助我。他不但不把我的意见转告总统，反而建议我和他一道去见总统。于是我和吴毓麟到了总统那里，但曹银总统这时已经下了决心，我婉辞无效。总统说他理解我的心情，让我代理总理只是临时负责，他还要另外物色总理人选。在过渡时期暂由我代行总理职权。
基于这只是暂时代理的谅解，我接受了代理总理的任命。内阁其余成员也全都留任，没有更动。由于我同时兼任外交总长，政治界中出现许多征象，显示颜惠庆博士作为早已预定的候选人，将正式继任孙宝琦的．总理职位，这时传出一些流言，说国会更希望我担任总理。我对这些消息不大相信，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并不想当总理。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到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我猜测为什么国会宁愿要我担任总理的原因是：在过去两年中，我和国会的关系一直处得比较融洽，而以前颜博士担任总理时，与国会的关系却弄得很僵，特别是他和众议院议长吴景嫌之间的关系更是势如水火。这次，国会领袖们，尤其是昊景赚集团，又散布消息说：如果颜惠庆的名字提交国会，他们将投票予以否决。最后，经过保定派的大力疏通，才使颜博士被国会接受，并使国会对颜的提名得到曹馄总统批准。下一步工作就是选择内阁的
10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几
各部总长，这项工作中的唯一问题在于确定外交总长人选。其余各部如最重要的财政部以及陆军部，海军部这一类的总长人选，己全部由曹银总统内定。关于外交总长人选，则出现了许多争议。这时我提出辞职― 实际上，当颜博士被提名组织新内阁时，原来的整个内阁都辞职了。颜博士自己想兼任外交总长，同时打算让我当财政总长，但因财政部是个要害部门，保定派伙同吴景滚早已确定了总长人选。总理颜博士要兼外交总长，但曹馄总统和他的拥护者都主张我应该继任外交总长，起初颜博士坚持不让，后来当他以坚持己见作为就职条件时，曹锡总统显得有些心烦意乱，并且表示：如果是这样，那么颜博士就不必当总理。这一下形势变得紧张起来。颜博士看到曹馄总统已下定决心，宁愿栖牲颜的总理职位也要让我留任外交总长，最后他终于让步，接受了这个方案：即由他兼任仅次于外交总长的内务总长。我则再次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以上是吴毓麟讲给我听的一段内情，吴是曹馄总统最亲信的政治拥护者之一。
内阁组成后，立刻就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直系的曹银、昊佩孚将军与奉系的张作霖将军之间的尖锐斗争。形势正在迅速恶化，人们都意料到不久就要爆发一场武装冲突。颜博士的内阁刚刚组成，北京就期待着吴将军的到来。颜内阁正式就职才几天，吴佩孚将军从洛阳抵达北京。因为当时国内公认吴是曹馄登上总统宝座的有力支柱，他的在临北京成为一件大事。经过一轮例行的官方欢迎宴会后，吴将军要求在他的司令部召开一次内阁会议，这事自然得到了总统的同意．在会上看到他公然指示内阁总理应如何行事，这对于我是一番新的阅历。他当时手持铅笔、纸张，亲自书写了几道命令，其中一道总统命令是任命几个对奉军作战的高级军官，他以总司令的名义签署了自己的姓名，而以冯玉祥任第三路
第三卷回国任职
司令，施将军任军法处长。随后，他吩咐财政总长负责筹措作战经费，并疾言厉色地说他决不允许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内阁这时有一项急待完成的工作，就是起草准备对奉天作战的“讨伐令”。内阁面临的另一个间题，是对r 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企图利用山海关的局势，警告中国政府不得派遣任何军队越过山海关。吴将军曾问我日本人在照会中表现出的最近态度以及我反驳他们的干涉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我的见解完全与吴将军一致，主张坚持维护中国的权益，密切注视日本究竟敢于把它干涉中国内争的恫吓实行到什么程度。
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于1924 年g 月z4 日正式宣战，这时双方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直军正在迫近山海关。第一次的战报很乐观，报道了前线直军的进展和吴将军已亲临前线督战。可是约一星期后，传来了冯玉祥将军所部在喜峰口表现令人吃惊的消极的消息。一度进展顺利的吴将军部队停下来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张作霖将军部队的阵地得到了加强，另方面由于日本人从中阻挠。此外，也由于冯将军担任的侧翼支援不力，因此战场上出现了僵峙的局面。
一天早晨，我的厨子给我带来了新的消息：冯将军的军队占领了电信局，包围了总统府，现在北京全城已经落入从前线回师的冯军控制之下。当时电话不通，于是我急忙赶到颜惠庆博士家里，想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颜博士家我见到了薛笃弼、刘牧师和一个内阁同事张国淦。后来，我记得昊毓麟先生也到了。这时颜博士显得很惊惶，，当时唯一重要的间题是内阁该怎么办。在我的印象中，薛笃弼（他声称是冯将军派他来的）和刘牧师都极力主张颜在冯将军的支持下继续留在内阁。我则认为在这种局面下，内阁已毫无权力执行任何职责，应该辞职。内阁无法继续存在，除非解除
104 顾维钧问亿录缩编
对总统府的包围，使总理能白由地会见．急统，而这些据说是不可能的。颜博士显得进退两难，因为他一向对冯将军和所有在北京的政界领袖很友好，冯将军也一直对他持友善的态度。加以冯将军也是个基督教徒，我猜想这正是他派刘牧师前来敦劝颜博士与冯将军合作的另一个理由。我们的最后决定是内阁辞职。可是当时已无法同总统取得联系。我自告奋勇去会见总统，但有人告诉我，谁也不能通过封锁线，因为负责包围总统府的军队指挥官得到严格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许多内阁阁员都失去了联系，我自己在第二天搭乘我的加拿大密友何士先生的汽车离开北京。在我动身前，一些亲近的朋友曾为我担心，怕找通不过北京外围的封锁线。汽车在途中被冯军的武装哨兵拦停了好多次。当我们驶近天津时，还必须通过奉军的防线。开始，何士先生要我不必暴露身份，所以我向哨兵出示了他给我准备的一张其他中文名片，但岗哨并不同意放行，于是我拿出了自己的名片，才得顺利通过。显而易见，这些军队并没有得到任何要阻留我的命令。
我抵达天津时已近拂晓、在天津法租界帝国饭店的门口遇到辛普森先生，他写过许多关于满洲的书，也是《 北京导报》 的编辑。第二天一早，《 北京导报》 登出消息说顾维钧博士化装成女人逃离北京。幸亏有辛普森先生亲眼看到了我，但是报纸上的东西传播很广，这条无根据的消息曾以讹传讹，广泛流传。甚至连庄士敦爵士― 他当过宣统皇帝的英文教师，后来成为威海卫的行政长官，退休后著有《 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 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这则消息。
从此结束了至少是暂时结束了我在北京的政治生涯。
一一．一一～. - - - - - - - - - - - - - - - - - - - - ～日舀舀
第二章政治、内战及财政
引退和重返北京任财政总长
我在天津小住后即去上海作寓公。一些政界朋友也同我一起到厂上海，有的在我之后，有的在我之前。192 岛年一年中，我们经常过从，随时r 解时局变化。在这些政界朋友中有罗文斡博士、汤尔和博士以及吴佩孚将军的亲信孙丹林先生。我们常在孙丹林担任行长的一家银行里碰头，互通消息和情报。虽然我过的是家居生活，但常与各派政界人士保持接触。换言之，尽管我已引退，却依然充分了解外界种种动向。当时北京政府是一个革命政权，并无任何宪法依据。国家元首的头衔叫执政，这就表明这个政府是一个新的政权。
1926 年初，以冯玉祥为J 一方和以张作霖、吴佩孚为另一方的战争再次爆发。直奉联军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就赢得了上风，冯军从直隶东部和天津被赶至南口，继而退入仍为冯部控制的绥远和察哈尔。
1926 年初，当冯军和联军的战争开始有利于后者时，政治间题就开始突出出来了。为此，吴佩孚将军的总部派人来沪与我们一即我、汤尔和、罗文斡、孙丹林接触。当然，孙丹林一直与吴在汉口的总部有密切联系，吴的手下安排我们前往吴将军处祝贺其3 月12 日的生日，希望我们在汉口小住数日，以便与吴磋商如何
10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改组政府事宜。据了解，吴当时正对政局作反复考虑，斟酌如何改组政府。吴当时最倾向于恢复颜惠庆内阁。从直系的观点看，这个意见是可以理解的。颜内阁是冯玉祥政变推翻的，为了补救对直系造成的损失，恢复颜内阁乃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吴佩孚将军发出一份邀请电，不是请我们去汉口庆祝生日，而是要我们前去会商。当然，我们知道他的寿宴也将同时举行。我们应邀前往。对我来说，在汉口的日子是一次颇有发现和饶有兴味的经历，因为我发现吴的生活极为简朴，对事业极为专心致志，他不仅致力于在华北进行的战争，而且也研究整个中国的、特别是华北的政局。他告诉我们，他的计划中包括恢复颜内阁，但恢复颜内阁仅是一时权宜之计。为了实现其计划，他还要取得张作霖的首肯，因为张对颜博士的看法并不太好。
会谈两三次之后，其他几位朋友即返回上海，而我则被吴留下来进一步商谈，尤其是因为他希望我直接从汉口去北京。他和我作了数次密谈。他说颜内阁作为整体固然要恢复起来，但他想在内阁中作一番更动。他与颜博士及在北京的同僚商量之后，都希望我替代王克敏博士出任财政总长，由施肇基博士任外交总长，在施到任前由颜博士兼．他请我同意该项任命。我说不行，拒绝的理由是我对中国的财政阿题从未深入研究，我一直对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以及和外国打交道较有兴趣。他说，目前无论是改组中国财政还是争取国外信贷，都与外交不可分割。所以我的经历对改组中国财政和财政管理都很有用。他希望我不要一味拒绝，还是携带他当着我的面修改的内阁名单赴京。
鉴于他立意坚决，我说愿意考虑一下，但我得先去上海一行。他问浅何以要先去上海。我说，上海不仅是中国政治舆论的中心，而且也是搜集外国对中国政局和恢复颜内阁等等事件的反应的地
第三卷同国任职107 方，先去上海是为了估量一下外国人士和上海华人的看法。我回上海，在大约十天以后，于4 月29 日返回汉口。到达汉口后，吴将军问我在上海有何发现。我陈述之后，他要我直接去北京，因为颜惠庆和其同僚渴望我带去修改过的内阁名单。
我乘火车于1926 年5 月6 日「午七时左右抵达北京。除了颜博士外，几乎颜内阁的全部阁僚都齐集车站，他们说，颜因接待客人未能前来。我被直接送往颜博士的寓所，得知他正焦急地等待我的到来。用餐之后，立即开会时论名单。张志潭在此间十分知名，是交通总长；张景惠也列在名单上，他乃是张作霖的人；杨文恺比较说来是一个新露头角的人物，他是属于哪个派系的我已不记得了。该名单清楚地表明，这是一个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联合内阁。虽然名单已经揭晓，内阁任命已经公布，但对内阁名单，张作霖不完全中意，大家都明白，颜内阁可能成为死胎的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取得张大帅的完全认可，因为我不愿担任财政总长，故持冷淡态度。为了满足张作霖的愿望，张景惠可能被提名为陆军总长，郑鸣之为内务总长；这两人都是奉系的主要人物。但是张作霖要重组的内阁是一个没有颜惠庆的内阁，所以虽然颜内阁已经恢复，但不能行使职权。北京到处谣传说，张作霖对颜内阁不中意，张作霖的两个重要代表既没有就任陆军总长，也没有就任内务总长。两个军事力量之间继续磋商，张作霖大帅由杨宇霆（杨麟阁）和郑鸣之（郑谦）代表，吴佩孚大帅由张鸣岐和白坚武代表，以图就北京内阁达成一个折衷办法。内阁会议一直未能举行，这是因为被提名的奉系人员并没有到职，所以这是一段政治真空。
最后，海军的杜锡硅将军被说服当了代理总理，于7 月6 日接任。杜是吴的亲信，是一个头等的海军专家，在政治上多少是独立的。他既是代总理，同时还是海军总司令。在颜博士辞职之后，我
1 QS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直是名义上的财政总长。杜锡哇将军来找我，让我答应就任该职，我告诉他，我一开始即因不能胜任财政．总长职务而加以推辞，同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颜内阁的财政．急长王克敏不应继续任职（虽然我知道颜博士和吴佩孚大帅似乎都不赞成他继任），所以我建议杜去拜访王克敏，请其出任财政总长。杜说，他将采纳我的建议，但是，他认为即使王克敏接受了，也难以说服吴大帅。他走后不久，王克敏先生来访，他说他听说杜将军来请我就任财政总长。我说确有其事，但我告诉他，我已建议由他继任。他连说，不，不，不愿继任。他来访的目的是想提醒我，财政总长一职不仅最难担任，而且最有危险。他历数财政部的九位前任，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被监禁，或以出逃避难而告终。他说我在中国享有完全清白的声誉，何必跳进这是非坑里呢？我说这正是我所想的，并且我已推荐了他。他连声称否，说他不愿再任此职务。
同日晚间，杜将军又来对我说，他已拜访过王克敏，并说，尽管多方劝说，王仍拒不接受，所以又来就商于我。他说他是一个新手，从未曾想当总理，对政府的政治问题一无所知，对财政则知之更少。特别是因为我甚得吴佩孚和张作霖的信任，恳请我予以帮助。他说吴、张对我都很中意，对由我这祥一个正直的人出掌财政，甚表信任，如果我拒绝，他将不得不辞职。最后，郑谦或者别的什么人又催我接受斯职，特别是因为中秋节临近，没有财政总长，内阁就可能无法度过中秋。这样，杜锡硅内阁就在7 月6 日正式就职，而由我任财政．总长。
中秋节危机
担任财政总长使找得以了解内幕，也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回味的一页。在我到职之后，各司司长前来拜访，几乎每个人都建
第三卷回时任职
议我应该如何如何。他们完全了解我是一名新手。其中有些人我只认识而不熟悉。我记得我只作过一次人事更动，带了个自己的人郭则范来掌管库藏司，他一度曾与银行界有密切联系，也在领事馆工作过，有外交工作的经验；张某是公债司长，我记得他是王克敏向我推荐的，他有能力，也很直爽。
他们建议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访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他们说历届财政总长就职后都要拜访他。我惊间其故。他们说他是财政部属下的官员，但握有全权。那时，要发行公债没有关税的某种保证是不行的，无论是以赔款豁免的部分作担保，还是以关余部分作担保，均须总税务司的点头同意。因此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向我祝贺，我说要和他谈谈，他说他要来表示敬意，这样他就来了。
约莫两、三天光景，一份待我签字的文件放到了我的桌上，公债司长来要我签字。我问及所关何事时，他说这是关于向中国银行借款的一份协议书，用以偿付某项帐款。总数不大，可能有几万元口出于好奇，我就开始阅读。有一款写着月利1 . 5 写，折年率18 ％。我说：“这太高了口”我查了当时通行利率，年利为14 肠，或一般月息1 . 2 ％左右。我觉得找有充分把握肯定政府所支付的利息高于市场利率。我说：“我希望公平些，要按市场利率改过来，市场年利率算来不会超过15 ％。”他说：“钧座，最好不要改动。”但是我说没有理由要政府向一家半官方银行支付不必要的一部分过高的利息，所以我就在上边修改了利率。
想不到这就是给以后造成一个大问题的起因。这件事显然在中国银行界引起了一阵轰动，说是来了个不按银行意见办事的财政总长，还胆敢给银行规定利率。我认识不到这么做会在银行界造成一个极为不佳的印象。
no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因中秋节临近，政府特别是财政总长必须筹措必要的款项以供各部门的开支。杜总理同样很着急，但他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我这个财政总长了。这是很自然的。根据当时的做法，我与北京的主要银行〔如中国、交通、金城、大陆和盐业银行）进行了接触。这是五家主要的银行。通过他们，我也与其他银行如保商银行作了接触。上述五行被认为是银行界的代表。我记得9 月5 日我设午宴招待五行代表，席间，就这事和他们进行了商谈。
我请他们向政府贷二三百万元，这是估计除去在财政部估算的其他国库收入以外所需要的款颜．不仅五行代表，而且其他银行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这次午宴。饭后，进行了讨论，但无结果。银行的发言人是王克敏和张嘉傲。王的态度似不明朗，但表同情；而张的回答有点外交味道，说银行代表们在答复以前要进行磋商。几天过去了，一无回音。我们着了急，因为紧要的日子― 中秋节已经临近。后来银行公会通过张嘉傲转给我的答复是：贷款数额超过了他们能够支应的能力，盐业、中国、交通、金城和大陆银行是愿意尽力的，他们将设法向财政部提供五十万元，这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我开始感到中国银行界不像过去那样帮助财政部而表现勉强的背后，实际上是有某些政治动机。我对他们的态度，甚感愤慨。他们企图叫我无法度过中秋节。“过节”实际上就是“渡过危机”。甚至在我到职之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曾说过，中秋节临近了，这是任何一位财政总长都感到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银行界的态度可能受到前述降低利率一事的影响。他们希望中国的财政总长是中国各家银行的一个工具。他们一向将政府需款视为中国各银行可以进行操纵，从而得利的机会。
在中秋节前一天，我衡量了国库的情况，尽国库之所有加上那五十万元，总数只够支付政府费用的一部分。我向内阁建议，财政
第三卷回国任职111 部不能支付政府的全部开支，但可筹措到款项，支付行政机关薪金的40 ％、军警薪炯的70 ％和教育部门薪金的70 ％。我之所以能向内阁作出此项报告，是因为我已成功地与北京中美商业银行达成了一项贷款安排口该行美方董事卫家立是卫理先生之子，而卫理曾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长期任代办，后来是华盛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的孩子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个人与卫家立有私交，他和他父亲一样，人皆知其与中国友好。我给他打了电话，约定立刻去见他。我告诉他来此是为了一项急务。卫家立说，他已看到最近凡天的报纸，中国的财政总长已被中国各家银行置于困难的境地。他又说：“顾博士，我知道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请告诉我，你过节要多少钱？”我告诉他要五十万元。出乎我的预料，他说：“你的全部需要就这些？这就够啦？”还说：“如你需要，还可多些，但如你说五十万元已可应付，我们也能理解。”我希望谈谈条件。他说：“不，如你不介意的话，我愿告诉你，在你担任财政总长的任期内，我们都完全乐于提供贷款。我们的这次帮助并不完全因为你是财政总长，而是看在你顾维钧博士本人的面上。我们知道，顾维钧博士是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我称谢告辞，感到这笔钱已有着落。实际上我要这五十万元是作备用的，因为感到从中国各家银行商借的五十万元并不一定能到手。
后来就出事了，在预定次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之前，我去向杜总理讲了我的安排。我说，我们可以顺利地过节了。他很高兴。我想我可以平安过节了，就去找罗文斡博士聊天。他刚刚外出，由罗夫人出来会见。正当我们喝茶的时候，来了电话。这时已近黄昏。我的管家在电话中说：房子被军队包围了，并带着装甲车和机关枪，院子里到处站着带佩刀的军官。他说，我的秘书杨恩湛来向我报告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情况。库藏司长开出的支票都被中国银行拒付了，所以他们又都回来找财政总长。我让他去请库藏司长郭则范先生，他说郭先生已来到，我叫郭先生接电话，间他全部有关情况。他说支票已被中国银行拒付了，因为这笔贷款还没有签合同，只有签了合同，他们才能照付。郭先生说，这种合同以前从来是不用签的，这只是一种手续。他说，一般在节后才补签合同。很明显，他们在找我们的麻烦。我告诉郭，让他们交回开给中国银行的支票，给他们中美商业银行的支票，他照办了。军官们拿到了新的支票，交回了旧的，满意地离去。所以，如果没有中美商业银行的帮助，就可能发展成为不幸的严重事态。
第二天，预定有一次内阁会议，让我报告我的财务安排和薪铜的支付办法。会议于四时召开。我提出的收支报告是以总理所批准为基础的，即行政机关发40 % ，教育部门7o % ，军警7Q ％。尽管未发满100 % ，但内阁每位成员都很高兴，并祝贺我能筹划到这笔款项。
恰在此时，总理的副官前来报告说，有几百名军人强占了大门，并进入了国务院。身为军人的杜总理十分生气，问是谁叫他们来的。他们来是要找财政总长。我说我去向他们作解释。总理说：“不，你绝不能去，因为这不是什么钱的间题，而是要找你的麻烦。”交通总长张志潭说，卫戍部队来自直系（虽然有一部分空军是奉系），他认识其中的一些代表，他提出由他去谈。他与他们谈了好久才回来。他们坚持要支全薪。晚饭时间过了好一会，他们仍朱离去。杜总理对这种无纪律的表现极为愤怒，他说这简直是造反、叛乱，必须予以处理。但另外一些人则说，这是一场意在与财政总长为难的政治事件，所以我们应当让他们拿到一点什么，使他们好向其首领回报。有人建议是否让财政总长作出某种承诺，一埃财政状况好
第三卷回国任职113 转，其余3o ％将予支付。众说纷纭。我说，就财政部来说，也许能以对奥赔款的豁免余额作担保来借到一笔钱。有人赞成，一些人则不同意，杜总理特别反对向闹事者让步。最后以对奥赔款余额作担保发行债券的意见得到内阁的批准。这时已是午夜。我们决定，未付的30 % ，在债券备妥后发给公债，张志潭再次出去通知这伙军官，但很明显，未能马上取得同意。他们说，他们要现金而不要债券。经过很长时间，张终以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军方代表同意T 这项安排。
在整个这段时间中，我们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俱无。当他们接受这项安排，最后同意撤出时，我们才得以离开。这已是凌晨四时光景。我们走出时，为了保护我，罗文斡博士挎着我的一只胳膊，张志潭挎着另一只，杜总理在前，我紧跟在后。在大门口看到一溜汽车。两个军官前来说：“顾先生，这儿有车。”杜总理环顾了一下说：“走开尸他把我带进他的汽车，叫司机驶往我家。这时，两名军官立即跳上汽车的踏板，一边一个。杜总理极为生气，叫道：‘下去l 滚开卫服从命令J ”杜总理间他们是谁。他们不肯回答。杜总理怒气冲冲，但也无法可施。我们就这样走了。除了一两个人外，全部内阁成员都跟在后面。许多军方代表跟着我们。浅们进入了我家，他们聚集在院内。
这时已天亮，我让佣人拿点吃喝的东西来。杜总理想了解一下，这些人既已接受了30 叼余数的安排，为什么还跟着。他们说，他们希望得到债券定会兑现的保证。他们希望以债券兑换现金。我们在屋内时，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军人把我们谈话的内容甚至闲谈都作了记录。我去厕所，也有两人跟着，回来时也跟着．他们不敢动手动脚，但严密监视着我们。我记得是罗文斡说，我们必须找到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傲，他的银行是政府银行，至少凭他们已经
11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答应但尚未付给的那五十万元，也能够提供债券兑现的保证，佣人打了电话，回来报告说，张嘉傲已经外出。这是在早晨七时光景。我让他再打电话间一下他去哪里，就说我们要找到他。回话说，他出去骑马去了，他早起骑马运动，无法找到。
有人建议，如果总经理不在，总还有中国银行董事长在。杜总理说可请王克敏立刻前来。八时左右，王来到。我们告诉他所发生的全部情况，以及由于中国银行未履行贷给国库五十万元中该行所承诺的那部分而引起的事态。王长期从事政治生涯，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军人不相信内阁，我们希望他出面向他们保证，债券是可以兑现的，换句话说，要他作出银行将买下这笔债券的保证。在王向他们谈话时，已是九时左右。在他向他们作出30 ％的债券可以兑现的个人担保之后，他们同意离去。然后王回到我们这里，我们对他刚刚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谢意。
中秋节终于过去了。杜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我向他表示庆贺，并对因我在财政处理上给他惹的麻烦致以歉意．他还说，这些实为政客的银行家，不仅是对我个人，而且也对他，对整个内阁制造麻烦。他还表示对这一切已经够了，要提出辞职。我说我同意他内阁总辞职的提议，但请他推迟一周再开会作出我们辞职的决定，因为盐务署总稽核斐立克先生答应我在一周内送到一笔款子，这是可靠的。我想用这笔款子付清中美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这笔贷款，我个人承担了责任．除非我身在财政部，否则我的继任者是不会去结清这笔帐的．他会宁愿用这笔钱去解决他的其他问题。最好是等一个星期。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并得到他的同意。因此，在一星期中，内阁未举行过任何会议。我曾让郭随时与斐立克保持联系，当斐立克先生通知郭说款已齐备时，就直接拨给了中美商业银行。然后，内阁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提出了
. ‘即。！、毕哪r ，苦r 性矛．扣，" lr 月呵门弓。，．叶，扩姗．书‘”目，心臼卜，斗份．勺．吐侧甘。朴．介‘朽。户．叭‘
第三卷回国任职
财政总长的公务报告，开列了全部收支项目，有二万多元的结余。因为我看到对我前任的指控之一是他任期内帐目不清，为了使我不受类似指控，所以我要求内阁审查并批准我的报告。我还说，为了整个内阁的利益，我的工作应该保持清白。内阁批准了我的报月二
三我的总理职务
银行界和军界对待内阁的行径使杜锡硅感到愤慨，遂于1926 年1 。月2 日辞职。这时他已应我的请求，推迟了一周，他拒绝在其办公室内再多待一夭。
因杜的一再要求，我作为代理总理接管了政府。我的内阁于10 月5 日组成，对杜内阁大体未动。这是一个由依附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人士组成的联合内阁。由于我的坚持，杜将军在内阁中留任海军总长。在这两个军事集团之间，杜多少有点中立，但也许稍偏向于吴佩孚一边。奉系推荐潘复担任财政总长。任可澄、张志潭和杨文恺仍各自继任教育总长、交通总长和农商总长。除了总理一职外，我还兼外交总长，接替了蔡廷斡。
在这期间，浅的最亲密的同僚有：司法总长罗文斡，后不久成为财政总长的汤尔和和大理院院长王宠惠。
记得是在1 926 年6 月，国民党的南方革命军开始其伟大的北伐，以统一中国。接近年末时，昊佩孚的部队在长江沿岸，特别是在武昌被击溃（武昌是在10 月份落入革命军手中的）。整个武汉地区被南方军队所占领，吴的部队在此期间遭到惨败。
这种情况造成了华北的政治真空，张作霖企图独自来进行填补。是年底，他沿着长城把军队开入直隶。与此同时，第三和第四军团在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下沿着京汉路南下向开封推进。
1 肠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张大帅的部队继续不断地从满洲进入华北。由于华北逐渐受其控制，所以有必要改组内阁以反映改变了的军事形势。因此，一个新的内阁也就在1927 年1 月12 日成立了。它和前两届一样，也是摄政内阁。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行使总统的权力。内阁中，有J ' L 名吴佩孚的人被忠于张大帅的人所接替，为吴佩孚强烈反对继续担任财政总长的潘复，接替了保定系的张志潭担任了交通总长。潘是张大帅的挚友，张要求我作出此项任命（此项职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部是一个有收入的部）。我的好友汤尔和成了财政总长，这是罗文斡怂恿我任命的。让汤这样一位文官担任财政总长本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因为吴、张两位大帅不同意其他人选。尽管国库空虚，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人取得该职。陆军部和海军部这两个重要的职位没有换人。张景惠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虽然被认为接近直系，但能为双方所接受。前教育总长任可澄仍留在新内阁内、内务总长由我任命胡惟德担任、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因为该部控制着警察。为了安全和秩序，也为了获得情报，把警察拉在自己一边是很重要的。
在新内阁中，我自任“署理”总理。按一般习惯，“署理”为期三个月，然后是“实授”或实际任命。因为这届内阁是摄政内阁，我和我的内阁同僚拥有总统的权力，所以我本可在l 月任命自己为“实授”总理，但我宁愿任命自己为“署理”总理职务。我是有意避免前者，因为我认为时局有点不正常，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
除了总理以外，我还继续担任外交总长。
在国内，这一段是耍弄政治手腕和南北方军事活动的重要时期。北伐军暂时在长江以北停了下来，但预料还要恢复北上．以少帅为总司令的第三、第四军团联军驻扎在河南边境沿京汉路一带，
第三卷回国任职117 准备阻止国民党北伐军的北进。在政治方面，张作霖及其追随者们，企图加强与华北其他不同情南方的各政治集团的政治同盟。张作霖出于其加强在华北政治地位的愿望以及实现他做中国元首的毕生野心（这是中国军阀们的共同野心），那时正与其政治幕僚举行秘密会议。他们选举了一个以张作霖为首并称之为大元帅的军政府。当然，张作霖大帅是能够自称为总统的（至少暂时可以这么做），但这必须由议会来主持选举以求合法化。由于议会被解散，所以没有一个有代表性的机构来主持选举。此外，如他以总统身份行事，还必须有一些基本法律，如果他按当时的宪法接受总统头衔的话，除了享受宪法赋予国家元首的特权外，还必须遵守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时局最好的办法是重打锣鼓另开张，成立以张为首的军政府，以摆脱宪法的限制和妨碍。当我得悉他们的计划，并被要求留在张作霖担任大元帅的新的违宪政体的政府里时，我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在张大帅成立其新政府（6 月18 日）前两天，我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正式作出全．体总辞职的决定。
．日山毛．- . . - . . - - . . - - ～一－曰一－- -
第三章在我外交总长任内（1922 一1928 ）所发生的问题
二一苏俄特使越飞
我准备就记忆所及谈一下自1922 年至1928 年我任外交总长期间所处理的一些主要间题。除了在1925 年至1926 年有大约一年半的间断外，我在七届内阁中担任外长，其中有两届是由我组阁，我不在内阁时，由另外三、四位任外长，如王正廷博士、黄郭将军、颜惠庆博士和蔡廷斡将军。不过，他们任外长的时间都较短。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我任外长期间所处理的几个问题是相当重要的。1922 年8 月，我刚任外长，就遇到了苏俄代表越飞先生。据悉他是莫斯科政治局的重要成员，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接见时，他解释说，尽管他的任务是非正式的任务，在苏俄看来，是十分重要的。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尤其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早在1919 年和1920 年，苏俄政府即已主动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建议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谈判缔结新条约。越飞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这一立场。他想了解我的反应，我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在国际事务方面同苏俄合作。我当即向他解释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目的首先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在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领土完整
第三卷回国任职1 玲和主权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在巴黎和会上采取的就是这种立场。中国将遵循这一政策。我对他说，他对中国的目标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他所提议的方法尚需慎重考虑。过了两三夭，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同越飞的第二次会见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听取了我的答复之后透露了苏俄的真正立场。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中国政府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谈判，以期有关各国乐于同中国合作，实现中国所欲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惟有在有关各国明确表示它们不同意通过谈判修订条约或阻碍中国实现其国家日的时，中国政府方考虑采取直接宣布废除现有条约之政策。越飞对我的答复显然大失所望。我们是用英语交谈的。他指责西方国家的意图，并说，中国早晚会发现，对西方国家寄予这样高的希望是必然要失望的。他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他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项建议．他知道孙博士在政见上与中国政府并不一致，因而希望孙博士更加理解他的任务。我觉得他这番话多少是一种威胁，这是他感到失望的结果。据我了解，他于次日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博士。他们就合作的广泛原则进行了交谈。他们二人所发表的公报内容不多。公报仅表示相互了解和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二我记得公报本身并未明确提到有任何具体协议，尽管一定有一些协议。当然，随着其后所展现的事件，孙中山和越飞商讨和谈判的性质以及他们会见的意义就清楚了。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之间已建立了实际上相当于联盟的关系，由苏俄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援，供孙中山博士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夺取政权。越飞和孙中山之间所达成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协议成为国民党与苏俄合作的基础。
二美、日要求在北京设立无线电台与企图行贿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日本团体通过某物产会社申请特许在北京修建和经营无线电台，同时，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申请。此事在我出任外交总长之前即已提出。我上任伊始，美国公使舒尔曼博士和日本公使小蟠先生即都来见我，催促中国政府立即批准。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的申请是向交通部提出的；而日本人的申请则是向海军部提出的。在中国政府内部，两部总长均主张无线电台应属其本部管辖。这种争论已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由于无线电台主要是一般的通信设施，并非专供军用，因此应归交通部管辖。内阁对此事议而朱决，但多数内阁成员似同意我的观点。
尽管我对美方的申请持同情态度，但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代表的举动和态度使我当时不能作出抉择。因我惯常回家用午饭，一位美方代表打电话来，执意要在我家里同我见面。我会见了他。然而，当他表示只要美方申请得到批准，美国公司愿意捐赠中国政府一笔款项时，我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十分不安。我不记得那笔钱的准确数目了。可是我模糊地记得是一万五干美元左右。这笔钱可以由我随意使用。我甚感恼怒。他毫不迟疑，直截了当地道出此话，使我明白了他的真正意图。我告诉他，在中国办事情不该用那种办法。那样干，只能使他的目的落空。然后，我同他告别，离开了客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只知道他是个犹太人。回到外交部，我的秘书就给美国公使打了个电话，通知他，我要在我的办公室里会见他。美国公使马上就来拜访我。我对他讲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第三卷回国任职121 并对他说，如果美国政府确实对中国感兴趣，并希望美国联邦无线电公司的申请得到优待的话，由美国公司的这个代表来办理此事极不合适。他继续当代表只会使我难以坚持我的观点。而我的观点对舒尔曼博士来说从一开始就是清楚明了的。舒尔曼博士听后，也同样露出吃惊的样子，并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即美国公司代表由于采取了这种态度，就无法继续在北京任事了。他十分懊恼。他向我保证他将尽力设法让美国公司的这个代表离京，并让该公司另派一个人来。
三金佛郎案
另一件事情是所谓的金佛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个欧洲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是这个间题的起因。虽然金佛郎问题涉及法国，但是比利时及意大利的货币同样贬值了，因而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继义和团间题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 规定，中国政府应向十三国共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按比例分别以各国的货币偿付。法国和其他十二个国家的货币全都是金本位。《 辛丑条约》 上的措辞是“金佛郎”，问题在于“金佛郎”一辞究竟是指实行金本位制的法国货币，还是像法国坚持的指金质佛郎。在我任外交总长以前，金佛郎案业已提出，并由外交部研究。我掌管外交部工作以后，金佛郎案是我颇为注意的问题之一。这个间题很重要，它将对中国国库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由于外交部各司不能作出任何结论，我就搜集了所有的有关文件来研究此案。经过仔细研究《辛丑条约》 ，条约上的诸条规定以及此案的始末，我确认法国的要求即法国公使馆要求中国用金质佛郎偿付法国，是不合理的。为了报告内阁和通知中国的财政总长，我记得我曾经亲自拟就一个备忘录。我不记得是否在离开外交部前答复过法国公使
122 顾维钓回忆录缩编
馆。据报道，在1922 年玲月28 日，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公使驳回了法国政府关于金佛郎的要求。因为法国公使一直催促中国政府给予答复。我想王正廷博士一定是在上任后不久发出照会的，而且该照会也一定是以我写的备忘录为基础起草的。
王正廷在外交部的时间不长。黄邪将军是在1923 年初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据悉当时黄郭将军曾发出另一照会，答复法国就王正廷博士主管的外交部拒绝接受法国要求所提出的抗议。事实上，黄郭将军就任后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是照会法国公使，接受关于金佛郎的要求。随后有人说，黄郭将军在发出照会前曾与王克敏磋商过，他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王克敏建议作出的。据说王克敏因在中法实业银行有巨额存款，不愿此银行停业倒闭，故希望用金佛郎赔款一事获准。我不清楚王克敏在其中是否真有私人利益，但是某些方面的人士曾认为中国应该接受法国的要求，他们中的许多人以为法国的要求是有充分依据的。在中国银行界，甚至政府官员中间，这种看法相当普遍。在我任职期间，人们认为我对此案特别关注，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因为我与政府及银行界人士对此案的意见恰恰相左。法国人当然是有对付我们的手段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掌握中国海关大权的外交团中不同意交还中国的关余，根据欠法国政府的赔款数目加以扣除。
但是，在我研究金佛郎问题和作出结论前，国内就已普遍认为法国的要求是根本不能接受的。由于黄邪接受了法国要求，于是便和国会发生了纠纷。因为国会，特别是吴景赚手下的那部分人，对张绍曾将军的内阁不满。在张绍曾被提名并得到议会批准为总理前，张与吴景滚曾订过秘密协议。显而易见，张并没有履行协议。众所周知，张绍曾答应任命由昊景镰提名的两个候选人为总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不论事实真相如何，张绍曾的总理职务一经国
第三卷回国任职123 会批准，内阁与国会之间的摩擦也随之开始了。黄郭将军被任命为外交总长以前，吴景镰的一派人就从外交部索取了一本我草拟的备忘录。吴景赚显然是用这本备忘录作为武器来反对张绍曾内阁的．黄郭接受金佛郎要求的消息传出不久，国会中就愤怒地抨击内阁。黄郭将军也随即辞职。
在段棋瑞被推举为中华民国执政、李思浩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前，我的印象是金佛郎一案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李思浩以段执政的名义，接受了法国的要求，甚至还同意变更一些偿还赔款的规定。这种做法未能坚持我任外交总长期间中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放弃了中国的合法权利。名义上，金佛郎一案是以美元汇率加以解决，实质上，是完全接受了法国的要求。随着金佛郎案的解决，法国公使立即将所扣留的一千多万元的关余交还中国国库。
四参战借款
另一个牵连到外交关系的财政间题是参战借款间题。关于借款的谈判是于1 918 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由冯国璋总统领导下的段棋瑞总理进行的。当然，中国政府木仅无力偿还本金，而且连利息都无法偿付。为中国公众舆论所反对的参战借款以及其他日本借款：，已成为国家大事，日本人经常要求将欠付的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项下．1022 年我任外交总长时，日本为了把借款利息转入本金项下，也为了定期证实借款继续有效，经常照会外交部和财政部。我个人是反对日本人的要求的。一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前夕商借的这一系列借款是引起中国公众普遍不满的原因。参战借款虽然实质上是个财政间题，它也关系到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和中国总的外交政策，因为参战借款是巴黎和会上与中国有关
12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主要伺题之一。尽管日本人坚持己见，但由于内阁将此间题搁置起来不予通过，所以借款利息始终没有转入本金。我已经说过，我是内阁中唯一的持异议者。
五日本公使芳泽递交国书事件及摄政内阁
在我第二次就任外交总长期间，在曹馄将军当选．急统以前和黎元洪总统赴津以后，也就是摄政内阁主持政务、依据宪法行使总统职权之时，有一个事件在当时的北京曾引起很大轰动。新任命的日本公使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根据惯例，新公使应该拜访外交总长并请求安排递交国书。在新公使和外交总长的第一次会晤中，他应将国书副本交给外交总长，使外交总长确切了解国书内容，以便为国家元首拟就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答词。然而，芳泽没有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却照会外交部提出了一个须由双方解决的间题。换言之，他没有按照惯例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请求安排递交国书并递交国书副本，就以日本公使和日本外交代表的身份着手履行职责了。鉴于这种情况，我下令不要理睬这个照会。日本公使馆询问此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外交总长尚不知道芳泽先生已经抵京，更不知道他是以何种身份来京的。我们告诉芳泽，应该按照」质例先拜访外交总长，送交国书副本，并询问递交国书原本的日期。他回答说，由于中国现今没有总统，故无法递交国书，因此，拜访外交总长以确定日期一事也就没有意义。他所持的态度使我十分吃惊。我说，既然他不来拜访，我们外交部也就不能承认他具有任何身份。我们不知道他来京的身份，当然外交部也就不准备与他打交道。在北京，他有一个代办可以继续履行代办的职责。
说来也怪，芳泽并没有通过他的代办安排某种解决办法来处
第三卷回国任职125 理这个问题。我认为新公使这样做是有意表示无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事情很清楚，没有总统，国书当然不能递交给总统。但是，中国的宪法明文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在期间，内阁有权行使总统的权力。以国书是写给总统的作为理由而声称不能递交国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巴西和智利的两位新公使就已经在怀仁堂总统府把国书递交摄政内阁．作为内阁的要员，我站在中央，当着全体阁员的面，接受了他们的国书。但是日本公使却不愿照此办理。他认为日本这样一个强国不能屈尊将日本天皇签署的国书递交给一个摄政内阁。
这件事成了一个棘手的间题。我坚决认为，不论何时递交国书原件，公使总应该先拜访外交总长送交国书副本。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外交总长并从而使中国政府确切了解他到北京来的身份，以便与其交往，
最后，这位公使看出拗不过我，就通过他的代办与讲日语的秘书施履本商定要作礼节性的拜访并送交国书副本，但是暂不确定递交国书的日期。换言之，他觉得日本天皇的国书不该递交给摄政内阁，只应递交给正式当选的总统，日本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我说，他可以来访并送交国书副本，至于递交国书的日期，则应由中国政府决定、如果有总统在，此事即可由总统府决定，如果没有总统在，摄政内阁将决定是否立即确定递交日期。最后日本公使同意了这个意见。他拜访了我，并递交了国书副本，也就此了结了这一事件。
六临城劫案
1923 年5 月。日凌晨，一列发自上海途经南京、济南、天津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被劫。火车行至山东省边界的临城附近时，遭到
12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了一股中国匪徒的拦截。匪徒比路警和列车人员多得多，路警根本不是匪徒的对手。匪徒拔掉了一条铁轨上的道钉，致使火车出轨。车上除众多的中国旅客外还有许多外国旅客。他们全部遭到绑架并被押送到附近山区匪徒的巢穴。一位英国公民遭到枪杀，情况不明。被绑架的外国旅客中有若千名妇女。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公众和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极大愤慨。外交团开了凡次会并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了联合抗议。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国，劫车事件时有发生，可是临城劫车案非同一般，此案涉及了这么多中外旅客，而且又是匪徒一次极为肆无忌惮的行动。作为对杭议照会的答复，中国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了解劫车一案的事实真相和被绑架人员的情况，还要查明被绑架人员被拘留的地点。山东省督军田中玉，对争取被绑架人员获释，自然负有特殊的责任。中国政府也责令他竭尽全力处理此事。
中国政府收到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外交团又递交了一份联合照会，其内容为解决间题的条件、赔偿要求及避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在当时的情况下，外交团所提的要求是很不公正的。联合照会提及了《辛丑条约》 ，这个条约是义和团动乱所产生的结果。照会所提要求的方式和《 辛丑条约》 内各项要求的方式有些相似，特别是关于惩办省和地方与事件有关的负责官员。在解决临城劫案的条件中还包括重新组织有外国人参加的路警队，对临城案件负有责任的官员，中国政府水远不得再行任用。虽然照会中关于赔偿丧生者及被绑外国人损失的赔款要求内容，不如义和团动乱后提出的要求那样包罗万象，但我认为，要求所依据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
结果，中国政府同意给予一定的补偿，但是我强调，我们做事
第三卷回国任职12 了绝不应有损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也不应违反或超越关于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外国人的国际法准则。至于像惩办督军和地方最高军事当局的那些政治条件，中国政府已经主动采取了措施，罢免了铁路警察首脑，撤换了地方驻军司令并责令督军竭尽全力争取被掳人员获释。至于重新组织路警的要求，我在答复外交团时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内政和主权的原则问题，决不允许外国千涉或干预。同时，我还告诉外交团，交通部已就重新组织路警间题进行了研究。有必要的话，我们会雇佣一些外国专家。因此，联合照会的这一要求不能给予考虑。
在赔款间题上，中国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出于对中外被掳人员的深切同情，乐于提供一些救济来支付由此而产生的费用，并补偿实际遭受的损失。关于外国被掳人员每日开支的款额间题，联合照会声称在被掳期间每人每日一百五十元，但是如果被掳人员在一定日期后仍未获释，则每人每日增至二百五十元。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所以我拒绝接受这一要求。我指出，为了避免发生危害被掳人员生命和安全的不幸事件，需要与匪徒进行谈判，这是被掳人员释放日期遭到拖延的原因。很清楚，为营救被掳人员而进行的有效谈判所需要的时间，不应该成为增加赔偿的理由。经过较长时间的谈判以后，被掳人员于10 月份全部获释。当时，同意获释的条件没有报告给政府。此事主要由山东省督军负责。匪首的条件之一是，他和他的手下人必须由山东军队收编。在与匪徒达成的协议中，这是一项不寻常的内容，但是，我想督军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千无奈。他觉得他对事件本身，对安全释放被掳人员都负有责任。我记得后来的一个报告提到，由督军任命担任收编队伍司令的匪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因违抗命令被处决了。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七中苏谈判
1 . 1924 年3 月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
1 , 23 一1 蛇4 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这是莫斯科巫欲实现的目标。当时苏俄方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使远东。关于他的北京之行，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越飞先生作为特使出使远东的目的显然决不仅仅在子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而且还将就苏俄同日本之间所存在的间题，特别是关于日本占领滨海省和库页岛的问题，同日本进行会谈。这些地区是日本在声称数百名日本侨民在这些地方遭到杀害之后占领的。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他赴北京的使命失败了，同样，他秘密赴日的使命也以失败告终。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919 年和192 。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借地，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
第三卷回国任职1 约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一千多名中国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政府特派员和由他带去的卫队也被驱逐出境了。所有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条件。这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依我之见，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的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为踌橱。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导下的白俄分子于的。与此同时，加拉罕在中国发表演说．再次向中国人民保证苏俄将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他甚至还声称，有了苏俄的友好合作和援助，中国将会成为维护东亚和平的重要因素，而且还能把自己从损害其主权的侄桔下，像治外法权和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及日本之间的现行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解放出来。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非常不满二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馄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博士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1923 年3 月26 日，黄邪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博士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团团长。这次王博士是由内阁总理孙宝琦先生和当时在孙内阁中任农商总长的颜惠庆先生推荐的。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由王博士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书信往来是在两位全权代
13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表之问进行的，并不通过外交部。加拉罕先生的身份仅仅是恢复两国外交关系谈判的全权代表，此外并无其他外交身份。在拟定全权证书时，我曾特别注意使措词恰到好处。全权证书清楚表明，王正廷博士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然后政府可以批准或批驳。换句话说，他的全权证书是按任命外交谈判代表的惯例措词的。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谈判如期开始。王博士的助手中有一部分是我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科长赵泉先生。在我出席和平会议及在伦敦期间，赵先生曾是我的助手之一。其他助手则是王博士自己挑选的，而且都不在外交部门供职。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王博士的正式汇报非常少，书面汇报则几乎没有，但我通过赵泉，不时了解到谈判进行的情况。
3 月里一天的清晨，赵泉到我的住处告诉我，王博士和加拉罕刚刚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赵先生既无法告诉我协议草案的确切内容，也无法肯定协议草案是正式签署还是草签。就他所知是正式签署，当我询问两国代表签署草案时的情景时，他说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博士，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国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签字程序刚一结束，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博士，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
我早就知道，整个政界也早就知道，王博士不仅很有政治雄心，而且还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但此事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是身为中国代表的王博士，不按一般程序，先向我，当时的外交总长，进行汇报，以便我能把协议草案提交内阁全体会议进行讨论，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看来是失职行为。但这并不是我所关切的唯一问题。
第三卷回国任职
我想知道的是协议草案的具体内容，措词方式以及在已经签署的协议中是否有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条款。我泣即给王博士打个电话，问他我所得知的情报即协议草案已经签署，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我要他立即给我送来一份抄本。我向他陈述了缔结国际条约或协议时，不仅中国而且任何其他国家都实行的传统程序。同时，我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先把草案呈交政府审议批准，就签署协议是他的失职行为。听罢此言，王博士解释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然后我又说，如果仅是草签，就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不过我还告诉他，我想看一看草案全文。他说副本正在抄写，还要再过些时间才能送来。
应我的要求，赵泉先生给我带来了一份非正式的副本，而王博士则过了一两天后才把文件送来。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是为了缔结一个更加全面的条约，并解决苏俄与中国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而签署的。当我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却使我大失所望，极不满意。协议中有若干条款王博士是不应该接受的。如果在签署之前，他把草案呈交外交部进行审议并听取关于修改文件的建议，那么通过与苏俄代表进一步磋商，将条款加以修改并不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协议中有好几项规定，但是为了使王博士不致过于为难，我只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三条：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条约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我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
13 艺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条件，苏俄军队将立即撤离。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承认苏俄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令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第三条是关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的房地产权问题。协议草案的第三条声称属于东正教会的所有地产都必须移交苏俄政府。但据我所知，以往的条约并未在法律上准许外国使团、宗教团体以及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占有土地，而且中国政府从无任何记载表明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拥有多少财产，它们的土地在哪里，有多少，因此中国履行这一义务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会遭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
以上几条，我认为是必须进行修改的。但我没有径自由我来表达政府的立场，而是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博士与加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2 ．与苏俄谈判；内阁否决王正廷一加拉罕协议
报告呈交内阁之后，我的所有的同僚都对此事极为愤慨。原因有两点：第一，王正廷博士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代表一个政府谈判，从而表现出对政府的轻蔑态度，第二，他们也极力反对我已在报告中指出的三点。陆军总长对有关外蒙的两项条款格外不满。我记得财政总长王克敏先生也极力反对其中两点，其中之一是将俄国东正教堂的财产交还苏俄政府问题。王克敏对这一点（即我提出的第三点）所持的态度，得到了内务总长的坚决支持。不过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
第三卷回国任职133 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 叽9 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很可观的份额，所以，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据我记忆，为此要成立一个双方人数对等的委员会。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把这笔余款的支配权完全交给苏俄，并批评王正廷未与他这位财政总长商议就接受了这项条款，而该问题乃属于财政总长职权范围。王克敏先生建议，立即解除王正廷博士的职务，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一切活动。此项建议得到陆军总长的支持。
我的态度比较缓和。我在发言中谈到，王博士的所作所为与授予他的权限不符，这是严重的失职，所以，不应该继续担任此项职务。实际上他的使命业已结束，他所铸成的错误应由政府纠正。在免除他的职务时，应该说明，与苏俄代表的进一步谈判将由外交部进行。我还说，错误是严重的，但并非无法弥补，因为中国的理由很充分，并未授权王博士签署协议草案，他超越了职权，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这是公认的拒绝承认已签署的文件的正当理由。我在结束发言时谈到，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内阁会议根据孙宝琦的要求，王克敏提出的“免职查办”一辞未被列入政府颁布的命令之中。命令只是简单地说，政府代表与加拉罕先生所进行的谈判将转由外交部继续进行，主正廷的使命已经结束。
命令发表之后，加拉罕肯定是大吃一惊。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由具有全权的中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的。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于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生的一切后果。我认为他的要求毫无道理，特别是他的威胁。在复函中，我指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王正廷所签署的这一协议草案的原因，并且告诉他，王正廷博士签署协议草案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我请苏俄代表再仔细看一下王博士的全权证书。证书上明确规定，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二加拉罕先生再次要求外交部给予满意的答复。在政府的同意下，我坚持上述立场。
最初，加拉罕先生企图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的办法对外交部进行恫吓，但以失败告终。我之所以对他的抗议不以为然，是因为我认为不仅王博士所同意的那些条款对中国来说关系重大，而且加拉罕先生提出抗议的理由也很不充分。他显然没有看清楚王博士的全权证书，因为王博士没有加拉罕先生所声称的那种签署协议的权力。由于僵局仍然存在，我的立场又坚定不移，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加拉罕先生便致力于煽动中国的舆论界对我施加压力，并大肆宣传，向报界散发材料。很明显，王正廷博士和他的支持者们一直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同加拉罕先生合作的。由于在中国报界所进行的那些蓄意安排的宣传和鼓动并未动摇我的决心，所以，加拉罕便改变了他的战略，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3 ．炸弹．件和1924 年5 月31 日签署的协议
加拉罕一王正廷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我到孙宝琦总理的官邸参加午宴。回家之后，我像往常一样，急趋书房，以便查看一下是否有需要我签署的重要电报或急件．当时，外交部有个愤例，即每当我不在部里时，他们便将收到的或要发出的重要电报及其它急件送至我家。当我跨进书房，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时候，
第三卷回国任职
桌上一件样子十分奇怪的东酉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东西看来似乎是一根直径大约三英寸、高约数英寸的生铁棒，外观是一个圆柱体，上面有张红纸条，纸条上写道“敬赠中国外交总长”，左边的增者落款为“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我名字右边的字说，这是一块秦朝白金古印。当我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该物时，觉得分量很重，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管，这使我感到此物颇不寻常。虽然我从未见过炸弹，也不曾认为那件东西是颗炸弹，但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好东西。因此我立即派人将我的管事老崔找来，让他小心谨慎地把它拿走，扔到铁狮子胡同的我家花园中的小人工湖里．我还提醒他，那件东西可能有危险，因此他应小心搬运，并轻轻地扔进水里。他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我立即意识到爆炸声肯定是该物发出的，便立即冲出书房，向出事地点赶去，发现那里烟雾弥漫，有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厨房里。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屋里和桌子上都各有一个洞。出事时我的厨师正在厨房外的花园里靠近走廊的地方削土豆皮。此时他正大喊大叫受伤流血了。我认为躺在外边地上的那个人肯定已经死了。我的管家说他立即去打电话，通知著察厅。我拦住了他。我吩咐说：“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协和医学院，让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和几个大夫到这儿来，然后再给警察厅打电话。劝几分钟之后，大夫和救护车到了，警察厅长带领一名警察也到了。躺在地上的两个人被抬走了，一个双手被炸掉，血流了一地，另一个已失去知觉。走廊上的厨师的脸和手都被炸碎的玻璃扎破。
当瞥察查看现场时，我向一个女佣人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她说管事老崔手捧那件东西来到这里之后，便大声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件宝贝。他说此物外边写的是“白金”，肯定值很多钱，不知主人为何却让把它仍掉。他把炸弹放在走廊上的一张木桌上，
1 窍吕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试图用刻刀把它打开、但他刚一打开，炸弹就爆炸了。
警察厅长认为这件暴行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声誉，于是下令进行调查。大约十天之后，他亲自来向我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纵上情况，但不直接承认自己与事件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炸弹的。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肯定，这一事件是由一些中国政客策划的。尽管警察厅长对王正廷博士极为怀疑，但我却无任何确凿证据。我个人认为王正廷博士本人并未参与此事，可能是一些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包括加拉罕使团中的一些成员插手干的。他们在中国有更加重要的目的和政策，而不仅仅要签署一个与中苏关系有关的协议。
炸弹事件并未能使我改变态度。记得此事过后不久，加拉罕就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我的安全与健康情况。后来他的秘书和我的秘书在外交部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就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修正草案。正如以前我曾说过的那样，主要伺题有二，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第三点与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堂的财产及房地产有关。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三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挽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终于就我从最初就一直坚持的三点达成了协议。剩下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签署修改过的
第三卷回国任职137 协议了。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 年5 月31 日在外交部举行。结果证明，事后立即发表的新闻使新闻界和广大公众都喜出望外。由于外交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就政府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取得了胜利。大家对这一事实深为赞赏。签字后，加拉罕先生与我握手，显然是对结果感到满意。因此，我们个人之间的友谊得到了保证，外交关系也正式建立了。
八归还威海卫问题的讨论
归还威海卫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首次出现了具体的可能性。当时英国代表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在会议的一次闭幕会上发表了声明，答应将租借地威海卫交还中国。贝尔福先生的唯一条件是由两国政府指派代表就归还方式和细节达成一项协议，然后按此协议有条不紊地归还中国。为了考虑中国间题，曾成立过一个远东委员会。在委员会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过自己的愿望，其中之一就是将所有的租借地归还中国。如日本从俄国接管的大连和旅顺、威海卫、租借给法国的广州湾等等。中国曾指出，这些租借地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完整的侵犯，而且也是列强所主张的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中心。然而委员会实际进行的讨论当时并未为中国早日收回这些租借地带来多少希望，因此，英国主动声明将租借地威海卫归还中国，当然是受欢迎的。
威海卫于1898 年7 月租借，为期二十五年。当时英国提出这一租借要求的目的是与直隶湾〔渤海湾）对岸的租借地旅顺和大连抗衡。那时期，英国与俄国之间的竟争非常激烈，都想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范围。1894 年至1895 年的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为了收复辽东半岛，李鸿章曾被派赴俄国，秘密缔结了一项同盟条
13 吕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约。帝俄以它是中国的同盟国为借口，寻求并获得了在中国北方特别是满洲的特殊地位。其中包括北起俄国边界南至北直隶湾的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并有在‘铁路区”内设铁路警察的特别权利。大连和旅顺租借地就位于铁路区内铁路的两侧。中国当时的局势极为危险，欧洲各国首都都在议论纷纷，认为对中国的瓜分已迫在眉睫。我记得当时有一本贝尔福勋爵著的书，名为《中国的分裂》 。当时，英国认为有必要向中国租借威海卫以抗衡和抵制俄国对满洲和中国北方的迅速渗透。据我的记忆，威海卫与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相同，都是二十五年。因此到了1 922 年初期，根据租约，二十五年的期限已近结束。这就是英国有必要发表这一声明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中国拒绝接受《 凡尔赛条约》，以及美国参议院不顾威尔逊总统的一再坚持，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在美国大大增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和热忱。许多对中国友好的美国朋友认为，在山东间题上，威尔逊总统曾使中国大失所望，出卖了中国，因此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华盛顿会议应该是一次为中国伸张正义的会议。所以，英国的声明是非常适时的．它不仅底得了中国的称赞，而且还获得了美国舆论界的好评。这是英国在外交上深谋远虑、机警明智的典型例子。
我记得，此事使当时占据着广州湾的法国大吃一惊。英国在闭幕会上发表上述声明的第二天，萨罗先生就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了一个类似的声明，保证把广州湾归还中国，试图以此来挽回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法国代表团给人的印象，或多或少是出于不得已。我和我的同僚都担心法国到时不会心甘情愿地归还广州湾。他们很可能尽量设法拖延时间。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法国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借口，拖延归还日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处境极为不利时，中国才得以将其收回，而无需与
第三卷回国任职
法国达成任何协议。
英国建议归还威海卫的谈判在中国举行。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不久，当时的外交总长颜惠庆博士就采取了一些初步行动。但直到我接替他任外交总长之后，才对开始谈判采取了一些具体步骤。1922 年，月，中国任命早年留学美国、曾任驻天津特派交涉员的梁如浩先生为政府代表，同时还任命了两名助理、两名技术顾间和一个秘书处。英国政府指派的代表团由外交部官员翟比南先生和一名殖民部代表、一名海军部官员组成。谈判最初在威海卫举行，有几个问题很难达成协议。后来，根据外交部的指示，梁建议将谈判地点迁至北京。谈判子1 923 年3 月继续举行，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拟出了协议草案。
当外交部有关各司和我本人审阅这一协议草案时，发现有必要做几处改动，主要的困难是属于威海卫的刘公岛问题。此岛一直被英国海军用作避暑场所。但这只是它的一个用途，更重要的是作为英国舰队在中国北方的供应站和驻地，就像上海不仅是贸易、商业和政治中心，而且也是长江和沿海的英国分遣舰队的军事基地一祥。协议第二条规定将威海卫归还中国，但又规定，英国有权使用刘公岛作为英国海军休养和避暑地，期限为十年，并有权续租，直至两国政府都同意终止租期为止。到那时英国将把该岛和岛上的建筑物全部归还中国。我认为此条款关系重大。因为要实现彻底归还威海卫，位于威海卫对面控制着这一海湾的刘公岛就应同时归还中国，并由中国海军设防。如按照草案中此条的规定那样将此岛租给英国，则此项租借十分可能成为永久性的。因租约的终止需经英国政府同意。我主张只有双方政府均同意时方能续租。换句话说，除有特殊原因外，十年期满，中国即有权终止租借．谈判到此阶段，即不再由原双方代表进行。根据伦敦指示，麻
14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克类爵士直接与我进行谈判。非常明显，英国海军部赞成原来的草案，我不能不认为，英国海军部坚持这一条款的原因正是中国拒绝接受这一条款的原因。经过多次辩论之后，麻克类终于同意对此条款进行修改。
由于1924 年末中国政府突然倒台，签署协议草案一事被推迟了。直到1 930 年英国公使和中国外长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后，归还威海卫同题才最后得到解决。
九万县事件的解决
万县一案的事实是，驻扎在长江的英国海军当局采取了相当蛮横的行动。无论是就事论事，还是从国际法准则来看，这一行动都是毫无道理的。1926 年8 月29 日，行驶在上海和万县之间长江江面上的英商太古公司所属的一艘轮船正停泊在万县附近。两条载着杨森将军部下官兵的木船驶近了这艘轮船。船上的官兵正在执行解送长江一带士兵晌银的任务。当这艘“万流”号商轮的船长看到木船驶近时，他突然下令掉转船头，疾驶而去。由于商轮正处在水流湍急的长江激流之中，所以，它掀起的巨浪打翻了木船，船上的人和晌银都被江流席卷而去。
在此之前已发生过几起类似事件，地方军将领杨森将军部下死亡甚多。杨森向当地英国领事馆提出赔偿要求，但是毫无结果。这次又发生此等事件，实在令人忍无可忍。杨森将军乃命令将太古公司停泊在万县的两艘英国轮船扣留，以此作为一种报复性措施，也作为向英国公司和英国领事当局施加压力的手段，以促使解决过去的事件和当前的这一事件。被扣留的轮船是“万县”号和“万通”号。驻长江的英国分遣舰队司令立即参与这一事件，他命令开动一艘巡逻艇，并亲自登上了“柯克捷夫”号炮舰。他这样做无非是
第三卷回国任职141 迫使杨森将军释放被扣留的船只。据中国方面讲，英国舰队司令下命令向万县开炮轰击。而英国方面讲，是杨森将军的部队首先开火的。如后来的来往函件，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照会所表明的，在当时的情形下，到底谁先开火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英舰开到万县时，大炮已作好射击准备，显然是怀着迫使释放被扣船只的敌对意图。英舰的炮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落水丧生的中国士兵之外，又有约一千平民死于非命。万县城内大量财产也毁于炮火。英国海军当局这一恃强逞凶、蛮横无理的行径是与国际法原则和惯例背道而驰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抗议照会是精心起草的，首先陈述了事实真相，然后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提出抗议。我还认为有必要将事件公布于众，使外界了解此案实情，了解驻扎在中国的外国海军当局这一令人吃惊的异常蛮横的行径。外国海军当局驻守长江当然是经条约批准的，但是，这不能成为他们专横跋肩的理由。根据国际法，即使在战争时期，亦不应轰击未设防的城镇。
万县事件发生在1926 年9 月5 日，我的抗议照会是同年n 月2 日发出的。万县事件发生在前任外交总长蔡廷斡将军任职期间。1 。月上旬，当杜锡硅将军重新组阁时，蔡将军提出辞职。杜将军辞去了总理职务，由我继任，他保留了海军总长一职。我回到外交部，同时任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我在此次任职期间接手处理此案。有关英国战舰非法轰击万县一事的杭议照会是一份相当长的文件，可能是截至当时为止中国外交史上最长的文件之一。由于我要求麻克类爵士将扰议照会的内容转达英国政府，过了相当久之后，才给予答复。与此同时，英国领事与中国驻宜昌特派交涉员正在当地进行谈判。杨森将军同意释放所扣的两艘轮船，至于赔偿生命财产损失一事，待充分调查后再予以解决。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十终止1865 年签订的中比条约
1865 年签订的中比条约到1926 年已满六十年。条约第四十六条规定，从互换批准书之日起，每满十年，可以修订。条约的批准日期是1866 年10 月27 日。1926 年4 月15 日在颜惠庆博士重新组阁前，外交部理所当然地照会比利时驻华公使，通知比利时政府，中国政府决定终止旧条约并愿举行谈判，以便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条约。4 月份致比利时的照会要求答复。比利时也适时地作了答复，表示比利时政府同意中国的主张，不过同时指出，根据条约第四十六条，只有比利时一方有权要求修订条约，比利时保留这个意见，但是仍愿就缔结新条约举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比利时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保证在谈判缔结新条约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而中国一方则认为确定新条约的谈判日期是个重要问题。中国的立场是用六个月的时间足可进行谈判和缔结新条约。比利时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新条约生效前，旧条约依然有效。此事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具体的结果，双方所持态度似乎就难以调和。
当我回到外交部时，此案就由我来继续处理。就原则而言，毫无疑问，应该坚持。事实上，自巴黎和会以来，修正不平等条约一直是中国的国策。因此，10 月中旬回到外交部后，我亲自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为了打破僵局，我建议在1926 年10 月27 日以后，也就是第六个十年期满之后，应有一暂时协定。这个协定是暂时按旧条约的基本条款行事，但是，我坚持明确规定缔结新条约的期限。如果六个月期满时，新条约仍未制定出来，暂行协定即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在华比利时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比利时不愿意接受中国的主张，他们建议在新条约制订前，暂
第三卷回国任职143 行协定应该继续有效。比利时曾就第四十六条保留其立场，该条规定仅比利时有权提议修订条约。此时由于其建议未被接受，比利时乃向中国表明，它准备将此案提交国际法庭，由国际法庭解释此条的含义，理由是中比双方均已接受国际法庭的所谓强制性管辖。实际上，比利时已经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诉讼。不过，中国接到法庭的通知后，没有给予答复。由于北京的谈判仍在进行之中，比利时暂时亦未催促审理此案。日期一到，比利时又表示要催促在海牙审理此案。显然，比利时此举意在威胁。
比利时政府始终坚持：旧条约或包括旧条约重要内容的暂行协定都应无限期继续有效，直至拟议中的新条约确已缔结并生效为止。因此，中国除终止旧条约外，别无他途。我决定这样做。于是我向张作霖大帅呈交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谈判原委和终止旧条约理由的总统法令草稿，和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及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的规定的声明。1926 年n 月6 日，张作霖大帅发布7 终止1865 年中比条约的法令，并公布T 一套拟议的规定。比利时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正式废除1865 年中比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彻底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废除旧条约的法令颁布以后，比利时将此间题暂时搁置一边。1928 年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结束时，也就是在张作霖无声无息地死去后，比利时公使向中国的南京政府提出此间题。南京外交部和比利时公使馆达成的协议令人相当吃惊。因为协议接受了
14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中国北京政府一贯反对的内容，即双方同意实行一项暂行协定，其中一条说，比利时侨民在过去六十年中依据领事裁判权以及治外法权所享受的保护，将要继续到享有同样权利的缔约国一半以上同意放弃这些权利时为止。我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南京政府所采取的行动与北京政府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南京政府采取了妥协的政策和行动，将此问题拖延到半数国家同意废除条约为止。中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同一个问题上采取的不同政策和态度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1928 年11 月22 日，当南京外交部同比利时政府订立的暂行协定公布时，中国公众甚感惊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先生亲自斥责了王正廷的无知和轻率。胡汉民先生显然一直注视着在北京的谈判，没有预料到南京外交部竟然同意了比利时的要求。这个暂行协定表明，从各种意义上说都是比利时力图保住在中国的特权。在斥责王正廷博士时，胡汉民说，南京外交部的所做所为实际L 就是使治外法权这一特权得以继续存在。
南京立法院审议此间题的经过公布后，中国新闻界和公众舆论对南京外交部所采取的行动十分不满。但是，外交部的行动已是既成事实；在对待比利时的间题上已无法补救了。比利时的旧条约被废除了。但是，这个暂行协定使比利时所处的地位与先前无异。尽管在华盛顿会议上包括比利时在内的列强已同意中国恢复海关关税自主权，并于1929 年1 月1 日公布，但是，在中国废除治外法权一事，仍迟迟不能解决。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同盟国后，经英、美两国发起，这个问题才得重行讨论。1943 年1 月，中国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了条约。在同一天，中国同英国在重庆订立了条约。从而才废除了旧条约中主要的不平等规定，在管辖中国领土上的外国侨民方面重新建立了全面的自主权。
第三卷回国任职
汗一归还庚子赔款；中国基金会
在我任外交总长期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董事会成立了。董事会的成立标志着中美两国开始密切合作，安排中国学生赴美深造。早在1908 年，唐绍仪先生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与美国政府达成了减免付给美国的部分庚子赔款的协议。当时减免赔款的总数为一千二百万元，准确的数字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万一千一百二十一元七角六分。协议于几908 年玲月28 日签订。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办起了清华学堂，培养准备赴美深造的中国学生。这些留学生的全部费用都出自这笔基金。一名中国董事在华盛顿设有自己的办事处，监督使用这笔基金并负责发放学生们每月的津贴。1 92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批准减免应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的下余部分，亦即满足了通过美国政府提出的赔偿要求之后的剩余部分。1924 年的减免数目为六百一十三万七干五百五十二元九角。关子这笔减免款项，中美签订的协议规定建立一个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的联合董事会。美国政府指派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教授前往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制定和达成一项明确的协议。
由于当时我是外交总长，所以我理应参与讨论此事。协议草案拟出以后，由我交内阁审议批准。内阁一致通过了协议草案。按例行公事，协议草案又呈送总统，由总统明令公布。协议规定了董事会的组成。董事会成员由双方政府任命。我想，美方成员是由美国公使馆按美国政府的指令提名的。董事会的中方成员有：胡适博士、郭秉文博士、前清华校长周怡春博士和范源镰先生。我记不清蒋梦麟先生是否也是董事会的成员了。董事会出色地行使了自己的职权。它的主要任务不仅限于分配中国文化教育所需的基金，而
14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且还负责监督从美国政府定期得到的基金是否用于可靠的投资。我记得，离开外交部以后，我曾在董事会任职，成为财政委员会的成员。当时，北京国际银行的经理贝纳特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美方成员。
1928 年以前，董事会总是在北京集会。董事会正常地行使职权，一切非常顺利。到了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政府之后，随即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新教育部和财政部提出的。他们主张董事会监管的这一大笔基金不应全部投资于美国证券，即不应全部投于在纽约股票市场上的美国债券和股票。董事会的基金应以部分投于中国公债和中国其它的债券，否则就是不公平的。另一个引起激烈争论和麻烦的间题是；根据中美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精神，董事会实质上是一个永久的信托机构，它不受任何一方政府的控制。然而，南京国民政府认为，既然这个机构掌握着公共基金，它就应该受教育部的领导和监督。对子董事会大部分成员是北京旧政府及北方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这一事实也提出了批评。为了妥协，董事会中部分成员被撤换，吸收了部分国民党的教育家。但是，新教育部要在董事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意愿却遭到了反对，因为这是与协议的内容和精神相违背的。
董事会及时进行了改组。失去中国大陆以后，董事会会扯迁移到美国，命名为“中国基金会”，亦即现在的名称，这个机构依然做着同样的工作，只是财源大大缩减了。由于中国使用的法币急速贬值，所有投资于中国公债和中国公司股票诸如上海电力公司和中国实业公司股票的基金，实际上在一夜之间都不值钱了。董事会的年会一般在华盛顿中国使馆举行。出席会议的人员是。董事会的成员，我这个外交部的代表，以及中国教育部的一名代表。大约在1956 年，我从外交部退休以后，被选为董事会董事。如今，我仍是
第三卷回国任职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董事会成员任期为五年，这已经是我的第二任了。
十二袭击苏俄大使馆一案
1927 年性月6 日，我任总理和外交总长时，中国宪兵袭击了苏俄使馆井没收了大量秘密文件。袭击的命令是张作霖大帅下的，由安国军宪兵在张作霖总司令部外事处的指挥下执行的。我记得，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外交部和国务院在事件发生前均未得到通知。
事件发生后，我间接地接到了通知。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不寻常的行动。因为，苏俄使馆终究也是外交团的一部分。我尽力查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后来，我得知卫戍司令先接到命令。之后，他将命令转达给警察厅长和宪兵队长。这三方面的人配合行动，袭击了苏俄使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和张大帅总司令部的人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宪兵队长研究了这件事。我记得他们对我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通知外交部，是因为他们深知外交部不会同意。他们也知道，这件事一定会使外交部为难。我的确是会反对这种行动的。在致苏俄使馆的照会中，我申明外交部事先不知道此事。在我任职期间，我尽力使中国政府给人以井井有条的印象，尊重法律和惯例，可是军阀们的行为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
对这个事件有一些错误的报道，我想加以纠正，我首先要谈的是吴晋上校。他是安国军外事处处长。他在此事件中起了一定作用。在采取行动前，他曾与外交团团长荷兰大使欧登科磋商过此事。据传，吴是当时的外交部次长。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在外交部，与外交部毫无关系。我的次长是王荫泰。6 月份，王荫泰继我之后
14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任外交总长，这时吴晋才成了外交部次长。但，吴从来未当过我的次长。
人们推测，这一事件促使我在6 月份辞去总理和外交总长的职务。然而，我的辞职乃是因为张作霖大帅推翻了宪法并成立了一个所谓的革命政府．
第四章满洲危机
一少帅张学良与苏俄的冲突
临近1928 年底，我到欧洲去旅行，目的是摆脱变化后的中国政局，同时在欧洲观察世界政治趋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对苏俄军事潜力的看法。因为张作霖死后，少帅统治着满洲。张学良无疑是个爱国者，对日、俄两国的政策都特别怀疑。根据报纸上的报道和从我个人所收到的书信来看，张少帅关于苏俄对他在满洲的积极政策可能作出的反应的估计是相当不现实的。我觉得少帅正在迫使苏俄作战争尝试，这种尝试不是故意的而是为了准备对付敌对行动的爆发。因为我担心任何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后果，便给以前的同事罗文斡博士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少帅千万小心。不久，我离开法国去加拿大避暑。抵加后不到三天，罗博士就给我一封信，说少帅邀请我立刻回到沈阳会商，并且要我迅速答复。我不愿意去满洲，因为我感到需要再休息一些时间。我写信给罗博士和少帅，说明我不能立刻回国的理由。在这封信没有到达之前，我又收到一封电报，说少帅非常急于和我见面。鉴于这封电报，我才离开加拿大去沈阳。
我应张学良之邀，经陆路如期到达沈阳。当天晚上和他见面。一起谈话的有罗文斡博士，我想还有汤尔和先生，他曾经在王宠惠博士内阁中当过教育总长，这时他像罗文斡博士一样，是少帅的高- ― 一－- - - - ? －一～? ? ? ? ? ? , , , ? ～尸～' ．一
1 阴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级顾问。少帅要我详细说明我对苏联的印象和我对苏联的估计，以及苏联的国内国外形势。我对他说了我在欧洲的外国朋友们谈论的要点。他非常注意听，但是我认为他并不相信我的欧洲外国朋友们估计的准确性。他要我也当他的高级顾间，我婉言谢绝了。第二夭，他派秘书长王树翰送来一封高级顾间的聘书，我没有接受。几乎是每夭早上，肯定每周有三、四次，他都邀请我和他打高尔夫球。通常是四个人一起打，除我以外还有端纳先生，第四个人是少帅的英文秘书，我们径呼之为李。那时少帅身体不很强健，所以在高尔夫球场上每进两三个洞之后，他．总要在为他个人使用而特别修建的有游廊的平房里休息一会儿。
一天，在打进几个洞之后，少帅请我们到他那所平房里小憩。我们四人围着一张摆着果汁饮料的木桌坐下，谈话由我开始。我说在打球时我看到几辆满载军队的火车，一辆接着一辆向北方开去。我问道：“那些军队开到哪里去？”他说：“去哈尔滨。”我说：“去千什么？”他说：“啊，这次我要吓唬一下苏俄。”他表示曾经得到报告，苏俄向满洲边境和满洲里派遣军队。我说：“我看见军队时就猜到了。我对你的虚张声势觉得好玩，因为你是打扑克牌的能手，虚张声势是玩牌的一种方法。但是，假如你发现你的对手手里真正有好牌，你怎么办呢？”他转过身去用手撑着头，显然是认真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我说：“我自有对策。”
很明显．他只想到了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获胜，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只给了我一个实际不是答复的答复。
南京在沈阳的对俄政策上是否起过作用是个疑问。我在沈阳时，吴铁城先生和张群将军作为蒋委员长派往满洲的两个代表在那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可能张之所以卷入对俄问题乃是南
第三卷回国任职
京对付不听号令的所谓四大集团军的不同战略的一部分。第一种方法据说是用财政手段对付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因为冯有财政困难。第二种方法是用政治手段对付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三种方法是用军事手段对付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就是以武力摧毁它。但是对付少帅则用外交手段。中央政府打算把少帅诱入圈套，因为少帅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吴铁城、张群可能设法使他陷于对俄的困境，使之必须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
少帅过于自信的对俄政策，导致了在伯力城接受哀的美敦书。我记得当苏军进入满洲，去占领满洲里和扎兰电时，少帅的一部分军队离开哈尔滨前往迎击。前线部队由马占山将军和一位韩光第将军率领。他们指挥着两个著名的勇戴善战的旅，但在n 月17 日的战役中全部被俘。少帅和他的亲近的顾间们都大为惊骇，垂头丧气。少帅立刻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特别会议，到会的人有满洲各部门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张作相、莫德惠、刘尚清、刘哲、王树翰和一位王树常将军，他后来当了河北省主席。我得到关于发生事变的紧急通知，少帅要我立即去见他。当我到达时，这些领袖们正坐在会议桌周围。看来他们开会的时间已经很长，显得有些疲惫了。他们极为热情地欢迎我。少帅告诉我已经发生的事件，指出讨论题目是哈尔滨特派交涉员蔡运升转来的最后通牌。此通碟有三个条件，要求（1 ）恢复冲突前中东铁路的状态；( 2 ）恢复苏联的经理和副经理的职务；( 3 ）释放所有苏联被俘人员。我认为要求中国接受作为进行谈判的最后通膘中的这些先决条件是很带侮辱性的。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很沮丧，所以发给特派交涉员的指示是完全接受最后通碟。结果签订了伯力议定书，时在1929 年12 月22 日。按议定书中的条款，少帅必须派一位全权特使去莫斯科接
1 洲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受详细条件，这些条件不仅涉及到苏俄和满洲的关系，而且也关系到苏俄在满洲的权益。直到1 930 年10 月，被派为全权代表去谈判一个正式条约的莫德惠先生，实际只和俄国代表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谈判拖延很长时间，并没有订出条约，待到次年g 月18 日沈阳事件之后就不再继续谈判了。
二回忆国民党扩大会议
193 。年华北政局出现耐人寻味的新发展。在1929 年的大部分时间和1930 年初，蒋委员长先后卷人对冯玉样和对阎锡山的战争。193 。年夏，反蒋各派联合形成由汪精卫、陈公博领导，郭泰祺和邹鲁等人支持的国民党扩大会议。我这时在北戴河休假，有一天晚上，陈公博和郭泰棋还有另一个人来看我，要和我进行一次严肃的会谈。他们向我公开了以下各派联盟的计划：即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和冯玉祥。他们还告诉我有一个组织政府的秘密计划，由阎锡山当主席，汪精卫当行政院长，他们要我当外交部长，我明确加以拒绝。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他们继续催促我答应。最后，他们说：“好吧，先别考虑外长了，不要马上作出决定，请到北京去，因为汪精卫要和你面谈。”因此，第二天我去北京。记得在火车站上有很多政界人物迎接我：有国民党的领袖们，有阎锡山将军和冯玉祥将军的代表、我立刻被领到汪精卫家里参加为我接风的宴会。他对我谈了上述计划，并且说他们都在等我答复，然后公布人员名单。
我问他们已经取得什么国际承认的保证，建立一个不被列强承认的政府是无用的。他们回答那就是他们要邀请我参加的缘故。我说，他们要成立的政府是非常特殊的，除非他们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并且保证新政府会存在下去，否则试图组织政府是无用
第三卷回国任职153 的，而我看他们的政府不可能维持下去。就我个人而言，我暂时还不愿卷入政治，宁愿继续过平民生活。他们要我好好考虑。我说，北京（其时正当8 月）太热，很想回北戴河。他们请我再待一天，因为阎锡山将军要和我谈话。次日早晨得到消息，阎已经不见了。他看到当时局势不可能组成政府，就在8 月18 日离开北京回山西去了。所以，整个计划便成为泡影。
很明显，他们计划组成新政府时，并未与张学良达成谅解。那时，张学良和委员长的驻东北代表张群和吴铁城过从密切，南京和沈阳之间经常互通消息。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他要求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但是，他倒向南京一边的决定促使扩大会议的计划垮台。
三沈阳事变的发生
1931 年夏天我在北戴河时，对于日本情况感到非常不安。我并没有什么特别情报，但报纸上发表的东西已把满洲局势的发展充分告诉了我。日本政府一直紧逼的所谓中日三百件悬案，多数都发生在满洲或与华北有关，而满洲各省和华北全在少帅统治之下。7 月中旬，我在北戴河看到来自日本的新闻报道，谈到有关日本政府特别是军事当局的部署，相当激荡人心。有群众集会抗议中国当局特别是满洲当局的行为，有军事当局，即所谓少壮派军人团体接连煽动群众集会抗议几个悬案，特别是一个中村大尉在兴安被杀事件。少帅把他的夏令．总部设在北戴河之后，我着到刘尚清，他后来当了监察院副院长；王树翰先生，他是少帅的秘书长；减式毅先生，奉夭省长．和一位北满特派交涉员。我提醒他们充分注意来自日本的报道和我的看法，我恐怕日本要把东北当局拒绝讨论、谈判
l 沁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和解决所谓兰百件悬案作为借口，关东军在日本军部的指示或教唆之下可能会采取激烈的行动．他们问我日本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大致可从所有消息来判断，日本人这次也许会用武力夺取沈阳，进行恫吓，迫使我们在处理那些案件时妥协就范。他们领会我所说的事情的严重性。刘先生说我所谈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并转向王说，他们应该邀请我去北京和少帅本人深谈。我告诉他们这并不干我的事，我本来无须插嘴提出个人意见，但是我既然过去一直对外交问题很感兴趣，我认为应当提醒他们注意当时发生的以及可能会发生的事，因为我感到担优。于是他们问我，如果我实在不愿亲自去北京，我可否把意见写出来交他们转递。我说那倒是个好主意。
这封由我写给少帅的信当天晚上就交给了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派人把它送给少帅。两天后的下午，他们来访说少帅打来电话邀请我去他那里。他派他的飞机来接我，他要我和他细谈那封信的内容。我去了，谈话持续不久，因为我不想在盛夏待在北京，又有午宴约会，就告辞了。他说他要考虑我的意见，问我能否多住几天，以便进一步讨论。我感觉到他并不像我那样看出局势的严重性，所以我留给他一封信，表示我怕会发生大事，但愿它不发生。这是7 月的事。
到了9 月，我们都回到北京，但是我没有和他见面，因为没有什么事要去见他。随后在9 月19 日早晨约六点钟．端纳打电话来，首先问我少帅是否已要我去见他，如果没有，他说最多五分钟后我就会得到他的通知。他说他自己刚开过会回来，开了通宵的会。因为日本人已经到达沈阳，攻打北大营，占领了全城，他们都在等待和我商量。我说我还不知道这消息，太糟了。谢过他的提醒后，我赶快穿好衣服。两三分钟后，电话铃响了，少帅要我立刻到他那儿
第＝卷回国任职巧苏去，因为他有极重要的事要和我商谈。
我去了，那是在醇亲王府，也可能是在医院里。与会的先生们都表现疲惫不堪。大约有十二位东北集团的领袖们。少帅坐在桌子的顶头，他简要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问我该怎么办。他说他们从一点钟开始讨论，事情非常严重，他们很想听到我的见解。我说，我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对当前应采取的行动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设法去找日本旅顺总督（我想此人是儿玉），并且也找当时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他是前日本外相。
少帅和会上其余的人都立刻赞成第一个建议。至子第二个建议，少帅没说什么，但是有JL 个人说是个好主意，后来少帅说他认为那是无用的。我说当然它不会立郧产生结果，然而也会起些作用。这时有几个人支持这个意见，并且也催快办，少帅说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派遣。我的印象是少帅不愿意去找总督而只想依靠第一个建议产生某种结果；还有一部分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交由国民政府来负责而不是由他个人单独负责了。但是我对他解释说，虽然请求国联斡旋是必要的，但他一定不要指望能有多大结果或立刻产生任柯效果，因为国联行政院这样的机构，对满洲这样的局势，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我说，诉诸国联只是为了引起世界注意和公众舆论，间接给日本某种压力，使之不再扩大在满洲的侵略行动。
同时我认为，要紧的是― 事实上真正能使间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希望是― 探听出当地日本负责人士的意向，因为很明显，此事已经准备了几个星期，他们的借日就是满洲当局甚至拒绝会见日本派去谋求解决某些问题的负责人员。我对少帅说，关于“三百
拓‘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件悬案”的事实或细节，我了解不多，而且我怀疑是否有那么多，但是无论数目若干，问题性质如何，必定有些案件是能够经由互相妥协来解决的。解决几个案件就会缓和气氛，从而铺平更全面解决的道路。他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看出也许是由于涉及他个人的尊严，因为直到那时，在他领导之下的东北当局全都不愿和日本人接触，他们的表现好像是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局势。
四南京的政策和国际联盟
日本军队发动侵略之后，少帅和南京联系很密切。因为他仍然不愿意派人到旅顺去和日军．急督接触，注意力就集中于日内瓦。中国已将这个间题诉诸国联行政院。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派赴国联行政院的特别代表。9 月30 日，国联行政院遁过决议，要求日本把军队从东北各地特别是从辽宁省撤到南满铁路沿线区域以内。自然，日本军事当局对这个决议置之不理。日本政府提议和中国直接交涉，口本代表接到外相币原男爵训令，其巾提出五项原则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项原则先在东京于1 。月26 日发表，10 月27 日通知国联行政院。这就是所谓“指导中日直接谈判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如下：( l ）相互摈弃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动；( 2 ）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 3 ）全力镇压一切千涉贸易自由以及煽动国际仇恨的有组织的运动；( 4 ）在满洲全境提供有效保护以便日本国民在当地从事和平职业；（的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日本人在该项声明中附加说明，日本仍愿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这些基本原则，以及有关中日正常关系和日本军队撤退到铁路区以内等事项。这就是日本对国联行政院决议的回答。
此事由施肇基博士报告南京政府，施博士要求南京指示他在国联行政院应采取的立场。显然日本的建议意在对国联行政院并
第二卷回国任职157 且对全世界散布这种印象，就是日本并非决心侵略，而只是力图保护在满洲的权益口但是，日本建议的措辞使人们难以判断日本关于整个满洲事变的真实意图。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备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特别是处理当前日本侵略问题时咨询。因此，政府把日本的提议交给特别外交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报告。由于少帅的恳切劝说，我接受任命为此会的成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该委员会所要处理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应否接受日本关于谈判的建议；如果考虑接受，委员会就要研究日本的五项原则。当主席提出日本的建议来进行讨论时，有几个委员发言反对。他们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提交国联行政院，而且行政院经过研究作出决议要求口本从各占领区把军队撤到南满铁路区内，他们主张日本应该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央议。我发表的意见是：要日本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是不可能的。按照国联盟约组成的行政院，无权强制实行它的决议；要解决中日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只有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两国谈判才行。财政部长兼该委员会副主席宋子文支持我的见解，接着表示同意的有几个委员，他们大部分是中国外交界的人，或者是和中国外交关系有若干瓜葛的人。我主张和日本谈判的理由是一般说来，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多么严重。正因为如此，日本尽管是侵略满洲的祸首，也希望作出愿意同中国谈判的姿态。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末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行其抗拒国联的策略。依我之见，关于谈判的一般性建议应该接受，同时应该以修改日本五项原则的形式提出反建议。像宋子文博士和几位别的委员一样，主席戴季陶先生也赞成我的意见。所以赞成谈判的意见占了上风。日本提出的五点被
15 日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交付讨论。我提出几点修正，经讨论后被委员会采纳了。委员会呈送给蒋介石主席一个报告，蒋召集政府领袖开会讨论。虽然那时找不在政府任职，但是我也被邀出席。会议在蒋主席的办公室举行，时在1 蛇1 年10 月底。许多官员和其他的人都出席了会议。戴季陶先生把委员会的结论叙述一番。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并起草给日内瓦施肇基博士的训令，在委员会的报告和修正意见的基础上，徐漠写出中文草稿，徐是外交部司长，同时也担任特别外交委员会的秘书。
波兰人拉西曼博士也出席这次会议，他是国联卫生局主任，被派来中国的任务是和中国政府讨论技术援助计划，这项援助是他提议由国联给中国的。他和宋子文博士关系密切，宋是这项援助计划的负责人。有关国联的一切事情，宋子文经常和他商量。我猜想那就是拉西曼被邀出席会议的原因。拉西曼挨近宋子文坐着，他们交谈了几句。宋博士对蒋介石主席说明了拉西曼所讲的话，蒋就要拉西曼另行起草训令。这份训令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博士翻译。我是委员会的几个出席人之一，我感到大吃一惊，因为拉西曼的提议与委员会的决议恰恰相反。蒋介石主席好像赞成他的建议，并且叫他起草发给施肇基博士的电报。
这个提议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应该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我猜想拉西曼提出这个建议为的是维护国联的威信，希望中国采取这样的立场，就是把促使日本撤军的全部责任推给国联行政院。我和另外几个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知道国联没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对日本及其军部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拉西曼博士事实上在为国联的事业辩护，依他所说，好像国联是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表面上似乎是很有道理。无论怎么说，他的提议被采纳了。这里也许值得
第三卷回国任职
一提的是，宋子文这样信任拉西曼，他甚至和他商量与技术援助以及与国联合作无关的问题。
这份电报拍发给施肇基，准备提交从n 月16 日开始在巴黎开会的国联行政院。
五出任外交部长
当时尚需等待国联行政院进行考虑和采取行动。那时它正在通过美国驻英大使陶威斯将军（前副总统）和美国取得联系。中国的特别委员会为此休会以待施肇基博士的进一步报告，我则返回北京。
大约两周之后，我在北京收到一封电报，说有急事要我再去南京．我到京后，宋子文博士代表委员长来看我，要我接受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长。这时名义上担任外长职务的是施肇基。他已经在9 月30 日被任命接替王正廷博士，王因受到愤怒的学生群众一系列的攻击而辞职。施肇基亦因忙于在国联行政院处理前述间题不能回来。由于知道施博士是明令公布的部长，我根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命。宋子文力劝我担当这一职务以共济时艰，并说是委员长特意要他代表来劝驾的。
n 月23 日我先被任命为代理外交部长，n 月28 日改为署理。也许是宋和蒋猜测，我以代理外长身份或许会感到难以有效地执行职务，因为施肇基在外交界的资历比我深。施博士是非常能干的人物，肯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回任。以前在巴黎和会时期我和施博士及王正廷曾有过芥蒂，所以不愿再使他产生疑虑。我坚决不愿就任，主要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并不是当时外长所面临的困难使我退缩。在n 月28 日公布我署理外交部长时，我明白了无论是政府或是指导政府政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决意起用我参加政府工作，
环O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其口的是为了应付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严重局势，
宋子文再度受委员长之托促我就职。这时浅只得勉为其难，但是我声明因为我不是国民党员，而我知道政府是在党的监督之下办事的，我觉得必须对我就职后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事先说清楚。我提出三件需要决定的事．( l ）为了有效地执行外交部长的积务，对驻外使领馆，即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应该定期发放经费；( 2 ）关于驻外及部内外交人员的选任，由我全权办理而不须经过政府的特别指示或命令；( 3 ）我知道中央政治会议有权讨论、决定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但我不是国民党员，更不是中政会成员，因此有关外交方面的决议，我要事先得到通知。
宋子文答复我，这三点要求早有所准备。他说，财政部长可以给我直接保证，把必要的经费定期送交外交部。关子次要职务的任命问题，他说我会享受全权，他要向主席报告，蒋一定不会反对。至于第三点，他觉得蒋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不难使我事先得到通知，在通过任何决议之前也会听取我关于重要间题的意见。于是政府发表公告，并正式通知外交使团我就任外交部长。公报发至日本使馆之后不久，发生了一桩令人注意的事件。日本使馆请求约定时间，由口本公违前来对我就任外长表示祝贺。来人说重光葵这时在上海，不过他当天晚上就会乘日本炮艇来京，可能在清晨以前到达。如果我在清早就接见他，日本公使将会表示赞赏。我安排在上午九点接见他。他按照日本的外交礼节，身穿礼服，头带高顶礼帽来见我。我接见了他。由于我认识他好几年了，话先从私谊开始。他向我表示祝贺，然后转到两国关系，间到我个人关于两国发生的严重局势的想法。他说他很高兴听到我赞成同日本举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也了解当时中国的复杂政治形势。我想他说过完全同意报上已刊登的我的看法，并认为那确实是解决间题的唯一途
第兰卷回国任职飞矶径。
当我送客向大门走出几步时，他对我耳语道，他带来币原男爵一封特别信件，那是私人信件，他不愿把它作为刚刚结束的官方会见的一部分提到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给我听。他说，要点是机密的，要我不要外传。这封信开始对我在两国关系的关键时刻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表示祝贺。币原提起在华盛顿和我一起工作儿个星期，终于解决了困难重重的山东问题。他觉得现在另一难题又产生了，他本人和我完全能够找出使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他说作为老朋友他要我了解，他会尽可能促使问题得到解决。他正在日本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努力，他相信我也正在中国为同样日的而努力。他向我个人表示，就他本人而言，他决心求得对中日双方都公允的解决办法。由于必须面临某种压力，他在日本的地位也是困难的：如果他因为那些压力而失败，那末他的内阁就会垮台。他相当担心无论谁继他组阁，都会使事情难办得多。我颇为他的真挚所感动，就请重光葵转告我感谢他的好意和坦率。我反复考虑这封信，更感到其出言之真挚，因为就我所知，那时日本的形势对币原男爵来说，确实是困难的，沈阳事件是“少壮派军人”的专横跋启所造成的。他们主张对华强硬的政策，煽动许多群众集会抗议日本外务省的政策。币原男爵当时是日本总理大臣兼外相。很清楚，日本军部和他是不和的，因为从中国驻日公使馆得到的关于外务省的报告，他正在设法尽可能地限制少壮派的放肆态度，特别是在满洲。当然，他也考虑日本的利益，希望尽可能增进日本的利益，但是由于他是外交家，他知道军部采取的行动不会达到像他那样用更巧妙更合乎常规的办法所能达到的目的。
在中国方面，局势变得更加困难。从外部来说，国联行政院发现难以在巴黎有效地迫使日本从占领区把军队撤到铁路区以内。
l 贺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一个弓要因素是美国的犹豫不决，而国联行政院十分依赖美国来支持它要采取的有效步骤。行政院在巴黎和美国代表多次商量，但是他反复声明美国只能在道义上从旁支持。好像美国观察员出席行政院讨论满洲间题的会议，就是美国对行政院的支持所能达到的限度。
六民众的反应与蒋介石政府的倒台
中国以拒绝谈判来回答日本送交国联行政院的提议，实际上造成了僵局，并且给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当局一个借口，继续进军，在满洲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日军已向锦州推进，北边到达吉林，甚至进入黑龙江省。我就任外交部长职务时，日本军队已经占领长春和哈尔滨。我的计划是要求臼本停止前进，并开始谈判。在谈判得有结果前，使日本当局正要占领的锦州暂时中立化，在要求日本军队不进入锦州时，中国军队亦离开锦州，停驻城外，以避免出现导致严重敌对行动的冲突。
政府批准r 这个计划，但这计划显然是不得人心的。许多国民党领袖也不同意，他们在政治上不支持蒋委员长。那时，就我所知，国民党内部有摩擦、争吵和对抗。委员长有他的江浙派支持者。国民党内有其他派别，如由一些元老组成的西山会议派，李宗仁、白崇禧领导的桂系，胡汉民、汪精卫领导的粤系，其中还有陈铭枢和蒋光鼎领导的另一集团。国民党内所有这些派系都反对蒋介石，其目的是迫使他下台。
我就任外交部长后，紧接着就有很多学生团体要会见我，不但有在南京的，而且有从上海、北京、山东等地来的。他们公开宣布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要了解是不是我确实主张直接谈判。在接连三四天之内，有八至十个团体来见我，有的有八百或一干学生，但是每
第三卷回国任职
次我只接见少数代表。有两三次我和群众见了面，要求他们选五至七个代表。我接见他们，请他们坐下，向他们保证我提议直接谈判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我说他们应该相信我保卫巾国权益的决心。起初，我的谈话往往能够使他们安静下来，这些代表对集合在外面的群众做了解释，群众就撤走了。但是在第三天或第四天，这些保证就不起作用了。当代表们向学生报告时，广大学生说他们不满意，要和我亲自谈话。我出去一露面，他们就喊“打l 打！”我没有被吓倒，但我觉得后来的这些团体虽说因为我主张直接谈判而反对我，显然还另有用心。所以，以后我干脆就不见他们了．后来，有一天，有些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看见而且认出厂坐在人力车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卫”并且把他从车卜拖下来。蔡受了伤，但并不太重。这证明这些群众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对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对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在我当外长的这个时期，各公使馆不断地要外交部为他们安排去北京或匕海的特殊交通工具，因为沪宁铁路被上海来的学生堵塞了，津浦铁路也被那些成百上千地向南京前进的学生们堵塞了。这种混乱情况使得任何认真的谈判都不能进行。施肇基博士在巴黎同样受到学生代表的攻击，他被打伤并受到侮辱。他向我提出辞职，我也提出辞职。根据各方报告，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汉口的形势极为混乱。整个国家都处于动乱不安之中。我设法辞职，自然未被批准。不久委员长决定辞职，并于12 月15 日决定离开南京回到奉化。孙科博士被任命为行政院长。
早在我于南京就任外交部长之前，人们就知道我赞成同日本谈判。我不但受到学生团体和代表们的质间，而且受到潮水般的来自全国的电报质间，这些电报把直接谈判的计划说成是为委员长保持政权的阴谋。那些发电报的人认为我只是为委员长的政治计
l 认顾维钧回陌录缩编
划服务的工具。我记得江苏省同乡会发来的一封电报，表示反对直接谈判，并且警告我，如果我不改变态度，就要毁掉我的祖坟。当我待在南京时，开始看得越来越清楚，政治上的混乱形势，虽然表面上是由攻击政府对日直接谈判的政策引起的，但是实际上是由全国反对委员长及其集团的各派政治力量促成的。人们对委员长的反对是根深蒂固的，反对的是他和他的整个政府。这种反对使得对日谈判不可能实现。
七李顿调查团
临近1 洲1 年底，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委员会调查满洲的情势。1932 年1 月12 日，国联行政院核准任命五个委员，团长是李顿爵士，他当过孟买省长，度代理印度总督。美国代表是麦考益将军，他曾几次在与美国有关的国际委员会中任职。第三个是法国的克劳德将军。然后是德国的希尼博士，他是个殖民同题专家，一度在非洲当过行政长官，后来当了殖民部长。第五位是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位外交家。国联行政院给他们规定的使命是调查日本在满洲的侵略行动所形成的满洲间题，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这是侵华列强提出来为其侵犯或侵略行动辩护的常用的借口。我被任命为中国代表，正如日本任命吉田为日本代表一样，那时吉田是驻土耳其大使。中日代表的正式头衔是“顾问”。
国联派出调查团是想尽力对面临的困难间题找出某种解决办，法。由于调查的范围很广泛，必须尽可能做出充分准备：不仅对调查团提供全面的报告，而且要使政府官员乃至调查团所去各省的高级官员对调查团可能提出的问题作出适当回答。作为中国顾问，
第二卷回国任职］6 舀我受命执行这项任务，并且还可能是将来接收满洲的委员会的主席，我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有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包括中央政府各部的代表和许多工作在不同领域的中国专家，他们不仅熟悉满洲，而且熟悉中国的军事形势，交通问题，中央政府的组织管理，列强和外侨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他们的权益以及中国对他们的政策。同时必须准备接待调查团，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我把这些工作按其性质组成若干委员会各负专责。至于为调查困的工作做准备，我列了一张间题单，由一个或几个能胜任的人对每个问题写出说帖，分两卷送交调查团。
调查团很活跃。他们一到就提出许多间题要了解；他们要尽量多访问中国地方，要和国民政府的成员和几个省的主席及高级官员会谈。调查团于3 月14 日到达，不仅受到政府而且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也许全国对调查团所能做的以及国联根据他们的报告能够采取的行动，抱有过高的希望。调查团的〔作从访问上海闸北战区开始，此地是在他们到达前夕被占领的。我本人和调查团团员对中日军队间所发生的战斗的严重性有极深刻的印象。在上海作短期停留之后，调查团乘特意包租的轮船先到南京，后到芜湖、九江、汉口。访间汉口之后，回到南京，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见了行政院长汪精卫和外交部长以及其他几个部长．再从南京坐火车北上，先在济南府第一次停留，然后到天津停留两三天，与当地中国当局以及英、法租界市政当局举行会议。再由天津到北京，少帅在这里迎接，并开了一系列会议。
调查团必须和日本政府进行一些安排，才能访问那时已完全在日本军队控制下的满洲。于是有一部分调查团人员到了东京为调查团的满洲之行进行准备。团长李顿勋爵告诉我，日本反对我进入满洲，他说鉴于完全在日本军事当局控制之下，满洲形势不正
16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常，口本政府不能保证我的安全。最后，他告诉我，由我决定是否和调查团同去。如果我决定去，他答应坚持要求给予我正当的保护。如果日本人坚持反对，他就要向他们声明，除非我能像日本顾问吉田先生随同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一样，以中国顾问的身份前往满洲，否则调查团就取消满洲之行。
在北京和在南京一样，我和调查团去满洲一事成了一个严重问题。有一天，两个在北京的外国公使（法国公使盖里多和比利时公使华洛思）要看望我妻子，说他们是为了私事要见她，我妻子分别接见了他们。他们访问的目的是相同的。他们说他们从驻东京大使馆得到可靠的机密消息，我不宜去满洲，我的生命会受到威胁。他们说他们是我和我妻子的朋友，所以特来相告。我妻子把这些话告诉了我，劝我仔细考虑，并且表示她特别希望我能重视那两位公使所说的话。
既然我陪调查团去满洲已经成为当时报上谈论的话题，政府中也就有所讨论。我把李顿爵士和两位公使告诉我的一切情况都向当时的外交部长罗文斡作了报告。找告诉罗博士，我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去履行我的职责。
当调查团乘政府准备的专用列车要通过山海关进入满洲时（每个团员以及我和日本顾问均每人偕其随员使用一节车厢），列车在山海关前受阻停下。日本军事当局说他们不准列车通过，即使准许调查团经陆路进入满洲，也不会让我同去。我们急忙把这种形势报告南京政府和在北京的少帅。
于是改变计划，不坚持由陆路进入满洲，中国政府通过其海军部派出一艘驱逐舰将代表团一部分人员连我在内先送到葫芦岛，然后到大连登陆。
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
第三卷回国任职167 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由于1925 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以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间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
调查团从大连到沈阳，在那里受到了几天款待，我在沈阳收到一些信件，谴责交给调查团的满洲官员请愿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其中一封写道。“你可能会在请愿书上找出我们的签名，但是我们是被日本人强迫签字的。我们的真实感情表达在这封信中。”一天晚上，我们去沈阳一家中国饭馆吃饭时，有两三个中国人跟在后面。显然那几个人想接近我，但在我和几个中国同事走上楼开始吃饭之前，那几个正想接近我的中国人被日本人逮捕了。
我们在沈阳住的是大和旅馆，我受到严密的监视。室外大厅里有一张桌子，经常有两三个人（日本人、朝鲜人和白俄）在桌子周围。例如我去上厕所，就有人跟到门口；我回来时，他们未经许可就闯进我的房间。我去吃饭时，他们也下楼等在外边注视我。我的一个秘书向我报告，有人在黑夜从窗户进入他的房间，直到他大声喊叫时才离开。
我们接着去长春，住在另一家大和旅馆，又重复了这种经历。从长春出发到了吉林。我记得在火车站上．有一大群日本军民代表
托尽顾维钧回忆录络编
和所谓满洲国政府的代表。日本代表和所谓满洲国代表迎接了调查团成员，并且给他fr ］准备了汽车。当然也给日本顾间和他的秘书们准备了汽车。我发现，调查团的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走了，我和我的秘书们被留在车站外边。有几个中国人看到我难堪的处境，其中一位过来对我说，他以前见过我，他和他的朋友可给我找一部汽车，把我和我的秘书送到调查团住的旅馆去。我很高兴弄到交通工具，但是我怕日本人会给这些帮我忙的中国人找麻烦。我们被送到驻军司令部的接待大厅。后来我被安排到调查团及其工作人员住的旅馆。调查团得到通知，早晨某个时候要为他们举行公开欢迎会。我想是在早晨十点钟，我看见成百上千的人，也许有二千名学生，大部分来自小学和中学，每人手拿一面旗帜― 一面日本旗或一面“满洲国”纸旗向调查团住的那条街走过来。在他们的两边，每隔几步，就有一行显然是身穿便衣的日本人。队伍停在调查团住的旅馆门前。调查团的人都走出去。有一个中国人“代表中国人民”呈递一份请愿书。沿着欢迎队伍，约有十五至二十名日本人，日本人叫：“挥动旗帜l '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男女孩童很不情愿地开始挥动，完全没精打采。然后奉命喊些“满洲国万岁”之类的口号。这些年轻人只是依据日本人的命令行事，被驱使来递送支持“满洲国”的请愿书。这些青年脸上不但表示毫无兴赵熟而且表示一种不是悲观就是愤恨的感情。
在吉林停留期间，我的一个仆人在街上从一个中国人手里接到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我们在请愿书上向调查团所说的话是日本人口述的，我们并不同意。我们真实的心情是… … 〔 如此这般），你们会在这信中发现我们真正的感情。”调查团所到之处，都重复出现这种事。
我们从吉林到了哈尔滨，计划在那里停留几天。实际上待的时
第三卷回国任职169 间较长，因为松花江北边已发生战斗，在旅馆里几乎通宵可以听到清晰的枪声。半夜里我从旅馆的窗户外望，可以看到一长列日本坦克和装甲车开去和马占山、李杜率领的中国军队作战。事实上我们一到达，一个中国军队派来的人就和我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我，中国军队就要向日本人进攻，要和日本人战斗到解放东北为止。他们要调查团知道，东北人民绝对不愿生活在日本傀儡统治之下。战牛推迟了调查团到齐齐哈尔去的日程，也使得日本人对代表团进行了监视，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起来。
调查团原定计划应当访问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正如已经访问过沈阳、吉林和“满洲国”的所在地长春一样。但是日本人继续给调查团制造许多困难，使之不能彻底观察满洲。日本人劝告调查团不要访问齐齐哈尔，因为正当夏季，那里有传染上霍乱的危险。他们提议调查团免去这次访问，虽然调查团已经定了计划访问齐齐哈尔，然后经四眺铁路从挑南到四平街南下沈阳。可是日本人说如果调查团人员一定要去，他们只能照顾四个人，不照顾中国顾问和整个调查团。在调查团和我以及和日本人之间开了几次会以后，最后决定派四个秘书代替我们去。他们到了齐齐哈尔，经四挑铁路南下。所以，调查团人员和我自己都没有去齐齐哈尔。
调查团从沈阳回到北京，这时已经是6 月下旬。由于不断地变更饮水和食物，李顿爵士害了肠胃病，所以我们在北京停留了好几个星期。调查团团员再次去日本，以便就他们在满洲所见所闻和日本人商量。通过这次旅行，特别是满洲之行，调查团收集到大量的资料。由于调查团配有足够的人员，有国联秘书处的＿〔作人员和几位从外界请来的能干助手，工作起来很有成效勺各种官方机构和巾日两国政府的各部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各项通信、文件和秘密交给我的请愿书都一一送交调查团，这是另一个来源。但调查团也派
17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自己的人出去和中国重要团体例如商会、银行公会和士绅代表接触，用这个方法也取得很多资料。
起草报告书是件异常繁重的任务，而且报告书在定稿之前必须得到全体调查团的审议批准。我应邀审阅报告的主要结论并提供建议，这不仅是为了采纳我可能提供的建议，也是为了审查报告是否如实反映了中国政府的观点和中国公私各团体所提供的情况。我本人和政府所注意的是报告的各项结论，这些结论是关于各项事实的结论。至于采取何种行动的建议，在我看来是有很大讨论余地的。但是为了做出一致决议，五位团员在有些观点上需要达成妥协。各项建议给我总的印象是，英美两国团员很自然地比较同情中国，而法国将军一般认为而实际也是比较同情日本的。在我和他私人交谈中，给我的印象是，关于发生的事件、他更相信日本的说法。希尼博士和马柯迪大使表现比较中立。或许马柯迪的观点有点像法国将军，但还未到同样的程度。希尼博士思想敏锐，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事实是考虑一切的基础。调查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国联秘书处人员，政治上非常同情中国，但对于事实情况非常客观。
第四卷
出使法国( 1932 . 1 任一1941 . 6 )
一．. －一－- - - ．一－－二乙孟es
第一章
第一节
中日冲突时期在巴黎和日内瓦的外交官生涯1932 年卫0 月一1933 年
首途赴欧；李顿报告书和在船上与李顿调查团的接触
我是1932 年10 月初到达巴黎任中国驻法公使的，但是在那里还不到一周，就匆匆赶到日内瓦担任国际联盟、特别是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那时我仍然是李顿调查团的中国顾间。调查团刚向日内瓦国联正在焦急等待中的会员国提出中日间题和满洲阿题的报告书。行政院讨论李顿报告书时，我还将是政府特别指派的代表。我也是参加年度全体大会和全体大会特别会议的第二代表。另一位第二代表是郭泰棋。第一代表是颜惠庆，他于年初接替施肇基任行政院和全体大会的中国首席代表。
那时国联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中日冲突。沈阳事变发生后，中国在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立即执行盟约，中国先援引盟约第十一条．而后是第十及第十五条．上述条款中最后一条第三项为：“行政院应尽力使此项争议得以解决… … ”，也就是说行政院应为使争执的双方达成协议而进行调解。第四项为：
“倘争议不能如此解决，则行政院经全体或多数之表决，
17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应缮发报告书，说明争议之事实及行政院所认为公允适当之建议。”
换言之，如调停失败，行政院即须起草一份报告，确定事实，指明责任所在，并建议解决办法，而且，按照第六项：
“如行政院报告书除争执之一方或一方以上之代表外，该院理事一致赞成，则联盟会员国约定彼此不得向遵从报告书建议之任何一方从事战争。”
简言之，这一项对成员国，包括日本在内，产生了法律上的约束，给援引要求制裁的第十六条开辟了道路。并不是中国在世界历史上这个异常困难的时刻对国联抱有这样大的期待。中国没有这样期待。但是中国希望借助于国联，将间题公诸于世，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和同情，并且，或者能得到某些物质和政治利益。
第十五条第九项规定经由争执的任何一方的请求可将争议向国联全体大会提出。正是由于此项规定，经中国提出申请，此案得于1932 年l 月由行政院移交全体大会，并为此间题召开了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据此成立了十九国委员会，包括行政院除中旧以外的全部十二个成员，由全体大会主席比利时的保罗· 海曼斯担任主席。它的工作是帮助实现上海停战（此事于1932 年5 月完成），根据第十五条对整个争执草拟一项解决办法以及详陈事实经过和建议的报告，并且全面接管过去由行政院处理的有关中日冲突的工作。
十九国委员会于1932 年3 月成立，但是开展实际工作，需要有对此案事实经过的公正叙述。李顿报告书即旨在提供事实并构成委员会提出解决建议的依据。因此，1 , 32 年8 、9 月间，委员会和实际生在日内瓦的全体代表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个已大部完成的报告书的提出和发表，特别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对调查结果和
第四卷出使法国1 乃建议曾经煞费苦心地保守秘密。在收到报告书后，委员会就能开展工作，不过，在程序上李顿报告书应先送交行政院。根据1931 年12 月lO 日行政院的决议，指定李顿调查团在现场调查后向该院报告，然后由行政院将报告提交全体大会，供十九国委员会考虑。事实上，我是和携带一份报告书回日内瓦的李顿调查团的英、美、意成员一起回到欧洲的。他们邀请并几乎是坚持要我同行，以便在途中能多做碰头并争取澄清已经预备写在报告里的一些意见。我记得，我曾慎重考虑过这次邀请。我感到和他们同行对我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虽然这样做有些匆忙，也许会缩短和政府首脑们最后一次会晤的时间，但终于决定同行。我们于1932 年9 月5 日搭意大利“甘济司”轮离开上海。同船的有李顿爵士、麦考益将军、马柯迪伯爵和我，还有调查团和国联秘书处的万考芝先生和爱斯托先生，以及麦考益将军的私人助理皮特尔中尉。调查团其余成员，法国的亨利· 克劳德将军和德国的恩利克· 希尼先生，则取道路程较短的西伯利亚铁路返欧。
正如所料，长途海上旅行为继续讨论提供了充分机会。其中部分重要内容值得一记。例如，我子1932 年9 月此日与李顿长谈。李顿说国联行政院将在1o 月上旬先讨论议程间题。我间李顿对东京报纸报道日本打算要求把公布报告书日期推迟六个月有什么想法。
李顿说他不知道日本是否真的做了这样的请求；但他认为，即或日本提出了，国联行政院和国联也不会同意。报告将首先提交国联行政院进行讨论，他以为我会在国联行政院代表中国。我说颜惠庆博士是国联行政院的中国代表，如有必要，我将和颇博士磋商我亲自出席之事。
接着我问李顿对即将在日内瓦进行讨论的结果有什么看法．
176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对和解的可能是否乐观。
他说那完全要看日本如何行事。他认为在经过初步辩论与磋商，并解决了国联究应按盟约第十一条，在行政院权限之内处理此事，还是按第十五条，由全体大会负责处理此事之后（这些闷题不难解决，只需多数票即可决定），即将开始主要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日方可能在两种做法中选择其一。日本肯定会在报告书公布之前承认“满洲国”，因而将向国联声称“满洲”间题现已成为中国与“满洲国”之间的间题，日本不能代表“满洲国”发言，从而必须邀请“满洲国”来日内瓦参加讨论，或者未经“满洲国神同意不能进行讨论。日本如坚持这种立场，则国联别无他法，只能宣布其本身意见，暂将此间题搁置起来二
我说，日本如果采取这样的立场，完全不顾它对盟约和根据国联行政院与全体大会各项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则国联显然有权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李顿说，当然会有一些小国代表严词谴责日本并要求实施经济制裁。然而大国将因这样会遭受损失而不同意。
我说在我离开上海的前夕，南京接到日内瓦电报报告说，国联流传着一种议论：如果日本一味公然违抗国际联盟盟约及世界舆论，国联即应迫使它退出或予以驱逐。
李顿说，他认为两者均不可取。他说，另一种可能是，日本觉察到国联反对它的气氛，不愿孤立于世界，也可能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解决冲突的办法，但要先定出某些条件。这样就要研究它可能提出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是否违反国联盟约和九国公约条款。我说，日本还可能有第三种选择。根据日本反对第三者千预中日争端的一贯政策及先例，日本可能在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召开前，以中国不再要求国联千预为条件，向中国提出直接谈判。它
第四卷出使法国1 ？了可能设法以此来欺骗国联，并破坏中国向国联呼吁公正解决的政策，或者它可能真的希望与中国直接解决。中国当然不会同意这个意见，除非谈判以调查团报告书的建议为基础。
李顿说，果真如此，希望中国不要受骗而落入圈套。他说，报告书即将公布，建议很快就会为人所知。如果日本提出什么建议的话，中国不要忙于决定接受。
我在船上和李顿谈话仅两天之后，日本就承认了“满洲国”，并与之签订了一项议定书。这就在李顿报告书公布之前，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国联摆出一个既成事实。这一行动虽早在意料之中，但仍令人深感不安。
与此同时，9 月15 日，日本要求国联行政院对李顿报告书的正式讨论至少推迟到收到报告书的六周之后。该项要求声称，日本需要这一段时间将李顿报告书结合它自己的调查资料一起考虑，并且为了派出日方的特别代表从东京到日内瓦去出席行政院会议。在国联考虑这一事件的整个期间，日本都采用了这种典型的拖延策略。
我收到外交次长刘崇僳9 月16 日的来电，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下步骤来反对日本承认傀儡政权．( 1 ）向日本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 2 ）照会九国公约各签字国，要求按公约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并保留我方的全部权利；( 3 ）要求国联迅速采取严正的措施。至于由美国召集一个会议一事（中国前一时期曾提出这一想法），电报说，南京现拟暂时推迟。事实上，当我收到该电时，抗议书业已于9 月15 日递交日本，并于同日将内容相同的照会递送九国公约的各签字国。9 月20 日颜博士将中国的抗议书和对国联的请求送交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主席。
9 月22 日，我与李顿调查团的美国成员麦考益将军举行了一
17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次重要的会谈。虽然美国不是国联的成员，但美国政府还是尽量做了一些认为可能做到的事，在国联各组织设法处理中日冲突时，予以鼓励并与之合作。1931 年10 月，当国联行政院考虑中日冲突时，一位美国代表在国联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国联行政院的讨论，尽管美国代表发言并不很多。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态度至为重要。不论它是不是国联的成员，其影响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我总是力促并将继续力促美国政府和国联在中日间题上密切合作。
在回答我的一个间题时，麦考益说，他在离开北京前，曾致电华盛顿，向史汀生国务卿请示他在欧洲应怎样行动，因为国联秘书处主任、李顿调查团秘书长哈斯从日内瓦获悉，在讨论调查团报告书时，调查团或有必要在场。史汀生指示他，只要调查团不解散，他就应留在欧洲。
麦考益说，美国的立场向来是明确而肯定的。他毫不怀疑，美国将继续尽力这样做。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个月内，中国在华盛顿没有一名公使与史汀生先生商讨解决冲突的办法，并把情况的变化随时通知国务卿，中国驻美公使颜惠庆自1931 年年末起，全部时间几乎都在日内瓦。
我问他，如日本拒绝在国联进行讨论，美国是否会建议根据九国公约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
麦考益说，这也是报告书中所曾设想到的；但是，没有必要把事情往最坏处想。他认为报告书措词不带偏见，不作批评，对日本舆论会起一种平息作用。日本舆论本来预料报告书会责备日本的。可以想象，报告书公布后，日本人读后情绪会较好，中国人也足以放心地同意举行讨论，特别是因为在报告书中并没有足以使中国或日本坚决反对的内容。
第四卷出使法国
几天以后，我与调查团的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伯爵进行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谈话，我也作了记录。
我问这位伯爵，鉴于日本的不妥协态度，他是否认为即将举行的对调查团报告书的讨论会导致冲突的解决。
这位伯爵说，尽管日本的态度相当使人失望，他仍希望能导致解决。但如日本以这是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的问题为理由而拒绝进行讨论，它也不应拒绝根据九国公约而进行的讨论，该公约规定各签字国有义务进行充分而坦率的讨论。他个人认为，国联全体大会包括五十多个国家，各国主张不会一致，难以形成对日本的压力。但九国公约国家的会议就不同了，各大国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每一国都有责任促使间题得到解决，这就可以向日本施加压力，像1921 年华盛顿会议那样，迫使日本接受某一决定。他认为日本很难与列强的联合阵线相对抗。
9 月3 。日，“甘济司”轮在威尼斯靠岸。我的计划是首先到巴黎向法国政府呈递国书，以示对其尊重，然后在一周内赴日内瓦。我在北京时，曾就呈递国书事征求法国公使韦礼德的意见。韦礼德答应致电巴黎，请法国外交部向我提供方便，使我能及早办理此事。在船上我就电请驻巴黎使馆的临时代办与祛国外交部联系，安排我10 月3 日会见，以确定呈递国书的日期。
李顿报告书于1 。月2 日在日内瓦公布。我于同日抵达巴黎。
第二节在日内瓦的第一个月，对李顿报告书的反应
1932 年我去日内瓦担任中日争端的中方代表．国联行政院曾
1 朋顾维钧卜」忆录缩编
于9 月25 日考虑并决定同意日本关于行政院暂缓讨论李顿报告书的请求。行政院决定11 月哄日开始并授权行政院主席可再延期一周。当时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正在休会而第十三届全体大会例会即将结束。
尽管延期，我还是异常忙碌，因为需要进行大量联系工作和会见各方面人士以探明舆论倾向，并争取对中国的支持。
截至1o 月1O 日，我已经会见了许多国家的重要代表，并拜会了国联秘书长埃里克· 杜吕蒙爵士，和他们讨论了满洲事变，我把这些会谈中的一次记录，即1O 月lo 日我和西班牙驻国联行政院及全体大会代表马达里亚加的会谈，以及所有这些会谈的要点汇总合并为一个电报，发往外交部和南京当局．
按照我致中国政府各领导人的综合电报，首先，那些和我讨论过李顿报告书的人认为，报告书对中国有利，而且国联行政院与全体大会必将努力使其通过。其次，他们认为，在各国之中，只有美国认识到或承认满洲事变涉及其本身的利益。因此，国联的任何解决办法，应先取得美国的同意。第三，他们认为，我国应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则应对日本只继续作消极抵抗，以便在等候解决的过程中，不使日本抓到对中国采取公开战争政策的任何借口。第四，他‘们认为，中国不宜对报告书过多挑剔。我们应采取和平姿态以便保持国联的同情，从而与国联结成联合阵线以对付日本。虽然这个意见表明各国代表希望避免果断行动，但对于一个军事弱国来说，它是很切合实际的。第五，他们认为，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李顿报告书，行政院将再次出面调停或为此而根据非战公约或九国公约召集一次正式会议。另外一个办法，即经济制裁，无论是欧洲各大国还是美国，对此都未表示赞成或认可。
此外，国联秘书长还告诉我，打算邀请李顿调查团的全部五位
第四卷出使法国181 成员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参加报告书及其处理程序的讨论。他说，或者可能由各代表在10 月19 口裁军会议执行委员会开会时进行初步的私下交换意见。
1o 月13 日，我们接到外交次长刘崇僳一份关于中国对李顿报告书一般看法的摘要，并接到罗文斡部长一份他于1O 月3 日发表的关于报告书的政府简要声明的副本。财政部长，当时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干15 日简要地回复了我们对国内团结的联合呼吁。但是，截至15 口，政府的具体指示还没到达日内瓦，于是颜惠庆给外交部去电，强调口内瓦对李顿报告书的讨论即将开始，代表团需进行长时间细致准备工作，而这一工作在没有政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难以着手．次日，外交部第一次发来了具体指示方针。1O 月13 日外交部长罗文斡对李顿报告书所作的声明，赞扬了李顿调查团为国际和平事业及调停争端所做的工作及付出的辛勤努力。声明认为．调查团将其职责理解为不仅包括审查全部有关事实，而且包括“以和平解决办法建议于国联”是“完全正确”的。声明强调指出，初读报告书，即感到有两点最为突出。一点是“九一八及九一八以后之一切日本军事行动，均无正当之理由，不能认为系自卫之手段”。另· 点是“所谓‘满洲国’者，并非真正自发独立运动的产物”，其存在是“日本军队出现和日本文武官吏各种活动的结果”。声明还明白指出，报告书包括“许多性质极重要之间题，现正在中国政府当局悉心考虑之中”。由此可见，外交部长的声明语调很温和。实际上，政府是暂时保留意见和不对报告书进行批评。但是，据刘次长13 日的电报说，中国舆论对报告书有关东三省自治和中国经济抵制的建议，及报告书对九一八事件原因的解释，极为不满。电报还说，虽然中央政府尚未发表意见，但几天来一直在讨论此事。刘又说，所有人都承认报告书的大部分是公正合理
18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
我于10 月n 日及时回到巴黎，13 日递交国书并同法国官员会谈，主要是谈东三省事件。此外还有一些有关在法华侨的问题，例如，设法帮助在法国的华侨失业工人和在巴黎的东北籍学生和侨民，他们由于日本占领东三省而汇款中断。
在我动身去巴黎之前，外交部曾向我询同一件令人困惑之事，为此我在巴黎进行了追究。据传日本曾向法国建议缔结法、日同盟，但为法国所拒绝，外交部问我是否听到这一情况。我在法国首都向各方探询后，立即电复称，巴黎也有关于此事的未经证实的谣传，但巴黎若干重要部门都不相信日方曾提出任何认真的建议．10 月15 日，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贝特洛，问他外界传说日本提议与法国缔结同盟条约的消息是否属实。贝特洛的答复主要是说，由于各国对远东问题的广泛关注，报纸喜欢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以引起注意。事实上，此项消息是毫无根据的。我当即表示，诚恳希望法国政府关干即将于日内瓦进行的对满洲事件和李顿报告书的讨论，不要承诺对日本提供任何帮助，以免法国的自由意志受到限制。贝特洛回答说，法国政府无此打算，我可以放心。
我在前面提到，南京外交部于10 月16 日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关千在日内瓦讨论李顿报告书的第一个具体指示。颜惠庆收到该指示后，立即抄送给在法国的我，和伦敦的郭泰棋。南京的电报由外交部长罗文斡签署。该电传达了外交委员会1O 月12 日的决定。电文称：
十二日外交委员会决议如下：（一）李顿报告书经政府当局审慎考虑后，认为在不妨害中国主权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下，有不少部分可按照其原则进行东北间题之磋商。（二）我
第四卷出使法国
方代表在辩论报告书时所取立场，大致如下开各点：（甲）中国政府对于国联及其所派调查团图谋和平之诚意，与设法解决中日间题之努力，表示充分谅解与感谢。（乙）调查团报告书已确认东省事变之开始，并非日军之合法的自卫行动。又所谓满洲国，并非任何独立运动之结果，而完全为日本文武官吏所造成。调查团对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竭力维持其尊严与不可破坏性，是中国主权与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及任何国家不得以武力夺取中国之权利与利益之原则，亦经调查团重行证明。（丙）故调查所为之建议中，理论上与事实上均与上述原则并不违背而能贯彻者，中国政府颇愿作为中日问题讨论之基础。但为便于实行及为免除将来纠纷起见，中国政府认为建议办法中之若干项有改善或修正之必要。详细意见另电。（丁）中国政府对于国联之信仰始终不变。深信经此次调查团努力之后，国联必能确定办法，为中日问题谋一公平适当之解决．（三）在我方战略，最好令日方先行攻击报告书。我方子反驳时说明自己立场。上开各节，希暂守密。以后政府意见随时续电。
第二夭，罗外长又转来了蒋委员长对代表团的指示。电文称：十五日往汉晤蒋委员长。蒋面授意见书，摘述如下。对于报告书宜采温和态度，不可表示过度之反抗。但同时不能不注意下列各项事实。
第一，报告书至少尚须经过十九国委员会与国联大会审议。在未达最终决定前，中国政府尚须为最大之努力，以期改正。
第二，除非列强对日有执行经挤或武力制裁之决意，或日本国内有不利于军阀之重大变化，日本决不接受报告。但以上
18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两种假定事情，现时均无实现希望。因此中国纵表示愿意让步，仍无补于纠纷之解决，徒为将来交涉或行动上增加拘束，且或引起国内重大攻击。
第三，国民党求民族解放之对外政策，如不顾及，则本党信用将受重大打击。
第四，前八章陈述事实，虽属公允，九、十两章建议几完全注重日本希望，与其在东三省之实力，而将九月十八日责任弃置不顾。吾国不能不要求国联为必要之修正。基于以上考虑，政府取下示态度与政策：
甲、态度。前八章可以接受。第九、十两章，要求修正。在此项修正中，永久和平之树立，与九月十八日以来事变之责任，均应顾及。
关于树立永久和平之建议，如中、日两方撤除东三省军队，互订不侵犯条约计划，和解及公断计划，虽使中国受重大牺牲，如能出以适当方式，使能确保和平，中国仍愿以诚意考虑接受。
报告书既认为日方非自卫，则解决方案断不能容认日本武力造成之任何新情势，或强迫中国接受九月十八日以来，中、日两国条约上所无之义务，因以削减中国主权或行政完整。调查团建议，如关于顾间会议之召集1 外国顾间之强制任用、中日铁路之合并、永远禁止排货等项，中国不能不要求废除或根本修改。
乙、政策。中国认为解决东三省方案，在原则上必须恢复九月十八日以前状态。惟为永久和平及中日关系改善计，可同意下列兰项计划．
（一）撤除军· 备及互不侵犯条约计划。中国虽有重大牺牲，
第四卷出使法国1 弘巾国仍愿诚意考虑。惟军备撤除计划之实行，必须更列入一种保障公约。其性质须与一千九百二十五年英、义诸国保障德、法国境之罗卡诺公约相似。
（二）和解及公断计刘．设置中、日和解委员会及公断法庭。东三省｛日状恢复之后，一切纠纷，分别交由和解及公断机关解决。
（三）改善东三省行政。中国向国联声明，当励行东三省行政之改善。此项改善计划当包含逐渐设立人民代表机关，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度及利用外国专家之辅助等项。惟外国专家之任免必须照中国文官任免法令，而不受任何条约之拘束，方不妨行政完整之原则。
外交部10 月25 日电告四川和山东的情况，并要我转告颜惠庆和郭泰祺。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双方都已动员，并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据刘文辉发出的通电称，他已经撤出新津以示让步。中央政府正努力促成停战，并将派代表去四川。关于山东韩复柴和刘珍年之间的冲突，目前双方军队仍在对抗，但委员长已委派一位可靠将领前往就地调停。又闻韩最近曾请求辞去主席职务（这事并未实现，韩担任山东省主席直到1938 年）。
lo 月28 日，外交部又来电说，接到东京蒋作宾公使电报，报告日本的态度和政策如下：
在李顿报告书提交审议前，日本企图推行两个行动计划。第－· 个计划是煽动山东韩复集宣布独立，怂恿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渠和吴佩孚拥戴段祺瑞为首领，并煽动帝制复辟运动，从而实现在中国挑起动乱的阴谋，并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第二个计划是散布山东、四川、福建、广东和贵州内部纷争，以及共产党骚扰的消息；还散布流言说，英国正支持西藏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并策动西藏
、66 顾维钧回旧录缩编
军队侵人四川，以及蒙古军队将要进入包头。
日本推行这两个计划的目的，是要把国际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现实局势上来，以便将来李顿报告书提交讨论时，为日本代表在国联进行诡辩作准备。
外交部的电报接着提到，山东事件实际上只是地方性纠纷，而且双方都已遵照中央政府命令开始撤兵。四川事件正由委员长亲自处理，不日可望解决。西藏军队和四川军队在西康的冲突已经平息，和平也已恢复。至于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的内部纷争和蒙古军队的入侵，则全属虚构。
电报说这是为了告诉我真实情况，使我能采取措施澄清流言。还说，同样内容的电报已发给我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和驻国外各重要使馆。
外交部关于四川和山东情况的前一电报结尾建议，如果驻外使节致电外交部转内战各方的首领，指出内争的恶果，可能有助于国内局势的改善。电报说，外交部本身曾多次致电各方，敦促他们认清国际形势，但未见成效。
我一收阅这份电报，立即嘱使馆人员起草外交部所建议的通电。同时与我驻欧各国公使和莫德惠特使，驻美代理公使施肇基及驻日内瓦的颜惠庆等人进行联系，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在致内战各方首领呼吁停战息争的通电中署名。大家一致衷心赞成。联名通电的签名者有颜惠庆、郭泰祺、顾维钧、莫德惠、施肇基、驻德国公使刘文岛，驻丹麦公使罗忠治及驻挪威、瑞典、芬兰公使诸昌年。联名通电发出的日期是1o 月30 日，发往外交部转致山东韩主席和刘将军及四川刘主席和刘将军，并请酌转其他各省主席。通电内容如下：
近日国内传来消息，颇骇听闻。所谓长江匪患尚炽，西南
第四卷出使法国187 将宣布独立；北方政客密议改隶伪国．山东内战方酣，兵连祸结；四川群帅争雄，称兵十万。远道闻之，忧心如捣。窃以日本向低中国内部分裂，频年扰攘，一切公法公约俱不适用于我国，故遇事不得不图自卫。各国政界、外交团及舆论方面，均以中国内哄不已，友我者叹息，忌我者汕笑。调查团报告书亦谓中国内部不安，为东亚和平障碍，建议国际合作，助我改造。现三省沦亡，已逾一载。国如垒卵，檐将压焉。东案瞬将开议，日本更将为别项借口。值此国难临头，祸迫眉睫，在我全国，正应同德同心，一致对外，冀可挽救于万一。当不致有拥兵自逞、以图争长者。倘因受敌挑拨，则煮豆挑箕．何异自杀？或因争权泄愤，国家沦青，同归于尽。诸公深明利害，务望放开眼光，驾除意见，风雨同舟，共济危局；否则国将不国，更何外交之可言？我不自爱重，而欲求人援助，必不可能。敢希易之，幸祈垂察，
这时，我既已呈递国书，乃按照惯例，对驻巴黎各外交使团的同行们开始了一轮礼节性的拜访，其中包括对日本驻法大使长冈先生的礼节性访问。长冈也是日本驻国联的代表。据我1932 年10 月25 日给外交部的会谈报告所载，这位大使说，中国和日本应当早日进行谈判，除“满洲国”的存在和日本对“满洲国”的承认这两点外，没有不能讨论的问题。他说，日本真诚地愿意谈判，甚至愿就李顿报告书中关于建设中国的各点进行谈判。我告诉他，我对他的访间完全是礼节性的，但既然他谈到了中日问题，我愿意把我个人的看法告诉他。我说，调查团的报告书已经公布，中国的公众舆论正等待着国联讨论解决办法。他所除外的两点正是构成整个问题的核心。如果不谈这两点，那就难以得到任何成果。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通过私下会晤和试探，正设法
此吕顾维钓回亿录缩编
确定正式审议李顿报告书的程序。到10 月底已有了一致意见口程序将是由争议双方在国联行政院进行陈述，再由行政院把双方的陈述连同李顿报告书一起转送国联全体大会。然后国联全体大会很可能在要求十九国委员会讨论和起草一份供双方接受的最后建议前，先举行一次辩论。虽然普遍认为日本不会接受，各大国和李顿调查团的成员还在进行调停，并且仍然反对对日本采取任何强硬措施。同时，国联盟约必须维护的思想占着上风。大家还认为，国联全体大会在圣诞节前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不承认“满洲国”, 但又认为，国联各机构为了达成最终解决办法而进行的磋商和会议，将断断续续地举行好几个月。
11 月2 日宣布，因为携带日本政府对报告书意见的日本特别代表在n 月16 日才能抵达日内瓦，原定n 月14 日开始的研究李顿报告书的国联行政院会议改为n 月21 日开始。这时，在日内瓦的颜惠庆即时拜会了国联秘书长杜吕蒙，指责日本拖延会期。杜吕蒙说，由于现在还找不出一项解决办法，所以当前要紧的是要在美国和苏联的帮助下稳步地对日本逐渐增加压力，以期能最终求得解决。他觉得国联把一切能采取的措施都对日本使出来而得不到真正的解决，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他认为为了人道，对满洲的局势至少应有所作为，但是他也想不出办法。同时，他认为满洲的游击战肯定削弱了日本，加剧它国内的其他因难。他指出，日元已经严重贬值，因此，中国加紧抵制日货是极端重要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
第三节在国联行政院及全体大会上为我国申辩
国联行政院于1932 年n 月21 日开会，以执行李顿报告书行动的第一步。日本新任代表松冈洋右首先代表日方发言。据我回忆，他的确是个对手。他以政治敏锐、能言善辩和主张日本对华采取不妥协政策而闻名。他夸夸其谈，在为日本的不妥协立场辩护时，极尽玩弄辞藻之能事。这实际上是拒绝接受李顿报告书中的事实说明或建议。他的讲话，和前一天晚间在国联散发的日本意见书一样，没有任何和解端倪。
我在下午的会议上为中国辩护，以一个半小时的发言进行还击。我本人对辩论艺术并不陌生，因为大学时代我曾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辩论比赛，并在此后的公开场合有充分机会磨砺我的辩论技巧。我首先驳斥了松冈某些嚣张的论点，同时对其他论点保留发言。我对调查团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简短地介绍了我作为中国代表视察满洲时日方限制我自由活动的情况。我说，日方所指责的中国明显不稳定情况在过渡阶段是在所难免的，但中国统一的努力却一再受到日本阻挠。我详细申述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强调这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我说，中国本来并不存在排外主义。正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了反日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解释了国民党的原则。我为抵制日货辩护，指出这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合法手段，我国政府同情人民群众的抵制运动是理所当然的。我遵照政府指示强调了李顿报告书中一些对我有利的调查结果。在对报告书最后两章保留发言权的同时，我赞许解决办法必须符合国联盟约、巴黎
19 。顾维钧回忆录缩淘
公约及九国公约这个原则，并指出这是解决办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从李顿报告书的调查结果推出三条补充原则：第一、不得鼓励侵略；第二、必须赔偿中国的损失；第三、日本撤军仍然是先决条件，在军事占领或既成事实的压力下不能进行谈判。最后，我要求国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
国联行政院会议一直延续到11 月那日，其中心是松冈与我继续不断的辩论。28 日，国联行政院不顾日本反对，终于通过将李顿报告书转送全体大会的提案。
政府就即将举行的国联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对代表团发出原则指示，包括在当时情况下中国的最高和最低要求。该电于1z 月1 日发出，由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外交部长罗文斡签署。内称：前此根据李顿报告书内容所做的一切指示，只有在以报告书为基础获得解决的可能时，对我方才有指导意义。鉴于日本态度顽固，坚持以“满洲国”独立为先决条件，政府对在短期内获得有利解决，不抱多大希望．新指示列举以下理由：第一、当前不可能解决间题；第二、推迟有利于争取美国支持；第三、推迟将增加日本经济崩溃的可能性。第四、推迟能使我有更多机会改善自身的处境。因此，电报说，时间对我有利，我们必须坚持原来立场，即恢复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日本撤军等，
电报还说，我们最多只能希望一旦日本崩溃，能够恢复原状，归还一切被掠财物，赔偿政府和个人损失。我们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是：
1 ．自愿而不是被迫建立东北自治政府．
2 ．有国际保证的非军事化，包括撒走全部日军，但要避免使用“永久非军事化”一词。
3 ．自愿雇用外国技术专家为顾问。
第四卷出使法国191 4 ．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
5 ．根据1932 年3 月汪精卫在南京会晤李顿调查团时提出的十项基本原则谈判新条约。
6 ．废除“满洲国”。
7 ．承认赔偿原则。
电报指示我们，除非我们有理由相信，透露这些最低条件“能导致间题的解决，, ，否则不得透露。
出席国联全体大会的首席代表颜惠庆，将于12 月6 日召开全体大会特别会议时作为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将我们拟在全体大会开幕时提出的要求电告国内，其内容为：第一、全体大会应限期尽快提出并公布有关争端的报告和公正而适当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已于1932 年11 月29 日致函十九国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向全体大会提出建议，明确规定根据盟约国联行政院或全体大会应完成最终报告的延长期限。大家记得，由于要等待李顿报告书，1932 年初曾延长过，但未明确规定期限。第二、全体大会于公布该项报告前，宣告日本业已违反国联盟约、巴黎公约及华盛顿条约。第三，公布该报告前，全体大会应责成日本履行下列各项：
甲、解散“满洲国”。
乙、先将军队撤至铁路沿线，以便进一步撤离。
丙、将东三省及其行政机构移交中国政府。
颜惠庆在去电中称，如果这些要求过于强硬，请对代表团再作指万屯。
外交部立即复电同意所拟的要求，但指出“进一步撤离”等字眼可能被认为超出了国联以前决议的要求，或可能是指非军事化计划，因此代表团可只说“撤走日军”。外交部说，如第三条要求之（甲）项未获采纳，则必须坚决要求强烈谴责日本，坚决不承认“满一一一一－一－? ? ? ? ? ? ? ，一叫冲祠南～? ．叨．. .
1 蛇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洲国”。最后，夕卜交部说，我们还要全体大会认可李顿报告书中对我有利的调查结果，如（1 ）沈阳事变绝不能被认为是日本的自卫行动，( 2 ) “满洲国”完全是日本一手制造的。
第二天，即12 月6 日晨，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开幕。颜按照最近代表团同外交部交换的意见，代表中国首先发言。接着松冈代表日本发言。他再次详尽地为日本立场辩护，并警告与会代表说，任何解决问题的建议必须是做得到的。还说，国联为防止公开战争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借以讨好那些希望避免采取进一步具体行动的人。在以后几次会议上，各小国发言。他们都支持中国的立场。他们明确表示接受李顿报告书，并认为报告书足以证明日本违反了盟约。他们要求国联采取有效措施，并强调说，违反国联原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国联。
7 日，法、英、意、德四国代表相继发言，口气完全不同。他们着重讲日本在满洲行动的特殊环境和间题的复杂性。他们强调需要现实主义和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们想延长调解阶段并避免作出决定。例如，法国代表保罗一彭古强调在满洲所遇到的“极端复杂”的情况，井力主讨论第九章和第十章，作为谈判解决的纲领。意大利的阿洛伊西男爵谈到“以现实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他第一个在辩论中提出国际合作。西蒙爵士代表英国反复讲需要继续调解，对下一步如何则避而不谈，事实上，西蒙对中国是最不友好的。他详细引用李顿报告书中不利于中国的部分。他说，“如仅恢复原状，解决不了问题，, ，并以赞许的口吻谈到直接谈判。他指出中国满洲和中国大部的情况“看来令人遗憾”。代表德国发言的是冯· 牛拉特。他也偏祖日本．他重复西蒙的调子，说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侵犯边界或宣战问题．但他反对诉诸武力并把这一间题与裁军联系起来。
第四卷出使法国193 综观大国的发言，确实令人沮丧，英国尤为恶劣。小国看来仍团结一致，决心为使十九国委员会采取决定性行动而继续奋斗。十九国委员会不久即将应邀研究此问题，并提出建议，供大会通过。再者，小国已提出两个决议草案。其一是瑞士、西班牙、爱尔兰和捷克提出的四国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在当时情况下对我特别有利。它要求立即谴责日本的行动，并重申不承认“满洲国”。当时对小国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在毫无希望获得大国支持的时候，建议立即经济制裁日本是没有意义的。
12 月8 日的会议上，加拿大及澳大利亚代表均附和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发言。加拿大代表卡恩猛烈攻击国民党政府和中国，甚至怀疑我国是否有权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他说，这虽是他个人的意见，但他相信他的政府是会赞同的，
这个抨击确属意外，颜惠庆、郭泰祺和我把卡恩的发言电告外交部，并建议外交部指示我驻握太华总领事向加拿大政府提出抗议，并质问卡恩的意见是否真正代表他的政府。至于12 月7 日四大国发言中所表现的对我不利的态度，我们已电告外交部，说明所有这一切是由于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坚决，而中国相反，缺乏积极对策所致。并说，一般舆论倾向于根据李顿报告书最后两章强行制定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我们预料将为此对我国施加压力。外交部12 月9 日复称，除非日本放弃“满洲国”并表现和解姿态，中国不准备作任何让步．我国决心支持义勇军活动，和抵抗进一步侵略。倘热河省失守，形势将更为严重，到时候也许更便于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政府立场坚定，决不以不利于中国的条件解决争端。
该电同时指出，3 月4 日罗斯福执政后的美国政策尚不清楚。电报还间如对我施加过分压力，我可杏也像日本那样以退出国联
1 勉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相威胁，使国联垮台。
与此同时，西蒙爵士要求同颜、郭和我三人会面。他向我们解释，他的发言虽然生硬，但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协助以调解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英国在远东有巨大利益，又寸双方都表同情。他说，任何认为他偏袒日本的想法，只会不利于和解．
我们告诉他，他的发言使我们愤慨，中国国内的反应必然不好，但他的解释可使人消除疑虑。他说，他将告诉日本人，不要把他的话误解为他站在日本一边。他还说，指责日本的决议草案不但无助于和解，而且会使和解从一开始就遭到挫折，因此最好予以撤回。我们答称，满洲问题现在是日本与国联之间的间题，而决议草案是其他代表团提出的。我们间他，他发言中所说的公正的解决是什么意思。他避不作答，但给我们的印象是基本上必须以李顿报告书作为解决的基础．
我们将上述情况电告外交部，并于12 月9 日又去电称，据可靠消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全体大会上的发言系受英国唆使，英国出于财政、经济上的原因而对日友好。此外，英国为了债务问题而赞同拖延、反对不承认“满洲国”，同时打击中国以恫吓美国。同日，即12 月9 日，全体大会特别会议在通过捷克和瑞士12 月7 日所提将全体大会所议事项转交十九国委员会的决议案后，宣布休会。决议草案仅在措词上略作修改，使其更为不偏不倚。决议要求十九国委员会：
（甲）研究调查团的报告，双方的意见以及全体大会上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意见和建议；
（乙）草拟建议，以期解决1932 年2 月19 日国联行政院决议提交全体大会的争端；
（丙）尽快将上述建议提交全体大会。
第四卷出使法国1 肠总之，当时端赖十九国委员会以决议形式起草建议供全体大会最后通过；该委员会为此成立了起草委员会。我和我的同僚照例立即开始与有关代表接触。但是，正当我们强调由于日本的不妥协且在国联行政院和全体大会上发言专横，因此无法和解时，又明显地看出，十九国委员会将按照大国的立场继续拖延迟迟不作决定，并放慢调解的努力。
12 月15 日晚，十九国委员会将所拟草案，分送中国和日本两代表团。事实上有三个草案，即两个决议草案和一个声明草案。决议草案之一只对李顿调查团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声明草案是说明理由的，用以详细说明主要的决议及委员会认为可能继续用调解的办法解决中日争端的一些条件。该草案包括任命一个委员会（实际上即十九国委员会本身），来主持中日谈判；谈判应根据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中载明的原则并“参照第十章所作的建议”进行，并应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声明中有不承认的条款，是我们在起草委员会的朋友们巧妙地加进去的。这个条款的大意是十九国委员会认为：
鉴于此项争端具有的特殊情形，仅恢复1931 年9 月以前之各项情况，不足以保证持久之解决，而维持与承认东北之现有政权，亦不能视为解决之道。
国联秘书长杜吕蒙将三个文件交给颜惠庆时，他首先朗读理由声明书的文本，并征求颇的意见。颇立即答称，我国政府将感到失望，因条件远远低于我们的期望，特别是因为没有规定全体大会准备最终报告的确切时限。杜吕蒙对所作解释进行说明，即当前是调解阶段，他们必须避免类似裁决的任何内容，等等。至于时限，他指出，十九国委员会完全有权阻止任何一方拖延。颜间美国和苏联是否会接受邀请参加协商委员会，杜吕蒙答称不一定，但如争端双
l , 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方均接受决议，则苏联和美国可能接受邀请。不过他认为美、苏接受与否并不是主要的。问他日本是否会接受决议时，杜吕蒙说也许可能，因为公开的讲话并不反映真实的看法。实际上，颜在见到杜昌蒙一小时之前，就已见过李维诺夫。李维诺夫曾说，苏联不大可能接受邀请，因为苏联不屑为国联收拾残局。不过他的政府只有在接到邀请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
我和我的同僚研究了这些文件。然后将我们的意见致电呈请政府考虑，请就主要决议提出修改意见，使接近于我们的愿望。在同十九国委员会成员的私人会淡中，我们也提出我们的看法，但暂时保留我们的正式意见，为的是让日本先亮牌。不出所料，日本很快就向十九国委员会表明了他们的意见；而我们则立刻就从十九国委员会代理主席、比利时第二代表卡尔东· 德维亚那里得悉，日本人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最主要的是反对不承认“满洲国”那一条。他们还反对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新的协商委员会，理由是他们不是国联会员国，如果参加，他们将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总之，委员会迅即明显感到它的调解活动毫无成效。经起草委员会捻月18 日审议的日方意见声称，任何包含不承认“满洲国”内容的决议都不能接受。
18 日，眼见委员会感到目前的讨论毫无成果，大概要休会时，颜、郭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坚决要求委员会在休会时宣布休会的真实原因，用以揭露日本。尽管如此，委员会在20 日一致通过的休会建议说得不痛不痒，只是说，双方对于起草委员会准备的决议文本，都表明了意见，下一步会谈需要一定的时间。另外，休会决议声称；
鉴于目前情况，委员会深知间题严重，要取得一致意见，必须继续努力，使前述会谈得以继续，为此，委员会认为会议
第四卷出使法国1 盯以最迟延至1 月巧日为宜。
委员会决定，只要各方仍在会谈上述文本，即不予公布。12 月27 日，中国代表团向秘书长杜吕蒙递交备忘录一份，提出并解释对12 月15 日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原草案提到设立－个委员会，以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为基础并结合第十章的建议与各方进行磋商。我们希望改为：
全体大会：
决定设一委员会，其职责为同双方进行磋商，以求获得解决；解决办法应以调查团报告书前八章就主要事实所作调查结果为指导，以前述1932 年3 月n 日决议及上述报告书第九章所定原则为基础，并应特别注意不得以维持与承认满洲现政权为解决办法。
至于时限，原决议草案授权十九国委员会在征得双方同意后确定；如不能取得同意，则在十九国委员会提出工作报告（1933 年3 月1 日以前）时向全体大会提出有关此间题的建议。我们要求将这段文字的后一部分改为：
双方如未能就此时限取得一致意见，则协商委员会在递交报告的同时，或十九国特别委员会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如有必要提出报告时，应向全体大会提交关于时限的建议；此时限从上述报告递交之日起不得超过一个月。
由于我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绝对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法律上恢复东北的原状，行政等方面的任何改变必须出于中国自愿，因此我们还希望将理由书中的不承认条款予以修改。我们希望把相应的段落改为：
为此，十九国委员会认为，鉴于争端情况特殊，在充分尊重中国主权、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同时，仅仅回复到1931 年9
19 日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月以前事实上的状况，还不足以保证持久的解决；并认为，不能将维持和承认满洲现政权视为解决办法。
第四节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拟定一个可接受的最终报告书
1932 年行将结束时，中国代表团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必须争取支持，以保证十九国委员会提请国联全体大会通过的原草案不致软化下来。另一方面，对大会最终报告中应包括的内容，我们必须争取会员国支持中国的立场。据可靠方面报告，即使是杜吕蒙，这时也相信法律上的调解是不可能的。因此，看来肯定在委员会于1 月份复会后的某个时候，全体大会将被迫提出最终报告。我们希望避免出现中国由于不得不拒绝一个对其不利的报告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大多数欧洲代表团这时已经离开日内瓦回国。因此，郭泰棋赴伦敦，以与英国继续商谈，颜惠庆拟访问布拉格，以会见贝奈斯外长；我则当然前往法国，以争取法国政府的支持，并同驻巴黎的外交使团人员会晤，他们中有许多人也在日内瓦代表各自的国家。在我们都离开日内瓦之前，我们商定应由颜惠庆将争取德国、意大利、瑞典和瑞士等国的重要性电告外交部。为此目的，我们建议外交部指示驻各该国的使节开展工作，并敦促孔祥熙立即前往柏林，有可能时也去罗马。
1933 年元旦，山海关发生一起事件，有在华北重新爆发战事的危险。我们一直确信日本人蓄意侵占热河并将其并入“满洲国”, 作为进一步征服中国的前奏，山海关是它们合乎逻辑的进攻出发
第四卷出使法国
点。
1 月1 日的山海关事件是夜间发生的。张少帅（学良）在当地的部下用电话向他报告，他于1 月2 日晨用电报转告我。据称有一枚手榴弹扔向火车站，日本便衣队从南门向城内开火，日军守备队的宪兵也几次开枪。但同一电报说，日方宣称日军一枪未发，开火者全系巾国军队。同时，日方要求当地居民全部撤出该城，以保安全。电报说，现正谋求就地解决，但也作好一旦日方发起攻击时的抵抗准备。
根据1 月3 日收到的中国外交部和张少帅的来电，l 月2 口晨日军猛攻山海关城，首次袭击被守军击退。当日下午日军增援，我守城部队牺牲殆尽。1 月3 日我军撤出，该城当即被日军占领。法国报纸登载的都是发自东京或山海关的日本一面之词，说进攻是中国方面发起的。他们还进一步辩称中国侵犯了日本占领锦州以后双方协议的中立地带，我在l 月3 日根据外交部来电发表声明，驳斤了所谓中国发起进攻的谎言，并电外交部要求查明是否存在任何与日方订立中立区的协议。另一则消息说，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中村将军曾致函少帅张学良提出三项要求：( 1 ）道歉；( 2 ) 山海关车站交由“满洲国”控制；( 3 ）山海关周围地区宣布为中立地区。我再电外交部及张学良，要求澄清事实。
外交部回电否认这些消息，认为是别有用心的谣言。来电详告有关战争情况，和我方的抵抗以及日军对中国军民的暴行。当时参加国联调查团的中国代表处秘书长甚至报告我，已将代表处的一切重要文件转移到我的天津住宅以策安全。张少帅来电特别指出，中村将军并未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他也从未同意设立任何中立区。此外，他并答应如果对日方进行任何重要交涉，他一定立即电告我，以利于协调国内外的活动。他要求我务必不要受日本宣传的影
2 阴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响，并将他的电报转告颜和郭。
实际上谁先开第一枪无关紧要。事实是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采取了攻击行动。他们使用优势兵力和武器，对中国城市山海关进行猛烈轰击。他们置日内瓦仍在进行调解活动于不顾。日本人向全世界宣称，是中国人挑起争端，他们强调希望就地解决，并称无意扩大其行动到热河和平、津地区，希图以此来混淆世界视听。但中国方面的情报完全相反。举例来说，外交部1 月4 日电报转来驻日公使蒋作宾的报告，根据从日方搜集到的情报，日本陆军省高级官员原企图用政治手段迫使热河加入“满洲国”。同时准备如果此一企图不能得逞，便采取军事行动，先占据山海关以威胁平、津，并从而强将热河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但在满洲的日本军方则认为此项计划过于迟缓，又鉴于中、苏最近恢复外交关系，不久前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提出全面抗日，而国联又将于短期内复会，因此更感焦灼，急于寻找借口挑起战争。其目的是显示日本不会接受国联的任何裁决，并造成第二个冲突地区，以转移人们的视线。目前中、日双方武装部队既已开始了战斗，蒋公使认为当地日本军官不会愿意停火以使冲突不再扩大。
1 月10 日，我在日内瓦收到夕卜交部长密电，说英国对山海关事件正在谋求就地调停解决，估计英国急于保护它在附近的利益。外交部从张学良少帅处得知，9 日河北省驻军司令兼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将军向他报告说，8 日他应邀出席宴会，见到英国代理领事，该代理领事向于说，他本人很希望山海关事件能通过调停解决，并以上海为例，说可以得到美、英、法、意各国出面调停。于答复说，深感此项建议所表达的美意，不过他不知道日本是否愿意恢复原状。不恢复原状就没有商量余地。
第四卷出使法国艺。1 外交部9 日又从何住国将军处得知〔 何也是张学良部下的一个将领），在8 日一位英国舰长和日本海军中佐津田均来与他接触，表示愿出面调停，并探听中国对调停山海关事件的意见。9 日晚何柱国又接到津田中佐通过开滦矿务总局转来的电话。电话说，日本政府已指示中村将军负责谈判，并立刻进行。何柱国请求外交部指示。
外交部电报说，已电复何柱国，说明山海关事件是中日问题的一邵分，与上海事件不同，绝不能当作局部问题就地解决。此外，已派外交部刘次长专程到北平与张学良接头，以免落进日本人的圈套。据外交部来电说，蒋委员长和宋子文都同意此项政策。此外，宋子文并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声明，否认中国赞成就地解决山海关事件。
外交部续电告，外交部长已电复张学良，说明英领事的调停意见绝不可行，不能接受。首先，日本攻打山海关的目的是侵占热河，我方的抵伉出乎他们意外。提出就地解决的凋停问题，实际上是使日本得以争取时间。日本国内在财政、通货、农业以及日本人民大众的思想等各方面都面临极为困难的局势。在山海关的行动和侵犯热河，是他们胃险的最后一着。因此，外交部长告知张学良，如果我们能再次坚持，一项根本解决东北间题的办法就可能在望。而且我们越显示抵抗决心，天津和北平就越安全。他还说，国联已承认调解失败，因而准备运用盟约第十五条四款。如果这时我们和日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无异于为日本解决难题。他指出，英国一贯只顾它本身的利益。上海事件达成协定之后，他们就不再顾及满洲问题了。目前由于英国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有可观的利益，英国又想充当调停人，这难道是为了我国的利益？外长告诉张学良说，政府为此要他在处理这种局势时必须坚定。
2C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外交部长通知我，这封给张学良的电报是经过委员长和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批准后才发出去的。此外，委员长本人另电张学良，只有日本人撤出山海关才有考虑调停的余地。
1 月12 日，外交部通知代表团，从驻日大使馆获悉：日本军事当局发觉国际上对日本侵占山海关及尔后进攻九门口之举并未提出抗议，于是自行发表一项声明，大意说，热河是“满洲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此地区内任何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侵略和扰乱和平，“满洲国”当局将坚决使用“自卫手段惩罚进犯者”，云云。驻日大使馆认为此项声明已明显表示日本即将进犯热河。
面临日本的行动和公开叫嚣的侵略意图，个别大国，尤其是英国，仍然认为可就地斡旋以避免山海关事件的扩大。这实际上只能起到破坏作用，尤其有害的是国联仍然致力于调解。
十九国委员会子16 日开会。虽然在中国的战争仍在进行，该委员会继续迟迟不作决定。首先是等待日本正式提出尚在东京研究中的建议。委员会于18 日才收到这些建议。由于日本代表此时特别强调说日方坚决反对非国联成员国参加任何解决方案的谈判，国联为了把争议中的问题弄清楚，询间日本政府，如果克服了这个困难问题，日本是否接受12 月15 日的原决议草案，因而又发生了一次迟延。日本代表团于1 月2O 日作了否定的答复，但又提出一些新建议，并于l 月21 日得到日本政府批准后再度提出。这些新建议和日方原先提交的建议同样不可接受。
在此过程中，中国代表非常忙碌。首先，我们儿乎立即了解到委员会研究了日方18 日的提案后，同意放弃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调解委员会，并进一步考虑把“理由说明”部分改变成大会主席代表委员会所作的声明，日方有权对此提出保留意见。颜惠庆在20 日会见海曼斯和杜吕蒙，反对任何这样的改变，并坚持要求国联大
第四卷出使法国203 会通过一项不承认“满洲国”的决议，把事情说清楚。他重申，除非日本愿意放弃“满洲国”，否则就不是诚意接受调解，中国必将予以拒绝。
我当晚去访间捷克外长贝奈斯，他刚从布拉格来此参加十九国会议。寒暄以后，我向他解释中国代表团对于显然是由日本代表提出来的四点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是：( 1 ）不承认并取消“满洲国”，我说中国代表团坚持应在决议中明确说明；( 2 ）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调解，我强调这是很有益和必需的，( 3 ）担任调解工作的委员会的规模，我说不必如十九国委员会那样大，其比例也不应限制得太严格。但无论如何，在这个较小的组织中要保持所谓小国的比例；至于第（4 ）点，这个调解委员会的职责范围，我说不能只限于斡旋，委员会本身对拟议中的中日谈判应全部参加和合作，换句话说，应当是以委员会为一方而中、日分别为另一方的集体谈判，十六个月以来一直都是如此，国联没有理由要求今后中国和日本直接谈判。
贝奈斯说，虽然他这一段期间不在日内瓦，他通过每天电话报告保持和十九国委员会的工作联系。在布拉格，日本公使曾经访问他并就日方修正案征求意见。他向日本公使说，他不能代表捷克接受这些修改。关于中日冲突，他认为有两项原则对他说来至关重要，其一、绝不能承认“满洲国”；其二、绝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这是他所要坚持之点．他将投票反对任何违背这两项原则的决议，即使其他十八园都投赞成票，他也不会改变。因此说到刚提到的四点，他向我肯定完全同意我第一点的意见。至于第二点，他说委员会已经向日本询问，是否除了邀请美、苏二国以外他们将完全接受12 月巧日的原草案。他同意我说的邀请美、苏两国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说委员会决定放弃邀请，实在是为了对付日本代表团。换句
20 月顾维钧回」陌录缩编
话说，在法律上日本有理由反对邀请非成员国参加。因此如果委员会表示愿意取消此项邀请而日本仍然拒绝修改过的决议草案，那就完全表明日本拒绝接受不是出于法律的原因。归根到底，日本所以拒绝接受的真正原因是国联反对“满洲国”的继续存在，等等。至于第三点，他认为这个委员会大约将由十个成员组成，并适当保持小国的比例。关于第四点，他和我的意见也相符，他还说他也觉得已经有过去十六个月所发生的情况，再提出两国直接谈判毫无意义。
我说，以我的见解，委员会应当采取坚定立场停止调解，日本对此根本无诚意。这样做对国联和对中国同样有利。
贝奈斯说，捷克斯洛伐克在日本没有重大利益，他没有要反对日本的理由。但他完全是为了国联，作为国联的发言人，他不能看着盟约被削弱。
当晚，中国代表团发表一项声明，对十九国委员会倾向于接受对原决议草案所作重要修改一事感到失望。声明还公布了我们前次提交国联的修正案，并强调了我刚才和贝奈斯讨论过的四点，即：
〔 1 ）不承认和取消所谓“满洲国”政权是调解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在决议中明确说明，
( 2 ）邀请美国和苏联参加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其理由前次已说明；
〔 3 ）拟议中的调解委员会不能代替十九国委员会，而是作为其附属的委员会，其组成应当保持充分反映国联特别大会的精神的大国和小国的比例；
( 4 ）拟议中的附属委员会的职责不能仅限于斡旋，因为调解的成功，只能通过得到美国和苏联的充分合作，进行集体谈判才能达
第四卷出使法国205 到，至于谈判的基础，前已明确。
委员会在且日开会，发现即使委员会愿意取消对美、苏两国的邀请和把“理由说明”变成一项可以提出保留的大会主席声明，日本人也不肯接受未加重大和令人不能接受的修改的原草案。一句话，日本人现在无疑地只肯接受以承认它对满洲的军事占领为基础的调解，因此，也就是不可能有调解。
这些都在委员会21 日讨论后发出的一份长长的公报中说明了。我在21 日听到说下次大会大概要在2 月份第一周举行。实际到时又推迟了，直到2 月幻日大会才召开。
十九国委员会在此时成立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最终报告书。从一开始就看得出委员会里的那些大国不愿意公开谴责日本，而谴责正是中国的主要目的。中国代表团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说其中尤其是英国，正在编制一份软弱的为中、日双方都不能接受的报告书，在此以后它对这件事就甩手不管了。另外，瑞士的态度也明显地转向于袒护日本．我们认为如果想达到我们的目的，代表团必须出面或通过美国对各方施加压力。代表团于是致电外交部报告情况，并建议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进行活动，强调说明中国的观点。
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国联行政院召开本届会议，我再度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在1 月24 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会议上研究了即将爆发的哥伦比亚和秘鲁的冲突和英国一波斯争端。但当晚我不得不离开日内瓦到巴黎去几天，因为要出席法国总统的一次宴会，同时孔祥熙到巴黎访间，需要一些帮助。
在此期间，十九国委员会的起草委员会一直难以就最终报告书的内容取得一致意见。不过到2 月1 日，报告的主体已写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单介绍，采用了李顿调查报告书的前八章内容，
加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就争议的有关满洲的主要事实和历史背景，作了持平、公允、详细的叙述。第二部分概括了到目前为止李顿报告书未及记载的在国联行政院、大会和在中国的争端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叙述了此项争端的“主要特点”并包括结论。还有应作为大会建议的第四部分，要在十九国委员会全会讨论以后再行起草。
回到日内瓦，我立即尽量多访问一些关键人物以确保十九国委员会的讨论对中国有利。报告草案的前三部分中还有些不能接受之点需要修正，但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尚待起草的建议部分。中国的朋友们已提出了一些属于国联各成员国应持态度的建议，如对“满洲国”不承认、不合作之类。中国外交部在回答我们电询有没有其他建议时，要求我们说明十九国委员会的建议中是否能包括要求日本自东北撤军并恢复中国主权，还提出我国期望谴责日本不宣而战的武装侵略，以便今后可以毫无疑间地援用盟约第十六条。
中国代表团也希望报告中最低限度应包括对日本作出道义上和法律匕的明确裁决。如果更理想一些，我们希望能提出可以迫使日本改变其行为的具体措施。不过我们已听说起草委员会由于英国的反对，甚至连建议不承认“满洲国”这样的问题也态度软弱。英国宣称不能因此无限期受这种约束，而小国则因英国在一些其他次要之处让了步而感到在不承认这一点上不便再作坚持。1 月底我们又听说不大可能写出专门的法律性的谴责，仅能摘录李顿调查报告的有关内容以起到累积的道义上谴责的作用。反对作出法律裁决的理由是怕任何成员国都能据以援用盟约第十六条要求实行制裁，使得其他成员国为难。而如果没有这项法律性裁决，当大会通过报告书之后，日本继续对中国侵略时，只有中国一国可以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法律条文援用第十六条。这种反对理由当然只
第四卷出使法国207 是借口。实际原因是连委员会中的小国也不敢公开谴责日本。2 月21 日，我到威尔逊街莱斯特先生的寓所去拜访，他是爱尔兰出席大会及十九国委员会的代表。接着又去观象台旅馆看望李顿勋爵。我告诉莱斯特，中国代表团切望根据盟约第十五条四项起草中的报告书应明确三点：( 1 ）对作为合法自卫手段的经济抵制不得笼统加以责难；( 2 ）由国联行政院通过并于1 932 年3 月11 日经全体大会肯定的要求日本撤退军队的决议必须坚待．( 3 ）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必须明确维护。关于第一点，我指出目前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开始是针对1931 年7 月朝鲜排华惨案的报复行动．这次惨案历时一周，华侨惨遭杀害者142 人，财产损失四百五十万元。此次惨案不仅仅是日方默许，实际上是日本官方所唆使。情况如此严重，一时曾有一千多名华侨躲进汉城中国领事馆避难。到9 月份日本侵占满洲，抵制运动进一步加强了。
莱斯特说他完全同意我提出的三点意见，虽然他不是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在十九国委员会内不会只因报告书已经拟出就完全同意接受。
当日下午去见李顿勋爵时，我先告诉他起草委员会和十九国委员会的近况。我告诉他报告书将分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已完稿，第四部分是建议，要等十九国委员会全面讨论后再着手编写。我表示对报告书建议的性质问题颇感焦虑。鉴于满洲的实际状况早已超出第十五条的范围，因此根据这一条条文写出的最终报告书不可能改善那里的局势，除非另外还提出某种旨在迫使日本改变态度并接受一项符合国联盟约和其他国际条约的解决方案的措施，没有这样的措施的报告书，日本可以置之不理。日本甚至可以用“满洲国”的名义出兵进攻热河而它自己却推卸责任，
李顿说，这些是法理和假设性的间题，可暂不去讨论。他要把
20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认为将会发生的事告诉我：日本将再次提出新建议，使得十九国委员会处于十五条三项的范围之内。但是没人相信日本的新建议能为委员会接受，因此日本的再次努力必将失败。在这次失败后，日本将作出要退出国联的姿态。这个姿态将以怎样的形式出现很难预料，很可能宣称决不参加国联有关中日冲突的活动，也许还会退出在日本国内不受欢迎的裁军会议。但估计仍然要留在国联行政院里，因为下一届将轮到日本当主席。此外大概一定会继续参加对它关系重大的国际经济会议。不管怎样，国联大会将在日本作出退出的姿态后继续进行，并通过包括某些建议的报告书。我强调最好明确谴责日本，说它破坏盟约。这样国联才能在对中日冲突激烈地进行了十六个月之后确切表明态度以副全世界对它的期望。
李顿同意在报告书中应具有这些内容。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了使间题最终能得到解决究竟还要做些什么。日本肯定将在近期进攻热河，某些法学家认为根据第十五条条文不能采取制裁行动。而援用第十六条则又为各大国所不愿，因而也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他本人认为道义上的制裁可以充分实施而与第十六条无关。这种制裁的目的是孤立日本，使日本人民感到现行政策使其国家在国际上丢脸因而不满意于现政府。
谈到最终报告书起草工作，李顿认为一清二楚地说明日本破坏国联盟约的事实是很重要的。调查团报告书中所用的词句是客观并温和的，但调查团认为日本已违反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二条的意见是很清楚的，谁也不能拟略这一事实。在这种关键之处，最终报告书不要说日本本来应当怎样，或者本不应当怎样；而应当说明日本的确已经做过哪些事或的确没有做过哪些事。
李顿同意我对调查团报告书措词过于温和谨慎的看法，他说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的那是因为整个报告是按盟约第十一条写的。其用意是促成用调解方式来解决事件。因此报告书没有深究双方行动的动机，而一心想让双方能在今后达成一项协议。
2 月4 日，国联行政院第70 次会议闭会，我在贝勒路8 号寓所设午宴招待部分代表，我得以和西班牙外长、出席国联代表苏卢塔先生畅谈。苏卢塔上午刚开完十九国委员会，谈起会议情况，他说委员会已研究了日本刚送交国联秘书长杜吕蒙的关于继续调解的新建议，和中国代表团2 月1 日要求迅速确定完成最终报告书日期的信。虽然日本新建议表明日方态度有转趋缓和之势，但委员会仍认为不足以使委员会改变其立场。委员会决定继续起草最终报告书，同时明告日方，委员会为使日本接受委员会去年12 月的原报告书草案而继续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建议。苏卢塔并说，委员会不打算为了调解而再削弱原报告书草案。不仅关于不承认“满洲国”一节原文不动，而且不允许把这一点用任何含糊的词句作为有争议的问题遗留下来。
当我说依我看报告书中应当从道义上和法律上明白谴责日本是国联盟约的破坏者时，他说报告书中将载入这种谴责，不过他表示这种谴责的潜词也许比较温和。他还说在今早的会议上，他提议并由贝奈斯附议，报告书中不仅要宣称不承认“满洲国”而且要在语句上加以明确，防止任何一国将来和“满洲国”勾结，作出最后等于是事实上承认的安排。
我指出最终报告书中谴责日本固然很重要，但还应提出有关措施的建议以迫使日本改变它对满洲间题的态度。当前的事件已不属于一种可能导致破裂的争议，日本已经侵占了另一个成员国的三个省份。如果对此事听之任之，就是纵容日本违反盟约。苏卢塔说，继本报告书而援引实施第十六条的间题是讨论过的，但没有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得出结论。
他接着谈起，报告书草案的前三部分总的说来实在比预期的还要好。虽然说了造成1931 年9 月18 日以前的局势中、日双方要分担责任，但后面则说明在此以后发生的间题中国方面全无责任可负。
根据2 月4 日国联发表的一份公报所载，十九国委员会认为日本新的调解建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委员会认为唯一的基础应当是日本接受去年12 月15 日的报告书草案，但可以有两项修改：就是（1 ）不邀请国联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参加；( 2 ）承认双方当事国有权对大会主席提出的“理由说明”部分提出保留意见。该公报又说，国联秘书长已向日本代表说明，虽然在国联大会采纳最终报告书之前调解之门尚未关闭，但十九国委员会认为仍必须继续进行起草报告书，短期内即可完成。
次日上午，我和李顿又作了一次密谈。李顿一直对我方很帮忙，这次实际上是他约我去的。我去后，他告诉我所以要见我是因为他已仔细读了报告书草案的前三部分，认为有些内容需要修改。他解释了要修改之点和提出修改的用语。第一、在第三部分末尾，为了明确日本破坏盟约这一主要事实，必须提到在它的侵略行为中还包括夺取了山海关。第二、应当述及日本每一次在日内瓦作出保证，都接着就在中国作出一项相反的行动。第三、他认为要说明盟约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中所要求遵守的义务日本从来不遵守。他还建议作一张对照表，一边说明国联在某月某日所作的努力，另一边说明日本在当天或紧接着的所作所为。他说每当国联方面作出一项努力来改善事件的局势时，毫无例外地日本方面紧接着就扩大一次军事占领或者进行更大的军事行动。
李顿指出报告书草案中述及由于各项条约问题而引起的局势
第四卷出使法国211 复杂化时说，间题不仅来自某些条约本身是否有效的争议，而且在于对某些双方都承认有效的条约，其意义和解释却成为矛盾的根据。他举平行铁路线的向题为例：中国方面对新民一法库铁路间题声称，中国不能永远被阻止在自己土地上建设铁路；日本则认为不得到南满铁路当局的同意，不得建设任何铁路。他又提到上海事件中他认为很重要的一桩事实，日本在1 月29 日晚间用飞机轰炸了闸北区。此事他在上海调青时没有收到任何正式的记载，因此未能在调查团报告中明确记录。直到他离开上海以后才通知他，并在路透社通讯的档案里查实日本轰炸机是在1 月29 日下午5 时起飞的。他说日本不能以任何借口声称这是属于自卫的行动。即使在正式战争中，交战双方也不得轰炸居民区。
至于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如果日军在占领沈阳以后就住手，那还可以说是一种军事示威，用以迫使中国对某些悬案的解决，也还可以说如同1929 年苏联在北满的行动一样，而当年苏联就是那样声称的。但就日本的实际行动而言，全世界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同意说这是纯属自卫。
2 月8 日，日方向杜吕蒙交了新提议。美好的文词并不能掩盖日本人不打算同意任何要求他们解散“满洲国”的调解。他们也不愿接受李顿报告书。在当时情况下，即使大国也不准备再认真研究这个新提议了。起草委员会径直拟订最终报告书中的建议部分。我们间接听说内容将包括：( l ' ）开始撤退日军；( 2 ）组成集体谈判委员会，包括美国和苏联；( 3 ）以李顿报告书第九章作为解决方案的基础。
同时，由杜吕蒙代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给日本代表团要求进一步澄清日本的新建议，尤其是说明日本政府是否接受李顿报告书第九章第七项原则为调解基础之一。此项原则要求在符合中国
幻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主权和行政完整的条件下在满洲建立高度自治制度。委员会并口头向日方传达了委员会的观点：继续进行对热河的军事调动将严重危及调解的努力。
正如我们电告外交部那样，十九国委员会的态度之所以显得坚强起来的原因有二：一、日本似乎面对和国联全面摊牌而有些示弱；二、国联方面也怕纵容日本会在欧洲招致类似的动乱。到2 月10 日，普遍的印象是调解确已告终。于是此时使代表团优虑的间题是：〔 1 ）起草委员会草拟的建议内容软弱．( 2 ）国联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要采取什么性质的步骤还是未知之数。
2 月14 日，代表团已对即将完成的建议草案有较为完整的了解．事情已无转囿余地。日方在答复杜吕蒙2 月9 日的信中坚待日本政府“深信维持和承认‘满洲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证”和以此为基础进行中日直接谈判，间题才能得到最终解决。委员会到此不得不作出最后结论旧本的反建议中不存在可接受的调解基础。调解之途已穷，委员会采纳了包括建议在内的报告书草案。国联大会将在一周后召开。
耗费了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才达成建议中所包含的结论，可以看出，虽然建议内容比一度预想的要好些，然而到头来既未能要求日本立即撤退或停止敌对行动，也没有建议国联成员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迫使日本接受调解，
- ' －一．. - - . - - －一－- - - - - - - - - - - - - - - J 上乙－
第二章
19 污3
第一节
继国联最终报告书提出结论意见后的活动年2 月14 日一1934 年6 月关于根据盟约第十六条实行制裁问题
1933 年2 月l 吐日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所提出的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草案。大家相信国联大会无疑也会通过。日内瓦的直接反应是，委员会采纳这一报告及其建议书是中国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的莫大胜利，而日本则是完全被孤立r 。各方也认为，报告书的草拟者在建议书中避免使用任何涉及立刻和自动实施盟约第十六条的措辞，是由于列强都还不准备援用这一条条文的缘故。但大家认为，按照盟约第十二条规定的等待期三个月满期后，各国很可能不得不援用此条。与此同时，中国应当依靠自己，竭尽全力抵抗侵略。战争愈扩大，各国愈难回避援用第十六条，我代表团于2 月15 日把这些意见呈报南京。颜惠庆、郭泰棋和我，与往常一样，继续探询国联代表们的意见。同时我们也对报告书草案加以仔细研究和讨论，然后于17 日向南京发出如下电报：
建议仔细研究此项建议书的影响及其含义后，随时指示
21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方针，以资遵循，就我等所见，对我方不利之点有三，( 1 ）撤军取决于日本是否同意谈判和是否同意作撤退准备以及撤退的方法、步骤和细节。谈判性质及范围，均较1931 年10 月24 日的决议更为广泛，可能包括组织武装警察及解除东北三省武装等问题。
( 2 ）对万一日本拒绝接受建议书一点未能定出对付办法，虽在最后一章略有补充，但仍嫌不够。
( 3 ）倘在日本尚未接受报告书之前，即由我国宣布东北三省自治，这无异于使中国受到惩罚。因此必须阐明，在日本尚未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全部报告书之前，决不能作此宣告。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特殊情况之说，看来是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委员会既要维护盟约的尊严，又怯于援用第十六条的制裁规定。对于日本这个问题，一方面其在我东三省之权利，均已明确订于各有关条约之中，而另一方面，盟约各项原则的普遍适用性亦必须承认。
至于对我有利之处，我们认为亦有三点：
( 1 ）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获得确认。
( 2 ）会员国承诺，无论在法律上或实际上都不承认“满洲国”，并继续保持一致行动，避免单独采取行动。
( 3 ）日本在铁路区以外的一切军事行动以及扶持和承认“满洲国”等行动均遭到明确的谴责。报告书中规定须另一方承认方为有效，则即使我们现在接受而如日本拒绝接受时，对我方亦不起约束作用。关于此点，我们在大会上必须取得明确的解释。
电文在结尾时，提出代表团的下列重要意见：
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
第四卷出使法园215 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
我在这里所说的行动自由，是指中国可以采取主动措施的自由而言，它包括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和对日宣战的自由．电报最后一段所阐明的立场，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因为电报发出之时，中、日两军正在热河发生冲突，当时盛传日本即将攻取热河并将其并入“满洲国”。日内瓦的各国代表对这种形势发展知之甚稳。最终报告书一旦被大会通过，他们很快就要讨论中日间题应如何处理。倘若中国届时仍不能团结自救，顶住日本狂澜，则各国代表还有什么理由建议本国政府履行报告书而支援中国？
外交部17 日的电报正与我们的电报交错。来电说政府认为报告草案中的建议书总的来说是公正的，并授权我们代表中国予以接受，至于如何接受，何时接受等具体策略间题，着由我等斟酌决定。由于报告草案要求中国发表声明，当时南京各界对于我国在表决时究竟投什么票，是弃权还是赞成，议论甚多。
接着，南京发来一些互有抵触的指示，但到2 月22 日外交部来电称，外交委员会当日下午开会，一致决定中国应该投票赞成包括建议书在内的全部报告书。但他们希望代表团能使大家明白，日本撤军是首要的事，应该首先着手处理。
就在前一天，即2 月21 日，特别大会复会，然而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却又再次拖延。主席海曼斯在会上仅仅报告了十九国委员会自19 能年12 月9 日上次大会会议以来的活动情况。而大会对最终报告书草案的讨论又拖延到2 月‘24 日才举行。
21 日大会会议后，中国代表团就作出决定，报告一旦通过，我
21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们就应立即提出热河问题，要求大会对此局势采取适当措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第一，日本正在日内瓦散发备忘录，为进犯热河作辩护，说该省是“满洲国J ，的一部分，根据“日满条约”旧本应尽防御的责任。此备忘录又称，除非将来战略上有必要，日军不拟向平津推进云云。这无异说，他们事实上已有进攻这些中国主要城市的计划。第二，海曼斯这夭在大会上已提及日本进攻热河的打算，并表示不赞成。第三，代表团从外交部不断发来的报告看出，日本大举进犯热河已迫在眉睫。提出这个同题的目的，一方面是为提醒大会不要在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就万事大吉，撒手不管中日纠纷。另一方面，日本进犯热河可以指为诉诸战争的行为，可以作为实施制裁的依据。如果中国提出实施制裁的请求，而国联又准备在将来采取具体措施，就可以进行制裁。
在先，我已就这一问题与贝奈斯和马达里亚加两位先生商讨过，他们都同意代表团提出热河问题和要求大会采取适当行动的想法，但他们不能确定究竟应怎样向大会提出建议。日内瓦的舆论赞成以某种形式延长大会期限，借以注视事态的演变。颜惠庆已与英国代表团的艾登商讨过，艾登承认，对热河现势充耳不闻是荒谬的，并称他对此甚为优虑。我们据实向外交部作了报告，最后在电报上请求示知热河省边境真实的军事情况，以及日军是否确已开始进犯。虽然我们一直收到许多报告，但并不了解当时的确切情况。
2 月22 日外交部回电同意我们关于热河间题的决策，并认为是明智和必要的。至于中国目前的形势已十分紧迫，日本“发动进攻时刻”指日可待，空袭和小规模的冲突日有所闻。据报纸报道，南岭（热河边境上一个城镇，位于热河与东三省间唯一的铁路线上，由北票到锦州之间）已发生剧烈的争夺战，但尚未接到官方证实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戈17 消息。总而言之，日军大规模进犯已迫在眉睫。后来又接电报说，据可靠报道，北票在21 日晚陷落。
2 月2 斗日召开特别大会，中国向国联提出控诉以来已过了十七个月。要求国联对一个军事强国加以制裁，这还是第一个案件。谁都知道这个大国是不会接受国联裁决的。无怪乎当最终报告书被提出来，经过简短的讨论和一致通过时，坐得满满的会议大厅呈现一片紧张气氛。所谓一致，是指按照盟约规定而言，实际是日本投了反对票，逞罗（现名泰国）弃权。
投票表决之前，颜惠庆代表中国讲话，表示欢迎报告书，并接受建议书（他知道如日本拒绝接受报告书，则中国即不受其约束）。最后，日本代表团团长松冈板着面孔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他说：“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日本就中、日之纠纷而与国联合作之努力已达终点。’旧本代表团随即步出大厅。一个月后日本就完全退出了国联。
报告书规定，会员国对中国满洲局势不得采取单独行动，而应继续在会员国内部以及与有利害关系的非会员国之间采取一致行动。为了这原因，并根据盟约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大会在24 日下午会议上议决，建立一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有十九国委员会的成员，外加加拿大、荷兰，并邀请美、苏两国参加合作。委员会的目的是随时观察远东形势，并在本届会期内主席认为有必要召开大会时予以协助。
当大会主席提出要设立这一新机构，并进行投票表决之前，为使大会重视热河的严重局势，我起立发言。我着重说明日本在热河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蔑视国联对它的三次警告，以及新的军事行动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摆在国联面前的间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指出，国联的创办人早已拟订一套控制侵略的制裁方法，而日本
21 吕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最近的行动就是诉诸战争的行动。我呼吁大会授权即将建立的顾间委员会，迅速开始行动。并说，盟约中的种种制裁措施，正是针对像远东耳前这样的严重局势而制订的，只有根据盟约的规定迅速行动，才能使全世界相信国联确有诚意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的崇高食命。
当我就热河问题发言时，实际上我是指望能够实施制裁，而当时确已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实施制裁有其先决条件，例如，必须存在“诉诸战争”的条件，才能实行第十六条规定的制裁。
但事实上，甚至在拟订最后报告书的时候，就有争论。有的说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仍然存在，这表明中国自己也不认为日本的行动是诉诸战争的行动。代表团经常受到责间说，既然中国认为战争存在，何以至今仍未与日本断绝外交，或撤回代表？倘若中国的行动并不表示战争存在，怎么能希望别国去这样做呢？外交部1933 年2 月2 日电告代表团，政府可能在原则上决定与日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公使，东京公使馆暂时委派代办负责。并说，外交部实际上早已通知蒋作宾公使作好准备，一接紧急通知立即离开日本回国。
2 月24 日接外交部电称，立法院已秘密通过一项决议，建议立即断绝与日本的外交关系。立法委员们认为，国联迟迟不愿作出经济制裁的决议，其原因在于中国本身仍与日本继续保持外交往来。他们（立法委员们）指出，采取上述建议有如下优点：( 1 ）有利于全国抗战；
( 2 ）能使治外法权问题得到解决．
( 3 ）能使不平等条约得到废除；
( 4 ）它标志着抵制日货运动的全面胜利．
( 5 ）国联会员国和九国条约的签字国将会实施经济制裁。
第四卷出使法国
我们当日就给了回电，说明我们的朋友坚决认为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之后，中国必须在热河迎击日军，撤回驻东京的公使。以后随着形势发展，国联定然会再次出面干预。而且，由于日本退出国联，使得每个人都认识到对一切有关各方来说事态严重。我们的朋友觉得，我国有理由指望各国今后将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至于代表团的意见，现应予以明白说明。实施制裁，也就是成功地援用盟约第十六条，是与大会通过最终报告书有着天然的相互关系的。从逻辑上讲，倘若中国继续执行与国联合作的政策，实施制裁就是代表团下一步必须追求的目标。我们盼望朋友们所说的将有更加坚决的行动这句话，在制裁这一点上能够说对。接着我又把代表团的总结意见草拟成第二份电报，于2 月26 日发出。电报说，国联在处理中日问题上，自通过报告书后，已完成一定阶段的工作．今后我们的外交活动的性质和范围（即我们发动外交战和争取外交支持的能力），全靠我们国家抵抗日本侵略的实际效果来决定。
外交部对我们2 月26 日电报的回电说，关子断绝外交关系问题，政府当局正按照我们的观点和其他方面的意见在慎重审议，一侯作出决定，当即电告。
2 月27 日收到这一电报时，国联实施对日制裁的机会可以看出已经变小了，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政府不果断，未能迅速决定并宣布与日断绝外交关系，井且也因很多消息传到日内瓦，说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线，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放弃了战略要地。更有很多令人沮丧的报告，说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等等。
代表团根据政府的指示，为了鼓励我们的朋友，挫抑我们的敌人，在日内瓦一再郑重表示，我们有持久地、坚决地抵抗日本的准，曰，. ．朋．翻．. “侧．. . . . ．口脚冲卜，诗
2 加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备。颜、郭二位和我都是这样向朋友说的（政府在南京、北平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致认为，在最终报告书通过之后，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申述，乃是基于中国一定要在热河进行抵抗这样一个设想。但是，事实完全相反，据报地方军队不战而逃离防地，而中央政府亦未给予任何支援，这使颜、郭和我深感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不得已乃决定联名申请辞职。
我们在28 日发往外交部的电报，其中所述都是由衷之言，绝非虚饰。
转呈国民政府钧鉴。前年三省之陷，不战而走，世界为之骇异。此次热河之役，日人宣传，谓我军并无抵抗诚意。松冈在国联且谓我军勇于内战，无意对外。连日热河要地，纷纷失守。各国论者，以我军凭崇山峻岭之险，有主客攻守之异。而战线屡缩，失地频闻。友我者对于我国是否真心抵抗，群来惶问．忌我者谓我本无自助决心，国联原可不必多事。惠等待罪海外，无法答辩。且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转移。惠等心余力拙，应付乏术。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另委贤能接充。不胜盼祷之至。颜、顾、郭。
这份联名辞职电报确实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推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它着重反映了国内外舆论的趋向。国内当政要人接二连三地向日内瓦来电，要我们忍住这四面受辱的处境，继续坚持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来电中提到中央政府答应要更加重视东北的军事形势，并要改进外交政策和策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先行北上就近指挥；军事委员长蒋介石随后也要亲自前往．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早些时候曾去热河一行，振奋了士气。人人都决心抵抗。最先收到的慰留电报是由林森主席和五位院长联名签署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221 同日，3 月l 日，收到外长罗文斡的电报，内称我们的电报他已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林主席、五位院长和全体委员，会议上一致通过发电慰留我们。
3 月3 日外交部转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代表团的褒奖和勉慰电报，同时还叙述一些其他事情，其中提到委员们愿与我们共同奋斗。最后一份是蒋介石亲自慰留我们的电报，日期是3 月l 日交罗外长于3 月4 日转发的。
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有鞠躬尽瘁，继续工作。但是形势是十分困难的。3 月3 日找电告外交部说，日内瓦的朋友和参加顾问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们，都因热河境内瞬息之间相继丧失很多战略要地而感到惊诧．看到许多中国将领叛变投敌，有些人就开始议论，日本声言中国人拥护“满洲国”和缺乏民族统一的观念等语，似乎有几分可信。此外，我又电询赤峰、凌源、平泉诸地是否确已全部沦陷。
3 月4 日代表团收到外交部一份公开电报，对于中国败北失地、叛变投敌，以致引起日内瓦各国代表的惊诧等报道，一概予以否认。相反的，却给了我们很多令人鼓舞的消息．说我军在建平大战告捷，反攻凌源，获得胜利。何应钦将军首途北平，与少帅张学良并肩督战。另一电报又说蒋介石委员长目前已离南京前往华北。郭泰棋和我阅后，立刻按照指示向外公布。但是消息刚一公布，赤峰、凌源陷落的报道即被证实，热河省会承德也可耻地丢失了。局面实在使人难堪。我们现在的处境，颇像讲坛上的发言人，台上说得天花乱坠，而台下发生的事实却完全相反。
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各政府首脑及国外各大国的态度，当时争取援用第十六条，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但又过了几个星期，中国代表团才真正得到指示放弃对日实行制裁的企图。这些指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示与华北军事形势的恶化恰好相合。
第二节塘沽协定和以对日制裁为中心转为以对华经济技术援助为中心
1933 年5 月15 日清晨，我从巴黎回到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的特别会议，彼时沿长城一带战火又起，战斗激烈，中国方面损失渗重。来自各方面的报道说，函需增援。据5 月16 日行政院长汪精卫致中国代表团的电报称：
连日古北口、南天门一带战事极烈，我中央军死伤二万余人，如无援军，势必崩溃。而江西吃紧，各方观望，援兵不继，已在意中。今日国防会议决议如下：
（一）如敌进攻平津，决极力抵抗，断不放弃。
（二）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保全平津，其法拟先由我方自动撤至炮程线外，如彼方不前进，即可造成事实上休战状态。除严令各军遵照外，有请驻外代表必须注意者数端：
( 1 ）两月以来，我集合三十余万大兵，在长城一带极力抵扰，前后伤亡已数万人。绝非不抵抗而失热河可比。( 2 ）国际及各国，除道德上之同情外，未曾依据条约制裁日本，亦未与中国以实力援助。
( 3 ）经济制裁，军事制裁，各国既难办到，请不必提出。因非徒无益，且助长日本之敌汽。
( 4 ）暂时休战，两军设定相当距离，在四月抄，事实上在滦东方面已经作到。乃日军撤退滦东以后，我方步骤不齐。前敌
第叫卷出使法国
将士见日军撤退，遂以少数部队进驻滦东，请派县长，而大张捷报，侈言收复。各界又不明敌情，妄相猜测，反以为日本内馁，故不敢进兵平津。观察既误，持论遂乖。日本因此遂又进攻示威。此次能否再度停战，固未可必。而欲得此机会，必须于此大加注意。
汪精卫向我传达了国防委员会的决定。汪善于文墨，通常亲自起草电报，其电文之率直，远过于出自秘书之手笔。但当时汪、罗均非核心人物，亦未亲临华北，而若干决定是华北就地作出的。无论如何，当时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报道，在数量上远不如来自各方的谣传之多。这些谣传说，中、日和谈确在进行，甚至说已经结束。随河北新的军事失利消息的传来，这类和谈传闻就更多了（5 月22 日至23 日之间，日军已抵北平正东之南北走向的密云至通州一线，并正进攻北平郊外的顺义和通州。）按照外交部指示，根本否认谈判正在进行，也否认中国当局将要或可能放弃领土，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这些谣言力加驳斥。在塘沽协定确实签订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至多会有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河北局部停火。
5 月24 日，行政院长汪精卫把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发给何应钦将军和黄郭将军的电报内容，通知中国代表团。何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负责指挥前线军队；黄则任5 月初新成立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政务。电文称：
对于应付平津大局，决定原则如下：
〔 甲〕 如日本来攻平津，我将士唯有尽力应战，不可轻易放弃。盖平津情形适与去春淞沪相同，极系世界之视听。我若示怯，从此国家人格将不堪间。且战事愈烈，愈易引起各国之干涉也。
（乙）如暂时休战，希望尚未完全断绝，仍希继续进行，即
韶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在交战中，此种接洽，仍不妨并用。
此后，国防委员会肯定立即得到了谈判已在进行的报告。5 月25 日，汪精卫来电告知国防委员会就前线谈判“停火”作出新的决定。决定称：
现在前方停战谈判已经开始，逆料对方进行方针不出两种：
（甲）对方以强力迫我屈服，承认伪组织及割让东四省。如果出此，我方必毅然拒绝；无论若何牺牲，均所不避。（乙）又寸方鉴于我方牺牲之决心，列强之环视… … 此次停战目的在敌军退出长城以北，我军不向之迫击，保留相当距离．以免冲突。如果出此，则我方鉴于种种情形，可以接受。惟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若万不得已，只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并须留意协定中不可有放弃东四省之疑似字句。
我于5 月26 日复电指出，国联的最终报告书以及顾间委员会关于不承认政策的报告书，虽目前对我并无实惠，但却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报告书可为我们提供法律依据，能激发国际上对我的同情，并对东北事件的今后发展具有重大关系。我们设法实现局部停火的行动，将直接或间接产生承认或忍受日本侵略成果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成为国联报告书的第一个违反者，这反过来又将影响我们的国际地位。
同一天，即5 月26 日，日本出席裁军会议的代表团将东京一份来电的内容非正式的通知其他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和国联人士。该电称，中国军队业已投降，停战协定业已订立，但协定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日本代表团又说，中国害怕群众反对此事，不碍不予保密而加以否认。为此，我又电询外交部是否已缔结停战协定。南京的首次回答是并无签订停战协定之事。但随后我于5 月
第四卷出使法国卫肠31 日下午收到汪精卫在南京就“河北停战协定谈判”发表的公开声明全文。声明强调谈判纯属军事性质，以及虽经我方最近英勇抵抗，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声明还着重指出，有关中国政府即将割让领土的臆测是毫无根据的。汪在声明中宜称，政府将对局部的姑息政策承担责任；这种姑息决不是承认对我领土主权和国际地位的侵犯或损害，而是旨在“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所苏息”二他呼吁全国人民予以明察。
6 月1 日外交部把后来通称为塘沽协定的全文通知代表团。扼要地说，协定规定设立一个非军事她带，其范围为自平津北至长城，由中国警察维持秩序。
某些条款，显然不妥。例如，协定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应避免一切挑战扰乱之举动”，而另一处却规定“日本军队为核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使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视察之”。而且协定中有一些不当的政治含义，迟早必将引起纠纷，还会令人久久难以释疑，以为协定还附有秘密政治条件。
外交部来电着重说明，外交部在协定签订之前一无所知；并称，协定全文已由双方军事当局发表并由各报刊载，但政府决定另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声明由汪精卫于6 月2 日发表。这份声明强调我国在过去三个月间的认真抵抗及重大报失，以及平津受到威胁和我国维护国际协议的愿望。
有必要就塘沽协定再说几句。协定是由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军代表与国民政府的代表签订的。它当时就很不受舆论的欢迎。我并不确切知道当时政府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定签订这一协定的，但从外交部向我解释政府政策的电报和指示中（其中有些是提供给我的情报），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政府首先解决江西共产党问题的决心，较全力遏制日军对华北不断入侵的决心为大。在当时阅
226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读中国出版之中外文报刊的人们看来，情况确是如此。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央政府面临日本侵略者无休止的渗透而采取对日本姑息政策的真正目的。
宋子文博士于5 月29 日电告将于5 月30 日乘船离美，预计6 月5 日抵达伦敦。宋问我能否偕同颜惠庆前往瑟堡港与他会晤，然后一起赴伦敦参加世界财政经济会议，我们三人都是该会议的代表。我立即复电同意，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6 月29 日，夕卜交部以密电告知宋、颜、郭和我称，今后外交方针经政府商定如下：
（甲）对日本
（一）根据三大公约及国联议决案，继续努力，冀达国际解决目的，此为根本方针，但步骤上应随时考虑如绝交、经济制裁等案，非俊国际酝酿成熟，不宜轻易提出。外交上活动，须估量国际上力量，为相机之处置。
〔 二）倘日本先有交还东三省之表示，我可表示愿建立中、日新关系。否则，作为悬案。
（三）东案未解决以前，军事冲突虽停，仍应采用各种必要策略，惟须避免政府策动方式。
（四）力图国内建设，培养民情、充实国防。
（乙）对欧美
（一）诚恳说明中国不得已停战之情形及今后和平奋斗之决心。周有对日言动，随时密告，以期谅解。
（二）说明中国坚守国际条约之轨道，赞助军缩及经济会议之工作。关子东亚，愿与英、美诸国协力．
（三）争取英、美对我建设上经济之援助。
（丙）对苏联
第四卷出使法国
（一）无论中东路间题如何，’勿使中、苏关系再趋恶化。（二）通商会议仍设法进行。
（三）赞成美、俄接近趋向。
6 月3 。日，我与宋、颜及郭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饭店会晤。我们广泛讨论了中国制订近期对外政策间题。我们都是出席经济会议的代表，当然会利用相聚的机会讨论国内和国际形势、过去和将来的对外政策，以及我们目前面临的工作。但是外交部的来电也促成了这次特别的会晤。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来电所提出的驻外使节应遵循的原则过于消极。
根据我所记的摘要，我们首先全面研究了国际形势。我们认为二月份热河失守是不幸的，因为它使国联内外帮助我们的国家大失所望。热河失守发生于国联成员国通过全体大会报告书之次日，这些成员国曾指望有了这一国际裁决，中国会更有效地抵抗日军。至于塘沽协定，从它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来看，就显得更不合时宜了。它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愿意通过让步解决与日本的严重纠纷，并且愿意默认日军侵略所造成的现状。自停战协定订立以后，国内外对中日间题的关注就一落千丈。两年来中外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迅速消失。
与会者一致认为对于满洲问题应有一个具体、明确的方针。我们研究了外交部对驻外使节指导原则的来电，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全中国的最高利益都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政策。
苏联已决定将满洲境内中东铁路的苏方股份售予日本，可能是为了缩小两国间的分歧，日本明确表示，苏联必须与“满洲国”官员谈判。莫斯科予以同意，低苏联井未承认“满洲国”．谈判于1 933 年7 月开始，日本以“中间人”参加。
22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首先，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是那些与中国进行大量贸易及有其他利害关系的国家，不到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决不会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干预。倘若巾国本身愿意采取消极政策而且不急于解决与日本的严重问题，他们自然不愿有所作为。倘若中国不能自助，他们就认为更无援助中国之义务。过去的历史证明，只要他们本身的重大利益不受损害，他们是极其愿意承认既成事实的。就中国来说．对日本采取消极政策实在太危险。这不仅意味着向全世界表示中国自愿放弃东北四省，而且有导致实质上被瓜分的可能。各国根据他们对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很自然地会从中国的消极政策中断定中国不配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具备独立自主标准的一个成员。
再者，我们担心，欧洲政局的持续不稳可能导致在今后五到十年内爆发第二次世界性的灾难。果真如此，日本一定再次向中国猛扑过来，勒索新的领土和权益，从而严重危害中国的政治独立。1915 年日本就是这样干的。当时世界大战刚爆发几个月，日本就像晴空霹雳那样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1931 年9 月，日本在沈阳重施故伎。当时世界经济危机刚刚由于胡佛总统宣布延期偿付债务而得到证实，而英国这个世界金融业的巨头则正准备放弃金本位。日本鉴于前两次都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就范，会毫不迟疑地利用欧洲的严重局势，在亚洲大陆推行其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的扩张政策，特别是针对中国。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一致认为必须制订一项持久抗日和迅速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国际危机的积极政策。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政策，我们在讨论中认为由子目前中国军队及国防实力与日本相比差跳较大，且由于缺乏西方国家直接有效的援助，不宜于也不易于在塘沽协定之后重新进行军事对抗。在目前情况下，断绝外交关
第四卷出使法国22 , 系的时机也未成熟，因为国联内外的其他国家都不愿参加这种外交制裁，还因为中、日刚刚同意停战。
但在经济方面，中国处于组织有效抵抗的有利地位。日本是一个工业国。依赖干三大市场，即中国、印度和美国。日本的满洲政策很不受美国公众的欢迎，而在印度市场上，日本则因印度取消了日、印贸易协定而受到威胁。因此，中国如能制订有组织的经济抵抗计划，必将事半功倍。目前对日货的抵制应予加强，且应采取措施使之对日本更为致命。对于以经营日货为生的商人，应帮助他们转而与中国的友好国家联系并经营类似的贸易。对那些能够生产长期取代日本廉价商品的日用消费品工业，应予扶植和鼓励。我的记录的最后部分如下：
概括起来，我们认为对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的最为有利的政策如下：
一、经济方面的抵抗
( 1 ）继续并加强抵制日货。
( 2 ）通力合作以引导向友好国家采购。
( 3 ）建立消费品下业以长期取代日货。
二、政治方面的抵抗
激励在东北的义勇军活动。
二、外交活动
( 1 ）继续努力保持对远东局势的普遍关注。
( 2 ）继续努力推动国际一致行动，以达到加速解决中日问题的目的。
四、国内建设
( 1 ）重新努力实现政治团结。
（甲）与广东方面达成和解。
23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乙）政治缓和和实行宪政。
( 2 ）制订国防计划。
( 3 ）建立基础工业。
( 4 ）发展全国战略运输网。
由于我们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机密性，我们决定由宋子文亲自向政府首脑详细转达我们的论据和结论。
为了进行经济建设，宋子文在美国和伦敦已着手争取外国借款。在华盛顿，宋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商定了5 , 000 万美元借款。由于中国政府准备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的剩余棉花和小麦，故称为棉麦借款。政府将产品出售后，将以所得之收益用子复兴建设事业。为在欧洲争取借款，宋已进行初步试探，筹设一个由中国和外国的委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以最终取代1920 年成立的国际银行团来协助中国实现需要大宗财政支持的复兴建设计划。这个新委员会与旧的银行团不同；它一旦实现，最后决定权将掌握在中国手中。它本身将拥有足够的资金承担大规模开发工程与偿付中国未偿清的外债。它将不设日本委员。
中国的复兴建设很有希望得到国联的技术援助。6 月28 日，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身份，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国联秘书长并附材料一份；该材料首先概述中国与国联以往的技术合作情况，接着列举今后意见，并要求国联派遣技术代表前来中国，以保证继续合作。
国联行政院的下次会议定于7 月3 日举行。届时秘书长将向会议提出中国的要求。因此，在我与我的各位同事在伦敦多尔切斯特饭店会晤后不久，我就离开伦敦赴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以尽力获得早日同意中国的请求。
7 月3 日上午，国联行政院开会前，我在秘书处与爱文诺会
第四卷出使法国2 别谈。爱文诺刚接任秘书长。我告诉他说，我刚接宋子文来电称，技术代表最好派驻全国经济委员会，而不要派驻中国政府。我们接着讨论了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将就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事宜采取必要措施，其建立将由爱文诺以秘书长名义向国联行政院提出建议。我说，我认为应以中国、捷克、法国、德国、英国及美国各国代表为委员。
当天上午，国联行政院开会时，爱文诺提出了中国的要求，并建议设立这个委员会。我做了简短的发言，其中说明了中国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和早日予以审查的愿望，因为国联行政院在9 月份以前可能不再开会。德国代表冯，克莱尔就委员会的组成讲了几句，表示需要时间来考虑。接着，国联行政院通过了建立委员会的意见。爱文诺为了尽快指派委员会成员，建议在征求其同僚的意见后，向下午的会议提出人选意见。
在下午的会议上，国联行政院主席那赫喇提议委员会由国联行政院主席和中、英、法、德、捷克、意大利、挪威以及西班牙等国的代表组成，并建议必要时可邀请其他国家委派代表参加工作。这就给美国一个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机会。经我对提名正式表示同意后，提案就通过了。这就为推选国联技术联络代表扫清了道路。7 月3 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曾建议由我准备备忘录作为实际遴选技术代表的预备工作。这份备忘录业经宋子文和南京批准。它强调说明中国政府委托技术代表的任务纯属技术性质，我在7 月14 日将备忘录送交爱文诺，并建议从速分发各委员。7 月18 日，委员会第一次事务会议在巴黎国联总部召开。议程是提名技术代表以及就其工作性质及范围通过决议，并决定委员会的今后工作。四夭以前．秘书长爱文诺曾向当时在伦敦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发出一份备忘录以说明委员会的宗旨等，并称如美国
23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政府有意，欢迎美国代表前来参加首次会议、结果是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麦里纳以非正式的观察员身份参加。
会议本身非常简短，因为所有决议事先都已达成．宋子文和我都参加了，爱文诺报告了他与赫尔国务卿令人满意地交换意见后，国联行政院主席提议邀请美国参加。宋子文和英国代表附议。在接到美国正式同意的通知并在麦里纳到会后，原曾为此暂停的会议当即复会。宋子文说明了中国的意见。拉西曼被一致同意选派为技术代表，并由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强调其任务“系纯粹技术的，而绝无政治之性质”。
g 月23 日国联行政院恢复例会时，墨西哥的那赫喇作为大会报告起草人宣读了关于委员会成立的简短报告。他在结束报告时对委员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说明美国政府同意接受邀请，以非正式观察员身份参加工作。我在会上再次强调合作不带任何政治性质，并对国联和委员会迅速派遣技术代表前往中国表示赞赏。之后，会议通过了那赫喇的报告。
与此同时，日本双管齐下：一方面怂恿外国承认“满洲国”，以及外国在经济方面参加“满洲国”的开发事业；另一方面阻止外国在中国投资。夏末，日本加强了宜传工作，以阻止其他国家及其国民在日本占领区以外的地区资助中国的开发事业，日本报纸掀起了一个运动，恶毒攻击各国对中国的援助或所谓的援助，以及各国的所谓抗日立场，运动矛头特别指向美国。同时，日本官方针对国联在与中国技术合作方面已作的和将作的努力，以及宋子文的顾问委员会计划，向各大国提出警告．
政府再次要我作为第二代表与颜惠庆和郭泰祺一起参加国联大会，但因颜已赴新疆会晤罗文斡而不能按时到达日内瓦，所以再次由我暂时率领代表团。
第四卷出使法国
9 月19 日，我电外交部请示有关我将在国联全体大会开始辩论时的发言问题，我特别需要知道外交部认为东北事件在发言中应如何提出。外交部回答说，国防委员会已就此作出决定，并已通知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总部。我们收到这个决定后，就看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因为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我将据以发言的三点详细提纲，第一，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认为日本在华北的地位是非法的。时间的推移仅使其范围扩大而并不改变其非法性质。第二，尽管国联旨在解决远东局势的决议迄未付诸实现，但中国仍然继续信赖国联。第三，中国希望继续得到国联的技术合作与援助，并对此表示感谢．决定特别提到最近的技术合作计划是与政治截然分开的。
汪精卫知道国防委员会的指示不能使我和郭泰祺满意，故在9 月22 日来电告诉我们，指示的要点在于：
一为说明中国之立场，即不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及热河之一切不法行为。不承认伪满洲国之存在。二不积极要求国联对于日本加以制裁。此为审度国际形势及中国现在所处地位所不得已。然经党军政各负责同志先后充分交换意见，并由国防会议正式决定，万恳两兄勉抑悲愤，以协事机，是所至祷，在以后的几天中，我根据指示精神，并按照代表团关于使全世界继续关注中日问题的热切希望，终于备妥了发言稿，并于9 月29 日国联全体大会开始辩论中轮到中国发言时在会上发表。我的发言没有得到日本各界的热烈反应，这是不足为奇的。日内瓦报纸登载了东京电讯；电讯说，日本外务省因我在国联大会的发言中又一次提到满洲事件，而命令其驻华公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10 月2 日，我把上述东京电讯汇报外交部。我说，我的发言要
23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点完全符合政府指示。我既未要求国联制裁，也未提出其他具体主张或要求。我的发言限于国联过去一年的工作及对世界和平的展望。至子满洲事件，既然连其他国家的代表也继续表示不平，中国作为直接受害者，岂能缄口不言。会内会外都认为我的发言不亢不卑，因而都来向我表示祝贺。当他们听到日本的抗议时，都说这是对我国尊严的侮辱；这种侮辱说明日本想以对待朝鲜和台湾的方式对待中国，并企图剥夺我们在国际上独立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些人士认为我们应仔细注视此一局势。
第三节世界各国对中国兴趣淡薄后我的工作
国联召开了十四届大会，各国代表在会上都作了第一次发言。但之后不久，国际局势却日趋严重。1933 年10 月中旬，新的纳粹德国采取了退出国联和裁军会议的行动。当时正以巨额经费扩充军备与发展海军的日本，比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地想与苏俄在西伯利亚决一雌雄。有关德、日联盟的传说，使我于1933 年n 月底函请政府注意，因为中国雇用了大批德国军事顾问。苏俄以及其他国家开始恢复旧联盟或结成新联盟。比如，小协约国密切了合作。法国与苏俄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苏俄和美国则于1933 年n 月首次互换大使，在经济战线上，许多观察家担心即将出现通货竞相贬值的情况。
在这种形势下，世界注意的中心便从中国及中国问题上转移了。1933 年末，暂时引起外国注意的中国的三件大事，只是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第一件是宋子文辞职，第二件是在河北省与日本人
第四卷出使法国235 谈判，第三件是闽变。
1933 年10 月25 日，宋子文辞去一切职务，并立即通知了我和郭泰祺，不久，宋子文同意保留他在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继续致力于国家建设。这样，政府便可将其辞去财政部长等职务说成只是由于难以身兼数职。熟悉中国情况者则均不甚相信此说。郭和我都认为辞职是对政府对日政策及在江西耗费巨额军费的异议。11 月2 日孔祥熙正式接任财政部长。
就在那时，据谣传和一则新闻电讯称，中、日继塘沽停战协定之后又达成了新的协议。11 月3 日我电外交部询问事情真相。汪精卫于4 日复电称，据行政院驻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郭将军电告，关东军将派代表前来商讨通邮、铁路交通和海关设置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满洲国”与中国之间急需解决的实际间题，同时又极为棘手，因任何正式协议均将暗示我方承认“满洲国”。黄邪请示如何处理。国防委员会于n 月3 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决定称，各国既已经禁止与伪“满洲国”通邮，我国更应采取坚定的立场，拒绝谈判。至子铁路交通及设置海关问题，决定由主管部门草拟详尽计划以适应形势的要求，并派负责官员至北平参加与关东军代表的谈判，但必须坚持不承认伪满政权的原则。
北平谈判并未解决通邮、通车及设置海关三个间题，直到1934 年夏交界处才设置海关，北宁铁路才恢复通车；恢复邮政业务的协定则于1935 年1 月才缔结。
我于1 933 年在巴黎得到的又一条中国消息是福建政变。首次新闻电讯与汪精卫n 月2 。日给所有驻外使馆的通电同时到达。外交部长通知我们，福建刚刚发生政变、在福州成立了一个由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的人民政府。
据汪精卫说，这是一个亲共反蒋的运动，指责政府与日本达成
豁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秘密协定，并以此为反蒋的借口。汪说，其实蒋正在江西指挥对共军作战，政府不仅未与日本订立任何密约，甚至也未就通车问题进行谈判。这种谣言毫无根据，显然失实。汪还说，两广已表示反对李、陈领导的运动，广东还派兵加强对粤闽边界的控制。预计动乱不致蔓延。同时，政府不仅加紧镇压，还注意到预防在外交上发生麻烦，并已责成各使馆向驻在国政府说明情况。
闽变领袖之一陈铭枢原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该军1 932 年初在卜海以英勇抗击日军而著称。就在闽变发生前几个月，恰好发生这样一件事，外交部于1933 年9 月z2 日来电嘱我签署十九路军向法国厂商订购的六架飞机的放行证书。艳然，闽变一发生，外交部又来电要我设法阻止这些飞机离开法国。这给公使馆带来了一些麻烦。
我于11 月23 日接到汪来电后便立即回电告诉他说，这家公司尚宋与我使馆联系申请放行证书，我们刚刚再次与之联系查询。他们说，对于中国方面购买飞机以及向中国装运之事一无所知，而且如果这些飞机是以外国名义购买或发运的，或者是由某一其它国家负责发运的，则均无法查对。
很快就真相大白了，它确实是外国给予闽变叛军的外援之一。我国外交部于25 日又来电称，为切断由国外支持福建政变的一切渠道，首先已向各国驻华公使发了照会。外交部现在要我直接与法国政府交涉，商讨指示其官员并要求其国民不要向政变者提供武器飞机、金钱或其它有助于政变的物资，也不要允许其船只为政变分子运送这些物资，并商讨对故意违犯者给予法律制裁。这就促使我去拜会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
我于11 月28 日拜会莱热。他询间福建政变幕后的人物和目的、中国民众的J 团左以及政府采取的对策。我根据外交部的来电，
第四卷出使法国237 尽可能地向他详细说明。当我提出我国政府请求制止法国任何方面对闽变的任何支援时，莱热表现了颇为合作的态度。他声称，法国政府承认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且法、中两国政府的关系一贯是真诚友好的。福建政变是中国内部事务，因而法国的政策认为此事完全应由中国政府处理。法国政府可以发表声明，保证无直接或间接进行干预，以及援助福建集团之意，也不愿法国公民给予这个政变行动以援助、
关于十九路军订购的飞机这个具体间题，我很快从我国外交部得知有两架飞机已经交货，还有三架在运往海防途中。南京要求法国政府在海关将飞机扣留，或者如已运出，就授权印度支那总督将货转运上海交付中央政府。使馆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这一要求，法国政府同意尽力把货扣住。12 月中，法国公使韦礼德通知我国外交部，三架飞机已予扣留。
到了12 月下旬，福建政变力量显得越来越弱。它得不到中国其他地方领袖的支持。原以为会给予支持的粤系一直保持中立，这一派是素以反对南京的政策闻名的。这样，南京就能采取有效措施来扑灭闽变，而不致引起全面的纷乱。实际上，闽变到1934 年1 月就平息了。
1934 年6 月中旬，我请假离欧洲回国。回国前的上半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处理法、中两国间的日常外交问题，以及满洲事件和国联决议引起的一些特殊问题。比如，在后者中，就有传说法国在满洲投资的间题。
早在1933 年8 月，外交部就嘱我调查关于法、日两国联合投资建设满洲的传闻。我向法国外交部询间后，于8 月4 日答复我国外交部。法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们解释说，传闻所涉及的可能是法国商人在满洲的个人活动，而日本人故意予以夸大。
23 吕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们说，法国政府绝不会支持法国商人在满洲投资。然而如果有人置此于不顾而甘愿冒险行动，法国政府也无法制止。
1933 年1o 月下旬，路透社报道日本已和满洲达成外国在满洲投资的协议，据说其中包括一个法国投资团体，叫做法国经济发展协会。我国外交部已请在北平的法国公使韦礼德注意此事，并要求我在巴黎再次向法国外交部查间。
在我派人去法国外交部后，于10 月26 日复电外交部，据告上述报道纯属无稽之谈。不过确有一位奥立维埃先生代表法国经济发展协会与一个日本财团签订协议，要组织一个联合机构为满洲从法国采购铁路物资，还要在南满兴办一家制铝工厂。但这都是民间安排，与“满洲国”毫不相干。法国政府无权制止法国人在满洲做生意，然而可以并且当然会制止法国人向“满洲国”提供贷款。1934 年2 月19 日，我会见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再次提出此事。曾有一则新闻报道称，这位奥立维埃自称代表法国经济发展协会与南满铁路当局签订了将法国资本投入满洲的初步协议。我急于要确切了解其背景以及法国政府本身对法国金融界这一行动的态度。
莱热说，法国政府在去年秋天已经向奥立维埃声称代表的协会提出此事，并警告该协会：法国政府不赞成奥立维埃近期访间满洲。莱热了解到，尽管该协会劝告奥立维埃放弃此行，他却依然主动前往远东。为此，莱热解释说，法国政府十分不满，已向驻中国和日本，包括满洲的领事和外交代表发出指令，不得给予奥立维埃的活动提供任何方式的支持和帮助，并且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得代表他与“满洲当局”接触或为他进行谈判。莱热说，大约一周之前，该协会在接到法国政府不赞成其行动的再次通知后，即电告奥立维埃立即返回法国。莱热要我相信，所有这些都说明奥立维埃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239 行动纯属私人性质。
关于法国资本投入满洲的问题，莱热说，法国各大金融集团对法国政府的政策均不感意外，他们之中没有一家会故意违背政府的意愿进行投资。他又说，日本在去年秋天曾设法诱使法国银行对日贷款，可是一切努力均已落空。他向我保证，法国政府对国联大会1933 年2 月不承认“满洲国”的决定，政策依然不变，而且只要中国本身不首先采取承认的步骤，法国政府的这一政策就不会改变。他的这一解释消除了我的疑虑，因为法国是对日态度可能软化的国家之一。
- J 丝一一．一．. ．一．一．-
第三章归国度假1934 年6 月一1936 年3 月
我从马赛乘法国船航行了三个星期，于1 934 年7 月初回到上海。不久，我即去南京报到，并向行政院长兼代外交部长汪精卫陈述欧洲列强正紧张地为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及我国为日本侵华向国联呼吁的现况。林森主席和蒋介石委员长都不在南京。他们在长江上游离首都不远的江西枯岭。委员长从枯岭打电报叫我去那里见他。
在我到达九江附近时，委员长派他的秘书长，我多年的老朋友杨永泰来接我，并陪送我到他的总部。杨永泰是政学系的一位领袖。在途中他告诉我，政府里有些人想要我不回欧洲，留在国内任外交部长。但是在与委员长短暂的会晤中，他并没有谈及外交部长职位的事（当时的外交部长是由行政院院长兼任的）。不过，他留我在凉爽的枯岭度夏。我对林森主席的拜望完全是礼节性的。在枯岭我住了短短七天，拜访了几位政府人员― 几位老朋友，同他们共进几次午餐和晚宴。委员长也款待我一次。然后我回南京转上海。不久，我去青岛避署，享受一下我喜爱的令人神爽的海水浴。
青岛的夏天我过得很愉快。暑期一过，我回到上海家里，去探望我的大哥和姐姐。那时我仍是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
第四卷出使法国241 表。我知道那时的第二代表郭泰棋能够处理国联第十五次大会的事务，因此我可以不必回日内瓦。至于中国在国联行政院的席位已届期满，在1934 年9 月投票选举后转给土耳其，所以我也没有必要为此事回去。
我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半，日益忧心仲忡地注视着日本对华北加紧的军事侵略。关于最近国际联盟对中国提出的控诉的态度，我已经向外交部长汪精卫和蒋委员长作过汇报，因此我也没有更多的特殊重要情况可作介绍。其实，我所着急的是想要明燎政府对整个事件的实际对策。
根据我同委员长及汪精卫的会见，我很自然地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他们都对日内瓦国际联盟失去了信心。他们重点关切的是日本更加猖撅的军事侵略与日本在华北的傀儡代理人。我国政府每天都接到日军在我们领土上进行侵略的报告，这自然只能使人感到国联的迟钝与无能。虽然国联全体大会在1933 年2 月通过了最终报告书，谴责日本，维护中国，但是看不到对日本进行制裁的具体行动，中国的领土也没有归还给中国。无论如何，委员长和汪精卫必然会觉得，如中国的一句老话所说：“远水救不了近火。’,
几乎在我回国度假的整个时期，我都密切注意着日本军阀在华北的持续不断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瓦解中国政府的团结，阻挠中国的发展，图谋按田中奏摺纲要来统治中国，并建立日本在整个东亚的霸权。南京政府的领袖们对伦敦和华盛顿是否会迅速而有效地支持我们不妥协地反对和抵抗日本的政策，已不抱希望。实际上，1935 年下半年，日本利用了西方国家忙于处理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冲突的时机，加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尽管全国舆论强烈反对日本违背条约规定和睦邻的基本道义对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
2 性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略，南京政府仍步步退让，不采取坚决的抵抗政策。已经很明显，南京根本不再指望西方来有效地支持中国的坚决杭日行动，而是百般迁就，希望能赢得时间，团结全国，建立坚实的抗战力量。那时经常参预政府谋划与溶询的军政两界重要人物为何应钦、熊式辉、张群等人，都是留日学生。这就可以看出政府的中心思想。当然，在外交部，受过日本教育的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兼部长。最活跃的次长唐有壬也是日本留学生，经常和日本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及政界、商界人物接触。
我在上海的时候，汪精卫派徐漠，当时的另一位外交部次长，来传达一个机密的信．急。他说汪想让我去华盛顿当大使。他说驻巴黎大使的位置固然重要，但驻华盛顿大使的位置更重要。他还说我做过驻华盛顿的公使，了解美国，了解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也了解我。这一切都对汪所推行的政策至关重要。我没有接受这个提议，理由是：当时任华盛顿大使的施肇基和我是熟人。他不仅比我资历深，还是我的姻亲，又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中国的一个杰出外交家，处理外交事务有丰富的经验。他过去在华盛顿任过职，对美国人有认识，还是个在美国首都很受欢迎的人物。我看不出调动他的理由。
当天晚上汪精卫听到徐漠的报告之后，就从南京打电话给我，邀我去南京面谈。我第二天去了，汪在官邸接见我。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施在推行汪的外交政策方面，不能与汪及南京政府合作。那时候，作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准备实行一个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洽上与美国交往更为密切的新政策。他认为中国过去对美国的政策消极，没有明确的目标。他要代之以一个新的，他叫做建设性的政策。
汪认为施肇基在华盛顿过分消极，跟他的合作也不够。由国民
第四卷出使法国
党制定、政府执行的外交政策，施．急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施好像跟国民党有些误会。此外，施是位有多年经验、资历很深的老外交家，因而常常固执己见。事实上，施是个倔强的人。他不喜欢任何国民党人，也不信任他们。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汪精卫认为施不是一个可望合作的好伙伴。
虽然我把告诉过徐漠的理由重复一遍，但是汪嘱我抛开一切私人因素。他说他对施个人没有成见，只是认为换人对国家有利，对国家这一政策有利，而这些都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而他也是赞成的。从他说明的情况，我也很明白他邀我的理由。不过，我还是没有答应。
我辞别后就立即回了上海。第二天早晨使我大吃一惊的是美国大使馆驻上海的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打电话来，为我的新职位向我道贺，并且要见我。我答应和他见面，想要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消息。他说这消息是在《字林西报》 上见到的。我向他解释，事情还在酝酿，我不知道消息怎么泄露出去的。同时，从消息的泄露，我肯定这件事早已在政治委员会上作了决议。这是那些委员们乐于谈论的问题。所以，对这类事要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告诉他我知道事情在进行中。
不过事情有了变化。我在和外交部或徐漠研究人事安排等各项实际事务时，和汪精卫又进行了一次谈话。在他脸上有明显的不偷快神色。他明白表示孔祥熙在这件事上挡了路。孔说他接到施的电报，抗议所传的对他的调动。看来在我和安立德交谈之后，几天里发生了更多的意外枝节。合众社把这个新闻发到美国，施博士见报大为震惊，并立刻给孔祥熙打电话抗议，并质间为什么要换他，他犯了什么该撤换的错误。孔那时是财政部长。施说他正在孔的命令下，竭尽全万写美国财政部谈判出售中国白银．他间孔，是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否想要中止他代表进行的谈判。
孔祥熙作为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对这即将发生的人事调动，肯定是知情的二但在遭到暗示以停止白银谈判相威胁时，提出把调动推迟至少三至六个月。到那时，估计白银谈判定能结束。汪勉强同意了。因为把中国通货改为纸币也是政府的重要政策。为了实施这个政策，要从出售白银筹集大量资金，构成充分的外汇储备，以保护中国的利元”。这段擂曲过去，终于在1936 年派王正廷去华盛顿作大使。
与此同时，中国在巴黎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外交部要我们在巴黎的代办通知法国外交部，我国政府拟任命我为驻法大使，并欢迎现任法国公使韦礼德升为大使（这当然是非正式的交换意见）．不幸韦礼德未活到当大使，他于1 935 年下半年就去世了。那齐亚被委为驻中国公使，并内定在法国国会通过使节升格后，出任大使。中国政府很快同意那齐亚的任命，同时敦促法国政府迅速行动。1936 年1 月，法国外交部亚洲司通知我离职期间的代办萧继荣说，使节升格已属既成事实，并将于日内公布那齐亚提升为大使。萧用电报通知了南京的外交部和在上海的我。
中国在巴黎的外交使节升格是由法国总统的命令公布的，并刊登在1936 年1 月24 日的政府公报上。那齐亚也同时被任命为法国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法国外交部又通知中国公使馆，说中国驻法国的第一任大使，照例也应事先征得法国政府的同意。不过，在通知上又说．法国总统特意要外交部通知中国政府，若是顾维钧公使被委为第一任驻法大使，将是非常受欢迎的。
外交部在接到驻巴黎公使馆报告之后，按应有程序，对拟派我为首任驻法大使事征求法国政府同意。2 月1 日收到法国外交部的复信说，法国总统很高兴地接受我为首任驻法大使。2 月8 日，
第四卷出使法国246 我正式由国府主席命令提升为驻法大使。
中、法双方在完成使节相互升格的外交程序手续之后，我当然想早日离国去巴黎赴任。不过，还需要去南京向新外交部长请示，并和外交部商谈巴黎使节升级后的预算增加问题。1935 年11 月初，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国民党大会堂院子里，与其他领袖们坐成一排拍照时，有人行刺。幸而汪只受了点轻伤。但结果是他辞去了一切职务去医院疗养。1z 月初，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在上海遇刺，中弹身亡。这些不幸事件在南京引起极大的骚动混乱。委员长只好再度掌权兼任行政院长。并委派对他忠心耿耿并深受信任的顾间张群任外交部长。这个新委任我不感意外。因为综观政府的对日政策，一般都估计到外交部长的最佳人选，必将是另一个亲日的日本留学生。由于这些重大的变化，以及我即将去法国，我必须去南京进行商议。
张群对我的看法似乎是印象很深。他要我尽快到法国去，以便就地了解情况，并及时将国际局势详细向南京汇报。
我于1936 年3 月26 日离开中国去巴黎就任大使新职。
－盈肠．- －一
第四章任驻法大使的第一年；欧洲局势的进展及对华新政策
1936 年3 月一1937 年3 月
我在1936 年3 月26 日搭“维多利亚”轮离开上海，同船有去罗马的刘文岛大使。来码头送行的有宋子文、段棋瑞将军、意大利大使罗亚谷诺和卫戍司令等约150 人。航海三星期，我到达欧洲已是4 月中旬，在我呈递国书之前，有很多事务待理。正式呈递国书为士936 年4 月30 日。
根据外交惯例，新到任的使节要拜访外交界的各个同行和法国政府的官员，井等待对方的回访。这种交互拜访，给我一个极难得的机会以探询各国代表和法国政府一些领袖们的观点和看法。4 月末，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长弗朗丹，并送上一份国书的副本。借此机会，我问他对整个欧洲大局的看法。他说欧洲形势确实令人焦心。不过，他还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以它为中心，进行磋商，找出维持世界和平的道路和办法。他还认为只有欧洲局势取得相当进展之后，才可能考虑远东间题，同时，他还觉得欧洲局势肯定会有一段捉摸不定的时间。例如，在法国，即将大选，而大选之后必然要有的政府改组，会造成一时的混乱。
实际情况是在5 月3 日的大选中，左翼人民阵线获胜，弗朗丹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盯掌握外交权的政府被认为是反动的政府，彻底垮了台。共产党在国民议会里得到82 个席位，比过去席位增加三倍。5 月8 日葡萄牙公使来访，他很熟悉法国政局．他认为，社会党人一旦掌权，就不会像他们在选民面前表现的那祥激进。
5 月8 日，拜访了英国驻巴黎大使克拉克爵士。我们讨论了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战局。他带有轻蔑的口吻认为那已是既成事实。6 月4 日他回访时，口气依然如故。他还觉得继续对意大利制裁是多余的。我们认为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比利时大使登特根伯爵和我在5 月14 日晨有一次交谈．他为人和善友好，精力充沛，曾任职于北平和东京。照例，我向他提出欧洲间题。我问他对于欧洲局势有何看法，以及德国追求国际威望和它的扩张政策究竟要走多远，他的回答饶有风趣．他说我好像在间他：“这辆汽车要开多远。”他的答案是：“这要依驾驶者的意志而定。”他说，德国已经把自己武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它野心的限度，就是它活动的限度。它感到它自己的力量，并决心拿到它认为应得到的东西．
我觉得比利时大使简明扼要地总结出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不过，他这种悲观的论调，与匈牙利大使在回答同一间题时的乐观情绪大不相同。匈大使说，在欧洲列强的各个阵营之间是有很多间题，但他相信，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
展望国际前景优心忡仲．和我有同感的又一例子是地处欧洲中心瑞士的公使杜南特先生．他从瑞士回来以后答复我的提间时说，在一个全副武装到牙齿的欧洲，瑞士虽然是一个中立国，也不得不加强军备，整顿防务，以免遭到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他感到瑞士四面都是强邻，武装自己是必要的、正当的。瑞士人民不愿在明媚的清展一觉醒来后，被告知他们的城市已于昨夜被敌人占领。
顾维钧回忆录绪编
我和外交使团的同仁们以及法国政府官员的谈话是广泛的。其中对国际前途持悲观论的占多数。自从我来到巴黎后，欧洲情况在不断恶化。以德、意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的关系，剑拔弩张。而且依我的看法，英、法是在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摊牌，这样就给德、意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可以放胆推进，不必担心会遭到强烈反抗。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局面。
欧洲局势愈来愈糟是意中事。我在5 月16 日答复外交部的提问时曾报告，意大利已秘密通知法国，它将把整个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帝国版图。法国劝告它不要走极端。不过这个劝告只是耳边风，罗马不多几天就发出合并埃塞俄比亚的通报。伦敦和巴黎对这件事的唯一反响是保留最后意见。当国际联盟行政院开会讨论此事时，英、法两国代表同意意大利问题不仅是对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联盟作为一个整体的问题。
中国的政策，在与本身利害侬关时，要与英、法及华盛顿合作，因此，南京当局急于要知道法国对意大利行动的真正意图。情况表明，法国对意大利的吞并行为似乎采取的是默认态度。南京要我澄清这件事。我答复说：法国对意大利的吞并通知，迟迟未作肯定答复，并不惫味着法国对这件事的默认，法国政府要我们等待观望6 月国际联盟开会的讨论结果。
会议召开之前，我于5 月28 日曾和驻罗马大使刘文岛一起去德国巴特瑙海姆和汪精卫进行了一次会商。尚能忆及，那次会是讨论意大利提出的意大利愿意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交还在天津的租界，换取中国户止对意大利的制裁（制裁是国际联盟会员国因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而采取的行动）。墨索里尼要刘文岛代表中国在五夭内答复。刘希望得到汪和我的帮助。我同意这么办，但条件是我们应首先取得英、美的谅解，并保留我们不承认意大利征服
第四卷出使法国
埃塞俄比亚的态度。汪精卫也认为这很必要。并说，目前英国对我国虽帮不了多少忙，但是如果跟它对立，可能为害很大。（英国对这个同题的态度虽然有一百八十度的改变，可是各方面仍然认为英国是制裁意大利的领头人。）
国际联盟以压倒多数通过取消对意制裁。对这一决议，许多观察家，包括我在内，一致认为这标志着集体安全体制的彻底破产。仅仅几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就爆发了内战，进一步将欧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开始德、意就支持佛郎哥将军为首的叛军，苏联则支持当政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内部意见也不一致。但是最后他们联合英国，成为不干涉协定的主要倡议人。
当欧洲局势动荡不安之际，远东方面，中日关系依然十分阴暗。中国政府的政策仍是争取与日本和平解决。这是政府中大多数人赞同的政策，只是事实证明，这个政策越来越站不住脚。尽管力求在经济和工业合作的基础上和日本进行谈判，但这些谈判一一接连破裂。
在中国方面，谈判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公众舆论反对与日本建立任何友好关系。虽然在南京政府里多数赞成与日本和平解决。但其中也有两派意见不一。一派以委员长为首，代表人物如何应钦之流，主要是在日本留过学的，特别是那些进过日本士官学校的官员们。例如其中包括张群。他在1936 年任外交部长。把委员长对日本安抚姑息的政策发挥得淋漓尽致。再往前追溯，委员长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杨永泰也是日本留学生。另一派的领袖人物有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李石曾，国民党和军队中的桂系，还有北方的军事领袖如张学良等都主张继续加强抗日。中国社会舆论因受这些派别人物及西北共产党的支持与鼓励，更是群情鼎沸。1 , 36 年期间学生
25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抗日情绪逐步高涨，以致在后半年导致多起严重反日事件．在日本方面，和平谈判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和在满洲的军人的反对。虽然那时的军事冲突很少，而在满洲的关东军仍以巧取豪夺的各种方式加强它对华北和内蒙的控制。n 月初，守卫绥远的中国军队，与受日本支持的蒙古军队，发生了激烈战斗。年末，日本同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互助协定，加入了德、意的行列，全世界已处在战争灾难的边缘，使中国的处境更加恶化，对于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更加不利。
由于日、德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委员长指示外交部长重新研究中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从日、德签约来看，日本已加入德、意轴心，改变了全局。表明三个强国都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侵略目标。日本方面，在军人集团影响下，正在积极准备条件进一步对中国进行侵略蚕食．事情已经清清楚楚，无论中国谋求按经济合作的方式和平解决的愿望如何忠诚，日本外交代表们的态度显得多么诚恳，实际这种尝试是毫无希望的。
7 月21 日，我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委员长和外交部长，内容是我和激进党领袖、国民议院议长赫里欧的一段谈话。会谈是在7 月11 日。我们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他诚恳坦率。他一直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好感。他给了我一个伟人的形象，单纯，有理想，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佼佼者。他当天下午来回访，我们畅谈了欧洲和远东的国际形势。
赫里欧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幸英国和美国借口军事准备不足、不能履行维护和捍卫这个条约的义务。唯一与中国有共同利害关系，并能广泛支持和给予援助的国家是苏联。两年前他曾到苏联观察．看到他们的军事准备已很完替，空军力量在欧洲也可称首屈一指。结
第四卷出使法国251 果，他动议并缔结了法、苏互助条约。他接着说，现在苏联的重工业也有很大发展。他相信十年内，苏联经济和物质资源之丰富堪与美国媲美。中国如能与苏联携起手来，安全上可以放心，并能全力以赴，从事建设，开发资源。如果中国受到威胁，定能指望可以从西北方面（苏联〕得到大量的军火与物资。
谈到传闻日、德有秘密军事同盟问题时，他认为毫无疑问，这已属事实。关于中国雇用德籍军事顾间一事，他觉得一旦与日本冲突，将对中国不利。他举出土耳其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土耳其由于雇用德国军事顾间而吃了亏。为中国计，最好聘用瑞士、比利时或荷兰人作军事顾问，较为明智可靠。
我将这些情况向政府用电报汇报时，还补充说，我在南京时即曾提过，在我们决定对苏政策时，需要先探询英国的态度。我即将去伦敦与艾登交换这方面的意见．
我还汇报了我最近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的谈话。他说日本虽然仍在积极对苏备战，可是最近日本外交人员对他的国家好像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姿态。因此，他预料年底之前，苏、日冲突不会发生。
对中国来说，中、苏合作仍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中国的多数领袖，长期以来对苏联怀有戒心，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非常警惕，认为这些活动完全受命于莫斯科。但是有些人由于感到中、苏两国对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对莫斯科意图的怀疑逐渐冲淡。
9 月20 日，我从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第十七次大会。一星期后在公开辩论中，我为中国发言时，我自己都感到平淡无味。因为政府指示，不要在大会发言中提到日本侵略的问题，我不得不删掉有关中日问题的一大段。它几乎占原稿三分之一。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9 月30 日上午，我和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交换了意见。我同他在中日冲突中苏联能给我们以什么帮助。他似乎很谨慎小心，不表示意见。他说远东间题是欧洲问题的一个部分，也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是整个世界问题的两个部分。他答应去和艾登谈谈。10 月l 日，我在秘书长爱文诺的午宴上见到李维诺夫。他告诉我，他和艾登的谈话无任何重要结果。法国外交部的马锡里那天也在场。马锡里悄悄地告诉我，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和艾登昨天晚上见了面。他们双方决定分别同东京进行斡旋，并将与我国政府联系。艾登自己说，他已经通知巴黎并分别电告他的驻中国和驻日本的大使．通知中、日两国政府。现在，他希望美国也共同行动。艾登还说他最近接到英国驻挪威和驻法国的大使的电报，认为当前形势不像我们说的那样严重。
同日我还见到美国驻伯尔尼公使威尔逊，我也问他对目前远东的紧张局势与中日谈判，他们能否协助使之有所好转。10 月3 日我除同法国总理勃鲁姆谈话外，又和李维诺夫再次交谈。李维诺夫告诉我，他也曾和勃鲁姆谈过。他听说，勃鲁姆将与美国商量向东京说明它们的意见。10 月3 日的正式午宴上，英国代表团的克兰伯恩勋爵坐在我旁边。他说，艾登告诉他说，回伦敦后将亲自过间远东的间题。
以上是我为争取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地或分别地进行调解，以缓和日本的要求，在日内瓦谈话的要点，所有重要谈话我都已及时上报外交部。其中一份报告是关于我早些时候和李维诺夫的谈话。报告了李维诺夫如何谈到同我方合作的谈判，已经在南京进行。在另一份10 月1 日的报告中，我询问这些谈判有无新的进展。
外交部1O 月6 日给我回电，说委员长和部里都不知道中、苏
第四卷出使法国253 合作的消息从何而来。电报还指示我，再遇见苏联外交部长时，请秘密地告诉他，任何有关中国和苏联关系的事，不要在正式的外交渠道之外进行讨论。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则中国政府丝毫不受那些谈话的约束，也不承认其讨论结果有约束力。电报里还嘱我，向苏联外文部长暗示，中国政府不满意鲍格莫洛夫大使，希望换一位新大使。最后还嘱我以个人身份，探询苏联外交部长对中、苏合作的意见，并回报。
10 月l 。日，我电告当天和李维诺夫会谈的情况。我们谈了远东局势，谈到日前蒋委员长和日本驻中国大使的会面，鲍格莫洛夫大使、欧洲的局势和合作等同题。不过我的报告只限于外交部来电所提的间题。我向李维诺夫，我们上次谈话中他所说的，关于中、苏合作这一想法是否即指几年前所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那一最初建议。李维诺夫回答“不是”。他说他心目中想的是关于我们两国合作的具体计划的一些谈话。我又间他指的是最近的谈话，还是很久以前的。李维诺夫说，自从提出讨论迄今已有几个月了，事情反反复复进展很慢。不过，莫斯科方面始终不了解讨论是否停顿了，或是中断了。
我随即提出，这种有关两个国家合作的重要问题，鲍格莫洛夫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李维诺夫回答说这是中国的内部间题，他不想干预。我当时就又说，鲍格莫洛夫在中国当大使己经好几年，社会接触也很多，可是，他很少和中国外交部直接打交道。我说，鲍格莫洛夫大使好像对中国情况不很了解。李维诺夫却说，鲍格莫洛夫大使与中国政府间关系很友好，在中国又有很多朋友。他说：“我完全信任鲍格莫洛夫大使。”这是一句关了大门的话。于是我试图探明他所谈到的两国合作究竟是怎么一种想法。我在后来向外交部报告说，李维诺夫表明他的意思是一旦中国与
25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某一邻国发生激烈冲突时，苏联首先将给以物资支援，因为它不能没有借口就立刻对那个国家公开采取敌对行动，当我问到苏联政府能否与中国达到军事合作的程度。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曾经向外蒙古派过军队。不过，中国政府对此不满，一句话，苏联早就有心与中国合作，可是中国好像还没有打定主意朝哪个方向迈步，“幸好，”他说，“你们的新任大使蒋廷献不久将到莫斯科，我想他肯定会带有你们政府的具体回音”。李维诺夫又说，他将在10 月1o 日回莫斯科，希望11 月中能和蒋大使充分商讨。
我估计，情况是鲍格莫洛夫不愿意把这样关系重大和应特殊保密的事跟外交部长张群谈。因为张是日本留学生，有很多日本朋友。由于这个原因，他一定是只和他认为是亲苏的或亲西方的国民党人如孙科和孙的好友傅秉常谈了。傅后来由孙科以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推荐为驻莫斯科大使。
现在我想谈谈就我所知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时，汪精卫还在德国疗养。同时谈谈我和汪的几次商谈，以及汪与我和郭泰棋的几次会谈的情况，其中有两次。柏林的程天放也赶来参加。12 月12 日星期六深夜，驻伯尔尼公使胡世泽在日内瓦正帮助郭大使和我处理一些国际联盟的工作时，我们得到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的消息。凌晨两点我们都已回家休息，郭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刚接到汪精卫的电话，证实了蒋被扣留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南京要汪立刻回国。何应钦已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立即向酉安出发拯救蒋委员长（以后我们说的“南京”是指“国民党的执行委员会”，汪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星期日上午H 时45 分，汪精卫从戛纳直接打电话给我。显然汪在知道这个消息和要他尽快回国之后，立刻离开德国来到法国的海岸，以便迅速取道回国，他把告诉郭的话又跟我说了一遍，加
第四卷出使法国2 肠了一句，中国的局势很严重。他要我尽快去和他谈谈。在这以后不久郭来告诉我，听说政府已将少帅免职。
我在得到这一事件的消息之后，曾立刻今我的一等秘书打了一个私人电报给外交部次长徐漠，可是整整两天音讯杳然。到12 月15 日才终于盼到徐漠的回答。他说；
“张学良一再致意这里的朋友们，对委员长的安全可以放心。经张的允诺，端纳已于昨天到达西安，但尚未见报。同时被扣留的有蒋作宾、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和钱大钧。据说钱大钧受了伤。张学良特别提出改组政府，在政府中接纳各党各派，并停止内战。这意味着要与共产党合作。侦察飞机曾一度在西安附近发现红旗。叛变者的企图尚未摸清。政府军队已迅速前进向陕西省会集结，虽然击溃叛军易如反掌，可是大多数人认为应首先考虑委员长的安全。社会舆论和各省当局，包括韩复集与宋哲元，都谴责张学良为叛徒，日本人持的是等待观望态度。金融市场虽受影响，但尚无崩溃迹象。”12 月16 日，星期兰，我以个人名义发了一封电报给张学良，我和张有私交。我劝他以整个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盼迅速释放委员长，恢复他的自由。我还给蒋夫人发了慰间电。
同日我收到汪精卫送给我的一份他准备的声明，嘱我公布。25 日见到哈瓦斯新闻社的一条新闻，说委员长已经被释脱险。他在赴南京途中已抵达洛阳。我立刻将这个消息转给汪精卫。他那时正在“波茨坦号”轮船上，即将抵达苏伊士。
27 日，外交部来了公文电报，证实了哈瓦斯社报道的新闻，委员长已经平安离开西安，到达洛阳，将在那里乘飞机回南京。当天我立刻打电报给作为行政院长的委员长，向他祝贺并转达巴黎外交界和华侨社会感到的慰藉心情。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随后几个月，我听国内到巴黎来的人们谈到西安事变的各种情况。最有意思的是杨虎城将军评论张学良的动机的一番话。杨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著名的合作者。这是1937 年8 月我们在巴黎的一次谈话。
大家会记得，蒋介石恢复自由的协议中有一条是不得对张、杨二将军采取报复行为，他们是可悲的西安事变的主要负责人。少帅坚持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并愿接受对他的犯上行为（说得轻点）依法受审。杨虎城没有照张的路走，而是辞去自己的职位，也许是得到默许，离开本土出国旅行，这就是他为什么来到巴黎的缘故。我见到他时，西安事变是我们话题之一。他按照他的看法叙述了西安事变的实况。
他说有好几个理由促使他和少帅采取扣留蒋介石的极端措施．首先他和少帅都反对蒋的反共政策，尤其是蒋列出一张逮捕那些反对与共产党作战的军官名单。其中包括杨、张的部下，实际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委员长指令张、杨肃清他们管辖地区的共产党，可是很多杨、张指挥下在西安的东北军，非常反对继续对共军作战。而是要想打回他们的东北老家。蒋介石因此亲到陕西省的首府西安督师，重新发动一次“剿匪战役”。共产党这时正忙于在陕甘边区从事建立新的苏维埃核心。
第二，杨将军说，他和少帅担心中央可能参加德、日联合防共协定。第三，他们二人都赞成采取强硬的抗日政策，而怀疑中央政府一意想采取对日妥协的政策。
杨说他和少帅制定对委员长实行兵谏的计划与共产党无丝毫牵连。在1z 月12 日拘捕扣留委员长两天之后，共产党人才参加他们的讨论。
杨还说他和少帅把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告诉了宋子文，请他
第四卷出使法国肋7 转达委员长。可是宋不愿作他们的居间人。因此才请蒋夫人来出面去向委员长说明他们关于对日和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他们统率下的士兵的待遇间题的意见。
杨将军最后说，他一向认为任何事，在作结论之前，都要听两方面的论点。他认为“偏见”是“公正”的敌人。很明显，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向我说明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当时他们的动机。因为那时正是日本威胁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非但国内，甚至国外，都谴责他们这个行动是危险和荒唐的。杨将军所急于向我解释的是；他们的动机完全不是为了自己，他们仅仅是不同意和反对国家现行政策，他们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强硬的对日方针。这里，我想谈谈南京政策的转变，由在广田三原则的基础上对日谈判修好，终于转变为采取着重争取包括苏联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支援以抵抗侵略（至少是部分地）的新政策。促成这一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日本人在谈判中坚持要求全部接受其条件的强硬态度，自然导致了谈判的破裂．与此同时，国际上合纵连横的情况也在变化，趋势逐渐明朗．我自己和驻在伦敦的同事，以及后来到西方了解国际形势和列强对中日冲突的态度的国民党要员们，频繁不断地发去函电，也有助于影响政策的转变。还有全国报纸所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及素负盛名的学者们和委员长嫡系以外的各军事派系的领袖们如东北派，以杨虎城为首的陕西派，包括广东、广西乃至云南的西南派所发表的意见，也都有此要求。这些因素，加上最后少帅对委员长的囚禁，和随后少帅作为他那一派的发言人与委员长的谈话，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方针，反对日本的渗入，抵抗日本的武装侵略等等，促成丫国家政策在委员长平安返回之后逐渐转变。
从根本上说，由于国际联盟对日本在远东的侵略行为没右采
顾维钧！卯忆录缩编
取反对的行动，接着欧洲的局势也随之恶化而日趋紧张。这才使得西方国家开始明白世界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是互相关联和互有影响的，因而对中日关系可能会影响到欧洲事务，这一点更多地加以注意。法国政府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对中国所表示的同情与支持，以及给予的一些援助，可以说明此点。
远东与西方的局势的相互影响是明显的。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和华盛顿的政界领袖们的见解和策略虽动摇不定，可是也在远东和西方发生的事件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德、意侵略的日益嚣张，日本国内文职当权派被军人所代替，这些都促使南京政府最后采取一个崭新的政策。
至于说西安事变真正起了多大作用，也许是它最后加快了委员长和其他支持睦邻政策的南京政府领袖们的转变。它在后来南京政府的内部改组上也有影响。
中国的新政策一开始就很顺利，因为一些重要人物的出国访问，如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陈公博和杨杰的去到欧洲各国首都，和胡适博士成为驻华盛顿的代表，都说明各国的政治领袖对中国非常关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同情。并且，这种关心与同情都表现为实际行动。到1936 年末，虽然日本多方阻挠，中国仍能与英国、法国、德国及比利时洽商信贷和巨额的铁路借款。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们能从法国银行界得到金融信贷，在德国、甚至在意大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成功地获得了某些种类的武器、军火和飞机。欧洲各国首都对中国各个使节的亲切欢迎，清楚地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说明，向西方寻求友谊，甚至为我们抵抗日本争取有力的支持，是个正确的政策。
第五章欧洲和远东严峻的一年2937 年卫月一12 月
第一节卢沟桥事变的前奏
南京一经放弃其消灭共产党的计封，就能集中更大的力量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委员长的第一步是重新确立政府在华北的统治，使北方军人宋哲元和韩复集摆脱日本人的影响。与此同时，继续致力于开发资源及发展国防工作。孔祥熙被派去欧洲，争取西方的同情和在经济财政方面与中国合作。各种贷款，特别是铁路建设与开发方面的贷款，已经与英、法、德及比利时作好安排。此外，由于中国的物质条件有所提高，西方对中国评价也有改善，因而也似乎更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经济上和财政上合作。
4 月底，孔祥熙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开始其出使欧洲的双重任务：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访问欧洲其他各国首都，争取援助和贸易的特殊途径。
由于孔祥熙在伦敦参加加冕典礼后要在5 月初到法国来访间，我为安排此事而忙得不可开交。5 月14 日我与法国总理勃鲁姆谈话，约请勃鲁姆到我们大使馆午餐，同孔祥熙见面。说定日期后，我指出有件令中国人不安的事，哪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的对话。（我在5 月8 日为孔祥熙访问事会见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时也
26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曾提出这个问题请他注意，他答应在他去伦敦参加英皇加冕时尽力打听这件事。）我告诉勃鲁姆，我们担心在英国和日本寻求相互谅解时，可能恢复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想法，即：英国承认日本在华北的行动自由，日本承认英国在华南的自由。
勃鲁姆认为英、日对话不属于那种性质。他相信英国是偏祖中国的，仍然坚持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然后他重述佐藤离开法国前和他的一次谈话。佐藤现在是日本外相。根据这位法国总理的说法，佐藤坦率地谈了他的观点，并且说在很多方面他不同意日本政府的政策。佐藤认为，为了全面的利益，也为了日本的利益，都有必要取得日、苏和日、中之间更好的相互了解。日本的对外政策，应该以与这两个国家有融洽的关系为基础。勃鲁姆说，佐藤甚至还说，他不知道会不会为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而在日本招来杀身之祸。佐藤现在当了外相，勃鲁姆认为，伦敦的对话，会照他的政见进行。
我表示我也非常希望佐藤能够使他的观点在决定日本外交政策时占上风，并且不要在日本军人手里遭到大的麻烦。
勃鲁姆认为，英、日对话的目的是劝说日本废除去年n 月的德、日条约，或者至少减少它的作用，使日本回过来与英国合作。若是这次对话涉及远东问题，他相信英国将照佐藤的观点行动，即改善中、日关系及日、苏关系。
我提出，英国之所以想和日本达成谅解，是由于苏联的力量日益强大，英国想要在远东维持势力均衡的缘故。
他认为不会那样。他说苏联一直在奉行和平政策，英国是很清楚的。苏联对日本作出让步之大，恐怕是其他国家作不到的。他反复说，他认为英、日对话属于一般性质，其目的是使英、日之间有更好的了解，并给远东带来安定，不会是像中国所担心的那样的性
第四卷出使法国
质。
5 月23 日，我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九十七次会议及大会的一个临时会议。第二天，在同各方人士会见之后，中午我和秘书长爱文诺及行政院其他几位委员共进午餐。席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告诉我，伦敦对话是一般性的，但很有用。土耳其的阿拉斯告诉我，他和佐藤很熟，1932 年他曾向佐藤建议，“满洲”可以地方自治，但仍由中国管辖。佐藤在他力劝之下，答应劝他的政府采取这个办法。不过那时中国政府对国联抱的希望太大，不接受这个方案。
这时已经安排好了孔祥熙一行人来参观这次国联行政院会议。26 日，孔及其一行到达日内瓦。我去车站迎接，并领他们去大会参观。27 日，中国代表团全体设宴招待几个主要国家的代表，让他们和孔见面。各国外交部长都出席；其中有艾登、德尔博斯、李维诺夫、桑德勒及格雷夫等。埃及总理和美国代表威尔逊也都出席。6 月1 日是孔祥熙在法国首都作一周正式访问的头一天。我陪同他们一行去拜访法国总理勃鲁姆和外交部长德尔博斯。那天他还要渴见法国总统。
孔对勃鲁姆和德尔博斯都谈了英、日对话与太平洋协定的事。孔说，中国欢迎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的建议，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般性的互不侵犯及互助协定，希望法国加以赞助促其实现。孔还谈了增进中、法经济与投资合作的愿望。
关于太平洋协定的拟议，勃鲁姆告诉孔，法国政府的政策一直是致力于集体努力以维护和平，事实上也一直在提倡签订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因此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订立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的意见是与法国政策一致的，而法国对此事之乐见其成不亚于中国。不过，他认为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美国的态度极为重要。孔表
2 能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示同意并说，据他所知，莱昂斯曾有机会向罗斯福谈过他要提出这样的倡议。美国总统明确表示衷心赞成。勃鲁姆听了很高兴，并感谢孔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还说，美国的合作，不仅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也是必要的。
勃鲁姆说，他一直认为中国是远东的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怀有和法国人民一样的向往民主与和平的激情。他愿意向孔保证，法国将竭力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签署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普遍和平协定。
6 月4 日晚上，大使馆设宴招待赫里欧先生。这给孔祥熙、美国大使蒲立德和我有一次畅叙的机会。
谈话由我提到莱昂斯在伦敦帝国会议上的建议，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签订互不侵犯与互助协定一事作为开场。我说，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很有希望得到英国政府和自治领的赞同。可是协定的完满实现，很大部分要看美国的态度。
孔说，他听说澳大利亚的莱昂斯和加拿大的麦肯齐· 金在华盛顿已获得罗斯福总统赞成莱昂斯建议的印象。当然，日本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它当然应该受到邀请。如它拒绝参加，那它就不能责怪别人把它排除在条约之外了。孔相信鉴于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动荡，国际上又陷于孤立，它会愿意参加的。苏联与中国的实力正不断增强，这使日本认识到，如果继续实行其恫吓与强横的政策，就不会不冒风险了。加入签订互不侵犯与互助协定，将给它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孔间蒲立德，他对这个建议作何想法。
美国大使说，这个建议很可能成功。他相信美国政府将毫不迟疑地同意互不侵犯协定。九国公约已经多少有些偏离了原来的宗旨，缔结一个协定来稳定远东和太平洋局势是最好不过的。订一个新协定，还有利于把苏联拉进来。此外，他感到远东的局势和欧洲
第四卷出使法国2 貂局势确是大不相同，情况较为简单，只是中、日之间有难题。其他的远东国家之间，不存在真正复杂的问题。与这个区域有关的国家不多．日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和美国，也可能加上荷兰。而且日本不能指望继续玩弄讹诈政策而不冒战争风险，和中、苏联合的力量进行较量。这不是日本所愿意干的事。
孔祥熙在巴黎住到周末，进行与他使命中经济财政方面有关的会谈。6 月7 日离开巴黎去继续他预定在欧洲的旅行计划。我直到6 月16 日在他赴瑟堡途经巴黎停留时，才又见到他。6 月16 日晨，浅去巴黎东站接孔祥熙。他对在比利时受到的款待，尤其是国王的礼遇感到很高兴。他还对他和希特勒的两小时会谈十分得意。他说，希特勒向他解释，德、日条约针对的是第三国际。因为中国本来是反共的，英国是反对搞集团的，法国和苏联是结盟的，这样，德国就去跟日本交朋友。不过，这种做法对中国并无恶意，并且德国还愿意增进和中国的友谊。孔说，希特勒还相信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德国一个师能对付两个苏联军。既然苏联不像有进犯的企图，德国也不愿轻启战端。
孔还会见过戈林将军。这位将军信口雌黄地批评中国贫穷不统一。他还说希望中国或蒋委员长把所有反抗的军阀一律枪毙，为了统一中国，杀掉一百万人也不为过。
那天下午，我陪孔乘火车去瑟堡。他将在那里乘“玛丽皇后号”去他行程表的下一站。在轮船上我见到郭泰棋大使和郭秉文。郭秉文是孔的一行人中来欧洲协助搞经济财政事务的。郭泰棋汇报了他在英国与各方会谈有关莱昂斯建议的太平洋协定的情况。加拿大总理麦肯齐· 金还告诉郭两月前他与罗斯福总统的谈话，罗斯福认为满洲问题是太平洋不侵犯协定的唯一障碍物。英国外交部次官贾德干曾问郭，对满洲问题，中国准备接受什么样的解决
26 峨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条件。郭已将此事报告了南京。接到的回答只问拟议协定中不侵犯的含义是什么，对满洲间题只字不提。贾德干也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具体问题不解决，订立协定的这个想法是没有用的，他急于想知道日本对华北有何主张。他认为那才能很好地判断拟订协定的前景。他告诉郭，艾登为这个问题拟与各国政府联系，不过他要先等日本提出建议。
苏联新大使苏利茨对我作礼节性的拜访。我告诉他，我听说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在帝国会议上建议的太平洋协定已被通过，委托英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去与各国联系。
苏联大使说，他过去没有听说过，现在很高兴知道这件事。他对美国的态度也不清楚。他觉得美国是要谨慎从事，有时似乎是自私；不过他觉得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足够大的利益，可以指望它会赞成太平洋协定。我告诉他，美国赞成这个设想。在我和苏利茨谈话之后不久，中国的战争又爆发了。一切关于太平洋协定以及可能发展到美、法、苏和中国都参加的英、日对话的议论，都已烟消云散。
第二节中日战争爆发时的外交努力
一卢沟桥事变当时的外交活动
我于7 月8 日获悉在华北的卢沟桥及其附近爆发战争。7 月10 日晨听说卢沟桥停火，双方同意撤军，心情稍得宽解。中午回访苏联大使苏利茨时，我和他讨论了这件事。我们谈话一开始，他就间我这次中日冲突的性质。我照外交部的电报内容告诉了他冲突的起因，并说，我认为这是日本蓄意制造的挑衅事件。我补充说，双方已经同意暂时停火，军队后撤― 日本撤至永定河左岸，中国撤
第四卷出使法国2 弱至右岸。
苏联大使说，日本军阀特别是关东军一直在推行一种挑衅战略，最近黑龙江的苏、日冲突可为明证。他认为日本人还不准备打仗，只不过在试探苏军的实力或中国的抵抗意志。
次日晚间，哈瓦斯社报道北京南面又发生战争，东京的日本内阁召开特别会议。看来日本已决定采用战争政策，并新派了一位将军任驻天津的司令官。12 日哈瓦斯社报道，第二次休战后又有新的冲突。我同时接到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电报说，形势极为严重，日本正从本土紧急派出两个师团。王想知道，如果按照国际联盟公约第十七条向国联呼吁时，法国会作何反应。我准备翌日上午去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
次晨我告诉德尔博斯，想和他谈谈远东的形势。我说由于卢沟桥事变，我早就打算和他见面，但我推迟了。因为，第一，我知道这时外交部长忙于欧洲问题。其次，因为我希望这一冲突可以在中国国内和平解决。不幸，形势每况愈下，目前已是万分危急。日本不但从朝鲜，而且还从本土调兵。第十师团已离开日本，第五师团随即出发。中国虽然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但也决心抵抗日本的进一步侵略。
我继续跟德尔博斯说，鉴于目前这个严重情况，中国政府拟照公约第十七条的规定，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我奉政府之命了解一下，一旦提出时，法国政府是否支持。〔按照第十七条的规定，在会员国― 指中国，与非会员国― 指日本发生冲突时，为了解决争端，可以请后者承认会员国义务。如果非会员国不接受，并向会员国作战时，可以按第十六条规定向该国施加制裁。）
这位外交部长说，据他所接到的情报，当前局势确实非常严重。日本代办昨天早晨曾去见他，并且递交了一份照会。他把这份
2 郎距贬维钧回忆录缩编
照会给我看。
我把照会匆匆看了一遍，照会长约一又四分之一页，内容是7 月11 日日本内阁特别会议后发出的公报。公报指责中国的二十九军的反日活动与所谓的连续挑衅行为。并称，两次停战均因中国不守信义而遭破坏。同时宣称日本内阁已作出重要决定，派军队去华北，以防止最近的事件重演，维持远东的和平。照会还说，日本对冲突局部化，并达成和平地解决仍寄希望。但也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增强华北的兵力。日前情况是要看南京的中国政府是否作出反应并改变其造成这次严重事件的不妥协顽固态度。公报末尾说，对在华北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日本保证用各种方法避免他们的利益受到危险。
外交部长说，他也知道日本与德、意有默契，要在目前欧洲动荡局面中混水摸鱼。他说，日本代办有些话使他更为担忧。日本代办告诉他，佐藤与中国和解的政策不现实，日本各界对他已有大量批评和指责，日本现政府已决定对中国施行积极的策略。德尔博斯的印象是日本在军阀主宰下，势将穷兵教武，以推行其侵略计划。德尔博斯说，昨晚已致电法国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请他们与英国和美国协商，由三国联合出面，向东京和南京调停，以期能和平解决而不以兵戎相见。他说，他深知中国是一心向往和平，希望友好和解。不过为了避免日本方面的误解，他认为有必要向双方提出．
谈到中国拟向国际联盟呼吁一事，他说，在作具体答复之前，他自然要先和他的同事们商量。从他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一步骤是非常恰当的。我伺他，如果日本拒绝派代表出席国联会议，又该如柯处理？他说，日本很可能不派代表，在那种情况下，事情就十分难办。
第四卷出使法国267 我说，有一个当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即不幸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成员国。德尔博斯立刻接着说，任何行动，没有美国的参加是不行的。我提出九国公约第七条，有签约国之间可进行磋商的规定。我说虽然向国际联盟提出的呼吁需要和美国作出安排，以取得美国对国联采取的任何行动予以支持，但根据九国公约提出的呼吁，美国当然是不能置身事外的。
德尔博斯认为，这个建议也需要研究。他答应在和他们政府中的同事们商量之后，立即回复我。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收到中国外交部电报，通知我，日本将于巧日发动总攻，要我去争取各方协助或调停，盼能立即防正这一重大冲突。我把外交部电报的意思用电话告诉法国外交部巴吉东先生，并请他立即将这件事转达德尔博斯。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国外交部长约我15 日下午见面，
当我到达这位外交部长的办公室时，他首先问我最近中日冲突的情形。我告诉他，在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中国和日本在北平近郊又发生了三次冲突。在双方都遭受重大伤亡后，中国击退了日本的进犯，当然，此外还有些小接触，不过，日本正加紧从朝鲜、满洲和日本本土继续派增援部队。中国政府也只好派兵北上，加强抗日军队的力量。局势仍然非常危急，正如我那次向他指出的那样，倘友好国家不能及时作出有效的调解，一场大战将不可避免。
德尔博斯说，这正是他想和我谈论的问题。他说他曾建议由英国、美国及法国三方出面，向东京和南京斡旋。可是美国主张单独行动。他说他知道美国国务卿赫尔已在此方面向中、日双方的驻华盛顿大使谈过。希望他们向各自的政府转达，美国希望两国克制，不要使紧张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他知道英国政府也已经这样做了，
26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因此他也只好照办，而不像他拟议的那样，由美、英、法三国共同出面。他说，这就是他想和我面谈的原因之一。他补充说，虽然三国分头进行，但性质还是一致的。
关于拟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的事，他已经和英国大使谈过二他们都感到鉴于目前欧洲的情况，向国际联盟呼吁不会起什么作用。他觉得求助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可能较为合适，因为英国认为美国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必要的。他说他已经和美国大使蒲立德谈过，他本人赞成根据目前事态的性质，援引九国公约进行协商的规定，但仍需向他的政府请示，再行答复。
在我和德尔博斯谈完话回大使馆时，立即接到美国大使蒲立德的电话，间我目前中、日之间的情况。他还间我已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一事是否属实。我把最近的消息告诉他，并指出形势非常严重。我说，中国正仔细研究向国际联盟呼吁的可能性。我还告诉蒲立德我对引用华盛顿公约第七条的看法，他对此好像很感兴趣。他说自从形势恶化以来，他还没有跟华盛顿联系过。
我第二天下午又去见德尔博斯，按指示把早晨刚收到的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面交给他。备忘录里总结了目前华北紧张局势的起因，并再三说明虽然对日本军队任何新的进犯必将竭尽全力予以抵抗，但中国政府仍极力寻求与日本和平解决。我并告诉他，同样的备忘录已经分送除日本之外的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也送给了苏联和德国政府。
德尔博斯看了之后说，中国政府采取这个步骤是恰当的。他将利用机会与其他收到备忘录的国家保持接触。
当我把我国政府的备忘录在巴黎交给德尔博斯时，郭泰棋在伦敦也把同样的备忘录交给了艾登。郭告诉我说，艾登认为我们的备忘录是合情合理的。美国虽不愿参与在东京的共同行动，但也在
第四卷出使法国2 " 单独进行。不过艾登认为美国还是有参加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日本对英国的建议没有作答。很明显，日本对三国的调解相当冷淡。艾登说，实际上，日本接受调停的可能性连百分之一都不到。郭还告诉我，他接到驻莫斯科蒋大使的电报，说苏联愿意参加三国联合的外交活动，而不想单独进行。莫斯科怕如果它被看成在支持中国，就会引起一场欧洲战争．
日本人在卢沟桥造成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7 月2O 日晚报载，日本军队炮轰卢沟桥附近宛平的中国军队。双方后撤的协议，早在19 日就有报道，22 日外交部电报证实了这个消息。签署人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先撤走一部，据说日军随后也退到丰台附近。
应孔祥熙之邀，我于7 月25 日午后前往伦敦。孔显然急于要和我谈谈国内的局势。我到达克罗伊登机场时，孔乘车来接我。在赴多尔切斯特饭店途中，他拿出几份电报给我看。其中有一份是委员长来的。电报告诉孔关于宋哲元与日本人签约的具体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其中的具体条款，与何应钦和梅津在1935 年签署的何梅协定基本相同，还包括查禁所谓的蓝衣社、共产党和反日团体。电报证实协定确已签字，电文最后部分是委员长对宋哲元的协议草案所作的批示。批示说，协定要是还没有正式签字，有的地方应作修改，如果已经签字，政府也同意。
在我将离巴黎时，也接到南京来的一份关于协定的电报。电报说，从日本军队在华北的部署来估计，蒋委员长担心日本人不出一星期又要提出我们无法接受的要求。电报嘱我去见法国外交部长，请他出面劝阻东京不要再节外生枝。电报还说，倘日本再提要求，中国必将拒绝，倘若再施加压力，中国必将用武力抵扰。这样，大战势难避免。
27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我把这个电报交给孔和也到饭店来的郭大使看，经过讨论，我们三人一致同意，唯一的办法是以争取与苏联的军事合作为第一步，以英、美、法三国的物资援助为中国继续抗战的支柱。这样也迎合了英、美、法怕被拖入战争的恐惧心理。根据孔和郭的建议，我起草一份致外交部的电报，由我们三人署名发出。
7 月25 日星期一清晨，报纸登满了报道说日本人已给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碟，限他于星期一中午以前将三十七师全部撤出北平，星期二以前撤出北平近郊口
得到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决定分头与英、法联系．请他们劝阻日本，不要实行最后通牌上的威胁。郭在当天（26 日）早晨见到艾登。艾登答应电告英国驻东京的代办，劝说日本避免在华北采取行动。然后郭来和我碰头。我因在伦敦，当时无法和法国外交部长见面，我同意去见法国在伦敦的大使，告诉他我们的消息和意见。同时我还打电话去巴黎约好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在7 月28 日星期三上午会晤。
星期一晚，孔收到委员长发来的电报，他立刻让我们看。电报在结尾时说：
“大战终于开始。我决定和日本断绝外交关系，并正式宣战。请通知英国政府，并请它将英国空军在新加坡的飞机借给我们。”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同郭去拜会驻伦敦的法国大使科尔宾。我向他说，我们外交部指示我们请求法国政府在东京运用其影响，劝日本不要再提出必然会导致战争的过分要求。我请他先把谈话要旨马上告知德尔博斯，我在次日，星期三，将去拜会他。那天下午，英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克莱琪来拜会孔、郭和我。在中日危机问题上，他好像只知道日本人的观点和日本人的说法，他
第四卷出使法国2 ? 1 说日本有许多赞成与中国和平友好的人。我们觉得他好像对日本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几乎‘无所知，因此对我们指出的日本在华真正企图表示怀疑。
晚饭后，郭泰棋来找我再一同去见孔，因为驻苏大使蒋廷徽从莫斯科飞来伦敦和我们大家交换意见二我们一直谈到凌晨两点。蒋所谈的对苏俄和它的政策的印象，我们都极感兴趣，其中包括以下各点：( 1 ）苏联的内部情况不宜于与中国在军事上联合对日。（2 ）国内的食物供应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紧张的。（3 ）国内的军队虽然吃得不错，待遇也好，可是最近对军队的清洗和处决T 八位高级将领，在全军造成了混乱影响。（4 ）斯大林还担心，任何对外战争，会意味着他的垮台。蒋廷袱说，那也的确是斯大林的敌人的阴谋：或者用行刺的手段，或者发动对外战争以除掉斯大林．
蒋还说，德国和意大利的大使馆都明确向他示意，如果中国寻求苏联的合作来对抗日本，那他们就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他说，苏联不会打，也不敢打，它怕战争。在蒋看来，苏联不会单独采取外交行动，除非和英、美、法三国共同出面，
翌晨，我离伦敦回巴黎。当我星期三正午回到大使馆时，有一则电讯使我高兴，它报告宋哲元指挥的军队收复了廊坊和丰台。我的馆员还告诉我，美国大使蒲立德曾几次来电话要和我谈话。我们通了电话，约定我们两人在蜗牛饭店午餐，交换对远东形势的意见。
我和蒲立德见面时，我先把外交部证实收复廊坊、丰台的电报抄件给他看，这使他非常高兴。然后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下定决心，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我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中国的耐心是有限度的，现在已到了极限了。
蒲立德认为，日本确已走到了它扩张的末路，终将自取灭亡。
27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说，日本财力脆弱，社会也动荡不稳，跟中国的战争旷日持久，日本会发生意外的后果，
我把蒋廷献在伦敦说的话告诉蒲立德：驻莫斯科德国代办派秘书去见蒋，实际上是去警告他，中国在对日争端中不要寻求苏联的合作，并说，如果中国试图与苏联携手来对付日本，德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对付中国。我告诉蒲立德，几天之后，驻莫斯科的意大利大使也同样派一位秘书通知蒋，说了类似的话。蒲立德听见这番话，明显地受到触动，说这是严重的和值得注意的。
在我问起他所理解的华盛顿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时，他说，美国的舆论一致主张不要卷入战争。美国公众对中国极表同情，但只能在不使自己陷人战争的原则下对中国加以援助。
他问，为什么中国不援用九国公约、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他认为中国应该援用有关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尊重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每一个条约和协定，以唤起世界舆论的声援。不过，他接着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并不反映华盛顿的观点。华盛顿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回答说，中国一直在考虑援用他所提到的三个国际条约。中国政府甚至还为此探询过几个主要签字国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是令人沮丧的。另一方面，没有他们的支持，求助于这些条约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具体的效果．不过我也同意他的话，这至少可以激发起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同情。
当天下午，7 月28 日，我去拜会法国外交部长。我告诉他我刚从伦敦回来。在星期日下午我去伦敦的时候，南京来了电报，指示我拜会他；并通知我，根据南京所得到的情报和日本人在华北继续制造咄咄逼人的声势，日本很可能会在一周内向中国提出一个无法接受的无理要求，并将以中国的拒绝为借口发动战争。南京政府
第四卷出使法国273 指示我，要求法国政府运用其在东京的影响，劝日本不要贸然提出这种要求。我说，很明显，中国政府要我这样做是为了和平。因为中国政府肯定会拒绝这个无理要求并将全力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两国间的大战将无法避免。
德尔博斯说，他今天早晨收到驻伦敦大使的电报，并立即电告法国驻日大使，请向英国驻东京的代办问明情由，以便统一口径，向日本政府提出同样声明。德尔博斯感到这件事涉及1901 年的辛丑条约，该条约禁止在北京20 英里之内作战。这次在东京的外交措施能否奏效，他也没有把握。
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一贯迫切希望能防止远东发生战争，并始终就每一步行动都与英、美两国政府一致，以期避免这样的冲突。法国政府也和伦敦与华盛顿一样，曾向东京及南京提出愿意从中斡旋。日本代办还说，他接到日本政府对法国愿意调解的答复，他的政府感谢法国的善意以及它的劝告、睿智和息事宁人的态度。不过华北的冲突是中、日两国政府都已深感棘手、难于解决的问题。由于直接有关的双方之间的间题已够微妙，第二者的参加，只会使问题更趋复杂。
我告诉他，我坚信如果法国、英国与美国集体行动，保持坚定立场，日本也许会受到影响。在欧洲，虽然战争危机不时出现，和平屡受威胁，但各国至今尚能保持和平。我以为这是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顶住了意图发动战争和侵略的默武集团所致。法国和英国的团结，加上美国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以及以法苏友好条约为后盾，在欧洲形成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使侵略集团有所敛迹。不幸，在远东没有这种势力的均衡。在这个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没有能组成联合阵线，因而日本得以称霸而为所欲为，给和平造成极大危害。
274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德尔博斯说，法国一直赞成集体行动，并确信三国集体力量对口本的影响，胜于分散与单独的行动。可是在他看来，美国态度冷淡不太积极。在这次事件中，他不知华盛顿究竟有无行动。我告诉他，按照我国驻华盛顿大使给我的电报，美国国务卿星期一向王正廷大使说，他要打电报给美国驻东京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外交声明。听说这个声明的性质与英国的很相似。翌日晨，7 月2 日日．华北来的消息最令人心寒。报道说，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去向不明。月一九军已于27 日星期二晚11 时全部撤走，日本军队于8 时3 。分开进这个古老的都城。接到这个坏消息后，我感到没脸见人，中国将成为笑柄。宛平失守的头一天，冯治安还在声称那是我们的神圣土地。宋哲元说，绝不放弃一寸土地，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而两大之后就撤出北平。中国的历代故都，现在已落入日本人之手。
不久我又收到天津及其附近发生激战的消息。30 日的报纸登载日本猛烈轰炸人口密集的总站、东站、邮局等地，平民伤亡甚大。情况严重，使我很想和苏联大使苏利茨一谈，并接待前印度支那总督瓦伦纳。
我本打算去拜望瓦伦纳，但他表示愿到我们大使馆来。我告诉他我有两个问题要和他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战时物资经印度支那的过境问题，尤其在日本人要封锁中国口岸的时候。这个同题影响深远，我拟在另一章里论述。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苏俄。瓦伦纳说，在目前情况下，寻求苏联的军事合作对中国是重要的。他说，苏俄对日本的利害关系和中国是一致的。苏俄所受的威胁的确比在远东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直接，据他了解，苏联在满洲和朝鲜整个边境都驻有重兵，海参威还集结有大量军用飞机。对日本有很大的牵制和镇慑作用。
第四卷出使法国
当天晚间在苏联大使馆与苏利茨大使谈话。我想知道他了解到的苏联政府在目前中日冲突中所持的政策。他说，第一，在当前危机中，苏联全心全意同情中国；第二，苏联认为，它与中国对日本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并乐于协助。至于军事合作，他估计这是我谈及苏联政策时心中所想到的问题，但他不能作任何承诺。但是他补充说，即使苏联在远东不能与中国结盟，以共同行动对付日本．苏联的态度和政策也会是对巾国有帮助的。苏联已经沿满洲前线驻有重兵，使日本不得不用很多师来防范苏联。苏联对日本的利害关系与中国完全相似。苏联要尽最大力量来帮助中国，只是由于当前欧洲的局势，苏联不能在军事合作上作出承诺。
二战事开始波及上海时的外交努力
8 月的头一个星期，有东京和南京即将发生全面战争的明显迹象。南京好像有决心抗战。B 月3 日旧陆军大臣在东京国会说，用军事行动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要求再拨款三亿日元。
8 月2 日，我拜会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商谈在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与苏联军事合作这两个间题．说到后一间题，我首先指出，目前远东局势，苏联和中国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我告诉德尔博斯，中国政府认为：如果在军事合作上能跟莫斯科达成协议，这件事就能阻止日本向中国进行全面战争。我告诉他，这事我在巴黎曾和苏利茨谈过。中国驻伦敦大使也和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说过。但是苏联和它的代表们对这个主张表现犹豫，不愿接受。理由是，苏联在远东军事上参加中国一边，可能会挑起一场欧洲的战争。然而，我告诉德尔博斯，我的印象是：苏联持这种态度的真实原因，大概是由于国内局势不稳。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一
法国外交部长表示同意。
我告诉德尔博斯，我一直认为英、法、美和苏联倘能组成联合阵线，用不含糊的口气向日本讲话，仍有可能阻止一场全面的冲突。
德尔博斯认为，远东局势的重要因素是美国的态度。美国犹豫不定，深恐集体行动会使它陷入不能脱身的境地。德尔博斯说，法国在这类事情上总是赞成集体行动的。
我随又问到德、苏的关系是否有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的危险。这位外交部长说，只是德国态度对苏联极端仇视而已。我说，这两国无共同边界，除非在地理上位于两国之间的波兰的态度有变化，否则德国不容易向苏联进攻。
这一时期的欧洲局势，凶兆很多，许多政治家的精神都集中在这上面。但是他们都无力阻止其发展。
8 月6 日，我在大使馆接待日本新任驻巴黎大使杉村。他说，我们现在的会晤，并不是真正愉快的，感谢我肯接待他。我坦率地告诉他，日本军队在华北的行为，不仅中国和中国人民忿恨，全世界都很有反感。我肯定，甚至和现时世界舆论及国际思潮有接触的杉村本人，心中也不会赞成。我说，日本军人的行为是属于封建时代的。一个世纪之前，这些行为也许会受人尊崇。在二十世纪它们可就过时了，
这位新大使回答说，一个日本外交家的作用实在有限。但是他说，他希望并且相信，从长远看，中日关系定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局。
杉村大使随后说．根据那天他刚收到的电报，他必须承认，他在目前感到悲观。也许半月或一月后会稍有眉目，有可能达成和解。我告诉他，就目前华北局势而论，我也对眼下的发展毫不乐观。
第四卷出使法国
他说，他一贯相信中日关系应该建立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他还说．天皇木人一向是爱好和平的。牧野子爵和西园寺公爵等政治家的主张也是这样。
我告诉他，日本肯定有一些对未来有锐敏的眼光和留心世界舆论趋向的政治家。日本的困难难在这些人属于少数，影响不了在日本政治机构中占优势的军人。
衫村提到，日本曾经是国际联盟的一员，相信国际之间应当合作。但是他说，世界形势已大为改观。一段时期国际联盟曾坚持贸易均等、门户开放那样的公正原则，但是这个日内瓦机构已经失去了不少影响和威望，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对国联已经没有任何诚意和信心。实事是，现代国际生活不能用固定规章来约束。换句话说，国际间生活不能停滞不前，面临严重需求问题的国家，应该有一条出路，和一个解决它们本身间题的机会。日本不再指望由国际联盟来解决这个同题。因为国际生活的发展，在国联里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相信大国间应该直接合作。
我告诉他，我完全能理解他所说的问题确是事实。但我认为，肯定能用别的途径去解决而不必诉诸武力。我说，国际生活的演变，必须面向法律和秩序及广泛的合作。目前世界各地的动荡不安局势，可以概括为武装侵略与正义之间的斗争。
杉村说，困难在于，人们对正义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解释。一个人认为是正义，而另一个人并不一定也认为是正义。
我说，这是一件要由世界舆论来决定的事。
事后回顾我们的谈话，我觉得他很健谈，想表现得坦率，但实际相当狡猾。
几天来，局势紧张有增无减。日本人巩固了上海周围的阵地，两师中国精锐部队也到达前线，准备好迎战日本的可能进犯。8 月
27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招日战争爆发，而且很快就由郊区扩大到市中心。
15 日的新闻报道说，中国飞机轰炸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中的日本军舰时，炸弹误落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街上，炸死· 千多人，受伤的中外人士更多。我非常悲痛，我有家属和朋友在L 海。谈到外交方面，逸次轰炸对国际的影响必然是很深远的。不过，15 日也有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日本人在北方进攻南口失败，正在后退。
16 日上午的巴黎报纸还在对炸弹落在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一事上大做文章。日本进攻南口失败的消息几乎不提。上海侨居着大量的外国人，还有大量的外国投资。那是中国最能引起国际关切的地方。这个特殊事故，直接影响到法国人及法国人的财产。16 日下午，经事先约定，我见到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他解释说，德尔博斯不在时的代理外交部长肖唐也离开巴黎去休假了。肖唐在星期六（14 日）临走前要他和我谈上海法租界炸弹事件。这就是他约我谈话的原因。然后他说，他一向自认是中国的朋友，在目前危机中，法国公众舆论也一直对中国人民很友好同情，可是中国空军轰炸法租界，激起了反感。那天有些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问法国政府对这件事采取什么对策。由于这一可悲的事件，舆论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感到，如果在法租界再发生这样的事，会彻底改变对中国的普遍同情和友好，甚至法国舆论将完全变得对中国不利。法国政府不愿看到这样发展的出现，但要防止却无能为力。他表示希望中国政府与法国合作，严令空军停止再向法租界投掷炸弹。他说，法国驻中国大使那齐亚已奉命向中国政府杭议，并坚决要求不再发生这类事情。
我理解莱热对我谈到这次意外事件的心情，并表示感谢。我告诉他，这件事我已收到政府发来的两个电报。通过调查的结果，看
第四卷出使法国2 了，来整个事件确出意外。那架中国飞机被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炮火击中。飞行员受了伤，失去控制。炸弹从装置上脱落，不由飞行员自主地掉下去．我告诉他，更为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和几位友好国家的公民丧r 命。我说，那是一个特殊情况。日本饭机一直在向法租界以南的虹桥机场进攻，甚至出击杭州。中国空军被迫派飞机在空战中将它驱走。我加上一句：防止炸弹落到某一特定的地点是极为困难的。我问：是否向东京提出了同样的抗议．莱热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解释说，没有日本飞机在法租界上空飞行。我回答莱热时告诉他，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日本军舰撤离黄浦江。因为就是这些军舰沿着紧靠法租界的外滩停泊，充当了日本向中国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对准中国防御工事的炮火和空袭就是来自这些军舰，口本派遣四十多艘军舰到上海来进攻中国，挑起战端。为了自卫，中国政府不得不命令部队进行抵杭。中国是侵略的受害者，再没有比消除冲突的根源使中国更高兴的事了。莱热说，8 月14 日收到法国驻华大使来的几份电报。根据1932 年中、日停战协定而设立，由五个代表和中、日两国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8 月12 日开了会。五国的代表建议日本撤走它的军舰，中国将部队撤到1932 年停战协定所规定的界线之外。但是由于双方都已违反协定，并将此事提交各自政府．各国大使也已向两国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告诉法国大使说，它准备撤走它的军舰及增援部队，条件是中国先撤退它的部队和民兵到1 932 年协议的界线之外，并毁掉它的军事设施。
莱热接着说，五国的代表还和蒋介石将军本人讨论过。委员长表示怀疑日本建议的诚意，并嗤之为日本人的花招，想借此争取时间，调兵增援。8 月14 日旧本驻巴黎大使把日本政府的想法告诉了他。莱热说，他在谈话中也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认为拆毁中国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的军事工事太过分。日本大使于是说，如果中国军队和民兵先撤到上海地区之外，日本可以不坚持拆毁中国军事工事作为撤退日本增援军舰和日本现骏上海的海陆军的先决条件。
莱热接着说，五国代表转达的日本建议，由于蒋委员长对其诚意表示怀疑，而且进一步要代表们保证日本不利用这一间歇时间增派援军，大家提出请日本在南京的代办直接向中国外交部长提出此建议。这是8 月14 日的事。当天晚上，战事再度展开，已无法进一步会谈。因此那齐亚来电说，五国代表认为在当地的外交努力已告失败。
莱热说，两天前法国政府从莫斯科得知，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决不介人中日冲突．
8 月23 日我拜会莱热，并转给他南京政府为上海炸弹事件所作的正式答复。中国政府对这件事表示歉意，那架飞机为了反击日本侵略而作合法自卫，迫不得已在法租界上空飞行。由于飞行员受了伤，那颗炸弹是在他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坠落的。现已严令尽可能避开法租界，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件。
莱热说，这些话已经听我上次讲过。他记得我说只要日本军舰从租界附近撤走，中国政府就要尽可能避开法租界。莱热告诉我，在他见过我之后就立刻约见日本大使，请他敦促日本政府从租界附近撤走其军舰，以满足中国的务件，使法租界的安全得到绝对保障。日本大使24 小时之内回了信，说日本舰只已从租界附近撤走。可是上海法国领事报告说，中国飞机仍在飞越租界上空。经向中国当局提出交涉，中国政府表示，中国政府拥有租界上空的主权，有权在上空飞行。这使莱热感到意外。租界的法律地位问题，法国政府早已明确表示了它的观点。他知道中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从法国的观点来看，租借期间一切权益自然属于承租者，像租房子的
第四卷出使法国281 人有一切权利使用那个房子，并可采用必要的措施，保证它的安全一样。他接下去说，这是个法律问题，现在不是进行学术探讨的时候。
他说，由于轰炸危及法租界的生命财产，租界的法国军事当局曾要求，并已发出指令，向任何飞越租界的飞机开火，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如果法国军事当局不得已向中国飞机开火，莱热认为，这马上会产生一种印象，即法国在帮助日本反对中国，因为错误的一方是中国。他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中国一定要尽力避免。
莱热接着说，日本人在到处争取同情上做得很聪明。他回忆满洲事件发生时，全世界都同情中国，指责日本。但是，通过日本人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宣传活动，很大一部分同情心被日本拉了过去，对中国的事业很不利。目前事件中，日本又在巧妙地争取国外的好感与同情。它马上下令从租界撤走它的军舰。日本和法国军队在天津的冲突，也很快让法国人得到称心如意的解决。天津法租界内的邮局和电报局间题，日本人也表现出克制的态度，严格地说，天津已被日军占领。如果像以往的作风，坚持要接管中国的邮电局（这些邮局和电报局，除普通邮电之外，还收发军事消息），法国人也只好移交。但是日本政府对真正控制天津的日军施加影响，不让他们在当地用强迫手段实现他们的要求。
照莱热的意见，目前重要的是，中国应万分谨慎，不要失去法国的同情。因为法国工厂向中国供应军火和印度支那过境运输这两件事，政府正在考虑作出决定。中国倘继续不顾法国的权利和情绪，那些像他那样一向对中国有好感并愿意帮助中国的人，就不好开口替中国说话，即使在法国政界中，也无法增强中国的地位。我说，中国想竭尽全力保持法国的同情与友好。我完全同意巩
肪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固法国人民友好情绪的必要性。
8 月23 日星期一，有报道说，尽管中国在竭力阻止，日本人在上海还是登陆了五万人。星期二旧本新闻社报道，日本占据了张家口和长城的一个关口一居庸关。8 月23 日日木军队登陆的局部成功使上海战争局势改观，中国军队被迫退居守势。
9 月2 口，外交部关于中国战事的电报稍稍令人振奋。电报说．虽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罗店战事十分激烈，中国军队仍能守住所有的阵地。同一天，我拜会了德尔博斯，告诉他，中国政府已在8 月21 日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全文已公布，内容与其他互不侵犯条约相同。
可是我拜会德尔博斯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传达上述消息，而是正式通知法国外交部，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将中日冲突提交国际联盟。这个问题，和争取外国接济中国的问题，不久即将要求我付出我的全部精力。
第三节在国际联盟的外交活动
1937 年7 月12 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发来关于卢沟桥事件已使华北局势极端严峻的电报。他要我了解，如按国际盟约第十七条向国际联盟申诉，法国将持什么态度。我立即安排会见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他答应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这个间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赞成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不过我想要考虑是否可引用国联盟约的另一条，如第十一条，或其它有较大活动余地的条款。还有一个牵涉到美国的问题．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援用华盛顿九国公约。由于三个主要国家，英、法、美国都想用协调行动而不采用集体行动来迫使中日阿题解决，以国际集体行动来处
第四卷出使法国2 邸理中日局势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但他们的尝试很快就证明无效，并且宋哲元7 月19 日签订的地方解决办法也未能使局势缓和超过一星期，于是有必要重行考虑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集体行动方式。
总的说来，向国际联盟申述这一主张，伦敦和华盛顿的当政者认为国联本身软弱无力，因而怀疑它是否行得通．法国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显然是因为法国一向把国联看作是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堡垒，一心想把它树立起来。但是由于国联首先对满洲事件，接着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然后对西班牙的局势均无所作为，或行而无效，无处不使人失望。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同样感到制止侵略的任何国际行动，除非能说服华盛顿参加，仅向国际联盟申诉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美国如能从旁支持，法国仍然希望看到中国提出申诉。
1 937 年8 月19 日，中国的战事扩大到上海后，外交部长王宠惠又为向国际联盟申诉一事打电报给我。他说，政府已近于决定采取这样行动。他指示我请求法国政府给予支持。我约定8 月21 日直接与法国总理肖唐面谈。我同时征求了中国驻日内瓦国联办事处的意见。20 日，他们通知我，如果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应注意必须绝对防止美国援用中立法．
这就是说，我们以日本非法使用武力为依据提出申诉，类似于承认战争状态的存在，因而美国有可能立即援用中立法，从而使美国人向“交战国”任何一方出售或运送武器与军火，或给一方以正常商业性以外的借款，都成为违法。中国外交部自然对美国应用中立法于中日冲突问题深为关切。因此，外交部一直根据中国迫切需要国外供应军火，在华盛顿寻求解决这个间题的途径。20 日，外交部电告我，华盛顿已同意暂缓援用中立法。
28 叹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在8 月跳日和法国总理肖唐谈话时，我说：中国政府认为必须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要我同法国政府洽商，以期得到法国政府的全面支待。
肖唐说，他要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之后才能给我明确的答复。此外他还要和伦敦磋商。但是我们仍对此事继续交换了个人的看法，谈话中他认为，在国际联盟里，任何有关中日冲突的讨论，都可能加重两种思想的对立，使中国得不到任何具体效果，他说，应该考虑到，任何空洞的国联决议，即或是全体会员都支持，是否能对日本的海陆军起到什么抑制作用。他感到，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各大国的行动，日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
肖唐认为，内阁会议将在24 或25 日讨论我提出的问题。到那天，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也会结束短期休假归来。因此我安排在25 日下午去见德尔博斯，就中探询在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的间题上，法国抱什么态度。
见到德尔博斯时，我告诉他，在他休假期间我已同肖唐谈过，中国有意将中日冲突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并且问过肖唐，在国际联盟会议上中国政府能否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这位外交部长说，当天上午的内阁会议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结论是，中国作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应自行决定是否提出中诉。法国一向衷心拥护国际联盟的事业，将尽力在日内瓦支持中国的立场。至子这一申诉将能收到什么实际效果，他说，我和他心里都是明白的．国际联盟在多次表现其软弱无力之后，对处理间题所拟议采取的行动都不大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益。
我说，我的看法是，国际联盟可以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在1933 年2 月，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实质上就已经这样作了。
德尔博斯说．他尚未研究过那一决议，但是总的说来，中国向
第四卷出使法国285 国联申诉，在精神上可能有些好的作用。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盟约的原则。国联的各会员国，尤其是大国，可以在道义上支持中国的申诉。他同意我的看法，这样做，还可以引起全世界对远东局势的现实加以注意。
郭泰祺大使在同一天会见了英国外相艾登。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看法，关于中国打算向国际联盟申诉一事，艾登和德尔博斯的说法基本相同。郭说，他还告诉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那里战败，日本将统治上海，控制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英国，它在中国大陆上的利益正处于危险之中。中国如不幸失败，遏制日本扩张的重担必将落在英国的肩上。香港及英国在远东的其他领地也要受到威胁。
那天晚上我接到报告，得悉法国外交部情报和新闻司的负责人、前国联事务负责人柯美尔所作的研究结果。他的意见是如果中国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实行制裁，这只能在承认战争状态之后，才能作到制裁。但是承认了战争状态，会迫使美国和有些国家宣布中立，因而会断绝对中国的物资供应。这个报告还说，英国正在徐缓地转向积极行动。但是如果加以催促，他可能反而不动了。英国在决定它的最后决策上，还是十分缓慢和小心谨慎的。
他还说，来自中国的战事消息，未能有助于争取国外的支援。官方的公报应该真实可靠。希望中国军队能打几个胜仗，这对国外提供物资是个鼓舞，更容易得到积极的援助。因为各国政府的当政者，一般更乐于帮助强者而不愿帮助弱者。
次日，我电告外交部，巴黎在与伦敦磋商之后，对我国拟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一事作了答复。伦敦与巴黎的语调相同。两国都切盼美国的合作，而且认为即使国联采取温和的行动，也不能没有一一一一一一－- - - ? ～一截一～? ? ～一～归
2 邓拒贞维钧回忆录缩编
美国的合作。虽然华盛顿不赞成援引九国公约，法国外交部感到我们拟议的向国际联盟申诉，至少可以保证获得像九一八事变时美国与国际联盟那样有利的协作。我补充说，国际间对中国的有效支援，关键在华盛顿。
8 月3 。日，中国代表团驻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胡世泽，向国际联盟秘书长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阐明中国对当前与日本冲突所持的态度，及口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1931 年开始的侵略扩张计划的继续。照会强调说，鉴于日本违犯联盟盟约、非战公约和九国公约进行武装侵略，中国正在为自卫而战。
胡世泽向秘书长爱文诺解释说，照会是关于中国事件的一项声明，中国希望秘书长通知远东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委员会是根据1933 年2 月24 日大会决议为观察中、日局势而设立的。从技术角度来讲，中国这一行动的意图，是为恢复利用这个委员会打下基础，在这个委员会中，有一个美国观察员。
此后在中国方面，就是决定什么时候提出申诉与采取什么步骤以及援用盟约的哪些条款。我和在欧洲的同事们，尤其是那些不久将和我在日内瓦共同参加国际联盟下～次大会的同事们，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在申诉的策略和程序方面，多次交换意见。我还亲自和国际联盟的官员及法律专家磋商，并要求我的同事们也这样做。同时还要继续探询几个主要国家的看法。
国联行政院第98 次会议定于9 月1O 日开会，大会定于13 日开会。浅于9 日晨从巴黎乘汽车出发，当晚到达日内瓦。我刚一到，常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团办事处主任胡世泽向我报告了他最近的工作和与各方的联系。他说，英国的贝克已见到拉西曼博士，主张中国应提出三项要求：( 1 ）宣布日本为侵略者。‘2 ）不给日本武器与贷款。怕〕 援助中国。
第四卷出使法国2B7 下午，我参加了秘书长爱文诺在他家里举行的午宴。我一直把午宴当作能和其他客人，尤其是法国和苏联的外交部长们谈话的机会。首先，我和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讨论法国对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的反应。随后又谈到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的问题。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己决定援引国联盟约第十和十七条。我解释说，按第十七条规定，可以向日本发出邀清，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日本不会接受。那样，中国打算要求国际联盟宣布日本为侵略者。我说，这并不是要求实施制裁，而是要全世界对当前中日冲突的是非问题，在道义上作出判断。我对他说，这是国际联盟最低限度应该做的，也是能够做的。我向他保证，中国了解国联的实际情况，办不到的事，我们不会提出。但是有些事情是国际联盟能够做的。在道义和法律方面，国联仍能做点有用的事，以帮助受日本侵略之害的中国。这位外交部长认为，中国的克制精神是非常明智的。但是，他急于想知道美国是何态度．他说，在目前欧洲的形势下，美国的协作对国际联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的合作，国联一件事也做不成。
我告诉他，我在华盛顿的同事一直在与美国政府密切联系，并告诉我，虽然美国并未答应提供帮助，但却切望表明这并不意味着它在这种局势中不与别的国家合作．我的印象是，一旦国际联盟邀请美国合作，华盛顿的回答大概是会赞同的。
德尔博斯认为．最好是援引盟约第三条，把申诉提交大会。然后大会可以将间题提交1933 年成立的顾问委员会。
在秘书长午宴上，我见到德尔博斯之后，立刻去和李维诺夫谈话。但是，因为我们把时间完全用在同样重要的苏联可能对中国援助的问题上，所以对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这件事，就未得机会探询他的意见。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我到他住的旅馆去见他。
2 蛇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n 日见到李维诺夫时，我立即通知他，我将在一二天内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并将援引盟约第十和十七条。我向李维诺夫解释第十七条的程序，并说，虽然我无意坚持制裁，但我要求宣布日本是侵略者。我表示希望他能出席行政院有关这个间题的会议，支持中国的申诉，作支持中国的发言．他同意了。总之，他的答复还是令人安心的。但是他认为，还有一些事也应该做。例如，阻止日本从国外得到援助，而中国则应该要求得到具体援助。他建议我们，设法停止英国和美国银行对日本的财政援助。
我于11 日下午到爱文诺的办公室去见他，继续讨论中国向国际联盟申诉的问题。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将援引盟约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一七条，很想知道他对这个计划的看法。我告诉他援引第十一条的程序可能造成拖延，甚至遭到失败，因为要实行包括冲突双方的投票表决。因此，是否援引此条，仍在考虑中。我又说，日本是非会员国，要遵循的程序实际应该是第十七条的。但是这一条以前未经用过，如何实际运用这一条，浅特别想知道他的意见。他说这一条确是从未甩过，虽然在芬兰和苏联纠纷中曾提出过一次。他觉得，这一条程序非常严格，如果一个被邀国家拒绝接受国际联盟的决议，除照规定进行到底之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他说，照日前的情况，差不多可以肯定日本不会接受国联的邀请。那祥的话，立即会导致运用第十六条实行制裁的问题。日本当然也可能完全不予理睬，这样将使国联处于手足失措的困境。但是他向我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制裁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由于从意大利一埃塞俄比亚冲突得到的经验，甚至过去曾赞成实施盟约原则的国家，现在也反对制裁。他说，大多数会员国似乎对“制裁”一词畏之如虎。
谈到可行的步骤，我告诉他，国际联盟应当宣布日本是侵略
第四卷出使法国
者。这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寄厚望于国联的。我说，这一宣布可以奠定法律基础，在情况发展到可能实施一些行得通的措施时，能以它作为依据。
秘书长认为，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因为他相信，目前任何实施制裁的要求，都会吓倒联盟的其他会员国，使它们不敢支持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他说，要求用什么程序，当然要由中国来决定。但就目前情况而论，他肯定认为以不引用第十七条而按第十一条程序行事为好、至于采用十一条规定的哪些措施，他认为，该条包括的范围甚广，根据该条，采取任何行动均无不可。这要看大国的态度如何而定。就他所知法国和英国的意见，都不会支持任何制裁的要求。
爱文诺也提到，美国的协作极为必要。从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申诉一经提出，就可以要求将它转到大会在1 933 年根据远东局势而成立的顾间委员会。他不敢肯定美国现在是否同意参加该委员会，但他觉得，既然1 933 年接受过邀请，这一次也许不好不参加。
9 月12 日，星期日，我口授了中国援引盟约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七条的向国际联盟申诉的照会。当天晚上将这一照会连同由驻巴黎大使馆转来的外交部补充声明，一并送交国际联盟秘书长。补充声明中提出一些最近的事实，并强调日本轰炸红十字会单位、平民、教育及文化机构等，违背了人道的准则。
13 日，星期一，我参加了大会开幕式。艾登走过来和我交谈。他说，他恐怕即或引用第十七条的明确目的是在邀请日本参加，也会使美国使用中立法。他想知道美国是什么态度。我将中国对美国的看法的印象告诉了他。
我走过去和爱文诺商量，我想在大会上作第一个发言，以便给
2 如顾维钧Tb ］忆录缩编
上要国家一个议论中国事件的机会，他认为这样最好。关于将中国申诉列入议事日程的程序问题，他说，主席向行政院报告后即予列入议事日程。
次日，9 月14 日下午，我参加了另一次行政院会议。会议主席，西班牙的尼格林宣布了中国的申诉，并将它列入议程。然后，在艾登和德尔博斯的邀请下，我参加了他们和爱文诺的一次会商。艾登说，最要紧的是获得美国的合作，想办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召开顾间委员会，因为美国不会派代表参加行政院的会．他还认为，除非中国在实施制裁间题＿L 确有把握，得到国际联盟的完全支持，否则最好避免发生促使美国政府实施中立法的事情。我表明了我将遵循的程序：按第十七条规定邀请日本政府参加。如果日本拒绝邀请或不予置理，中国可以向大会申诉，中国将在大会争取获得最大支持。
爱文诺说如果按第十七条进行，公众舆论将认为中国的目的在实施制裁。因为第十七条的唯一作用是引向实施第十六条，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几乎肯定要拒绝邀请。他说，其实不援用第十七条，也可以向日本发出邀请。
德尔博斯问，既然实施制裁毫无希望，中国为什么要采用一项势必引向第十六条的程序呢。他的意见是，美国配合国联共同行动才是必要的。他又说，中国申诉所援引的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七条，都以存在战争状态为先决条件。
当我间到，不引用第十六条是否也能拒绝给日本以武器供应和贷款。艾登说，已经拒绝了日本的借款要求，至于武器供应，并非重要间题。艾登和爱文诺在回答我另一问题时却说，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要求按第十七条规定发送邀请给日本。现在不引用第十七条，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能引用。艾登说，如果申诉是以日本为对
第四卷出使法国291 象，最好由有美国代表参加的顾问委员会提出。
德尔博斯说，当他问蒲立德，美国政府会不会派代表出席顾间委员会时，蒲立德没有作否定的回答。艾登相信，即使撇开美国的参与不谈，在处理我们申诉方面，顾问委员会的构成，也比行政院强。
我认为，行政院应做出决定，在进一步处理这个间题之前，先了解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样，即使在行政院已将此事转给了大会和委员会之后，仍然可以掌握这个问题、
9 月15 日我在大会发了言。这篇发言旨在激发对中国的同情，使世界舆论了解情况和感到关切。发言稿简明而概括地讲述了我三天以前所作的申诉，并提出行政院在处理这个申诉时有三条可行之路．行政院可以自己进行研究并采取行动，行政院可以要求大会这样做；或者行政院可以将情况转给顾问委员会，
发言完毕，有很多人鼓掌，翻译完毕，又有许多人鼓掌，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法国、英国、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苏联和别的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走过来向我祝贺。随后，美联社、哈瓦斯社和塔斯社都说，这篇发言给人印象极好。美联社还认为，它正好适合美国公众的口味。国联秘书处的人也赞许这篇发言。我想这一切赞许可能是因为这篇发言正适合当时的心理状态和客观现实。行政院在9 月16 日决定指派顾问委员会调查“中日冲突在远东引起的局势”。委员会在本星期内即将为这件事召开第一次会议。秘书长将此事通知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及美国。9 月21 日委员会重新开会的那夭，公布了美国的答复，同意按1933 年条件，作为不参加投票的观察员，出席会议。这个答复是令人高兴的‘在第一次会上，委员会不仅邀请中国和日本参加，还邀请德国和澳大利亚派出代表。中国和澳大利亚当然接受了邀请，日本和德国却拒绝
2 蛇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了。日本的回答重申了日本的一贯标准观点，即问题只有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才能真正解决。
9 月21 日，苏联李维诺夫在大会上作了一篇从中国的观点看来很精彩的演说，坦率而扼要。孔祥熙在9 月1 ，日星期天夜间来到日内瓦，20 日和李维诺夫谈过话。据孔说，这位苏联外交部长述建议太平洋各国开个会，以支持国际联盟的行动。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给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外加苏联和德国）的照会未能引起足够的反应，使得当时我和南京政府只好把这个主意暂时搁置起来。因此，澳大利亚的布鲁斯9 月21 日在大会上发言，提倡太平洋各国开会处理远东局势，使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布鲁塞尔会议的前奏，我将在那一章里作更多的陈述。
日本空军残酷地轰炸中国城镇、平民和教育文化卫生设施，g 月2 。日深夜日本空袭南京，这是一个新情况．外交部报告说，这是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轰炸。日本还恫吓各国外又人员撤离南京首都，否则后果自负。在适当考虑之后，我向国联秘书长送去有关这一间题的照会。
第二天，我收到电报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已向东京就日本人要将南京炸平的威胁提出抗议。各国对日本威胁所作的口头抗议是很及时的，而且美国提出的是书面的强烈抗议。23 日，苏联也给东京一份书面照会。
与此同时，五十架日本飞机在22 日展轰炸了南京，几小时后又来一批，在南京住宅区扔下燃烧弹。沿河的难民区中了弹，几百人丧生。23 日，广州也遭到空袭，英、美、法、苏、德和意大利再次向东京提出抗议。
以后几天，小组委员会决定并开始草拟一个报告，概括本案的事实，以一个关于日本的行为是否正当的声明为结尾。10 月3 日
第四卷出使法国293 晚，小组委员会以及顾间委员会主席蒙特斯将第一次草案分发给各成员。4 日，小组委员会在早晨、下午、夜间都在开会。在这几次会上，波兰代表说了很多支持日本，反对我所提出的概括局势情况的声明草案的话。任何人都会以为他是一个日本代表而不是波兰的代表。下午我感到我一定要坦率地跟他说明。我告诉他我们政府对他代表波兰的态度，感到非常震惊，已打电报给我们的驻波兰公使，要他向华沙的波兰外交部长贝克要求答复。我还试图劝他，为了我们两国双方利益，改善他的显然对我国敌视和不友好的态度。他推脱说，他是在力求表现不偏不倚，并表明他反对所采取的程序。不管怎样，我的干预像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因为从那以后，在讨论中他不再多饶舌了。
在夜里的会上，我为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一段新内容。这个新内容如果被采纳，就会为我期待的遏制日本、援助中国的积极措施铺平道路。随后克兰伯恩建议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实质是，国联所能立即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发动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进行商讨以协商办法来结束中日冲突，如果此举不成，则向国联大会另提其他建议。
克兰伯恩的建议，像从夭而降的炸弹，这个意想不到的显然是将责任推卸给美国的巧妙手段，一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哈里森公使当时在场，他提出了几个问题试图得到解释。情况变得相当尴尬，大家觉得有必要暂时休会，像主席说的那样，好让成员们有机会非正式地交换意见。于是端来咖啡，让大家轻松轻松。将近夜间十一点半继续开会，我作了发言，支持克兰伯恩的建议，并希望它可以和中国的提案一起受到考虑和支持。换句话说，我继续坚持国联应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同时也为克兰伯恩建议的召开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做好准备。我的发言好像使小
2 洲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组委员会的成员深受感动，自此以后进展就比较顺利了。夜间的会上，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草拟第二个报告，以便连同第一个报告一并提交顾问委员会，然后散会。这一报告将以英国和中国的提案草案为基础。第二天早晨，起草小组开会时，克兰伯恩提出一个关于他的提案的新草案。他在新草案的结论中吸取r 我更多的意见，从中国的观点看来，似乎更为完善。同时，大约在夜里十二点，在起草委员会上，我的秘书送给我一份罗斯福总统的在正式发表之前先行散发的演说概要。这就是罗斯福在芝加哥所作的著名的“隔离”演说。在演说里，罗斯福提出将侵略者隔离起来的必要．并暗讽美国孤立主义者是目光浅短。我将它递给克兰伯恩、布鲁斯和其他人。可以看出他们都受到触动。克兰伯恩提出的折衷方案，就可能是受了罗斯福演说的影响。
提给小组委员会的关于各项提案的最后两份报告草案都提到，( l ）大会应邀请国联成员中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以及在远东有重要利益的国家举行会议。（2 ）大会应建议国联各成员国，不采取任何有损中国抵抗力量，以致增加中国在当前冲突中的困难的行动。此后，在小组委员会上我更加强调这后一点即我提议增加对中国支援的一条。由于新西兰代表乔丹的大力支持，报告中增添了一句，建议国联各成员国分别考虑能够给予中国以多大程度的支援。那天下午，小组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先后通过了报告草案。晚上提交到大会。午后五点，大会续开。到会的代表不多。有两位代表发言，同意顾间委员会的报告，但波兰和逞罗弃权。两份报告最后被一致通过，
第一个报告虽然避免正式把日本列为冲突的侵略一方，但仍然认为日本犯有违反它的条约义务的罪行。第二个报告，建议召开后来的布鲁塞尔会议，并建议（1 ）国联成员国应避免可能削弱中
第四卷出使法国邵5 国，或在中日冲突中给中国增加困难的任何行动。（2 ）各国分别考虑对中国能作出多大程度的支援。
我个人当时的反应．及在那限制重重的环境中的收获，可以从一周后在我写给驻莫斯科大使蒋廷献的信里看出。我告诉他：国际联盟对我们的申诉所采取的行动，其结果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期望的目标，但是公众舆论要比大会初开幕时我们所预料的好，出席大会的欧洲国家都全心关注着动荡的欧洲形势，对进一步牵连到远东间题则谨小慎微。可以这样说，我们只好摸索前进，在现有条件下，争取最大的效果。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最后两点，我希望，将对促使某些国家不去实施中立法，或不承认海上封锁方面有些实际价值，而且也给一些愿意从各方面援助我们的国家以国际的庇护。
第二天，我打电报给外交部和政府，说明应当利用给予援助的大会决议，对中国的需要和他们可能的供应，作出具体计划或明确要求。我还对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我们可采取的行动方针作了建议。
第四节卢沟桥事变后争取国外物资援助
对中国来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驻外代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争取军事援助，包括购买武器和飞机，招募外国飞行员和谋求财政贷款。中国必须从法、德、意、英等国获得财政贷款以购买军用物资。中国政府要求驻巴黎大使馆为中国空军招募法国志愿飞行员，这是件急迫的事情。事实上，招募飞行员和购买飞机同样重要，因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为中国的空军正在创建阶段，远未形成丫支战斗力量。日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空中优势。
6 月2 日，我在大使馆举行午宴，使孔样熙会见奥里奥尔与法国财政部的其他人员以及法兰西银行总裁拉贝里。午宴后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孔祥熙说，他新近在伦敦曾和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及英国银行家就推进中、英经济合作进行商谈、其结果是一笔两千万英镑的借款即将商妥。现在，他希望在巴黎也能办到同样的事．奥里奥尔说，他建议双方各指派一两位代表，作进一步讨论并安排细节．
孔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奥里奥尔随即指派鲁夫和他部里商业协议司司长阿尔芳，孔则指派翁文颧和郭秉文从事这项工作。7 月22 日，即卢沟桥事变发生两周后，奥迪内带来了好消息。奥迪内是法国军火业的经理人，同法国政府与我国大使馆联系很密切，他来报告他在伦敦会见了孔祥熙，他们谈了有关航空和拟议中的两亿法郎信贷之事，这是截至目前已商定的总额。他说谈判还在进行，而前一周他并成功地从法国政府取得另一笔五千万法郎的信贷以供购买船只。他还告诉我，空军部长科特同意让我们买最新式的飞机和高射炮。8 月5 日至10 日孔样熙第二次访问巴黎期间，信贷问题得到解决。8 月9 日签署协议。8 月8 日也签署了购买飞机的合同。向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很多迹象，使得一旦日本封锁中国港口，法国对向中国提供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便利的态度，觅需予以明确。
8 月2 日，我告知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中国政府指示我询间如果日本海军封锁中国港口，法国政府是否能保证中国政府经由印度支那把军用物资运入中国的过境权。法国外交部长回答说，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盯这实际是由殖民部长处理的问题。
四天之后我见到肖唐。我向肖唐指出，经由印度支那的过境权，是193 。年签订并于1935 年生效的中法条约保证赋予中国的。中国政府当然要继续行使其权利，但同时也愿知道法国政府方面是否有特殊困难。
肖唐说，如果中国和日本交战，供应和运输军用物资一事，将立即引起中立间题。
我说，按国联盟约，对一个成员国的侵略，经国联行政院作出决议之后，应视为对国联全体成员国的侵略。因此，从法律观点解释，不存在中立问题。
肖唐说，如果国联能按照盟约实施制裁，当然最好不过，但国联软弱无能。军用物资的供应及过境的许可势必引起纠纷，并成为有关国家的直接问题。这些国家将不得不承担必要的责任，并相应地应付所形成的局势。
我在8 月16 日应邀与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商讨上海轰炸事件时，趁机再次提出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间题。
莱热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殖民部的事，而是一个总政策问题，从现实观点看是有困难的。如果法国允许利用印度支那运输武器弹药，日本可以认为这是敌对行为。于是日本可能进入上海法租界，甚至在印度支那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是法国难以应付的。8 月19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回拜新任副国务秘书泰桑时，又直接向法国外交部提出过境间题。我说，中国政府已在法国订购了几批武器弹药和飞机。我希望法国政府对这些物资的发运，尽可能在各方面提供方便．如有必要，中国政府可能要将这些物资卸在印度支那港口，然后由陆路运到中国。因为中法条约已保证了过境权，我相信这样办不会给法国政府造成困难。
扮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这位副国务秘书回答说，他本人看不出有下l 一么理由要改变中国和法国之间在贸易、商业和运输方面的正常关系。请其上级作出政冶上的决定。
我已经约好第几天即8 月21 日去见肖唐总理，我说，中国已在法国汀购了儿批货。尽管现在有敌对行动，但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状态还不存在，因此我希望这些军用物资的贸易和运输自由不发生问题。
肖唐说，鉴干当前的敌对行动状态，和平时期离开法国的货物，可能在宣战之后到达中国，宣战之后，日本· 定会宣布封锁中国海岸，lTiJ ’唯的输人港口就是西贡。如果日本人得知此事，将视之为帮助中国反对日本的行动l 币向法国寻衅。我说，日本宣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日本仍然希望避免形成国际法意义L 的战争状态。我8 月25 日见到外交部长德尔博斯，我说，我知道国务会议当天早晨开会讨论了法国供应武器弹药的问题。
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采取了维护私营公司有贸易完全自由的原则。
我提到中国所订货物经印度支那过境的问题。德尔博斯说，这方面也适用同一原则，即接受巾国政府订货的私营公司，拥有完全l 均贸易和运输的自由。
8 月25 日日本宣布封锁约八百英里的中国海岸线，9 月6 口口本对中国海运封锁扩大到除青岛和租借地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中国政府需要争取各国合作以使日本取消封锁，或由各国采取联合行动来应付局势，以便于将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运逃中国。经李石曾安排，我于8 月27 日与莫泰进行了畅谈。我们讨论了把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的库存物资转让给中国，印度支那过境运输，组织中法合资的武器采购公司和日本封锁等问题。找还向莫
第四卷出使法国2 的泰建议就日本的封锁声明促成各国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我对他说，声明应指出封锁是不合理和非法的。莫泰完全赞成二
9 月9 日，我离开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会议，对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提出控诉。我刚到日内瓦几小时，外交部就来电嘱我立即探询有关法国对日本封锁的态度以及对由法国船只装载运往中国的武器一旦被日本扣留或强购的态度。第二天午饭时间，李石曾作为宋子文在欧洲的个人代表来访。他说刚接到宋子文来电，要求从法国政府得到印度支那过境权的明确保证，以便中国政府立即开始在中国通往印度支那的公路上设置各项设施，井着手修筑从广西连接印度支那的轻便铁路。
我约好在爱文诺秘书长的午宴上会晤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博斯。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对此等封锁深为关注，并已采取措施与英、美协调行动。法国内阁已讨论这一问题，并决定在东京采取外交步骤。
几个星期之后，国际联盟通过了顾问委员会关于远东问题的报告书。这给中国以道义上的甚至法律上的支持。
10 月12 日，我如约访间法国外交部新任亚洲司副司长贺柏诺，向法国外交部交涉印度支那过境便利问题。贺柏诺说，日本显然打算轰炸滇越铁路和从印度支那边境到中国内地的公路。其结果与法国不允许中国所购货物经印度支那过境运输并无区别。10 月18 日，贺柏诺派人把大使馆的郭参事请去，并告诉他，法国政府已决定禁止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过境去中国，但允许把国有化工厂的武器和飞机出口到中国。
那天下午一点，李石曾来访并对我说，作出这一决定的国防委员会会议，未请殖民部长莫泰参加。莫泰大发雷霆，并将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达拉第是出席那次国防委员会
300 顾维钧州忆录缩编
议上唯一反对拒绝向中国提供过境便利的人。将在第二天的内阁会议上重申他的观点。
1 。月2 。日，我拜会了法国外交部长。我告诉他，我刚收到中国政府来电指示我向他表示，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的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和失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源源供应，对中国当前的抵抗侵略是生死枚关的问题。不予过境便利，是对中国的沉重打击。德尔博斯说，法国政府作出那个决定，出于三方面的考虑：第一，很清楚，日本人在反复抗议中国军用物资从印度支那过境之后，可能采取空袭印度支那交通线的手段。第二，日本人是出色的间谍，他们很可能雇人进行恐怖活动，破坏印度支那的公路和桥梁。另外，退罗在日本的影响和煽动下，可能给印度支那制造困难。第三，日本可能占领海南岛，并且法国将单独面临与日本的纠纷，而得不到英、美的支持。
德尔博斯接着说，他本人赞成政府的这一决定，但是他愿意坦率地说，他没有考虑到它的严重后果。在听到这将对中国产生严重后果之后，他已经要求国务会议主席肖唐召开内阁会议，就整个问题重新审查。
费说，如果就此事与法国商定完全由印度支那地方当局与中国代表就地安排，则将免除法国政府的为难。宗主国政府当然可以不过问地方发生的事情。
22 日晨，我和法国总理在马提翁大厦他的办公室会谈．我一开始就告诉他，国外的源源供应是中国继续抗击日本侵略的生死枚关的问题。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物资储备，不得不依靠欧美的常川供应。法国政府不予过境便利的决定，使中国政府深为失望。德尔博斯和莫泰已就此事进行了几次商讨。他们现已同意允许中国军需品取道印度支那，指示已经发出，甚至在午后内阁作出决定之
第四卷出使法国
前，这类物资就不需要例行的起岸许可证即可起岸。已作出的唯一决定，是把印度支那过境问题放到布鲁塞尔会议去解决。如果这样办了，日本人再向法国抗议时，法国政府就可以说法国只是由于会议的共同决定而承担义务，法国的行动因而有了依据。如果日本为此对法国以报复相威胁，其他国家就有义务与法国相互支援。法国将间题提交布鲁塞尔会议，与其他国家一致采取共同决定，实施国联全体大会援助中国的决议。这样，法国准予过境的任何行动，将具有与其他国家集体行动的性质。
第五节关于中日冲突的布鲁塞尔会议
一会议背景
王937 年10 月6 日，国联大会一致通过远东顾问委员会提出的两份报告书．第二份报告书中建议由国联邀请成员国中的九国公约签字国尽早开始按该公约的规定进行磋商，及在彼此间充分而坦率地交换意见。当然，为了将美国包括在内，该报告书并建议，如属可能，并请其他在远东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参与此项工作。通过举行会议的意见后，就出现了会议何时召开和如何召开的间题，以及有关会议组成、议程、议案等采用何种程序的问题。表面看来此项会议的安排是桩简单的事，华盛顿条约本身已提供召开这个会议的合法根据，但实际并非如此。关于邀请哪些国家参加一事，就是个意料不到的微妙复杂间题。条约签字国包括中国和日本，当然在被邀请之列，但还有某些国家当时并没有参加华盛顿会议，而是事后应邀参与此项条约的，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墨西哥和玻
3 似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利维亚，甚至还有德国。由于这些复杂情况，究竟应当邀请哪些国家，一时颇成问题。
l 。月12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去见贺柏诺，问起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一事的进展情况。他说，伦敦和华盛顿已就若干间题交换了意见．会议如何开法及邀请哪些国家参加等间题，均在积极讨论之中。为了说明后一问题之复杂，他又指出，可能被邀请的国家有好几类。美国和日本是条约签字国，但不是国联成员国；国联成员国如墨西哥、玻利维亚、丹麦和瑞典，都是事后参加这项条约，但是他们在远东并没有直接利益；苏联虽然是国联成员国，却不是该条约的签字国；而德国虽然事后参加该条约，但一直没有正式批准，而且目前已不再是国联成员。
还有会议在何处召开，以及由谁出面发出邀请的间题。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国家盼望在它的境内召开这项会议。美国就不主张在华盛顿开会，而建议在瑞士召开。但经过和伦敦、巴黎商讨后，觉得还是在比利时或荷兰比较适宜。比利时人很踌躇了一段时闻，最后才同意在布鲁塞尔召开。
10 月15 日晚，钱泰大使从布鲁塞尔的大使馆打电话告诉我，九国会议将于10 月3O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当天发出对九国公约签字国的邀请书〔 包括除比利时外的原签字国美、中、英、法、意、日、荷、葡各国，和后来的参加国玻利维亚、墨西哥、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按邀请书的说法，召开此会议的目的是“根据九国公约第七条，检查远东局势并友好地商讨一项和平办法，以加速结束该处现在发生的令人遗憾的冲突”。
郭泰棋在16 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英国的意见是很清楚的，首先就是要设法通过调停求得解决。根据他的理解，这一点作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邀请书上载明，是企图使日本、同样也使德、意更便
第四卷出使法国303 于出席会议。他们似乎以为日本大概会同意参加。
10 月23 日，我和美国大使蒲立德交谈。他问我日本是否会出席会议，和是否将邀请德国和苏联参加。当时我对他说，日本肯定要拒绝出席，它还要反对邀请苏联同德国一起参加会议。蒲立德又说，意大利和德国在会议上将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因为他从各方面了解到，他们将在日本不出席的情况下为它辩护。
10 月22 日，钱泰从布鲁塞尔打电话来，说肯定要对德国和苏联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书。但是，当我在27 日和苏联大使苏利茨会谈时，此事实际还没有办。这些国家先要等日本的回答．当苏联大使苏利茨问我是否得到关于传说英国和美国打算谈判一项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的消息时，我告诉他，就我所知，英、美、法在东京表达的都是一般性意见，目的在于劝说日本出席布鲁塞尔会议，没有为解决中日冲突提供任何可以依据的具体基础。我说，据我了解，日本的答复今晚或明天就会送到布鲁塞尔，不过，日本大概是不会赞成邀请苏联同德国一起参加会议的。事实表明，当夭晚些时候，布鲁塞尔收到了当时所预料的日本拒绝出席会议的答复。于是比利时政府又向德国和苏联政府发出了邀请。随后，德国以不是九国公约签字国为理由而拒绝，而苏联则接受了邀请．开会的日期则已经推迟到1937 年11 月3 日。关于会议能做和应做些什么，各方意见不一。不仅仅是中国为一方和其他与会各国为另一方之间有分歧，而且分歧也存在于中国以外的各国之间。中国主要期望会议径直做出决定，依据国际公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宣布日本是侵略者。其次，希望得到以贷款、武器、军火等各种物资支援的保证，也不排除显示列强共同意志的示威，如海军、陆军的演习等。但是其他国家绝大部分都不从这些内容来看待这一会议。他们的想法集中于一点，即设法通过
30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九国公约其他签字国的合作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式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为了彬倒这一点，他们首先希望达成休战或停火，通过邀请日本参加会议，以便大家有可能直接对话，以劝导日本接受调解。这些其他签字国显然是在打如意算盘。中国则说，日本不会接受调解，而是决心推进它所谓的“大陆政策”。
因此，各国的目标和中国的目标实在是大相径庭。在我和各国代表的交谈中，在我的驻伦敦和驻华盛顿的同僚们和那里的当局交谈中，都表明这些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尤有甚者，由于这种偏向或强调迅速解决，与会各国不愿意研究他们如何对中国实行援助。他们说，将和日本商谈停止敌对行动，不能同时又考虑支持敌对行动，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表面上这似乎合乎逻辑。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屡次向各国指出，斡旋或调解不仅毫· 无成功的希望，而且反有促使日本加紧在会议之前或会议刚刚召开时争取军事上速胜的更大危险。日本人肯定不乐意各国插手并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决定于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并由比利时政府发出邀请书以后，我于10 月22 日接到外交部电报，告知政府已指派我和两位同僚为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并已指示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将中国代表名单通知比利时政府。我在复电中提及此会议的特殊重要性质。我说，如果日本来参加会议，各国将尽最大努力在中日冲突双方之间达成解决办法。各国很可能对我方施加压力，迫使我方作出巨大的让步，以取得一项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如日本拒绝出席，由于可能有德、意和葡萄牙等国参加，会议也很难达成一项积极措施来反对日本，因为这种措施不可能得到一致通过。
第四卷出使法国
在电文之末，我报告政府说，鉴于当时的环境，作为首席代表，对所负责任殊感沉重，唯恐不能胜任。因此我吁请政府参照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舆论，早定决策，指示代表团应在会议上争取的目标。
10 月24 日，收到政府给三个代表指示的电文。内称．政府对九国公约会议决定方针如下：
（一）依照当前形势，会议无成功希望，此层我方须认识清楚。
（二）但我方对各国态度，须极度和缓；即对义、德二国，亦须和缓周旋，勿令难堪。并须表示会议成功之愿望，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倘各国以具体间题征询我方意见时，因日本以武力侵犯我领土，应先知日方之意思，故先请其转询日本后，再由我方予以考虑。
（三）我方应使各国认识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切不可因中国态度之强硬，而令各国责备中国。
（四）上海问题应与中日整个间题同时解决，切不可承认仅谋上海间题之解决。
（五）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
（六）我方同时应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以上摘录自该电原文。― 译者）
两天之后，1937 年10 月26 日，代表团收到另一封电报，指示代表团在会外应采取的活动，及通过这些活动应达到的目标。电文说：
（一）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
30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济压迫〔 积极的排斥日货，消极的不以财力物力帮助日本〕 ，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议事实化。
（二）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尽量予以满意之条件，关于运输事项，尤须随时予中国以最大之便利。务使国联不减少中国抵抗力并帮助中国之决议具体化。
二在会议上为中国辩护
我于1937 年10 月31 日到达布鲁塞尔参加讨论中日冲突的会议，到达以后，我感到气氛普遍低沉。例如，在n 月1 日下午，两位美国记者来访。他们告诉我，美国代表团和新闻界，对会议的前景颇为悲观。不过，美国代表绝不会签署任何为中国代表所不愿意签的文件，也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强中国代表团之所难。
n 月2 日星期二下午，我连续会见了比、美、英、法和苏联代表团团长。我第一个见到的比利时的斯帕克谈到，要再次邀请德国和日本出席会议。我见到李维诺夫时已过晚上九点，他表现消沉、悲观，而语带讥讽，听起来他准备当个来宾，会议开幕时也不演说（事后证明并非如此）。戴维斯紧紧追问我中国为了和日本达成解决的办法愿意作出什么让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告诉我关于议程的情况。他说，星期三（n 月3 日）会议开幕式的程序已经商定：比利时外长斯帕克将被选为会议的主席，在他发言以后是戴维斯发言。艾登和德尔博斯本来想在下午发言的，应戴维斯的要求，都改在上午发言。其用意是让三大国都先说了话，以图影响意大利代表，让他感觉到如果发表激烈的与三国代表相反的言论是不合宜的。我将在下午代表中国发言。
一小时以后，我去拜访法国外长德尔博斯，我对德尔博斯说，中国政府要我向法国表明中国愿意在会议上合作。中国切盼会议
第四餐出使法国307 取得成功，并准备为此而竭尽全力。但是中国所能接受的不能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而只能是公正的和平。中国并没有去向日本开战，而只是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一直为公正的和平而作战。否则，中国早已可以不计代价取得和平而根本不必打仗。
德尔博斯说，他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观点。和平只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华盛顿九国公约。他说，法国素来维护条约义务的林严。他请我确信法国对中国观点的同情。
我希望亲自准确了解意大利的立场，和对布鲁塞尔会议的态度，因此，在星期三上午，约见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伯爵。伯爵刚从惫大利来．我问马柯迪，他认为会议议程应当怎样安排。他说，日本大使听说他从罗马来到布鲁塞尔，即前来访问。谈了一小时。（这对我并非意外，因为我和其他人都了解意大利将多多少少是间接地代表日本，在会议上提出日本的观点．）他告诉我说，就他所知，开幕会上只有斯帕克作为会议主席讲话而没有别人发言。
我告诉他，最近的安排是，其他主要代表紧接着斯帕克发言。戴维斯先讲，接着是艾登和德尔博斯。
他说，他本来只打算在下午发言，但如果其他代表在上午发言，他也必须在上午发言。至于意大利政府对会议的态度和政策，他对我透露，在任何发言中他都将说明白，这个会议与国联完全无关，也不能由它承担判断是非之责，因为事实是很难弄清楚的。他说，意大利接受邀请参加会议，因为它是华盛顿九国公约的签字国。不能打算在那儿谴责冲突的任何一方。谁开的第一枪，这个决定责任谁属的问题是很难确定的。依他看，会议的唯一作用，不过是把双方约到一起进行直接谈判，自己达成解决。在完成这一点以后，会议应认为已经完成任务。他还说，意大利认为中国和日本都
30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是它的朋友，对于两国之间的冲突，它希望保持完全中立，会议于11 月3 日星期三上午n 时在研究院大厦开幕。先由比利时外长斯帕克致开幕词，内容不坏。戴维斯在演说时声音很低，难于听清。艾登的演说简短，显然给人们以英国追随美国之后的印象。德尔博斯强调条约尊严的原则、马柯迪继后发表了准备好的演说，婉转地为日本利益辩护，用语谨慎。
下午会议复会。李维诺夫首先发言。我继而作了40 分钟的演说。在我多年来出席国际会议的生涯中，很少感到紧张。但这次我确实感到吃力而且出汗，也许是由于上一夜少睡了觉。不过别人告诉我，我的发言反应良好。代表团主管新闻的一位秘书后来告诉我说，报纸上对我的发言的评论是“和解而坚定”。我觉得这正是我所希望起到的作用。
会议开幕以后，就提出了安排由少数国家进行调停的间题。某些代表认为，日本虽然拒绝参加全体会议，但他们希望，如有一个由少数几国组成的调停委员会，日本也许会同意参加。会议第二天，代表们正式或非正式地分头私下会商，集中研究是否组织这样一个小型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它的职责范围是什么等等。还就它的组成频繁接触，但什么也没有决定。
在一次出席会议的主要国家代表私下会谈中，他们要求我公开声明，当承担调停的代表们开会讨论斡旋和解决方案的方法时，我愿意离席。此事以前已由戴维斯向我提出，我并已向政府请示。外交部复电在星期一晚到达，指示我国代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意此项要求。但此事仍使我感到为难。
作为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之一，中国有权参加所建议的讨论．为此，戴维斯、斯帕克、艾登和我进行了多次商谈。他们解释说，这并非排斥中国代表，而是为了方便未来的调解人，由我自行斟
第四卷出使法国
酌，主动提出退席。我同意宣称，如果会议要求，我愿意在自愿的基础上退席，但保留在任何时间重行参加会议讨论之权。意大利代表，日本的非正式发言人马柯迪出人意料地说，中国代表完全可以自由参加会议而无须离席。他的发言使我们解脱困境。主席于是立即宣布，会议一致希望中国代表仍旧参加讨论起草对日本提出调停的建议。
马柯迪之所以提出中国代表不必退席，表面上似乎是表示对中国的友好。不过我认为，他的真正的目的是再一次抓住机会以反对美国和英国提出的任何有关中日冲突的议案，只要这种反对的行动本身不损及日本的地位。日本反正不会来参加会议，也不会接受调停。马柯迪此次作出支持中国观点的姿态，对日本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不利。因此，我把他对中国友好的表示当作日本绝对拒绝的征兆。
会议继续讨论提交东京的提议草案，要求日本指派代表与会议的一个代表小组交换意见，以取得和解和进行调停。11 月6 日，会议陌于起草对日本的书面回信，11 月7 日发出。它既对日本10 月27 日拒绝参加会议的信作出答复，又建议日本接受调停。各国代表并提出，如果日方认为可行的话，可组成小组委员会来和日本政府代表交换意见。会议于是静候日本的答复。
两天以后，n 月12 日，日本对会议第二次信件的答复到T 布鲁塞尔。日本断然拒绝派代表前来与会议的少数代表就进行调停或和解交换意见，因为日本自称在中国的行动是“自卫手段”。我当时记录下这封蛮横无礼的答复，并立即起草在明天上午会议开会时的发言。
会议在次日上午11 时开会。事先与艾登和戴维斯商妥由我先发言。』 接着是德尔博斯、艾登和戴维斯。三人异口同声抨击所谓
31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意识形态”的十字军，也就是反对日本人认为他们有权侵略中国来进行自卫，以反对中国倾向于共产党的那种理论。一般说来，他们都讲了他们认为会议应当捍卫的原则。我在发言中说：“日本政府的答复比以往更为坚决和不调和，其言词和语调表明，过去会议苦心促其合作的努力似已被视为软弱的表现，而仅仅引起它态意侮辱。它声称目前在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是一种自卫行动，不仅是故意歪曲这个由来已久的名词的含义，也不可能因此而使其所宜称是处于九国公约范围以外的说法言之成理。公约第七条所指的‘全面和坦率地交换意见’正是为了用于这种局势。”
发言至此，我直接呼吁，要求采取积极措施。我说：“现在日本政府已以它最近的答复，把和解、调停之门在各位代表面前砰然关闭，诸位能否决心停止对日本提供战争物资及信贷，转而向中国进行援助？这是各国为完成制止日本侵略和履行捍卫本公约的义务的最温和的方式。”
在13 日上午的会议上，各国发言结束后，传阅T 一份关于日本第二次拒绝的会议声明稿。此稿由亨培克起草，并经英、法代表团修改。内述会议不能同意目前的冲突只与中、日有关的观点。反之，会议认为，这关系到九国公约全体国家，而且实际上关系到全世界。文中说，不存在“任何法律赋权”给任何国家“使用武力”来干涉别国内政。由于不能期待中、日之间直接交涉以达成一项持久和公正的解决办法，布鲁塞尔会议各国希望日本不要坚持拒绝和会议全体或少数几国讨论此事．如果日本执意拒绝，声明最后一节说：
“当一项国际条约的一方坚持反对其他各方的观点，而认为其所采取的行动不涉及此项条约的范围，并对其他各方认
第四卷出使法国311 为在此情况下应属有效的条约规定置之不顾．则在布鲁塞尔的与会各国必须考虑，在此局势之下他们的共同态度。”显然，这项声明虽然措词和缓，却意在显示会议准备对日本采取坚定的态度，并且要对此事进行协商以统一步骤。声明的目的即在千此，鉴于日本拒绝的粗率傲慢，各国感到相当不快。一般对会议各主要国家的态度转趋强硬的印象已由上面引述的声明稿证实。按外交观点看，声明用语清晰，暗示各国将进行讨论如何采取对待日本的一致行动。对这一点觉得为难的是意大利，但多少出人意料的是还有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代表团。13 日下午，继续讨论声明稿。我首先发言以制止意大利代表拖延会议进程的活动。意代表提出应要求日本再解释其答复中的某一句的意义。除意大利之外，各国看来都可同意声明稿．只是最后通过推迟到15 日，以便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代表团有时间向各该国政府请示。
会议大体上是按预期进行的。声明通过了，只有意大利投反对票。但是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弃权。他们宜称的理由是他们在远东的物质利益很少。
15 日会议以后，会议暂时休会到22 日星期一，以便代表们得以和他们的政府商t 所持的“共同态度”和以后要采取的步骤。在这一周间，由于种种原因，各主要国家放弃了任何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想法。至少原因之一是美国国会的不利反应。国会批评戴维斯的发言和声明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本意．美国人害怕任何鼓励支持都可能使国际形势恶化而最终导致大战。
、、嗽
三提供过境便利同题
会议前夕，我在布鲁塞尔又和德尔博斯谈到过境问题，德尔博
书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斯曾有意向布鲁塞尔会议提出讨论。我希望他不要正式提出，因为有意大利参加，就不能指望会议作出任何决定。德尔博斯同意我的观点，并说要非正式地与艾登和戴维斯进行讨论．他强调指出，向中国提供过境便利，日本已表示强烈反对。有鉴于法国要单独面临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法国政府有必要从美国和英国得到一项保证：一旦法国因在这方面帮助中国而受到攻击时，这两个大国将予以支援和帮助，以便共同对付这一局势。德尔博斯还说，这一保证应是书面的而不仅是口头的。
11 月4 日，我与亨培克谈印支过境的间题，我告诉他，法国不仅要一个口头上的，而且要一个书面保证，一旦与日本发生纠纷，他们可以指望英、美的共同支援和帮助。
跟戴维斯一样，亨培克说，美国显然不可能这么做。他说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不使自己承担义务，不仅法国所梦想的书面保证，就是口头上的保证也决无可能。
我于n 月1O 日连连与戴维斯和德尔博斯就过境问题进行会谈。德尔博斯说，他已与艾登和戴维斯讨论了这个间题。法国的立场是，它愿意最大限度地参与任何共同措施和任何制裁，实际上，他愿意做任何一件事，只要这件事不限于它单独去做。这就是他理解的团结一致的原则。至于过境间题，他再三说明法国完全愿意帮助中国，但是让法国独自应付出现的局势是不公正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求戴维斯在团结原则基础上，提供一项保证的原因。但是尽管艾登很表同意，而戴维斯却与他的看法不能完全一致。n 月15 日，我找到贺柏诺。贺柏诺说，10 月23 日已作出一项安排，原来的决定将仍然有效，而把问题向布鲁塞尔提出以便取得英、美两国的某种谅解。如果在布鲁塞尔不能就对付日本的纠缠达成令人满意的相互支援协议，则即将实行10 月13 日的决定。他已
第匹卷出使法国
与美、英代表谈过此事，但他们都拒绝作出互相支援的保证。所以原决定中的一些限制将不得不付诸实施。
四会议结束
正在布鲁塞尔会议遭到日本的第二次拒绝之前，中国的军事形势开始转趋严重恶化。在华北，日本人占领了山西省省会太原。在上海地区，日本增援的军队在乍浦登陆，中国军队再次被迫后撤。经大量增援加强了的日军，因此得以包围上海，并开始向南京作钳形推进。
我在16 日下午拜访了亨培克，亨培克说，下周的会议很可能意味着会议开始走向结束。可能开二、三天。不管如何，会议将要作出休会决议，因为会议不可能再有什么事可做了。
亨培克问我有何想法，我回答说，会议应该沿着会前我说过的路线行事，援助中国，采取各种措施削弱侵略势力的资源和力量。亨培克说，他不喜欢拐弯抹角地讲话，坦率地说，九国公约仅仅规定了充分而真诚地交换意见。这样的交换意见，在这次会前就已做了，没有什么条约规定也能够这么做．缔约一方经协商后仍不停止公约所禁止之行为时，公约也没有对此规定任何强制措施或规定必须采取措施贯彻履行公约。公约没有为签字各国规定有采取措施的义务。如果在会议之外各大国采取了什么措施，那并不是公约规定的义务而是出于他们的自愿。他们这么办并不需要会议来决定。
亨培克说，就美国而言，用经济办法来制裁日本，也是办不到的，除非美国人民决心冒战争的危险，或者得出结论说，这些措施不会引起什么危险。若干年来，一般美国公民都持这样的态度：中、日之间的麻烦，是有关该两国的事。这两国和美国距离遥远，进行
况4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干预不是美国的事。美国人同情中国，但一提到具体行动可能引起战争危险时，一般美国人就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因为上次大战的记忆犹新。美国人民知道美国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但不希望动用；美国有钱，但不愿用于战争。还有贸易，美国人民所持的理由是，战争一爆发，生意就要垮台。在对日贸易上感兴趣的人们认为，如果与日本交战，生意就做不成了。南方棉花种植者害怕禁止棉花输日会使他们倾家荡产。虽然战事过后，贸易还会恢复到更大的规模，但是他们仍然不希望因战争而暂时停止贸易。
他接下去谈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现状。他说，舆论不够强大，不足以使美国政府去冒战争的风险，尚需看发展如何。中国的形势越险恶，舆论则会相应增强。这意味着承认中国方面遭受的不幸、痛苦和牺牲。他肯定认为，如果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主张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的美国舆论就会高涨起来。他说，欧洲的一些政治家往往认为美国总统是最有权力的，而不了解他必须依靠公众舆论的支持．
亨培克说，有鉴于美国的舆论，美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代表团，就把远东间题当成是一个和平、法律和各国安全的世界间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仅仅作为两国的争执来对待，不管孰是孰非，美国人民都不会太感兴趣。如果能在这次把间题提得恰如其分，美国的公众舆论可能发展到希望看到公约得到维护的地步。
我于下午5 时前往布鲁塞尔的大都会饭店拜访了戴维斯，我表示希望会议将在下周继续进行，并着手履行其通过的各项原则。在回答戴维斯间题时，我说，履行的方式可以这样：把十月份通过的国联大会决议中两条具体的原则纳入本会议拟议中的决议中去．
戴维斯认为，根据美国中立法，美国代表团不能公开声明帮助
第四卷出使法国315 中国，同时本会议的目前组成情况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决议。我说，我的看法是，如果会议不提出某些有效的措施来帮助中国就休会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大失所望和感到灰心。做不到这点，就会涣散中国军队的士气。我告诉戴维斯，我的想法是至少要指定四强建立某种形式的委员会，保持与中国代表团接触，并与中国代表团一起就向中国提供有效的援助作出安排，并就过境间题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在中国南海举行海军示威和在北方边境举行军事示威等事项进行工作。
戴维斯认为，由于在委员会的组成间题上必定遭到困难，最好是不成立委员会，以便有意帮助中国的各列强感到更可不受拘束的在一起聚会和讨论各项措施。
我说，我希望戴维斯和英、法、苏代表一起开一个圆桌会议，共同制定一个援助中国的计划，说明他们各自准备做的事。我指出，英国曾说过，它提供财政贷款比供应武器和军需品要容易些，因为它自己的重新武装计划需要其所有工厂生产的全部产品。法国已经提供了2 亿法郎的信贷，其中1 亿法郎已用于从法国购买飞机。如果美国也能向中国供给一定数额的贷款和武器．将是一项很大的援助。
亨培克和往常一样在座，他说，根据现行的“中立法”，如美国提供贷款，譬如说1 亿美元的黄金给中国的话，倘若日本也提出要求，则美国必须同祥对日本这么办。关于武器和飞机等等，他认为可以告诉美国各工厂随意向中国提供。
当我间及可否以贷款方式购买时，亨培克说，如果英国不能供应武器等物资，英国的贷款就只可在国外使用，那么在美国的采购可以用这笔贷款来支付，
戴维斯说，在“中立法”获准通过前，他一直是持反对态度，但
劝5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现在它既已载于法典，那美国政府就毫无通融之处了。
送我出来时，亨培克在回答我的问题中说，俄国人曾拜访戴维斯，请美国做一些确实有利于中国的事。但他们的要求近于一种联盟性质，正像我所知道的那样，美国政府鉴于其传统的政策，是不可能同意的。
次晚，外交部又来一电，概要地报道了国内军事形势的严重情况；证实中国政府将从南京迁都重庆。让我对英、法、美政府解释此事。电报还叫我向他们说明，只有协调一致的武力措施才可能导致与日本合理解决问题，甚至向中国提供军需物资而不向日本供应（虽然这些措施也仍在盼望中），也可能太慢了，来不及有什么帮助。我立刻准备了一份中国政府意见的备忘录，在以后的几天中分送三大强国。（我自己在布鲁塞尔交给亨培克一份，请其转给戴维斯，另一份由我交给巴黎的德尔博斯，同时郭泰祺在伦敦将一份交给了艾登。）
我于n 月19 日深夜到达巴黎。第二天早晨，在法外交部拜会了德尔博斯，把中国危急局势的发展情况告诉了他。我极力主张已经开了几乎三个星期的会议不应不采取某些实际决定就休会。我说，形势紧急，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德尔博斯说，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是要求布鲁塞尔会议不要闭幕而只是休会。以便在更适当的时机再开。他自己完全赞同备忘录中提出的那些建议。实际上，他自己已在布鲁塞尔向英1 美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帮助中国和三国海军合作。至于向中国提供在印支过境的便利一事，德尔博斯说，他已要求美、英保证在印支受到攻击或法国船只受到日本海军攻击时，对法国予以支援。但是戴维斯反对这种保证，甚至对一致行动的可能性也不予鼓励。我竭力主张把过境的便利保持下去，因为这对中国之抗日极
第四卷出使法国317 为重要。我问他，我是否可以把继续开放看成自然没有问题的事。德尔博斯回答说，目前印支开放过境，但他不能使其一直开放下去，必须就联合支援的保证作出某种安排．他认为，中国的要求完全正当，但法国也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
至于采取积极措施以遏制侵略势力的问题，德尔博斯认为，如果采取的话，一定会收到很好效果。他相信英、美、法、苏四强如能联合行动，表示一个坚定的联合阵线，那么这种强大的联合，必然足以使德、意、日之外的所有世界各国也跟着行事。而有了这种强大的联合，甚至那些独裁国家也会妥协。
至于经济措施，德尔博斯告诉我，他甚至建议禁运石油，这一定会促使日本好好地想一想。
我说，我曾向戴维斯先生提到，由会议设立一个小型委员会，以便就援华和考虑对付日本的措施作出一项安排。
德尔博斯认为，这样的委员会于事无补。他认为，不论是艾登或他自己，都不可能参加，而戴维斯又不得不返回美国。他认为由外交代表们进行这项工作，是不会有成效的。此外，他认为，这次会议不可能正式通过这种性质的安排，他认为，还是在一旁悄悄地另外进行为妥。由于美国中立法案仍然有效，非正式的压力较之正式宣布应如何行事要更容易，更可行。
我力陈中国形势十分危急，甚至经济措施所产生的效果也嫌太晚了，像海军示威这样显示一下力量才能产生较快的结果，德尔博斯说，他赞成这样的演习，他认为，只有显示一下武力才能够使日本听得进意见。但这有赖于美国，因为美国拥有一支并无紧急任务的强大舰队。如果美国同意，英、法将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我说，他们的支持不应仅是道义性质的，也应派出军舰。
肌8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德尔博斯说，英、法可以这样做，但也只能派出少量舰只，因为他们在欧洲不得脱身。
我说，中国政府的想法是，这种海军演习应与北方边境苏联的军事演习同时进行。我请德尔博斯向苏联施加法国政府的影响。德尔博斯说，苏联在满洲边境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不难。这种演习一定能吸引日本的注意力，并减轻其对中国的压力。但是苏联在远离它的西班牙活动十分积极的时候，似乎对其重大利益所在的远东，倒十分谨慎。
我说，据我所知，苏联只有在获得其他大国支持的情况下才愿这样做。
德尔博斯说，法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单独对苏保证。如果美国这么做，法国则乐于参加，但他怀疑苏联是否会这么办。他认为不断的清洗已经削弱了苏联军队，并使苏联在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方面犹豫不决。
我拜会德尔博斯几小时后就离开巴黎，于黄昏时到达布鲁塞尔，我与英国代表团的马尔科姆· 麦克唐纳、克兰伯恩和贾德斡以及美国代表团的戴维斯、亨培克进行了会谈，艾登由于健康原因，没有返回布鲁塞尔。而当时法国在布鲁塞尔已根本没有代表。我是由郭大使陪同前往的。郭是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的。实际上，除了法国引人注意地未出席外，由于预定在11 月22 日星期一开会，各代表团全部重新到齐了。
我与英、美代表团团长会谈时，一开始就反复提出我最近向德尔博斯提出的要求，即关于向中国提供援助和由会议采取限制日本的措施．
我说，为了星期一的会议，我急于和他们进行联系，以免在会议上表现目的不一致．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会议不可能不取得什么
第四卷出使法国
具体成果就休会。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困难很大，外国的后续供应毫无保证，甚至过境便利也有许多障碍。
戴维斯重申了前几次对我说过的话：关于法国要求美国提供保护印支的保证，美国不可能答应。
麦克唐纳说，香港一直是开放的，虽然英国也被要求关闭香港对中国的转口，但英国政府仍决定维持香港开放。
戴维斯说，美国有中立法，政府不能公开帮助中国，供应只能由民间进行。
戴维斯说，他认为中国最好是继续抗战下去．六个月后，日本将会感觉到它的困难有增无减，那时它会不得不停止其在中国的战争。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还没有希望可从日本获得合理的条件。
麦克唐纳说，抗战肯定是可取的，但如六个月后形势比现在更加不利，他恐怕其条件比今天可以得到的会更加不能使人接受。尽管会议对挫败日本的侵略政策和鼓励中国的抗战政策，都未作出有效之事，但显然，当时英、美代表团主要成员的问题，是如何结束会议而同时又使主要各方能够保住面子。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尽管我们并不企求什么突出的明确的结果，但在会议肯定失败和英、美等大国态度趋于软弱的情况下，我们的间题是说些什么才好。我们不得不决定最终应采取的立场，以结束中国的申诉，并清楚地向世界表明中国对会议的态度。
星期一一天乱哄哄，下午5 时开会前还有很多事要办，中午我让钱泰去拜访苏联代表团长波将金，我去英国代表团住处都城饭店麦克唐纳的房间拜访麦克唐纳、克兰伯恩、贾德斡、戴维斯和亨培克各位先生。英国人和美国人给我看了他们拟定的提交下午会议的宣言草案。草案除了再次确认某些一般原则外，没有更多的内
32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容，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我在上周会议上的一篇声明中强调过的那些措施，特别是有关援助中国和限制日本的措施都没有提到。戴维斯直截了当地说，任何帮助中国的间题都不可能得到会议的通过。
麦克唐纳说，重要的是，不要使局势更加困难化。他认为，如果会议公开宣称其援助中国的意向的话，那么日本将宣布进行军事封锁。中国目前正在取得的军事供应也将断绝。
我又提到建议进行海军演习以保证过境安全的问题。戴维斯强调美国不可能办到。
我说，如果实际援助中国一事不能写在宣言中，可以另行安排。那么我建议英、美、法、苏、荷、比可举行一次圆桌会议，以便就对中国进行援助达成一项总的谅解。
戴维斯说，他不敢肯定能否参加这样的会议。
亨培克说，如果美国得知戴维斯先生参加考虑援助中国的会议的话，他首先将会得到华盛顿将他召回国的电报。
麦克唐纳问道，中国究竟需要什么。
我回答说，概略说来，在许多东西中，中国最需要财政信贷、飞机、野战炮、高射炮和机关枪。
麦克唐纳建议我向他们提出一份中国需要的清单。给他们个机会考虑，决定是否有必要与其他各大国集体进行，还是分别作出安排。
戴维斯说，只要美国中立法还在生效，他就不能作出使美国受到约束的安排。
我说中国政府急于想得到贷款，如果不可能从政府银行得到，中国政府准备向民间银行的贷款提供适当的担保。
麦克唐纳说，他认为，我最好向他们递交一份中国需求的清
第四卷出使法国3 " 单，然后，他们才能对应该怎样做拿出更好的意见。就英国而言，他认为武器和枪炮难以提供，因为政府重新武装的计划需要英国生产的全部武器。
戴维斯说，至于武器和军需品，中国想买多少就可以从美国买多少。
在开会前十五分钟，会议主席比利时的斯帕克在研究院大厦找我谈话，他间我对宣言草案有什么看法。
我说，宣言草案非常模棱两可，非常软弱无力。除了重复上次会议的声明内容外，没有更多的东西。
斯帕克说，根本没有什么内容，他肯定我一定会觉得失望。他说，他同意在草案上写明根据主席的要求，由三国代表团提出草案。他告诉我，实际上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他的看法是，与其坚持须由会议解决这样一个程序，不如在宣言中说明，解决问题必须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对中国更为有利，可以给通过大国斡旋促成中、日直接谈判敞开大门。
我说，假如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肯定宁愿选择确定解决的基础，而把程序一事搁置一边。因为这两者之间，解决问题所依据的原则问题，肯定比程序更为重要。
斯帕克说，他也这么看。我们的会谈就此结束，因为我们两人都已必须入席了。
当轮到我在下午5 时的秘密会议上发言时，我就中国要求具体措施一事发表了一篇演说。我说，宣言中除了再次确认某些一般原则外，没有什么内容。没有提到根据n 月15 日通过的声明中与会代表（r1 已经同意考虑采取的共同态度，也没有包括支持中国的具体方法的规定。面对国际上的暴力，只用语言不足以恢复和平与秩序，而正是这种国际上的暴力行径才引起了这次会议的召开。试
32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间，会议拒绝给中国以援助，是否想使中国停止抗击侵略？还是应让中国在没有足够的条件的情况下继续其抗战？中国代表团认为目标的一致，紧跟着应该有行动上的一致。决议草案的用语表明，会议以天折而告终。这将在不知不觉中扩大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无助于世界的秩序和稳定。
戴维斯和亨培克对我的发言均表示不同意。他们说我未能帮助他们应付美国舆论。麦克唐纳会后对我说，“你有你的立场，有些话你不能不说。”出席会议的全体美、英和其他记者事后对我表示，这是整个会议上最好的一篇演说，并表示已将全文以电报发给他们的报纸，其中也包括伦敦的《泰晤士报》 。下次会议定于24 日召开。
第二天（11 月23 日）苏联出席布鲁塞尔会议的主要代表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苏联驻布鲁塞尔公使鲁滨，我本人和钱泰大使举行了午餐会，就会议议程和有关间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钱泰和我向他们谈了中国的态度和我们打算在闭幕宣言草案中就具体行动提出的修正案。我们还讨论了中国提出的援华圆桌会议的建议和美国提出的苏联在蒙古和满洲边境举行军事演习的建议。关于后一建议，我提到我所引用的捷苏条约中所规定的苏联的义务。该条约是互助条约，也包括军事援助在内。可以作为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蒙满边境进行军事演习的先例。波将金回答说，苏联在军事上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是以法国的动员为条件的。如果苏联以军事演习这样的实际行动来支持中国，而全无第三者保证援助的话，那就等于我们要求苏联去冒独自面对日本的危险。
最后，会议于n 月24 日相当模棱两可地闭幕了，只是在其最终决议接近结尾的地方，提到：“会议认为，暂时休会是可取的。”接
第四卷出便法国323 下去是最末的一小段，企图给复会提供一个朦胧的希望。这段文字说：
“当会议主席或成员国中的两国提出报告，认为恢复讨论是有利的，那么会议可以再度召集。”
但是，正如我们大家知道的那样，会议到n 月24 日就永远结束了，一直也没有复会。
第六章欧战爆发前的外交活动
1937 年11 月末一1939 年8 月中
第一节布鲁塞尔会议的余波
布鲁塞尔会议结束前夕，中国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中国政府一方面迫切希望和日本达成停战，另一方面它又迫切希望从列强（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那里得到他们将采取某些实际行动的确切保证。中国政府最盼望列强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两种：一种是以贷款和军火支援中国的具体计划，以及一些海上和陆上的示威行动．另一种是拒绝向日本提供任何贷款或军火的明确方案。但是我和各列强代表团首脑们举行的一系列会谈清楚地表明，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愿意单独采取行动。每个国家都声称它同情中国的抗战事业，并且愿意作出贡献，但谁也不能单独地采取任何行动。任何措施都必须由强国以协同行动的方式进行。这里所谓的强国主要指的是英国和美国。
例如关于印度支那过境运输间题，法国政府一直在作出最大的努力给予合作，并且表示只要它能从华盛顿和伦敦取得某种协同行动的保证，它就决心保持印度支那这条路线畅通无阻。但是英、美拒绝做出这种保证口伦敦方面表示，只要华盛顿同意，英国是愿意作出保证的；而在美国，尽管罗斯福．总统也对中国寄予很大同情，可是由于受到中立法案明文规定的限制，美国政府还是认为不
第四卷出使法国325 能随便行动。要求苏联进行一次陆上军事示威行动也存在同样的困难。莫斯科并不反对这一要求，它并且暗示如果由于示威而引起日本方面的报复行动时，能够获得可靠的支援，它就愿意行动。而这种保证英国和美国却又都不愿意提供，
总而言之，中国为了抗战事业而向列强寻求有效的支援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至此却变成了与中国和远东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三大强国之间互相踢皮球的一场游戏，这三个国家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必须坚决要求四强作出有计划的支援和合作，特别是因为布鲁塞尔会议已经以失败而告终。我和法国政府领导人以及在布鲁塞尔停留期间和其他大国的代表们所进行的一系列会谈都清楚地表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带头行动。每个国家都试图躲在别国背后，等待其他大国先行动起来。这种局面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令人十分沮丧，同时对世界和平的整个事业，不论是在欧洲或远东，确实都很不利。
欧洲和远东的局势都在恶化。在申国境内日本军队节节胜利，迅速推进，终于使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情况十分严重，不仅是因为日军还在持续挺进，同时也是由于日本侵华陆海军将领们即使在和美、英等国打交道时，也同样肆无忌惮。1 习37 年12 月12 日美国炮艇“巴纳号”被日本飞机炸沉并造成了一些人员死伤。在此前后，有些英国商船在芜湖和南京附近受到日机的袭击，还有英国军舰“飘虫号”也受到了轰击，有一名水手被打死，另外几名受伤。据英国人办的《华中邮报》 说，毫无疑义，这次攻击纯系出自日方的蓄谋。
12 月17 日，我曾接到外交部的通知，政府有意并且打算把中日冲突问题再次提到国联顾问委员会。外交部指示我和郭泰棋商议一下，然后提出我们的意见。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1938 年l 月25 日，我离开巴黎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的第1 。。次会议。同一天，接到外交部关于拟向国联申诉的训令。电报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早先去电的答复，略谓我所提的意见应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提出；第二部分是关于我在日内瓦和列强代表进行磋商的条件和手段，我给当时在布鲁塞尔的钱泰大使去电话，请他前来帮助代表团工作，同时还约请了在海牙的金问洒公使。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拟议中的关于删除盟约中有关制裁的第十六条的间题。正式的提法是对盟约进行修改。这种修改对干中国确属利害枚关，因为中国一直在指望列强很快能找出一条对日本实施制裁之道。盟约第十六条也属于二十八国委员会职权范围，二十八国委员会成立于1933 年。先是国联全体大会曾有决议要求研究国联能在哪些方面支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处理有关这一决议的实施问题。
1 月27 日，国联行政院第100 次会议以公开会议的形式开幕；从五点半开始，直到八点二十分才结束。艾登首先发言，接着是德尔博斯、李维诺夫，随后是波兰的贝克。我第五个发言，其他委员的发言都在我以后。所有发言者对国联提出了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观念，尽管艾登和德尔博斯竭尽全力地安抚和劝说波兰、瑞典以及罗马尼亚的代表同他们采取一致步调，也无济于事。我自己的发言对国联过去的政策进行了相当强烈的谴责，但还是重申了中国对国联的信任。
在后来同英、法和苏联外长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中国向国联申诉的间题。我着重谈了我们之所以要在上次保留意见的基础上重新提出申诉，特别是以盟约第十七条为依据的意图。艾登和李维诺夫二人都很支持，但德尔博斯却显得不那么积极，并
第四卷出使法国
且还以需要美国合作作为借口。
在后来另一次会议上，讨论关子中国申诉的决议草案时，艾登、德尔博斯和李维诺夫都出席了，但是都表现得迟疑不定，不愿发言。最后，李维诺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并建议作两处修正，都被通过。
1 月29 日早晨，我们和英、法以及苏俄外交部长们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对行政院就支援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修正稿进行讨论。法国人似乎已经把草案的调子改得更加缓和，因此引起了中国代表团的尖锐争论，特别是和德尔博斯，因为他坚持在采取任何援华措施或对日约束行动的同时，必须取得美国的合作。他说，这是法国内阁的决定。结果我提出，我不能立即接受这一决议，因为我要向我国政府请示。
不久以后，我和李维诺夫作过一次谈话。他认为，决议的措词毕竟是次要的问题。其时波兰和意大利的代表也与会，他们在历次会议上都是站在日本方面的。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任何措词都是不熊接受的，因为任何措词都不会使他们满意。李维诺夫认为我对实际援助间题强调得太过分了。他认为不管决议采取什么样的措词，只要有人能提供实际援助，终归要提供的。他显然是本着苏俄政府的政策来说话的。这一政策就是：在莫斯科认为适当的范围内，秘密而不公开地支援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苏俄不愿使它的行动公开化，因为它希望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并且也不愿意让德国知道莫斯科在远东有困难。
李维诺夫说：不愿意援助中国的人，不管决议怎么说，他也是不援助的。他认为中国可以多强调一下采取某些积极措施的必要性，并且可以提出经济制裁为例。他觉得这样做不至于引起行政院中小国的反对，因为这些小国没有条件提供贷款。这种措施影响所
32 吕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及，只有两三个经济大国。他认为这些国家是不会干的，但他还是认为，这种措施仍不失为朝着正确方向起步的一种积极行动。李维诺夫把话题重新转到决议的措词。他说，他担心，即使如此软弱无力的第二稿，行政院也还是不能原案通过。因此，中国代表团最好还是坚持第一稿，等遇到反对时，再原封不动地接受第二稿，这就算作了让步。这个建议非常聪明而又切实可行。我问他，法国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第一稿。实际上第一稿除了要求和美国研究具体措施外，没有什么别的内容。李维诺夫显然对欧洲的国际形势了如指掌，他说，法国对欧洲的形势非常焦虑。害怕如果美国和英国全神贯注于远东，那么法国就得单枪匹马地去对付欧洲的局势，特别是地中海的局势。
事实上，在两天以后，即l 月31 日举行的二十八国会议上研究修改盟约时，法国的态度似乎变得更不积极了。其中原委，苏利茨很清楚。他告诉我说，德尔博斯接到一个来自柏林的报告，报告说在即将来临的3 月份，意大利将在西班牙发动一场猛烈的进攻。此外德国在奥地利也准备采取行动。那就是说，它计划兼并奥地利。这些都使德尔博斯感到非常忧虑。
2 月1 日下午，国联行政院开会研究对中国申诉的决议草案。由于许多小国的代表们采取变相反对的态度，会仪完全失败。例如厄瓜多尔和秘鲁的代表都表示，必须先请示各自的政府后，才能发表意见。他们之所以采取不合作态度，是因为决议仅由一小撮大国的代表们起草，没有请这些小国的代表参加，他们认为受到了忽视，
在那天下午的二十八国委员会会议上，当时任法国代表的保罗一彭古发表了一篇雄辩滔滔的演说，但由于两天前德尔博斯代表法国政府对决议草案所采取的态度，所以他的发言不大令人信服。
第四卷出使法国329 事后我和保罗一彭古谈话时，我对他的演讲表示赞赏，并提起了早先德尔博斯所表现的态度。他说，他之所以要大声疾呼地强调集体行动原则，就是着眼于中国间题的。他说，他不能为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法国对中日战争问题决议草案所采取的态度负任何责任。在2 月2 日国联行政院召开的会议上，小国代表们又一次表示了不满，并要求把中日冲突间题和决议一起提交给行政院公开会议上去研究。至少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代表们都强烈要求这样做。这一意见使得克兰伯恩和泰桑都感到不安。我自己也主张这一讨论在当时还是应该保密的。我提出一个折衷办法、我说，决议中不应提到参加起草各国的国名。这样，总算把公开讨论的主张压了下去。
1938 年2 月2 日投票的结果，通过了下述的决议：行政院审议了远东的形势，遗憾地注意到，自从行政院上届会议以来，在中国境内的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并且有所加剧。
鉴于中国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从事政治和经济的复兴事业，并已取得成效，对形势的恶化，更感痛惜，
回顾全体大会1937 年功月6 日的决议屯曾对中国表示了道义上的支持，并曾劝告国联各会员国避免一切可能削弱中国抗战力量从而增加中国困难的行动，此外各国还要研究各自单独能向中国提供援助至何种程度，
号召国联会员国要对上述决议的要求予以最高度的重视，
深信行政院中对远东形势特别关心的各会员国，必将不失时机地与利害相同的大国进行磋商，进一步采取步骤，稗使远东冲突获得公正解决。
朋。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我于2 月3 日离开日内瓦返回巴黎。2 月5 日下午，有一个饶有兴趣的人物来访间我，他就是李杜将军，自从张学良将军和他的部队撒出东三省以后，有两位英雄人物留在东北，继续抗日，李杜便是其中之一。他为了呼吁苏俄援华，曾取道巴黎去莫斯科。他告诉我．他刚从莫斯科回来，没有取得多大成果。在莫斯科，孙科曾告诉他，他所要求的援助是苏俄是否站在中国一边参与中日冲突这个．急间题的一部分。
李杜说，他离开莫斯科时，孙科已会见过几位苏俄领导人；并且有消息说，他已和这些苏俄当局进行了较满意的会谈。他并说，他了解到苏俄在援华政策上，既不打算也不可能再前进一步。这是因为欧洲形势恶化了，苏俄不愿意同时应付欧洲和远东两条战线。2 月初，我曾和莱热讨论过欧洲和远东两方面的形势。会谈开始时，我打算就中国军需物资通过印度支那问题再次对法国外交部施加一点压力，特别是要催促它把苏俄第一批通过印支运往中国的物资立即放行。
在这以前，中国政府已经迁都，由南京迁汉口，再迁重庆。中国政府迁到重庆以后，开始制订长期抗战计划。不过，如何从海外取得物资供应，成为一大问题，而为继续使用印度支那这一运输通道，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法国的同情和支援。
我直截了当地重新提出了让中国的武器和装备通过印度支那的问题，并且提醒莱热，我在上年10 月曾就这一问题交给他一份备忘录，但迄今未获答复。我说，我希望能够知道，法国新内阁成立以后的态度怎样。莱热回答说，这方面没有变化，去年lo 月旧内阁所持的态度继续在执行。
我告诉他，几天来我收到好几份电报，都谈到有一批俄国援华物资，在一个月前就到了海防，并卸了货。由于种种原因，这批货只
第四卷出使法国
有～一半运往云南，还有一千五百吨，中国派驻当地的代表急于将其运往中国。但是，他接到印支总督的通知，要求他把余下的俄国物资重新装运出口，拒绝发给运往中国的运输许可证。我对莱热说，事情非常紧迫，我不仅收到了外交部的训令，同时还接到了行政院长的命令，要求我和法国政府联系，希望法国政府指令总督将该批货物放行。此项许可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迫切的。因为第一，找不到船只来把它从印支装运出去；第二，余下的物资中，有三分之二是炸弹、榴歌弹和枪弹，总重量约有一千一百吨。这些物资如果留置时间过长，有可能危及当地的公共安全。
莱热承认，确实曾向印支总督发过指示，俄国物资中留置在印支的部分，不准过境。外交部曾接到殖民部转呈的报告，报告说，驻当地的中国代表在处理运输事务时，毫不注意保密。现在海防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坦克、装甲车、机关枪等等，就像法国国庆日的阅兵式一样，吸引着成群的老百姓围观。法国人和日本人都可以对这些武器摄影，外交部就掌握有这些照片。现在整个印支通道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日本人已在印支和巴黎两处提出抗议。日本人甚至已经掌握了有关各种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详细情况。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允许这些物资过境。至于公共安全问题，他说无关大局，让地方当局去处理即可。
莱热说，肯定已经有命令不让这批物资过境，现在再要改变这个局面是不可能了。不过果真有什么新情况，他或可给以有利的考虑。在我一再催促之下，他同意和殖民部联系一下看看，不过他不敢说有多大希望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说，中国的抗日运动，确实也是符合别的大国的利益的。如果中国抗战失败，日本的侵略肯定就要越出中国，到时候，印度支那的地位就要受到威胁。莱热说，这个他能理解，也同意我的说法。
洲2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不过日本方面一直在不断地提抗议。如果印支继续公开地向中国提供运输通道，恐怕日本就肯定要占领中国海的许多岛屿。日本海军已经三次在海南岛登陆，并企图占领西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他说，日本占领海南岛将危及印度支那，日本人并将利用此岛作为进攻华南的基地。这不仅威胁到华南，同时也将威胁到印支。他认为从中国和法国的利益出发，不能让日本占领这些岛屿。
他接着说，最近法国单枪匹马，在东京提出了抗议，要求日本陆战队撤出这些岛屿，英国人没有出来响应。他认为，这一问题必须用切合实际的眼光来看待，如果这些岛屿中的任何一个落人日本人手中，都将对中国不利。他说，此外，日本人还一直在威胁说要轰炸滇越铁路。法国的铁路股东们深恐日本会用空军把铁路炸毁。此外，在议会里还有一个小集团在反对政府采取任何会使法、日关系复杂化的政策。如果政府处理得不谨慎，这个小集团肯定又将在议会中掀起风波。
我对莱热说，据我看来，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日本进攻印支的危机。我说，英国人一直把香港的大门敞开着，作为中国的通道，他们不担心什么对日关系复杂化的间题。但莱热说，日本人曾试图占领海南岛，这说明他们的意图是认真的。至于香港，他说，对日本并不重要．他还深信日本不会进攻香港。
这时我说，最近报纸报道日本外相广田在日本议会作了一次报告．他说，日本已开始和各国谈判，要求各国停止对中国供应武器，我说，我怀疑法国和日本间是否也已经开始了这种谈判；法国最近在印支通道问题上的态度是不是由于法国已和日本达成谅解，要以这种态度作为代价，使日本保证不占领上述的那些岛屿。莱热说，既没有进行谈判，也没有什么谅解，而且占领岛屿的间题和向中国提供印支通道的问题根本是两回事。日本陆海军当局曾
第四卷出使法国
公开向法国驻日陆军武官和海军武官说过，他们有报复的意向。法国政府从来都是把关于岛屿问题的杭议与通道问题分开处理的。我于是说，日本大使杉村初到巴黎时说过，他要致力于扩大法、日间在1 907 年6 月10 日达成的关于对华政策协议的基础，以增进两国友好关系。我问他是否就这个间题开始了谈判。他说杉村有这种想法，但他得不到政府的有关指示。日本海军反对重申1907 年的那个协议，因为他们要的是在华南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不愿让自己的手脚受到束缚。倒是法国政府为了防止日本人侵占前述的那些岛屿，才反复援引了1907 年的协定。
我再次力请法国政府对援华问题予以考虑。我说，中国奉行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实际上是在捍卫法国以及其他大国在远东的利益，因为中国的抗战如果失败。就会使日本的侵略矛头更逼近于法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地和利益。莱热完全同意我的见解。他并说，中国在日本的和平诱饵前徘徊了一阵，终于横下心来继续抗战了。我说现在中国继续抗战的决心，空前高涨。不过要抗战成功就必须从海外取得足够的武器装备。所以中国要呼吁法国政府作出最大限度的支援。
莱热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并说，考虑到欧洲局势的现状，以及法国军工生产的落后状况，法国不可能给中国很多援助。他说，法国正在尽可能作出最大支援。中国可以在法国自由地进行采购，而日本人提出要进行采购时，法国政府往往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推托。
3 月24 日，我再次会见了莱热。我们的谈话紧紧围绕运输问题，以及印支在中国军需物资运输问题上的实际情况。我说，以前我曾经听莱热先生说过，关子过境运输间题，应按1937 年7 月13 日以前向法国提出的订货合同办理。只要是在上述日期以前笼订
334 顾维钩回忆录缩编
的购买军火合同，在履行这些合同时，不应有什么困难。但是，最近确实产生了几起困难事件，其中之一就是云南省在1936 年6 月12 日以前订购的一批75 毫米大炮。我说，据我了解，这批订货的出口许可证没有批准，理由是印支不能让这批物资通过。另外还有向哈气开斯厂订购的一百挺自动机关枪和向布兰特厂订购的四十门臼炮，这两批武器的制造许可证也没有批准。我强调说，这两批物资的订货合同是在1937 年7 月l 日签订的，是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就已经签订了。
我说，如果法国外交部对我在1938 年3 月4 日递交的备忘录能够做个答复，我将十分感谢。当然，我是经常向我国政府报告情况的。但是最近以来，由于在执行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签订的合同，以及在印支提供过境便利方面产生了许多困难，使我国政府深为不解。汉口方面（当时中国政府已迁至汉口）已经表示不满。我将设法防止这种不满进一步发展，因为我不希望我国政府对法国政府在这一间题上的真正立场，有所误解。
莱热说，他想起来了，3 月4 日确实有一份备忘录，他将设法给我一个答复，以便我向本国政府汇报情况。关于云南省政府订购的一批大炮，他说，在厂方代表向他汇报之后，他已经写信给陆军部，催促他们迅速予以批准制造。陆军部的答复是，由于法国政府发出了一项通令，将所有陆军武器全部入库，以便查明法国的国防需要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满足。这一来，就把云南的订货搁下了。关于和哈气开斯和布兰特订立的合同，他说还没有给陆军部写信，因为，就他所知，这些合同不是1937 年7 月1 日签订的，而是在1937 年9 月份。我打断他说，那些合同不是通过大使馆签订的，而是由孔祥熙博士的代表和法国代表直接签订的。我还说，在我刚从大使馆出来之前，法国代表曾明确地告诉我，那些合同是在
第四卷出使法国
7 月1 日签字的。莱热说，如果是那样，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他打算重新查阅案卷。他要求我向中国政府解释一下，以免中国在这一间题上对法国政府的立场产生误会。
3 月23 日，我到法国外交部拜会了新任外交部长保罗一彭古。我对他的再度出任外交部长表示高兴，并祝贺他在处理捷克问题上已取得的成功二
我对他说，最近中国的军事局势正在不断改善，中国的抵抗能力已经增强。中国基本上已经能够阻止日本侵略军前进，特别在津浦铁路前线尤其如此。中国军队的士气很高，为了继续抗击日本的侵略，人民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但是中国扰战的最后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武器和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输入。
我提到1937 年10 月国联全体大会的决议，那时彭古曾发表过出色的讲话。但是国联作出决议还不到两星期，法国政府就试图中断一切运交中国的武器和装备。只是在中国方面提出抗议之后，法方才偶而放行一些物资。而到1 月末为止，印支几乎已经完全停止中国货运。我指出，法国态度的这一转变，已经使香港转运任务的压力大大增加，因为香港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运送大量物资。我说，法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变化，使中国政府在抗战方面深感为难。同时也使中国政府对局势感到迷惘。我要求彭古运用他的影响来扭转这一局面，使之变得对中国有利。因为中国的抗战，不是单纯为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彭古说，如我所知，他对中国寄与深切同情，而且局势已经演变到如此严重，使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未能在冲突一开始就尽最大努力来加以帮助。
33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他说法国驻华大使那齐亚已经打电报给法国政府，请求放宽印支通道。他指出，印支的防务薄弱，比香港更容易受到外来的攻击。他说，如果我送给他一份照会，他将乐于对事态进行分析，并尽最大努力作出支援。但事实上，勃鲁姆内阁不到一个月就倒台了，一个新的外交部长乔治· 博内取代了彭古。彭古没有得到充分时间来实现他的意图。
勃鲁姆内阁倒台后，达拉第担任了新内阁总理。4 月21 日我访何了达拉第新内阁的外交部长乔治· 博内。在祝贺他荣任外长的同时，我希望能弄清法国政府对埃塞俄比亚间题的观点，以及英国打算在下次国联行政院提出这一回题的看法。中国政府曾收到英国方面有关这一意图的照会。我告诉他，英国方面虽然没有明说，但我觉得英国的真正意图是要对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予以承认。我说，我国政府估计法国政府也曾收到同样的照会，希望知道法国政府对此有何见解。我补充说，虽然中国政府还未决定如何答复，但我相信我国政府对英国的建议很难苟同。不承认武力侵占领土是中国的一项根本原则，这不仅适用于1931 一33 年间已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同样也适用于日军占领下的其他各省。我对法国外长说，中国如果同意英国的主张，就无可避免地要危及中国的国际立场，并将自毁其根本利益。
博内说，英国提出这一问题，是在他就职之前的事，而他的前任彭古已应允将在日内瓦予以支持．他自己没有理由加以变更，因此法国政府仍将给予支持。但他本人非常欣赏中国的立场，因为他对中国所从事的抗战事业，以及这一抗战涉及的重大同题，都十分同情。
博内说，关于埃塞俄比亚问题，法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态度，因为与意大利的关系对于法国至关重要。制裁问题，已经使法
第四卷出使法国
国在对意关系上感到非常棘手。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间题一日不获解决，欧洲形势的全面安定就一日不能实现。法国之所以要步英国的后尘，力图打开僵局，法国之所以要效法英国，与意大利开展谈判，以求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其原因都在于此。
我除了要和法国新任外长研讨埃塞俄比亚问题，还打算和他研究如何向中国供应军用物资以及如何运输这些物资等紧迫问题。我说，要保证物资能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印支过境对中国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告诉他，香港允许每月有六十万吨物资通过那里运往中国，而在最近的九个月中，仅有三千五百到四千吨获准通过印支运往中国，目前由印支到中国的供应线基本已被封闭。我并对他说，中国政府向法国订购的武器军需物资，也都不能及时交货，甚至中国在法国的订货，要获得制造许可证都很困难。我还说，有时，出口许可证也很难取得。还有，哪伯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前的订货，外交部也强令停止发货；制造许可证批不下来，遭到拒绝，其借口是，这些物资即使制造出来，也不能经过印支运往中国。我强调中国迫切需要这些物资，我请外长不但在外交部签发制造许可证上给予便利，还要请他转请政府中其他有关部门加紧制造中国的订货，并给以便利，使之通过印支转运中国．外交部长似乎对这个间题不太清楚。他间我，大使馆是否已经把这一间题通知过外交部。我告诉他，大使馆已经向外交部送交了好多份备忘录。于是，他保证一定命令他的秘书去查阅案卷，他自己也将立即关注此事。他说，他特别乐于处理好这一问题，因为他能理解，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业，也是保卫和平和民主的事业。4 月24 日，在塔布衣夫人家中举行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和乔治· 孟戴尔先生进行了一次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交谈．这时他已复任殖民部长．我告诉他，中国的军事形势已有起色。他说，中国的
33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长期抗战，是意想不到的，这给他的许多同僚以及法国公众以深刻的印象。他说，复职三天以来，他已经重温了全部有关法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他感到莫泰先生非常同情中国，非常有助于中国，但是有关政策施行的其他重要人物则不然。他感到，他的前任任命的印支总督似乎就不能理解他的意图。他不认识这位总督。我们间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诚恳而友好的谈心。这位部长对我说，他研究了中国的扰战问题，并且分析了中国抗战事业对法国的重大影响。他说，就军事而论，日本在国际政治中是一个比中国重要得多的因素。但是，由于日本和德、意两国流涤一气，一旦战争爆发，它肯定将成为法国的敌人。他甚至认为日、德、意三国已经达成了某种谅解．万一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要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他说，中国与日本不同。自从上次大战以来，中国一直和法国友好相处，从未改变政策。一旦有事，法国将把中国当作利害与共的友邦。法国应该拿定主张，在大祸临头之前，不失时机地广结盟友。
这时，他又把法国对印支过境运输政策的演变给我作了简略的介绍。他认为法国之所以要在假道运输问题上采取限制的政策，是为了慎重，以免使法国陷入这一向题可能引起的严重争端之中。我又指出，英国政府允许中国军需物资通过香港运入中国，并未考虑日本进攻香港的间题。他说，英国在香港的防务比法国印支的防务强大得多。他并告诉我说，他也知道，在过去几月中，英国已准许九万吨上下的军需物资通过香港运入中国，而法国则仅准许三千四百吨通过印支。不过，他已作出决定要改变这种政策。孟戴尔接着说，最近印支总督曾有电报告诉他，中国政府希望扩大通过印支的运输量，并表示，他自己（布雷维）和法国驻华大使那齐亚都愿意向中国提供更多的支援。孟戴尔说，他打算和法国外
第四卷出使法国339 交部研究这一问题。并说，他已把他的意见向达拉第总理说过，并得到了总理的首肯。达拉第告诉他，只管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办，并保证给予全力支持，决无异议。
孟戴尔接着说，在他的同僚中有一种反对支援中国的论调，说中国的抵抗可能坚持不下去，日本可能胜利。到那时，日本将对法国进行报复，印支受到日本打击的危险就近了一步。另一种论调是，如果中国获胜，或者能够获得体面的和平，它的外交政策肯定将变得更为排外，法国在印支间题上就不可能取得中国的友好合作。
我说，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中国人民历来爱好和平，乐于与友邦友好合作。那种害怕中国采取排外政策的心理，是毫无根据的。我说，如果确实存在这种顾虑，不妨进行某种协商，由中国作出保证，防止此种事态的出现。我说，我自己历来主张签订一项中法合作条约。这种合作，不仅限于经济，而是要扩展到其他领域。我明确认识到，中国需要从法国取得一定的援助，特别是在当前抗战中，需要通过印支取得海外的物资。而在此同时，一旦欧洲局势严重恶化，殃及法国时，中国在许多方面，同样可以向法国提供支援。我对这位部长说，目前，中、法两国间已经签订了一项通过印支向中国运输军需物资的条约，这一条约应成为法国扩大对华运输的基础，但还需要签订一项范围更广泛的协定。我还提醒部长说，在上次大战期间，中国曾向法国派出了八万多人的华工队伍。他们曾在法国士兵的战壕后方辛勤劳动，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中国也曾向法国提供过原料物资。将来中国仍可以对法国作出类似的贡献。
我又提到中国可以提供制造各种枪炮武器等所必须的重要矿产品，诸如锑、钨等等．我说在当前的中日冲突中，中国拥有一切必
340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需的人力，所缺的就是物资。必要时，中国可以用它的人力来支援法国。孟戴尔说，目前如果在中、法间签订一项政治协议，恐怕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也很不容易取得法国公众的谅解。由于捷克事件的发生，法国的公众已经感到相当恐慌，唯恐自己被卷进战争的漩渴中去．他说，最近邮政工人工会作出决定，万一捷克受到攻击，他们不同意法国对捷提供援助，这就说明了法国公众的心情。不过，如果中、法间签订的军事性合作条约不是以单方面援助中国的利他主义为基础，而是从法国本身的利益出发，他认为倒是可取的。他间我，中国的抵抗到底能坚持多久，中国是否能增强海南岛的防务，以免该岛被日本占领。他说，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能够大大加强法国执行它对中国新政策的立场。我说，我将非常愉快地把他刚才的谈话报告给政府．关于中国抗战的前景，我立刻向他保证说，只要武器和军需物资能够源源不断而来，中国是能够抗战到底的．我说，目前我国国内万众一心，坚持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空前高涨，而日本人民和政府对侵华政策却是意见分歧的。在我们的谈话结束时，这位部长要求我在向我国政府汇报时，务必注意保密。他说，万一走漏风声，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就会给他造成极大的麻烦，并将使新政策的贯彻受到严重的影响．我请他放心，保证决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在我同法国新政府成员的多次交谈中，我经常指出，中国面对日本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中国的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政府撤离南京迁往重庆，以及断然拒绝德国驻华大使经日本人同意后提出的调解建议，在在都说明中国政府已经义无反顾地决心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在1938 年4 一5 月间，中国军队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不仅顶住了日本人的进攻，而且由子中国军队士气旺盛，还发动了多次反攻，甚至夺回了这两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镇。
第四卷出使法国
这里，我打算说明一下列强为了支持中国继续抗战而提供财政援助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间题。和苏俄方面，存在着偿付一干万美元债务的间题．这是苏俄援华物资运往中国而应付出的一笔运费。但俄国人却坚持说，这是应当作为偿还苏俄提供的价值一亿美元援华物资价款的一部分。
关于由英国提供财政援助的间题，我在4 月30 日打电话给驻英大使郭泰棋。我提出，英国应该是能够向中国提供所要求的信用贷款，并由英国财政部提供道义上的担保的。郭泰棋则主张用国联贷款的方式，井且说哈里法克斯已允予考虑。
第二天，即5 月1 日，郭秉文（当时他在伦敦，代表中国政府处理外援问题）回到巴黎报告他和李滋罗斯以及伦敦的一些银行家们谈判的情况。他说，发行公债和政治贷款都需经英国议会批准，因此，不可能办到。在金融方面，李滋罗斯主张安排一项银行间信贷。因此，李滋罗斯和他本人都分头接洽了几家英国银行。这些银行在英格兰银行作出信贷安排时，都有可能承担或分担贷款。他们两水都感到这些银行是乐于赞助这一举措的。
郭泰棋说，为了稳定通货而筹借外债之议，在国内再次提起。他认为，如果美国也参加拟议中的英国贷款或国联贷款，那么间题就至少可以解决一半。
这时，我正准备去日内瓦参加国联行政院会议。我们中国认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应该是中日何题和埃塞俄比亚间题。法国外交部和英国外交部认为埃塞俄比亚问题，以及承认意大利对它的征服是最急迫的问题。中国对这一间题也颇关心，因为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支持它的承认态度。但是，我已在4 月21 日通知法国外交部长，中国认为英国的主张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有报于中国不承认用武力侵占领土的原则立场，而且当时中国正处于日本侵
342 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略之下，我们还深恐国联的这种承认，将牵涉到中国的切身利益。5 月9 日，我在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时，也提到了埃塞俄比亚问题。我们是在日内瓦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期间会面的。我说，不承认主义是中国的既定国策，事关重大，决不允许由于埃塞俄比亚间题的解决方式而受到任何损害。
李维诺夫说，埃塞俄比亚丧失独立，已是既成事实，没有哪个大国会去使它光复。它的主权事实上已经落到意大利手中。俄国在埃塞俄比亚没有利害关系，但是不承认主义事关重大，俄国坚决要维护它，决不允许受到损害。他认为最好把埃塞俄比亚问题与满洲问题区分开来。不能让埃塞俄比亚问题成为一个先例，对满洲问题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请他相信，中国的立场和政策就是这样，我在讨论埃塞俄比亚问题时将表明这一立场。同一天，在国联秘书长爱文诺举行的午宴上，我和法国外交部长博内，也就埃塞俄比亚间题交换了意见。开始时，他希望我在行政院为埃塞俄比亚问题即将举行的会议上能支持英、法的立场。他说，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已是既成事实，除了埃塞俄比亚本身以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这一事实。而另一方面，为了欧洲的和平，对这一间题必须妥善处理，以便和意大利取得和解。欧洲紧张局势缓和以后，英、法才能对远东间题给予更多的关心。他相信这也是中国所希望的。
我告诉他，我理解他的话的含义。我将按照我国政府的指示行事，决不会在这一间题上给英国和法国造成什么障碍。同时，我要求博内必须理解，这一问题所涉及的原则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这不仅是由于满洲的局势使然，同时也因为日本的侵略仍在继续，它置国联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于不顾，而且它还在北平和南京分别建立了傀儡政权。因此，无论如何，英、法的所作所为决不允许损及中国
第四卷出使法国
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两项根本利益，这是极端重要的，也是中国当前抗击日本侵略的根本目的所在。
博内外长说，他对问题的实质充分理解。但是，他认为中国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间题不能相提并论。他说，首先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基本上已经充分控制起来，而中国则仍在抵抗侵略，仍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奋勇斗争。
我一到日内瓦，就按常例对国联行政院的本届主席以及几位经常积极参加讨论的重要成员进行了拜访。5 月9 日，我又会见了这次会议的执行主席、拉脱维亚外交部长蒙特斯。他把会议日程告诉了我，并建议我在第二天星期二发言二我们讨论了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问题，以及国联予以承认的问题。他自己的见解和英国是一致的，换言之，即承认既成事实，除此而外，国联无能为力。因为中国意欲在行政院第101 次会议上坚持提出中国申诉的间题，我急于要在行政院各理事国间尽可能地组织好一股支持力量。所以我一到日内瓦，就立即行动起来，和即将与会的主要的或活跃的代表们接触联系，以求达到我的目的。5 月9 日我会见了李维诺夫，我也向他提起我将在会上提出关于中日战争的问题，我表示希望他支持我的发言。这位苏联外长说，他将支持行政院的一切行动。不过他觉得行政院不可能有多大作为。
他间我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如何。我告诉他，自从布鲁塞尔会议以来，争取他们援助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但收效甚微。我在伦敦的同僚曾向英国外相哈里法克斯提过举办国联贷款的设想，我自已也把此事向法国外长博内说过。他们二位对此似乎都感兴趣，但都仅表示将加以考虑。李维诺夫认为，这种要求最终必将落空．因为，国联所作的保证，都是空头支票。我说，我的设想是，英国和法国政府有可能被说服而作出保证。李维诺夫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
3 钊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两国政府批准之前，也还必须取得美国银行家们的支持。5 月10 日，我在行政院会议上发表的讲演中，根据盟约第十七条我正式重申了中国的申诉。到13 日行政院秘密会议时，我又概述了中国的迫切愿望，并要求迅速行动。哈里法克斯在发言中反对援用盟约第十七条，并反对根据这一条采取强制性措施。但他指出，中国申诉中的其他要求是符合国联以往作出的各项决议的。李维诺夫则表示全面支持中国的申诉。
秘密会议的结果，仅仅是指定一个起草委员会来草拟一份决议。会上指定英国、法国、苏俄、中国和罗马尼亚组成起草委员会。但经过我的提议，把拉脱维亚也加了进去。起草委员会当天下午就举行了会议，我们把秘书拟就的草稿通读了一遍以之作为讨论的基础。我发现这个草稿非常空洞。
那天晚上10 点，中国间题起草委员会再次集会。这时，我只好采取坚决立场，以求实现中国的愿望。由于我的坚持，终于对草稿作了些修改，虽然内容仍感软弱无力。会议到12 点30 分才休会。我觉得哈里法克斯在会上表现得非常友善，法国代表贺柏诺则相当胆怯，冷淡无情，形成了一种障碍。苏联代表苏利茨，这次发言很少。但他的顾问对裁决的含义理解得很快。总的说来，我发现形势相当不妙。
第二天，我们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中国间题和瑞士问题。行政院前任主席莫塔请瑞士代表就瑞士中立间题发言。李维诺夫对苏联被摈斥于起草委员会之外很生气。他在会上发脾气说，由于苏联与本案无关，他就不再参加讨论了。莫塔面带歉意地向李维诺夫解释说，前天晚上起草委员会成立时，他并不是存心令人不快，这时，博内插进来做和事佬。李维诺夫主动提出对瑞士间题的表决弃权，这才通过了拟议中的决议。
第四卷出使法国
关于智利宣布退出国联间题，议程中有此一项。哈里法克斯说，由于智利已经决定退出，就没有必要再考虑什么折衷方案去迎合智利的观点，使它满意。最后，开始讨论中国间题。博内和哈里法克斯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都做了富有同情并带有烦扬性的演讲。哈里法克斯显然对我的发言很担心，因为在议程上把中国间题列入以前，他先和我进行了交谈。
这位外相首先向我了解，我准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有多少篇幅。我告诉他，我的发言不会超过五分钟。如此简短，使他感到惊讶。前天晚上，他在起草委员会上提出了一个方案，其中含有中国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将提及这些要求，这使他很满意．他并说，由于我能履行我的诺言，他也将信守协议．哈里法克斯希望我不要把他看得太过于坚持己见。他说，他原想在会上给予中国更多的帮助，但是英国能力有限，会上所定事项，确实已是英国政府所能承担的最大限度了。我说，虽然我认为决议草案还不够强硬，但我觉得哈里法克斯确实是竭力支持我的。归根到底，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决议的措词，而是按照决议的精神向中国提供实际的援助。这时，哈里法克斯说，为了证明他的诚意，在前晚起草委员会散会之后，他立即致函英国财政大巨西蒙爵士，催他迅速做好对华贷款的安排。这种贷款可以用中国现存于伦敦待售的某些矿产品作抵押品．他指的是锑和锡，这些都是制造重武器的必需原料。他说，郭泰棋已就此事和外交部以及李滋罗斯进行了谈判，他相信，中国这次可以真正得到一些实惠了。我为此向他表示感谢。我说，财政援助问题确实非常重要。
这时，我又告诉他，我刚收到孔祥熙一份电报．他要求我找哈里法克斯问一下，关于中国政府最近发行的公愤，英国是否能提供一些支持。这些公债是以国库岁入作担保的。我说，任何形式的支
346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持，不论是保证书或推荐信，都将有助于这些债券的发行。哈里法克斯说，他乐于考虑这一间题。他让我转告郭泰棋，他在回到伦敦时立即找财政部联系，以便财政部与中国大使馆直接谈判此事。我说，关于中国需要军火的同题，我已和法国政府联系，希望法国能供应一些野战炮，中国现在迫切需要这种武器。哈里法克斯说，遇到适当机会时，他也会向法国提出中国的要求。他在伦敦时，就和法国人谈过印支过境问题。他发现法国人在这个间题上相当固执。我说，法国人似乎害怕日本会使问题复杂化。哈里法克斯说，他自己也感到法国人对这个问题确实是过于小心了。日本现在已被中国拖住。他认为，日本人没有能力和其他大国找麻烦。于是，在各国代表一一就中国间题作完发言以后，决议草案就正式通过了。决议再次吁请国联各成员国“尽最大努力”对国联已作出的各项决议认真执行，并按照决议给中国提出的请求以认真同情的考虑。另外由于我曾指控日本已经把几支化学部队开到山东，正在准备使用毒气。因此，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还指出，化学战争为国际法所不容许，要求将有关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任何新情况报告国联。
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这样的决议，已是来之不易了。第二天，5 月15 日，我收到了孔祥熙和王正廷分别从国内和华盛顿发来的电报。他们对我在日内瓦能坚持中国的立场并取得胜利，表示祝贺口
第四卷出使法国
第二节国内军事形势恶化，欧战迫在眉睫，中国需要援助日益迫切，获得外援更加不易
1938 年5 月，国联行政院会议开过不久，江苏、河南地区的战斗渐趋激烈。5 月19 日，徐州失守。日军随即沿陇海铁路移师西犯，直指河南重镇郑州。5 月24 日攻占兰封。两周后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 月，日旧本海军溯长江而上与陆军协同作战，会攻汉口。局势如此，争取外援与安排交通运输，成为至要之事。6 月2 日，我为了德国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一事往访赫里欧，想探询一下德国军事顾问空出的位置是否可由法国人来填补。由于柏林的催促，关于召回德国顾间之事，已开始在中国政府内部讨论。为此，我曾会见过很多法国内阁阁员，包括司法部长保罗，雷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政治领袖，后来变得更为显要，还有亚历克西· 莱热，他是外交部的秘书长。
我发现莱热对此事的态度相当沉默，甚至暖昧。当我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对于用法国顾间代替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显得有些退缩。他说，当中国正在进行战争之际，法国政府不能派任何现役军官去那里。我向他解释说，从德国顾问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聘请合同都是由个人签订的。自然，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德国政府的允许，但事实上，这些顾间在中国的服务工作，仍然由他们本人负责。
这位秘书长反复强调法国政府不能允许任何现役军官前往中
34 吕颐维钧回忆录缩编
国帮助抗日。可是他说还有另外的一些退役军官．这些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法国政府不能阻止他们受雇于中国，尽管莱热这么说，我还是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即他对此事一点也不同情。
我向他提出建筑从四川省会成都经昆明到达缅甸边境的铁路问题。我说，为了筹集建筑这条铁路的资金，英国已经成立一个组织，法国银行界可能对此也感兴趣，希望他们能参加这项工程。莱热说，法国银行界对于拟议中的成都至昆明铁路已经保留了修筑权，如果英国想投资于这个事业，他们可以建筑昆明至缅甸的一线。
我向他解释说，由于战争仍将继续下去，拟议中的这段铁路对中国是十分必要的。这条铁路与滇越铁路联合起来，就可成为一条重要的物资供应渠道。我告诉他，我知道法国银行界对此兴趣不大。倘若果真如此，中国政府自然不能反对由英国来投资建造。莱热说，法国银行已经承揽了从镇南关（在广西与印度支那交界处）至南宁这段铁路的投资，他们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再投资于另一铁路。他认为，如果英国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开始建造自昆明至缅甸的一段，留下成都至昆明的一段给法国。我向他指出，目前时间因素是首要的，中国政府希望这条铁路的建筑越快越好。为了争取时间，两条铁路线最好同时建造二
这位秘书长说，他将研究这个问题。他认为，如若英国愿意合作的话，法国也会有兴趣的。当我请求他设法使法国银行提高对此计划的兴趣时，莱热允许给予帮助。
6 月2 日，我邀请法国总参谋长德康将军共进午餐。席间我曾和他谈及聘请法国军事顾问以代替德国军事顾问这一间题。我告诉他，我打算会见达拉第总理，探询关于聘请法国军事顾问的可能
第四春出使法国
性以及能否在法国获得某些军需物资的问题。德康告诉我，达拉第总理对中国的事业一向是十分同情的。
我着重指出，德国决定召回军事顾向显然是由于它希望帮助日本加快结束其在中国的战争。其目的是为了使日本能保存其力量和资源，以增强反共阵营的实力，并且使德国在欧洲更能自由行动。我还告诉德康，德国和意大利都曾劝说中国与日本妥协，他们对中国断然拒绝他们的劝和表示不满。我解释说，欧洲的局势与远东密切相关。中国继续抗战将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淖之中，从而达到使德国和意大利的手脚受到束缚的效果。
德康说，这也是他的观点。他建议当我与达拉第商谈中国需要得到物资和技术援助时，亦应从这一角度来说服他。他还说，法国现在正计划重整军备，所以目前尚不能提供他们自己还需要的东西，这是事实。但有些武器如75 毫米大炮和机关枪等还是可以供给的，因为这类物资库存丰富。
德康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攻击用的重型武器，而是防御用的轻型武器。他说，目前首要的是制止敌人的侵入．在成功地制止其入侵后，才是采取下一步骤，将其赶出国境的时候。所以，只有到下一阶段方才需要重型武器。他建议我提请达拉第考虑是否可将法国生产的武器部件，运到远东进行组装。他认为建立这种装配工厂是比较容易的。这样既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需要，也能供印度支那将来一旦需要时使用。
他建议我在与达拉第谈话后，要送给达拉第一份备忘录，详细列出中国需要的军需物资和技术援助项目。他说，这并不意味着备忘录上的东西都能得到，但只要能争取到一部分，中国就算有所收获。此外，这个备忘录还可作为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促使他们在两三天内作出决定，最迟亦会在两周内作出。我谢谢他说，
3 功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6 月3 日我见到了达拉第。我开门见山地对这位总理说，关于扩大援助中国的问题有两件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同时，想和他磋商有关与法国的合作问题。
第一，关于物资援助问题，中国需要机关枪和75 毫米大炮这类的武器。我理解法国现在忙于重新武装和储备军需物资，但是我知道法国并不缺乏上述两种武器。如果目前没有库存成品，我建议可将材料及部件运往远东，在邻近印度支那边境的地方建立工厂进行装配。
第二，德国政府最近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这些顾间已在中国工作将近十年，作用很大。自战争开始后，这种帮助更为重要。这些德国顾问属于过去的德意志帝国陆军，并不同情德国的纳粹政权．他们本人仍愿意留在中国，特别是他们都是以个人名义签订的受聘合同。然而德国政府如果坚持召回，他们很难拒绝。不过中国政府诚意挽留，他们也很愿意留下来，所以此事现正在中国政府考虑之中。中国政府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希望了解一下，如果解聘了德国顾问，是否能从其他国家，尤其是从法国得到同样的军事技术援助。
国务会议主席达拉第说，他对中日战争深为关怀，几乎每天都注视着它的发展。在战争初起时，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不能长久坚持，很快就会屈服。但是他们错了。月复一月，中国已经抵抗住日本，而且由于这种长期抵抗，显然已使中国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
说到军需物资间题，达拉第指出，由于法国正在重整军备，因此没有多余部分可以供给中国。但无论如何，关于运送枪炮部件到远东，并在那儿建厂装配的事，他本人愿意推动其尽快进行。他说
第四卷出使法国
孟戴尔殖民部长也曾和印度支那前武装部队指挥官布吕尔将军讨论过这一计划。布吕尔曾告诉孟戴尔，印度支那的当地工人是优秀的，当地工人已能制造来复枪、子弹和一些小型武器。
我说，由于印度支那的劳力便宜，故而此种生产费用，长期算来也会低廉。达拉第说，不仅如此，这个计划还有其他有利方面，因为往远东运送军火成品就意味着拖长时间，而且容易引人注意。如果在印度支那把材料组装后再运中国，就不会引起外界任何注意。法国总理继续说，在法国有一些反对者，他们反对介入中日冲突。因此，这一计划将作为加强印度支那的防务需要来实施。他个人也总是宣传，要在印度支那建设防御力量。达拉第还说，三个月前，退罗（泰国）（它并未公然与日本联盟）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胜利，曾经对印度支那采取威胁政策，但最近当中国抗战力量与日俱增，退罗态度又转为缓和，然而仍有与日本狼狈为奸的危险。因此，实行此计划，亦将表明是出于对付此种威胁的必要手段。在军事技术援助间题方面，达拉第说，尽管外交部长博内持反对意见，他自己还是赞同的。不过为了避免外界指责法国公开介入中日冲突，他建议邀请英国和比利时也参加这一派遣军事顾间的计划，使这项行动具有国际性质。同时，达拉第说，他知道德国顾间在中国工作得很不错，他认为中国至少应该挽留那些合同尚未满期的人员．因为在现在情况下，中国不大可能得到很多国外军事技术援助。
我指出英国早已允许中国的军需物资可以经过香港入境，而不担心日本的攻击。我说，中国通过香港运进军藉物资的数量，每月已达六万吨左右。可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通过印度支那总共才运输了约三千吨。
达拉第说，日本曾经向法国政府抗议，反对通过印度支那运输
顾维钧回忆录谁窗编
给中国军需物资。在几个月前，驻河内的日本领事就曾对印度支那政府提出带有恫吓性的强烈抗议。然而，日本领事得到的答复是：“日本意欲何为，悉听尊便。”以后几个月，从日本方面看，情况反倒平静T 。达拉第说，但是近来有迹象表明，日本又日趋急躁。显然，像是一个人，在气急败坏之下，会不顾一切，挺而走险。
我说，中国认为法国陆军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它的威望很高。因此，我希望如果需要请英国和比利时共同派出顾问，顾问团的主要组成人员仍应是法国的军官。达拉第说，这也是他的想法。邀请英国和比利时参加，仅是为了使顾间团具有一种国际组织的色彩而已。
6 月10 日，我与法国外交部长博内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我首先告诉他，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关闭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我解释说，日本对华战争开始不久，中国大使就已休假回国，把大使馆工作交给临时代办主持。代办和他的僚属仍留在那里，为的是保护中国侨民和中国的利益，但是现在他们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已不能履行职责。5 月19 和22 日，几伙暴徒曾经闯入中国大使馆，用威胁手段提出了各种无理要求。虽经通知目本警察进行干涉，但他们置之不理。闯人大使馆的暴徒，都是一些日本秘密警察和台湾人。鉴于此种情况，中国使馆已不能再进行其正常工作。中国政府现已批准了临时代办的请求，让他们回国。使馆交日本政府保管。我补充说，虽然采取了这一行动，但中国政府无意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纵然日本方面借此宣传中国与日断交，实际不能作那样的解释。
我又说，中国政府得到情报，波兰政府有承认“满洲国”之意。中国政府认为，如果这种意图真的实现，就是违反国际联盟关于不承认“满洲国”政权的集体决议。我向外交部长转达中国政府的要
第四卷出使法国353 求，希望法国政府利用其影响，促使波兰政府停止采取这一行动，以免损害国联的威信和中国的利益。
博内很友好地告诉我，当天下午5 时，他正要会见波兰大使。届时他将借便把这件事情告诉对方。他向我保证，他一定要鲜明有力地表明法国的态度。我对他的好意表示了感谢．
谈到第三件事，我间博内，他是否已与英国或比利时大使谈及德国召回军事顾间事以及从法国获得军事技术援助的可能性。因为我原先了解的情况是法国将与英国和比利时联系，邀请他们共同参加。博内仍和前次向我谈的一样不赞同组织国际军事顾间团．他说，组织和派遣一个法国的军事顾间团或现役军官去中国，都可能使法国受到外界的指责、非议和招致麻烦。但是对于组织派遣非现役军官去中国，他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他们去。
我说，重要之点在于得到法国军官的实际援助。法国陆军的威望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远东非常之高，评价很好。与其他国家的顾问相比之下，中国最希望得到法国军事顾间的帮助。至于派遣他们的方法和形式，则是次要的间题。我说，我十分同意博内先生对此事要尽可能处理得谨慎一些的想法。
我然后提出云南省政府在法国订货的问题，并提醒博内说，他以前已经同意了这批订货的制造和运输。我说，如果博内能够采取· 措施，加速办理此事，我将十分感谢。因为据我所知，现在法国政府仍然迟迟没有发给制造这批订货的许可证。博内说，他将为我尽力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中、日战局又有了重大变化。军事方面，日军沿着长江向重要的武汉地区迅速推进。安庆已在6 月12 日被日军占领。同时，由外交部的电报得知，政府已收到情报，约有一千三百名年轻日本军官，已经前往遏罗的曼谷。目的是要建立飞机场以备空袭
3 弘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中国军队的后方，并摧毁从缅甸运输军需物资到昆明新建的公路。6 月15 日，我前往外交部会晤莱热告诉他这一情报，并间他外交部是否也收到了同样情报。莱热回答说，最近驻曼谷的法国公使报告，有两艘日本战舰已经驶达逼罗，其舰上官员曾访问退罗政府首脑，意图拉拢退罗对抗中国。逼罗外交部长已经通知法国和英国驻曼谷的公使，日本此举已完全失败，因为遏罗境内有大量的中国侨民，它愿与中国和日本都友好相处，希望保持中立而不站在任何一边。但是退罗由于拒绝接受日本的要求，将与日本产生隔阂，因此退罗外交部长担心日本今后将对逞罗用其他方法来发泄其不满。
我提及上星期我与博内会晤时曾谈到的波兰有意承认“满洲国”一事。莱热说，三天前已电告驻华沙法国公使，指示他尽最大努力阻止波兰政府实现这一意图。他同意我的看法，这种承认必将进一步损害国联的威信。
接着我告诉莱热，我从报上得知，美国国务院最近曾劝告美国飞机制造商不要向日本出售飞机。我询问莱热美国是否已将此事通知法国政府。莱热回答说没有。并且说，在布鲁塞尔会议上法国曾提议采取一致行动援助中国，但未获通过，美国政府对于远东事务非常沉默。但是法国方面，对于采取一致行动援助中国，一直准备与任何提出具体建议的国家进行合作。
一周之后，我和莱热又有一次重要谈话。因为我从中国外交部收到一封电报，要我探询法国政府，如果日本真的实现它的威胁出兵侵占海南岛时，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
莱热说，这个间题很难回答。海南岛是中国领上的一部分，日本曾多次向法国政府保证，日本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也没有要占领海南岛的计划。但是近来日本的保证已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了。事
第四卷出使法国355 实上，他们曾告诉法国政府，如果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日本海军有可能占领该岛。莱热继续说，法国政府除了通过外交努力，劝说日本不要占领海南岛外，别无良策。法国已告知日本政府，海南岛虽然是中国的领土，但它对于印度支那也如对于香港一样，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因此不愿看到该岛被日本占领。法国政府现正和英国政府磋商这一局势。根据他的情报，日本海军对于执行占领该岛的计划仍在犹豫之中，因为此举将引起与英、法关系的复杂化。但是，他认为海南岛很有可能会被占领。
我说，报纸报道法国和日本曾在1937 年n 月订立有关假道印度支那运愉间题的协议。莱热否认有此协议。他给我的印象是法国对中日冲突要保持行动自由。莱热说，现在日本报纸仍继续攻击法国，抱怨法国向中国供应武器，给予经过印度支那的过境便利，派遣军事教官去中国，以及同意投资建造自印支边境至南宁的铁路等。所有这些抱怨之词，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在群众中制造奥论，为它以后进攻华南寻找借口。我说，日本想以扩大华南的军事行动来早日结束战争，它必然还要失望，因为中国决定继续抗战。1 , 38 年春末，日本在各个战场加速了军事行动。东京显然对中国拒绝在日本建议的基础上与它妥协深感失望。它曾利用柏林和罗马的斡旋，这两个国家都极力要求中国与日本妥协。中国拒绝了日本炮制的和解方案。
日本军队的节节胜利，似乎已直接影响到西方列强的态度，尤其是关系到在伦敦的贷款谈判。法国已扩大了几种贷款，以便中国用来购买武器、军火和飞机。但在英国，争取贷欲授助的努力，虽在继续进行，尚未获得成果。在5 月份国联行政院会议期间，哈里法克斯勋爵曾经暗示有希望从伦教获得重要的财政援助，但这次谈判虽有进展，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似乎是由于英国看到1938 年
35 石顾维钧回忆录编编
春末的战况，故而再次裹足不前。6 月7 日，财政部的代表郭秉文向我汇报。他说，当他与英国财政部代表李滋罗斯爵士进行最初两次会谈时，似乎尚有希望。但最近和李滋罗斯讨论时，李滋罗斯却说，政治性质的贷款，因须等待政府决定，前景如何，不能确定。至于商业贷款，则需要充足的保证，而现在由中国提供作为抵押品在伦敦销售的钨和锑两种矿产，由于伦敦市场价格波动很大，而供应数量又不固定，故而不能满足需要。郭说，其实价格波动这点，在谈判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但直到最近他们才提出来作为他们对中国所要求的财政援助仍需进一步考虑的理由。
出现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日本在中国的北部以及长江流域快速向内地推进，使英国领导人对中国抗战的最后结果再次产生怀疑。因此，英国似乎想尽量谨慎一些，不做任何既无益于将来又只能激怒其过去的盟国日本的事情，以免严重损害英国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
6 月26 日，郭秉文向我汇报，李滋罗斯通知他，贷款现在已经希望不大。中国政府甚为焦急，已派罗杰士（一个英国籍的中国顾间）到伦敦来，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个拖延已久的贷款间题，明确答复是或否。
7 月1 日，郭秉文来向我报告，西蒙爵士现在对扩大给中国的财政贷款事，态度好转。整个间题将于7 月5 日在英国内阁中进行讨论。他告诉我，虽然首相张伯伦仍然态度暖昧，但还是获得一些进展。现在英国已经同意把货币贷款和出口信贷两事分开讨论。为了促进谈判，我建议郭可以作些适当让步，使李滋罗斯或其他英国人对此事增加兴趣。例如，让英国代表参与中国的外汇管制，也就是让英国在中国的外汇管制委员会中得到尸个席位。
7 月18 日，郭再次汇报伦敦会谈的进展情况。他说，酉蒙仍旧
刁州今．. , , , . , ，口甲口月护．六r 下，, , ，民口rl , , , , ，口气，曰咋，明，，、，，气‘丫．, ～一，弓喇，～一尸，，一，门屯一r 、，,
第四卷出使法国357 不赞同扩大财政贷款，这是中国不能得到贷款的真正原因。贾德干和李滋罗斯告诉他，现在的唯一办法是，极力促成出口信贷这个项目，以代替继续试图从政府中直接获得财政贷款的努力。总之，从英国取得财政援助以便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问题，一直被长期拖延。尽管国联通过了顾间委员会的建议，号召会员国援助中国，不要帮助日本，但卢沟桥事变发生已将一年，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
从英国（法国也一样）得到援助的间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美国的态度和政策。英国曾多次指出，他们愿意首先知道美国准备如何做。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经常了解华盛顿的态度演变情况的理由之一。我很想知道美国公众舆论及其在促进华盛顿采取积极援华政策方面有什么进展。因之，我很乐于接待舒尔曼博士的来访。他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一度当过美国驻华公使，在华盛顿声望很高。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告诉我，美国目前仍然被和平主义和害怕战争的情绪所支配。但是，阻碍援助中国的主要因素中立法，似有希望得到修改。我着重提出了我的看法，即用物资援助中国并不会把美国卷入战争。
说到这里，我愿意提起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 莫勒，他刚从中国旅行回来。7 月12 日他对我说，他认为中国如向美国贷款购买诸如小麦、棉花、搪等物资，都将会得到同意。他还说，他在中国看到抗战团结的精神，严守纪律和高昂的士气，这些都给他很好的印象。他认为中国不会失败。
另外一次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谈话是7 月26 日我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的长谈。地点在美国大使馆邸，大使本人也参加了谈话。他说他知道目前的战争形势对中国很不利，也理解我的急迫
358 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心情。这时，美国大使蒲立德也让我提出任何想提的间题。他说，在这里完全可以畅所欲言，自由讨论。
摩根索说，现在美国从中国政府购买白银的协定价格，已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重新修订。美国政府将先购买二千万盎司，以后每月购进一千万盎司。他说，王正廷博士告诉他，中国尚存有一亿盎司白银。因此，这个协定将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外汇状况，直至年底。需要考虑的是，在这以后该怎么办。
我问他，照他看来，中国要从美国获得财政援助，采用什么方法最好。摩根索回答说，他知道在美国方面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但他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些使中国得到援助而又不使美国政府为难的办法。
他说蒲立德大使和他自己，曾预料到我的访问，已经讨论过此事。所以，现在他愿意提出一个建议，我可将此建议转报中国政府请求给予答复。于是摩根索说，他的意见是，如果陈光甫能再次被派去华盛顿，他将乐意和他讨论这个问题。然而他希望我能理解，这并非一个肯定的承诺。但作为财政部长，他可以向我保证，他将尽最大努力缔结一些协定。
摩根索进一步说，最近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曾向他询间，是否尚可使用棉麦借款中的未动用款项。他说，他已告诉王博士，由于此款己经结算，不可能再予动用。我同道，能否再作一个新的安排，使中国可再从上述公司得到贷款用于在美国购买物资。摩根索说，这正是他认为能够做的一些事。他预期在8 月底返回华盛顿，如果陈光甫能在9 月初到达美国，他将乐千在华盛顿和他商谈。我向他道谢，并说，我将把此建议电告中国政府。摩根索说，如果中国政府同意，他希望我能通知蒲立德先生转告他，律能早作必礴
要的准备。
第四卷出使法国3 的我间道，除了进出口贷款以外，是否还有可能由私人工厂作出安排提供物资？摩根索说，肯定有这种可能性。例如，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克莱斯勒先生曾经和他谈过，他很同情中国的事业，并且愿意给予帮助。克莱斯勒说，他准备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运货汽车，并且同意除了工资和材料费外，用中国国库券支付。换句话说，克莱斯勒情愿在利润上冒风险。
说到美国政府的贷款，摩根索认为中国可以和美国商谈购买棉织物和面粉，以及一些需要在美国进行初步加工的原料。他说，购买这类商品对美国劳工和工厂有好处，因此将为美国公众所欢迎。
为了答复摩根索的问题，我提供了一些英国和法国关子给予中国财政援助的态度的情报。蒲立德大使说，他知道无论英国还是法国，在他们得悉美国会对中国做出什么行动之前，是不会安排给中国任何财政援助的。他认为向伦敦和巴黎寻求帮助的唯一方法，首先是要和美国做好一些安排。他说，然而，最好不要先和英国或法国政府提到任何美国企图帮助中国的话。因为假如伦敦和巴黎间起美国将为中国做些什么时，一开始不可能有确切的回答，这样只能使伦敦和巴黎对于帮助中国更为犹豫。所以他劝我，在中、美之间的某些安排落实生效之前，不要向巴黎或伦敦有任何透露。寞泰是中国的一位好友，现在暂时离开了政府，他受委员长的邀请将去中国访间。7 月6 日我设午宴招待他。我们曾有一次有趣的谈话。
在谈话中，莫泰告诉我，是他在去年秋天下令占领西沙群岛的，这是为了阻止日本去占领。这是我向他提出的话题，因为法国政府最近从印度支那派遣安南士兵到西沙群岛。此岛位于南中国海，在海南岛和印度支那海岸之间，中、法都声称对它拥有主权。事
3 印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实上当莫泰还是殖民部长时，我就常和他讨论西沙群岛问题，希望解决两国之间的争议。
关于西沙群岛的主权问题，莫泰说，不会由于法国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而损害对此群岛的合法权利。主权问题还有待今后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协商来加以解决。莫泰又说，中日战争爆发不久，显然日本有意占领这些岛屿。这些岛屿如被日本占领将使航运和印度支那沿海区域的安全受到威胁。所以莫泰认为法国占领这些岛屿，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日本企图侵占海南岛的一种阻力。莫泰更进一步说，据他看来，中国政府应当同意法国政府开辟一条通向海南岛的商业航空线，并在西沙群岛建立飞机场。这将进一步警告日本，不要对海南岛存有过多的兴趣。
和莫泰谈话之后，我给外交部发去一份报告，指出：握据莫泰的说法，法国占领西沙群岛并非别有用心。特别是他明确表示，该岛的法律地位和所有权并不受影响，整个间题将在中日战争结束后由调停或仲裁来加以解决。
7 月15 日，我收到外交部发来的指示．鉴于奠泰对我的保证，以及法国政府的真实动机，现在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外交部让我提交一份备忘录给法国政府，保留中国在西沙群岛争议中的权利，并取消了原先要我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的指示。
7 月27 日，我被奥迪内给我的一份关于法国军需物资供应问题的报告所困扰。我曾请奥迪内去查间一下飞机附件迟延交货的原因。他告诉我，航空部长盖· 拉· 尚布尔曾经对国民议会航空委员会主席博苏特罗说，他不能同意交付任何中国的订货，也不能同意向中国交付任何德沃丁（一种飞机型号）飞机的附件，虽然这些附件已完全作好装运准备。他说，因为这里还有其他的特殊间题。
第四卷出使法国3 " 我告诉奥迪内，我将立即以个人名义给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国防部长写信，
在我给达拉第发信后，我有机会在外交部见到外交部长博内。那是在一星期后的8 月5 日。当时我去外交部的主要目的是想和博内讨论一下如果莫斯科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可能在欧洲产生什么影响。在我们的谈话快结束时，我提出了在法国所钉购的大炮和飞机的问题。我告诉他，在已交付中国的二十四架德沃丁式飞机中，仅有五架装备有炮，另外十九架则无炮。我还说，这十九架飞机的炮都早已备好待运，但是航空部下令禁止出口。我告诉外交部长，这事非常紧急，因为无炮的飞机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我以个人名义向他要求，希望他能对尚布尔施加影响，劝他取消禁令，放行这十九门炮。外交部长说，他不能理解为何飞机已经运出却要停运这些炮，它们当然应该随同飞机运出。他答应我和尚布尔部长个别商谈，
正如我前面所说，推动我们这次谈话的真正原因，是探讨苏联在远东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可能对欧洲形势产生的影响。两天之前，8 月3 日，为了探索同样的阿题，我曾去拜访苏联大使苏利茨。据我的谈话记录，我首先告诉苏联大使，我希望在有关朝鲜― 满洲― 西伯利亚的边界形势方面，能和他保持联系．由于涉及苏联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最近冲突的新闻报道矛盾很多，我肯定他会使我明了那里发生的事情的真象。
苏联大使说，从莫斯科来的消息说明形势很严重，超过任何以往的事件。现在日本有三种流行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在那个地方用武力制造一个事件，以免从朝鲜调日本军队去中国前线；另一种观点丰张对苏联挑起争端，以便将战争责任转嫁到苏联身上；第三种是民间和政界大多数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日本已深陷于中国，所以
3 能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主张避免和苏联发生公开冲突。苏联大使起初认为，最近的边界事件是日本驻朝鲜军队基于上述第一种想法而挑起的。但是，进一步的情报已使他相信，这次冲突的真正炮制者还是东京。
至于谈到莫斯科的政策和官方态度，苏利茨说，他还未收到特别指示。但是从苏联政府的总政策来讲，他可以告诉我，尽管苏联不愿和日本从事战争，但若有一寸土地被侵犯，苏联一定要起而保卫。现在和日本争议的那部分领土，根据1886 年签订的中、俄条约及其附图，毫无疑问是属干苏联的。日本如果强行占领，苏联军事当局必将以武力来回答。
从我7 月26 日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谈过从美国获取财政援助的可能性以后，我已经将情况报告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外交部长王宠惠，现在中国政府的答复已经收到，我在8 月5 日拜访美国大使。但是，在我谈到正题夕前，蒲立德间我对苏日事件的看法．我告诉他，日本挑起这个事件，是为了试探苏联的意向及其准备情况。但是我了解到，苏联是坚定的。我说，目前仍然很难预言这个事件会如何发展。日本现在愿意与苏联妥协，因此提议从其占领的张鼓峰地区撤出，准备在谈判划界之前临时建立一个中立区。蒲立德评论说，事实上苏俄和日本都不希望战争。他说，就日本而言，由于其双手已被中国束缚住，确实不能再从事对苏俄的另一场战争。从斯大林方面而言，由于清洗军队和清党的原因，显然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他总觉得战争会推翻他的统治。此外，苏俄也必须考虑到欧洲的局势和德国就在他的背后。
然后我们谈话转到美国援助中国这个正题。我告诉蒲立德，请他转达摩根索部长，孔博士将根据摩根索先生的建议，派陈光甫去美国。陈先生将按照摩根索部长建议的时间，于9 月初抵达华盛顿．
第四卷出使法国3 " 蒲立德问我在伦敦谈判财政援助的情况。我告诉他，郭秉文刚从伦顿回来向我汇报，一些英国政府官员仍持约翰· 西蒙爵士在下院宣布的关于不宜承诺财政借款给中国的意见，但可能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后重新讨论这个间题。现在提出的间题不是借款而是信贷。我告诉蒲立德，英国官员显然同情中国，宣称他们准备考虑中国政府能够提出的任何建议。我曾向孔博士提到这点，要求由中国提出更具体的建议。现在已提出了三项建议：即购买用于中国的拖拉机；供应铁路建筑材料以修建昆明到中缅边境的铁路；供应安装于西南六省的电话器材及其附件。
我紧接着补充说，据我看来，美国也能帮助供应拖拉机和电话器材。蒲立德说，这是能够的，但这并不能和要求进出口信贷联系起来讨论。因此，我提醒他摩根索曾经谈到的关于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的建议。蒲立德说，这是陈先生到美国后，可以直接同克莱斯勒商量的事。蒲立德认为这个建议将对中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克莱斯勒会满足于仅在生产成本方面付给外汇现款，而以中国国库券支付利润差额．他告诉我，虽然他并无官方的情报，他知道和利润相比，生产成本是较少的，甚至少于总值的百分之五十。8 月13 日，我拜访了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马锡里。谈话一开始我就对他说，我来此是为了交换对苏、日局势的看法。我从报纸上注意到德国大使曾经会见博内，并告诉他德国不希望苏、日冲突加剧。但在另一方面，我曾经收到从柏林来的情报，德国曾规劝日本停止或限制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而以全神注意俄国。一旦日本和俄国发生战争，德国将应日本之请派遣一个军事使团去日协助日本参谋本部。我不知道博内在和德国大使谈话时，是否曾有这样的印象。
这位司长告诉我，德国大使的谈话是一般性的，仅仅是简单地
3 供顾维钧回忆录缩综
宣称德国不愿意见到局势加剧和德国驻东京大使已得到指示，要他敦促日本政府执行一种节制与和解的政策。我间他，日本大使在和博内谈话时，是否曾有所表示，由于已与俄国实现停战，将要扩大其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马锡里说，没有。他还说，日本大使仅强调说明日本政府的和平意图，期望苏“满”边境事件和平解决。在回答另一问题时，马锡里说，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日本和苏俄都不想真正打仗，因此它对苏日冲突并不感到担忧。于是我间道，欧洲的局势是否有真正值得优虑的理由。我还说，德国狂热备战的消息，不断传到中国大使馆，我问他对于这类消息，应如何估量。
马锡里回答说，法国外交部也早已知道这些消息，德国在准备战争是真的。他认为，这确有值得忧虑的理由。但是人们的意见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战争即将爆发；有人认为过一个时期才会爆发；也有人认为根本不会爆发。他自己并不认为战争即将爆发，但是另一些人却相信战争会在8 月中和，月底随时发生。
谈话结束前，我提出有两架德沃丁式飞机，当运往中国途中时，在印度支那边境被扣留的事。马锡里说，这是件新发生的事。他知道这两架飞机是由殖民部下令扣留的，他将行文向殖民部询间，并请他们放行。关于十九门炮的事，我发现外交部已经行文给航空部，强烈要求他们把这些东西交付给中国。
人们已经清楚看到的，法国的政策似乎总是以欧洲形势的发展和英、美的态度及意图为转移。其关键主要在于欧洲形势的发展。这个时期的捷克问题已引起欧洲的政治家们的认真关注．事实上关于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有着很多的议论和忧虑。因此，8 月26 日，在我为前外交部长，现任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夫人举行的午宴上，我和我的客人波兰大使的谈话，自然而然地集中到欧洲
第四卷出使法国
局势上。大使在回答我的间题时说，会不会发生战争，将在未来两周内决定。另一位客人，乌拉圭公使马尼说，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是由张伯伦和达拉第邀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直接当面会谈，询间他们如何才能维持欧洲的和平。法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马锡里认为，整个欧洲形势的安危现在系于希特勒一身。马锡里担心欧洲现在王滑向战争。
三天后，中国驻柏林大使程天放夫妇从柏林来．我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因为我很想知道程大使所了解的有关德国的态度和意图。程天放说，蒋百里最近访问德国时，戈林曾亲自告诉他说，日本最终将会战胜中国，因而德国可能通过日本在远东做更多的生意。程先生还说，里宾特洛甫外长本人由于受到日本宣传的影响过深，对于远东的形势非常幼稚无知。至于希特勒，程说，他“想得很多，说得很少，但他总是抓住有利的机会行动”。据程看来，希特勒还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这是指他在欧洲要采取强烈行动而言）, 因为要发生战争，德国那时在经济和海军实力方面尚未准备好。
第三节中国再次向国联申诉，因欧洲危机而告失败
1938 年9 月初，欧洲局势继续恶化，朗西曼勋爵出访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获得结果．尽管捷克人一再让步，仍然看不出他们与苏台德区日耳曼人之间有达成和解的迹象。德国这时已在动员，正沿捷、法边境频繁调动军队。令人奇怪的是在9 月5 日以前法国并没有作出任何相应的行动，直到9 月5 日法国才开始动员。与此同时，从中国传来的战争消息也令人沮丧：日本军队正在
366 · 顾维钩191 忆录缩编
江西、广西和河北省的部分地区继续深入。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企图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早日结束“中国事变”。1938 年夏季，日本开始向中国增兵。根据外交部的电报，截至1938 年9 月1 日，日本侵华兵力已经达到如此规模：在长城以内部署了三十一个陆军正规师团和一个约二万五千人的后备师团。驻华空军部队在第一线拥有五百架飞机。同时，日本海军的第二、第三舰队也已全部出动，巡弋在中国领海。电报还说，实际上的日军兵力可能超过上述估计数字．
这时，中、日之间陆上的战火已经燃遍了十一个省，其中绥远、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江西和湖北各省的部分地区已被侵占。日本侵略军几乎占领了中国的全部主要铁路交通线，即京（南京）沪、沪杭、津浦、平绥、正太、浙赣、淮南等铁路全线以及平汉、陇海铁路的大部分．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这些铁路线，更谈不到控制这些铁路沿线的内地。中国游击队的进攻，不断扰乱和削弱日军对上述交通沿线上一些重要城镇的控制。日本在华推行的政策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但要控制中国，而且还要排除在华的外国利益，这从日本对待在华外侨和外国利益所采取的一些做法，就可以得到充分证实。例如，他们企图把所有在占领区中的外侨置于自己的控制和管辖之下，发生了许多起日军任意逮捕、拘禁和殴辱第三国侨民的事件。他们还公布了经过修订的海关税率表，给进口日本商品以明显的优惠待遇。这种新修订的税率，日本人于1938 年l 月曾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在华北实行，从6 月1 日起扩大到在中国的整个占领区。日本还对外国船只在长江下游航行发布禁令，禁止在长江上日军控制的区段航行。而日本船商则在上海报纸上公开登出广告，为他们的船舶招揽南京至芜湖之间定期航线的货运。日军拒绝对外国商人或传教士签发通
第四卷出使法国3 邵行证，不准他们回到原在占领区内的处所，可是日本商人却越来越多地涌入这些地区。日军占领区中，外国投资的铁路也被新组成的日本公司接收，置于日本人的管理之下。他们阻挠原来属于国际监督下的黄浦江浚港工程，为的是暗中破坏上海作为东亚最大港口的地位，企图在黄浦江下游另建一个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新港口。以上就是9 月初中国和欧洲的形势。当时我正准备再次出席下届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和全体大会，驻在伦敦的同事郭泰棋大使来到巴黎，他将和以往一样参加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团。9 月7 日我们一起讨论了准备在日内瓦提出的要求和哈里法克斯勋爵对我们建议援用盟约第十七条”所作出的初步反应。哈里法克斯勋爵认为，鉴于许多欧洲的国联会员国声明反对制裁，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不适宜的。
同日，我访问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先生。因为这时国联行政院和大会即将开会，会上将讨论中国就中日冲突事件提出援用盟约第十七条的建议。我急于想在这次会议上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