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钟的世界
原载《中华文化画报》2007年第8期
编钟，是我国古代一种成编使用的、具有固定音高的旋律性青铜打击乐器。根据形制的不同，编钟一般可以分为镈、甬钟、纽钟三种。它是我国、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中一枝绚丽夺目的奇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一、编钟发展简史
根据文献记载，编钟在黄帝时期就已经产生。《吕氏春秋·古乐》中说：黄帝时的一位乐官伶伦，奉了黄帝的命令，和大臣荣将一起“铸钟12口，以和五音”。此外，炎帝、颛顼、帝喾、尧、禹时也有关于编钟的记载。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编钟的原始形态来源很早。陕西长安斗门镇遗址出土的陶钟（图1），可以看作是中国青铜编钟之一——甬钟的始祖。这件陶钟1955年出土，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钟为泥质灰陶，腹中空，横剖面近似合瓦形。其形制与商代的铙相似，应该与商铙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商铙，则与西周的甬钟渊源极深。在史前的音乐考古发现中，还有一些陶铃和铜铃。它们的腔体很多已经是合瓦形，与后来出现的镈和纽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陶铃中最早的标本为仰韶文化后期，距今约有6000年左右，如河南仰韶文化陶铃(图2)；最早的铜铃为山西陶寺铜铃(图3)，约为龙山文化晚期的遗物。
商代，编钟中的重要成员——镈产生了。1989年，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一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镈（图4），其年代约为商代后期。该镈制作工艺精良。腔体为合瓦形。平舞，上立小方环纽。于口平齐，有内唇。体表饰有各种图案，精美繁缛。在大洋洲镈出土之前，许多学者都认为镈在西周时期方才出现。因此，它的出土在中国青铜编钟发展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从同为合瓦形腔体的形制上，不难看出它与夏商铜铃之间的渊源关系。到了周代，镈开始流行。其装饰特别华丽，演奏方式为垂直悬挂击奏。因其体形较大，于口平齐，所以声音宏大绵长，主要用于演奏旋律中的骨干音，不善于演奏完整的旋律。春秋时期，镈在中原地区主要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重视它的礼仪功能，追求形制巨大，装饰豪华，希望以此来加强拥有者的地位和声望。如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墓出土的几件特镈（图5），其中的一件高108厘米，重达139公斤！二是重视它的娱乐功能，使镈的音乐表现力大大提高，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编镈，从而既体现了王者的威仪，还可以更好的获得身心感官上的娱乐和享受。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首推山西太原金胜村赵卿墓编镈（图6）。这套编镈多达19件，是迄今所知一组编镈中数量最多的，也是这种乐器在历史上的顶峰之作。编镈铸造精良，纹饰细致，音质清脆悦耳，余音袅袅。测音结果表明，编镈音域宽广，达四个八度又一个纯四度，其最低音为小字组的g，最高音为小字五组的c，并在三个八度内可以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这在已知的编镈中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由于编镈结构方面的特点，导致它的发音余音很长。如果速度较快，很容易造成“混响”。尤其是随着使用编镈演奏旋律的实践增多，其余音“混响”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矛盾越来越突出。编镈终于从“赵卿墓”这一辉煌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自此之后，也就是从春秋晚期开始，镈逐渐走向衰落。
西周初期，甬钟——这位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诸方面含量最高的编钟成员，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甬钟最主要的形制特征是在舞面正中置一带锥度的柱状甬。关于甬钟的起源，学术界争议颇多。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编铙起源说，以马承源、方建军等学者为代表，主张西周甬钟是由殷商编铙（图7）发展而来；第二种大铙起源说，以高至喜、王子初等学者为代表，认为西周甬钟应是由南方大铙（图8）发展演变而来；第三种观点，笔者名之曰编铙改良说，以李纯一等学者为代表，认为西周甬钟是在继承殷商编铙的基础上，吸收南方大铙的某些因素而成。通过对以上诸家的研究分析，笔者认为中原西周甬钟的形成应该主要是以南方大铙为基础，又吸收殷商编铙的某些因素而成，可名之为大铙改良起源说。与殷商编铙相比，甬钟的甬上出现了旋，腔体上设置有枚，使其音响得到大大改善。钟腔内出现的调音锉磨凹槽，反映出人们在进一步改进编钟的音准和音色。编钟的体量急剧增大，其音量比殷商编铙要宏大得多，更能体现周初贵族的权威，也反映了周人对乐悬制度的重视程度。西周甬钟的典型例证当属晋侯苏编钟（图9）。这套编钟于1992年被盗掘出土于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8号墓，时代为西周早中期，共计16件。晋侯苏编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它们的形制特征，生动地展示了一条西周甬钟演变成形的典型轨迹。测音研究表明，其音列正如文献所载，周钟不用商音，于五声中仍只用宫、角、徵、羽四声。晋侯稣编钟仍是恪守不用商音这一准则的最好典范。
与镈相反，西周末期至春秋初期出现了一种较小型的编钟，其舞上设置环纽，与镈一样垂直悬挂演奏，这就是纽钟。纽钟在形制上比镈和甬钟都小很多，这样它的余音相对较短，旋律性能较佳，可以演奏较快的乐曲。从一些编纽钟的测音数据来看，它们的音域主要在g1～g4之间，非常适合演奏旋律声部。可以说，纽钟正是应春秋贵族追求音乐感官美的需要而产生的。纽钟的诞生与兴起，改变了“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的演奏形式，使编钟跨入了旋律乐器的行列，其娱人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目前，最早的纽钟应为山西闻喜上郭村210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图10），其时代约为西周末期。
春秋晚期以后，周室王权日渐衰微，各个诸侯国大肆僭越乐悬制度，编钟数量剧增。如春秋晚期的王孙诰编钟，已达一套26件（图11）。而编钟的顶峰之作，当属战国初期的曾侯乙编钟，其规模达到一套8组65件之多，其中甬钟45件，纽钟19件，镈1件。其中最大的一件甬钟高152厘米，重达203公斤！曾侯乙编钟是青铜文化的顶峰杰作，是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宝。曾侯乙编钟的钟架最长达7.48米，最高达2.73米，整架编钟重达4.5吨，气势恢宏！在迄今出土的先秦编钟中，唯它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制作最精，音域最广，保存最好。曾侯乙编钟无愧于“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誉（图12）。
秦始皇横扫六国，青铜时代随之终结，作为先秦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青铜乐器——编钟也随之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建筑遗址的乐府钟，是目前唯一一件秦代编钟的标本（图13）。汉代编钟屡有出土，如山东章丘洛庄编钟（图14）、山东淄博稷山鎏金编甬钟等等。但较之周代，这时的编钟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工艺上，已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文献记载，魏晋以至隋唐时期多有功成作乐之举，并推行了以编钟为核心的乐悬制度，但是目前还没有实物出土。至宋代，当时的宫廷音乐机构大晟府铸造了著名的大晟钟（图15）。据记载，大晟钟总数为12套，每套28件，总计336件。但留传下来的却很少，目前海内外的大晟钟约有25件。作为一套仿周代宋公成钟的复古产物，大晟钟与先秦乐钟相比形似而神不似。元代编钟也是拙劣的模仿品，工艺粗糙。明清时期的编钟与宋元一样，同为复古的产物。清代的编钟以追求奢侈豪华为其最大特点。这时纽钟的钟体已经是圆形，而非先秦的合瓦形。测音结果表明，清代编钟已是五音不调。可见，这时的编钟形神俱伪，只是一种华丽的礼仪乐器（图16）。先秦编钟的铸造和调音方法已如东流之水，一去不复返了。
二、编钟的地位、铸造与音乐性能
（一）、编钟的地位
编钟的地位高贵，是古代等级、权力以及宗庙的象征，这是其它任何古代乐器所不具备的。
西周时期，当时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十分严密的封诸侯、建国家的礼乐制度。西周统治者赋予钟、磬类大型编悬乐器以深刻的政治内涵，形成了以编钟为核心的乐悬制度，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当时的乐悬制度，不同等级的贵族在乐悬种类的配置方面享有不同的待遇。如当时的卿、大夫只能使用甬钟、纽钟、编磬的乐悬配置；而编钟中的礼乐重器——镈，只能为天子和三公所享用。根据文献记载，周代以往，历朝历代均推行过乐悬制度，编钟成为极少数高官显贵身份地位的象征。
周代的一些青铜礼器上常常自铭“彝”、“尊彝”等。《左传·襄公十九年》载：“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杜预注：“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可见，编钟也是一种象征宗庙的礼乐重器，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因此《左传·昭公十五年》中说：“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而在灭亡一个国家时，也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孟子·梁惠王》）或“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国语·周语》）以及“阖闾伐楚，破九龙之钟”（《淮南子》）等。
此外，编钟为青铜铸制。铜在周代称为“金”，非常昂贵。《尚书·吕刑篇》载：穆王时期，当时的贵族犯了死罪，只要出6000两（一两约合今四钱多，共约120千克）铜，就能平安无事。有的小诸侯国为了铸造一套编钟，把国库都造空了。编钟这种高贵的地位与其高昂的材质，应该不无关系。
（二）、编钟的铸造
编钟的铸造过程复杂，制作工艺精美，科技含量最高，其他任何古代乐器均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第一、铸造过程
编钟的铸造非常复杂。它的制作并非如一些学者所猜想的是用失蜡法铸造而成，而是由多块陶范合铸的。编钟的铸造工期很长，需要经过造型、浇铸和铸后加工等几个环节。造型，包括塑样、制模、作范、装配铸型。从每件编钟的陶范来看，其制作工艺非常考究，纹饰繁缛细密，堪称经典（图17）。纽钟的铸型由双面陶范和泥芯（即内范）构成。甬钟的铸型比较复杂，一件钟的铸型需用136块范、芯组成。甬钟铸型分甬部和钟体两大部分，各部分又由泥芯、外范组成。甬部及钟体外范系由各局部分范和纹饰分范组成。相同形态的局部分范和纹饰分范系用同一的陶范翻制，保证了它们的统一和规格。如每钟的枚范36副，均由一个枚模翻制。钟体周缘、舞部、篆带、鼓部、甬部花纹分范均按此法形成。可见，从每块陶范的塑样，到100余件陶范的尺寸设计，到整体的组装，再到浇铸等环节，都是古代乐师和工匠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编钟在铸造成型之后，还需要经过最后的一道工序——磨砺加工。钟体表面细腻的磨砺相当现在铸件处理中的“清砂”，使钟体更加美观。而更多的磨砺是为了钟的调音。“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周礼·考工记》）磨砺改变了钟壁的厚度比例，有效地改变了它的频率。在调音时，不仅重视钟体的对称性、频率的准确性，也顾及了音色的良莠。钟内腔调音锉磨的手法成熟，其规律是：两铣内角为光滑的凹槽；正鼓部内也有凹槽，但比铣角处的槽浅；侧鼓部内约从枚、篆底缘逐渐宽厚，直至钟口的凸带上，被磨成与钟腔弧度适合的凹槽（图18）。
第二、铸造工艺
编钟作为一种礼乐重器，装饰华丽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可以说，每一件编钟都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以曾侯乙编钟为例，整架编钟呈曲尺形，庄严稳重；武士托顶，威武雄壮；三层八组，气势磅礴；黑地红饰的横梁彩绘，闪闪发光的错金铭文，栩栩如生的青铜武士，蟠龙舞凤的钟体纹饰，镂空花鸟的横梁铜套，构思奇巧的大钟甬和衡上的铸镶红铜纹饰，富丽堂皇的铜人座上的错嵌宝石，汇集了塑、雕、刻、镂、髹（漆）、画、嵌、错等多种技法于一炉，综先秦工艺、美术之大成于一体；难能可贵的是，它更在优秀的传统之上刻意求新，堪称古代工艺美术园地里的一枝奇葩。
第三、编钟的科技含量
大量编钟，尤其是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与研究表明，我国先秦时期的乐师和工匠在音乐声学和乐器制造方面已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高度的工艺技能。他们在一钟双音构想的实施、音律的设计、钟体几何尺寸与发音机理的掌握、音频的测算与调试、合金的配比及音色的选定等等方面，均达到了无可比拟的地步，远远超过了《考工记》中“凫氏为钟”的水平，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一钟二音”构想的实施和应用，是古代乐师一项辉煌的科学发明，是其最显赫的科学成就。所谓“一钟二音”就是在一件编钟上面可以发出两个乐音，一个是在正鼓部，另一个在侧鼓部，一般呈三度关系。这一现象，黄翔鹏等音乐学家在考察西周钟时已经发现；然而唯有曾侯乙编钟出土后，以其明确无误的标音铭文，才得以使学术界普遍确认。古代乐师用一钟双音来构成半音阶不但是一个十分精密的铸造技术工程，更是一个极为先进的声学首创。
编钟的化学成分比例，对音色起着重大的作用。经多次实验表明，含锡量低于13％时，音色单调、刺耳；含锡量在13～16％时，音色丰满、悦耳；曾侯乙编钟的含锡量约为14.3％。这说明在合金的配比及音色的选定方面，当时的乐师已经有了精深的造诣。
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曾如是说：“曾侯钟及其排列方法、命名系统和调律都显示出‘结构’上的成熟；复杂的律制与高超的工艺都超过了我们迄今对古代音乐世界一切东西的猜想。”
（三）、编钟的音乐性能
在音乐性能方面，较之其他古代乐器，地位高贵、铸造精美的编钟也毫不逊色。
从早期编钟来看，其功能并不是用来演奏完整的旋律，而主要是用以加强节奏，烘托气氛，目的使参加典礼者受到伦理教育的感化。诚如《国语·周语》中所说“钟不过以动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从西周初期出现3件一组的甬钟起，至西周中晚期，编钟发展到8件一组，甚至16件两组一套，其音列多为五声缺商，一般不出宫、角、徵、羽四声(即仅有do、mi、sol、la四音)。正如《礼记·乐记》所载：“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春秋初期，编钟开始突破禁用商音的准则。一些编钟的音列已经可以构成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如山东临沂凤凰岭编镈，其第一组最后一件与第二组（5件）的音列就差两音（徵曾、宫曾）即构成完整的半音阶，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到了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更是将编钟的音乐表现力推至无以复加的高度。曾侯乙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完整、音高较准确。其音响构成倍低、低、中、高四个色彩区。其音域从大字组的C至小字四组的d，共五个八度又一个大二度，是古代乐器中音域最宽的，令人惊叹不已！各层钟的基本骨干音可以构成七声音阶，可以演奏七声音阶结构的任何现代乐曲。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曾侯乙编钟可以在小字组的ｇ至小字三组的c之间构成完整的半音阶序列，也就是说十二个半音齐全。完全可以演奏采用和声、复调及转调手法写成的现代乐曲。2400多年以前的编钟竟然有如此之宽的音域，有如此之高的音乐表现力，不能不说是中国乐器史上的一大奇迹！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指出：半音阶在欧洲16世纪问世的大键琴上出现时仅有四个八度的音域，在18世纪初问世的钢琴上出现时仅有五个八度。直到近代，钢琴音域才增加到七个半八度。由此可见，当时的编钟在声学、律学上的成就，的确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E·G·麦克伦高度赞誉曾侯乙编钟：“现今中国人知道了他们的祖先在公元前5世纪时在音乐方面已达到了如何惊人的高度，而且我们的世界教导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无法与这一成就相比的。”
综上所述，在我国古代的乐器中，编钟是地位最为高贵，规模最为庞大，制作最为复杂，科技含量最高，音域最为宽广的，我国没有任何一种古代乐器可与之相比美。对于编钟而言，“中国古代乐器之王”的美誉应该当之无愧。今天，编钟——这一古老而神秘的华夏乐器，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音乐文化遗产，由于其蕴含的高科技、高文化以及高艺术，越来越受到社会及世界的注目。200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共同研制的“中华和钟”一套108件（图19），奏响了千禧之岁新世纪的和谐之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音乐舞台上，编钟将成为传播华夏艺术、弘扬中国辉煌的民族音乐文化的光荣使者而散发出璀璨耀眼的光芒！
主要参考文献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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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黄翔鹏、王子初：《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大象出版社1996～2007年版。
《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王清雷：《从山东音乐考古发现看西周乐悬制度的演变》，《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章丘洛庄编钟刍议》，《文物》2005年第1期；《山东地区两周编钟的初步研究》，《文物》2006年第12期；《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