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鱼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几个月后，一名与安娥有过感情纠葛的男子，无意间听到了这首歌，优美的旋律令他顿时思绪万千。他随即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自己对安娥的复杂情感：“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这名男子，就是后来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著名剧作家田汉。
然而，田汉与安娥之间的爱情故事，不是这短短二十几个字能够说清楚的，就连他们的儿子田大畏也说：“对于父母的经历，我也是后来才了解，他们几乎不和我谈过去。”
2010年10月13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位于北京东直门附近田大畏的家。田老已年近八旬，是我国著名的俄文翻译家、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他的书桌上堆满了俄文书稿，厚厚的俄文大辞典已经翻得泛了黄。老人很豁达，对于过往直言不讳。“我们家里，爸爸、妈妈和我，是3个独立的生活轨迹，直到晚年才有些许重叠。”
一生最爱三个人
田汉原名寿昌，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小山村。他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易克勤带着3个孩子艰难生活。田汉曾在《三叶集》中提到，自己最爱的人有3位：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自己的妻子易漱瑜。田汉的母亲是一位坚强倔强的女性，遇到困难从不低头。看到田汉从小聪慧好学，为了供他读书，母亲把家里唯一的被单也当掉了，长期盖着破棉絮过冬。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想把唯一的女儿易漱渝许配给他，亲上加亲。1916年，易象出资送刚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1920年底，他们在日本结婚。这一时期田汉的话剧创作也进入了丰收期，如《乡愁》、《咖啡店之一夜》等。应该说，与易漱瑜的爱情，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
1922年，夫妻二人回到国内，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刊物的名字取自王维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然而，不幸的是，易漱瑜1925年病逝。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在田汉的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田汉在给日本友人、著名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不过，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
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林维中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田汉天性浪漫，他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于是，我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舟似的，只好让它漂流，让它颠簸，毫不能勇猛地向着某一个目标疾驶迈进了。”
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并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颇具影响力。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回上海与田汉见面，当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钱交给了他。当时，500元可是一笔不菲的资财，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元钱。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虽然异常繁忙，但他一个月之内还是给林维中写了7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田汉在合影下写道：“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和莫斯科“红色女郎”相识
1929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左翼”文艺战线。因为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当年，安娥只有24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安娥1905年出生在现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田大畏告诉记者，“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15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安娥因学监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学监辞了职。事后，安娥离开学校，被父亲带到北京读书。1923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大畏说：“我的外祖母性格很刚强，这一点母亲和她很像。听说母亲加入地下党，她直接来到北京，硬是从学校里把母亲抓回家。”当时正值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在报纸上看到25名学生被杀，再也按捺不住，索性逃走。“母亲的这一选择，让外祖父直到去世都不认这个女儿。外祖父不赞成母亲走上共产革命道路，他发表声明‘从此不再有这个女儿’。”
同年，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田大畏说，“在中山大学时，母亲因为历史比较简单，俄文也不错，被选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后来叫克格勃，当时叫格别乌，做东方部主任的助手，帮助他们办案。”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负责将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意气学生。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他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不卑不亢，举止大方，颇有几分英豪气，很是欢喜。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争爱情不争躯壳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与田汉保持了5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她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最终，田汉决定遵守诺言，与林维中完婚。
谈起此事，田大畏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甚至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1931年8月，田大畏出生了。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走。“在最难的时候，母亲唯一想到能依靠的，只有姥姥。她踏上了6年未回的家乡。母亲再次出现，还带着私生子，当时的场面可以想象。据说，她是跪着求姥姥，请她照看我的，姥姥搂着母亲失声痛哭。”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1933年，由于叛徒的破坏，安娥的直接领导姚篷子被捕叛变，作为姚的下线，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介绍，她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她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决定了他们的爱情命运。“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父亲听后很激动。”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在田大畏看来，父亲当时根本不可能选择离婚，“他并不是很风流的人，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很犹豫，哪个也放不下，但那边有妻子有孩子，毕竟是一个家庭，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传统。”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1948年2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说：“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当记者问她，面对如今的局面如何应付？安娥笑言，“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田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抗日战争期间，安娥曾任战地记者，1938年后辗转武汉、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1948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相濡以沫度晚年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1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1949年至1954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说，他曾因对父亲不够理解、不够体谅，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也不禁想落泪。“我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几乎联系很少，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当我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他原来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1954年，田汉率中国京剧团赴云南慰问解放军，他给北京的安娥写信说：“你已回京否？为什么不见只字来？应该知道我是如此念你。母亲处也请你去看看，听说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吗？”之后，田汉又在浙江写信：“亲爱的沅：到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们住在一百号，下次一定同你来，也住一百号。”
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田大畏说：“父亲始终鼓励母亲别泄气，同病魔作斗争。他给母亲找最好的医生，给母亲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母亲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父亲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带着母亲。”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
1956年，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安娥中风后失去了写作能力，1961年，她在广东养病时，勉强用左手给田汉写了一封信。田汉收到信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信皮上写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画，但绿衣使者给正确地投到了。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汉”。安娥在上海养病时，田汉不时写信叮嘱：“……棉衣找给你，不知对不对”，“四川带去的药，一定要做成药丸，按时吃一年再说，不要忘记。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挂念。汉”1963年，田汉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在昆明疗养的安娥：“亲爱的沅：我的病好转，勿虑。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这对20世纪革命情侣的执著与热诚，今天的人可能难以理解；但他们在那个热血年代的革命情怀，却让人难以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